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但泽的战争·第十一

作者:A．J．P．泰勒 ·英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出自————《战争通史》

　　 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1939年8月危机，至少在表面上是一场关于但泽的争端。这个争端是在3月最后几天中形成的，当时德国提出关于但泽和波兰走廊的要求，而波兰人拒绝了这些要求。从那个时候起，举世预料但泽将成为下一个国际冲突的重要问题。然而，和早些时候种种危机形成不可思议的对比的是，没有举行关于但泽问题的谈判，没有想方设法去找出一项解决办法；甚至也没有试图加剧紧张局势。这种一反常态的平静部分是但泽当地形势造成的。在这里，德国和波兰都拥有坚不可摧的阵地，只要他们不采取行动；他们之中任何一方如果走动一步，便会引起雪崩。因此，那里才可能没有种种花招和讨价还价，而这曾是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的特征。苏台德的纳粹分子像他们之前的奥地利人那样，没有得到希特勒的指点，便一步一步地制造了紧张局势。在但泽，紧张局势早已达到顶点；要说希特勒做过什么的话，那就是他抑制了当地的纳粹分子。他们早已从内部夺得但泽，该自由市参议院被牢牢控制住了。然而希特勒却不能利用这一局势。倘若但泽的纳粹分子公然蔑视凡尔赛和约的解决办法，投票赞成并入德国的话，那么波兰人便会在他们的西方盟国的赞同下放手干涉；而且这种干涉将是行之有效的。因为但泽被未架桥梁的维斯杜拉河切断与毗邻的唯一德国领土东普鲁士的联系，同时波兰人控制了通向但泽的三条铁路和七条公路。那里不可能是德国半心半意地援助但泽，只能是一场大打出手的战争，而只有当希特勒的军事准备在8月底成熟时，他才愿意进行这样的战争。

　　 那时以前，但泽受波兰支配。但波兰人同样不能使这种局面转为对他们有利。尽管他们已与英法两国联盟，他们未能在但泽问题上获得任何坚定的援助诺言。实际上他们了解他们的两个盟国同情德国的立场。他们只有踌躇不前，坐待对波兰独立的“彰明昭著的威胁”，才能保持他们盟国的欢心。只有在看来他们被迫不得不行动的情况下才成；而在但泽，从未发生过这种情况。在相似的情况下，希特勒以前的敌手许士尼格和贝奈斯不顾一切地寻找逃路，无休止地制定可以避免咄咄逼人危机的妥协方案。波兰人冷静沉着地面对逼近的危机，深信希特勒会被作为侵略者暴露于天下，但泽的无可非议的不满那时将被置诸脑后。他们将不对纳粹分子的挑衅作出反应；不过他们同样不顾来自西方的要求让步的呼吁。

　　 同样，在大政策的更广泛的范围里，希特勒和波兰人都在神经战中保持僵硬的立场。3月20日以后，希特勒一直没有重提关于但泽的要求，直到战争爆发前夕才再次提出。这是不足为怪的；这是他惯用的手法。他曾这样等待许士尼格提出关于奥地利的建议；他也曾这样等待贝奈斯、张伯伦、直至慕尼黑会议提出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建议。那时，他并没有白白等待。他意识到这回波兰人不会提出建议吗？根据记录来看似乎如此。4月3日，他发出如下的命令：进攻波兰的准备工作“之进行，务须做到能在1939年9月1日以后的任何时间内发动军事行动。” [ 注：凯特尔的指令，1939年4月3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D辑，第6卷，第149号。 ] 但一周后又发出指令解释说：这种准备工作完全是预防性的，“如果波兰改变它的政策……并采取威胁德国的态度”。 [ 注：希特勒的指令，1939年4月11日。《德国外文政策文件汇编》，D辑，第6卷第185号。 ] 然而，5月23日，他在接见陆海空三军将领的会议上几乎直言不讳地说：“将要打仗。我们的任务是孤立波兰……这场战争决不能与跟西方摊牌同时发生。” [ 注：会议记录，1939年5月23日。同上，第433号。 ] 这番话听起来意思十分清楚。但希特勒的真正计划不是那么容易被识破的。1938年他曾同样大胆谈论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战争；可是那时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是在谋求神经战争中取胜。现在也必须为战争作准备，不管他打算靠战争还是通过外交获胜。当希特勒与他的三军将领们谈话时，他不过是为了给人留个印象而不是透露他的内心活动。他知道将领们对他有反感，并且不信任他，他了解他们中某些人曾在1938年9月策划推翻他；大概他还知道他们对英法大使馆不断敲警钟。他想打动将军，同时又想吓唬他们。因此在5月23日，他不仅谈到对波兰的战争，这场战争也许他认真打算过；而且甚至谈到对西方国家的大战，无疑这场战争不是他的计划的一部分。希特勒打的算盘奏效丁；5月23日会议一结束，从戈林以次的将领们就恳求西方国家趁时间还来得及赶紧劝告波兰明理些。

　　 希特勒后来的行动表明：他并没有像5月23日他所表示的那样果断地下定决心。他一直在敲敲打打到最后一分钟，希望波兰提出建议，但这个愿望从未实现。或许他并不指望波兰人的神经自行崩溃；但他指望西方大国神经崩溃而为他代劳，如同他们曾于1938年颐指气使地处置贝奈斯那样。他没有确切地预见到西方国家的神经会如何崩溃，或准确地预见到这对波兰人会有什么影响。到那时波兰人是不战而屈服还是孤立无援地听任被消灭，对他来说都是无足轻重的；不论发生哪种情况，结果几乎都一样。对于比较大致的一点——西方国家神经的崩溃——他从未怀疑过。还有迹象表明，随着夏季消逝，他开始预见到这一点将如何发生。他认为，英法苏三国谈判的失败会达成这一点。希特勒预料三国谈判会失败的信心，甚至在这个非常的故事中也是非常的一笔。他怎么能够这样深信不疑呢？为什么他几乎不曾努力接近俄国，并断言俄国人会自动地投到他这边来呢？难道他有历史学家从未查到的获取情报的秘密工具——某个奸细在白厅或在克里姆林宫，也许有条线路直通斯大林本人？有一种认识以为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共产党人不会找到互相谅解的语言——这种看法是深刻的社会分析吗？或许是，我们无法知道，很可能这不过是赌棍的不变信念，即他的预感必定是对的——否则，干脆他就不赌了。一句信口而出的话比跟将领们的一切夸夸其谈会更多地泄露希特勒的政策。8月29日，切望妥协的戈林说道：“现在是停止下赌注这一着的时候了。”希特勒回答说：“我叫摊牌只有这一次。” [ 注：威兹萨克：《回忆录》，第258页。 ]

　　 跟同一流派的波兰政治赌棍们遭遇，这是希特勒的不幸(不单单是他一个人的)。下赌注不仅是他们唯一已经作出的一次叫摊牌；这也是他们唯一可能作出的一次叫摊牌，如果他们还想维持他们的作为一个独立大国的幻觉地位的话。严肃的政治家如果仔细考虑威胁波兰的危险和她的国力不足，他们就会相机投降的。强大的和好侵略的德国位于一边；而怀有潜在敌意的苏俄则在另一侧；在远方，两个态度勉强的盟国渴望与希特勒妥协，而且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它们也不能给予有效的援助。波兰人不得不依靠他们自己所拥有的那种资源，甚至尚未有效地开发它们。只有到一半的达到兵役年龄的人受过军事训练；更少的人可望得到装备。一年前，比波兰人口三分之一多不了许多的捷克斯洛伐克，却拥有更大批的受过训练的人力；此外捷克人还装备着现代武器。在这些条件中，事实上波兰人一个也没有，他们只有约250架可作古董的第一线飞机，一个同样陈旧的坦克营。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把希特勒的威胁看作是虚张声势外，波兰人还能做什么呢？很显然，他们采取任何步骤都必然含有让步的意思；所以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步骤。说到底，对赞成维持现状的任何人来说，站着不动是最好的政策，也许是唯一的政策。当然，波兰的西方盟国的态度也是她不采取外交行动的另一个原因；显然英法两国在但泽问题上会让步的，如果波兰人一旦敞开谈判大门的话。因此他们把谈判的大门关闭。“慕尼黑”投射了漫长的阴影。希特勒等待它再次出现；贝克拿贝奈斯的命运作为前车之鉴。

