最初的几次谈判·第二
作者：沃尔特·G．赫姆斯·美国
出自————《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
出自————《战争通史》
尽管联合国愿意通过谈判结束朝鲜冲突，但在1951年暮春，以朝鲜的统一、民主、独立为基础的和平解决的前景似乎是暗淡的。1951年的头几个月，对于解决朝鲜的冲突，联合国作过努力，但北平的中国政府未加置理，后来也未见它表示出要讨论停止敌对的倾向，除非按它的条件才可进行谈判。因为北平的条件是联合国部队撤离朝鲜；台湾回归红色中国；中共的代表要占据联合国的席位，所以美国很少可能接受这种条件。面临这种僵局，联合国军司令部最有效的武器莫过于忍耐和继续施加军事压力。
一、初步的安排
击退共产党的5月进攻之后，许多联合国观察家乐观地认为，共产党现在可能已经认识到继续进行战争，在人员伤亡、装备损耗方面代价过高，所以可能接受谈判。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在6月初提出了另一个和平建议，联合国的外交人员使建议具有一定的形式，使之适合共产党的口味。
6月22日联合国的苏联代表在电台上的演说是共产党政变立场的第一个信号。苏联外交部副部长马立克在联合国的“和平代价”电台节目上发表讲话说，苏联人民相信朝鲜问题能够得到和平解决。他建议，作为第一步，各交战国应开始讨论停火和停战的可能性，从而各自从三八线撤军。如果双方都有在朝鲜结束战争的诚意，他感到为和平所付的这个代价并不太大。几天之后，虽然北平政府表示赞成马立克的建议，但要注意，它仍然没有放弃把自己的条件强加于人的企图。然而尽管中共提出警告，联合国对苏联建议的反映还是谨慎中带着嘉许的态度，愿意谈判就是一个受欢迎的迹象，但需要进一步澄清进行和谈的细节以及拟定共产党人愿意接受的谈判程序。
这件事情费时不久。27日，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通知美国驻莫斯科大使艾伦·G．柯克说，停战谈判应在战场司令官之间进行，谈判内容应严格限定于军事问题，而不涉及政治和领土问题。与此同时，国务卿艾奇逊出席了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会议，表示支持所讨论的外援法案，顺便谈到如果共产党撤到三八线之后，并充分保证不再进行新的侵略，则美国在朝鲜所要达到的军事目的已经满足。我们颇有兴趣地注意到谈判开始后，双方都迅速利用所报导的对方声明进行讨价还价。关于联合国军司令部发起进行停战谈判是否具有权威的疑问迅速被联合国法律顾问亚伯拉罕·费勒所排除。他通知联合国秘书长说，只要谈判限于军事问题，并把谈判结果向安全理事会报告，那末美国不必得到联合国的进一步授权，就有权签订停战协定。
由于联合国同意美国领导与共产党的谈判，李奇微将军向朝鲜共方的总司令提出了此事。6月30日，李奇微通过电台广播说，他愿意确定第一次会而的日期，并向共方领导人建议，元山港的一艘丹麦医疗船是会面的适宜地点。
同日，李奇微听取了有关美国与共方停战谈判中总的政策和目的的意见。这方面的指示和意见成了美国谈判中所持立场的要点。
美国的主要军事利益是停止对抗，保证不再爆发战斗和保障联合国部队的安全。美国政治军事领导人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人并不想对朝鲜问题谋求长远的政治解决，所以劝告李奇微主要应达成一项美国在相当期间可以接受的军事协定。美国政治军事领导人对远东战场的司令官作了严格的限制，要他小心不要涉及政治，不仅不要提到台湾的意向以及共产党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而且也不要提到三八线，这些问题需要在政治谈判时加以考虑。
美国领导人认为为了灵活地与共产党人打交道，美国谈判人员若采取主动立场更加有利，但必须注意美国所能接受的最后立场应该亮出来。美国领导人不愿意被人指责在谈判中不守信用。
