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军误击·第十三
作者:哈罗德·G.穆尔 ·美国
约瑟夫·盖洛威 ·美国
出自————《我们年轻时曾经是战士》
出自————《战争通史》
只有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才会觉得战争充满了乐趣。
——伊拉兹莫斯(1466-1536)
步枪手亚瑟·维拉身负重伤,瘫倒在尼尔·克罗杰中尉尸体旁边的地上。然而他的苦难才刚刚开始。他回忆说:“到处都是敌人,有三四分钟,至少有两三百个敌人在我们的周围走来走去。我当时感觉似乎足有三四个钟头之久。敌人一边走一边用步枪和机枪扫射我们的伤员,或哈哈大笑,或咯咯傻笑。我知道如果他们看到我仍然活着,他们准会开枪打死我。当他们走近我的时候,我装死。我睁着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一棵小树。我知道死人的眼睛是睁着的。过了一会儿一个北越兵走了过来,朝我看看,然后踢我一脚,我顺势翻过身去脸朝地面。我猜测他以为我死了。我的嘴巴、胳膊和双腿都流着血。他摘下我的手表并拿走点四五口径手枪后就走开了。我看到他们拿走了我们伤员的所有武器,然后就离开了,又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我记得到处都是炮弹、炸弹和凝固汽油弹在爆炸,而且有些炸弹落在我周围很近的地方爆炸。我身子下面的地都在震动。不过炮火也击中了北越士兵。”
在二排的防御地段上,杰米森士官的腹部被一颗子弹击中。他不顾疼痛继续向敌人射击,同时他敦促那些仍然活着的伤员赶快对敌人开火,鼓励他们顽强坚持。来自衣阿华州的农庄小伙子克林顿·波利在枪林弹雨之中仍然活着。他回忆说:“当我站立起来之际,一个东西猛击我颈子的后部,把我的头都打向前倾了,我的钢盔从头上掉进了散兵坑。我还以为是一个北越兵悄悄从我背后走过来用枪托猛击了我一下,可是我背后没有任何人,原来是一颗从旁边或后边飞过来的子弹打中了我的后颈。我把绷带缚在后颈的伤口上,戴上钢盔后正好压住绷带。我再次站起来察看,发现我们阵地的右前方有4个敌人举着卡宾枪。我告诉康默朝我们的右边多瞄准射击几次。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一声惨叫,我以为这是乔希根中尉的声音。”康默是M-60重机枪射手。波利和康默向无数清楚可见的敌军部队猛烈扫射。
由于没有一丝微风,战场上方的硝烟和浮尘越来越浓。美国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的战斗轰炸机飞行员和陆军休伊武装直升机的飞行员更难看清我们自己的防线阵地了。根据我的命令,各个排在7点55分投放彩色烟雾手榴弹,向我们的飞行员显示我们的环形防线。然后我们叫来了所有的火力支援,弹着点离我们极近。
罗伯特·杰米森士官投出他的彩色烟雾手榴弹之后不久第二次中弹,这颗子弹钻进了他的左肩。他腹部中弹后到肩部中弹仅约20分钟时间。他又挣扎起来继续用他的步枪朝敌人射击。30分钟之后他第三次中弹。他回忆道:“这是一颗机枪子弹。它打中了我的右臂,把我的武器打得支离破碎,只剩下那个塑胶枪托。另一颗子弹打断了我钢盔皮带上的搭扣,把钢盔都从我头上打掉了下来。子弹的力量很大,击得很猛,我还以为我的脖子断了,我被掀翻在地上。我站起来一看,什么也没有了。枪没有了,手榴弹也没有了,一无所有。”
