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救陷敌之排·第十四
作者：哈罗德·G．穆尔 ·美国
约瑟夫·盖洛威 ·美国
出自————《我们年轻时曾经是战士》
出自————《战争通史》
战争是勇气掩盖着的恐惧。
——威廉·C．威斯特摩兰将军
11月15日，星期一。快到中午了。再次出去营救被敌人围困的那个排的时候到了。这次出击我们用了三个连的兵力。尽管我营官兵想亲手把陷入敌人包围的战友营救回环形阵地，但是常识使我决定把营救任务交给刚到达前线、由鲍勃·塔利中校指挥的第五骑兵团二营。约翰·赫伦上尉的二连将担任二营的向导。我营的士兵已经极度困乏，各班排都因伤亡减员，他们极需利用这个战斗间歇休整、重新组织班排、运送伤员、补充饮水和子弹、清理阵地前面的战场。塔利手下的两个连在着陆区空地的南面，可以顺利地继续沿着我营环形阵地外围朝被敌人围困的那个排的士兵前进。必须刻不容缓地把我营的几个连队从火线上撤下来，换上塔利的部队，然后再把他们集中起来完成营救使命。
塔利和我达成了一致意见：我把一营约翰·赫伦上尉指挥的二连交给他，因为该连熟悉地形和前进路线，而他则把二营的二连和四连留给我指挥。在猛烈的炮火支援下，塔利将实施营规模的进攻，前面两个连齐头并进，一个连紧随其后作为预备队。塔利说：“哈尔·穆尔的建议非常合乎逻辑，非常实际。我的部队仍在运动之中。时间宝贵，分秒必争。我营采用了简单的前面两个连、后面一个连的进攻队形，后面那个连紧随前面左边那个连。之所以采用偏重左侧的队形，是因为敌人的主要活动似乎来自我们左边的山区。我们所需要的只是让赫伦那个连参加战斗并和我们一道出发。除了给他下几道协同行动的指示外，几乎没有必要向赫伦交代什么。他知道被敌人围困的那个排的位置，他迫不及待要把这个排营救出来。”
塔利的一连有96名官兵，由拉里·贝内特上尉指挥，负责二营攻击队形的左侧。贝内特回忆道：“我们冒着来自南面的密集狙击火力越过了‘X光’着陆区的南半部，敌人的狙击火力使我们的穿越行动变得艰难惊险。”贝内特的后面紧跟着爱德·鲍伊特上尉率领的第五骑兵团二营三连。炮火准备一停止，塔利和他率领的三个连在下午1点15分准时发起了攻击。
赫伦说：“在前进途中我们相互没有联系，我们在到被敌人围困的那个排阵地之间的地段实施了直升机火箭轰击。过了一会儿，我看到在离我们约300米以外有两个北越人向右飞奔穿越树林，显然是想逃离这个区域。当我们抵达被敌人围困的那个排时，藏于西南面朱邦山上的北越狙击手朝我们放冷枪。”丹尼斯·迪尔中尉及其手下的幸存士兵负责赫伦的左侧。这一次迪尔为作战做了充分准备。他说：“我携带了很多手榴弹，并且朝我们看到的每一个土丘后面扔手榴弹。我们用手榴弹开辟了通向二排阵地的道路。其实那样做并无必要，我们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我投掷了大量的手榴弹，并且透过无线电告诉萨威杰我们在投弹。我们不让我们和二排之间有任何活着的敌人。前一天我们蒙受挫折正是由于未能彻底消灭必经之路上的敌人。我投了大约8～10枚手榴弹。”
尽管如此，这次出击营救行动并不迅捷。鲍勃·塔利是一位富有经验的战场指挥官，他认为不必操之过急。他手下的作战参谋是罗纳德·W．柯鲁克斯上尉。柯鲁克斯回忆道：“支援火力主要是确认位置的标示射击火力，如果我们需要炮兵迅速支援，他们就随时开炮。我们并不打算使敌人感到意外。敌人知道我们在何处，我确信敌人也知道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还向南面的山上发射了一些扰乱和遮断火力，以便确保一连左侧翼和前头部队的安全。”