至于在具体细节方面，美国领导人认为应当建立一个双方代表人数相等的停战委员会。此委员会应拥有自主权，可以不受限制地巡视全朝鲜并有权保证实施停战的条件。停战委员会准备就绪之后，停战才能有效。还要按当时停战时的所占阵地为基础，在战场上建立20英里宽的非军事区。停战后不得再增加援军和运进物资装备，除非是在一对一基础上的轮换或替代。关于战俘问题，应尽速在同等的基础上以一对一进行交换。与此同时，应当允许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访问战俘营，尽其所能进行帮助，直到所有安排都已就绪为止。
李奇微将军接到上述指示以后，就把详细计划的准备和谈判的实际安排的责任交给了以赖特准将为首的联合战略计划与作战组。李奇微与这个组密切合作，起草了工作日程，连同他选定的出席谈判会议的代表名单，于7月1日一起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作了报告。他选定远东海军司令C．特纳·乔伊中将为代表团团长，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太平洋战场的老兵。协助乔伊的各代表是：第8集团军副参谋长亨利·I．霍迪斯少将，他曾在欧洲战场上指挥过一个团；远东空军副司令劳伦斯·C．克雷吉少将，他曾在北非指挥过一个航空联队；远东海军副参谋长阿尔林·A．伯克少将，人们称他为“31节”伯克，因为他在太平洋战争中常命令驱逐舰以最高速度行驶，还有朝鲜第1军军长白顺裕，他是一个年轻而能干的作战指挥官。
李奇微还告知参谋长联席会议，他准备再给共产党发个电报，共产党对他电台广播的讯息，尚未作出回答。他在广播中建议联络军官在元山机场或在汉城、开城的公路主线上进行初步会晤。具体时间、地点由联络军官进行安排，会议日程待主要代表会晤后再定。在李奇微发出第二次信息之前，共产党人通过广播作了回答，他们惯常的做法是决不全部接受建议。建议代表在7月10日至15日之间于开城会晤，开城位于三八线以南，在汉城西北的35英里处。联合国军司令对于在开城会晤是满意的，不过共产党认为谈判期间战事应当停止，他对于这一点有些惴惴不安。他要告诉共方，在签订停战协定之前，将不停止对抗。此外他想要求对方提前会晤，以便立即开始谈判。
美国领导人对上述要求怕产生宣传上的影响，他们对此很敏感，不同意联合国军司令部将自己沦为请求者的地位。“我们不要表现出急切地要求提前会晤的日期”，他们告诉李奇微说，美国领导人对于李奇微的其他建议都同意，并告诉他如要提到中国司令彭德怀，应称他为驻朝鲜中国军队指挥将军，而不要称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中国人愿意这样称呼)。7月4日，金日成、彭德怀同意联络军官于7月8日初步会晤。
虽然共产党人似乎愿意进行谈判，但从前线来的报告表明，他们正集结部队和供应物资拟于7月中旬发动另一次进攻。空中侦察发现汽车、火车不断向南运输，这一点使李奇微怀疑共产党是否有诚意进行停战谈判。面对敌人集结部队和增加装备的形势，李奇微为加强联合国军士气，他建议延迟在战场部署战斗轰炸机联队的原定日期，选择更为有利的时机进行。但是美国领导人考虑到原部署在宣传上的影响，告诉李奇微说，现在延期部署战斗轰炸机联队只能削弱联合国军的态势。
7月6日，李奇微向他的代表交待了对于未来谈判的个人观点。毫不调和地反对共产主义立场是美国的前提，代表们在停战谈判的会议上要从实力出发，不可软弱。另一方面，他也承认，耐心很重要，因为长篇的经常的宣传性发言是在所难免的。他结论说最聪明的办法是不理睬他们。如有机会能离间共产党中国和苏联集团的关系，或在他们之间加剧紧张的关系，只要不涉及政治，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应争取利用这种机会。
