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结束·第十三
作者:莫里斯·艾泽曼·英国
出自————《越南战争》
出自————《战争通史》
理查德·尼克松把美国在南越的目标定为获得“体面的和平”。实际上,这恰恰意味着他故意模糊战争的目的。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尼克松谈论较多的是确保释放美国战俘,而不是南越的未来。1972年1月底在巴黎签署的《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对美国来说算是一个保全面子的办法。有了这个协定,美国就可以在不必承认失败的情况下从南越撤出剩余的部队,而且美国政府知道,在南越落入共产党之手以前至少可以有一个“体面的间隔”。
由于大约145000人规模的北越部队允许留在南越,很显然,这将导致战争的重新爆发。没有了使越南15年来一直战火不断的美国军事力量的支撑,那些有见识的观察家们谁也不敢在南越政权到底能撑多久的问题上打赌。在和平协定签署之后,看不出尼克松本人是否能够彻底接受南越可能被打败的事实。他命令有关部门斥巨资将军事装备通过海运或其他方式运抵南越用来武装南越军队,并且将南越空军建成了世界第四大空中力量。美国对南越的继续援助的结果只是延缓了南越政府不可避免的垮台,但这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南越政权垮台的结局。
根据巴黎和平协定,北越从1973年2月起开始分批释放美国战俘。截至3月29日,共有587名美国战俘获释。在战争结束的时候,还有大约2500名美国军人被正式列入“作战失踪”人员名单。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约有80000名美国军人在作战中失踪;而朝鲜战争中,共有8000多人在作战中失踪。许多美国人在越南战争结束多年以后仍然认为,一些美军作战失踪人员实际上是被共产党为了某个不为世人所知的目的而关押在印度支那地区的战俘营中了。然而这个理论似乎并不成立,正像美国国防情报局的报告所指出的,在1973年春天以后就没有任何美国战俘被关押在越南。
作为“回国行动”的一部分,当被越方释放的美国战俘乘坐的飞机飞离河内附近机场的瞬间,战俘们纷纷振臂高呼。(美国国家档案馆提供)
作战失踪:兰博与美国的越战记忆
在美国,每次大的战争结束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出战人员下落不明,军语称之为“作战失踪”。在作战中,并不是每位阵亡人员的尸体都能被发现并掩埋。飞行员在敌后地区空域被击落而死,根本无法在燃烧的飞机残骸中找到尸体;水兵在船只被击沉后而死;或者,有些军人被炸弹炸得粉身碎骨,而被埋在水田的泥浆之中;等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共有80000名美国军人在作战中失踪,而朝鲜战争以后大约有8000人在作战中失踪。在越南战争结束的时候,不到1200人被登记为“作战失踪”。1973年获释回国的大约600名美军战俘中,没有一个人声称还有难友被落在越南,而且国防部和参议院战俘与作战失踪人员事务特别委员会经过反复调查也没有发现河内仍然扣押着美国战俘的确凿证据。然而,许多美国人在越南战争结束十几年以后仍然认为,一些美军作战失踪人员事实上仍然被关押在共产党的战俘营中。
可以理解,这些作战失踪人员的家人们不愿放弃任何希望,他们认为自己的父亲、丈夫,兄弟或儿子也许在某一添会突然回到他们的身旁。但他们满怀希望的心情常常被一些狡猾的江湖骗子所利用,这些骗子利用人们急切找到失踪亲人的心理骗取募金。一些试图阻碍美越关系正常化的保守的政治家也发现可以在失踪人员问题上大做文章。为了让世人永远记住作战失踪人员和战俘的故事,好莱坞也在这方面分担了一些责任,拍了一些以作战失踪人员和战俘为题材的影片,如《作战失踪》、《非凡的勇气》以及1985年由史泰隆出演的著名影片《第一滴血(续集)》。
人们对作战失踪人员和战俘问题的真实性表现出的始终不渝的普遍性信念表明。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那场越南战争并没有结束。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美国人仍然对越南念念不忘。
那些获释回国的战俘被美国人民视为民族英雄,而大多数在越南服役后平安归来的人却没有受到如此礼遇。如果说美国获得了尼克松“体面的和平”中所指的“体面”,这种“体面”好像就是由战俘们的勇气和尊严提供的。和一些别的美国人(包括国内的美国人和曾经参加越战的美国人)不一样,战俘们对于他们的事业仍然充满希望,尽管他们曾因这项事业而被俘。被河内释放的美高级战俘杰里迈亚·登顿走下他所乘坐的C-141飞机后,便作为获释战俘代表在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宣读了一个声明:
我们有幸在困难的情况下为国家效力。为了这一天,我们深深地感激我们的统帅和国家。愿上帝保佑美国!