　　 德国和波兰都坚持僵硬的立场。西方三国——意大利，还有英国法国——由于相反的原因不敢提出但泽问题；因为他们的地位是如此软弱。所有三国都确信但泽不值得一战，三国一致认为但泽应归还德国，附带条件是给予波兰贸易以保障。可是所有三国都看出：波兰不会不战而屈服的，希特勒也不会把但泽问题搁置到比较和平的时刻。意大利根据钢铁盟约承担对德国的义务，而英法两国也对波兰负有承诺。三国中谁也不想为了但泽作战；两个主要当事国谁也不会让步。因此，唯一的方针乃是不理睬但泽问题，同时希望其它国家也不要管它。西方三国作了最大努力，但愿但泽不复存在：

　　　　当我登上楼梯，

　　　　我要见的人不在那里。

　　　　今天他又不在，

　　　　我真的这样希望他已离开。

　　 这就是1939年夏天欧洲外交的精神。但泽不在那里；倘若所有大国都竭力这样希望的话，它会离开的。

　　 当8月来到时，但泽显然没有离开。当地的纳粹分子向波兰人加紧挑衅；波兰人则以决斗的坚定性予以回敬。德国军队调动的风声越来越紧；这次谣言是有充足根据的。预料希特勒不久就会行动。然而他如何行动呢？而且更加重要的是，他何时行动呢？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和波兰危机中，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每一次，西方国家都以为希特勒会在纽伦堡举行的纳粹党代表大会上当众使危机爆发。每一次，这个假定都错了；但在捷克危机中，西方国家错得歪打正着，而在波兰危机中，西方国家则错得无可挽回。1938年，党代表大会于9月12日举行：希特勒的军事计划仅仅择定10月1日实施，因此有了意外的两周时间去搞“绥靖”。1939年，党代表大会定于9月第二周举行：这次希特勒决定提前获得胜利。在这次“和平的代表大会”上，他将宣布胜利，而不是为胜利作准备。谁也不会猜测到德国的军事计划选择9月1日。择定这个日期——像头年的10月1日一样——并没有任何合理的理由(天气理由或其它理由)，尽管后来大多数作者做了完全相反的断言；择定日期是通过把针插在日历上的办法，像这样的日期通常是这样决定的。不管怎样，谈判的余地是有限的，西方国家的外交计划没有奏效，部分地因为时间余地比它们所想的要少约一个星期。

　　 8月初，西方国家仍然踏步不前，希望它们与苏联的未明确规定的关系会吓住希特勒。其它国家不那么有信心。络绎不绝的前往贝希特斯加登的访客试图探测希特勒的意图。或许这些试探首先使他判定这些访客是什么人。匈牙利人跑在前头。7月24日，匈牙利首相特莱基写了两封信给希特勒。在一封信中他许诺：“一旦发生全面冲突的话，匈牙利将按照轴心国家的政策决定其政策”；然而在另一封信中则说：“从道义立场来说，匈牙利不能够对波兰采取武装行动”。 [ 注：威兹萨克的备忘录，1939年7月24日。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D辑，第6卷，第712号。 ] 8月8日，匈牙利外交大臣察基在贝希特斯加登接到一个无情的回答。希特勒不要匈牙利的协助。然而“波兰对我们来说，在军事上根本不是什么问题。……希望波兰还能在最后一刻明白道理。……否则，不仅波兰军队而且还有波兰国家将被消灭。……英法两国将没有能力阻止我们这样做。”察基张口结舌，忙赔不是，并收回特莱基的信件，“因为使人遗憾的是，这两封信显然被误解了”。 [ 注：埃德曼斯多尔夫的备忘录，1939年8月8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D辑，第6卷，第784号。 ]

　　 三天后，轮到国际联盟驻但泽高级专员布克哈特。希特勒又一次显示好战架势说：“我将用机械化军队的全部力量进行闪电般的攻击，这一点波兰人连想都汉有想到过。”不过他也显示了和解的姿态：“如果波兰人让但泽完全处于平静状态……那我可以等待”。他说明了他所等待的东西。他将仍然满足于他在3月26日提出的条件——“令人遗憾的是，波兰人断然拒绝了”。然后，他讲得更加全面，“我不想从西方得到任何东西……但是在东方我一定要放手行事。……我想和英国和平共存并且缔结一项明确的条约，保证英国在世界上的所有属地，并互相合作”。 [ 注：马金斯的笔记，1939年8月14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辑第6卷，第659号。 ] 与察基和布克哈特谈话，非常明显希特勒是为了制造效果——一会儿威胁恫吓，咄咄逼人，一会儿又心平气和，通情达理。这恰恰是他前一年的策略。为什么现在不运用它呢？如果他谈论和平是装腔作势，那么他谈论战争也是做作罢了。哪种谈论将成为事实要取决于事态发展，而不取决于希特勒预先做出的任何决定。

　　 8月12日，一位更为重要的访客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到达了。只要战争看来还很遥远，意大利人就充满斗志。当有越来越多的报道说战争即将来临的时候，他们便忧心忡忡。意大利由于长期插手西班牙而被弄得国力消耗殆尽——大概是西班牙内战的唯一重大结果。她的黄金储备和原料被用完；她的以现代武器重整军备几乎还没有开始。她只能在1942年做好战争准备；甚至这也是个假想的日期，不过意味着“在相当遥远的将来”。7月7日，墨索里尼对英国大使说：“告诉张伯伦，倘若英国为了但泽站在波兰方面打仗，那么意大利就站在德国方面作战。” [ 注：洛林致哈利法克斯，1939年7月7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辑，第6卷，第261号。 ] 两周之后他掉转过来，要求与希特勒在勃伦纳山口会谈。他打算坚持主张：务必避免战争，希特勒可以在国际会议上获得他要的一切。德国人最初拒绝这次会谈；接着又说会谈只应该讨论未来对波兰的进攻。墨索里尼大概不相信他有能力对抗希特勒，总而言之，他决定改派齐亚诺。墨索里尼的指示明明白白：“我们必须避免同波兰发生冲突，因为这种冲突将无法限制在波兰境内，而全面的战争对每个人都是一场灾难”。 [ 注：《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第123页。 ] 当齐亚诺于8月12日与希特勒会见时，他坚持直言不讳，然而他的话遭到漠视。希特勒宣布，他打算进攻波兰，除非到月底他获得完全的满足：“他绝对相信西方民主国家……会退缩而不敢发动全面战争”；全部军事行动到10月15日就会结束。这番话比希特勒以前发表的任何讲话更加清楚，然而疑问仍然存在。他知道对意大利人说的任何话都会传到西方国家；他关心的是震动他们的神经，而不是向墨索里尼泄露他的真实计划。

　　 一个奇特的小插曲表明这些计划是什么内容。当齐亚诺跟希特勒谈话时，“一封莫斯科来的电报交给了元首”。齐亚诺被告知电报的内容：“俄国人同意德国派一名政治谈判代表前往莫斯科”。根据齐亚诺的记录，“俄国人要求德国派一名谈判友好条约的全权代表前往莫斯科”。 [ 注：希特勒和齐亚诺的会谈，1939年8月12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D辑，第7卷，第43号；《意大利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8辑，第13卷，第4号。 ] 后来在德国的档案中没有找到这份电报，而且也不可能有过这份电报晕因为俄国人同意德国派一个谈判代表只是8月19日的事，而不是8月12日。 [ 注：现在普遍承认，8月12日没有任何莫斯科来的电报。不过常常有人提出，苏联驻柏林代办阿斯塔科夫的机构曾同意德国派一个谈判代表进行访问。这种说法也是不真实的。阿斯塔科夫仅仅说：“苏联人对讨论个别问题感兴趣。”他没有提到友好条约：“他把莫斯科所期望进行会谈的人选是大使还是谁，是驻苏大使还是别的什么人这个问题搁置起来，暂不解决。”(《德里外交政策文件汇编》，D辑，第7卷，第50号，)阿斯塔科夫大概是主动行事的，就像以前他常常做的一样。无论如何，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项信息传递给了希特勒。 ] 当然，斯大林可能把他做的决定，在一周之前就用某种秘密手段通知希特勒。不过这是异想天开的假设，对此缺乏一切证据。更加可能的是，这份电报是捏造的，旨在给齐亚诺留下印象，并平息他的怀疑。然而，虽是捏造，它不是没有根据的。这个根据乃是希特勒的“预感”——他深信他想要发生的事是会发生的。迄今为止他的卓见从未使他失望。这次他不惜孤注一掷，预先深信英法苏三国谈判将会失败，然后西方国家也将垮下来。