将军继续说，与东方人打交道，要非常小心不要让他们“失面子”。对东方人来说，从当前态势下下台阶，需要一条“金桥”，这一点非常重要。考虑到语言上可能发生一些困难，英文、中文、朝文的译文均需使用，要小心不要因为由于翻译不准确而发生基本的持续性误解。
李奇微结论时指出，如果谈判代表们能成功而熟练地运用谈判技巧，使共产党人在朝鲜军事上遭受失败，那末“历史上将记载共产党在朝鲜的军事侵略已达到高峰，从此共产党在亚洲就要衰落了。”
李奇微将军为加强对谈判代表团各军方代表的支持，意图将约翰．J．穆西奥大使和美国政治顾问威廉·J．西博尔德留在汶山，该处在汉城以北20余公里，在那里为联合国谈判代表建有帐篷，但是在华盛顿的军方领导人对此建议反映强烈，说这两位著名的外交家将进行政治指导，这样一来会给共产党这样的印象，似乎谈判可以超越军事阶段，而且西博尔德与日本事务和建议中的和平条约有联系，而军方很不愿意把即将举行的日本和约谈判与停战谈判相联系。结果，李奇微要求西博尔德返回东京，穆西奥仍留在汉城。
在停战谈判开始之前，美国领导人决定对李奇微作出新的指示。通知李奇微，他作为联合国军司令的任务，就是要使敌人遭受最大的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并要保持在他指挥下的部队的安全。他的主要目标是为消除敌对行动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为支持这样一个目标，适当的安排是把三八线以南地区全部归大韩民国管辖，非朝鲜部队逐步分阶段撤退，容许大韩民国建立起军事力量以威慑或击退北朝鲜的进一步侵略。规定李奇微可以进行陆地、两栖、空中、空降和海上作战，以支持其完成谈判任务，保证其指挥区域的安全，或者还可对敌人进行骚扰。不过对上述行动也作了某些限制，例如对共产党中国、苏联，沿鸭绿江水电设施或接近苏联边界的罗津地区不经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不得进行海上或空中作战。也不得在靠近苏联边界12英里之内进行轰炸。一旦苏联介入战争，联合国军司令就应进行战略防御并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准备把联合国军部队暂时撤往日本。
李奇微作为远东美军总司令，他还负有某些美国自身的责任，如以海上和空中作战保卫台湾和澎湖列岛，在苏联进攻的情况下还需保卫日本。对于李奇微若进攻中国或苏联的领土也作了限制，只有总统才有权下令对集结在中国大陆的部队进行预防性的作战行动。
上述指示是对于李奇微有关谈判问题指示的补充，两者在一起构成了李奇微近期行动的轮廓范围。华盛顿领导人规定的这些限制是需要取消还是严加遵守，这显然要看共产党人在谈判中如何表现而定了。
二、互不相让
7月8日，联合国军司令部联络军官，在美国空军上校安德鲁·J．金西率领之下，从汶山乘直升机出发，飞到开城降落，共产党人迎接了他们并陪同他们到达会议桌旁进行第一次会议。共产党代表还没有来得及行动，联合国军司令部联络军官就走进会议室面朝南坐下，这在对方谈判代表中引起了骚动，因为按照传统在和平谈判中往往战胜国朝南坐，战败国朝北坐。两天以后，主要代表团开会时，未有机会重现这种情形，在其他几轮会谈中，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是被安排朝北就座的。
开始的会谈是一本正经的，丝毫没有客气和亲切感。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拒绝了对方提供的茶点，迅速排除一切寒暄问候。在第一回合接谈中，金西提交了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名单并要求共产党也提出一份名单，但是敌人要先看一看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名单之后，才亮出他们所选好的名单。他们建议休会3小时，以便从他们上级那里领受指示。
