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草丛里的死亡·第二十
作者：哈罗德·G．穆尔 ·美国
约瑟夫·盖洛威 ·美国
出自————《我们年轻时曾经是战士》
出自————《战争通史》
我没有想到会在今天丧命。
——法国元帅蒂雷纳1675年在索尔兹巴赫之战时的遗言
北越的战场指挥官阮友安对1965年11月17日下午在通往“阿尔巴尼”着陆区那条小道上所发生的血腥战斗记忆犹新：“我手下的官兵向我报告说战斗很残酷。我老实告诉你们，你们的士兵打得很顽强。他们毫无选择。你死我活，不然就是你活我死。这是一场肉搏战。战斗结束后，当我们清理战场并抬回我们的伤员时，发现你们的士兵的尸体跟我们的士兵的尸体脖子都靠在一起，并排躺在那儿。战斗极其激烈。”那场战斗确实非常激烈，没有任何其他地方的战斗比这场战斗更加激烈，美军拉得很长的纵队首尾难顾，骑兵师的步兵连被切割成若干小段。
约翰·霍华德少尉当时在接近二营纵队尾部的营部连里。他说：“战斗初期我在一个大土丘旁边。离我不远的一名中士脚部受了重伤，他疼得惨叫不止。我爬到他身边开始为他的脚包扎。我刚告诉他不要惨叫，自己就中了一颗子弹，这子弹把我打得在地上翻滚。它打中了我的右腹部。我掀起上衣看看伤势多重，幸运得很，子弹穿过了我腹部的肌肉，但是没有钻进肚子里。我有一条约13厘米长的伤口。”
子弹继续打在霍华德周围的地上，他一把抓住那个士官并且对他说，他们需要转移到土丘的另一边。“我俩跟另外4个士兵在土丘的另一边会合。他们4人是在草丛里凑到一起的。我们继续朝树木和土丘后面的北越人射击，同时心里盘算着下一步该怎么办。”
尽管他们俩相互看不见，但是霍华德的朋友二营的通信排长巴德·艾黎中尉离他并不远。艾黎说：“这真叫人害怕。我左右两边的人都中弹了。到那时为止，我还没有看见任何敌人。我能够看到的仅是树木和我们的伙计。我竭力向右边移动，结果钻进了一阵弹雨。每个人都在努力向着陆区那里前进。我在一个大土丘旁被敌人的一挺机枪的火力压制得抬不起头来。在我右边的波多黎各籍士兵负了伤。我用我的点四五口径手枪换来了那个波多黎各一等兵的机枪。
“我接过机枪就移到土丘的左边，为了向前运动，我不断朝前面射去。我朝一棵小树后面的一个士兵那儿爬过去，这时敌人的两枝自动武器同时开火，打断了那棵小树。他惨叫一声，倒在我的背上。我翻身爬到他的身上，他的双手捂着脸。他对我说：‘别担心我，我死定了。’他敞开双手，他的脑门正中央有个子弹打穿的窟窿。他拔出两颗手榴弹扔了出去。我又开始爬回我原先待的那个土丘。我知道我们全营部队都前进不了。我回到土丘的时候看到一个伤员，以及一个阵亡者，还有我的无线电修理员在那个土丘后面挤在一起。我们的人到哪儿去了？”
二营的军医官威廉·苏卡特也在行军纵队的那一部分里。他说：“我起身找人，找到谁都行。我继续跑着，迎头撞上几个敌人。这次遭遇吓得我屁滚尿流，也把他们吓坏了。我端起M－16步枪就开火，先发制人把他们击毙。我抬头一望，看见一个士官倚在一棵树上。他说：‘上尉，我能帮你的忙吗？，他太沉着了。那是第五骑兵团一营一连的弗雷德·克卢格士官。我们回到队伍后头一个较大的一股人那里去，大约有15或者20个兄弟，其中有几个伤员。这里伤员较多，但是缺乏军需品，只有几针吗啡和一些止血绷带。”
在营部连前头的三连士兵相继阵亡。当三连冲进敌人重机枪火力圈的时候，杰克·史密斯四级专业士官正在该连的前头，他所在的位置靠近副连长唐·考内特。在最初的几秒钟内，史密斯看见一个无线电操作员胸部中弹后倒地身亡，其眼睛暴了出来，舌头伸出嘴外。三连的士兵朝所有的方向开火。
史密斯说，他突然听到唐·考内特中尉低声呻吟了一下。他撕开副连长的绿色作战衫后，看到其背后脊柱右侧有一个弹伤。他和另一个士兵一起为中尉包扎伤口。史密斯心想，他们此刻全依赖这个人了，因为他是眼前唯一的领导者，可是他偏偏受了重伤。然后史密斯身边一个人的胳膊中弹，血流如注。然后又一颗子弹钻透了考内特的一双靴子，打掉了他一双脚上的全部趾头。
突然一个端着马克沁机枪的北越士兵在史密斯前面1米处出现。年轻的史密斯飞快地把他的M－16步枪选择开关放在全自动位置，朝那个敌人机枪射手的脸上打了一个长点射。一枚爆炸的手榴弹炸到了他身边的另一名美国兵。
才过几分钟时间，杰克·史密斯就像进入了一个死亡世界。他说，是因为一件事使他继续战斗下去。忍着剧烈伤痛的唐·考内特中尉对史密斯说，他将想办法把他的士兵组织起来。考内特爬到了高草地里去。这个勇敢的年轻中尉在草地里尽了自己的职责，他在同敌人肉搏中身亡。