　　 8月12日，英法苏三国谈判尚未失败。谈判确实正在继续。英法两国军事代表团终于抵达莫斯科。达拉第告诉法国代表团要尽快缔结一项军事协定。另一方面，英国代表团则奉命“慢慢行动”直到达成一项政治协议为止(虽然关于这一点的讨论曾于7月27日暂停直到制定一项军事协定)：“在已经提出的许多点上达成协议也许要好几个月才能完成”。 [ 注：给军事代表团的命令，1939年8月。《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辑，第6卷，附录5。 ] 事实上，英国政府对同苏联的牢固的军事合作不感兴趣，他们不过想用粉笔把红色妖魔画在墙上，希望这将使希特勒安静下来。但是，当会谈开始时，英国发言人立即发现他们自己被法国人和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匆匆拉进认真的讨论。英法两国详细描述了他们的战争计划，两国的资源相当大量地编入表册。8月14日轮到苏联发言。伏罗希洛夫接着问：“红军可以通过波兰北部……及通过加利西亚，以便与敌人交锋吗？将允许苏联军队穿过罗马尼亚领土吗？” [ 注：会谈记录，1939年8月14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辑，第7卷附录2。 ] 这是具有决定性的问题。英国人和法国人不能回答。会谈陷于停顿，8月17日会谈休会，再没有认真继续举行。

　　 俄国人为什么如此无情和如此突然提出这个问题呢？，这仅仅是为同希特勒谈判寻找借口吗？也许是。不过这个问题是一个实际问题，不得不提出来——也不得不给予回答。1938年波兰和罗马尼亚就曾成为阻止苏联任何行动的无法逾越的障碍。如果苏联此刻要起一个平等伙伴作用的话，这些障碍就必须加以克服，而且只有西方国家才能克服它们。这个问题以新的形式提出老的原则争论。西方国家要苏联充当便利的辅助工具；而俄国人则决心要被承认为主角。在战略观点上也存在分歧，不过很少被人们注意罢了。英法两国仍然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西方战线的观点来思考问题。因此它们夸大了防御阵地的力量。(英国)军事代表团被告知：倘若德国在西方进攻，即使穿过荷兰和比利时，“这条战线迟早会稳定下来。”在东方波兰和罗马尼亚将延缓德国的前进，在俄国的供应下，他们可能完全阻止它。 [ 注：给军事代表团的指示，1939年8月。《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8辑，第6卷，附录5，第83段。 ] 无论如何，在战争开始后红军有充足的时间建立起防线。然后大家将继续安全地固守阵地，直到德国在封锁的压力下崩溃瓦解为止。抱着这些观点，西方国家只能把俄国提出的通过波兰前进的要求看作是一个政治花招；它们认为，俄国人想使波兰丢脸，或者甚至想摧毁它的政治独立。

　　 谁也说不清俄国人是否怀有这类企图。但是很明显，他们有不同的战略概念，这些战略概念本身就足以解释他们的要求。俄国人是从他们在内战与干涉战争中的经验出发的，而不是从上次世界大战出发的。在这里，骑兵进攻到处获胜。此外，作为共产党人，他们本能地喜爱的战略学说比颓废的资本主义西方所持的战略学说更有生气和革命性。俄国人认为，此刻表现为机械化形式的骑兵进攻是不可抵抗的，更精确地说，只有在战线的其它某一地区实行类似的进攻，才能抵抗骑兵进攻。如果发生战争，他们的意图是快速派遣装甲纵队进入德国，不顾德国在别处的进攻。即使到了1941年这仍然是他们的打算；只是由于希特勒在他们作好准备之前就进攻他们，才使他们未能实行这个打算。事实上，他们的学说是错误的，虽然错误的程度不及西方国家的学说那么严重；1941年，希特勒的突然袭击使他们免遭也许本来是不可补救的灾难。后来的这些经验与1939年的外交毫无关系。那时，俄国人要求穿过波兰，因为他们认为(不过是错误地)，这是赢得战争胜利的唯一道路。政治目的也许同样存在，不过它们是从属于真正的军事需要罢了。

　　 英法两国政府并不赞赏苏联的这些谋划，然而他们认识到这个不愉快的问题将必须予以回答，因为它已被提出来了。虽然不抱多大希望，但两国都转向华沙。英国人仍然使用如下的政治论据：“与苏联达成协议只是为了威慑希特勒不敢发动战争”。如果谈判失败的话，“俄国就可以或与德国分肥……或在战争结束时构成主要威胁”。 [ 注：哈利法克斯致肯纳德，1939年8月19日、8月20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辑，第7卷，第38、39、91号。 ] 贝克提出相等的政治回答：同意俄国军队穿过波兰非但不能阻止希特勒，而且还“会导致德国立刻宣战”。 [ 注：肯纳德致哈利法克斯，1939年8月18日。同上，第52号。 ] 这两个政治论证都颇有道理；两者与军事形势都没有关系。法国人以更加实际的观点思考问题。他们只关心让红军卷入与希特勒的冲突，不在乎这样做是否会牺牲波兰。倘若听任他们自行其是的话，只要他们能够换取苏联的合作，他们本来会高高兴兴地抛弃波兰的。伦敦不准发生任何这样的威胁，所以法国人仍然不得不试图说服波兰人。庞纳认为他看到了出路。俄国人坚持在战争开始前就与波兰人签订军事合作协定，而波兰人只愿在战争开始时才接受苏联的援助。因此庞纳争辩说，这一时刻已经到来，在俄国人看来这个时刻仍然像和平似的，然而在波兰人看来像战争似的。这个花招失败了。贝克固执己见，说：“现在要求我们签字，这是对波兰的一次新的瓜分”。8有21日，法国人忍无可忍。他们决定置波兰的拒绝于不顾，一往直前，指望能强使波兰人作出保证。在莫斯科的军事代表团长杜芒克奉命对俄国的问题给予“原则性的肯定答复”：他可以“谈判并签署最符合共同利益的，须经法国政府最后批准的任何协议”。英国人拒绝参加这个行动，尽管他们没有对之提出抗议。

　　 无论如何，与苏联结盟的机会即使曾经存在过，现在也已经错过了。8月14日，在伏罗希洛夫提出他的决定命运的问题几小时以后，里宾特洛甫给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起草了一份电报：“德国和俄国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实际的利益冲突……从波罗的海到黑海，没有任何问题不能按两国完全满意的方式解决”。里宾特洛甫准备前往莫斯科，到那里“为德俄关系的最后解决奠定基础”。 [ 注：里宾特洛甫致舒伦堡，1939年8月14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D辑，第9卷，第56号。 ] 这个信息是德俄关系中头一个真正的行动。在那时之前，德俄关系停滞不前；后来为西方作者大加渲染的下级之间的讨论只不过是试探而已。这些讨论是由于对拉巴洛条约友好精神的消失感到后悔而引起的。现在希特勒终于采取了主动。他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刻这样做呢？难道这是最高的政治技巧，是某种预见力告诉他军事谈判在开始两天之后就会陷入僵局？伏罗希洛夫的问题和里宾特洛甫的到来相巧合难道是斯大林和希特勒预先秘密安排的吗？是不是克里姆林宫某个匿名奸细告诉希特勒，适当的时刻已经到来？或者这个巧合是完全偶然的？希特勒首先公开了他用与苏俄达成协议的办法以破坏英法神经的计划，当时他向齐亚诺虚假地吹嘘8月12日莫斯科发来邀请，并这样消除意大利的忧虑。也许希特勒不过是在自吹自擂的时候才有意识地策划这个战略的。他毕竟始终是一个敢于大胆地即兴行动的人；他作出闪电决定，然后把它们作为长期政策的结果提出来。里宾特洛甫待在贝希特斯加登直到8月14日。他于8月14日回到柏林。因此这是可以向莫斯科发出信息的第一天。也许偶然性就是正确的回答，然而这是我们决不能解决的问题之一。

