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的根源·第二
作者：哈罗德·G．穆尔 ·美国
约瑟夫·盖洛威 ·美国
出自————《我们年轻时曾经是战士》
出自————《战争通史》
在我看来，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次战争在爆发之前，交战双方对防止大动干戈毫无办法。
——尤利西斯·S．格兰特将军
1965年秋季在德浪河谷所进行的一个月时间的部队调动、进攻、撤退、诱敌、设陷、伏击和血腥屠杀，是越南战争的真正开端，在此期间，美国与北越双方交战的军队相互试探，想摸清对方的底细。由于美军当时正在试用高科技武器和具有革命性的空中机动直升机战术对付北越军队，因此北越军队的指挥官们非常担心他们十几年前打败法国人的那套作战经验已经过时。
北越人想先让他的步兵深刻了解一下美国先进武器的厉害，然后再找出对付这些武器的办法。他们下令部队全力拦截战机，并要求部队在跟刚到达越南的美军部队交战时，要特别留心找出美军战术中的破绽，以便在以后的战斗中利用这些漏洞保存自己，坚持抗战，并打赢这场战争。他们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军队，士兵出身于农民，行军全靠双脚。补给线漫长，搬运夫们要步行两个月才能把军需物资送到在前线作战的官兵手中。对于北越人来说，这场战争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0多年里，美国陆军为将来可能在欧洲平原上进行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而有目的的训练和装备。约翰·F．肯尼迪总统决定让美国陆军在世界的边缘地区打一系列小规模的战争，第一骑兵(空中机动)师正是为执行这个“决定”而产生的。为了上述目的，总统让美军特种部队戴绿贝雷帽作为标志。美军特种部队擅长打反游击战，但是显然难以对付共产党解放军成营成团的正规军。而用美国陆军的正规步兵师来对付共产党正规军也难以奏效，因为美国陆军的正规步兵师是按照在德国作战的模式训练的，墨守成规，缺乏灵活性，离开大路就行动困难。因此，要迎接中南半岛丛林的挑战，美军必须创建一支与现有部队迥然不同的新式部队。
这支新式部队究竟是什么样子？没有人真正清楚，不过，美国陆军的一帮年轻上校和准将们心里有个大概的模样，或者说有个梦想。他们已然在陆军研究开发处花费多年心血从事这项研究。
1957年夏季，美国陆军研究开发处的处长是詹姆斯·M．加文中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第八十二空降师服役时，就已崭露头角，晋升迅速。他发表了一篇题为《不骑战马的骑兵》的文章。在这篇见解独到的文章里，他描绘了自己对新式作战部队的构想。其构想来自于直升机这个其貌不扬的大马蜂。在朝鲜战争期间直升机初显身手，执行有限的战勤任务，主要是将伤员撤至后方，每一次只运送两名伤员。
加文中将梦想有朝一日研究开发出体积更大、速度更快、性能更优良的直升机，用这样的直升机把步兵运送至战场，可以使步兵从此不再受险恶地形的阻碍，而且可使战争进展迅速，要比步行作战快得多。加文相信，直升机的加入可能使战场成为敌军指挥官的逼真的噩梦。
加文将军的梦想得到了同僚们的热烈赞同。他们清楚的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实战经验证明空降作战有不少缺陷和局限，而空中机动作战即使不能克服全部局限，也能消除空降作战的大部分局限。
1962年年中，以实现肯尼迪总统目标为己任的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采用了空中机动作战的构想。麦克纳马拉命令陆军弄清楚新式的UH－Ⅰ型休伊直升机、CH－47契努克大型运输直升机，以及旋翼飞机系列中的其他机种在未来的战场上是否能发挥其决定性的作用。
