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刺刀·第十
作者：哈罗德·G．穆尔 ·美国
约瑟夫·盖洛威 ·美国
出自————《我们年轻时曾经是战士》
出自————《战争通史》
战争的原则只有三条：胆识、胆识和胆识！
——乔治·巴顿将军
最早着陆的一连和二连到此时为止已经激战了两个多钟头，遭受了很多伤亡，尤其是士官和无线电操作员死伤最多，他们的弹药已经打掉了一大半。两个连长托尼·纳德尔和约翰·赫伦需要时间向后方运送阵亡士兵的尸体和伤员、把他们已经减员的各排重新组织和编组、指定代理领导者、补充子弹和手榴弹。他们只有40分钟时间完成所有这些任务，然后他们就要再次发起攻击，想办法突破敌人的包围圈，营救亨利·赫利克中尉的第二排的幸存者。他们进攻时己方猛烈的炮火将像大雨一样在他们前头倾泻下来为他们打开通路。
与此同时，援兵正在途中。在茶园的第三旅指挥部里，命令已经发布出去，我们的姐妹营——即第七骑兵团第二营——接到通知，该营的二连将被派遣送往“X光”着陆区增援。到达“X光”着陆区后，二营二连在整个战斗过程中由我控制指挥。
这天下午二营二连的3个排在蒂姆·布朗上校的第三旅指挥部周围站岗值班，因此在布朗寻觅援兵时，二连近在身边，最容易调动。二营其他几个连队在外分散巡逻，穿行于茂密的灌木丛林之中，要把他们集中起来将花费较长的时间。所以迈龙·迪杜里克上尉的二连轻而易举地赢得了这个参战机会。
二营二连有一批优秀的、坚强的、专业技能过人的士官，而且全连士兵在一起服役的时间相当长。这是一个优秀的步枪连队，派他们来增援我很高兴。迪杜里克上尉27岁，出生在乌克兰，1950年全家移居美国。他毕业于新泽西州泽西市圣彼得学院的预备军官训练团，1960年被委任为军官。他学完了伞兵和特种部队训练课程，曾先后在德国和本宁堡任过职。迪杜里克已经结婚，有两个孩子。当他从无线电上听到该连新使命的消息时，他和他的迫击炮排正在波来梅美军特种部队的营地。
迪杜里克连里的81毫米迫击炮排没有跟该连其他几个排一道回到旅指挥部站岗值勤。该排有个约翰·瓦利纽斯五级专业士官，22岁，马萨诸塞州格洛斯特人。他说：“我们在波来梅营地外面简易机场的红色尘土中等待着。不断来去的直升机的轰鸣声简直使大家无法相互交谈。从上面传下来的消息说一营遇上了一场战斗，我们连应随时准备去救援他们。我被安排搭乘第一架直升机。在这架飞机上同行的是迪杜里克上尉、他的无线电操作员乔·基斯一等兵、副排长约翰·A．尤斯尔顿士官，以及他的无线电操作员小维吉尔·希布勒四级专业士官。”
当我们的增援部队在卡蒂卡茶园和波来梅营地准备登机启程的时候，我的一连和二连也即将发起第二次攻击，旨在突破敌人的包围，救出赫利克中尉那个深陷重围的二排。在战斗间歇里，约翰·赫伦和托尼·纳德尔已把他们各自的部下撤回到那条干河床，所以他们将从那里发动攻击。
托尼·纳德尔率领一连的3个排在左边，约翰·赫伦率领二连剩下的两个排在右边。鉴于赫伦距离被切断的二排最近，而且只剩两个排在他的控制之下，所以他将优先得到支援火力。
纳德尔和他手下的士兵解下了他们的武装袋，重新装满了弹药。仅剩下的一点点饮水大家你一口我一口地分享。纳德尔完全意识到来自朱邦山上和沿山梁下来的危险。他说：“由于敌人所有的攻击都是从我们的左边发起的，所以我计划进攻开始时采用左梯次队形，如果我们没有遇到抵抗，就立即改成楔形队形(即三角队形)。”约翰·赫伦打算让二连采用“火力和机动”战术攻击——一个排提供火力掩护，另一个排向前推进。