二营透过无线电向我报告说前面什么也没有发现。既没有狙击射手，也没有伏兵。除了北越士兵的尸体和他们的武器之外，没有见到任何东西。这些报告既使我莫名其妙，又使我喜出望外。正当塔利率部队向前推进之际，我命令守卫在“X光”，环形阵地上的各个连队向前方搜索300米，把战场清理打扫一下。我和普洛姆利士官长再次来到鲍勃·爱德华那个三连的阵地。
在战斗结束后的报告中，我对当时战场上的景象作了如下描述：“在环形阵地的前沿和前方到处横七竖八地躺着北越人民军的尸体、北越人民军的断臂残腿、北越人民军的武器装备。残尸不计其数。大量的血迹、绷带证明有很多北越人民军伤亡人员从这个地区被拖走了。一部分敌人的尸体堆放在小山丘背后。我们发现一些敌人尸体的足踝上系着绳子，绳头不长。我看到我们的两名阵亡士兵的足踝也系着类似的绳子。他们可能被生俘，在被北越人用绳子拴着拖走的时候中弹身亡。在北越人民军尸体上还发现了我们阵亡士兵的钱包和身份识别牌。我们用炮火和空中战术支援火力对附近树林覆盖的区域实施轰击。许多小道是通往那些树林里的。我们收集了大量敌人的武器及其他装备，抓获并押送了两名俘虏。收集了我方的伤员和阵亡人员的尸体。在向阵地前方搜索过程中我方有一些伤亡。”
在三连防御地段右侧翼的阵地上，约翰·塞特林士官在枪林弹雨中幸免于难。他说：“我们奉命向阵地前方搜索约200米。前进了大约50米，就看到敌人在我们的正前方。我们开了火。他们进行了还击。然后我们听到右侧翼有人大喊一声：‘他们从山上下来啦！’我和查理·麦克曼努斯上士、拉里·斯代西一等兵，以及拉蒙特一等兵朝西面的小河床前进。然后我们发现背后有敌人，他们似乎企图将我们包围。我们排其余人员安然无恙地跟了上来，大约就在那个时刻，麦克曼努斯参谋士官把我和斯代西猛推到一旁。接着我们就听到爆炸声。我们低头一看，发现查理·麦克曼努斯倒在地上死了。为了救我俩的命，他纵身扑向了敌人投过来的手榴弹。那颗手榴弹是从小河床那边投过来的。显然那个敌人隐藏在河边的一个散兵坑里。斯代西迅速向那个散兵坑发射了几枚M－79榴弹消灭了那个敌人。”查尔斯·V．麦克曼努斯士官是阿拉巴马州伍德兰人，他为了保护朋友的生命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当时他年仅31岁。
在环形防线的北边，约翰·瓦利纽斯专业士官即将解开Y形树之谜，那棵树背后有人忽隐忽现，就像靶场上时隐时现的靶子一样。他说：“我们阵地上的一个单位向前方进行了搜索，他们报告说在一棵树背后发现了17具北越士兵的尸体，每具死尸都是头部中弹。我没有去观看。”
在这场战斗间歇里最令人伤心、最使人悲痛、最让人难以忍受的勤务是寻找我方阵亡人员的尸体，并且把他们装进直升机。因为尸体太多，旅部下令派CH－47契努克大型运输直升机前来运送尸体。其中一架契努克直升机一下子运走了三连的42具尸体。这些阵亡人员一起来到着陆区，一起身亡。此刻他们被放在绿色橡胶雨衣里一起离开了战场。
温森特·坎特四级专业士官说：“我们正在寻找阵亡人员的尸体，并把他们抬上直升机。死者中的一部分人我已经认识两年多了，然而只有靠他们的姓名牌子我才能辨识出他们。他们的脸部都被炸掉了。看到这种情景怎么能不感到恶心呢。我们彼此相视无言，继续默默地把死者抬进直升机。”