在这一背景下成立了一个“空中机动作战概念委员会”，并在很短的时间内于1963年2月在佐治亚州的本宁堡组建了“第十一空中突击(试验)师”，担任师长的是哈利·金纳德准将。同时还组建了由代尔伯特·布列斯特尔上校指挥的“第十空中运输(试验)旅”和由费普·塞内夫上校指挥的“航空(试验)大队”。为了评估上述这些新组建部队的试验成果，还特地设立了由鲍勃·威廉斯准将负责指挥的“试验／评估／管制大队”。这些部队在本宁堡将不会受到官僚的排挤或繁文缛节的牵绊，因为那里新上任的副司令是热烈赞同成立空中突击师的约翰·诺顿准将，谁都别想对这些“空中骑兵”推诿拖拉或做什么手脚！
“第十一空中突击(试验)师”从基层开始组建，然后逐级完备。起初只有3000官兵，主要进行单兵空中机动训练和排或连一级规模的试验。到了1964年6月，美国陆军给该师增配了两个步兵旅的兵力，再加上炮兵和支援部队，开始了营、旅和师级规模的训练和战术试验。
当时，肯尼迪总统刚遇刺不久，美国人还没有从震惊中完全镇静下来，而对继任的林登·B．约翰逊，美国人也还在观望评量。摆在约翰逊议事日程表上的头等大事是“伟大社会”改革立法纲领，该纲领旨在改变美国社会结构，结果导致一连串风波。约翰逊刚刚度过该法案引起的第一次风波，而越南的麻烦还在等着他。在选举年里不管是谁对这样的麻烦都不能置之不理。
尽管林登·B．约翰逊连越南国名都读不准确，但是这个小国已经使他这位大国总统内心不安。约翰逊压根不想选择这个地方来表明其反对共产主义的立场。1954年法国人在越南的奠边府战场上遭到惨败前夕，也正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顾问们在对美国干预中南半岛的利弊进行权衡(可能包括实施核子打击)之际，当时身为参议员的林登·约翰逊力排众议，坚决反对那样的错误举措，在辩论中，他反对在亚洲本土上进行任何战争。约翰逊对自己的这段历史颇为得意。
然而，约翰逊不仅全盘继承了约翰·F．肯尼迪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也继承了肯尼迪的主要顾问班底，他曾戏称这些顾问为“哈佛帮”。在肯尼迪任总统的1000多天里，美国经历了“猪湾事件”失败、“柏林墙危机”、“古巴飞弹危机”，以及幅员狭小基本上无足轻重的老挝危机。肯尼迪死于刺客子弹前几天，南越的独裁统治者吴庭艳(Ngo Dinh Diem)在一次政变中被推翻，并被杀死。即使华盛顿没有直接策划这次政变，至少可以说此次政变得到了美国方面的暗处帮助。
肯尼迪的继任者对总统这一职务还不熟悉，加之即将进入选举年，在对待共产主义这个问题上，他绝不能给人们一种软弱温和的印象。于是约翰逊总统批准在南越缓慢而又稳定地增加美国军事顾问的人数。
与此同时，北越首都河内也正在作出重要的决策。在北越军方和执政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里，有一批少壮派竭力主张使战争升级，以便解放南方的国土。他们认为，仅仅继续向南方的越共游击队提供枪炮弹药和声援是不够的，直接向南方战场投入整团整师正规部队进行干预的时候到了。
北越的少壮派们主张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斗志旺盛的正规军官兵应该渗透到南越，对弱小而士气低落的南越军队发动猛烈的攻击。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很短时间内解放北纬17°线以南的全部越南国土和老百姓。武元甲(Vo Mguyen Giap)将军激烈反对使战争升级的主张，他认为这样做过于仓促，而且为时过早，他主张游击战阶段应该继续进行，因为实战结果证明游击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成功。