此时，为我们联络组提供了食物，饮料和香烟，但我们拒绝了，金西派人乘直升机拿取他们带来的午餐。
休会后，共产党人宣布了代表团名单，团长是朝鲜人民军南日中将。第一次会议拟于7月10日在开城举行，共产党从开城以东约6英里的板门店哨所起要清扫道路。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的车辆要悬挂白旗，共产党保证联合国军司令部人员在途中和会议地点的安全，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成员除代表本身之外，均需佩戴臂章，以资识别。金西通知共方，运输车队，只要悬挂白旗，并把时间和路线通知联合国军司令部，就不会遭受攻击。金西后来报告说，对此共方采取了合作的态度。
挂有大白旗的联合国军代表团的车队于10日早晨在板门店哨所停了下来，共产党人要为安全措施进行“准备”。当车队到达开城时，这“准备”的性质就清楚了。有3辆车满载着服装整齐的共方军官大摇大摆地排在车队前面，摆出胜利者的样子通过开城，共方的摄影人员对这支游行队伍进行了大量摄影。
车队在开城郊外小山突出部的一座花岗岩大楼前停了下来。这是给联合国军代表团预备的休息和开会商量问题的场所。但由于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军官怀疑共产党在这里装有窃听器，所以在屋里很少进行认真的交谈。在那里停了一会儿，代表们顺路而下来到会议地点。
战争前，这座被共产党选为会场的茶馆，原是一家时髦的餐馆，有音乐茶座和舞女。现在它弹痕累累，有的部分已被破坏。当代表们被引进内院进入会议室时，见到处处是荷枪实弹的共产党卫兵。
南日将军坐在一把高椅上，面朝南，而给乔伊将军在会议桌对面就坐的是一把矮椅子。在座位问题上，共产党也要占便宜，他们就是在小问题上也决不占下风。联合国军代表团在会议桌前面安放了插在铜座上的一面小旗，当天下午开会时，共产党也放了一面旗，插旗的座子更大，以此作为对策。
代表们在衣着上的对比颇明显。我们除白将军穿着工作服之外，都穿着舒适漂亮的棕黄色夏装。中国人穿着普通的单调军服，不佩带军衔。但北朝鲜人却穿着高领军服，肩章领章齐全，脚蹬高筒皮靴，他们是衣着的冠军。
共产党代表团的领导人南日将军，除了他那整洁和标准的军人仪态之外，还具有另外的品格，虽然他只有30多岁，他已是北韩陆军的参谋长，也是北朝鲜的副总理。他在满洲受过教育，能讲汉语、俄语和朝语。
会议桌上作为南日助手的是北朝鲜陆军情报部长李相朝，原来当过商业部副部长。少将郑平生是北朝鲜第1军的参谋长，是后来才增加到共产党的代表团中去的。中将邓华是中共第15兵团司令，他1929年参加共产党，经历了长征。少将解方，原是中国东北军的宣传部长，据报导他在1936年绑架蒋介石事件中起过重要作用。在大多数情况下，共产党代表既有政治又有军事经验，这一点上，两个代表团不一样，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成员都是职业军人。
乔伊上将在开幕词中抵制了对方的这种政治优势。他非常直率地说，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只打算讨论有关朝鲜的军事问题，而决不考虑政治和经济问题。他继续说，只有在达成停战协定以后，停战委员会成立并发挥职能时，敌对行动才停止。然后他提出了联合国军司令草拟的九点议程：1．通过议程；2．准许国际红十字会代表访问战俘营，并明确访问地区；3．讨论仅限于有关朝鲜的军事问题；4．只有在保证朝鲜境内的武装部队不重新爆发敌对活动的条件下才停止敌对活动；5．讨论横贯朝鲜的非军事区协议；6．停战委员会的组成，权力和职责；7．在停战委员会下面工作的军事观察小组的视察原则；8．军事观察小组的组成和职责；9．有关战俘问题的协定。
