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语
作者：约翰·托兰 ·美国
出自————《漫长的战斗》
出自————《战争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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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转换行动”的最后一名战俘获释的时候，远在南方的关押战俘的岛上，22604名北朝鲜和中国战俘正在被装上一支由运输登陆舰组成的舰队，这些战俘大多数是反共分子。他们被告知将被运往北边的非军事区，他们在那里必须在90天的时间里就回国还是到其它庇护地做出决定。
第一批400名战俘于9月12日到达非军事区，被带到这个狭窄无人区的南端，在那里为他们建了10个临时集中营，此为南营。在稍北的地方一个小得多的集中营里，有35名南朝鲜战俘和24名联合国军战俘，他们选择了仍然和共产党人呆在一起。在24名联合国军战俘中，有23名美国人，1名英国人。双方的“解释人”将努力劝说每一名战俘去北方投奔共产主义或去南方投奔民主。
第一批491名反共的中国战俘按照日程安排该去专门为解释人建立的帐篷了，但他们却拒绝离开战俘营。这些人担心共产党会逮捕他们并强迫他们回中国。
当时负责非军事区里所有战俘的印度的蒂马雅中将恳求这些固执的中国战俘：“如果你们像你们所说的那样是反共的，你们就应该进去向解释人说清楚。”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他用几辆汽车拉上战俘头儿，让他们去亲眼仔细看一看解释人所在的区域。他们在附近没有看到任何可能会绑架他们的成群的共产党军队，只有宣过誓要保护他们的印度士兵。战俘头儿们回去后向同伴们保证出去很安全。
几个小时之后，他们被说服了，开始排成队向16个解释篷走去，每个战俘都由一名印度士兵护送。“就像要去观看16部话剧，一下子都去了，”美国情报局的记者保罗·加维说。一名战俘刚进篷子，三名中国解释人立即站起来，弯了弯腰，笑了笑。“差不多所有第一天进来的战俘都往他们脸上吐唾沫，骂他们，当天上午就离去了。解释人则用袖子擦去脸上的唾沫，费劲地使表情恢复到常态。一到解释篷，战俘们就感到可以自由地向共产党表明他们是怎样看待他们的了。”
在解释的过程中，一张小绿桌子后面坐着中国解释人，对面折迭椅上坐着一名战俘，解释人一边躲闪着向他们扔过来的东西，一边极力把他们的意思讲清楚。他们以一种劝导性的、友好的方式，向听他们说话的中国战俘保证，如果他们回国，将原谅其以前所有的罪过。中国马上就要统治整个亚洲了，因此他们应该回到即将获胜的一边来。一个光辉灿烂的新生活正在建立。回家吧，因为祖国需要她的儿子们。
第一天不断有暴力事件发生。一名战俘突然站起来，抡起了折迭椅。三名解释人吓得倒伏在篷子的墙上，战俘骂他们是王八蛋，这是中文里最侮辱性的骂人的话。然后他把椅子掷在绿桌子上。
中国解释人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样子很窘迫。联合国军人员对于这些反共奖品则喜形于色，这使得中国解释人样子更窘了。在那难忘的一天里，共有10名战俘进了去台湾的门，4名战俘在耐心地听完了联合国军方面解释人的解释后进了去中国的门。另外6名战俘热情地向共产党的解释人致意，而后往联合国军代表的脸上吐唾沫。他们从通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门出去时，受到了篷子里所有共产党人的热烈欢迎。
向中国战俘解释的恼人的结果使共产党人束手无策，便要求让北朝鲜战俘进来，但这些战俘坚决不出集中营。
劝说其他战俘进那些篷子费了好长时间，3个月后，只有3100名战俘同解释人谈过话，要求被遣返的只有137人。年底之前，大多数北朝鲜和中国战俘做出了选择，剩下的少数人如朱少校和朴少校等，既不去北朝鲜也不去南朝鲜，而是坚持去中立国。
这时几乎每一个战俘营都被反共分子所控制，中立的战俘们不得不保护自己免遭被称为“昨天的朋友，今天的敌人”的攻击。
朱所在的集中营里有个少校逃跑了，反共党团的书记便设置了袋鼠军事法庭来审讯他那伙人。第一个被抓的是朱，他不仅受到了恐吓，而且饱尝了失望、沮丧和酸苦。
“你们有多少中立分子？”那个书记问，手里拿着一根棒球棒，“如果你说了，我们就饶了你。否则，你就会没命！”
“我不知道任何名单，”朱说。
“你认为说一句‘我不知道’就可以逃脱掉？”有人朝朱的脑袋猛击一棒，其他人连续猛击他的肩、臀部和脊背。他甚至没能喊叫就失去了知觉，模模糊糊地听到有人说：“也把他杀了算了。”那个书记说：“明天再审讯他，先打断他一条腿。”
当朱来到一个篷子时，他全身疼痛难忍，一条肋骨好像被打断了，因为稍一碰它就剧烈地疼。两条腿也麻木了，肿得老高。他听到一阵尖叫声，不一会儿，一个软得象棉团的人被拖了进来。不到一小时，又有上十个人呻吟着被带进来，他们都是中立分子，都认为李承晚总统及其政府是比北朝鲜共产党分子更坏的罪犯。