在杰米森左侧10米处的康默和波利也同样经受磨难。波利说:“一枚木柄手榴弹落在我们的散兵坑前面。康默大叫一声:‘卧倒!’并用他的脚将手榴弹踢开一点。手榴弹爆炸了。那时我们的子弹即将打光,M-60重机枪也卡住了。在烟雾和浮尘的掩护下,我们朝左侧跑去,企图找到二排其他的阵地。就在此刻我的胸部中弹,我一头栽倒在地上。我刚挣扎着爬起来,臀部又中了弹,我再次倒在地上。在高草地我跟康默失去了联系。我们已经损失了弹药手查理斯·H.科利尔一等兵(他来自得州的快乐山,已经在前一天阵亡),他年仅18岁,刚到越南几天。我跑跑停停,每次跑约20米,跑了3次后终于到达迫击炮排的一个阵地。一位士官派两个兵扶着我走过一个空地,把我送到了一个大土丘旁的营指挥所。营军医是一位上尉,他为我作了急救包扎。”
鲍勃·爱德华上尉仍然在他的连指挥所那个散兵坑里顽强坚持战斗。他说:“我认为我方的火力支援阻止了敌人的援兵,否则敌人会把我们打得很惨。敌人的尖兵已经逼抵我连与敌交火最多的两个排的第一线散兵坑。”二连连长约翰·赫伦上尉说:“敌人突破了我方防线,快要打到爱德华的指挥所之前才被阻挡住,这主要归功于我营使用了炮弹、空袭、直升机上发射的火箭和武装直升机。在我看来,这次我们差点儿被敌人打垮。”
鲍勃·爱德华自己所面临的战斗还未结束。离他所在的散兵坑约30米处有一个长满灌木和高草的土丘,土丘顶上有一个使用机枪的北越士兵,他的枪法很准。他已经打死了霍斯特勒士官,打伤了鲍勃·爱德华和艾灵顿中尉,而且他仍然继续开火。爱德华说:“我们被三排左前方一个土丘上的敌人火力压制得抬不起头来。比尔·富兰克林少尉企图向我们这边靠拢过来,但是也被打伤。我也不清楚他是在艾灵顿之前还是之后负了伤。在一个钟头时间内,那一个敌人至少击中了我们4个人。艾灵顿负伤后,肯尼迪士官冲了上来,只身用手榴弹和步枪消灭了土丘上的那个敌人,消除了这个威胁,使我们摆脱了困境。”
康默和波利的机枪并不是唯一报销了的机枪。25岁的乔治·福克斯和22岁的纳赛尼尔·伯德一起倒在他俩那挺不再喷火舌的M-60重机枪上,他们身边堆着一堆堆子弹空壳和空子弹箱。他们肩并肩地死在一起。杰米森士官给了他们一个职业士官的最高评价:“伯德和福克斯打得非常出色,他们不停地用那挺机枪向敌人开火,从未离开过它。他们一直坚守着机枪到最后。”
消灭攻占三连左翼的敌人的时候到了。我跟狄龙商量后认为,现在我们不得不动用预备队了。我命令詹姆斯·拉克斯特罗少尉率领他的侦察排去反攻三连防线的左边。我给他指出他应攻打的我营环形防线上的确切位置,并且告诫他跟四连的利顿中尉协同作战。他的侦察排守牢三连的左翼后,我命令他跟利顿会合,联手歼灭我营迫击炮阵地后面的敌人。为了重组一支预备队,我接着命令迈龙·迪杜里克上尉把二营二连的指挥小组和该连的一个排从防线上撤下来,重新部署到营指挥所附近的稀疏阵地上。他的使命是随时准备阻挡突破我防线之敌、增援或反攻进鲍勃·爱德华守卫的防御地段,或者增援别的任何遭受敌人猛攻的地段。
迪杜里克的手下守住防线
迪杜里克飞快跑步离去,上午8点15分带着赖斯科洛少尉那个排回到了营指挥所。敌人猛烈的低伸火力覆盖了整个着陆区。赖斯科洛那个排里一人被打死,一人负伤。