然后南日阐述共产党的立场。基本而言，他的主张是恢复老样子，双方都撤回三八线，所有外国军队都撤出朝鲜。他建议立即停火并沿着三八线建立20公里宽的非军事区。这些工作都做完，才可以讨论战俘问题。中国代表邓华全部赞同南日的建议。
不过乔伊上将此时拒绝进入实质性的讨论，要求共产党提出议事日程。乔伊指出上述南日将军的建议是政治性问题，不属于谈判范围之内。
中午休会以后，共产党对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的信使在会议区域的自由行动进行限制，这一点引起了乔伊将军的抗议。他还提出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要随带20名新闻、摄影记者进入会议区域，因为共产党的摄影记者可以充分自由地进入会议区域。南日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似乎同意双方派出均等的新闻、摄影记者报导会议情况，但是对于联合国人员自由行动问题却进行推诿搪塞。他辩解说对行动加以限制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安全。关于新闻记者问题，他将与他的上司金日成进行联系。
在共产党提出会议日程的建议时，南日遵循了他们“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这样一个古老的格言。他攻击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提出的日程计划太长也太啰嗦。他认为由于国际红十字会代表访问战俘营一事与整个战俘问题有关，所以当考虑总的战俘问题时，才应当讨论访问战俘营问题。联合国军方面提出的第三条是把讨论仅限制在朝鲜的军事问题，南日认为这一条没有什么必要，因为会议本身就是一个仅讨论军事问题的会议。至于第四条，第五条，关于停止敌对行动和建立非军事区问题，他认为不够具体，应当陈述清楚，然后包括在后面三条中的关于停战委员会和视察小组的补充性问题才能得以解决。最后讨论的问题是战俘。南日结论时说共产党提出的较为简短的五点日程计划更为合适并应按如下正确的次序进行讨论：1．通过日程；2．规定三八线为双方之间的军事分界线，作为在朝鲜停止敌对行动的基本条件是建立非军事区；3．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武装部队；4．实现朝鲜停战停火的具体协议；5．有关停战以后战俘问题的协定。
如果接受这个日程，那就等于一开始就解决了三八线的问题和撤出外国军队的问题，所以乔伊上将拒绝讨论任何具体的军事分界线问题，至于撤出外国军队问题，乔伊上将重申这是个政治性的实质问题，只能在达成停战协议以后才可讨论。他说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会议议程，而接下去可以讨论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提出的第四、第五个问题，即停止敌对行动和有关非军事区的协定问题。
首次会晤结束，共产党在停战谈判中的初步目标似已清楚，即他们要回到三八线，从朝鲜撤除外国军队。一旦达成上述目标，军事均势转变成对他们有利时，他们就有可能按自己的步子和爱好来进行其余的谈判了。
Battle of the Agenda
7月10日晚上，在汶山的联合国新闻记者对于停战谈判要花费多长时间，大家打赌。“悲观主义者”猜测需要6个星期。但是结果证明，仅仅达成一个一致的会议议程就花了半个月。
11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每一方都为自己提出的议程辩护，而攻击对方的提案。乔伊上将企图将国际红十字会访问战俘营一事作为人道主义措施迫使对方接受。但是南日迅速抓住这个论点用以反对联合国军司令部，他说既然这个会议是讨论军事问题的会议，而不是人道主义，他看不出会议日程与人道主义有什么关系。只要联合国军司令部坚持不讨论军事问题，共产党就是得了一分。