这些话与通常在结束了为期一年的海外服役期而返回国内时美军人员所说的话不是一码事。这些话让人觉得战俘们——他们中的许多人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就一直被关押在战俘营里——好像来自于另外一个比较淳朴而且更加美好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他们对于责任、上帝和国家的信念并未因为在越南的痛苦经历而发生动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人举行了各种活动庆祝打败了德国和日本。而从德国和日本返回美国的战俘们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越南战争结束的时候,美军没有获得值得庆祝的军事胜利。于是,对许多美国人来说,从北越战俘营释放回来的战俘就成了一种象征性的替代胜利。
尽管还有8500名文职人员和顾问(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军人,只是脱掉了军装而换上了平民服装)继续留在越南,最后一批美军部队还是于1973年3月29日撤出了越南。美军飞机继续对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政权进行轰炸,直到1973年8月由于联邦法院的裁决以及国会通过的法案要求政府停止对柬埔寨的轰炸行动,美军才被迫停止轰炸。尼克松仍然威胁说,如果北越违反和平协定,他将决定恢复轰炸北越,但是由于民众和国会的反对,再加上“水门事件”的不断加剧,尼克松的这一威胁就成了虚声恫吓。
在1973年和1974年中,尼克松不断地为政治生命而战。他因掩饰他的连任竞选活动与1972年6月闯入华盛顿民主党总部而被捕的人之间的联系而面临着破坏选举公平性的指责。当国会考虑弹劾他的时候,他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具有较多的时间和较大的权力为他的盟友——南越总统阮文绍做事了。1973年11月,国会推翻总统的否决而通过了《战争权力法案》,该法案规定在未经国会批准的情况下,美国总统向国外派遣军队不得超过两个月。而且国会还于1974年8月强行规定美国1975年给南越的军事援助的最高限额为7亿美元。在“水门事件”的强大政治压力下,尼克松为了避免遭弹劾而不得不于8月9日宣布辞去总统职务。新任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宣布“我们的漫长的国家噩梦结束了”。许多美国人认为,福特所说的“国家噩梦”既意指越南战争,又意指“水门事件”。
在南越,阮文绍总统断定进攻是最好的防御。于是,停火协议墨迹未干,违反停火规定的事情就频频发生。在1973年至1974年间,南北双方的战斗造成了成千上万人死伤。1973年的春季和夏季,西贡军队为从共产党手中夺回土地而对北方发动了进攻。当时,由于北越仍处于1972年春季攻势行动后的恢复时期,在南越的进攻面前暂时处于下风。但是,他们逐步地向南方进行渗透,将胡志明小道变成了一条主要公路干线,并且铺设了一条输油管道,专门为他们在南方的坦克和卡车加油。1973年秋季,他们发动了自己的攻势行动。
南越迅速瓦解,速度之快甚至出乎了北越原来的预料。当北越在1974年下半年发动攻势行动的时候,他们仍然考虑用两年的时间推翻西贡政权。1975年1月,北越军队占领了沿越柬边境的福良省;3月,他们包围并迅速攻克了位于中部高原的该省省会邦美蜀。惊慌失措的阮文绍总统命令南越军队从中部高原和南越北部省份全部撤出。
“水门事件”:越南战争怎样毁掉了尼克松的总统职务
没有什么比政府人员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向新闻界“泄密”——尤其是泄露与越南战争有关的消息——这类事情更让尼克松费神了。1970年,尼克松下令在政府内成立一个称为“堵漏人员”的秘密情报单位,专门负责调查此类“泄密”事件。1971年,关于越南战争起因的政府秘密研究报告——即《白宫文件集》的出版使尼克松十分恼火。他向助手们声明,他需要一些有助于把涉嫌向新闻界提供《白宫文件集》的国防部顾问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的名声搞臭的材抖。