到这时,鲍勃·爱德华手下遭受攻击最厉害的两个排的大多数人非死即伤。顶住敌人进攻的任务落到了几个仍然在射击的幸存者肩上。不知怎么搞的,四连的拉里·D.斯蒂文森一等兵成了乔希根中尉那个排的防御地段上唯一的幸存者,他一人独自守卫着45米长的一段防线。他沉着地跪下一条腿向敌人射击。在援兵到达之前,他已经不慌不忙地击毙15个敌人了。援兵是营侦察排。他们清除了三连左侧的敌人,然后转移到三连防线的中部,跟左右两侧的部队会合一直打到战斗结束。那段防线此时已经被我方控制。动用预备队增援三连这一招减轻了敌人对着陆区的压力,我们注意到敌人横扫着陆区空地的火力立即弱了下来。我从无线电上呼叫旅指挥部,请求人员运送直升机把第七骑兵团二营一连的官兵运送进着陆区。
在这段时间里的某一时刻,我看到我的无线电操作员鲍勃·奥爱莱特从地上坐了起来,虽然摇晃不稳,但是又能活动了。我走近他细看一下后,发现他被一颗子弹打昏,子弹穿透了他的钢盔,但是没有穿透他的头颅。我对他说:“奥爱莱特,千万别扔掉那顶钢盔,它救了你的命。”医务排粗鲁的老士官托马斯·基顿说:“我还记得穆尔中校的无线电操作员。他突然栽倒在地,我以为他睡着了。我对他很恼火,走过去猛踢了他几脚,告诉他赶快起来帮助我们照料伤员。可是他毫无反应。我捡起他的钢盔,一颗子弹从钢盔里掉了出来。原来一颗子弹打穿了他钢盔的钢壳和衬垫,把他打昏了过去。他的头上有一个大肿块。”
此时我们眼前发生了一桩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营指挥所附近所有的人都被吓呆了。我一条腿跪在地上,面朝南面的朱邦山望去。奥爱莱特仍然神志不清地跪在我身旁。我西边(右边)的景象映入我的眼帘。我急忙扭头,看到的是两架F-100超级军刀式喷射战斗机的机头,这两架飞机瞄准着我们。在那个瞬间,长机释放了两枚六尺长、闪亮的凝固汽油燃烧弹,这两枚炸弹头尾相接地朝我们坠落下来。
这些凝固汽油燃烧弹的可怕景象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它们从释放到落地爆炸不过3~4秒钟时间,但是我感觉像一生那样漫长。两架F-100超级军刀式喷射战斗机中的长机把凝固汽油弹投在营指挥所右边的一条线上,乔治·奈伊士官和他率领的爆破小组就在那里的高草丛里挖了散兵坑固守。那两架喷射战斗机飞得很低。对第一次投下的两枚凝固汽油弹我束手无策,但是我必须设法阻止第二架飞机的飞行员释放他飞机上两枚凝固汽油燃烧弹,他正瞄准营指挥所的左边。如果他按一下投弹按钮,他就肯定会炸死哈尔·穆尔、卡拉拉上尉、基顿士官、狄龙上尉、普洛姆利士官长、乔·盖洛威、怀特赛德上尉、黑斯廷斯中尉,以及我们的几名无线电操作员和蜷缩在营急救站的全部伤员,也会炸毁我们的无线电、医疗救护物资和弹药。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惊险战斗中,眨眼工夫之间,我营的神经中枢或曰生命中枢可能就会全部丧命。
我放开喉咙对空军的前进空中管制官查理·黑斯廷斯叫道:“把那个狗娘养的叫走!把他叫走!”乔·盖洛威听到黑斯廷斯对着无线电声嘶力竭地大喊道:“拉起来!拉起来!”马特·狄龙说:“凝固汽油燃烧弹朝我们翻滚坠落的情景至今仍在我脑海里浮现。我记得我当时想:‘把眼睛转开去,以免眼睛被炸弹爆炸燃烧时的强光刺瞎。’我把脸贴在一位记者的肩上,把我的双眼遮了起来。那是乔·盖洛威的肩膀。我听到查理·黑斯廷斯对着无线电大声喊叫:‘把机头拉起来!’第二架飞机立即上升。第一架飞机投下的凝固汽油弹击中了一些人,一些弹药着了火。普洛姆利士官长跃身起来扑灭了弹药周围的火焰。我跑进着陆区空地布置了一块对空信号布板。”