纳德尔在那条干河床里把手下3个排长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我告诉他们我们将要干些什么，以及将采用何种队形进攻。我也指示乔·马姆在前面带路，紧随二连，因为我们不知道被切断的二排究竟在哪里。然后我把连里的大部分人集中在干河床里，告诉他们我们将去营救二连那个排，以及我们将如何营救，接着我为士兵们鼓舞士气。”排副特洛伊·米勒仍然记得那个场面：“初次跟敌人交战后我们的士气很高。我们出发营救被围困的二排之前，纳德尔上尉把我们集中了起来，然后他说：‘伙计们，我们美国的一个排被围困在前面了，我们去营救他们！’士兵们齐声回答道：‘是！我们去营救他们！’‘加利·欧文！’”
在战斗之初纳德尔发现了一个重大问题，他一直在为这个问题担心。他说：“全营所有的火炮前进观测员只有一个请求炮火支援的无线电频率，所以如果要同时请求把支援炮火打在两个连的前面会很困难。而跟随二连的那个火炮前进观测员比较有经验，做事果敢，他设法管制了支援炮火。当我们准备出发时，我企图得到炮火支援，可是我的火炮前进观测员无法跟两个榴弹炮连沟通联络。”
下午4点20分，两个连的士兵从干河床出发向敌人进攻。他们没有前进多远，北越部队立即作出凶猛的反应。显然他们利用美国人的短暂撤退，顺势溜下了山坡，在我们周围形成了一个更加紧密的包围圈。一些敌人爬上树隐蔽起来，另外一些敌人在山丘顶上和旁边掘壕等待，还有一些敌人伏在匆匆忙忙挖掘的散兵坑里。他们已经潜入到我方炮火墙的里边，因此，我们将付出昂贵的代价。
一连连长托尼·纳德尔上尉第一个冲出干河床，率领一排官兵向前攻去。他回忆道：“我们前进了约50米就迎头撞上从山上下来的敌人部队。我推测他们准备在我们发动攻击的时候开始他们的进攻。战斗很快就变得非常激烈，双方短兵相接。我们好多人受了伤。一排排长怀茵·约翰逊中了弹。至少还有3个班长也中了弹，其中两个班长被打死，一个班长是冲上前去救手下一个战士时被打死的，他不顾一切跑去救人。”
特洛伊·米勒士官亲身经历了一排的战斗。他说：“约翰逊中尉受伤后我成了代理排长。当时我们冲到了马姆那个排的前头，紧接着约翰逊中尉中弹，我手下的一个班长比利·艾略特士官高声叫道：‘我们的一个伙伴被打死了！’死者是罗曼·伯纳德士官(伯纳德来自波多黎各的马亚圭斯，再过5天就满26岁了)。虽然我们遇到敌人轻武器和自动武器火力(主要是AK－47步枪的火力)的攻击，我们前进的速度仍然很快。”艾略特士官报告了伯纳德士官之死后，一会儿自己也被敌人打死了。
在纳德尔的左方，约翰·赫伦的二连的士兵们也同样跟敌人迎头相撞。“火力和机动”计划立刻被丢到了脑后。根据需要，二连以线形队形向前面灌木丛里的大批敌人攻去。
丹尼斯·迪尔中尉的那个排支撑着二连的右侧翼，此时他们又陷入了敌人火力的风暴之中。他说：“我们站立起来就开始攻击，刚出堑壕就感到整个世界都爆炸了似的。我不知道有多少敌人，至少90％的敌人我看不到，但是听到他们的枪声便知道他们的人数很多。我们的人中弹后倒得遍地都是。开始进攻时我们是排成队形直起身子向前的，现在只好采用跪姿射击了，最后我们不得不匍匐前进。我排的一个士兵在我的右前方，一枚火箭推进榴弹在他跟前爆炸，他首当其冲。他的士官在我身后的一棵树后面不住地大叫：‘乔，来吧！你可以回到这里来，来吧。’我爬到他跟前，抓起他的武器朝后边扔去。那枝M－16步枪落在一个小土丘顶上，敌人对此看得清清楚楚。
“那个士兵被炸得浑身血肉模糊。他问我有没有吗啡。我说我没有，一点也没有。我说：‘乔，朝那棵树爬去吧。’他爬了过去。他到了树下，士官给他包扎了部分伤口。此时，我接替他射击，成了一名步枪手。我一转头就看到北越人从我们的右侧翼包抄过来，而我们排是战线上右侧单位。我尖声大叫，我手下的一名机枪手站立起来，冒着敌人的火力前进，并以跪姿开始向敌人扫射。我也用自己的武器跟他一起开火。我们把他们全部打死，消灭掉了。我们又回到攻击队形上来，毫发未损。我们又卧倒在原来的位置。”
