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背景·第一
作者：金阳明 ·韩国
出自————《韩国战争史》
出自————《战争通史》
“啊，日寇投降了！”
这对我，与其说是喜讯，倒不如说是噩耗。为了建军参战而历尽千辛万苦，如今却前功尽弃，付诸东流了。……我们对这次战争几乎没有什么贡献。因此，在国际上将没有多大发言权。吾人为之忧心忡忡。
《白凡逸志》
敌人滚了，现在该是放弃可恶的角斗而和衷共济的时候了。家不睦则毁，国不和则亡，同胞之间相互角斗是亡国之兆。……阶级斗争并不能使民族繁荣，疑忌之心也不能给人民造福。阶级斗争将无休无止，使人血流不尽；我欲损人，人亦害我，实在得不偿失。
《白凡逸志》“我所希望的我们国家”
我得悉，苏联同意了四国托管，但在细节问题上尚未达成协议，斯大林主张外国军队不应驻在韩国。苏联已完成了一至两个韩人师的训练，估计这支兵力将用在韩国。不管在韩国实不实行国际托管，这支韩人师将发挥支配力量，为建立不是独立政府而是归苏联统治的政权而施加影响。这如同波兰问题搬到了远东。我建议大力促进托管方案实施，并提出托管期间美陆军或海军陆战队在韩国保留象征性的驻军的提案。
美陆军部长史汀生，于一九四五年七月波茨坦会议前夕
韩半岛从十九世纪后半期开始，便成为列强利益与势力交织的国际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国土分割和战乱，又与世界政治的两极分化现象紧密联系在一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和中、日等东亚国家，一朝衰弱，丧失了影响力。在大战期间维持合作关系的美、苏两国，战争一结束便表现出微妙的利害对立，陷入了冷战。从而，世界政治地图按美、苏两大势力对立这样一个新的面貌展现了。
在太平洋战争的战后处理过程中，根据美、苏默契而分割的韩半岛，随着冷战气氛的高涨，成为美、苏两大势力对抗角逐的舞台，分割局面也被固定下来。
我国同胞在悠久的历史中保持单一民族的传统和文化，又面临严峻的历史性考验。要冲破两大势力圈交界地域的旋涡，维护民族的单一性和自主性，就极需民族的大团结和自主力量的总汇合。然而，在日本帝国主义长期的殖民统治下，自主的砥柱丧失，领导阶层四分五裂，没有民族统一的中心，在这种情况下靠别人的力量获得的“八·一五”解放，就成了新的民族灾难的开端。
第一节 韩半岛的战后处理问题
开罗、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
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一九四三年后，盟国的最后胜利日益明显起来。于是盟国的首脑们频繁会晤，开始讨论对轴心国的后期作战问题，以及交换关于战后新的世界秩序的意见。韩半岛问题作为战后处理项目之一，在盟国首脑之间正式提出来讨论，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出。
一九四三年二月卡萨布兰卡会谈之后不久，美国总统罗斯福向英国外长艾登谈了关于满洲、台湾等地的归属和韩国、印度支那的托管等问题以及东南亚的战后处理的设想。
同年十一月，罗斯福、邱吉尔和蒋介石等美、英、中三国首脑通过开罗宣言，表示“轸念韩国人民所受之奴役”，并且决定“在适当时机，使韩国自由独立”。随后，在德黑兰会谈时，苏联总理斯大林对于开罗宣言的内容表示支持，从而韩国的独立才得到国际的保证。
但是，这部历史性宣言中的“适当时机”一词，却预示着尔后的风波。当时对于我们的民族来说，这一措词不能不引起疑虑。罗斯福鉴于美国统治菲律宾的经验，认为韩国要具备完全独立国家的自治能力，需要四十年的训练时期，因而提出由包括美国在内的两三个国家共同托管的方案。对此，斯大林也原则上表示同意。
从这时开始，苏联对日参战逐渐具体化，并制定了北太平洋的基本作战方针。就在这一点上，关于韩民族独立的协议和托管方案，便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苏联参战的补偿问题，必定会同与之接壤的韩半岛的战后处理密切关联，这又与盟军的对日作战方针紧密相关。
在德黑兰会谈时，斯大林表示击败德国后苏联一定参加对日作战，并提出了包括中长铁路和大连港在内的对满洲的要求和把库页岛及千岛群岛划归苏联的希望。自珍珠港被袭以来一直劝苏参加对日作战的罗斯福，同邱吉尔一起对斯大林的要求作出了肯定的答复。
一九四五年二月在德国战败之前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美、英、苏三国首脑，就苏联的对日参战条件，达成了以下几点协议：
(一)外蒙古之现状应予维持。
(二)由于日本一九〇四年背信弃义的进攻而遭破坏的俄国昔日权益，应予恢复，即：
(甲)库页岛南部及该岛附近之一切岛屿应交还苏联。
(乙)大连商港应予国际化，苏联在该港之优越权益，须予确保；苏联对旅顺港海军基地的租借权应予恢复。
(丙)对通往大连之中长铁路与南满铁路，应设立一中苏合办之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应予保障，而中国得保持在满洲之全部主权。
(三)千岛群岛应交予苏联。
经谅解，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与铁路之协定，应征得蒋介石委员长之同意。美国总统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
这个臭名昭著的雅尔塔协定之出笼，是因为美国过高估计了日本的战斗力，怕美军实施对日本本土登陆作战时损失过多的人员；为了在美军登陆作战之前能对关东军发动牵制性进攻，而请求苏联及时参战。美军当时的判断是，苏联可能尽量拖延参战，而在美军付出很大代价、即将完成占领日本本土的作战时，坐收渔翁之利，一举夺取满洲和华北。罗斯福为了实现苏联尽早对日参战之目的，竟未同满洲的主权国——中国事先协商，就承认了苏联对满洲的权益。
雅尔塔协定里没有韩国问题的条文，三国首脑对韩半岛问题都采取了搁置起来的态度。因为韩半岛是列强利害关系微妙地交织着的接壤地域，怕因有关细节的讨论而影响战时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只在罗新福和斯大林之间，就韩国问题以口头谅解的方式同意由几个国家共同实行托管的基本原则。
因此，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谈时，对斯大林承诺了恢复苏联一九〇五年以前在远东所获得的权益。由于对韩半岛的未来没有作出具体的条文规定，在处理韩国问题上，给苏联留下一个余地来提出它那传统的对韩权益的主张。