史密斯回忆说：“在大约20分钟时间里，除了我之外，我周围的每个人非死即伤。你必须知道，在我们那个区域，草长到胸口那么高，你一旦倒在地上，你的世界就只有餐桌那么大，你的世界就完全局限在那一小块地方和你周围的六七个人。那个时刻，我们孤立了。一连的处境相同。然后北越人席卷而来，他们从一连和我们连之间插了进来，并且开始朝我们的人射击。当他们开始向我们射击的时候，我们根本弄不清楚1米以外的枪声是自己人的枪声还是敌人的枪声。”
史密斯看到士兵们端起机枪，平卧在地上开始向草丛里扫射。“他们经常对着其他美军重机枪的火舌扫射。有人声嘶力竭地喊停止射击。这简单像一场大屠杀。没有任何人控制着部队，因为所有的军官都到部队的前头去了，我们的无线电操作员倒在他们的无线电上死去了。”
詹姆斯·萨顿一等兵是四连迫击炮排的士兵，正在三连的前头。两处重伤使他剧痛难忍。“这时，一些北越士兵正通过该区域，把因负伤而惨叫和呼喊军医的美军官兵统统打死。施耐德·本布里就是这样被一个会说英语的北越人开枪打死的，那家伙很可能是一个军官。当本布里惨叫时，他用一枝全自动武器打死了他，然后用英语讲了这些话：‘等一等，我们打的是谁？’在我意识到这是怎么一回事之前，我差一点儿脱口而出‘美国人’回答他的问话。他讲英语带有越南口音。“施耐德·P．本布里一等兵是佐治亚州人，死时21岁。
由于不能向敌人还击，也无法把他的朋友从越南刽子手的枪口下解救出来，詹姆斯·萨顿采取了他能够做到的最后一招——他把自己的身体当成诡雷。他说：“我的右臂中弹以后，我身边除了一枚手榴弹之外没有别的任何武器，但是我不能用左手投弹，所以我克制自己不要扔手榴弹。更多的敌人从另一边朝我走过来。我把手榴弹塞在胳肢窝下面，拔掉保险针。我想如果他们要打死我，他们也别想活命。”
四连反战车排的鲍勃·陶尔斯四级专业士官在为他的十几个伙伴们带路，其中有好几个人负了重伤。他跑进了一个长满高草的空地。他停了下来透过树林朝后面的部队看去：“我透过草丛凝视，总算看到了我们先前的位置。北越人正在翻查我们扔在那里的东西。然后他们用AK－47步枪朝地上打了几个点射。此刻我意识到我们在那里还留下了些什么。我们所有的人当时都不明白敌人为什么朝地上开枪。我恨不得对着他们射击，但是转念一想，还是不开枪为上策。一开枪就会吸引他们的注意，而我们当时的状态是不能跟敌人拼的。”
跟陶尔斯在一起的人大多受了伤，有的人伸着四肢躺在地上，有的人躺在另一个人身上。“我们这批人无法像一个战斗单位那样行动。这时贝克士官命令我走出草丛，我起身就朝空地另一边的树林边缘走去。走了大约50米，我发现我右边的树林里有动静。原来是美国人！我立即向右跑进了树丛。刚进树丛10多米就听到两声枪响。我听到两颗子弹从我身后嗖嗖飞过。贝克士官的身子突然倾斜倒下。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胸口，另一颗打在他的背上。他当时在我左后方仅半步远。我停了下来跪在地上，抬头朝树上扫了一眼。什么也没有发现。贝克士官用双手紧紧捂着胸口，他命令我继续走。就在这时，另一个人到达他跟前把他扶了起来。”
陶尔斯站起来，并且朝贝克倒下之前他自己跑的那个方向看去。“我看到密戈尔·比札士官跪在一棵树后面，我来到他那儿。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喘过气来，使自己镇静下来。然后我向他打听了他那里的情况。他并不清楚。我告诉他敌人先重创了迫击炮排，然后打垮了三连。比札拔出他的刺刀，撕开我的衣袖，为我包扎好右臂。我的手臂已经僵硬地顶住了我的M－16步枪的枪托，但是按扳机的食指尚能活动。我不觉得疼痛，因为右臂麻木了。
“我环顾一下我们的位置。看起来这个位置挺好。树木较粗大，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保护，而且树木形成的一个拱形面对着一片开阔地——这片开阔地在我和贝克士官刚刚穿过的那片空地的对面。其他几个人各就各位，朝着我们刚才前来的那个方向。还有几个人守卫西边和北边。我发现赖斯特·贝克一等兵一个人朝东面，而他面前的那棵大树后面足够两个人伏着。我对比札士官说我要到贝克那里去帮助他防守那个区域。我跑了10米来到那棵树下，在树的右边就位。”
鲍勃·陶尔斯和赖斯特·贝克在那棵大树后面听到附近空地的草丛里有人呻吟，他们决定查看一下，陶尔斯问(？？缺336页下半页)
险的任务。一连正被一挺重机枪的火力压制着，从机枪的声音听起来，那是一挺美军的M－60重机枪。福雷斯特要一个人爬到高草地里去，找到那挺机枪的位置，告诉机枪射手，他们正在打自己人。