左边一连的地段上，机枪手比尔·贝克已经回到自己的连队。他在冲出干河床的第一组人马里。贝克说：“纳德尔上尉是第一个冲过干河岸的人。我就在他旁边，在他左边约5米。我看到正前方有北越人。”托尼·纳德尔已经命令全连士兵上了刺刀，准备肉搏。正用M－60机枪朝右前方敌人打一个点射的比尔·贝克看到他正前方的情景后愣住了：“一个瘦高个子士官把刺刀刺进了一个北越兵的胸膛。这就像在稻草人身上练习刺杀一样：冲，刺杀，出刺刀，再冲刺。一、二、三。”
贝克不停地运动和射击，突然一窝马蜂或大黄蜂——这次可是真的——钻进了他的钢盔。这个已经顶住了北越人武器进攻的勇士却一下子被一群愤怒乱蜇的昆虫打败了。贝克说：“我丢下了手中的机枪，把钢盔脱了下来。我的头被蜇得到处是肿包。我原以为没有任何东西能使我忘记敌人，但现在我突然被蜇得疼痛无比，几乎忘了正在作战。”
比尔·克莱契尔四级专业士官回忆道：“我们刚从干河床出发攻击就遭到正前方敌人密集火力的袭击。大约在这个时候，我的左肋中弹，就在肩下部位。起初我被打倒在地上，但是我又挣扎起来再次开始射击，接着我就倒进了干河床。伤痛实在难忍，鲜血把我的作战服染成了深棕色。我挣扎着站立起来，我不想被抛在后头。我又倒下了，有人帮我包扎了肩下伤口。过了不久，有人把我半背半拖地送到了急救站。我记得有人问我是否想抽一根香烟，我接过了一根，尽管以前我从来没有抽过烟。我觉得应该要烟抽吧。在战争电影里，有人中弹的话，总是要抽香烟。我躺在地上，抽完了那根烟后，又抽了三根。”
托尼·纳德尔上尉冲向灌木丛时，他的指挥小组里有4个人：他的两名无线电操作员，杰克·介尔士官(25岁，纽约市人)和约翰·克拉克四级专业士官(密执安州人)；连里的火炮前进观测员蒂莫西·M．布莱克中尉；以及布莱克的侦察士官小弗洛伊德·L．里德士官。布莱克24岁，来自西维吉尼亚的查尔斯顿。里德27岁，阿肯色州赫斯人。他们向山坡上冲的时候，纳德尔把无线电的送受话器放在耳边。突然敌人机枪的一个点射扫过他们这个小组。介尔士官中弹后一声不响地倒在地上。纳德尔不停地向前冲，直到无线电送受话器的电线把他拉住。他扭头一看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打死介尔士官的同一个点射也打死了布莱克中尉，打伤了里德士官。不久以后里德也死去了。来自宾夕法尼亚的小山姆·霍尔曼士官跪在受了致命伤的好朋友杰克·介尔身旁，听到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告诉我的妻子我爱她。”
托尼·纳德尔根本没有时间哀悼杰克·介尔。他非常敬重介尔，但还有很多别的性命掌握在他手中。他当机立断采取行动：“我把无线电从他背上解下来，吩咐我身边的士兵们把介尔送回急救站，并且让另一个士兵背上无线电。”那个士兵是雷·塔纳尔四级专业士官，22岁，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科兹。塔纳尔通常是斯蒂夫·汉森士官的无线电操作员，但是他们分开了，塔纳尔当时正跟随着一排。
此时在二连战线的左侧翼，迪尔中尉正在地上拼命翻滚，以躲避射进他周围草丛的敌人机枪子弹。突然，迪尔看到25米以外有个美国人爬起身来向前冲去，而他周围的每个人都卧倒在地上。迪尔说：“我看见他朝土丘后投了一颗手榴弹，并且用他的枪猛扫一阵。然后他跪地倒下。我自言自语道：‘请起身吧，千万别伤着。’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我看不清楚他的模样。战场硝烟、飞扬的尘土和浓烟太多。”