几个星期之后，朱没人扶还是不能走路，但他每天晚上按摩两条腿，以便有一天逃出去。1月10日，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闯一次。天黑之后，他躲过看守，向带刺的铁丝网猛冲过去。卫兵冲他大声喊叫，但他还是爬到了对过。两名印度士兵跑过去帮他。“你没事吧？”一名士兵大声问。
没事？他的两只手鲜血模糊，衣服被挂成了碎条，在他走过的雪地上留下了一条红色的轨迹。“是的，我没事！”他说。当这俩士兵把他带到印度人的医院时，他失声痛哭起来。
10天之后，1954年1月20日，印度士兵聚集在各个集中营。当战俘们走出集中营时，他们还有最后一次向北去的机会。没有一个人犹豫：21805名战俘，兴高采烈地挥舞着自制的国民党中国和南朝鲜小旗，带着叠得整整齐齐的铺盖一直向南走去。其中有14343名中国战俘。有些人边走边敲着用饭盆等锤打成的锣鼓，吹着自制的喇叭。他们炫示般地通过检查站，最后历时15小时43分钟。朱少校和其他中立的战俘看着他们离开时松了一口气。他们兴高采烈、手舞足蹈地通过自由大桥，到达临津江对岸，受到一支美军乐队和一幅用中文写的大幅标语的欢迎。
北朝鲜战俘在登上汽车前往仁川之前受到了南朝鲜方面的迎接，并受到了从台湾来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和政府官员极为热烈的欢迎。他们拉下汽车车厢两边的帆布，以便向路两旁列队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在仁川，”保罗·加维报道说，“中国人的聚居地早已做好了欢迎准备，大街上沿途到处都是铙钹和中国乐器的铿锵声——纸龙在头上欢腾翩翩，身着传统服装的美丽少女踩着高跷向他们频频致意。思乡的中国战俘还能再要求什么呢？
那些在战俘营进行了顽强斗争，保持了共产党人本色的英勇崇高的战俘们，在通过通往中国的门时被当成英雄，受到了5名中国高级官员的欢迎。但后来他们被带到满洲的一个集中营进行再教育，凡是和西方打过交道——即使在战俘营里——的人均未受到信任。几年后，这些勇敢仗义的人们被释放送回老家，却被自己的家人当作叛徒而极力回避。他们回到当年工作过的地方却只给予低下的工作。一位姓张的战俘，原先是位中学校长，被降级使用当了一名教师，几乎每天都要站在桌前为其罪过忏悔。一年后，他又被降成看大门的。他对此略有微词，被判了10年徒刑。一位姓丁的战俘回到家里后，他的妻子被迫同他离了婚，他的一个女儿因缺乏医疗而死去，另一个女儿因被人奚落是“叛徒的女儿”而离家失踪了。丁先后几次被监禁，前后加起来达12年之久，直到1983年才被释放。在朝鲜赤胆忠心地为毛泽东打仗的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1959年被从国防部长的位子上赶了出去，10年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折磨至死。
如果这些真正信仰者还被怀疑并受到了惩罚，那些曾被保证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受到良好对待的前国民党士兵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2
自这场流血冲突结束以来，把这场冲突作为一场被遗忘的战争的描述无以计数。400万生灵命归黄泉，南北朝鲜之间的分界线仍一如3年前，只是某些地方略有变更，54246名美国军人白白地送掉了性命。
毫无疑问，杜鲁门政府和美国军方领导都犯了许多错误。诚然，战场指挥官们赢得了许多战术上的胜利，但战略上的失败主要是麦克阿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造成的。
从战争一开始，美国领导人就想主要通过诸如使用原子弹等威胁手段来迫使中国人和苏联人做出政治上的决定，而不是用切合实际的必需的战术行动来反击敌人大批的地面部队。“在这个过程中，”曾是沃克和李奇微的飞机驾驶员后成为将军的迈克·林奇做出结论说，“我们在战争中犯了最严重的错误。开始时过低估计了敌人的能力，过高估计了我们自己的能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了争取实现停火的谈判时，同样是这些人反而过高估计了敌人的能力，过低估计了我们自己的能力，从而使我们做出了不必要的妥协。”
描写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和失败者的著述也很多。李承晚及其政府无疑是得救了，蒋介石也得到了差不多同样的好处；战争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0年拿下台湾的计划成为泡影；日本虽然没有积极参战，但它是另一个胜利者。作为美军和联合国军其它军队的服务、供应和娱乐基地，日本聚积了许多财富。它还为战争生产了许多武器，朝经济复兴迈了一大步。