当时美国处理韩国问题的设想，不仅反映在雅尔塔会谈的正式讨论协定的文本中，而且反映在美国国务院为会谈而准备的提纲中。
韩国问题具有国际性质，一国军事占领将会引起政治上的对抗，因此军事占领和军事政府应有各盟国的代表参加组成。而代表则应由与韩国前途利益较深的美、英、中、苏(参战以后)组成，各国代表的权利应以不削弱美国的主导权为原则，并不得超过美国。
从这建议中可知，美国国务院为实现韩国的独立，曾设想：(1)军事占领， (2)实施单一机构的军事政府， (3)过渡性的国际共管或托管， (4)完全独立等等几个阶段。这一设想中，值得注意的是，直到完全独立的各个阶段，要确保美国的主导权；与罗斯福的想法——韩国的托管方案是为了培训自治能力——不同，暗示了牵制或阻止苏联势力对韩半岛的扩张。
一九四五年初，美军登陆冲绳并占领该岛。抱病参加雅尔塔会谈的罗斯福，回去后不久便逝世了。对美苏关系比较生疏的杜鲁门继任了总统。接着，五月七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从对德战争中脱身的苏联成为杜鲁门政府越来越难以对付的对手。
从当时美军当局的总设想来看，苏联消灭日本军队(关东军)之后，将拥有先于美军占领库页岛、满洲、韩国、华北的军事力量，因此美国考虑有必要事先与苏联就远东的战后处理达成充分的谅解或协议。五月末，霍浦金斯以杜鲁门的特使身份访问莫斯科同斯大林会晤，再次确认关于对韩国实行美、英、中、苏四国共同托管的谅解，于是美国以为至少排除了韩国落入苏联单独影响之下的可能性。
波茨坦会谈(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七日～八月二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召开的最后一次盟国首脑会议。在这次会谈期间虽然美国在新墨西哥阿拉默果尔多沙漠成功地进行了历史上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但仍然过高地估计了关东军的抵抗能力，而请求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因而，在这次会谈中，原子弹所具有的军事战略上的价值和国际政治上的划时代意义，丝毫未能体现出来。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和苏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就美、苏两军的作战区域进行了磋商。通过这次协商，海、空军的作战分界线确定为联结南满洲(长春)－韩国北部(舞水)－北海道北端的一线，但地面部队的作战分界线似乎未达成协议。当安东诺夫向马歇尔探询美军有没有同苏军在韩半岛实施联合登陆作战的意向，暗示苏军打算进入韩半岛时，马歇尔却表示，美军地面部队尚未准备近期内在韩半岛实施登陆作战，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好象占领韩半岛全境的地面作战委托给了苏联。
直到此时，美国确实还未制定对韩半岛实施登陆作战的计划。不过，当时美国陆军部的报告认为，即便把韩半岛划为苏军地面部队的作战区域，也应由美、苏共同占领，并通过盟国托管来遏止苏联的企图，才是有利的。其次，美国国务院的“提纲”认为，即便苏联不参加对日作战，鉴于苏联在远东所处之地理位置，应吸收苏联作为韩国过渡性国际共管机构中的成员。为避免苏联在这个过渡政府中掌握主导权，最好把韩国移交给盟国托管。其着眼点也是遏阻苏联势力。可见美国的意图是，假如把韩半岛的军事作战任务委托给苏联，占领和统治则应共同掌管，防止苏联获取主导权。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会谈期间，马歇尔将军突然指示美国陆军作战部长赫尔中将拟制美军进入韩半岛的计划。这个计划究竟是为了作战还是为了战后的占领，并不清楚；但分割占领韩国一事，很难说与此计划毫不相关。
另外，罗伊·阿普尔曼在他的著作中，在提到关于波茨坦会谈期间的赫尔计划时，记述：“赫尔将军及其作战参谋们，为了划定美、苏两军地面作战分界线，研究了韩国地图。在波茨坦由军事专家们划定的汉城以北的线，虽然不是完全根据三八线却也大致是沿着三八线的。然而，美、苏代表在波茨坦军事会谈中，从未把分界线提出来讨论过”。
三十八度线的划定，究竟在波茨坦会谈期间，还是在此以前达成的秘密协议，只凭已经公布的正式记录或文件是弄不清的。众所周知，波茨坦会谈的中心议题是，德国战败后的欧洲特别是苏军占领地区的战后处理问题，以及关于苏军对日参战的协议。因此，关于韩半岛的占领或托管步骤等细节，自然不是美国主要关心的问题。
然而，这次会谈所达成的协定，实际上给韩国的未来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由于苏联参战，马歇尔仓促透露美军尚未准备入韩作战一事，致使苏军进入韩半岛全境或一部分地区成为不可挽回的既成事实。如同东欧事态所表明的那样，凡苏军占领下的地区，很可能建立亲苏政权并拉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同苏联联合作战过程中，由于美国对军事占领所导致的战后政治后果考虑不周，在东欧各国、德国和韩半岛等地，埋下了新的冲突的根源。
如上所述，以太平洋战争的战后处理方案为中心而形成的美国对韩半岛的设想轮廓，是以美国对战后远东的国际力量结构的展望为基础的。
美国的展望是，战后的力量均势要依靠三大国来维持：即对美国友好的统一的中国、作为对日参战的代价而要求恢复在满洲权益的苏联和单独占领日本并以此作为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据点的美国。从这样的展望出发，美国认为三国的利益与势力相交会的韩半岛如果被特定的某一国占领，将会招致严重的政治后果。为了避免这种局面，才设想由盟国共同占领及托管。
美国为了把可用兵力优先集中到占领日本本土的作战方向，一方面把韩半岛的作战任务以默认的形式委托给苏联地面部队；另一方面，与苏达成了横跨韩国北部的海、空作战分界线的补议，企图留有伸缩余地，以便根据日本本土作战的进展随时转用一部美国地面部队参加韩半岛的作战，以海、空军从侧面既支援又牵制苏联地面部队，以达到共同占领韩半岛的目的。可见，美国的立场是，全力以赴尽早结束日本本土作战以排除苏军参与占领日本的可能性；在确有把握单独占领日本时，向韩半岛转移适当兵力，占领一定地区作为前哨掩护地域。