胡志明主席支持主张战争升级的少壮派，因此北越人民军统帅部制订了1965年旱季战役的大胆计划。北越陆军的3个正规团将进行兵员充实，以达到编制名额，等经过必要的训练和装备后，再沿胡志明小道经老挝和柬埔寨向南越开进，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秋季攻势，这个攻势将于偏僻的中部高原开始，可能在西贡结束。
河内的高级参谋们制定了一个最佳战役计划，以打垮南越陆军为目标。战役将在1965年10月份开始，届时越南南方山区和昆嵩高原的雨季就结束了。他们将包围设在波来梅的美军特种部队营地，那里有12名美国军事顾问和400多名当地蒙塔格纳德人 [ 编者注：Montagnard，此字为法文，指中南半岛的山区民族 ] 佣兵。
袭击美军特种部队营地势必把南越军队的一支救援部队和一些战车吸引出波来古，沿着14号公路南下，然后拐向朝西南的狭窄泥路——5号省道，北越人民军的一个团就沿着这条路精心设置了伏击部队。一旦南越军队的救援部队被歼灭，波来梅的美军特种部队营地将被摧毁，得胜的北越人民军的几个团将会攻占波来古市，这样他们就能打出一条沿19号公路直达归仁和南海的通道。谁控制了19号公路，谁就控制着中央高地；而谁控制了中央高地，谁就控制着越南。1966年初，北越的指挥官们确信南越将被拦腰砍为两截，哆嗦着举白旗投降。
1964年秋天，北越军队正在为1965的秋季攻势认真做准备。与此同时，林登·B．约翰逊正在美国各地奔走，进行竞选演说，他保证“美国的士兵们不会被送去做那些亚洲士兵们应该自己做的事情”。那年秋天第十一空中突击试验师在南、北卡罗来纳州举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关键性演习。在这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举行的最大野战演习中，直升机战的理论得到了验证，这使美国陆军界非常满意。此时五角大楼已经着手将第十一空中突击师列入美国陆军的正式编制序列。
正当新式的空中机动师即将成立之际，它很可能被派往的战场——越南——的政治和军事形势正日益恶化。林登·约翰逊把越南叫做“那个该死的混账国家”。西贡的将军们接二连三地发动军事政变，轮流称雄一时。与此同时，越共游击队扩大了对湄公河三角洲水稻产区的控制，而且向北将其控制范围扩展到了橡胶产区。
在总统竞选期间，约翰逊处处以通情达理、爱好和平的面目出现，跟好战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高华德参议员形成鲜明对比。为了保持其爱好和平的形象，约翰逊在竞选期间未采纳他的顾问们要求美国向越南大规模增派军队的建议。然而，在击败高华德稳坐总统宝座之后，林登·约翰逊认为他可以按他得州老家的方式跟越南共产党人讨价还价了。
一系列针对在越南的美国人所进行的恐怖事件使约翰逊气急败坏。1965年2月6日晚，越共的工兵对中央高地波来古的美国军事顾问住宅和空军基地发射了迫击炮弹，埋设并引爆了地雷，8名美国人被炸死，100多人受伤，约翰逊闻讯后火冒三丈，他对其国家安全委员会咆哮道：“我已经无法容忍了。”
几个小时之内，美国海军航空母舰上的喷气式战斗机对北越境内的目标实施了第一次空中攻击。时至1965年3月2日，旨在对北越实施有步骤而持续不断空袭的“滚雷作战”已经开始。美国海军的战斗机总能从航空母舰上安全起飞，并安全返航，而在岘港美国空军基地的美国空军战斗机显然较易遭受敌人的报复。