塔利到达之前，蒂姆·布朗上校在上午10点钟左右乘直升机到着陆区视察。普洛姆利回忆道：“穆尔中校向布朗敬礼并说：‘我告诉过你不要到这里来。这里不安全。’布朗掀起军服右翻领，朝穆尔晃了一下他自己佩戴的上校银鹰徽章，并且说：‘我很抱歉！’”狄龙和我向他汇报了战场形势。布朗问我们他是否应该留在“X光”着陆区，设立一个小型旅指挥所，以便现场指挥战斗；我们都不赞成这个想法。我熟悉该地区，而且鲍勃·塔利跟我配合得不错。布朗同意了我的看法。迪克·默钦特中尉说：“布朗上校信赖他手下的指挥官。我意识到有些人觉得他理应在‘X光’着陆区着陆，设立一个指挥所。我决不同意这种看法。第七骑兵团第一营很可能是驻越南美军中最精锐的营，训练有素，治理有方，全营军官和士官素质出类拔萃。布朗到‘X光’着陆区坐镇指挥实无必要。况且那里也没有能够容纳一个旅指挥所的余地。我记得大土丘后面相当拥挤。”
布朗上校离开之前对我们说，我们打了一场漂亮仗，不过，次日他可能把我营撤出“X光”着陆区，因为塔利中校率领的生力营正准备开进来，同时前来的还有第七骑兵团第二营的两个步枪连。当我们从不断增高的北越武器装备堆旁走过时，布朗转身问我能否在我离开着陆区时，给他带一顶北越的木质头盔。我让他如愿以偿得到了头盔。
随着战斗间歇延长，塔利继续报告说他的部队的前进没有遇到任何阻碍，我和狄龙苦思冥想，猜测北越人究竟意欲何为。他们把伤员弄到哪里去了？他们要解渴、煮饭、照料伤员就必须有水。在我们上方的朱邦山上的山谷里可能有小溪和泉水，可是抬着伤员爬那些陡坡既缓慢又艰难。从我们的地图上看，最近的一条山溪在我们的北面，那就是德浪河，离我们约3公里。在我们看来，那里与其说是山坡，倒不如说像个野战医院。此外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11月15日刚过中午，美国空军的高空飞行B－52轰炸机从关岛飞来，开始对朱邦山实施为期6天的“弧光”打击。这是B－52战略轰炸机自诞生以来首次用于对美军地面部队提供战术支援。
战况急剧变化，这天中午敌人的指挥官决不可能轻松自在。此时阮友安中校正站在朱邦山坡上的一条交通壕沟里。至今他仍然记得他钻进地下工事隐蔽之前看到了在高空飞行的B－52轰炸机，数了一下，共有18架。几分钟以后，220公斤的炸弹一连串地落在离他的地下掩体不到450米的地方，可是后来那些重磅炸弹惊天动地的爆炸离阮友安中校越来越远，而不是向他逼近。他终于幸存下来继续战斗，他一直庆幸这一天在朱邦山上死里逃生。
被敌人围困的那个排仍然坚守在小山丘上，欧内·萨威杰士官告诉大家援兵正在向他们赶来。这个消息振奋了士兵们的精神，但是并没有缓解他们的危险处境。萨威杰说：“天刚亮，敌人就朝我们开火。我们卧倒在阵地上。只要敌人一看见我们，他们就朝我们开枪。”我们不清楚北越人心里究竟打算如何对付被围困的美国人。等待他们束手就擒？还是让他们饿死？或者打冷枪把他们逐个击毙？
暂且不管敌人究竟有何意图。快到下午3点钟的时候，赫伦和贝内特率领的两个连抵达那条浅沟，并且立即受到敌人步枪火力的压制。我方重机枪猛烈的长点射迅速压制了敌人的步枪火力。此时萨威杰密切注视着援兵的进展。他回忆道：“援兵即将跟我们会合之前有过一阵战斗。他们遇上了抵抗，但并不激烈。我从无线电里听到他们说击毙了一些敌人的狙击手。”