当今的中国人认为最大的胜利者是苏联，它在遥远的地方观看了这场战争，沾沾自喜地看着美国把兵力集中在东方而非欧洲。此外，苏联没有出一兵一卒，在给北朝鲜人或中国人提供军火方面也不慷慨，让中国人为其得到的物资付额外费用而羞辱了他们。根据一名中国历史学家的观点，苏联人最大的收获，则“是这场战争扼杀了美国和中国大陆之间建立任何友好关系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朝鲜的这场战争使美国为其保护自由世界反对共产主义的声明获得了信誉。杜鲁门成功地使这场战争成为一场联合国的战争也是对斯大林的一个重大打击。此外，这场战争还使北约从一支停留在纸上的力量变成一支真正的威力，并证明了美国愿意坚定地反对共产党。
尽管美国公众从来就不喜欢这场战争，但战争大大刺激了国家的经济，使美国的繁荣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场战争使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大大膨胀，没有美国的介入，战后任何问题的持久解决是不可能的。这场战争创造出了一个泛美组织，由于有强大而变化无常地武断的美国，该组织成为一个世界将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勉勉强强的巨人。
中国对美国进行生物战的指控是个极为复杂的问题。西方历史学家一般认为这种指责是中国显而易见的一种宣传手法。然而，在日本和美国新发现的资料和研究结果随后证实了中国人的指责中的许多要点。英国杰出的生物化学家和汉学家李约瑟在1952年声称，他有“97.5％的把握”朝鲜战争期间使用了生物武器。1979年他又明确宣布，“在朝鲜战争中，生物战的办法……被美国一方尝试过。”
最近解密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文件表明，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军方对使用生物武器兴致极高。文件中有关生物武器的部分被删掉了，一般不让研究者们翻阅。尽管有这一证据，但对该问题进行了彻底研究并写有专著的马克·瑞安得出结论说，美国要是使用了生物武器的话，它肯定得有大的隐蔽行动，而且几乎必定“要在将来露出蛛丝马迹，特别是朝鲜战争以后的10年内，从政府和军方其它行为的特定范围上肯定能看得出来。”同时瑞安又说，很可能“即使不存在上述对美国的非难，中国人上至最高领导层也认为美国使用了生物武器。”
在会见了许多英美战俘及中国官员和历史学家后，我难以相信美国进行了生物战，反过来说，中国领导层并不一定真地认为他们是生物战的受害者。
这场战争是以一片啜泣声而不是以一种快感结束的——它是近40来年在美国历史上唯一一场没有被国家树碑立传的重大战争。但如果把20世纪发生的所有战争当作一连串事件来看待的话，朝鲜战争的重要性就很明显了。使德国及其盟国遭到决定性失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留下的是一片混乱，导致了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兴起。不公正的和平和争夺欧洲势力范围的激烈斗争，连同亚洲一个现代化的侵略国家的惹人注目的出现，酿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及其帮凶被粉碎了，但这一危险刚被消除，另一种危险又出现了——冷战和经常不断的核阴影。
这些事件不断发展的结果便是朝鲜战争，一种大国从未遇到过的危机。前面的两次世界大战打得都很残酷无情，但在朝鲜，如不放出核魔要进行一场全面冲突是不可能的。因此，朝鲜的这场战争应当引以为鉴。它证明——或应当证明——现在要打全面战争是不可能的。可是大国没有吸取这个教训，在越南甚至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这场朝鲜战争值得打吗？对于参战双方的高、中、低各阶层人民来说，它都是一场残酷的、愚蠢的、错误的、判断失误的、种族歧视的、带有偏见的和凶暴的战争。只有各个层次上大量具有人性的事例——战场上的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对敌人个人的仁慈和同情——才使有关战争的著述持久不衰。
可是欧亚两洲最近发生的事件使人们对否定朝鲜战争的观点提出了疑问。无论如何，在那场战争中打过仗的人没有白打，死掉的人也没有白死。
我一直试图作为一名不管国籍和意识形态如何的超党派人士来探讨历史，并试图通过普通的和非凡的人们所遭受的苦难，以惨痛的详细情节来描写战争的恐怖。
在写了7部有关20世纪的战争的历史著作之后，我得出了许多结论。历史不会重演，不断重演的却正是人类的本性。我们经常是从现在更多地了解过去，而不是相反。我还发现，一个卑鄙小人偶尔也能讲实话，而一个达官贵人偶尔也会撒谎，历史经常创造人，而人并非经常创造历史，历史的进程无法预言。最后，战争史永远不会是确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