　　 舒伦堡于8月15日提交了里宾特洛甫发来的信息。莫洛托夫却不慌不忙。虽然他“以最大的兴趣”收到这个信息，他认为谈判将要一些时间。他问：“德国政府如何看待与苏联缔结一项互不侵犯条约的意见呢？” [ 注：舒伦堡致里宾特洛甫，1939年8月16日。《德国外交文件政策汇编》，D辑，第7卷，第70号。 ] 不到24小时就来了回答：德国不仅提议缔结一项互不侵犯条约，而且还答应对波罗的海各国作出共同保证以及调停苏联日本关系。主要的事是里宾特洛甫的访问。 [ 注：里宾特洛甫致舒伦堡，1939年8月16日。同上，第75号。 ] 俄国人对两方仍然保持道路开放。8月17日，伏罗希洛夫对英法两国军事代表团说：在他们可以回答他关于波兰的问题之前，进一步举行会谈是毫无意义的，然而，经过一番催促，他同意于8月21日再次举行会谈。几乎在同一时间，莫洛托大对舒伦堡说，苏德关系的改善将是长期的事。首先必须缔结一项贸易协定，第二步再缔结一项互不侵犯条约。然后他们也许可以考虑里宾特洛甫的来访，但是苏联政府“宁愿不声不响地做实际的工作”。 [ 注：舒伦堡致里宾特洛甫，1939年8月18日。同上，第105号。 ]

　　 8月18日，里宾特洛甫比过去更猛烈地敲苏联的门。必须立刻澄清两国关系，“为的是不致对德国波兰冲突的爆发感到惊异”。 [ 注：里宾特洛甫致舒伦堡，1939年8月18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D辑，第7卷，第113号。 ] 莫洛托夫再一次支吾其词。里宾特洛甫的访问“即使大约的日期也不能确定”。不到半个小时，舒伦堡又被召回克里姆林宫，他被告知，里宾特洛甫可以在1周后到莫斯科来。 [ 注：舒伦堡致里宾特洛甫，1939年8月19日。同上，第132号。 ] 无法知道是谁促成了这个突然的决定。舒伦堡认为是斯大林亲自过问了这件事；像后来所有别人所做的一样，这不过是推测而已。对希特勒来说，苏联的邀请来得不够早；他希望里宾特洛甫立刻被接待。这也许不过是他长期犹豫不决之后常有的焦急而已。大概还有更深刻的解释。倘若希特勒的目的只是为9月1日进攻波兰扫清道路，8月26日这个日期是够早的。就给予他时间采取两个行动来说，这是不够早的：首先与苏联缔结一项协定来破坏西方国家的神经，然后在西方国家的援助下破坏波兰人的神经。因此，希特勒的迫切心态有力地表明：他的目的是再搞一个“慕尼黑”，而不是战争。

　　 总而言之，希特勒此刻不用外交媒介就干起来。8月20日，他给斯大林发去私人电报，同意苏联的一切要求，并请立即接待里宾特洛甫。 [ 注：里宾特洛甫致舒伦堡，1939年8月20日。同上，第142号。 ] 这封电报是世界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苏联作为一个大国回到欧洲的时刻到了。以前欧洲从来没有任何政治家直接给斯大林发出过函电。西方领袖们把他看作好象是个遥远的、无用的布哈拉总督。 [ 注：沙俄统治中亚落后地区的独裁者。 ] 现在希特勒承认他是一个大国的统治者。假定斯大林应该不受个人感情的影响，希特勒的亲近表示必定仍然使他高兴。决定的时刻已经到来。8月20日，苏德贸易协定已经决定下来，苏联的第一个条件获得满足。8月21日上午，伏罗希洛斯夫会见英法两国军事代表团。他们没有什么东西要报告，会谈无限期休会，下午5点，斯大林同意里宾特洛甫可以立即——8月23日——来莫斯科。此项消息当夜在柏林宣布，莫斯科则在第二天宣布。法国人仍然试图做点什么。8月22日，杜芒克独自会见伏罗希洛夫。奉达拉第的指示，他提出同意苏联的要求而不等待波兰人的答复。伏罗希洛夫拒绝这个建议，说：“我们不想让波兰夸耀它已拒绝了我们的援助——我们不想强迫她接受。” [ 注：伏罗希洛夫和杜芒克的会谈，1939年8月22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辑，第7卷，附录2，第10号。 ] 英法苏三国谈判于是告一结束。第二天，8月23日，法国人终于从波兰人那里骗来一个勉勉强强的方案。法国人能够对俄国人说：“我们已经获得保证：如果采取共同行动对付德国侵略，波兰和苏联的合作就不排除(或是可能的)。” [ 注：肯纳德致哈利法克斯，1939年8月23日。同上，附录2，第176号。 ] 这个方案从未提交给俄国人。总而言之，它是骗局。只是当贝克知道里宾特洛甫已在莫斯科而且不会有苏联援助波兰的危险时，他才同意它的。这也没有使他沮丧。他仍然认为，独立的波兰有较多的机会与希特勒达成协议。他认为，苏俄正退出欧洲，对波兰人来说这是好消息。他洋洋得意地说，“现在轮到里宾特洛甫体验苏联的欺诈了。” [ 注：诺尔：《德国侵略》，第424页。 ]

　　 里宾特洛甫并不这样想。他到莫斯科去以便达成协议，而且他立即成功了。这项公开的条约于8月23月签字，规定互不侵犯。一项秘密议定书规定德国不得进入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东部——寇松线以东的领土，这里居住着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这毕竟是俄国人曾经试图从西方国家获得的地方。德苏条约不过是这样做的另一个办法，不是尽善尽美的办法，然而聊胜于无。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的解决办法终于在德国的同意下而不是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取消了。毋庸置疑，苏俄同主要的法西斯国家缔结协定，那是不光彩的；但这种谴责出自去过慕尼黑，并且那时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中得到绝大多数支持的政治家之口，是拙劣的。事实上，俄国人只做了西方政治家们曾经希望做的事；西方的苦痛是失望的苦痛，搀和着这样的愤怒，即共产主义的宣言并不比他们自己的民主主义的宣言更真诚些。德苏条约中丝毫没有张伯伦在慕尼黑会议第二天写进英德宣言的令人作呕的友好表白。实际上斯大林拒绝任何这样的表白，他说。苏联政府不可能在被纳粹政府泼了6年的污泥浊水之后，突然向公众提出德苏友好保证。

　　 德苏条约既非同盟条约，也不是瓜分波兰的协定。慕尼黑协定倒是真正的瓜分联盟：英法两国指令捷克人接受瓜分。苏联政府并没有对波兰人采取这样的行动。他们仅仅答应保持中立，这是波兰人过去一贯要求他们做的事，而且这也是西方政策所包含的意思。此外，作为最后一着协定是反德的：如果战争发生，它限制德国东进，如同温斯顿·丘吉尔紧接在波兰战役结束之后在曼彻斯特发表的讲话中所强调的一样。在8月里，俄国人没有想到战争。像希特勒一样，他们假设西方国家没有苏联的结盟就不会打仗。波兰将被迫投降，并且由于波兰不再是挡道的障碍，与西方的防御联盟就可以在比较平等的条件下实现。或者，如果波兰人仍然对抗，他们将单独战斗；在那种情况下，他们最终将被迫接受苏联的援助。实际结果使这些预测落了空：爆发了波兰和西方国家都参加的战争。即使这一点也是苏联领导人的胜利：它阻止了他们最担心的事——资本主义国家对苏俄的联合进攻。但这不是苏联政策的意图：9月1日和3日的事件不可能在8月23日预见到。希特勒和斯大林设想他们防止了战争，而不是引起了战争。希特勒认为他会在波兰问题上获得又一个慕尼黑胜利；斯大林认为他无论如何避免了现在双方实力悬殊的战争，也许甚至完全避免了战争。