像前一天亨利·托罗·赫利克中尉那个排的官兵一样，救援部队越过了那条浅沟。从小沟向西能见度良好，因为从小沟到着陆区空地西北边的小土丘之间的地势逐渐升高。鲍勃·塔利说道：“我们抵达被敌人围困的那个排的阵地后，为了确保他们的安全，干脆把他们围在中间。”贝内特上尉说：“到达被敌人围困的那个排所在的空地后，我奉命守卫空地的东半部。该空地呈蛋形，约225米长，70米宽，到处长着高草，树桩比比皆是。”
约翰·赫伦回忆道：“我们小心谨慎地穿过被炸倒的树木和灌木丛，绕过一座座小山丘，终于抵达被围困的那个排。”到那个时候，贝内特手下的一些士兵已经发现那群幸存下来的美国人并且朝他们大声呼喊。跟萨威杰一起坚守在小山丘上的扎伦士官心里明白漫长的磨难即将结束，但是他的心情却很沉重。他说：“我不忍心目睹帕默尔士官的遗体。”
此时约翰·赫伦那个连的先头部队已接近那块空地。赫伦身先士卒，急不可待地要跟被敌围困的二排幸存者会合。赫伦说：“我终生不会忘记那个情景。我们首先找到了赫德尔士官及其重机枪班人员的遗体，该班士兵全部阵亡。他们附近躺着北越士兵的死尸。接着我们找到了萨威杰和麦克亨利手下的一小群士兵，他们一个个浑身尘土，疲惫不堪，一些人身上缠满了绷带，但是一看到我们，他们就兴奋了起来。”二连一排的威廉·罗兰德士官说，赫德尔及其重机枪班的士兵们战斗和死亡的地方离赫利克的其余士兵的阵地约50～60米，这段距离显示这些英勇的机枪手们为了掩护朋友，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尽管经过26个钟头的战斗，但是二排那个小小的环形阵地上每个能继续使用武器的人仍有一些子弹。战斗开始时第七骑兵团一营二连二排有29名官兵。撤出阵地时，有9人阵亡，13人负伤，仅7人安然无恙。所有的伤亡都是在战斗开头的90分钟内发生的。
赫伦上尉说大多数伤员没有死亡是个奇迹，而创造这个奇迹的人是洛斯军医。赫伦说：“我认为二排的伤员能够安然脱险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查尔斯·洛斯五级专业士官——即排军医——的及时抢救。二排跟我交谈过的每一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赞扬洛斯军医挽救了重伤员的生命。”
丹尼斯·迪尔中尉是首先抵达二排的救援人员之一。他说：“我们互相看不见。我大声喊道：‘兄弟们，你们还在那儿吗？’我们得到了回答：‘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走到我的朋友亨利·赫利克的遗体躺着的地方，我站在那儿低头看着他。天气很热，热得可怕，他的尸体已经开始发臭。我不想把他死后的情景留在记忆里，所以我就转身离开，忙别的事情去了。可是他的尸体的样子至今仍历历在目。”萨威杰士官说首先走进二排阵地的救援人员看不见他和他手下的士兵。萨威杰说：“那些炮弹爆炸时把泥土和灰尘掀到了我们身上，我们成了阵地的一部分。”
迪尔说：“真奇怪，二排幸存下来的士兵见到我们以后谁也没站起来。他们仍然卧倒在自己挖的浅散兵坑里。由于他们经历了一场出生入死的恶战，所以仍处在惊魂未定的休克状态。”盖·邦根姆专业士官说：“我见到的第一个前来营救我们的人是二连的副连长肯·邓肯中尉。我朝他大喊一声要他卧倒。他说：‘没关系，跟我来，咱们一起走！’然后他从随身携带的几个水壶中拿一个扔给我。片刻间又来了一些部队站在周围，我以为他们发疯了。我们简直无法相信此刻可以站起来，我们谁也不想站起来。经过他们一阵劝说，我们才慢腾腾地从散兵坑里爬起来。”