此人是乔·马姆中尉。他发现一挺敌人的机枪架设在一个大土丘后面，它射出的子弹打死了二连两个排的士兵若干人。马姆发射了一枚轻型反战车火箭，又投了一颗手榴弹都未能把敌人这挺机枪打掉，于是他决定直接前去干掉它。他穿过弹雨冲向土丘，朝土丘后面投了一颗手榴弹，然后用他的M－16步枪把没有炸死的敌人消灭干净。次日阿尔·戴夫尼中尉在那个土丘后面发现1名北越军官和11名北越士兵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迪尔说：“乔·马姆救了我和其他许多人的命。”
马姆中尉的下巴和颈部中弹受伤后踉跄回到他的排。他加入了人数不断增多的能够行走的伤员队伍朝营部急救站走去。基顿士官给他包扎好伤口，布鲁斯·克兰德尔手下的一架休伊直升机把他撤送到了后方。几天以后，乔·马姆中尉被送回美国，他在宾夕法尼亚州家乡附近的福奇谷陆军医院养伤。1966年12月，乔·马姆到五角大楼报到，陆军部长代表林登·约翰逊总统授予他荣誉勋章，这是美国对英勇作战官兵的最高奖励。
乔·马姆谦虚地描述当时发生的情况：“我在我排的右侧翼，乔治·麦克柯里参谋士官在左侧翼。在我的右边是阿尔·戴夫尼中尉的排，因此我处于战斗的中心位置。敌人那个机枪掩体阻止了我们连的前进。我先朝它打了一枚轻型反战车火箭。土丘里没有射击孔，子弹是从掩体两侧打出来的。土丘四周树丛很密，投手榴弹不能有效地打中要害。我想，冲上土丘，扔一颗手榴弹到土丘顶那边就会很简单地拔掉这个火力点了。我向一个士兵示意我想干什么。但是战斗的枪声太响，我身旁附近的士官以为我要从我们的位置投手榴弹。他投了一颗手榴弹，但是未能落到土丘上。为了节省时间，尽快除掉这个火力点，我提醒两个连开枪时留神，因为我要冲向土丘。我把敌人的机枪掩体消灭后立即受了伤。”
遗憾的是乔·马姆的英勇行为并未能打开通向被围困的二排的大门。二连向前仅仅推进75米，一连则推得稍远一点。纳德尔的3个排长此时非死即伤，他手下的士官们也有许多伤亡。更为糟糕的是一连一排冲到了其余两个排的前头，跟大约100个敌人激烈地交战起来。一连的一些士兵在浓密的灌木丛里从敌人附近走过，那些北越人从背后朝他们开火。现在我们不但不能突破敌人的包围营救赫利克的排，而且另一个排也有被敌人切断围困的危险。
现在轮到一排陷入敌人包围了。该排的副排长拉利·吉尔雷斯回忆那个时刻：“他们一定是从我们被围困的二排缴获了一挺M－60机枪，并用它来打我们。我们隐蔽在一棵倒在地上的树木后面，机枪火力把我们压制在地上，我们一点儿也不能动。我记得我当时说过赫德尔士官肯定是对我们恼火了，因为他朝我们开火了。我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那挺机枪的声音跟敌人的自动武器的声音不同。”
其实吉尔雷斯士官和他的士兵并没有受到友军火力的打击。保罗·赫德尔士官在掩护赫利克那个排的弟兄们撤退时已经阵亡了。然而，吉尔雷斯灵敏的耳朵并没有欺骗他，他听到的机枪声音确实就是保罗·赫德尔那挺M－60机枪的声音。赫德尔和他的机枪手们被打死后，敌人先用他的那挺机枪扫射被围困的二排，然后又用它来对付企图突围营救赫利克中尉部下的美军官兵。
此时已接近下午5点钟了，克兰德尔正带领13架休伊直升机降低飞行高度进场，即将在“X光”着陆区降落。这批飞机搭载的是迈龙·迪杜里克上尉率领的二营二连的援兵。约翰·瓦利纽斯专业士官搭乘的是第一架直升机。他说：“那里灰尘和烟雾太浓，很难看清楚着陆区以外很远的地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朱邦山上曳光弹到处飞，还可以听见轻武器射击的声音。然后我们就着陆了，下机后大家赶忙从直升机旁跑开。我朝那个土丘方向奔去，因为这是我能看见的唯一隐蔽处，而且离着陆点较近。迪杜里克上尉跑了过去，向那里的负责军官敬了一个礼。”