　　 现在，不管人们怎样转动水晶球，并试图从1939年8月28日着眼去观察未来，都难以看出苏俄还可能遵循其它什么方针。苏联对欧洲反俄联盟的忧虑是过分夸大了，虽然不是毫无理由的。然而，撇开这一点不论——在波兰拒绝苏联的援助，英国又采取拖长莫斯科谈判而不认真力求最后结果的政策的特定条件下——中立(不论有无一个正式条约)是苏联外交能够获得的最大成功，而限制德国在波兰和波罗的海的收益也是一项正式条约具有吸引力的诱因。根据外交教科书，这种政策是正确的。它同样包含一个严重的错误：由于缔结一项书面协定，像他们之前的西方政治家们一样，苏联的政治家们滑进了这样的妄想，即希特勒会守约的。斯大林显然抱有疑虑。与里宾特洛甫分别时他说：“苏联政府对待新条约是十分认真的，他可以用他的名誉来担保，苏联不会背叛它的伙伴。”言外之意颇为明显：“但愿你也同样如此。”尽管如此，斯大林还是认为，不仅作为当前的策略，而且从长期来看，这个条约是有价值的。这是荒谬的，但不是罕见的。当人们被别人欺骗时，它们自己往往毫无顾忌地抱怨叫屈。

　　 总而言之，炸弹爆炸了。希特勒满面春风，深信他已经完成了决定性的一着。8月22日，他向主要的将领们发表最疯狂的讲话，说：“心要狠，手要辣。”这篇滔滔胡话并不是真正的行动命令——没有保存正式的记录。希特勒为他自己的手腕自豪。他的讲话中隐藏一个核心成分：“现在西方不会干预的可能性非常之大”。 [ 注：希特勒讲话备忘录，1939年8月22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D辑，第7卷，第192和193号。 ] 此外，希特勒讲话是制造效果。关于这篇讲话的报告几乎立刻传到英国大使馆； [ 注：奥尔维吉－福比斯致寇克派特里克，1939年8月25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辑，第7卷，第314号。 ] 不管是否有意，所谓的德国“抵抗力量”的举动为希特勒效了劳。8月23日，他又采取了一个步骤。他把进攻波兰定在8月26日上午4时40分。这同样是在装模作样，旨在给三军将领们留下印象，并通过他们给西方国家留下印象。德国的时间表只从9月1日起生效。那时以前，只有在波兰已经投降的时候，进攻波兰才是可能的。但是，技术上的考虑不再要紧了：德苏条约被认为已经为西方国家的外交崩溃扫清了道路。

　　 法国人几乎是迎合了希特勒的期望——或者该说败落到符合他的期望。庞纳始终渴望抛弃波兰人。他忿恨他们在捷克危机期间的行为方式；他赞同德国在但泽问题上的立场，他不信任波兰军队。庞纳认为，俄国人声称他们无法与德国作战，因为没有共同境界，德国征服波兰就会产生共同边界，法苏条约于是可以复活，真正奏效。8月23日，当里宾特洛甫的莫斯科之行公布于世时，庞纳要求达拉第召开国防委员会会议。在会上他暗示他的政策：“我们应该盲目地谋求与波兰联盟吗？相反地，催逼华沙实行妥协，这样做会不会更好些？这么一来，我们可以赢得时间完成我们的装备，增加我们的军事力量，改善我们的外交地位，以致能够更加有效地抵抗德国，如果它以后对法国采取敌对行动的话。”可是庞纳不是斗士，即使是为和平也罢。他把决定留给别人去做。将军们不会承认法国的军事弱点，因为他们对此要负责任；也许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法国的军事弱点。甘末林宣布法国军队“已作好准备”(不论那可能意味什么}；他又说：波兰将坚持到春天，到那时候西方战线将是坚不可摧的。 [ 注：庞纳：《欧洲末日》，第303－4页。 ] 没有任何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实际援助波兰人是否做得到。显然，到会的人都以为，法国军队只能守住马奇诺防线，尽管甘末林答应波兰人采取进攻。没有讨论政策，没有建议警告波兰人他们存在危险。听任波兰人抵抗希特勒或者和他妥协，完全随他们的便。甚至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与英国人洽商，没有举行英法部长会议，而这曾是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的特征。同样也听任英国人抵抗希特勒或者妥协，不向他们通报任何有关法国的愿望或法国的力量的信息。可是英国的决定将约束法国。法国人不是将终于放弃东欧，就是将几乎单独负担欧洲大战的重担，这完全取决于伦敦的心愿。对英国人保持缄默，对波兰人也保持缄默，对德国人几乎同样保持沉默。达拉第向希特勒发出一封警告信。在别的方面，法国政治家们整整一个星期什么也没有做，而这一个星期决定了法国多年里的命运。

　　 这是不可思议的消极状态，但决不比前几年法国政策更不可思议。法国人不知道转向哪条路。他们不会有意放弃1919年凡尔赛和约的解决办法，然而意识到他们没有能力维持这项解决办法。他们在德国重新武装的问题上也是这样。他们拒绝让德国重新武装，但找不到阻止它的办法。在奥地利问题上同样是如此：反复表示“不”字直到德奥合并发生。本来会在捷克斯洛伐克再次看到相同的经历，要不是英国敦促的话。那时英国人催逼投降，法国人默认了。此刻英国人一言不发；法国政客的最高代表达拉第又陷入愠怒的抵抗。法国人对但泽并不比他们过去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德语地区更关心些；但他们不会自己毁灭他们曾经创造的东西。他们想设法好歹有个了结。“该结束了”这句话反映了1939年法国人的普遍情绪。他们不知道“结束”该是什么。几乎没有任何法国人预见到军事失败，战胜德国看来同样是渺不可及。有一点证据说明法国的特务机关夸大了德国内部的反对力量。但是8月23日的决定并非出诸有理性的深思熟虑。法国人不知道该怎么办，因此他们决定听其自然。

　　 这样，决定就完全由英国政府去做。他们的政策也似乎全毁了：英苏同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是对英国立场的基本误解——确实是个同别的一样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误解。与苏俄联盟是反对派的政策——工党、温斯顿·丘吉尔和劳合·乔治的政策。正是他们坚持认为：只有苏俄站在同盟国方面，抵抗希特勒才是可能的。英国政府不同意这个观点。他们从不认为与苏联联盟有什么实际价值，他们为议会和全国的群情汹汹所驱使，才勉强随大流进入谈判的。当谈判失败时，他们才感到宽慰，高兴地得以对他们的批评者们说：“我们不是这样跟你们说过吗”；于是才摆脱了难堪。保守党的后座议员走得更远。他们当中许多人过去吹捧希特勒是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堡垒，此刻他在他们的心目中，变成了西方文明事业的叛徒。同时，当保守党人摇身一变反对希特勒的同时，工党用几乎同等的敌意转而反对斯大林，坚决表示无论如何他们是忠诚于反法西斯主义的，纵然这意味着支持张伯伦。根据任何合理的推测，德苏条约本应该使英国人民沮丧的。几乎只有劳合·乔治一个人作出这种推测。相反，这个条约却使英国人产生了20年来从未表现过的那种决心。8月22日，内阁决定遵守他们对波兰的义务，此举博得了普遍的赞许。

　　 这项义务如何履行没有进行讨论；实在没有办法履行它。除了考虑伦敦的民防外，没有召集军事顾问们参与讨论。英国政府仍然就政策而不是就行动思考问题。他们的政策依然不变：一方面，坚决警告希特勒他将面临全面战争，如果他进攻波兰的话；另一方面，同样坚定保证他将获得让步，倘若他和平行事的话。他们决心采取这个政策。因此，他们没有与法国人商量战争是否切实可行，也没有向波兰人询问可以做什么让步。的确，他们决心不与波兰人商量便做出让步，倘若希特勒还通情达理的话。关于但泽问题，英国政府仍然同意希特勒的要求。但即使到了此刻，但泽问题还没有正式提出来。希特勒等待可以再加勒索的建议；而英国政府则等待可以再加降低的要求。随便哪一方，只要它首先采取行动，它就会失败；因此没有一方采取行动。英国政府找到折中办法：他们将警告希特勒不要发动战争，同时暗示和平将给他带来报酬。他们最初的意图是派遣一位特使——这一次不是张伯伦，大概是陆军元帅爱恩赛德勋爵。由于德苏条约引起的紧急情况，致使这件事办不到了。电文因此必须由大使尼维尔·汉德逊递送，于是他在8月23日飞往贝希特斯加登。