奈伊士官说:“我手下的两个人杰米·D.纳卡雅玛 [ 注:原文可能是 Nakayama(中山),从文中看,此人是日裔。 ] 一等兵和詹姆斯·克拉克五级专业士官在我的另一边,离我好几米远。有个人在高声喊叫,原来是穆尔中校站在那里大声讲一个飞行员什么来着,我随即抬头朝空中望去。两架飞机正朝我们飞来,其中一架已经投下凝固汽油燃烧弹。顿时每件事物似乎都进入了慢动作,每样东西都着了火。纳卡雅玛浑身被烧黑了,克拉克遍体烧伤,浑身流血。”
盖洛威说:“在此之前,我曾走过去跟小散兵坑里的工兵们攀谈过,而此刻那些工兵被凝固汽油弹的火焰烧得手足无措。瞬间他们的头发就被烧光了。他们的衣服化为灰烬。其中一个人被烧得浑身都是伤,另一个人的烧伤略轻些,但是他呼吸时把凝固汽油之火吸进了肺部。火焰将灭之际,我们所有的人都跑进了仍在燃烧的草丛。有个人大声叫我抓住一个被烧焦了的士兵的双脚。我抓住他的双脚时,他的那双靴子成了碎片,脚上的肉一块块掉了下来,我的两只手掌心可以感觉到他双踝的光骨头。我们把他抬到了急救站。他们撕心裂肺的惨叫至今仍萦绕在我的耳边。”
迈龙·迪杜里克的二连的医疗急救员托马斯·E.柏莱尔四级专业士官提着急救包冲进着陆区空地,抢救被凝固汽油弹烧伤的伤员。柏莱尔头部中弹,几分钟以后他死在赖斯科洛少尉的怀里。柏莱尔是俄克拉何马州人,阵亡前4天他刚满23岁。
在营急救部里,基顿中士迅速给纳卡雅玛和克拉克注射了吗啡,但未能明显缓解他们的剧痛。他们的烧伤非常可怕,他们的惨叫声刺透了周围每个人的心。这两个士兵都被撤送到后方,然而纳卡雅玛一等兵两天之后,即11月17日死去了,离他23岁生日仅差两天。他是爱达荷州人。
奈伊士官说:“纳卡雅玛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他是一个好孩子。他总是叫我中国乔,这是因为有一次他碰到我跟一个华人女孩在一起,所以整个越战期间别人一直用那个绰号称呼我。我则称他为米佐,在日语里米佐意为‘雨神’。恰巧在他死去的那天,他妻子生下了他们的孩子。他死后一个星期,任命他为预备役少尉的委任状才下达。‘X光’着陆区上的每一个倒霉家伙都是英雄,就像纳卡雅玛那样的英雄。我手下的好人在着陆区牺牲了,他们奉献出自己的一切。每当我听到直升机的声音,我的眼睛情不自禁地充满泪水。这很难解释清楚。”
在营指挥所里,我们的空军前进空中管制官查理·黑斯廷斯被弄错空袭目标造成的惨痛后果吓呆了。黑斯廷斯回忆道:“凝固汽油弹袭击发生后,穆尔中校看了看我,说了一句我永世不忘的话:‘查理,不要把那架飞机放在心上了。继续让它们飞来支援我们。’”
凝固汽油弹袭来后不久,一名敌兵跌跌撞撞地从鲍勃·爱德华的防线的最左边后面走进了着陆区空地。他没有武器,身负重伤。从他的黑色军服来判断,他显然是越共H-15主力营的一名士兵。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特拉阿尔塔的奥蒂斯·J.赫尔参谋上士(30岁)和营侦察排的另一位士兵朝那个敌人跑了过去,把他送到营指挥所的急救站进行救护。可是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将他撤送到后方,他就死了,我们把他埋进了附近的一个浅坑。