杨生长在密苏里州偏僻的林区，懂得如何潜行追踪猎物，他自告奋勇要求担当这项任务。他说：“另外一个步兵罗纳德·福尔钦一等兵说他要跟我一起去。他是芝加哥人。我俩开始向前爬去，那挺机枪射出的子弹从我们头上飞过。这是一挺M－60重机枪，我们原本都以为这是美国人误击美国人。当我们靠近至50多米的时候，我们开始向他们呼喊。这时我才明白他们是敌人。好像有人在提醒我：‘这些人不是我们的人。他们不理睬我们的喊叫。’”
杨告诉福尔钦停止呼喊。“我继续朝他们那个方向爬去，一心想弄清楚他们的确切位置。我打算把他们消灭掉。然后一颗子弹打中了我的头部。我知道我的头部中弹了，心里想，我就要死了。我的头一阵晕眩，但是子弹并没有把我打昏。我把钢盔的带子套在下巴上，因此子弹没有把我的钢盔打掉。我问福尔钦能否跟我的父母亲联系上，并且告诉他们我临死还惦记着他们。我以为我已经完蛋了。我请他为我包扎。他从我的腰带上取下绷带为我包扎好伤口。他一边包扎一边对我说伤势不重，我会好的。
“然后我企图再次朝那挺机枪的方向爬去。福尔钦以为我疯了，他竭力阻止我。我们低低地伏在地上。我每次想朝前面爬，他就一把抓住我的两条小腿，使劲抱住我。跟我折腾了一阵子之后他说：‘我回去了。’说着他就离开了，我告诉他，我非要把那挺重机枪弄掉不可。其实，我真正害怕的是对那挺机枪撤手不管，任其扫射。”
那颗子弹打穿了杨的钢盔，也打破了他头部一侧的颅骨，但是他仍然决心把那挺重机枪干掉。“当我匍匐前进时，我听见越南人叫了几声，此后我再也没有听到那挺机枪的声音。我听到要他们收拾武器离开的命令。我爬到了我以为是那挺机枪的地方，但是仍然不敢抬起头来，因为我怕有敌人向我放冷枪。枪声不绝于耳。我没有找到那挺机枪，他们离开了。”
爱因里克·普贾尔斯少尉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军事学院，他和第七骑兵团一营三连的杰克·乔希根中尉是同班同学。乔希根在“X光”着陆区中弹身亡。这时，普贾尔斯正率领着二营斯吉普·弗斯梅尔上尉那个三连的三排，该排有24人。他这个排在连里的部队殿后，走在营部连的前头。普贾尔斯说，在枪战爆发的时候，他那个排的队形是纵队，但不是一列纵队。
“然后我从无线电上接到命令：展开你排的部队，向右运动。我想用打手势挥舞胳膊的方法把我排部署好。当时我在全排的前头好几米。当我回头的时候，我看到全排士兵仍在原来的位置未动。我走回去下达展开的命令，要他们跟我走，同时传达上级的命令。当无线电操作员告诉我说连长留下给我的指示：‘停在原地不动，中止运动，不见目标不开枪。’的时候，好几个人聚到了一块。我想打听一下详细情况，可是他却说：‘通话完毕。’
“我的右前方仍在进行射击。过了一会儿，子弹开始朝我们这儿打了过来。我以为这是美军先头部队打的子弹。流弹虽然不多，但是它们使我担心。我在无线电上呼叫，想提醒他们开枪时注意方向，不要误伤自己人，同时指望他们给我说明一下前头的形势。但是仍然没有任何反应。我设法把自己排的士兵组织成某种环形防线。与此同时，部队前头的惨叫声持续不断，跟战斗的枪声夹杂在一起演奏出一曲怪诞的交响曲。”
普贾尔斯无法相信仅仅因为几个敌人的狙击，全营就动用所有的武器进行射击。他说：“我告诉我的无线电操作员，我要到前头去找重机枪排的排长。我走着走着就发现周围的植被不一样了。我排待的那个地方树木和灌木稀疏，约3、5米的间隔，草齐腰高(我的个子只有1.75米，有时草齐我的脖子高)。可是重机枪排已经进入一个植被浓密的地段，草很密，灌木丛也非常非常高。我们排列成多列纵队前进。重机枪排成单列纵队。”
普贾尔斯向他碰到的几个士兵询问他们的排长在哪儿，他们告诉他：“在前头。”几乎没有几个人卧倒在地上，只有几个人面朝着射击的方向。大多数人倚着东西休息，似乎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我向前走去，当我感觉到左脚跟一阵刺痛时，我正在浓密的灌木丛边缘。我以为我踩上了那种臭名昭著的尖竹钉。然后我感到我的右大腿好像被一只大锤砸到似的。我抓起我的左腿，想把尖竹钉拔掉。我用眼睛的余光瞄了一下，结果发现裤腿管破了，裤子上有一摊血，这时我才知道自己中弹了。
“我的想法真傻，我们不在战场上时，常用这句话来表示出了差错：‘该过周末了。’我的右腿也扭得不成样子，开始支持不住了。我跌倒时，竭力把身体往后甩，避免腿部弯曲。我总算没弯腿倒在地上。我的腿向前伸出。我的大腿断了。毫无疑问。我此时仰卧在那儿，感到自己无用又无奈。我能怎么办呢？有了，喊军医来。但是当军医前来时，万一被敌人打死怎么办？我的腿血流如注，如果这样下去，等血流光了我就会死。所以我决定碰碰运气，连忙喊军医。