议程上别的议题也毫无进展。对于共产党三八线的主张，乔伊上将回答说：“联合国军司令部对于想象中横贯朝鲜的什么线完全不感兴趣，那一类线对于当前军事态势没有什么军事意义。”
乔伊对车辆的行动受到限制进行了抗议，南日回答时同意标志适宜的车辆可以自由行动，只要共方联络军官事先得到通知。他拒绝联合国新闻记者立即采访会议。由于李奇微以为新闻记者将被容许采访整个会议，所以已经把他集合在汶山了，因此乔伊对共方拒绝联合国记者采访一事坚决不同意。他通知南日说，他们回来时将与新闻记者一起来，不然就压根儿不回来了。这一坚定的立场使共产党大为惊讶，他们要就是接受新闻记者，要就是延迟谈判——他们肩上背起了沉重的包袱。第二天早晨联络军官在板门店会晤时，共产党仍然坚持，可能他们想看看联合国军司令部是否虚张声势。但无论怎样，联合国军司令部通知敌人载有新闻记者的车队将于9点到达板门店。如果不让新闻记者通过，整个车队就将退回波山。
以坚决对坚决，共产党阻止了车队，不让新闻记者进入会议地区，于是整个车队返回了基地营地。两天后，在联络军官会议上，与共产党辩论，他们要求联合国军代表团恢复谈判，而后者则坚决拒绝，除非有新闻记者陪同。
1. The Kaesong Conference Site, 1 July 1951
在这个问题上李奇微在华盛顿的上级完全支持他，也支持他坚持在停战谈判中得到互惠待遇。联合国方面感到为了保证互惠待遇，开城地区应当完全非军事化，而在开城－汶山公路上应当撤除武装警卫。
7月15日，共产党决定让步，而第三次全会安排在下午举行。联合国代表团在20名新闻记者陪同下回到了开城，而且催促共方答应在沿途和会议地区给予平等待遇。乔伊上将争辩说在开城周围5英里之内应撤除武装人员，并进一步要求板门店和会场地区车辆应能自由行动而不必事先通知共方。共产党在原则上同意这个要求，建议这个问题由联络军官进行讨论。
由于共产党已经同意联合国军司令部提出的不在会议上讨论非军事问题，所以乔伊同意从联合国军提出的议程上取消第三个问题。至于国际红十字会代表访问战俘营问题，乔伊通知敌人，说可以在讨论战俘问题时再行考虑。这样在第三次会议上，联合国军司令部提出的九点议程计划取消了两点。但是共产党坚持三八线问题，并无让步迹象。
停战谈判的幕后，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参谋人员紧张地工作着，想从敌人谈判的僵硬态度中寻找缝隙。每天晚上都要有二、三个参谋预测第二天会议的情形，为会议准备采取某种立场所需的文件，其他代表团成员就加以分析研究。经过数小时的严格检验，把文件压缩提炼出实质性的东西之后，才被认为已经准备好，可以向共产党提出来了。要进行长时间的探索检验，还要辅之以非正式的讨论。这在谈判进行之中成了准备工作的一种程式，曾一再使用。
7月15日第四次会议时，共产党的立场第一次有了转变。当时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重新修正了议程，把它浓缩成四条：1．通过议程；2．建立非军事区作为在朝鲜停止敌对行动的基本条件；3．具体安排停火停战，避免在朝鲜重新爆发武装部队的敌对行动而危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a．停战委员会的组成、权力和职责等；b．军事观察小组的组成、权力和职责等；4．关于战俘问题的安排。
共产党经过两个小时的休会进行研究后，第一次真正作了让步。他们虽然在实质性讨论中坚持关于三八线问题的意图，但对于第二个议题的一般性提法是接受的。他们也同意认为第三个议题有改进，将作进一步研究。分歧的领域有所缩小，但撤退外国军队一事仍然是最大障碍，这一点已很显然。