　　 这是不幸的人选。毋庸置疑，汉德逊试图用坚定的态度说话，然而他志不在此。他以堪当大任的坚韧性，仍旧确信错在波兰人。他希望他们被迫让步，就像去年捷克人曾被迫让步一样。几天前，他写给外交部一位朋友的信说：“历史将判定新闻界总体上是战争的主要原因。……在全体德国人中，信不信由你，就但泽和波兰走廊来说，希特勒是最温和的。……去年到我们濒于战争深渊时，我们才向贝奈斯发出嘘声。而此刻我们却不能向贝克发出嘘声。” [ 注：汉德逊致斯特朗，1939年8月16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8辑，第7卷，第37号。 ] 他肯定没有向希特勒发出嘘声。尽管他忠诚地递交了英国的电文，他仍然炫示英国的和解态度。他十分诚实地对希特勒说：“张伯伦的友好证据表现在这样的事实中，即他已拒绝丘吉尔进入内阁”，他还说，在英国出现的敌对态度是犹太人和纳粹党的敌人一手制造的，这恰好是希特勒本人所想的东西。 [ 注：洛希的备忘录，1939年8月24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D揖，第7卷，第200号。 ] 面对这样一位半心半意的对手，希特勒盛气凌人，大发雷霆。当汉德逊离开屋子时，希特勒拍腿大笑，并且说：“听到这番谈话以后张伯伦就要完蛋了，今天晚上他的内阁就会垮台”。 [ 注：威兹萨克：《回忆录》，第252页。 ] 像希特勒所预期的，汉德逊作出了反应。一回到柏林，他就写信给哈利法克斯说：“从一开始我就认为波兰人是十足愚蠢的，不明智的”；而且又说：“我个人不再看到避免战争的任何希望，除非波兰大使奉命要求今天或至迟明天亲自会见希特勒。” [ 注：汉德逊致哈利法克斯，1939年8月24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辑，第7卷，第257和241号。 ]

　　 可是在英国，事态发展辜负了希特勒的期望。恰恰相反，议会于8月24日举行会议，一致称赞它认为的政府的坚定立场。希特勒开始产生怀疑：明显地需要再做点什么从英国政府榨取他仍然指望的让步。8月24日，希特勒飞到柏林。奉他的命令，戈林招请瑞典人达勒鲁斯，并打发他带着要求英国进行调停的非正式呼吁前往伦敦。这是个机灵的圈套：如果英国拒绝，希特勒可以声称他从未采取行动，倘若他们屈服了，他们将被迫对波兰施加压力。同日晚间，希特勒和戈林、里宾特洛甫及主要将领举行会议。他们该把现在预定在26小时内开始的对波兰的进攻进行下去吗？希特勒宣布，他将进一步试图把西方国家同他们的波兰盟友拆开。这个企图采用了“最后建议”的形式，在8月25日午后不久递交汉德逊。希特勒宣称，德国决心“消灭它东部边界的马其顿状态”。但泽和波兰走廊两个问题必须解决——虽然他仍然没有说如何解决。一旦这些问题解决了，德国就会提出“一项广泛的、全面的建议”，她将保证英帝国存在，接受议定的军备限制，重新保证它西部的边界是不可更改的。 [ 注：汉德逊致哈利法克斯，1939年8月25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辑，第7卷，第283号。 ] 像往常一样，汉德逊被感动了。他报告说，希特勒讲话时“非常认真，显得诚挚”。 [ 注：汉德逊致哈利法克斯，1939年8月25日。同上，第284号。 ] 后来，作家们全把希特勒的建议说成是骗局：在某种意义上，它是这样的。当前的目的是孤立波兰。可是，这个建议还体现了希特勒的永久政策：虽然他想不受干扰地消除连开明的西方舆论也断言不能容忍的东方的状态，他却没有针对英法两国的野心。

　　 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希特勒能希望通过这个建议获得什么呢？汉德逊答应8月26日上午飞往伦敦，到那时候，对波兰的进攻大概会已开始。难道希特勒讲话完全是为了记录在案——以便在后代的心目中以至在他自己的良心上证明自己无罪吗？或者难道他已忘记了他的时间表，不能认识到倘若命令一旦发出，将终于要执行的吗？看来后者是更加可能的解释。8月25日整个下午，希特勒在总理府到处大发雷霆，不知道做什么好。下午3时，他命令进攻波兰。3个小时后，意大利大使阿托利科带着墨索里尼的电报来了：虽然意大利无条件支持德国，但它不能“在军事上介入”，除非德国立即供应它所需的一切战争物资；当清单提出时，这些项目——用齐亚诺的话说——“足可弄死一头公牛，如果公牛认得字的话”。墨索里尼装扮成强人直到最后一刻；此刻，由于战争迫在眉睫，他逃之夭夭了。这个打击刚一过去，又来了一个打击。里宾特洛甫报告说，英国波兰正式同盟条约已在伦敦签字。希特勒召见他的参谋长凯特尔，对他说：“立刻停止一切，马上把勃劳希契(总司令)请来。我需要时间来谈判。”新的命令在下午7时过后不久发出。仓卒的进攻便同样突然被仓卒地取消了。

　　 这里是另一个叫人猜不透的插曲。希特勒为什么在最后时刻改变主意呢？难道他失去勇气了吗？难道墨索里尼的中立和英波同盟这两件事真的使他大吃一惊吗？他本人也有政治家们把责任推在别人身上的通常嗜好，立刻抱怨这全是墨索里尼的过错：意大利决定不打仗的消息，恰好在英国人正要投降的时候使他们强硬起来。这种抱怨是无稽之谈。当英国人同波兰签订同盟条约时，他们并不知道墨索里尼的决定，纵然他们对此可作出可靠的猜测。英波同盟条约也不是为了装模作样而安排在这个特定时刻签字的。它的缔结是在与苏俄谈判期间被搁置的。这个谈判一旦失败，就没有理由进一步延期了，于是手续一完成，英国人就签署英波同盟条约。他们不知道希特勒已把8月25日定为危机的日子。他们是按8月第一个星期来考虑问题的，正像希特勒长期以来是按9月1日来考虑问题的一样。也许这是他8月25日明显犹豫不决的真正原因。把进攻提前到这个日期是一个“花招”是一次额外的叫牌，颇像他头年在戈德斯堡装腔作势的固执。完全撇开8月25日的外交事件不论，有若干可靠的军事理由叫它回到原定日期。8月25日，德国的西部边界实际上仍然没有设防。也许此后希特勒正视这一事实了：同西方国家的某种战争即将发生。然而更加可能的是，他向凯特尔讲了老实话：他需要时间来谈判。