迪尔中尉看到离美军士官兵仅几米以外有无数北越士兵的死尸，有一个北越兵仍然活着。他说：“一个北越士兵背靠着一棵树坐着，他中了弹，伤势极重。然而他仍企图从其手榴弹袋中拔出一枚手榴弹。他仍然想在临死之前将那枚手榴弹引爆。这种彻底的献身精神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直到他终于死掉，他一直企图从手榴弹袋里拔出那枚手榴弹。我们站在那里观看着他。他把手榴弹拔出不到几厘米，手榴弹就又掉进手榴弹袋里，但他并不罢休，使劲再拔一次。”
排士官长拉利·吉尔雷斯说：“我记得最清楚的事情是帕默尔士官死后的安详神态，他仰卧着，双手交叉放在胸口上。我们走到离他相当近的地方，我差点找不到他的遗体，幸好最后还是发现了他。二排幸存者要水喝的情景也使我难以忘怀。我只有半壶水可供他们解渴。这么一点点水很快就喝光了。我正搀扶着一位伤员，我记得是汤普逊士官，他中弹负伤，几乎无法行走。他向我讨水喝。当时全营的水恐怕都不到5升。平时喝水是区区小事，而在当时的阵地上，我却不能向他提供解渴的水。”
我们的士兵中有一个人提醒迪尔注意地上的一样东西。“那个士兵说：‘瞧，那里有个红颜色的东西，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原来是一个北越士兵遗失的笔记本。小本子里写满了漂亮的字。”内容是诗歌、笔记和书信，反映的是一个青年士兵的思乡心情。例如：“啊，我亲爱的，我年轻的妻子。当我们的部队凯旋而你见不到我的时候，请看看那自豪的旗帜吧。你将会在那里看见我，你将会在竹林的阴影下感到温暖。”
当丹尼斯·迪尔帮助大家准备将人员和武器撤回时，另一幕情景在他脑海里留下了生动的回忆：“这是一个阵亡北越士兵的最后壮举。临死之前，他把一枚手榴弹紧贴在他的枪托上，然后他双膝跪地，弯腰使胸口贴膝。如果有人企图抽走他的武器，必定会引爆手榴弹。当我目睹那两个带手榴弹的北越人的献身精神时，我自言自语：我们面临着顽强的敌人，我们的日子将很难过。”
尽管援兵未遇到重大的阻击就抵达被敌人包围的二排的阵地，但是现在隐藏的敌人开始用轻武器朝他们放冷枪。正在加紧控制二排阵地所在的空地东半部的贝内特上尉接到新的命令，命令要他把该连的几个排散开部署在整个空地上。在该连部队散开的过程中，贝内特及其手下的两个士兵挨了冷枪。
敌人的突然开火使得营救二排的使命显得更加紧迫。我和鲍勃·塔利一致认为首要的任务是集中萨威杰及其手下士兵和他们的武器。不必清点尸体，不要搜寻敌人的装备。不能在那里久留耽搁，要尽快撤离那个地方。我们不想作无谓的冒险。此刻已经是下午3点半钟了，天黑之前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把伤亡人员撤送到后方、派直升机前来补充弹药和饮水、到环形防线外围实施巡逻、将塔利那个营合并进美军的防线、清理射界、校准我方的防御炮火、设置绊索照明弹——用贴近地面的绊索触发的照明弹。
塔利回忆道：“下一步我们所关心的事是把被敌人包围的二排的人员送回‘X光’着陆区。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是被抬回去的。后撤二排和我们自己营的几名伤亡人员占用了两个连的大部分人力。用担架抬着伤员和死人在丛林里行走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这样情况下企图保持良好的战术状态是困难的。部队一直在漫无目的地四处迁移，抬担架的人很快就累了，需要别人替换。我集中全力尽快把伤亡人员运出二排的阵地，并且努力确保向‘X光’撤回的行动有条不紊。”