三连防御地段上的战斗仍在激烈进行。克罗杰手下的大多数士兵倒下了。亚瑟·维拉及另外几个人免于遭受敌人的屠杀,因为密集的近距离支援火力为他们提供了保护屏障,他们全部蹲在阵地上。在我们的最右边,兰恩中尉那个排的处境岌岌可危,大概因为他们正好位在那条干河床的左边,而那条干河床通向我们的阵地。约翰·塞特林士官回忆道:“空袭和炮火几乎打进了我们所有的散兵坑,前后持续了45分钟,也许有一个小时。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白磷击中的。我们的防线上多处受到敌人的攻击。他们决心把我们打垮,但我们的决心也很大,决不让敌人逞凶,我们确实撑住了。”
上午9点左右,控制运送兵员直升机降落的迪克·蒂夫特中尉告诉我一个好消息:第七骑兵团二营一连乘坐的直升机正在降低高度进场,离着陆区仅几分钟的航程。9点10分,连长乔尔·E.苏格迪尼斯上尉跟威廉·西森少尉率领的三排一起着陆。苏格迪尼斯1960年毕业于西点军校,28岁。三排立即向南朝三连防御地段上枪炮声激烈处前进,在乔希根那个排几个幸存者身后的灌木丛中部署就位。我简要地向苏格迪尼斯说明了战况,然后把他派到迈龙·迪杜里克负责防御的地段,并吩咐迈龙要让苏格迪尼斯完全熟悉环境和战况。
小S·劳伦斯·(拉里)·戈文,24岁,波士顿人。他是苏格迪尼斯手下的副连长。戈文在耶鲁大学预备军官训练团毕业后被委任为军官,然后在第八十二空降师服役了两年,经训练成为合格的游骑兵,在加州的蒙特雷国防语言学校学习了两个月的越南语。他回忆道:“那个着陆区已经战火纷飞。当我从我那架直升机上下来时,就有不少敌人的子弹飞进着陆区。而在着陆区的地面上,唐纳德·阿尔弗雷德一等兵从高草丛里突然露出头来说道:‘中尉,我中弹了。’我们给他包扎好伤口,现在我们意识到我们上了战场。除了西森那个排一着陆就被派遣外,一连其余人员迅速靠拢。三排的离开值得一提,因为直到四天以后我们才再次见到他们。”
约翰·马鲁尼奇士官,35岁,职业士兵,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人。他是苏格迪尼斯连里迫击炮排的一个班长。他说:“我们刚刚着陆,战斗就立即变得激烈起来。当时我们迫击炮排的士兵就以步枪手的职务参战。我们中5个人被派到防线上一个防守薄弱的地段。我们发现了20个敌人,并且把他们全部消灭。被我击毙的一个北越人朝我冲来之际,边跑边叫喊,并用步枪射击。我打死他之后才发现他是一个军官。我把他的手枪从枪套中取出,放进了我的背包。”
两个半小时以后争夺三连阵地的战斗终于停息了下来。塞特林士官回忆说:“战斗开始得很快,停止得也很突然。被击毙的敌人三三两两地堆在我们前面。在战斗间歇时,我们就用脚踢、用锹铲泥土覆盖他们的死尸,以便压住腐尸的臭味和苍蝇。”这时兰恩中尉顺利地前进到鲍勃·爱德华的散兵坑。三连的所有军官非死即伤。鲍勃·爱德华上尉不仅履行了责任要求他做的一切,而且远远超过了应尽的义务。他也流了很多血。爱德华把指挥权移交给兰恩中尉之后,兰恩、格莱因·肯尼迪士官和詹姆斯·卡斯特巴瑞士官一道连推带拉地把他拽出了散兵坑。
我把迈龙·迪杜里克叫到小土丘下我的营指挥所,命令他率领已经集合好的一个排转移到鲍勃·爱德华的防御地段,接管指挥三连的幸存者和兰恩中尉那个排,清除那里的敌人,守卫住那段防线。上午9点41分,他和部下出发了,几分钟以后乔尔·苏格迪尼斯接管那段防线后,迪杜里克手下的另一个排也转移到了三连的防御地段。我把苏格迪尼斯那个连里西森少尉率领的三排临时配属给迈龙·迪杜里克指挥的二营二连。