美国在单独占领日本的不可动摇的前提下展望了远东的战后局面，在政治上把韩半岛作为国际缓冲地区，在战略上把它作为确保日本的前哨掩护地域。
第二节 被分割的国土
由于日本拒绝波茨坦宣言所要求的无条件投降，美国于八月六日和八日，在广岛和长崎两次投掷了原子弹。苏联企图最大限度延迟参战日期，同时又要捞取最大政治实惠，终于在八日断然宣布对日开战。苏军以破竹之势歼灭了战败前夕极度削弱的关东军，进入了满洲和北韩一带。十三日在清津登陆，二十二日进驻平壤，二十三日南下至开城。日本内阁在十日举行的御前会议上，作出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决定，十五日天皇宣布投降。
美国于十日接到日本出投降意愿之后，开始起草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发布的关于受降步骤的一般命令第一号。美国国防部作战局政策科科长博尼斯蒂尔大校，在国务院、国防部和海军部等“三部协调委员会”的督促下，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美方关于确定以北纬三十八度线为美、苏两军占领分界线的经过说明大致如下：
博尼斯蒂尔的最初方案是，在苏联所能接受的限度内，把分界线尽量往北边划。他知道在美军开到之前苏军能够进驻韩国的最南端。他判断苏军已进驻韩国，或已完成一切进军机动准备。然而，当时美军还在离韩国六百英里的冲绳岛。问题是，如何让苏联接受美国方案，制止苏联控制韩国全境。假如，苏军拒绝在韩国北部停止前进，美国实际上将无法阻止他们。
最初，博尼斯蒂尔打算按行政区划分界线。恰巧，他办公室里仅有的韩国地图却不是划有行政区域的地图。所以，他只注意到北纬三十八度线，认为这条线可把韩半岛大体上分成两半。从而，他确定了三八线为暂定线，令韩国境内之日军，在线以北的向苏军、在线以南的向美军分别投降。
美国想通过这些内容来强调，三八线之划定是在仓促之中由一个政策工作人员偶然决定的，其目的是缩小甚至抹煞划定三八线的历史责任和意义。
然而，谁都明白，韩半岛被分割为二，决不是那样一种偶然促成的意外行为。因为，韩半岛被分割成两段的背景是：苏、美两军联合作战，苏联即将参加对日作战。美国决策当局至迟也是在波茨坦会谈前后已有所考虑。划定三八线是在美国的倡议和主持下决定的，这已经成了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博尼斯蒂尔大校起草的一般命令第一号文件，经上级战略政策局长林肯准将的批准后，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三部协调委员会”和国务卿呈交杜鲁门总统。在此期间，一些业务部门曾提出过将分界线往北移至三十九度线及美军在大连登陆的方案，但多数意见认为三十九度线可能得不到苏方的同意，于是最后采纳以三十八度线为分界线的最初提案。
八月十五日将杜鲁门总统最后批准的一般命令第一号的内容转交英国和苏联等盟国，以便征得同意，同时电告在马尼拉的麦克阿瑟。
在等待苏联反应的期间经历了紧张的时刻。苏军在接到杜鲁门的一般命令第一号草案的前三天已经开进了韩半岛。林肯准将认为，如果苏军拒绝美国提案而占领汉城，那么美军就不得不在釜山登陆。
八月十六日接到了斯大林的答复。苏联只字未提三八线问题，却提出共同占领北海道的要求，重申包括大连在内的辽东半岛属于满洲的一部分，理应由苏军占领的问题。结果，共同占领北海道的苏联要求被美国否定，而美军要求在大连登陆的计划被苏联拒绝，分割韩半岛的问题则无形之中被默认了。
九月八日，驻韩美国占领军司令官霍季中将指挥第二十四军团，才在仁川登陆，翌日进驻汉城。已占领北韩并向三八线以南部分地区派出先头部队的苏军，主动撤回到三八线以北。
美、苏两军进驻南北韩后的占领政策，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对照。
美军进驻南韩时，美国决策当局不但不理解韩国国民的根深蒂固的排日感情和要求独立的宿愿，连必需的具体施政方针都没有准备。加之根本没有民政和统治经验，美军政当局在内外两方面一再重复了不成熟的作法。
美军政当局在它第一次给韩国国民的布告中，宣布各种法令将“通过现有各官厅”下达，禁止“对日本人和美军的叛乱行为”，甚至宣布“日本的文武官员只要不被盟军司令官解职，仍留任现职继续履行职责”，从而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总督政府的继续。美军政当局的这个方针遭到了韩国国民的强烈反对。因此，美国“三部协调委员会”给麦克阿瑟下达了改变这一方针的指示。但是，美军政当局还是把总督府的原有体制和行政机构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让被解职的日本人继续留下作行政顾问，向他们谘询。这就不难想象占领初期美军政当局的政策中掺杂大量日本人狭隘的对韩观点。
由于完全独立的希望破灭，韩国国民对美军政当局的不信任和反感开始沸腾起来，国内政局陷进了不可控制的混乱旋涡。
“建国准备委员会”遂行“为谋求完全独立的新政府的接生婆的任务”为纲领，尚能集结保守和革新、右翼和左翼、稳健和激进等各派政治势力。这在当时来讲，是唯一勉强可以接管日本的统治权、迎接临时政府归国执政的民族政治基础。但由于国土被外军分别占领，内外矛盾重重，解放的兴奋冷却下来，独立的期望受到挫折，“建国准备委员会”开始暴露出异性混合物的脆弱性，很快就瓦解了。随着党派斗争发展，保守和稳健派大批脱离，“建国准备委员会”便丧失了民族主体力量的广泛代表性，蜕变为左翼势力的集合体，打出了“朝鲜人民共和国”的旗号。
保守派与“人民共和国”派对抗，结成了韩国民主党”。于是，国内政治势力从四五年九月开始分裂成保守派的“韩国民主党”，中间派的“国民党”，左翼的“人民共和国”，共产派的“再建共产党”和“朝鲜共产党长安派”等许多派系，刮起了滥建政党团体的风潮。到了十一月，政党团体的数目达二百零五个之多。
在国土被分割的冲击和绝望中，既没有执政党又没有安定的力量，政治纠纷接连不断。这样的国内形势，引起了通货膨胀，物价暴涨，行政空白，秩序混乱，暴乱四起，使得社会严重不安，民族前途暗淡。为寻找政治领袖而旁徨的国内民心，盼望着李承晚和金九等独立志士和临时政府的要人归国，可是在亡命期间李博士和“临时政府”之间相互对立，两者谁也没有得到美、中等盟国的承认。在这种情况下，李博士于十月十六日，金九等“临时政府”要人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分别以“个人名义”回到了国内。