约翰·塞特林士官是南卡罗来纳州人，22岁，瘦高个子．他带领援兵二排的二班搭乘第三架直升机来到了着陆区。他回忆道：“机工长高声叫道：‘我们即将进入一个战斗激烈的着陆区，而且会在那里悬停。让你手下的人迅速下飞机，然后朝右边跑去！’然后我从空中看见了好像是穿着卡其布衣服的士兵。我心想，我们竟然把休假刚回来的士兵匆忙送进战场，连让他们换上作战服的时间都不给，看来情况真的是慌忙绝望了。可是接着我看到他们把步枪对准我们，我猛然意识到他们原来是敌人！当我们跳出飞机时，有人从空中向我们扫射。原来越南小鬼子爬上了树！”
迪杜里克上尉朝我跑来并大声说：“加利·欧文，长官！第七骑兵团第二营第二连连长迪杜里克上尉率120人前来报到执行任务！”他闪烁的双眼显示出他的激动，同时也反映出他知道形势的紧急。我指示迪杜里克把他的人集中在营指挥所西北方向30米以外的树丛里，暂时做营预备队待命。与此同时，另一个单位也来到了“X光”着陆区，他们是不请自来的不速之客，来之前也没有打招呼，事实上我也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到来。这是陆军特种摄影局的一个小组的两名士官杰克·山口和托马斯·希罗，他们带着16厘米无声电影摄影机。25年之后，我们才在军事档案馆里发现了他们当时拍摄的战场实况影片，看到了我们自己在战斗中的可怕形象。
在山坡上的灌木丛中，突围营救赫利克被围困的二排的战斗仍在相持不下。此时一连连长托尼·纳德尔上尉已经做出了决定。他手下的一个排已经被敌人冰雹似的火力压制住了，他知道这种状况越拖延下去，就越难把他们解救出来。时间已到下午5点10分了。纳德尔命令他的预备队——第三排——从他的左侧翼前进，企图包围敌人。但是这一着不管用，他们又跟另一股敌人迎头遭遇受阻。正是这种迎头相撞的遭遇战拖住了其他所有的排。
在一连的右边，二连的拉利·吉尔雷斯士官并不觉得进展有稍微顺利一些。赫伦上尉问吉尔雷斯中士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吉尔雷斯说：“我的回答是：‘没有，长官！’即使我们没有死伤人员必须照料，时间对我们也不利。”
纳德尔上尉说：“战斗又持续了20或30分钟时间，双方都未得手。天色渐渐变暗，而且伤员人数不断增加，我判断我们不可能突破敌人的包围了。我在无线电上呼叫穆尔中校，请求他同意我们撤回。”正在收听营无线电指挥网的约翰·赫伦听到了纳德尔的请求，他也迅速提出了同样的请求。此时已经是下午5点40分。我命令两个连在猛烈的支援炮火掩护下撤回干河床。
夜晚将临，我们别无其他选择。我不希望在进入漫长的黑夜时，全营的部队还四分五散，各连不能相互支援，那样会让敌人把我们分别击败。今天晚上，被敌人围困的二排就只得坚守在他们那个小土丘上了。我们必须撤回，以便把伤亡人员撤出去送回后方，并补充弹药和水。然后我们必须让所有单位摆好队形，严密部署，把榴弹炮和迫击炮校准好准备轰整夜。
对于纳德尔和赫伦来说，最困难的部分是跟敌人脱离接触并把部队撤回。脱离战斗永远是最难成功完成的军事行动之一。军事条令上要求必须有欺敌计划、掩护部队、火力支援、安全保障措施、图示路线、准确的时刻表，以及烟幕的使用。我们有火力支援，我们也可以请求施放烟幕，然而我们既没有足够的士兵，也没有时间制定出一个像军事院校教科书所说的十全十美的脱离战斗方案。
纳德尔上尉的火炮前进观测员和无线电操作员都已经阵亡。现在他透过营指挥通讯无线电网请求和调整火力支援。他回忆道：“我对各个排的排长说直到每个士兵——包括伤亡人员——都回来了，军官才能撤退。为了掩护我连的撤退，我呼叫穆尔中校，请求他向我这里发射烟幕弹，射距要比发射高爆炸药炮弹时缩短约100米左右，即弹着点离我们更近些。这样就几乎可以把烟幕施放在我们的头顶上方。”