第二天，共产党应用了一种谈判策略，他们总是等着诱使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先发言，这样共方能抓住机会好像可以做出某种让步，这种做法很快就成了他们的准则。当乔伊上将解释了军事停战委员会和观察小组的职责以后，南日将军宣称联合国军司令部提的第三项议程过于具体。他建议应当更简短些，原则些，在18日的第六次会议上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接受了这一建议。大家同意了联合国军司令部提出的一、二、三、四项议程之后，正准备进入实质性讨论之际，共产党继续坚持将撤出外国军队一事列入议程。
尽管在这个问题上联合国军司令部采取了坚定立场，南日在下一次会议上又以讽刺的口吻攻击说：“战争不是旅行，部队并不是旅行者。如果停火命令已下，停战已经实现，但外国军队仍留驻原地，显然这意图不可能是让他们欣赏朝鲜的美景吧……”南日可能从来见到过美国的征兵宣传画，他的发言并没有给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留下多少印象。
国务卿艾奇逊于19日对报界发表了一个强硬的声明，支持联合国军司令部的立场。声明清楚指出联合国军部队将留驻朝鲜，直到巩固地实现了真正和平为止。艾奇逊坚持他的立场说，朝鲜的邻国都知道，联合国军对他们并无威胁，“作为联合国最后解决朝鲜问题计划的一部分，外国军队从前撤出过朝鲜，但共产党对这种努力进行挑战，竟对大韩民国发动了侵略。如果重演这种勾当，朝鲜人民肯定不会答应。”艾奇逊作了上述结论。李奇微对于艾奇逊发表声明的时机及其内容都感到满意，并感到这对谈判是有利的。
19日会议结束时，乔伊问李奇微是否停止对话，等共产党提出新建议以后再谈。但是联合国军司令不愿意用这种办法，他要把谈判破裂的责任加到共产党身上。可是他建议对于共产党近来在会议上表现的粗鲁的不礼貌行为应采取较为强硬的态度，在将来，如对方同样挑衅，应以“简短、生硬、有力的语言回答，只要乔伊说得出，就尽管粗鲁。”
认识到撤退外国军队问题可能使会议搁浅，甚至导致与共产党的谈判破裂，所以华盛顿领导人建议可以试验一下采取稍为不同的做法。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可以把议程范围放宽，让共产党单方面去讨论而联合国军司令部可以不承担任何义务。如果这一点不成，李奇微可以同意在将来讨论相互减少军队的问题。当然华盛顿领导人倾向于第一种解决办法。
7月20日，自然气候不好，中间发生了一段插曲。板门店河水暴涨，冲毁了桥梁，联合国军代表团无法过河。我们一个翻译，中尉肯尼思·吴，徒步跑到板门店的岗哨处，把消息告诉共产党。虽然桥在第二天修好了，但在谈判的思想上，双方并未接近一步。会议结束时，共产党又另外想出了一个花招。他们要求休会4天以便双方重新考虑问题。联合国军代表团虽不愿意，但也同意了。
25日会议重新举行时，共产党最后企图将撤退外国军队问题放在议程上。但联合国军司令部谈判代表坚持不同意。在下午的会议上，共产党突然同意不再将外国军队撤退问题列入议程。但又建议要加上第五个议题——向双方有关国家推荐撤出外国军队的方案。他们宣布，准备向政府建议召开高一级会议，以便在停战协定签署之后，考虑迅速分阶段撤出外国军队。虽然这个建议比较模糊，乔伊上将觉得这是共产党愿意进入实质性讨论的一种表示。乔伊报告说南日在会上表现得更为紧张和胆怯，中国代表似乎起着更为积极的作用。至于让步本身，乔伊相信那是共产党用第五项新议程来换取外国军队撤退问题上的让步，是一种顾全面子的办法。
华盛顿同意了共产党的新建议，议程问题就算讨论完毕，而第一项议程也就结束。第二项议程是在双方之间划定一条军事分界线，以便作为在朝鲜停止敌对行动的一项基本考虑——建立非军事区。这一点与联合国的立场大致吻合，而我们避免提起三八线。共产党坚持要缩短简化联合国提出的有关停火的安排以及反映其工作的第三项议程——实现停火停战的具体安排，包括执行停火停战条款的监督组织的组成、权力和职责。对于第四项议程——有关战俘问题，以及第五项议程，共产党并未提出什么干扰性的意见。这个议程的争论焦点是撤出外国军队问题以及国际红十字会代表访问战俘营问题。这些问题在唇枪舌战中好象已受皮肉之伤，在今后实质性讨论中还要出现。