上午10点钟,幸存的北越士兵开始撤退。三连守住了阵地,表现出了非凡的个人勇气和整体纪律。乔希根和克罗杰率领的两个排奋勇战斗,互相支援,出生入死,坚守阵地。这两个排的幸存者中军衔最高的是副排长杰米森。别人问他为什么敌人未能打垮他的排时,杰米森说:“首先应归功于右侧的伯德和福克斯这两名机枪手,到最后,康默的机枪救了我们。”
这一天开始的时候,第七骑兵团一营三连有5名军官、106名士兵。到了中午,连里的军官一个也不剩,只有49名士兵安然无恙。全营阵亡官兵总数是42人,另外还有20名官兵负伤。这场残酷的近战持续两个半小时。鲜血淋漓的战场上横七竖八地躺着数百具被击毙的北越官兵的尸体。
爱德华上尉在欧内·鲍龙四级专业士官的搀扶之下穿过着陆区,来到了营急救站。医务兵们立即给他输血,并且给他作静脉注射。几分钟以后亚瑟·维拉专业士官被人用雨衣兜抬进了急救站,他的多处伤口血流不止。最严重的伤口是穿透他喉咙的那个子弹洞。营军医卡拉拉上尉冒着横飞的子弹,躬着身子,沉着地为维拉作气管切开手术,这是战场上的手术,未作麻醉,甚至连一双干净的手都没有。战场摄影师杰克·山口士官倾身向前,现场拍摄了手术情景。山口拍摄的影片送到五角大楼之后,他和同伴希罗士官受到严厉训斥,因为他生动地记录了战斗的严酷现实。尽管伤势严重,亚瑟·维拉幸存了下来。
当迈龙·迪杜里克和里克·赖斯科洛抵达三连防御地段时,眼前的情景使他们震惊。迪杜里克写道:“我抵达之时,第七骑兵团一营三连和我连配属给三连的那个排只剩下几个人了。那个连遭受了重大伤亡。敌人一直逼近到‘X光’着陆区的南端,但是还略差一点距离。零星战斗仍然在继续,但是实际上敌人已经被击退。”
狄龙把三连受战火摧残的幸存人员集中到大土丘下营指挥所附近,就把他们当作营里的新预备队,并且让他们补充了弹药、水和C野战口粮。这两天里三连承担了重要的战斗任务,恪尽职守,非常辛苦。幸存者中军衔最高的肯尼迪士官把三连剩下的疲倦不堪的人员组织成两个临时班,指定了几个班长。
迪杜里克手下的士兵开始了找回美军伤亡人员这项可怖的任务,并且收集整理敌人的文件和武器。里克·赖斯科洛少尉永远忘不了他率领部下进入战场所目睹的情景:“到处躺着美军和北越人民军官兵的尸体。我接管的地段正是乔希根中尉那个排所防守的地段。在他的排指挥所周围有好几具被击毙的北越军人死尸。一个身亡的美国兵跟一个死掉的北越兵扭成一团,他的双手仍然掐住敌人的喉咙。有两个阵亡士兵紧紧贴在一起,一个是黑人,另一个是墨西哥裔白人。看起来似乎他们在死去之前竭力想互相帮助。北越士兵的死尸不计其数。他们脑袋四周的头发都被剃光了,只有头顶上有浓密的头发。他们的武器散得到处都是。”
赖斯科洛刚走完他负责的前线的全程,就奉命率领一些士兵去增援最右侧翼的兰恩中尉。他回忆道:“到处都躺着北越士兵的死尸。穆尔中校和普洛姆利士官长都在前线上,跟我们在一起。我收拢了所有的武器、背包和子弹,并把它们分成两堆,一堆是北越的武器弹药,另一堆是美军的武器弹药。看起来北越人已经拖走了他们的一些伤亡人员。那天夜里,当我们遭受袭击,而我们的多种武器发生故障或损坏时,我们就使用三连的多余武器。我们也使用了三连的背包,因为我们自己的背包留在后方了。后来我们朝阵地前方推进了90米,发现了更多北越士兵的尸体。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清除射界内的障碍、掘坑固守、测定火炮的射击,并为过夜做好准备。”