纳德尔的请求到达营指挥所以后被转到空中的指挥和管制直升机上。机上的杰里·怀特赛德上尉又把请求传给“法尔肯”着陆区的火力引导中心。几秒钟以后传来了回答：“没有烟幕弹。”我根据朝鲜战争期间的经验，立即问他们有没有白磷炮弹。他们说有。我让他们用白磷炮弹施放烟幕。
白磷炮弹爆炸时释放出耀眼的白色浓烟云，同时喷射出磷片，这种白磷碎片遇到空气就会自行燃烧。我心里想，如果北越人以前从未见过白磷炮弹，这下子倒可以让他们开开眼界。过了一会儿，白磷炮弹呼啸而来，飞得很低，从我的头上急驰而过。炮弹的爆炸立即有效地把北越部队打得七零八落，他们的枪声停息了。
雷·塔纳尔是纳德尔的临时替补无线电操作员。他说：“我们抬着伤亡人员开始撤退。敌人的火力很猛，我们行动困难。纳德尔上尉请求发射一些烟幕弹来掩护我们后撤。穆尔中校通知炮兵使用白磷炮弹。炮弹飞进来的时候，我们尽可能低地卧倒在地上。炮弹的爆炸声和强烈的亮光使人恐惧。没有一个人受伤，我们总算撤了回来。白磷炮弹就落在离我们阵地几米远的地方。我至今仍记得它们爆炸时把空中照得多么亮。”
纳德尔上尉对白磷炮弹的反应基本上先是恼火，接着是惊讶，最后是感激不尽。他回忆道：“当这种白磷炮弹落在我们中间爆炸时，我感到相当不满。但是出现了奇迹，一连没有任何一个士兵被白磷炮弹击中。它倒很有效，敌人的火力迅速停了下来。我们立即着手抬回伤亡人员。由于这次齐射出乎意料地成功，所以我请求再次发射这种炮弹。很快白磷炮弹又一次落在我们中间，没有任何人被打伤。我相信是白磷炮弹帮助我们顺利地撤回到干河床的，在撤退过程中没有任何人受伤。我和我的无线电操作员在最后头为撤退提供火力掩护，我是回到干河床的最后一个人。”看到白磷炮弹在一连前头的成功演出，我们也朝二连的前面发射了这种炮弹。它在我们最需要它的时刻给我们带来了优势。
在左边，丹尼斯·迪尔中尉接到了停止前进，撤回到干河床的命令。他说：“我们迅速后撤。正在负责抬回伤亡人员的副连长凯恩·邓肯中尉抬头问道：‘后面有人追击你们这帮家伙吗？’我说没有。我们把所有无线电都收拢起来了，但是还有一枝M－16步枪在前面的土丘上，我知道确切地点。我和手下的一个士官连忙跑过去取枪。由于身上没有系弹药袋，所以我俩跑得很快。他为我提供火力掩护。我们向前跑出了大约100米。我冲上土丘找到了丢失的武器。我们又跑回了我排的环形防线，直朝200个美国人跑去，而他们的武器却都瞄准着我们。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我出发取枪之前忘记跟任何人打招呼以协调行动，而且此时天色快黑了。感谢上帝他们没有贸然开枪。否则，一个愚蠢的中尉和一个勇敢的中士都会丧生的。”
当一连和二连在100米以外的灌木丛中以昂贵的代价企图攻破敌人的包围，营救赫利克中尉的二排的残余部队时，欧内·萨威杰士官和他的被包围的兄弟们正不顾一切地坚守着他们那块小地方。萨威杰把炮火引导到他们周围很近的地方。他一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或者一看到周围有动静，就把榴弹炮弹引到那里。他说：“看样子越南人根本不在乎他们之中有多少人被打死了。有些北越人跌跌撞撞地走到我们的面前，还有些人把枪背在肩上，赤手空拳地向我们冲来。我的子弹没有打光，因为我的背袋里有30个装满子弹的弹夹。我的M－16步枪没有发生任何故障。天黑之前一个钟头光景，有3个人走到了我们的环形防线前面。我在离他们15米的地方把3个人全部打死。他们带着AK－47步枪。起初我还以为他们是南越人呢。他们穿着迷彩军服。麦克亨利士官在土丘的西边也击毙了3个北越人。”