在小山丘上，后撤伤亡人员的最后准备工作正在进行。拉利·吉尔雷斯士官说：“我们对那个区域进行了清理，彻底清点了死伤和幸存的人数，收集了他们所有的武器。然后我问萨威杰士官是否能让我帮忙抬帕默尔士官的遗体。他对我说那太好了。”
迪尔中尉说：“我记得有人说：‘现在我们把他们全找到了。’我转过身去。恰巧在那个时刻，抬亨利·赫利克遗体的担架手们把担架放下了，我回头一看，见到亨利的脸贴在红色的泥土里。他的头悬在担架一端的外面。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刻的记忆总让人难以忘怀。我的朋友死后竟然俯卧在担架上，脸贴在红色泥土里，这似乎太不自然了。目睹他此刻的情景，我不禁回想起我们赴越南途中在加利福尼亚的长滩停靠的往事。当时穆尔中校批准少数官兵离舰上岸。赫利克中尉是家在该地区的少数官兵之一，他获得了探望父母亲的通行证。当我看着他的遗体时，我想起了那件事。我为他有那次最后探望父母亲的机会而感到高兴。后来我曾去阿灵顿国家公墓拜谒过亨利·赫利克的墓。该墓坐落在一个风景优美的山坡上，紧挨着无名烈士墓。墓旁的一棵树为墓石遮挡着阳光。在无名烈士墓的另一侧是汤姆·梅特斯克尔上尉的墓。”
鲍勃·塔利中校最后一次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下达朝东向“X光”着陆区撤回的命令。盖伦·邦根姆专业士官的磨难即将结束，可是当他朝“X光”着陆区蹒跚而行时，却碰到了最后一次令他感到丧胆的经历。他说：“我记得自己被绊倒在地上，我的脸恰好正对着一个敌人死尸的脸，死尸的双眼睁得大大的。我终生难忘那可怕情景。”
快到下午4点钟的时候，马特·狄龙从无线电里听到塔利的作战参谋的呼叫，得知增援部队距离“X光”着陆区估计只有15分钟的路程。狄龙让蒂夫特中尉把直升机派进着陆区，然后塔利的部队开始向环形阵地收拢。这是一个悲喜交集的时刻。把二排营救回来后我感到很高兴，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并且由衷感激。我走过去向塔利及其部下表示谢意。我跟欧内·萨威杰握手，称赞他在极其恶劣的形势下坚守了阵地。可是当我看到赫利克那个排的阵亡者和伤员的样子后，我十分伤心，而且感到可怕。死者们被放倒在雨衣担架上。有几个伤员搭在朋友的肩上，一半靠自己的双腿支撑着行走，一半靠朋友们搀扶撤回着陆区。一些未受伤的幸存者也筋疲力竭了，他们也需要别人的帮助。
卡拉拉上尉、基顿士官和基兹士官迅速着手救护伤员。阵亡者的尸体被轻轻安放在着陆区空地的边缘，他们的双脚上仍穿着军靴，歪七斜八地躺着，一动也不动，使人觉得悲惨可怕。我的目光扫过卡尔·帕默尔士官的遗体，我和拉利·吉尔雷斯一样被帕默尔脸上的安详神态、似笑非笑的表情吸引住了。
吉尔雷斯士官帮助其他人用雨衣把阵亡人员的脸盖起来，然后他走到普洛姆利士官长跟前。他说：“我在路上捡到了一枝点四五口径手枪，直到抵达营指挥部的时候我才想起身上还带着那枝手枪。普洛姆利问我是否知道该手枪装了一整弹夹子弹，而且子弹已经上了膛，击锤处于待击发状态。我们俩决定把子弹从枪膛里退出来，再给扳机上保险。”