“他跟我排的一个火力班班长一起跑了过来。他们给我包扎好腿伤，我让他俩把我的M－16步枪当作固定夹板绑在我的右腿上，绑高一点。然后军医拿了吗啡。我一再拒绝，竭力避免使用它，但是他给我注射了吗啡。他们把我扶到一棵树旁，帮我解下我的背包。我在朱邦山上时就把15个装满子弹的弹夹和另外800发子弹放进了背包。第七骑兵团一营的伙计的忠告是，子弹带得越多越好，能带多少就尽量多带。我要我的两个水壶，他们拿来了水壶。”
普贾尔斯把他排里的副排长叫来，要他接过指挥全排的任务。副排长刚接管全排，敌人的火力就朝他们打了过来。普贾尔斯说：“我排开始遭到敌人火力的袭击。齐胸的草叶被子弹打断落在我的身上。此时接二连三的惨叫声从我排士兵中发出。我没有看到他们身亡，但是听到他们死去。他们之中有一个人喊叫道：‘哦！我的主啊，宽恕我吧！’当时我仍然认为我们遭到自己部队的火力袭击。我愤怒至极。我的士兵在我的周围死去，而我却无能为力。那就是我当时的想法。后来我弄清楚了真相，我感到不好意思。”
在二营部队的前头，以麦克代德中校为首的一小批官兵跟敌人进行了激烈的交火。敌人决心把他们打垮。二营一连的连长乔尔·苏格迪尼斯上尉仍然担心着他那失踪的二排。此时，他已经转移到树丛的东南边，观看着空地另一边他的部下消失的地方。
苏格迪尼斯回忆说：“我看到有人在动，但是我无法确定他们是自己人还是敌人。我看到一个士兵站起来，并且去帮助一个伤员一瘸一拐地走出阵地。我拿起望远镜一看，原来是两个北越士兵。那个没有受伤的北越兵把他的AK－47步枪放在胯骨上朝地上开枪，他的脚附近似乎有物体。我立刻想到他是在朝我们的伤员开枪。我开了一枪，他们两个都倒下，战斗结束后，我们从那个区域抬走了许多我们二排的阵亡士兵，其中好几个头部中弹身亡。
“营指挥小组附近有人叫喊说，北越人从南边朝我们爬来啦。南边有一片开阔地，有的草齐膝盖高，有的草齐腰高。我们之中仍然站着能够战斗的人立即转身朝草地里开火。有好几个北越人企图逃走。一个北越人站了起来，继续朝我们冲来，他像约翰·韦恩主演的西部片那样把AK－47步枪放在胯骨上，一边前进，一边开枪。我认为看到他的每一个人都向他射击。我确信一两秒钟内他就会被击毙，但是看起来他好像永远倒不下似的。”
从战斗一开始，帕特·斐因少尉和他的侦察排就一直陷在“阿尔巴尼”着陆区空地周围的激战之中。斐因说：“至少在战斗开始的第一个钟头里我们根本没有炮火的掩护。这真是一次惨痛教训。我们也没有直升机的掩护，在我们头顶上方根本没有武装直升机。在战斗的头一两个钟头里，完全是近战，是人跟人拼。不管你是少校、上尉、士官或是普通一兵，大家都一样，都是战士。我们并肩战斗，跟北越部队进行殊死搏斗。我听到有人喊：‘他们来啦！’我们所有的人跃起身来向敌人猛烈还击。大家难免觉得害怕，但是我从未感觉到恐慌，至少在战斗开始一二十分钟以后大家丝毫投有恐慌。”
斐因认为北越人在预想和准备这次进攻方面做得比美国人好得多。“但是在敌人起初的凌厉攻势中幸免于难的美国人开始集中反击了。你可以把这一仗看成小大牛角谷之战的重演。我们被围困，背包放在面前，决一死战。那天下午我没有看到任何不尽职的士兵。我未看到任何人在敌人面前退缩。我们毫无退路，这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我见到的每个人都是称职的。下午某个时候我们开始得到一些炮火支援，然而，由于我们部队太分散了，我们无法有效地把炮火当作近距离支援火力来使用。”
战斗已经进行一个多钟头了，一连的副连长拉利·戈文中尉朝西北看了一下。敌人开始发动进攻时，一连的一排就是在那个方向失踪的。他被自己看到的情景吓呆了：“有两个人摇摇晃晃地向我们的阵地走过来！他们是代理副排长瓦尔特·T．凯普尔和班长罗瑟尔·A．泰姆普尔士官。他们经过奋战逃出了陷阱，已经精疲力尽。他们说他俩很可能是仅存的幸存者。他们也说该连迫击炮排的一部分士兵跟四连的人在一起，情况良好。但是我们还是失去了指挥。”
此时发生了一个情况，这个情况将会使队伍前头的战斗朝有利于美国人的方向发展。戈文中尉描写了这个情况：“营作战参谋杰姆·斯帕艾斯上尉身子一闪进了我们的阵地。他告诉我们，战术空军已经前来支援，他想知道我们的人在哪里？我们的情况如何？他问是否还有人在草丛里。我们一声不吭。斯帕艾斯说：‘你们是说那里的人非死即伤？’沉默意味深长。斯帕艾斯说：‘你们确定吗？’我们说确定他才满意。他跑回营指挥所那个土丘。空中支援正要到来，但是我记不得任何炮火支援或空中火箭炮火的支援。谁也不知道别人在何处。”
过了一会儿，营通信无线电传来命令：放烟雾。戈文中尉朝草丛里走了一段距离，“阿尔巴尼”阵地的士兵全部开始投掷烟雾手榴弹。戈文说：“我看见三连的连长斯吉普·弗斯梅尔投放烟雾弹。我不晓得他究竟在这里干什么。各种颜色的烟雾把我们的阵地位置标示了起来，片刻之后空袭开始了。