三、前线的反应
随着初步谈判，战场上作战的节奏已有所松弛。早日结束战斗的前景，使联合国军的指挥官们和部队更加急切地避免不必要的人员伤亡。不过小规模的有限目的进攻仍然进行，经常派出巡逻哨以侦察敌人的活动状况，并防止联合国部队失去战斗优势。
李奇微将军深知一旦停战，部队士气可能瓦解，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是亲眼见到了士兵的表现的。李奇微预见到了停战谈判可能产生相同的情形，他于7月4日把他的观点告知了范弗里特。有些词句如“让士兵回家”、“厌战的部队”等又在使用了。按李奇微的思想方法，他认为对于自由世界而言，“其悲剧之大”莫过于重演上次大战结束时美国部队的不光彩行为了。李奇微继续说道，要预见到可能故态复萌，要求范弗里特采取措施，以判断力和常识来消灭不利态势的发展。他建议制定一个教育计划，有针对性地提出在朝鲜常备不懈是“绝对必需”，直到所有各方“最后”同意满意的和平条件为止。李奇微认识到有些人可能不同意他的做法。但是他坚持说，如果这是“思想控制”的话，那末他赞成这种控制。不然的话，美国就要“懦怯地投降”。李奇微给上级也发出了同样的信函，上级回话向他保证，一旦停战协定签订，在国内类似的松懈态度，也将予以反对。
7月中旬敌人的一次进攻虽然失败了，但是情报说明，共产党正在发挥其潜在能力，如果一旦谈判破裂，他们有能力发动一次进攻。李奇微指示其空、海军指挥官们，最大限度地利用空中力量来遮断公路、铁路运输，对朝鲜境内的敌人进行惩罚。应范弗里特的请求，李奇微把弹药供应量调集到足够使用45天的水平。所以第8集团军已准备好对付敌人的大规模进攻。
地面战线战事松懈，但未能阻止联合国军司令采用其他办法对敌施加压力。李奇微在7月21日报告参谋长联席会议，说他要向北朝鲜首都平壤实施大规模空袭。他用撒传单的方法对若干城市的平民先行警告，说若干天以后，要对其中的城市进行空袭，并说在7月24日以后的适当日子，要用轰炸机、战斗机袭击平壤。共产党在平壤储藏着相当数量的供应品和装备，而且它又是运输枢纽中心。
华盛顿领导人立刻向高明人士探究此时进行大规模轰炸究竟怎样。鉴于牵涉到严重的政治问题，华盛顿领导人延缓对平壤的轰炸。联合国军司令懂得大规模空袭可能使谈判破裂，但是他指出如坐视敌人强大，敌人中断谈判，恢复进攻，那就意味着美国人将遭受重大伤亡。一次成功的空袭自然将减少敌人的进攻能力并将对其谈判施加压力。李奇微虽然承认他的观点是从当地情况出发而不是从全球局势考虑问题的，不过他不得不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坐视敌人力量壮大是危险的。
两天之后，李奇微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说，预先向平民警告的做法可以免去。因为对城市的军事设施进行空袭，早已有之，人民也早已知道。而且，事先通知空袭将使敌人改善防御措施，降低了进攻的战术优势。
无论如何，美国领导人终于又进行了考虑。他们考虑到事先撒传单并不合适，那样会事先公开进行空袭的意图。他们也并不愿意单独挑选平壤作为全面空袭的目标，因为停战谈判正在进行，在世人跟中，似乎美国在破坏谈判。但是如果李奇微把这次空袭作为使用空军的例行任务，而平壤确是最重要的目标，那末他们也是可以批准的。
由于气候关系，空袭推迟至7月30日才进行。就是在那一天，气候条件也并不理想。所有使用轻型和中型轰炸机的计划都取消了。只是空军出动了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约450架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