尽管敌人已经撤退,但是他们留下了潜伏的狙击手。迪杜里克连里的士兵不时会受到零星冷枪的袭击,着陆区和营指挥所也遭冷枪攻击。树上和小山丘上都隐藏着敌人的狙击手。北越人已经被击退,但尚未罢休。我和普洛姆利士官长在三连防御地段上巡视,走过战斗留下的可怕废墟。我们找到了杰克·乔希根中尉的遗体,我们俩亲自把他抬出战场。然后我们又回到战场上找到了副排长路德·吉尔雷斯的尸体,我们也把他抬到了着陆区,使其登上了漫长的归途。
在东面,更多的援兵在朝我们这里开进。第五骑兵团二营的鲍勃·塔利中校正率领部下从陆路赶来。早些时候塔利曾在无线电上呼叫过我,询问开进“X光”着陆区的最佳路线和队形。由于无线电通信网无法保密,我尽可能隐晦地告诉他:开进着陆区时密切注意左侧翼,尤其要当心离朱邦山最近的左侧。塔利回忆说:“我是如何将部队向前推进的呢?一个连沿着大山一侧前进,另一个连远离大山绕道在丛林里前进。前面两个连,后面一个连。起初我担心敌人企图阻拦我们,说不定会在一座南北走向的小山附近拖住我们,使我们不能全速前进。为了先发制敌,我把二连派到右侧翼,并对该地区实施好几次集中炮火轰击。一通过那几座小山,我就心中有数了,我们可以有条不紊地抵达‘X光’着陆区。”
上午10点钟之前塔利那个营没有遭遇任何敌人。到了10点钟左右,拉里·贝内特上尉的一连撞上了北越部队的一个战术据点。贝内特说:“我们离‘X光’着陆区约700米时,我的两个先头排突然被敌人密集的重机枪火力压制住。树上、小山顶上和小山背后都是北越部队。我们让两个先头排实施火力还击,并用运动战术避开敌人火力。我让我的第三排成一线向右侧包抄过去,敌人的抵抗迅速被打垮。由于双方的激烈交火和战术运动,我们打到了‘X光’着陆区的南半部。”
因着陆区已经比较安全了,我们通过无线电呼叫布鲁斯·克兰德尔的直升机飞进着陆区撤走伤员。波普·杰克尔准尉说:“我奉命等候伤员。我们在着陆区坐等了很长时间,才有个人匍匐前进到直升飞机前对我们说:‘快离开这里,你们正在吸引敌人的火力。’听罢我们立即起飞离开。”
鲍勃·爱德华上尉乘上了克兰德尔的一架满载的飞行救护直升机撤离了战场。马特·狄龙回忆说,下腹部受了重伤的富兰克林少尉被放在一旁,救护人员把他当作无望救活的伤员。他在救护直升机上的位置被一个有较大救活希望的伤员占了。马特·狄龙根本不理会医护人员的安排,他把富兰克林拖到休伊直升机上,并坚持要求机组带着他撤回后方。富兰克林被拉进了飞机,但他的头却悬在机舱门外。鲍勃·爱德华说:“他们正好把富兰克林少尉扔在我的身上。”
直升机在“法尔肯”着陆区降落后卸下了伤员,爱德华记得跟副营长赫尔曼·威斯少校和军需分队的鲍比·哈达威中尉说过话。威斯说:“鲍勃·爱德华的左肩受了重伤,失血很多。他的面色苍白,快要死的样子。他能否活下来还是个问题。输血后鲍勃完全苏醒了,而且不停地讲话。真是变化巨大。”爱德华记得自己被人放在地上的一副担架上,他受伤的左臂坠落在担架外面的泥土里。有人无意中踩在那条胳膊上,他痛得叫出了声。“他们又把我的左臂啪地一下放回到担架上。”尽管爱德华说他在“X光”着陆区和直升机运送飞行途中始终没有失去知觉,但是当他最终到达归仁的陆军医院时,情况就不同了:“我不得不解小便,他们给我一个闪亮的便壶,让我躺着解手。我不想那样解手,因而我站立起来解手。一会儿就晕倒了。当我醒来时,我发现自己平躺着。”压在爱德华身上乘直升机离开“X光”着陆区的富兰克林少尉也生还了。