直升机开始成批飞进着陆区。迪克·默钦特中尉在着陆区负责。他说：“我至今仍然记得把帕默尔士官和赫德尔士官的尸体装上直升机的情景。过了一会儿我脱身去见约翰·赫伦和二连官兵。他向我描绘了二排陷入敌人包围后的壮举。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迪克，我们差一点失去你的排。’他虽然筋疲力竭，但是依然稳健冷静，那是我所熟悉的连长约翰·赫伦的形象。”
当萨威杰、邦根姆和其他人来到营指挥所的时候，乔·盖洛威跟他们每个人作了简短的交谈。他写道：“他们都像死而复生的人一样。我们一个个浑身肮脏，而他们脏得更加吓人。他们身上的作战服破洞累累。他们的眼睛布满了血丝，在他们沾满红土的脸上看来像一双小洞似的。我问了每个人的姓名、家乡，以及他们在战场上的经历，并把这些仔细地记在我的笔记本里。当我把采访后写成的故事经由电波发送出去后，新闻标题的撰写者们称他们为‘陷敌之排’。”
不知怎么搞的，没有受伤的盖伦·邦根姆、乔·F．麦基和怀茵·M．安德森四级专业士官被送上了离开着陆区的一架直升机，返回了安溪的基地营地。二排另外4个没有负伤的士兵被送回“X光”着陆区环形阵地上执行战斗任务。萨威杰说：“我们回到了小河床的防线上，离小山丘不远。拉塞尔·P．希克斯二等兵已经把重机枪弄回来了。那天下午枪声不断，敌人虽然没有向我方发动大的攻击，但是我们不得不对付许多放冷枪的敌人。”
塔利的特遣部队回到“X光”着陆区不到半个小时，无线电里传来了理查德·诺尔斯准将要求着陆的呼叫。他说：“我们很快飞进了着陆区。我跳出来以后我的直升机就飞走了。第七骑兵团一营打了一场漂亮仗，士气高昂。我递一枝雪茄给哈尔，他迅速向我作了形势简介。陪同我去的人有我们的空军联络官约翰·斯托纳中校。我一直敦促斯托纳让空中火力支援尽可能离我们部队阵地近一些。哈尔刚刚作完形势介绍，就有一次空袭击中了营指挥所附近的一个目标。大地在抖动，一个炸弹碎片飞进了指挥所区域，离我们站的地方约3～5米。约翰·斯托纳走了过去，小心谨慎地捡起了仍在冒烟的炸弹碎片，然后他又走回来把碎片递给我，并且问道：‘将军，这够近了吧？’”
离开之前诺尔斯将军告诉我们他将指示蒂姆·布朗在次日把我营及附属单位撤出“X光”着陆区，并用直升机把我们送回哈洛威营地作两天休整。然而眼下我们正面临另一个漫长之夜，必须通宵不眠守卫这个环形阵地。
我和狄龙制定了把塔利那个营的部队部署进我营阵地的方案。我们把自己营的部队收拢，把塔利的官兵放在环形防线的东部和北部，面朝山谷，而不是面朝大山。我把我营部队和附属的第七骑兵团二营的两个步枪连放在原处，守卫整个防线上较窄的地段。但是仍然控制着大部分战斗发生的区域。此时我营的官兵们已经熟悉那里的地形，因此不宜对先前的部署作重大变动。
塔利在我的指挥所北面约35米的一个树丛里设立了他的指挥所。紧接着就是分发饮水、子弹和食品，分发的重点仍然是把子弹发给每一个步枪射手和重机枪射手，把迫击炮弹发至每一具迫击炮。
第七骑兵团一营的4个战斗连队现在只剩下8名军官和260名士兵。这个上午三连共阵亡42人：2名尉官、16名士官、24名士兵。还有20人负伤：他们的上尉连长、2名尉官、2名士官和15名士兵。作为一个步枪连，三连已经丧失战斗能力。但是我们增加了一个营的生力军，另外还有第七骑兵团二营的两个连。这个下午敌人仅对我们的环形防线作了一些零星的火力侦察，所以我方各个战斗连队有充裕的时间重新组织，为度过另一个夜晚作好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