赫伦上尉透过无线电让萨威杰随时了解一连和二连攻破敌人包围的企图。最后赫伦告诉萨威杰在天黑之前他们无法突围，并说一连、二连正在向后撤退。赫伦对萨威杰说：“不要担心。你们已经打赢了这场战斗。”萨威杰和麦克亨利士官似乎很有自信，如果他们能够整夜顶住，他们就可能幸存下来。面盖伦·邦根姆专业士官和其他几个人则心有疑虑。邦根姆说：“无线电上传来了指示，我们将不得不坚守到次日早晨。我简直无法相信我所听到的消息。我认为我们没有办法坚守到第二天早晨。别人跟我有同感。克拉克一等兵不停地问我：‘你认为我们能顶一夜吗？’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说我们不得不祈求上帝保佑了，使劲祈祷！这在我们所有人的心目中是一个大问号。我们大家都必须保持冷静，顽强坚守。”
当二连向干河床撤退之际，吉尔雷斯士官正接到谁已经阵亡的消息。他说：“罗兰德士官告诉我‘酋长’柯里被打死了。我和罗兰德一起去把他抬回来。我们可不能把他的尸体丢下不管。我欠他太多。我对柯里有特殊感情，在他被调到三排之前，他是我们排的一个班长。我在本宁堡的凯利山时就对柯里很熟悉了。他很少对别人讲他的家庭或者亲戚，他也没有结婚。他是有名的常住营房的士兵。”
此时，二连连长约翰·赫伦上尉正在为安全过夜安排防御部署。他说：“我命令我连在干河床前面构筑工事，在那里我们可以更好地跟右边的二营二连，以及左边的纳德尔的一连联结在一起。我们让榴弹炮不停地轰击萨威杰士官的阵地四周。”
在此期间我已经把形势通盘考虑了一遍。我决定动用二营迪杜里克的二连来加强我们薄弱的防线，把我营的侦察排继续留作营预备队。我命令迪杜里克把他的两个排部署在我们环形防线的东北边，即在约翰·赫伦的二连和利顿的四连之间。我同时也指示迪杜里克把他的两门81毫米迫击炮移交给四连的火力引导中心统一使用。
我又命令迪杜里克把詹姆斯·L．兰恩中尉率领的二排派去增援鲍勃·爱德华的三连。三连部署在我营环形防线的南边和东南边约100多米的范围内，力量薄弱。爱德华说：“二排加入我连真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我把二排部署配置在我的右侧翼，填补我连三排与一连之间的关键缺口。我们跟其他连队交换排并且跟他们共同作战的能力很重要。”
当兰恩中尉的二排开始进入指定位置时，一个令人惊心的事件发生了。三连的士兵向左边移动以后留下了一些散兵坑，于是二排二班的约翰·塞特林士官让该班一些士兵进入部分的散兵坑。他回忆说：“我把每个人安排进散兵坑以后就开始朝左边检查，以便跟三连连接上。我刚出发就听到一颗子弹嗖地一声从我头上飞过。我听到了枪响和子弹飞过的声音。以前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任何人中弹，也从来没有离一个中弹的人如此近过。那颗子弹打中我们的机枪手格赖因·威拉德的左胸。我急忙朝他跑过去。我很看重威拉德，他是一个小个子，但是他从来不让别人帮他扛他的M－60机枪或子弹。鲜血从他的伤口汩汩流出，他的双眼向后翻转一下就不动了。看起来像中风似的。”
塞特林把威拉德翻过身来，开始解开他的弹药带，脱去他的衣服。“他胸部的伤口是吸气性创伤。我记得训练时学习过如何包扎这种伤口。我的包扎方法肯定是正确的，主要是保护他的伤口。但是当我企图托着他的背将他抱起来时，我的双手几乎陷入在他背后的下半部伤口中了。子弹从他背后穿出时炸了一个大洞。拉蒙特跑过来帮助我。眼泪从我脸上涌流而下。我大叫道：‘他快要死在我手里了！’威拉德是我手下的第一个伤员，我感到自己失职了。一个高个子士兵过来把威拉德抱在怀里送到营指挥所旁边的军医那里抢救。”受重伤的威拉德幸存了下来。