“它们是携载凝固汽油弹的A－IE型‘天袭者’攻击机！第一批凝固汽油弹恰好落在我和苏格迪尼斯离开树林进入空地的地点上。我们看见空地那一边有大批北越人。我非常确信他们要越过空地进攻我们。我认为当时他们在那儿清理战场，朝地上开枪，把我们的伤员全部打死。第一次空袭的两枚凝固汽油燃烧弹准确击中目标。我看见它们落在树顶上，胶状凝固汽油从树杈上往下流。北越兵跳起来，企图逃避，但是被火焰吞没。这种情景我看了一次又一次。”
“阿尔巴尼”着陆区空地的防卫者们几乎陷入绝境。速度慢但是可靠的旧式“天袭者”飞机沿着着陆区防卫者周围的树林边缘盘旋，先投下凝固汽油燃烧弹，然后再投110公斤重的炸弹，最后使用它们的20毫米机炮向成群的北越人进行扫射。
戈文中尉记得那时的情景。“美军飞机消灭了一波又一波敌人，那些杂种跳起来企图逃跑，但他们逃不掉。这时的美国人每次看到空袭都欢呼大笑，但当飞机朝二排的剩余人员曾坚持战斗过的阵地上投下两枚燃烧弹时，谁也不欢呼了。当时我也可能是待在那里的其中一个，但是我只能听到尚未耗尽的弹药在火焰中噼啪作响。热焰吞没了我们在那儿的士兵。我们谁也不知道当时那儿有没有人仍然活着，可是我们谁也不愿意想此事。”
戈文和其他人都发现敌人的射击火力已经松懈了下来，但是“天袭者”飞机每次俯冲轰炸时，周围的丛林都爆发一阵敌人的火力，北越人把他们的所有武器一起瞄准俯冲下来的飞机。戈文说：“那些飞机直接朝我们的位置飞来，投下机上载的全部炸弹，它们看起来真漂亮！我感叹不已，”
然后戈文翻过身朝天上望去，只见一架A－IE直朝他飞来。“它投下了一枚燃烧弹，正朝我落下。炸弹从我头顶上经过，我甚至看得见上面的铆钉。炸弹打中那块空地的正中间，一个北越兵跳起来朝我们跑来，我们将其击毙。我估计他们投下了15～20枚凝固汽油弹。一架飞机把凝固汽油弹投在我们前方的空地里。我当时认为一定是飞行员的失误，才会把炸弹投得如此近。但是当炸弹落地，火焰飞溅的时候，离我们防卫阵地仅约30米处有5个敌人跳了起来，我们的火力立即把他们消灭。最后一件事值得一提，我们前方的一个土丘被敌人占领着，土丘后面有一挺重机枪朝A－IE飞机射击。机组人员在枪火中仍不慌不忙，丝毫不顾敌人的持续射击。最后一枚凝固汽油弹准确无误地投在那挺机枪上，整个土丘化为灰烬。”
侦察排长帕特·斐因少尉也记得空军对他们的支援。“他们真让人大饱眼福。他们第一次来轰炸时，欢呼声四起。飞机飞得很低，当飞行员从你头上飞过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他在座舱里的身影。他在我们头顶上方反复盘旋，向进攻的北越人扫射。有时他会放慢航速，使用他的机炮把他前方的地都啃一遍。其他飞机也飞抵战场了，并且开始投凝固汽油弹。当某架空军飞机向敌人投弹的时候，就可以看见大量的北越人，50～100个，反正很多。他们离我们不足50米，正在集结，准备进攻。飞机一投凝固汽油弹我们就欢呼。”
弗兰克·亨利少校和营里的火力支援协调员乔·普赖斯上尉不仅让空军准确轰击目标，且在这场战斗中首次叫来了炮火轰击。炮兵对“阿尔巴尼”着陆区空地周围树林里的一群北越士兵进行了轰击。他们比较有把握在这些区域没有活着的美国人。二营幸存者们的前景开始有所改观。
尽管伤势严重，但是营士官长詹姆斯·司各特仍记得那个时刻：“空军支援到达之后，炮火开始打进来。这时战斗进行了大约两个钟头。他们一看到成批的敌人，就请炮兵向敌人开火。炮弹落在离我们不足50米处。我从土丘上的阵地上可以看见北越部队企图向我营冲锋。他们每次冲锋前会组织四五十个人。只要一发现这种情况，弗兰克·亨利或者那个火炮前进观测员就会引导炮兵向他们轰击。下午4点钟左右战斗突然暂停，阵地上平静下来。我心中有数了，我营有救了。直到那时为止，我一直认为会全营覆没。我们从无线电上接到了报告，说队伍里的其他连队被敌人切断了，情况不好，伤亡很重。被孤立的排和班都是各自为战。我知道伤亡肯定很重，但是我想当时谁也不了解战斗形势究竟怎样。所有人都被打散了。”
当空军的A－IE飞机跟麦克代德中校联络，询问他们该在何处投凝固汽油弹、距离多近时，他很担心。这是可以理解的。他说：“我们不得不考虑误伤自己人的风险。我不知道乔治·福雷斯特的第五骑兵团一营一连在哪里，我只知道他们离得不远，他们所在位置的大概方向也只能猜测的，但是我们不得不使用凝固汽油弹。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安全地使用它？我们决定把它投在离我们尽可能近的地方，那就意味着让它离其他单位稍远一些。这样做效果颇佳。”