　　 英国人同样一心想谈判。英波同盟条约的签字是这一谈判的预备措施，而不是一个坚决要打仗的决定。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英国人并没有十分认真地对待这项同盟。他们的草案曾被设计来适应某种英苏同盟，现在这个同盟已经消失。在德苏条约后的手忙脚乱中，波兰草案中的条款同样被包括进去；这些条款中的一条包含了英国人迄今所规避的保证——充分扩大同盟的范围把但泽包括进去。可是，几乎就在同盟条约签字的时刻，外交部的一个成员起草了“致希特勒先生的可行反提案”，反提案主张但泽享有“决定其政治忠诚的权利”，要以承认波兰的经济权利为条件； [ 注：马金斯的备忘录，1939年8月25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辑，第7卷，第307号。 ] 哈利法克斯亲自对波兰大使说：“倘若波兰政府试图采取排除讨论和平调整但泽地位的立场的话，他们会犯莫大的错误”。 [ 注：哈利法克斯致肯纳德，1939年8月25日。同上，第309号。 ] 这样，英国政府和希特勒在如何结束这场危机的问题上已接近于达成协．议，波兰人却步调不一致。可是问题不是如何结束谈判，而是怎样开始谈判；关于这一点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8月26日到8月29日，谈判的预备工作迅速进行：英国人暗示他们将提出什么，希特勒暗示他将要什么。双方都迟疑于越过边缘进入实际谈判。存在进一步的混乱，因为这些试探是在两个层次进行的。尼维尔·汉德逊作为官方中间人而活动；达勒鲁斯更加勤奋地穿梭于柏林和伦敦之间。他于8月25日飞往伦敦，8月26日返回柏林，8月27日往返伦敦和柏林，8月30日再次往返伦敦和柏林。在柏林，他会见戈林，有时会见希特勒；在伦敦，他受到非常小心保密的接待，会见了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英国人或许坚持他们对达勒鲁斯的谈话是“非正式的”；希特勒一定会同样从中感到，正在为他作好第二个慕尼黑的准备。他也许真的曾被英波同盟条约的签署吓了一跳；当汉德逊和达勒鲁斯加倍努力时，这种作用就失效了。然而与此同时，正在倾听达勒鲁斯意见的英国人，也想象他们的地位正在提高。外交部的一位成员就达勒鲁斯的活动发表评论说：“这表明德国政府犹豫动摇。……我们可以并应该在形式上表示和解的同时，在实质上绝对坚定不移。……最近的迹象表明我们握有意想不到的硬牌。”这份备忘录上还有进一步的评论：“大臣看了，他说他非常同意这一点”。 [ 注：给寇克派特里克的备忘录，1939年8月27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辑，第7卷，第397号。 ] 哈利法克斯甚至独出心裁，认为第二个慕尼黑将使希特勒丢脸，而不是使英国政府名誉扫地。他写道：“当我们谈到慕尼黑时，我们必须记住自那时以来这个国家的态度和实力，以及在其它许多方而——意大利——让我们希望还有日本——等等，已经意外发生的变化。倘若此刻引导希特勒接受适度的解决办法，认为他在德国之内的地位将遭到某种程度的削弱，这大概并非完全是痴心妄想。” [ 注：哈利法克斯关于汉德逊给哈利法克斯电报的备忘录，1939年8月29日。向上，第455号。 ]

　　 因此，双方像摔跤运动员试图在相互扭住之前占优势一样，彼此兜圈子。英国人表示愿意安排德国和波兰直接谈判，如果希特勒答应和平行事的话，希特勒回答说，倘若他在但泽问题上如愿以偿的话，就不会发生战争。后来作家们争辩说：希特勒的回答是不诚实的；他关心的是孤立波兰，而不是避免战争。大有可能真是这样。不过英国政府的提议也是不诚实的：战争危险一旦消除，就失去向波兰人要求让步的机会，这一点英国人是知道的。去年贝奈斯曾恳求英国给予援助。他们暗示：他如果采取足够的和解态度，他也许能获得援助，结果他落进了圈套。现在英国人早已承担义务——他们的手脚更多地被英国公众舆论的决心所束缚，而不是被他们与波兰的正式同盟所束缚。他们不能命令波兰人让步；他们不能允许希特勒去命令波兰人。可是，如果没有人下命令，就不会出现让步。8月23日，霍拉斯·威尔逊爵士代表张伯伦会见美国大使肯尼迪。会谈过后，肯尼迪打电话给国务院说：“英国人要我们做一件事，仅仅一件事，那就是我们对波兰人施加压力。他们觉得，由于他们负有义务，他们不能做这种事，然而我们却可以做。” [ 注：《莫法特文件集，1939－1943年》(1956年，第253页。科德尔·赫尔填补上威尔逊的名字，《回忆录》，第1卷，第662页。) ] 罗斯福总统立即拒绝了这个意见。张伯伦——又据肯尼迪说——于是丧失了一切希望：“他说此事一无所获是非常可怕的事，他们终究不能拯救波兰人；他们只能进行一场复仇战争，而这场战争意味着全欧洲的毁灭。” [ 注：肯尼迪致赫尔，1939年8月23日。《美国外交关系文件汇编》，1939年，第1卷，概论。 ]

　　 僵局持续到8月29日。接着希特勒打破了僵局。他处于较弱的地位，虽然英国人不知道这一点。在9月1日之前，没有留给他多少时间去获得外交胜利。下午7点15分，他向汉德逊提出一项正式建议和一个正式要求：他将同波兰直接谈判，倘若波兰全权代表于第二天到达柏林的话。这是希特勒从3月26日以后坚决声称他决不再与波兰人直接打交道的立场的后退。尽管汉德逊抱怨说这个要求很像是最后通牒，但他急于接受；在他看来，它构成了“防止战争的唯一机会”。汉德逊催逼他自己的政府接受这个要求；他敦促法国政府建议贝克立即访问柏林；他尤其坚持要波兰大使利普斯基采取步骤开始谈判。 [ 注：汉德逊致哈利法克斯，1939年8月29日和30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辑，第7卷，第493、510号。 ] 利普斯基置之不理——显然他甚至没有把希特勒的要求报告给华沙。法国政府则作出显然相反的反应——他们叫贝克立刻前往柏林。但决定由英国政府去做，这就是他们始终所想要的和他们反复向希特勒所暗示的建议：波兰同德国直接谈判。希特勒此刻已完成了他的那一份职责；但他们却不能做他们的那一份。对波兰人是否会因此按希特勒的训谕前往柏林，他们抱最最阴黯的怀疑态度。肯尼迪向华盛顿汇报张伯伦的心情说：“老实说，他对使波兰人采取理智态度比德国人更加焦急。” [ 注：肯尼迪致赫尔，1939年8月30日。《美国外交关系文件汇编》，第1卷，概论。 ] 8月30日全天，英国人为这个问题忧心如焚。他们终于忽然想出一种解决办法。8月31日中午12时25分，他们把希特勒的要求转给华沙——就是说，此刻是在德国的最后通牒(如果它真是最后通牒的话)已经期满之后25分钟。英国人为波兰的顽固态度感到的忧虑没有错。当贝克获悉希特勒的要求时，他立即回答说：“德国如果邀请他去柏林的话，他当然不去，因为他不想去受哈查总统所受的那种接待。” [ 注：肯纳德致哈利法克斯，1939年8月31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辑，第7卷，第575号。 ] 这样，英国人由于行动太迟，仍然能够声明他们曾经提供过某种东西、而这是他们知道他们无法提供的：波兰全权代表前往柏林。

　　 希特勒没有预料到这一点。他原来指望谈判是会开始的，于是他打算让英国人来克服波兰的顽固态度。根据他的命令，最后拟定了详细的要求。这些要求主要是立即归还但泽，在波兰走廊举行公民投票 [ 注：施密特：传阅电报，1939年8月30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D辑，第7卷，第458号。 ] ——这些条件正是英法两国政府长期以来所赞成的。但是如果没有波兰全权代表前往柏林谈判，德国人就难以公布他们的条件。8月30日午夜，汉德逊给里宾特洛甫带来波兰全权代表那天不来的消息。里宾特洛甫只有德国建议的条件的大体草案，上面潦草写了希特勒的修改。这份东西不宜拿给汉德逊看；里宾特洛甫奉希特勒的命令不得这样做。所以他慢吞吞地把条件念了一遍。后来，发生一个荒诞的说法：“他急促不清地”把这些条件念了一遍，故意拿为装装样子的条件欺骗汉德逊。事实上，汉德逊清清楚楚地抓住了要点，印象很深刻。他认为，就这些条件的表面价值而言，它们“并不是不合理的”。他一回到英国大使馆，在凌晨2时就把利普斯基请来，敦促他立刻求见里宾特洛甫。利普斯基不予理睬，便回去上床睡觉了。

　　 德国人现在感到焦急不安，他们的条件还没有为汉德逊完全记录下来。他们再次利用达勒鲁斯作为据说是非官方的使者。自称是不顾希特勒而采取行动的戈林，把条件出示给达勒鲁斯，接着达勒鲁斯在凌晨4点左右把条件用电话告知英国大使馆。因为戈林知道所有电话中的谈话至少受到三个政府机构(其中之一是他自己的)的监听，所以他无视希特勒的说法当然是个编造的谎话。第二天上午，戈林放弃了这个谎话。达勒鲁斯拿到一份德国要求的抄件，把它转交给英国大使馆。汉德逊再次召请利普斯基，他拒绝前往。达勒鲁斯和英国大使馆参赞奥吉尔维·福比斯被派去会见利普斯基。他仍然无动于衷。他拒绝看德国的条件。当达勒鲁斯在房间外时，利普斯基对引进这位中间人提出抗议，并且说：“他敢拿名誉担保：德国人的土气正在崩溃，现政权不久就会垮台。……德国的这个建议是个圈套。它也是德国人衰弱的一个迹象。” [ 注：汉德逊致哈利法克斯，1939年8月31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辑，第7卷，第597号。 ] 为了进一步努力打破那固执的硬壳，达勒鲁斯给伦敦的霍拉斯·威尔逊打了一个电话。他说，德国的条件是“极为宽大的”；“‘在我们〔达勒鲁斯？戈林？汉德逊？〕看来，很明显’，是波兰人堵塞了谈判的道路。”威尔逊意识到德国人正在窃听，他告诉达勒鲁斯住嘴并放下听筒。 [ 注：卡多根的备忘录，1939年8月31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辑，第7卷，第589号。 ]