李博士强烈主张韩国立即独立，因此一回国就与美军军政当局发生了摩擦。李博士与霍季之间的矛盾，从四五年十一月下旬开始，围绕托管问题的争论而公开了。
十二月末，莫斯科三外长会议作出了托管决定，这时举国上下掀起反托管运动，骚乱四起。而受苏联幕后操纵的共产派系和左翼派系一朝变卦，表态赞成托管。这样就使至今多极分化的国内政治态势，从一九四六年初开始，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
李博士以“韩国民主党”为核心集结保守及右翼势力，成立了“大韩独立促进会”，并以此为基本力量展开了反托管运动。二月十四日，又就任超党派的美军军政当局的谘询机构“民主议院”主席，加强了自己的政治基础。李承晚作为名副其实的保守、稳健、右翼势力的统帅上台后，一面同二月十六日成立的“民主主义民族战线”相对峙，一面尖锐地谴责了美军军政当局的容共政策和缺乏政见。
正当美军政当局与土著政治势力合作破裂，美国政府指导不力，日益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时，进驻北韩的苏军按预定计划有条不紊地把北韩全域变成了自己的基地。
苏军首先排除日本总督府的介入，按地区接管了行政权，很快清除了日本势力的残余。为防止社会秩序混乱，甚至一度吸收和利用了土著民族主义势力。苏联占领军司令官斯蒂科夫中将认识到解放后北韩的共产党组织基础薄弱，一举建立以共产党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基本条件尚不具备，为方便起见，采取了左右翼合作或以保守的民族主义为幌子的过渡性体制。这样做，不过是为了尽快发展社会主义力量的组织，以便尔后强行阶级革命的一种临时性欺骗措施。
苏军先建立地方统治体制，再以道为单位统一了行政机构，然后于十一月十九日建立了“北朝鲜行政局”，同时以共产党五道党大会的决议形式设立了“朝鲜共产党北朝鲜分局”，从而建立了行政机构与共产党的双重统治体制。后来，由于苏联支持的金日成上台又变成了一元化体制。
苏联军政当局通过上述步骤和措施，排除了一切障碍，完成北韩基地化之后，抬出作为苏联前卫势力迅速成长起来的金日成派，到一九四八年九月，确立了间接统治体制。特别是一九四六年三月，以无偿没收无偿分配的方式推行土地改革，同时实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排除保守势力，这都成了确立共产主义体制的决定性开端。
在美、苏两军占领下，韩国的民族主义势力，不论南北，都不可避免地遭了殃。在召开美、苏联合委员会以解决废除三八线和统一韩国问题时，各政治势力的观点明显地分化，不分南北，都在加紧展开建政活动，企图建立不同性质的体制。
第三节 美苏联合委员会破裂
当初，三八线是为解除日军武装，作为美、苏两军占领分界线而暂定的，可是逐渐变成了铁幕，导致人员往来、物资交流和交通邮电的断绝。为打开这一局面，美军政当局向苏方提议在汉城召开政治会谈，斯蒂科夫却主张韩国统一问题由政府之间交涉解决，拒绝了美方建议。
通过占领军当局之间的协商来打开现状的可能性破灭了。美国国务院和“三部协调委员会”于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得出结论：实现韩国托管就能解除分割状态。特别是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鉴于在韩国独立问题上不可能指望苏联的合作，坚信只有四国托管才是防止苏联掌握韩国统治权的最好方式。
十二月十六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三国外长会议上，贝尔纳斯向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提出了关于为解决韩国问题设置联合委员会和由四国实施五年托管的方案。最后以联合宣言形式确定韩国关系协议事项如下：
(一)为把韩国重建为独立国家，设立韩国民主临时政府。
(二)为协助组成临时韩国政府，由美、苏占领军代表组织一联合委员会。联合委员会应同韩国民主政党及社会团体磋商。该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应先送交美、英、中、苏等四国政府考虑，然后美、苏两国作最后决定。
(三)联合委员会于磋商临时韩国政府后，将以五年为期之托管制方案送交四大国共同审议。
(四)为解决南北韩之间当前存在的各种课题，并制订方案，两军代表应于两星期内举行会议。
从几乎按苏方草案通过的这一协定看，苏联一开始就采取的方针是把韩国问题从主要受美国影响的盟国中分离出来。
对托管拥护与反对之间的对立斗争达到了顶点。在这样一个极度混乱的政局下，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六日至二月五日，美苏占领军当局在汉城举行了十五次预备会议。
双方立场从根本上针锋相对。美方主张南北韩统一和主要政策统一。苏方则只提两个地区相互交流和调解分歧，对美方主张，以可能损害“苏联在北韩之绝对权威”为借口，极力反对。最后，预备会议只是在交换邮件、联络军官互访等次要问题上达成了有限的协议。鉴于美、苏间的利害矛盾在世界各地日益尖锐，要想通过两国协商解决韩国问题，事实上是难以指望的。
根据莫斯科协定，为研究建立全韩临时政府和托管步骤，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日召开了美、苏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但，双方围绕两个原则问题又对立起来。
第一，苏联主张凡反对托管的政党或社会团体不能成为“联合委员会”的谘商伙伴。苏方的实意分明是只准拥护托管的少数共产派系参加谘商，或干脆破坏“联合委员会”，维持韩半岛的分裂现状，巩固其在北韩的既得权利。对此，美方以言论自由为理由，主张不能按拥护或反对托管为标准限制谘商伙伴。
第二，美方主张作为建立全韩临日政府的前提，首先废除南北壁障，在行政、经济等各个领域中重新统一。苏联则相反，主张首先建立临时政府，只要政府一成立，韩国的统一就自然会实现。
由于在协商伙伴的选定和统一的步骤上发生分歧，“联合委员会”到五月八日就破裂了，连何时复会也未协商。