在后头的队伍里，巴德·艾黎中尉继续寻找安全的阵地位置，但是无法找到。他说：“三连的一个排长布奇·奥尔少尉和他手下的一名士兵从一个小坡上走下来，他正在寻找他排里的士兵。他跪着悄悄地爬到我跟前。我把他拉倒在地上。大约在此时，敌人向我们开火了。他说：‘瞧他们打着我的什么地方？’他身上挂着一枝战车兵使用的点四五手枪。敌人的一颗子弹打在他的手枪套和零点四五手枪上，当时他的手枪挂在胸前。他说他平安无事，‘但是他们差一点就打死我了。’我问他要如何摆脱这个混乱局面。他说我们需要到队伍的左边去，他们那边控制得好一些。”
这批人共有六七个人。布奇·奥尔让他们大声数数字，数到规定的信号就立即跃身跑走。大约就在这个时刻，A－IE飞机从他们头顶上方飞过，飞机的机炮向地面扫射。奥尔说：“我们最好现在就走。”艾黎说：“然后布奇先出发，走在我的前面。我们刚走了5步就倒下。我说：‘布奇，你在哪里？’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或听到他的声音(厄尔·D．奥尔少尉是路易斯安那州纽奥良人，23岁，他在那天阵亡)。我企图再跑。A－IE飞机再次飞来扫射，我在飞机火力的掩护下跃起身再跑。我当时的想法是我宁愿被自己人打死，也不愿被敌人打死。”
在前头“阿尔巴尼”空地的环形阵地上形势越来越好。侦察排的迪克·阿克尔曼四级专业士官记得：“我们的支援炮火打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偶尔有弹片飞到我们身上。飞机也给我们近距离支援。我们开始挖散兵坑，一有空就挖。我的工兵锹仍然绑在我的背包上，而我的背包丢在空地里了。因此我就用刺刀、用手指头挖土，或者别人不用工兵锹的时候，我就借来使用。一个只能容纳下你的身体的壕沟会使你感到舒服得难以置信。”
不过200米以外，在饱受打击的美军队伍里有一个人一直在祈求奇迹出现。果然美国空军带来了奇迹。四连的詹姆斯·萨顿一等兵把一枚手榴弹放在胳肢窝下面，将自己弄成一个诡雷，他伤势严重，不能动弹。有一群北越士兵正朝他躺着的地方走去，按部就班地逐一清理草地，开枪打死他受伤的伙伴。他说：“在那6个北越人走近之前，一个飞行员驾机前来，飞得很低，只有树顶那么高，然后突然爬升，把一枚凝固汽油燃烧弹很准确地投在他们头上。那次投弹的准确性使我终生惊叹不已。凝固汽油燃烧弹的热浪扑面而来，就像炼钢高炉敞开了炉门一样。这个飞行员的救命之恩我毕生难以报答。愿上帝保佑所有的飞行员！”
鲍勃·陶尔斯专业士官也负了伤，此时他正在队伍前头的小环形阵地里头。他说：“我们听说炮兵即将实施火力支援，这个消息使我们振奋了精神。过了一分钟左右，环形阵地里听到一声猛烈的爆炸。惨叫声、呵斥声响成一片，灼热的白磷到处横飞。我听到有人大叫停火。终于在空地另一边的树林里听到高爆炸弹爆炸的响声。整个丛林消失在火焰、浓烟和飞扬的泥土之中。在这样的炮火中谁也别指望活命，可能吗？如果这样想就错了。”
陶尔斯还要忍受另一次险情：“我听到身后有人跑来的声音。侦察排的副排长罗纳德·本顿士官冲过环形防线的内部，然后闪身隐蔽。一颗子弹打断了我头顶正上方的一根树枝，树枝掉在我的钢盔上。我转过头去咒骂本顿士官引来敌人的火力，恰巧看到一双蝎子爬到我的腿上。我忘记了其他一切，使劲把蝎子踢掉。然后我站了起来用我的步枪杆子拍打蝎子，把它碾碎在泥土里。我意识到刚才发生的情况很荒唐，于是又爬回到那棵树下。”
爱因里克·普贾尔斯少尉身负重伤，打了一针吗啡以后头脑有点模糊，但是他仍竭尽全力执行无线电传来的指示，为空军的飞机指引空袭目标：“一会儿我奉命投烟雾弹，并且报告烟雾的距离和方向。在我后头的我排的副排长也投掷了烟雾弹，向飞机显示我们阵地的外缘。我那个地方没有空袭。在我们那个区域的敌人火力越来越猛。我排坚守住了。敌人的火力变化了，他们间歇地猛烈开火。”
普贾尔斯听到敌方官兵声调很平的说话声音越来越近。“听起来他们很激动，这个指一指那里有危险，那个指一指目标，然后他们用自动步枪打几个短点射。有时听到惨叫。我们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有人讲了出来：‘他们在杀我们的伤员！’这太可怕了。我们打了败仗，敌人正在扫荡，不留俘虏，格杀勿论。我们简直死路一条。”
普贾尔斯少尉决定跟敌人同归于尽，打死的敌人越多越好。他说：“我有两枝点四五手枪，其中一枝手枪是我的无线电操作员的。他已经几天没有擦手枪了，我难以把子弹推上膛，因为我很虚弱。别人替我把子弹推上了膛。我准备好了。我心想反正我已经快死了。我能用这枝肮脏的手枪打几发子弹呢？我对我的无线电操作员说，现在他该知道为什么我经常催促他们擦拭自己的武器了，现在他的生命取决于我能用他的脏手枪打出多少发子弹。”