　　 这种小心谨慎的措施采取得太晚了。过去几个小时的一切行动好像在报上宣布了的那样公开了。汉德逊和利普斯基的通话，达勒鲁斯和汉德逊的通话，英国和波兰两国大使馆间的来来往往——所有这些德国人都知道。毫无疑问，这些事情希特勒也晓得了。他可能得出什么结论呢？唯一的结论是：他已成功地在波兰和它的西方盟国之间打进一个楔子。关于法国政府，情况也是这样。至于汉德逊，情况同样是如此。他在8月31日晚些时候写道：“由于德国的建议，战争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波兰政府应按照现在已经公开的德国建议，于明天宣布他们愿意派遣一名全权代表概括地讨论这些建议。” [ 注：汉德逊致哈利法克斯，1939年9月1日。同上，第631号。 ] 希特勒可能不知道，汉德逊不再像前年那样在伦敦备受重视。但是，甚至连英国政府对波兰人也不能容忍。8月31日深夜，哈利法克斯给华沙打去电报说：“我不明白波兰政府为什么竟然对授权波兰大使接受德国政府的一项文件觉得困难。” [ 注：哈利法克斯致肯纳德，1939年9月1日。同上，第632号。 ] 如果再有24小时的话，裂口将开得更大。不过希特勒没有获得这24小时。他做了他自己的时间表的俘虏。在他的将领们怀疑目光的注视下，他不能再次取消对波兰的进攻，除非他拿出什么确实可靠的东西给人看；波兰人仍然使他得不到这种东西。波兰及其盟国之间的裂口给了他一个机会。他不得不在这上面冒险一搏。

　　 8月31日中午12点40分，希特勒决定开始进攻。下午1时，利普斯基打电话求见里宾特洛甫。窃听利普斯基接到的命令的德国人知道，他被告知不得开始“任何具体的谈判”。下午2点，威兹萨克给利普斯基打电话，问他是否作为全权代表来会见。利普斯基回答说：“不，他以大使的资格。”这对于希特勒足够了。看来，波兰人仍然顽固不化；他可以把赌注押在他们在战争中孤立无援上面。下午4点批准战争命令。下午6点半，利普斯基终于会见了里宾特洛甫。利普斯基说，他的政府在“赞同性地考虑”英国关于波兰德国直接谈判的建议。里宾特洛甫问他是否作为全权代表。利普斯基再次回答说“不是”。里宾特洛甫没有通报德国的条件；如果他试图这样做的话，利普斯基本来也会拒绝接受的。于是3月26日以来仅有的一次德国和波兰之间的直接接触结束了。波兰人保持勇敢沉着直到最后一刻。次日凌晨4对45分，德国开始进攻波兰。上午6点，德国飞机轰炸华沙。

　　 对于英法两国，这是一个清清楚楚的履行盟约的场合。它们的盟国已遭到蛮横的进攻，等待他们的只是对侵略者宣战。可是这种事却没有发生。英法两国政府向希特勒苦苦规劝，警告他如果他不停止进攻，他们就不得不进行战争了。同时，他们等待某种事情发生；结果事情发生了。8月31日，墨索里尼慎重地遵循去年的先例，提议召开欧洲会议：会议定于9月5日举行，调查欧洲冲突的一切原因，以预先将但泽归还德国为先决条件。当这个建议首先到达两个西方政府时，它们便表示赞成。但墨索里尼把时间选择错了。1938年他有三天时间来防止战争，1939年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这是不够的。到9月1日，当西方政府给墨索里尼答复时，它们不得不要求必须首先在波兰停止战斗。但这不是全部。当庞纳对墨索里尼的建议表示热心时，英国的舆论哗然。当张伯伦解释说德国仅仅受到“警告”时，下议院不肯罢休；它指望第二天政府拿出更确实可靠的东西。哈利法克斯像往常一样随着全国的情绪摇摆，坚持要求在德国撤出全部波兰领土的时候，才可以举行会议。意大利人知道向希特勒提出这种要求，那是办不到的；于是他们没有做进一步的努力就放弃了召开会议。

　　 可是英法两国政府，特别是法国政府，对尚未举行就已经夭折的会议继续抱有信心。希特勒最初回答墨索里尼说，如果邀请他参加会议，他将于9月3日正午提出答复。因此庞纳，还有张伯伦和他一起，拼命努力把宣战推迟到此时过后，即使意大利人不再打算邀请希特勒或别人。庞纳乞灵于这样的借口，即法国军队需要这种推迟，以便在不受德国空袭(他们知道，空袭无论如何不会发生——因为德国空军已完全用于波兰)干扰的情况下完成动员。张伯伦想象不出任何借口，除法国需要延迟以及总是很难与盟国协作之外。9月2日晚上，他仍然以假设的谈判来款待下院“如果德国政府同意撤出他们的军队，那么英王陛下政府就愿意认为局势同德国军队越境进入波兰以前的一样。这就是说，德国和波兰两国政府讨论争论中的问题的道路是畅通的。”即使对忠诚的保守党人来说这也是太过分了。利奥·艾默利向反对党的代理议会领袖阿瑟·格林伍德大叫：“请你代表英国发言吧！”这项任务张伯伦是没有能力胜任的。以哈利法克斯为首的大臣们警告张伯伦：如果政府不在下议院再次举行会议之前向希特勒发出最后通牒的话，它就会垮台。张伯伦让步了。法国人的反对意见被驳回了。英国的最后通牒于9月3日上午9点递交德国人。它在上午11点期满，战争状态随后开始。当庞纳获悉英国人无论如何即将开战时，他压倒一切的渴望乃是赶上他们。法国的最后通牒把时间提前了，而不管那个假设来自总参谋部的反对；最后通牒于9月3日正午发出，下午5点期满。过去20年鼓吹抵抗德国的法国人，似乎是以这种荒谬的方式，被过去20年鼓吹和解的英国人拉进战争的。两国是为了和平解决办法里他们长期认为最不能辩护的那部分而打仗的。希特勒也许一直计划一场大战；但从记录看起来，他是由于在8月29日着手进行他本该在8月28日开始的外交花招而终于卷入战争的。

　　 这些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或更确切说西方三国由于凡尔赛和约的解决办法而引起的战争的起源；这场战争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刻以来就一直潜藏着。这场重开的战争是否可通过更重大的坚决措施或更重大的和解行动而避免，人们将长期进行辩论；对这些假设的推测将找不到答案。或许两者之一本来会成功的，倘若坚定不移地奉行的话。英国政府把两者混合起来的做法多半是要失败的。这些问题现在看起来无限渺远。虽然希特勒以为两个西方国家根本不会开战是犯了大错，但他认为它们不会认真地打仗的预料证明是正确的。英法两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援助波兰人，并且几乎没有做什么事以自助。这场欧洲斗争是在1918年德国停战谈判代表在雷东德的火车车厢中出现在福煦面前时开始的，后来是在1940年法国停战谈判代表在同一火车车厢中出现在希特勒面前时结束的。从此欧洲有了一个“新秩序”，它受德国控制。

　　 英国人民决心公然反抗希特勒，然而他们缺乏毁灭他的事业的力量，希特勒本人援助了他们。他的成功是依靠把欧洲同世界的其余部分隔离开来。他无偿地毁灭了他的成功根源。1941年，他进攻苏俄，并对美国宣战，这两个世界大国本来只要求别打扰它们。一场真正的世界大战就这样开始了。现在我们仍然生活在它的阴影下。1939年爆发的这场战争已成为历史上的罕见事件。

1919－39　欧洲各国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