到一九四七年二月，美军政当局为“联合委员会”的复会作的努力，都被苏方拒绝了。经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同苏联交涉，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一日，第二次“联合委员会”才得以举行。第二次“联委”其实是第一次“联委”的重复。开始阶段在谘商伙伴的选定问题上双方意见似乎以美方提案为中心相互靠拢，但后又退回到原来的立场上，未能妥协。从七月初开始进入僵持状态，未取得任何结果。在第二次“联委”会议上，引人注目的只有一点，即在临时政府的普选法案上，美方主张南北韩人口比例制，苏方提出了南北韩对等代表制。
美、苏联合委员会召开的两次会议均未取得任何结果。最后美国助理国务卿洛维特八月二十六日照会有关国家，建议召开四国会谈，以早日实现莫斯科协定。但苏联借口洛维特的建议超越了莫斯科协定的程序予以拒绝。
回顾起来，美、苏间之所以达不成协议，是由于双方都不允许对方独占韩国。一九四六年第一次“联委。会议上，苏联代表斯蒂科夫主张：“韩国将来不能成为进攻苏联的基地，应成为对苏联友好的国家”。同样，美国希望韩国成为亲西方的国家，或至少应成为能够遏制共产主义扩张出国家。
总而言之，双方都为追求本国利益在韩半岛进行尖锐的对抗，都企图确保各自在韩半岛占领区的既得利益，不想冒可能导致韩国全境落入对方手中的重大风险。美国虽然为建立一个代表韩国全民意愿的西方式的民主统一政府作了努力，但对韩国多数国民的意愿的照顾，只不过是附带性的。美军政当局对韩国最大的政治势力保守派系的反托管运动，开始是采取了压制政策，过了很久以后才转而支持它，如此改变政策，也是受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所决定的。
第四节 建立政府及撤出驻韩美军
一九四七年三月，“杜鲁门主义”发表了，美国的对外政策随之发生了划时代的转变。美国放弃了通过与苏联达成协议来维持战后世界秩序和和平的罗斯福以来的幻想，而使乔治·凯南的“遏制政策”合法化了。于是美、苏之间的冷战在世界面前公开了。
美国重新研究了包括韩国问题在内的整个远东形势。美国国务院在着手准备单独对日媾和的同时，对中国大陆的事态则表现着观望态度。杜鲁门责成魏德迈将军调查中国大陆和韩半岛情况，并据以提出美国应采取的最妥善的政策。
已不能再指望通过美、苏双边协定实现韩国统一。第二次美苏“联委”会议的气氛日见紧张，终于在相互谴责之中中断了。韩国政局，摆脱了混乱状态，以李承晚的右翼保守势力为中心，开始整顿。
在两次美、苏“联委”会议期间，美军政司令官霍季一度对李承晚为首的“民主议院”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这时主张左右翼合作建立“临时政府”的第三势力组成了“过渡立法院”，支持金奎植、吕运亨等人倡导的左右翼合作谈判。然而连“过渡立法院”也坚决反对托管，左右翼合作谈判终于流产。从此，美国开始对竭力主张南韩单独建政的李博士表示了好感。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前后，阴谋破坏美军政当局搞南韩赤化的左翼派系，被一网打尽，南韩境内的左翼势力便转入地下，其活动也隐蔽起来了。
一九四七年中期，美国终于抛弃了以往旨在建立单一政府和通过托管将韩半岛置于国际共同影响下的对韩政策，开始探索以维持分割现状的既成事实为基础的保障韩半岛力量均衡的新方案。为此，美国政府决定把美、苏“联委”会议破裂以来陷入僵持状态的韩国问题提交给美、英、中、苏四国会议，然后再提交给联合国。美国从战后世界战略考虑，打算把可用的战斗力和资源优先投入主要战略地区之欧洲和日本，而把解决韩国问题的责任扩大成多边化或国际化，以卸掉或减少对韩国政治前途所承担的义务。
由于停战后军队大批复员，国防预算缩减，美国军方深感地面兵力不足，一九四七年五月开始出现主张撤出驻韩美军这一军事当局的立场和意见，并于当年九月在魏德迈的对韩关系报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备忘录中，向杜鲁门提出建议。
魏德迈在他的报告中对南韩情况极其悲观地叙述道：
美国如果对经济自立希望淡薄的南韩支援到底的话，除非继续提供救济方式的援助外没有其它办法。南韩政治、经济的混乱，以及韩半岛的军事形势，对于美国的战略利害关系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并建议：
估计苏联将会从北韩自动撤出其占领部队，以便向美国施加压力，迫使美国从南韩撤军。当北韩军队得到充分加强、能够在苏联不参与的情况下代为推行苏联战略的时候，苏联肯定会这样干的。……目前北韩在苏联的援助下，拥有十二万五千名训练有素、装备良好的人民军，而南部仅有一万六千名用日造轻武器装备的警备队。……
应把南韩的军队培养成象菲律宾警察部队那样的水平，以便能对付北韩压倒优势的潜在威胁，这时，美、苏占领军再同时撤出为好。
与此同时，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以下述理由提出撤出驻韩美军的建议：
(一)在远东一旦发生战事时，我们在韩国的部队将成为军事上的一个负担。美军若要进攻亚洲大陆，很可能迂回部半岛。
(二)如果敌人在韩半岛建立和保持了强大的空，海军基地，他们就可能牵制美军在远东地区的作战行动，但这种牵制可能被以日本为基地的美国海、空军力量所抵销。
(三)在当前严重缺乏地面兵力的情况下，迫切需要将驻韩美军两个师转用于其他地方。除非苏联在南韩建立足以向日本发动侵略的军事基地，不会损害我们在远东的军事地位。
为了事先防止在亚洲大陆同苏联发生地面战争，美参谋长联席会议根据军事当局的一致意见，提出了如下建议：
美国要避免介入或承担一切有关南韩防卫和安全保障公约的义务。
根据这一建议，一九四八年四月，美国政府确定对韩政策的基本原则如下：
(美国)不应因韩国的一个党派或其他势力的策动而自动象交战当事者那样深入介入韩国事态。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七日，韩国问题终于被提交到联合国大会。对此，苏联立即谴责说：“依据莫斯科协定举行的美苏联合委员会破裂的责任完全在于美方”，“象韩国这样的前敌人占领地的战后处理问题，应由有关大国协商解决。以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为唯一主旨的联合国处理这个问题，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尽管苏联否认联合国有处理韩国问题的职权，阻挠提出韩国问题，但还是通过表决确认了联合国审议韩国问题的权利。
韩国问题作为联合国大会的正式议题被采纳后，苏联又在讨论过程中，为掌握外交主动权，提出了以一九四八年初为期限的美、苏占领军同时撤军案和同时邀请南北韩代表案。