当美军驻越南部队司令威廉·C．威斯特摩兰将军要求派遣美国海军陆战队警戒岘港空军基地时，他很快就得到这些部队。3月8日，一个营的海军陆战队部队在岘港附近滩头登陆。4月1日，约翰逊总统批准了威斯特摩兰将军的请求，增派了两个营的海军陆战队，另外还加上2万人的后勤支援部队。总统还同意威斯特摩兰将军的主张，即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越南的任务不局限于防御，他们将疏散开去，歼灭越共。朝鲜战争结束以来，这是美国的战斗部队首次在亚洲本土部署执行作战任务。
在4月7日的一次重要讲话中，约翰逊总统敦促北越人通过谈判，合理地解决越南问题，同时他向北越人提供一项由美国资助的湄公河经济开发计划。河内回答说，在美国飞机正在轰炸越南北方之际，不可能举行任何谈判。
4月15日，白宫满足了威斯特摩兰要国内向南越增派四万美军部队的请求，从而加大了赌注。6月中旬，威斯特摩兰紧急请求国内把向南越派遣的部队人数增加一倍。他现在希望国内批准在1965年年底之前派遣18万部队到南越，这些部队的主要成员应是美国人，一小部分是南朝鲜人。这位将军预计在1966年时，他将需要国内再增派至少10万部队，或许更多些。
约翰逊总统对威斯特摩兰将军是有求必应，但是他也决心不让这场战争使美国民众产生不必要的苦恼。当然，如此富足而强大的美国不仅打得起一场小规模的局部战争，而且还能同时兼顾他的“伟大社会”改革立法纲领。
约翰逊不听从其军事首脑的建议，他决定以便宜的方式使美军在南越的军事行动升级：不动员预备役和民兵，不宣布实行紧急状态——紧急状态一宣布，陆军就可以延长那些最训练有素、最有作战经验的士兵的服役期限。恰恰相反，美国军方从欧洲和美国本土的陆军师抽调最优秀的人员和物资来补充越南战场上的需要。与此同时，新兵像河流一样源源不断地流向越南，大约每个月有两万人被送到越南作战和送死。
当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南越的北部开始作战行动时，刚刚到达的美军第一百七十三空降旅则在南越的中部进行作战。河内的军事策划者不得不重新考虑旨在拿下波来古市的冬春季战役计划。指挥这次战役的周辉敏将军宣称，在1965年6月，北越人民军统帅部决定延迟实施攻占中央高地和攻打通向海边的19号公路的大胆计划。
周辉敏将军说道：“那个计划延迟了整整10年，直到1975年才得以实现。”新的作战计划将遵循原先计划的步骤展开：北越人民军部队先对波来梅的美军特种部队实施包围，南越部队获悉后必然前来救援，一旦南越部队开出波来古市，人民军就在半途中进行伏击，然后再接着伏击前来救援南越部队的美军作战部队。
周辉敏将军说：“我们想诱虎出山。”他补充说道：“我们将打南越军部队，不过，我们也准备跟美国人打仗。”现在担任河内军事历史学院院长的黄凤(Hoang Phuong)少将是一位参加过德浪河战役的老战士，他回忆道：“司令部要求我们准备好跟美国人打仗，问题是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跟美国人打过仗，因而没有跟他们打仗的经验。我们知道如何跟法国人打仗，但不知道如何和美国人打仗。我们想跟美国人交战，目的在于学会怎样跟他们打仗。我们想跟任何一支美国作战部队打，不管是哪一支部队。”
在1965年6月时，周辉敏和黄凤两位指挥官在战场上遇到的美国军人还未离开美国本土，但是他们已经在国内有了一些预感。1965年5月初，第十一空中突击师的指挥官们开始收到第一百七十三空降旅在越南作战的总结报告的副本。到5月底，营、旅、师级指挥官和参谋军官们纷纷到佐治亚州本宁堡戒备森严的美国陆军步兵学校报到，他们到此是为了进行最高机密的图上演习。他们是在南越中央高地的地图上演练的。
6月中旬，五角大楼命令该师指挥官们着手进行一项为期8个星期的强化战备训练计划，训练的重点是如何在南越部署部队。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6月16日宣布美国陆军增加了一个空中机动师，其核定实力现为16个师。