于是,白宫的两位“堵漏人员”——前中央情报局特工F.霍华德·亨特和前联邦调查局官员G.戈登·利迪被派往洛杉矶,并悄悄地潜入曾给丹尼尔·皮尔斯柏格治过病的一位当地精神科医生的办公室。他们在那儿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但是,他们仍然继续担负总统交付的任务。1972年6月,当他们笨手笨脚地潜入位于华盛顿特区水门综合大厦里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搜集材料时,被当地警察逮捕。
白宫方面拒绝承认与“水门事件”有任何关联。但是,《华盛顿邮报》和其他报纸纷纷刊载有关调查报告,证明亨特和利迪与共和党争取总统琏任委员会之事之间在财务及其他方面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当“水门事件”被告人在1973年春季出庭接受审判的时候,白宫方面在这场精心掩饰的丑闻中所扮演脚角色开始逐渐显现。参议院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调查这项指控,而司法部也指定了一名特别检察官介入此案的调查工作。尼克松竭尽全力地阻碍调查,但是当他因妨碍司法公正而面临被弹劾危险的时候,他于1974年8月宣布辞去总统职务。
南越政权的垮台,1975
1976年4月29日,一架“海盗Ⅱ”型攻击机(A-7)从位于南中国海的“企业”号核动力攻击航空母舰上起飞,准备为从西贡起飞的撤运伤员的美国飞机提供护航支援。(美国海军部提供)
结果,南越军队的撤退变成了一团糟似的大溃退。指挥官们只顾自己逃命而丢下了自己的部队。在撤退过程中,成千上万的南越军人被打死,被遗弃,有的干脆扔掉了武器当了逃兵。大约50万南越难民拥挤在公路上,把公路堵得水泄不通。3月底,顺化被放弃(给共产党),几天后,岘港也被共产党军队攻克。北越指挥层认识到最后胜利已属于自己,于是命令部队在溃散的南越军队重新组编之前乘胜追击并彻底消灭他们。截至4月1日,北越军队已经占领了南越一半以上的领土。阮文绍辞去了总统职务,并于4月下旬携黄金逃往台湾避难。自从1963年帮助阮文绍推翻吴庭艳政权后一直想掌权的杨文明将军(“大明”)接替了总统职务。但是,他在总统位子上也没有呆多长时间。美国国会否决了福特政府关于向南越提供紧急援助资金的提案。
1973年被任命为美国驻南越大使的格雷厄姆·马丁因担心在南越首都引发混乱局面而推迟了(美国公民)从西贡大撤退命令的发布时间,而且,马丁还希望美国能够进行紧急干涉。的确,美国于4月中旬开始了空运越南孤儿的行动,在越战结束前将几百名孤儿运了出来,但是,到4月底的时候,北越开始轰炸新山一机场,乘飞机出逃已不再可能。由于愤怒的南越人对美国公民的住所和使领馆进行大肆掠夺,西贡的社会秩序处于失控状态。一些南越军队也趁机向美国人开枪。4月28日,马丁最终同意所有美国公民从西贡撤出。
1975年4月29日,乘坐C-141运输机撤离西贡的越南军人和平民在泰国作中途停留。(美国国家档案馆提供)
第二天,海军直升机开始执行“频繁的风”行动。他们将1000名美国人和大约6000名越南人用直升机运送到停在海上等候的美海军航母上。还有几千名越南人乘坐小船逃到美海军的舰船上,但成千上万的曾为美国人工作的越南人因来不及逃走而留了下来,他们可能会受到现有政府的惩罚。
1975年4月28日,美海军“蓝岭”号两栖指挥舰(美海军第七舰队的旗舰)的船员将停在该舰上的越南H-1“易洛魁人”直升机推入南中国海。在撤运难民过程中,许多越南飞行员都将直升机降在该舰上,为了给更多需要降落的直升机腾出降落空间,舰上的船员只得将一些先降落的直升机推入海中。(美国海军部提供)