苏联在美苏联合委员会苏方代表九月二十六日声明和十月九日莫洛托夫递交马歇尔的致美国照会中，提出了“为排除外部干涉，促进韩国国民自主建立政府”和美、苏两军于四八年初同时撤军的建议。这项建议使一直反对托管、要求立刻结束外国军队军政体制的保守派系陷于慌乱，使美国在国际上处于窘境。在此之前，魏德迈的报告中已经预料，一旦外国军队同时撤出，南韩将受到北韩的优势武力的极大威胁，这是显而易见的。
这时，以李承晚为首的南韩保守派立即改变态度，主张“苏军应立即撤走，北韩共产武装应解散，否则美军将留驻不走直到南韩军力得到充分加强为止”。
美国在十月十七日联大全体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处理韩国问题的决议草案。这个草案的立场是，“在联合国监督下，美、苏占领军当局在其管辖地域举行普选，按人口比例原则组成国会，建立全韩独立政府，尔后让全韩政府组织自己的武装力量，外国军队则在实现独立后尽早撤出”，“撤军问题应作为建立全韩独立政府这一总问题的一环来解决”。
苏联则又提出“如果不先撤出外国军队，就不可能建立韩国人民的独立自主政府”，并正式提出于一九四八年初同时撤军的方案来对抗美方提案，但在政治委员会和全体会议上均遭否决。
以此为开端，苏联以撤军为攻势，同“美国在南韩策划帝国主义侵略”的宣传相配合，激发了反对外国势力干涉的各新兴国家的强烈反美情绪，迫使美国不得不加紧制定撤军计划以摆脱被动。
另外，苏联除提出撤军外，还建议邀请南北韩代表参加联大全体会议关于韩国问题的讨论。对此，美国鉴于美苏联合委员会曾为选出韩国国民的真正代表而使韩国问题复杂化并迟迟得不到解决，因此提出设立“联合国韩国临时委员会”，并授权在全韩监督选举的修正案，以保证韩国国民的自由意志选出代表，而不是由占领当局指定代表。表决的结果，苏联的同时邀请南北韩代表的提案被否决，美国的修正案获得通过。
苏联几次反攻均遭失败后，便声明：“如果没有南北韩代表参加，苏联将不参加根据联合国大会表决成立的‘联合国韩国临时委员会’”。
经过长时间争议，终于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四日，通过了关于处理韩国问题的美国最终修正案：
(一)组成联合国韩国临时委员会常驻韩国，由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萨尔瓦多、法国、印度、菲律宾、叙利亚、乌克兰等九国代表组成。赋予在韩国全境行使监督、谘询之权限。
(二)在上述委员会的监督下，按人口比例及秘密投票制，进行全韩普选，以组成国民议会及国民政府。
(三)国民政府同上述委员会协商，组建自己的国防力量，从占领军当局接管行政权，外国军队尽可能在九十天内撤完。
(四)上述委员会得向联合国大会报告执行联合国大会决议案的情况，并可与大会临时委员会协商。
一九四八年一月，“联韩委”开始在韩国工作，但不出预料，被苏联当局拒绝在北韩地区的旅行。因而，“联韩委”成员国代表活动范围就只限于南韩地区。在这种情况下，是否继续开展工作的问题，互相展开激烈的争论。一方认为，根据大会决议原案，为建立全韩独立政府，即便需要很长时间，也要先谋求美、苏之间的折衷。主张这种理想论的是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等国。另一方则认为，应在能够开展工作的南韩促进单独成立政府。主张这种现实论的是其它成员国。最后交付联合国大会临时委员会审议，于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六日表决，决定在南韩地区促进普选建立政府。
正当“联韩委”围绕活动范围展开争论期间，国内以李承晚为首的多数派主张成立南韩单独政府，以金九、金奎植为首的少数派反对南韩单独选举，主张撤出外军指望南北协商，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金九等于一九四八年四月北上尝试南北协商，结果除了被共产主义者的政治策略所利用外，一无所获。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日，在“联韩委”监督下举行的南韩普选中，民族主义保守派势力获得压倒的胜利。五月三十一日，又在国会中占据了压倒的多数。七月十七日公布宪法，当选为总统的李承晚，于八月十五日向国内外宣布具有历史意义的大韩民国政府的成立。
另一方面，苏联军政当局，也在与“联韩委”在南韩监督举行普选到成立大韩民国政府的大体相同的期间，按计划实现了在其占领区北韩建立卫星政权的意图。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人民委员会”颁布伪“宪法”，八月二十五日举行“最高人民委员会”议员的选举，九月九日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九月十九日，苏联向美国通告苏联占领军至一九四八年末从北韩撤军。如上所述，苏联建议“一九四八年初同时撤军”，又在北韩政权建立后单方通告“四八年末单独撤军”，这清楚表明，苏联在北韩已确立了新生卫星国的统治力量，自信北韩军事力量已比南韩占优势。
韩国事态终于改变形式，发展成体制性对抗。苏联支持北韩南侵的准备日趋露骨，发生了一连串对南颠覆事件(一九四七年十月在大邱，一九四八年四月在济州岛，四八年十月在丽水、顺天等地的叛乱事件及三八线上频繁的武装挑衅)，正面冲突的危机在酝酿。在这种情况下，成立全韩统一政府已成了渺茫的远景。保持南北间军事均势来维持现状，才是当前现实的课题。
但是，在划定三八线和处理韩国问题上负有主要责任的美国，面临这种严重局面时，却以联合国对南韩的政治支持和道义上的援助，代替其责任，对韩半岛的危机置于不顾，并按预定方案撤出了驻韩美军。
由于联合国的介入，美军对撤出驻韩军队的文件倒有准备，但能够实际保障南韩安全的有效的代替方案却毫无准备。在国际关系中缺乏约束力的联大决议，只不过是一种美国和世界各国的精神上的支持，是美国向苏联施加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压力，仅仅维持外交主导权的手段。
八月十五日，政府一成立，美国立即宣布结束军政权，移交了行政业务。八月二十四日签订“韩、美临时军事协定”，移交了警备队。最后于九月十五日开始撤回占领军。一九四八年十月，韩国政府和国会受到了丽水、顺天叛乱事件的大冲击，因而向美国政府请求延期撤军：“直到韩国军队的防卫力量得到充分加强和整军结束时”为止。根据这一请求，美国以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为限，延长了一个团七千五百名兵力的驻留期限，并留下五百人的军事顾问团。