普贾尔斯以为他离死亡只有几秒钟时间了，恰在此刻，传来北越士兵讲话声音的地方冒起了巨大的黑烟团。“我心想那是凝固汽抽弹在燃烧。空军打中了目标！北越兵的声音没有了，战斗的喧嚣再起。现在战斗仅仅集中在我的右边。空袭进行得很出色。我们打赢了，一切都结束了。我们的部队会来救我们，只是时间问题了。一个钟头左右。我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但是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枪战实在激烈，我排处境危险。”
杰克·史密斯专业士官跟着三连，他的遭遇却是更加糟糕：“北越兵随意走来走去，开枪打人、扔手榴弹。如果他们暂停这些行动，我们就跟他们相互射击。我离开了这儿，凝固汽油弹落在很近的地方，热浪把我头顶上方的草叶都烤焦了。我来到另外一个区域，到了这儿我仍是唯一没有受伤的人员。这把我吓坏了。我正在为一个士官包扎，突然几个北越兵扑倒在我们身上。我假装死了。这倒容易，因为我身上沾满了别人的血。北越的机枪射手把我用作挡他机枪的沙袋。
“他没有发现我还活着的唯一原因是他比我抖得更厉害。我当时19岁，他的年龄不可能比我大多少。他开始向我们迫击炮排射击，我们的迫击炮排开始向他和他的机枪发射榴弹。我躺在那儿心里盘算着：如果我站起来说：‘伙伴们，不要朝我开枪。’北越兵就会打死我，但是，如果像这样纹丝不动地躺在那儿，我们自己的人就会打死我。榴弹开始在我周围爆炸，我受了伤，伏在我身上的那个越南兵被炸死了，我们的士官也被炸死了。我又挪到另外一个阵地，整个下午我转了好几处。每到一处我都受一点伤，但是我没有丧命。我周围所有的人都死了。”
虽然空袭使进攻二营指挥所阵地的敌人伤了元气，但是二营纵队沿线两侧仍有很多北越人。二营营长麦克代德中校被孤立在“阿尔巴尼”着陆区的环形阵地上。这种状况不利于几个受了重创的连队向营长作简明扼要的无线电报告，也不利于麦克代德透过无线电向自己的上司三旅旅长蒂姆·布朗上校报告情况。麦克代德可以看到他那个小环形阵地上的情况，但是他得靠无线电才能获悉三连、四连和营部连的情况，而无线电里什么报告也听不到。
援兵正在路上，但是援兵既没有及时赶到，也没有到达该到的地方，因此，对于陷入敌军包围并且仍然活着的美军士官兵来说，援兵没有多大作用。师的作战日志提到，下午2点30分在“哥伦布”着陆区的第五骑兵团一营“奉命支援”麦克代德的纵队。第五骑兵团一营布兹·塔利上尉指挥的二连接到的任务是进攻敌人，“减轻二营的压力并且企图跟被围困的二营会合。”
下午2点55分，二连的120名官兵开始从“哥伦布”着陆区的炮兵基地经陆路朝第七骑兵团二营的后部进军，路程约3公里。下午4点钟，塔利上尉这个连离第五骑兵团一营乔治·福雷斯特上尉指挥的一连不足550米远。塔利让部队暂停，直到空军完成对北越人的空袭。然后他命令部队进军。下午4点30分，他的连看到了美军部队：“我营一连那些冲出死亡陷阱的残部。”
1966年塔利为陆军《装甲兵》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叙述了这次军事行动。他说：“跟他们在一起的有第七骑兵团二营营部连和三连的部分人员。一连有很多人伤亡，其中一个排失踪。你无法想象乔治·福雷斯特上尉看到朋友的面孔时是何等高兴。他紧紧地拥抱我。”
塔利的增援部队在二营纵队的尾部展开，旨在建立一个能接纳一架直升机的小着陆区，以便医护运送直升机降落。时间已到下午5点。“当大多数伤员被撤走的时候，”塔利写道：“我下令朝我以为是第七骑兵团二营幸存官兵的位置前进。剩下的伤员撤走以后，我营一连立即跟上我连。我们前进不到350米，迫击炮和轻武器的火力突然爆发。我连成楔形队形，刚刚越过一道小山梁。我们的前面是浓密的灌木林边缘。3个排同时遭到敌人火力的袭击。
“北越部队隐蔽在灌木林中。在首次齐射中我连2人丧命，3人负伤，其中一个伤员是我的三排排长爱密尔·萨特考斯基少尉。另一个伤员是马丁一等兵。马丁在陆军中的服役期还剩14天，前天晚上他的双手被一颗绊索照明弹严重烧伤，所以他被撤送到后方。他离开之前对伙伴们发誓说，第二天他就会回来。果然，11月17日他搭乘第一架援助直升机来到了‘哥伦布’着陆区。原来他求医生把他的手包扎好，并且让他回部队。他中弹时正担任排里的尖兵。他的胯部被子弹撕裂。到了这个地步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强攻，指望透过占领灌木林来压制住敌人的火力。”此刻塔利手下的士兵已经发现敌人官兵。