奇怪的是,“频繁的风”行动既平静高效又混乱不堪,虽然美国海军成功地撤出在西贡的所有美国人,但代价太高。为了给随后到达的其他直升机腾出降落空间,先到的直升机刚降落在航母甲板上即被推入海中。两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小)查尔斯·麦克马汉下士和达尔文·贾奇准下士在撤运过程中被落在美国大使馆院子里的迫击炮弹炸死,成了美军在越南战争中的最后两名阵亡人员。在美国大使馆,值勤的海军陆战队士兵用枪托击打拼命冲进使馆并抢着上直升机的越南人。美国驻南越使馆的公共关系顾问阿兰·卡特是最后一位被撤走的美国人。4月29日,他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在最后几个小时里,大使馆里的人还算遵守秩序。人们做着必要的准备工作——砸探险箱(拒),或销毁文件,或坐着等待运送他们的飞机。文件被扔到碎纸机里。于是,到最后,大约9或10点钟的时候,我们被告知最好开始排队……大约11时的时候,我们的直升机出发了。一会儿,当飞机升到空中的时候,这座城市着起来就像一个罗马游戏场。两个弹药库正在爆炸——一个就在西贡的北部,而另一个在该城的最南边。于是,许多物品被炸飞到空中,看起来就像燃放烟花爆竹。使馆周围聚集了大批人群,而几乎每条街道上都可以看到涌动的人群。我记得,当时在直升机上俯瞰着火光冲天、浓烟滚滚的城市以及成千上万的来回乱跑的人们时,我转身对身边的人说,“喂,这就是我们所赢得的了不起的人心啊。”
1975年4月30日上午7时53分,最后一小批留守在美国使馆的海军陆战队员徐徐地降下美国国旗,然后乘直升机转移到安全地带。
同一天上午的晚些时候,越共军队的坦克车开到了西贡独立宫总统官邸的前门,撞坏了装饰华丽的铁栅。一名越共战士从大厅里取出一面越共旗帜展开。曾参加过抗法战争和奠边府战役的北越指挥官裴金上校走进独立宫里一个房间,大明总统正在那儿等候他。大明对裴金上校说:“我从一大早就等着向你们交权。”然而,裴金上校却冷淡而又准确地告诉大明:“根本不存在什么交权问题。你们的政权已经瓦解,你无法不放弃本不属于你的东西。”从胡志明发动革命算起,经过30年的斗争,共产党终于统一了整个越南。为了纪念共产党的胜利,西贡不久后被更名为胡志明市。
在越南的邻国柬埔寨,共产党武装力量也于4月中旬推翻了朗诺政权,成立了民主柬埔寨;在老挝,共产党后来也于12月控制了整个国家,建立了新政权。在西贡被共产党占领一个半星期之后,美国在印度支那地区发动了最后一次军事行动。5月12日,柬埔寨红色高棉武装在柬埔寨海岸附近扣留了美国“马亚奎兹”号商船以及上面的39名船员。作为回应,福特总统于5月14日命令出动海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对柬埔寨进行海上和空中打击。在攻击行动中,共有41名海军陆战队员丧生。实际上,在美军飞机进行轰炸时,“马亚奎兹”号的船员正在被释放。尽管这次进攻行动被证明没有必要,而且伤亡的人比打算营救的人还要多,但福特总统的声望却因此大大提高。与战俘获释以及空运越南孤儿撤离一样,“营救”“马亚奎兹”号船员的行动有助于人们忽略美国在越南战争中遭受的巨大失败。
15世纪,越南著名诗人阮寨在一首诗中写道:“我们终于重获了千秋万代的安宁。”但是,无论在15世纪,还是在20世纪,越南所发生的一切都未能证明这是一句准确的预言。相反,越南仍旧是一个不幸的国度。自从1976年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正式统一越南以来,由于受30年战火的破坏以及计划经济的影响,越南仍然处于贫困状态。越南虽然没有像邻国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那样发动“血洗”运动,但是成千上万的前西贡政府军人及其支持者还是被送进“教育改造营”进行劳动改造。不久以后,越南又再次处于战争状态,不过这一次是跟它以前的盟友柬埔寨的红色高棉以及中国。由于贫穷、政治迫害以及战争等原因,在越南战争结束后的10年间就有150多万越南难民出逃。由于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乘坐不适合航海的小船出逃,所以被称为“船民”或“乘船出逃的难民”。许多出逃的越南难民在泰国、香港以及东南亚其他地方的难民营中住了多年。另外一些难民,主要是一些有钱的人,在出逃后则在新的地方置办永久性住所。据估计,大概有725000名越南人在战后旅居美国,他们中的很多人尽管过上了富有的物质生活,但还是经常思念故乡。