我们从无线电获悉第五骑兵团塔利中校率领的第二营离“X光”着陆区只有30分钟的路程。狄龙向我们环形防线的东段和南段下达了暂停射击的命令。上午11点45分,塔利那个营的先头部队开始抵达。此刻赖斯科洛少尉正站在乔希根中尉的指挥所散兵坑附近朝东南方向望去。他说:“他们之中大部分的人位于我的左前方,呈一路纵队向我们走来。负责的那位士官走到我跟前对我说:‘你们肯定打了一场恶仗。’我说:‘不是我们打的。功劳应该属于他们。’我用手指向一些阵亡的美国士兵,他们就是第七骑兵团一营三连的士兵。”
塔利手下的二连径直穿越过我营四连的弹落地带。在此之前两个多钟头时间里,沃伦·亚当斯士官手下的九挺M-60重机枪一刻不停地朝这个地带扫射。利顿中尉和亚当斯中士兴奋地看着援兵的到来。亚当斯说:“我注视着增援部队的尖兵走进我的阵地,那个小伙子一开口便说:‘我的天啊,这里打了一场恶仗,真见鬼,一路上到处都是尸体。刚才那30分钟时间里,我不断地绕过死尸,或从尸体上跨过去才走到这里。你们这些家伙可是真刀真枪地大干了一仗啦。’”
温森特·坎特四级专业士官注视着援兵的到来,并在那同一天里第二次感到震惊。坎特之前已经跟他的老校友乔·盖洛威不期而遇,现在在这里他又经历了一次家人团聚。他说:“我看到走向我们阵地的第一个伙计竟是我的表兄乔·费尔罗瓦,他来自得州的乌兹博罗。他一见到我就说:‘坎特,这里情况如何?’我回答道:‘乔,弯下腰来仔细看。’我朝所有阵亡者指了一下。”
帕特·塞勒克四级专业士官24岁,来自纽约州。他说:“我记得有个老兄的背包后面有一面美国小国旗,我一见到这面国旗就感到非常自豪。这件事我终生不忘。这面美国国旗被插在一棵被炸倒的树顶上,酷似二战期间美国国旗插在硫磺岛上那样鼓舞美军士气。那是我们为美国打赢的另一场战役。”那面小国旗在“X光”着陆区上空一直飘扬到战斗结束,振奋了我们所有人的斗志。
此时我们要做的事很多,但是我按轻重缓急作出安排。最为要紧的是保持最高戒备状态,以防敌人进一步攻击。其次是营救欧内·萨威杰和那个陷入重围的排。第三,我想尽早统计出伤亡人员的名单。最后一件事是我们需要补充子弹、水和C野战口粮。威斯少校已经把他的副补给官鲍比·哈达威中尉派到哈洛威营地的第三伤员医疗救护站,亲自查看陆续到达的伤员,并根据三连的名册逐一核对伤员的姓名。哈达威中尉曾经在三连服役过近两年时间,他熟知该连所有的士兵。现在核查伤员和阵亡人员的任务落到了他的肩上。哈达威经过一排排担架,逐一辨认躺在上面的朋友和战友,在死者身上做上“阵亡”标记。这是一件令人心碎的差事。
中午12点5分,鲍勃·塔利那个营围住了“X光”着陆区。我握着他的手告诉他,我由衷欢迎他及时增援。我和狄龙在此之前已经商量过如何营救萨威杰及其手下士兵,现在心里已有明确的计划。我们向塔利简要地交代了他那个营在营救计划中将要担负的重要任务。与此同时,我们被告知,副师长迪克·诺尔斯将军已经批准再调动两个105毫米榴弹炮连,共12门大炮到仅6公里之外的“哥伦布”着陆区。其中一个炮连调自第十七炮兵团的二营,该营营长哈利·O.爱穆斯中校是我在西点军校时的同学,42岁,是阿拉巴马州人。另一个炮连调自第二十一炮兵团鲍勃·萧特中校指挥的一营。很快我们将共有4个炮连、24门大炮向我们实施火力支援。战况终于开始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