“用M－79型榴弹发射器攻击隐蔽在树上的敌人极其有效。当我们打到灌木林边缘的时候，我们已经打死相当数量的敌人，残敌被赶进了丛林深处，因而敌人的射击也停息了下来，只是偶尔会听到冷枪的响声。大约在同时，福雷斯特上尉通过无线电告诉我又有一批伤员从西边来到了着陆区空地，他请求我暂停进攻，这样他就可以把伤员送上直升机。因零星的敌人陆续渗透进空地，我连又一次停止前进，等待一连跟上。我们回营部作了战况报告。下午6点25分，我们接到上级命令，把部队收缩，设立由两个连组成的环形防御阵地，准备向北推进，以便天亮时跟第七骑兵团二营会合。夜幕降临之际，我们的环形防线里仍然有22名伤员。他们必须等到次日上午，我们尽量使他们在夜间舒服一些。”
增援二营队伍前头的营指挥所环形阵地的部队也已经上路。第七骑兵团二营迈龙·迪杜里克上尉那个二连的老战士在参加了“X光”着陆区的战斗之后疲惫不堪。那天下午该连接到通知，让他们准备夜间空降到一个危险的着陆区。二连的士兵在“X光”着陆区的恶战中幸免于难，他们为此感到兴奋。回到哈洛威营地之后他们舒舒服服地休息了一下，痛痛快快地喝了大量冰啤酒。当他们被告知他们又要被抛进一个无望的形势中去时，他们都惊得目瞪口呆。
二营的迫击炮前进观测员约翰·瓦利纽斯专业士官正在郑重其事地庆祝。他不仅在“X光”之战中毫发无伤，而且11月17日这一天是他的生日。他说：“我22岁了。我们填饱了肚子，洗了澡，还换了新衣服。下午我跟全排人到士兵俱乐部里喝啤酒，大家轮流讲故事，庆祝我的生日。下午4点钟左右，迪杜里克走了进来，他吩咐我们‘整装待发’。我们将要去营救二营。”
里克·赖斯科洛少尉回忆说：“大约在16点钟，迪杜里克上尉朝我走来。‘把全连集合起来。我营见鬼了。我们可能非去不可。你是留在连里的唯一排长，帮助各个排把他们的家伙集中起来。’士兵们纷纷从几个俱乐部里跑出来，快步赶去取武器装备。他们的动作很快，迅速背上了作战装具和武器。谁也没有抱怨，但是他们的眼睛里充满了无法置信的神情。怎么又派我们上战场啦？然后迪杜里克发布了二连有史以来最短的简令：‘我们将在东南边着陆。在你的左边不管见到什么都要开火。向右边跑。’这次着陆一定有敌军行动，因为北越人占据着着陆区的一边。地面上传来的情况报告很紧急，看到免不了受敌我双方火力的夹击。”
下午5点45分左右，赖斯科洛把各排士兵集合起来。“他们紧紧围在一起，聚精会神地听指示。他们之中有迫击炮排的约翰·A．尤斯尔顿副排长、威廉·F．马丁士官长、安德鲁·温森特四级专业士官、约翰·瓦利纽斯专业士官，以及大个子拉里·L．迈尔顿士官。共有80人，或者更多一些。他们一个个脸蛋很年轻，眼睛却显得苍老，眼窝深陷。我说：‘大家知道我营掉进陷阱了，我们被选中跳进陷阱去把他们拉上来。如果你们像在“X光”那样作战，你们就会成功。紧靠在一起。从那些直升机一跳下来就准备战斗。”
“第一批兵员运送直升机掠过田野飞进了搭载区。迪杜里克上尉吼叫道：‘把他们带领过去。’我转身向前走，范蒂诺背着PRC－25型无线电跟在我背后。那条路从哈洛威营地后面一排永久性营房旁边延伸出去。有传言说我们这次出征是自杀性飞行，哈洛威的精英们从他们舒适的床铺上爬起来站在道路两旁观看我们出发，他们身上穿着夏威夷衬衫，头戴飞行员墨镜，下身穿着牛仔裤，手里端着啤酒罐。厨师们、洗盘子工人、清洁工、电影放映员、俱乐部工作人员统统出来观看。同一个陆军里，不同的种类。我连加快了步伐，队伍紧凑，褐色的军服脏兮兮的。”
有几个兵挂着AK－47步枪，那是在“X光”着陆区缴获的战利品。赖斯科洛指出：“谁也没有刮胡子，但是我们的武器擦拭得闪亮。一个旁观者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第七骑兵团二营的硬骨头二连。’‘你们到哪里去？’我没好气地大声回答：‘去踢屁股。’队伍里爆发出一阵抱怨声。有人喊叫，有人咒骂。尽管他们养尊处优，但是我们谁也不愿意跟这些笨蛋们交换位置。当我们从这些人身旁走过时，我问范蒂诺：‘后面的队伍军容如伺？’他回答道：‘长官，没有人落队。每一个士兵都跟上了。’当我们纵队向右转走向搭载点时，我回头朝全连看了一眼。陆军中没有一个部队行军得像此刻的这些人那样整齐。没有通常的搭载指示我们就有序地登上了‘休伊’直升机，飞快起飞，进入苍茫的暮色。”
下午6点45分，首批兵员运送直升机轰鸣着降落在“阿尔巴尼”着陆区的小空地里，迈龙·迪杜里克的部队跳进了高草丛中。骑兵们扬鞭催马冲进了战场。但是长夜开始时，美军环形防御阵地外头的屠杀、死亡和恐怖依然如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