在救援行动中,一艘满载越南难民的小船在南中国海上被牵引着向美海军“保护者”号导弹驱逐舰靠拢。(美国海军部提供)
越南要从战争的创伤中完全恢复过来,还需要很多代人的努力。在这场战争中,南越军队付出了死亡20万人的沉重代价。越共和北越军队伤亡的人数大约在50万至100万之间。另外,还有100万或更多的平民在战争中丧生。也就是说,越南的战争伤亡人数占其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强。越南这片土地也因战争而伤痕累累、满目疮痍——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弹坑,美军在越南使用的橙剂和其他毒剂的残留物仍然污染着江河湖泊和大片森林,而无辜的农民在耕种时常常被那些战时没有爆炸的炸弹、炮弹和地雷炸死、炸伤。
越南战争对美国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对美国人的心理造成了严重的创伤,给美国社会带来的战争后遗症在战争结束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消除。美国为越南战争付出了57000多条生命的代价,其中直接在战斗中阵亡47244人,因事故、疾病以及其他有关原因死亡10446人。另外,还有30多万人在战争中因各种原因受伤,有些人甚至落下了终身残疾。而且,在参战的美军士兵中,由于接触橙剂或因厌战而吸食毒品,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创伤后紧张紊乱症” [ 注:这种症状在以前的战争中被称为“战斗疲劳症”或“炮弹休克症”,这两种症状都属于神经机能病的症状 ] 。不仅如此,美国在经济上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据统计,美国直接投人越南战争的费用为1500亿美元,此外,每年还要为参战老兵发放数十亿美元的福利费。而且,受越南战争的影响,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发生了长达10年之久的通货膨胀,严重地削弱了美国经济。所以,战争严重削弱了美国的力量,使这个世界头号超级大国面临从顶峰走向相对衰落的历史转折。
许多参加越战的老兵在回到美国后就将战争抛到了脑后,开始了新的生活。然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战争仍然破坏着他们的生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不同,当参战部队返回国内时,没有庆祝胜利的游行队伍迎接他们。而且,参战人员在结束为期一年的“海外服役期”回国时,也不像以前那样结队而行,而是单独返回。有一些老兵在返回国内时甚至被人啐一脸唾沫或被蔑称为“杀死婴儿的人”。不过,1967年曾随海军陆战队参战的史蒂文·吉斯特却非常幸运,他于1968年1月在洛杉矶机场走下飞机时受到了令人愉快的欢迎。有人还请他到酒吧喝酒,为他接风。“我从未遭到唾弃,”他回忆说:
我从未被人啐过(唾沫),我也从未向任何被人啐过唾沫的老兵说起过(这些事)。有人老是说自己知道谁被啐了——而且他们说的情况总是发生在机局、同许多别的关于越南战争的事情一样,哉认为这种事情被夸张得有些离谱。事实上,大多数美国人当时根本不在乎你是否参加过越战,而且现在仍然不在乎。
但是那仅仅是(越战)问题的一个部分;关键是没有人“在乎参加越南战争的老兵”。与其他战争的参战老兵相比,参加越战的老兵们感到自己未受重视。他们认为,自己在一场发生在遥远的地方且不得人心的战争中卖命,甚至眼看着自己的战友悲惨地战死在战场上,最后却没有得到国家应有的尊重。当越战纪念墙于1982年在华盛顿特区建成的时候,参加越战的老兵终于得到了认可。纪念墙由两面用光洁的黑色花岗岩砌成的长墙组成,上面镌刻着每一位在越战中牺牲的美国军人的名字。尽管这个纪念墙在最初因设计不够宏大而受到了一些退伍老兵团体的批评,但它还是成为了美国首都中参观人数最多且最感人的纪念物之一。
“越战老兵纪念墙”