“联韩委”向一九四八年九月下旬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呈交的报告，强调解决南北韩之间的和平谈判和措施必须先于外国军队的撤出，否则军事冲突将不可避免。然而，大会只是把“联韩委”升格为常设机构，常驻韩国，对南北韩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统一进行斡旋，此外未采取更多措施。其实，这种要求在韩半岛的政治气氛中，不过是毫无实现可能的空谈。美国对有关南韩的尔后发展极力回避介入和承诺义务。这种消极态度统治了大会的讨论气氛。
美国确定驻韩美军的撤出方针后，把韩国问题提交给联合国，谋求联合国主持南韩普选和早日成立韩国政府。当“虽具有唯一合法性，但其管辖权事实上只限南韩地区”的大韩民国政府一成立，美国第一个承认了它，并且立即移交军政统治权。联合国大会还没有审议“联韩委”关于“缺乏代替撤军的方案”的危险警告，美国就匆忙开始撤军。美国虽然强调这一切步骤和措施都是“根据联合国决议”而采取的，其实联合国大会关于韩国问题的决议，基本上不过是反映了美国的政策意图。
美国不顾美军撤出后南北韩军事差距日益增加和北韩南侵的明显征候，却由于李承晚政府好战的形象，忧虑南韩可能北侵。美国的这种成见，是使美国对充实南韩军事空虚，增强韩国军队战斗力提供军事援助问题，采取消极态度的主要原因之一。
再者，美国军事当局判断，美国在原子弹的数量上和作为投掷手段的战略空军的机动能力方面，比苏联占绝对优势，苏联即使在局部地区直接诉诸武力的可能性也完全不存在。因而认为在韩半岛，苏联或北韩有可能继续对南韩策动内乱、进行间接侵略和颠覆活动等，而不可能发动全面武装进攻。
联合国对韩国道义上的支持，取代了美国对南韩安全防卫的实质性介入。
联合国大会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通过决议，承认“在南韩地区行使有效统治权”的大韩民国为韩半岛的唯一合法政府。一九四九年十月通过决议，责成“联合国韩国委员会”，对韩国内的安定施加影响，监视三八线一带的事态发展，发生武装纠纷时，查明经过和责任，并向联合国大会报告。
一九四九年一月，韩国加入联合国的议案，因苏联行使否决权而受挫，北韩加入的议案，干脆就没有成为安理会的议题。接着，韩国开始加入了世界保健机构、国际粮食农业机构等联合国下属机构。
显然，韩国问题不是靠哪一方在国际上占优势所能解决的。只要不先解决构成韩国问题基础的有关列强的利害矛盾，通过和平谈判统一韩半岛是难以指望的。在美、苏世界性对立达到顶点的情况下，移交给联合国的韩国问题，成为冷战时代引起两大阵营激烈论战的课题，妥协和调停的余地被一扫而光。
在谋求美、苏之间妥协的重要时期，民族的领导阶层没有发动自主力量总动员，制止大国的利害冲突，为国际团结创造条件，反而顺从了国际势力的潮流，这是永远令人惋惜的。
第五节 美、苏、中共的三角关系与韩半岛的战云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统一了长期内战、昏暗、分裂的中国大陆，在北京建立了中共政权。
中共的出现是冲击性事件，预示战后在远东的美、苏对立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和修正。针锋相对的美、苏远东政策，在不能不承认新生的中共政权的存在的过程中，增加了更加微妙的性质。
列强的对韩政策，与其说是以对韩半岛的认识为基础，不如说以整个“远东地区”的实力对比为对象，由此出发来考虑韩半岛的政策。可见应当研究中共上台的余波给美、苏政策带来的影响，这样才能从更新的角度把握住韩国战乱的背景。
(一) 美国的“太平洋防线”
中国大陆共产化后，为了保持对苏均势，美国远东政策以下列两点原则为基础：第一，从长远考虑，促使中苏利益发生矛盾。为此停止对台湾的支持，在中国问题上，仍坚持一九四七年以来的不干涉政策；第二，尽早实现对日单独媾和，确保对苏有利地位，以日本列岛为屏障阻止共产势力的扩张。
在不干涉中国问题和确保日本列岛的前提下制定的美国韩半岛政策，在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二日发表的演说中，更加明确了。
……防线从阿留申群岛开始，经日本，至琉球(冲绳)。美国将继续确保琉球这一重要防御据点。根据琉球人民的利益，美国在适当时候将移交给联合国作为保护领地。但琉球是太平洋防线不可缺少的一环，必须确保。防线由此向南延伸，与菲律宾联结。……
应该申明：如果太平洋防线以外的地域发生军事入侵，谁也不能保障这些地域的安全。万一发生入侵，……首先不得不依靠被侵略国人民自己的抵抗，然后根据联合国宪章，得到全世界文明国家的支持。……
照艾奇逊的说法，阿留申群岛属于美国领土自不待言，日本和冲绳驻有美国占领军，菲律宾与美国保持着亲密友好的关系并部署有美军，因此，美国不能不把确保这些据点同保卫美国本土同等看待，必要时将单独采取军事行动。
然而，韩国并未纳入美国单独采取军事行动以保障其安全之列，这已经很清楚了。因此，当韩国和菲律宾受到侵略时，美国是不会采取同样的反应和措施的。
由于艾奇逊的这番声明，苏联和北韩的南侵企图无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驻韩美军撤走后，美国政府和议会对韩国问题所采取的一贯消极态度，足以促使苏联和北韩感到以武力统一韩半岛，可以用小的代价取得相当大的战略利。联合国对韩援助如果没有美国的主导作用就会失掉动力。然而正是这个美国，却给人一种回避积极介入的印象，在艾奇逊的言论中也没有允诺当联合国采取集体措施时予以积极支援。不仅如此，忌讳从军事上介入韩半岛的立场，似乎通过艾奇逊演说予以最后确认。
有关“太平洋防线”的“轻率愚蠢”的言论，促使了韩国战乱的爆发。从这个意义上说，艾奇逊逃脱不了对他的尖锐的谴责：一个不懂韬略的“蹩脚外交官”。
但是，艾奇逊的言论，从其整个内容和发表的时机来看，并不是为了阐明适应某一特定地区的具体政策，而是鉴于中共的出现给战后远东力量对比带来划时代的变化，为了明确美国在亚洲要确保的最后一批战略要点，并表明其粉碎共产势力连续扩张的态度和决心，特别是要尽快牵制中共过份靠拢苏联，以加速可能暴露的中、苏之间的冲突。美国的亚洲政策正是从这一长远考虑出发的。
从当时来说，毛泽东正在莫斯科同斯大林协商所谓“中苏条约”，因而是不能不谈及亚洲问题的重要时刻。……
“抛弃管见，放眼未来”。中共同苏联在信仰上虽有联系，但不久会脱离苏联的势力范围而“铁托化”，进而可望成为亚洲最大的牵制苏联的力量。