由于浓烟笼罩，战火扬起的尘土窒息着这片谷地。黄昏将是短暂的，我们只有很少时间在“X光”着陆区周围部署夜间的环形防线。在配置5个步兵连时，我把好几个因素都考虑了进去：每个连的战斗力、保卫只能容纳两架直升机降落的小着陆区的必要性、敌人进攻的路线，以及把四连机枪排的六挺M－60机枪设置在最能发挥其火力作用、最能给敌人重创的地方。我想把它们放在着陆区空地东边较为开阔、较为平坦的地形上。
我统计了一下这天战斗的伤亡人数。托尼·纳德尔的一连因伤亡失去了3名军官和31名士兵。现在剩下的实际人数是两名军官和84名士兵。约翰·赫伦的二连损失1名军官和46名士兵，伤亡都在内，全连还剩4名军官和68名士兵，其中包括赫利克那个仍被围困在环形防线外面的二排。我让这两个连守卫较小的防御地段。而鲍勃·爱德华的三连只有4人受伤，现在其实有人数为5名军官和102名士兵。因此我让三连防守较大的地段。尽管三连人数较多，我还是把二营二连兰思中尉的二排派到三连增援，加强该连的力量。迈龙·迪杜里克和他的另外两个排被分配到小着陆区东北边的一个地段，帮助保护着陆区空地、8门迫击炮，以及土丘附近的急救站、营指挥所和补充供给点。营侦察排放在我指挥所附近的预备队集中区域。我还让四连的机枪排在东南地段跟鲍勃·爱德华的左侧翼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下午6点50分左右我跟马特·狄龙进行了无线电联络，我让他带着黑斯廷斯和怀特赛德、两名无线电操作员，以及尽可能多的弹药和水赶快搭乘两架休伊直升机飞来“X光”着陆区。此时我们跟旅指挥部有良好的直接通信联络，不再需要头顶上空的指挥直升机中转我们的无线电通信。这应该归功于四连的沃伦·亚当斯士官，他给我们带来了一具RC-292型野战无线电天线。我们把长天线安装在一棵树上，这使我们能够跟40公里以外的茶园的旅指挥部直接通话。这场战斗还没有结束，现在我需要狄龙在我身边帮助我控制战斗。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进展迅速。把两名火力支援协调员弄到地面上来可以缩短我们作出反应的时间。
我已经分秒不停地连续指挥战斗8个多钟头了。现在我想亲自到阵地上走一趟，检查大家的准备工作，因为当夜和第二天白天的战斗肯定是很艰难的。天黑之前，我和普洛姆利士官长从指挥所脱身出发检查我们的环形防御阵地。我跟士兵们进行交谈，体验一下地面上的形势。我最关心的是官兵们的士气、各连防御地段之间是否连接得很紧、他们的防御火力计划，以及弹药和饮水供应情况。
我们为失去战友而悲伤，这是必然的。我们虽然悲痛，但是战士们的士气是高昂的。跟我交谈过的士兵们都意识到我们面临着一个凶猛顽强的敌人，但是他未能打破我们的防线。士兵们也知道战斗还没有结束。我听到疲惫的士兵们讲这样的话：“长官，我们会打败他们的。”“长官，他们甭想攻破我们的防线。”他们的战斗精神没有减退，他们使我感到自豪而又心痛。我营今天上午在这个地方着陆的每一个连队里都有15～20名士兵在陆军的服役期已经不足两个星期，他们中的一些人此刻已经丧生，包裹在雨衣里，静静躺在我的指挥所附近。他们中的幸存者正和兄弟们肩并肩坚守在环形防御阵地，准备继续战斗。
晚上7点15分左右，天色完全黑了下来。我和普洛姆利士官长回到土丘旁的指挥所里。我回到指挥所后就开始了解欧内·萨威杰士官和被围困的赫利克排里少数幸存者的情况。他们透过无线电向我报告说，他们没有新的伤亡，正在顽强坚守阵地。我反复斟酌营救他们的可能选择：发动夜袭、趁夜色派人渗透进去增援该排，或者次日一大早再次发动攻击攻破敌人的包围。他们这股勇敢的士兵身陷重围，成了敌人包围下的一支孤军，这天夜里我们所有的人心都牵挂着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