自从1982年“老兵纪念日”那天建成以来,越南战争纪念墙就成为了华盛顿特区游览者最喜欢的去处之一。纪念墙由用黑色花岗岩砌成的长500英尺的V字形墙体构成,就像插在华盛顿顿纪念馆和林肯纪念馆之间的一道风景线。在其140块花岗岩墙扳上镌刻着57000多名1959年至1975年间在越南阵亡的美国男女军人的名字。尽管它的设计者无法知道它将会怎样,但越南老兵纪念墙已经成为了普通美国人展现现有的以及永久存在的悲痛和哀思的地方。每天,都会有人在自己的亲人或原来战友的名字前面留下供品,包括婴儿时代的照片、军功勋章、啤酒等。正如越南战争时期的著名记者阿诺德·伊萨克在其1997年发表的《越战的阴影》一书中所说,“没有人在华盛顿特区其他的纪念物那儿写下留言或摆下供品。”
尽管这座纪念墙建在了联邦土地上,但其建设资金会都由私人捐助。当时,全国共提交了1400份设计方案,最后,耶鲁大学21岁的建筑专业学生玛雅·林的设计方案被选中。其实,她的设计方案也没有立即引起普遍认同。一些越战老兵认为她的这份色调灰暗且朴实无华的设计方案是对老兵们的侮辱,不像阿灵顿国家公墓里硫磺岛升旗雕塑那样反映传统军队形象。但是,大多数对此方案持否定态度的人最后终于被说服,并认为林的这个设计方案象征着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将再次会面。按照林自己的话说:“(活人和死人)将在阳光普照的世界和黑暗寂静的世界之间(再次会面)。”
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越南战争纪念碑,在其用黑色花岗岩筑成的长墙上刻着57000多名越战死亡者的名字。(美国内政部国家公园事务处W.克拉克提供)
当越南战争还在进行之中的时候,就被认为是美国历史最有争议的一场战争,并且在西贡政权垮台多年以后仍然是争论和分歧的源头。以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为代表的一些人认为,越南战争是一场“卓越的战争”,只是因为文职领导人不愿意允许军队介入并为赢得胜利进行一切必要的行动而最后把事情弄砸了。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越南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是国家自大的实例教训,是官僚主义的自欺欺人以及道义上的麻木不仁。
到头来,越南战争成为了一场双方都遭受重大损失但没有赢家的无效战争。曾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作为美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越南记者的摩利·塞弗于1989年再次访问了越南,这是他自越战结束后第一次访问这个国家。他由一位名叫阮玉兴的河内市英语教师陪同了一天。据阮玉兴介绍,1968年,18岁的他被北越政府征召入伍并被派到南方作战。虽然他当时并非特别渴望参军,但入伍后表现非常勇敢。当他随着自己的连队沿着胡志明小道艰难地向南行进的时候,遭到了美军B-52飞机的猛烈轰炸,他的两位战友被当场炸死。当他回忆时,恍如昨日,他说,“当B-52轰炸机的轰炸结束后,我们四处寻找死难战友被炸碎的肢体,收集起来后,就地埋葬。”后来,阮玉兴和塞弗一起开车来到了位于广治附近的一个军人墓地,那儿埋葬着10000名越南死亡士兵的尸骨。这之前,当他们在河内的时候,塞弗曾问阮玉兴到底谁是战争的赢家。现在,当他们回到车上后,阮玉兴自言自语地说:
刚开始,我们认为我们赢得了胜利……但看了这个地方之后,我认识到我们并没有赢得胜利。这就像是在你摆满昂贵家具的屋子里同别人打架,于是,当搏斗结束以后,你会看到与搏斗前迥然不同的情节,所有的家具被打烂。实际上,这场战争就是发生在我们的屋子里。这是一件很悲惨的事情。但仔细想一想……在整个战争结束后,我们并没有能够改变你们,你们也没有能够改变我们。
诚然,美国没有遭到越南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所遭受的物质破坏。但是,美国人却遭受了第一次军事失败所带来的痛苦与耻辱,而且许多人至今仍然不理解越南战争的真正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