美国从一九四七年以来，对中国大陆坚持观望的态度，当蒋介石的国民党势力全面退却的时候，阐明了现实主义的立场：
如实看待中国大陆业已存在的状况。……中国问题只有中国内部力量才能解决。……
从中共政权一九四九年十月成立起，美国便再三强调与台湾毫无政治和军事的联系。假如美国继续支持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不仅会被极端憎恶外来侵略势力的中国人民贴上“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主义”的标签，最后还会加速中共向苏联的靠拢。由于这种顾虑，美国甚至曾打算默认中共可能在一九五〇年中期对台湾的进攻。
艾奇逊关于“太平洋防线”的演说，可以认为是美国政府这样一种基本立场：其目的是要怀柔新生的中共，以便将来改善美国与中共的关系。艾奇逊逐个地区地详细阐明了确保日本－冲绳－菲律宾这一“防线”对于美国的安全是极为重要和绝对必要的；对于韩半岛或台湾等防线以外的地区，则明确表示美国决不会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企图以此缓和中共对美国的敌视。此外，还谈到联合国对防线以外地区进行防卫支援的可能性，从而把联合国主持建立的韩国政府所辖地区，与台湾悄悄地区别开来，从而为美国以后采取主动措施留下伸缩的余地。
美国的战略思想是防止韩半岛共产化并成为进攻日本的跳板，这一点通过韩国战乱爆发后美国迅速采取的对抗措施，得到了证实。
(二) 中苏纠纷的前兆
众所周知，北韩的南侵准备，是在苏联的全面支持和唆使下进行的。
据说，苏联非常担心一旦正在进行的对日单独媾和生效，驻日美军基地会在合法的基础上永久化。因此加紧准备对南韩的武装进攻，以便牵制美、日媾和，鼓动日本共产党和左翼政治势力促进日本的左倾化。
如果与日本只相距一百英里的韩半岛全境赤化，日本就不能不从九州和北海道两个方向受到优势的苏联军队的威胁。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日本国内的共产党及左翼势力将迅速壮大，最终将使日本左倾或中立化。
还有一种看法是，苏联向欧洲方向的扩张企图，遭到美国援助下的西欧各国的抵制，并极度紧张，于是就在亚洲试探美国的对抗态势，唆使北韩发动南侵，从而把正向欧洲集中的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分散到其他地区。并认为，韩国战乱不过是苏联企图在欧洲发动全面进攻而采取的佯攻，是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连串挑战的开端。
鉴于战后国际政治中，美苏对立的双重性质，把韩国战乱看作苏联对美国封锁政策的挑战，也是顺理成章的。
另一方面，对在南侵准备过程中幕后主要策划者苏联同新生的中共之间，究竟有过多大程度的事先协商，看法不尽一致。
为了协商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合作条约”，毛泽东在苏联逗留了长达十周时间。从这一事实推断，如果说协商了南侵计划，倒有可能。一九五〇年中共大部队由广东转移到满洲，重新部署。从中也可以证实这种猜测。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也有人认为，中苏会谈拖那么久，可能是因为处在相互竞争关系的斯大林和毛泽东两者的感情对立和矛盾促成的。特别是从斯大林的双重性格看，在这期间不可能谈出南侵计划，而毛泽东是被迫卷进了斯大林发动的战争的。当时，中共对内正忙于巩固和加强新体制的基础，对外致力于占领西藏或台湾。因此，就其处境看，至少在一九五〇年春还不能参与韩半岛的军事冒险。即便毛泽东事先参与了协商，估计中共的发言权也不会多。中共在韩国战争爆发后过了两个月才派出首任大使。由此也可看出，南侵准备是在没有中共参与下进行的。
苏联支持南侵的动机和中共是否参与策划，最后只好等中、苏公布材料，否则是弄不清楚的。很多推论和说法虽然各有各的合理性，但大部分不过是主观推断，缺乏确凿证据。
曾在韩战期间派驻莫斯科的《纽约时报》特派记者索尔兹伯里，以他亲身体验为基础，提出了把韩国战乱看作中苏纠纷前兆的新观点。据他说，在谈判“中苏条约”过程中，毛泽东和斯大林两人的谈话是针锋相对的。据说毛主张取消历来属于中国的蒙古之独立。仅这一点，也不难看出会谈的紧张气氛。
原来斯大林并不满意在毛的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下统一中国大陆。毛的胜利与其说是在斯大林的援助下取得的，不如说是不顾斯大林的干扰而取得的。一九四九年一月当中共军占领长江以北的时候，苏联害怕美国介入，反对向江南进军，关闭了驻北京和天津的领事馆。当年四月南京陷落，国民党政府迁往广东的时候，在外国使节中，唯独苏联大使罗申随同国民党政府转移。并且，苏联还和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府就缔结通商条约、新疆地区采矿协定而协商到最后一刻。
斯大林也许通过与毛泽东的紧张的长时间会谈，迫切感到尽早牵制中共势力的必要性。因此，很可能在这次会谈后，才决定了早日赤化统一韩半岛。
斯大林已经掌握了牵制毛的各种手段。例如，有移植到北韩的金日成政权和在蒙古建立的乔巴山的斯大林式体制，苏军在满洲一带维持了一个牢固的地盘，另外还在满洲潜伏着当时未为人知的手段。
苏联从国共内战开始，就对满洲予以无微不至的关怀，以削弱中国政府的统治权；在中共部队占领中国本土前控制了满洲，成立了一个叫“东北人民政府”的自治机构。“东北人民政府”的高岗，于一九四九年七月，先于毛去过莫斯科。当时，苏联不是同毛而是同“东北人民政府”高岗单独缔结了通商协定。那年八月，高岗当上“东北人民政府”首脑，十月中共政权正式成立时，他是六个副主席之一，成为“东北省”委员长。
里通苏联接受秘密指令的斯大林代理人，正是这个高岗。他在斯大林死后立即被毛清除掉。苏联对满洲的野心，随着韩国战乱的结束而消失。
韩国战争的起因，可以理解为，斯大林为了加强蒙古－满洲－北韩这个对中共的牵制而采取的一种措施。也就是说，金日成的武装南侵一旦成功，苏联势力就可以包围中共。
当然，可证实上述推论的正式资料很不充分。但是，索尔兹伯里认为，不理解韩国战争的“内幕”，谈论中苏纠纷，好比观赏没有主角的戏。他的论点，为探讨韩国战乱的背景，提供了新的线索，有一定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