7月初，五角大楼宣布第十一空中突击师将被改名为第一(空中机动)骑兵师，并且使用原第一骑兵师的军旗，因为这是一个有光荣历史的师，在朝鲜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太平洋战区立下了赫赫战功，早在20世纪20年代，该师马背上的骑兵就在得克萨斯和新墨西哥州美国与墨西哥边界沿线建立剿匪的丰功伟绩了。
1965年7月28日上午，约翰逊总统在对全国发表的电视讲话中描绘了每况愈下的南越形势，并且正式宣布：“今天我已下令空中机动师开赴越南。”
当天，美国陆军参谋长哈罗德·K．约翰逊将军确信总统使越战升级而不宣布实行紧急状态是丧失理智的疯狂行为，他驱车前往白宫打算向总统辞职，以示抗议。行前他就把夏季军服两个肩章上的四颗银星取下了。当他的车快抵达白宫大门之际，约翰逊将军心里犹豫了一下，然后就改变了主意。他觉得继续留任在这个职位上要比辞职抗议管用得多。这位将军下令他的司机掉转车头把他送回五角大楼。一念之差使约翰逊将军抱憾终生了。
在南越，北越人民军的第三百二十团正在对中央高地的德基特种部队营地实施包围，包围共持续了两个月。有一位年轻的陆军少校名叫诺曼·施瓦兹科夫，1956年毕业于西点军校。当时他担任南越一个空降营的军事顾问，该营正在德基跟北越部队酣战。25年之后，诺曼·施瓦兹科夫将军把自己著名的火爆脾气追溯至越南战争时期，当时他透过无线电苦苦央求来人把他手下的南越伤兵撤至后方，而美国的直升机在头顶上飞来飞去，却没有一架降落下来。
在同一个星期内，北越人民军的第三十三团离开了北越的广宁省，沿胡志明小道，经老挝和柬埔寨，长途跋涉两个月到达南越。当时，周辉敏准将已经在越南南方指挥越共部队在岘港朱莱地区跟美国海军陆战队作战，但是他已受命回到西部高地建立B－3战线司令部，这是一个灵活而又能扩大的司令部，统管在高地地区作战的北越人民军和越共部队的战术和行政。周辉敏的新使命是在波来古市准备“热烈欢迎”美国人。
新组建的高科技空中机动师开赴战区征途的第一步倒是名副其实的低科技行动。从8月份开始，第一骑兵师的官兵乘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运兵船队驶向战场，而他们的直升机则装在4艘陈旧的航空母舰上驶向南越。
第一骑兵师的官兵们顿时忙碌了起来，整理行李装备、注射防疫针、书写遗嘱、看牙病、检查诊治其他疾病、安顿妻儿老小，只要有可能脱身，就休假几天。8月初，先头部队的1100名官兵乘飞机到达越南，在寂静的山镇安溪着手为全师部队安置新家。19号公路连接海滨城市归仁和山区的波来古市，安溪镇恰好坐落在上述两城的半路上，紧挨19号公路。
我的营是准备乘运输舰到越南的诸营之一。我的名字叫小哈罗德·G．穆尔，但叫我的小名“哈尔”也行。1957年我从莱文沃思堡的指挥和参谋学院毕业时是一个年轻的少校。我被分配到设在五角大楼的“研究和开发处处长办公室”任职，参与了空中机动作战概念的孕育过程。所谓的“空中机动师”的“空降组”事实上只有我一个人，而且我一待就是两年半。在此期间，我在詹姆斯·加文中将、约翰·诺顿上校、费普·塞内夫上校和鲍勃·威廉斯上校手下工作。
早在1948年我就曾在哈利·W．O．金纳德手下工作过，当时他是中校，在布拉格堡的空降试验处任职。当时我才26岁，军衔是中尉。我自告奋勇为金纳德用试验性降落伞跳伞，以便检验该伞的实用性能。金纳德肯定会永远记得我，因为我第一次用新式的可操纵降落伞试跳，伞就缠到了C－46型飞机的尾翼上，飞机在跳伞场上空450米的高度以180公里的时速把我拖在后面。我使劲挣扎几分钟以后，缠绕在飞机尾翼上的伞终于挣脱，我打开备用伞安全着陆。当我到金纳德办公室报告此事时，他只对我说：“哈罗，幸运老弟。”
60年代初，我在挪威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工作了3年，在此期间我听到传闻说，肯尼迪政府正在重新审视空中机动作战的概念。1963年8月，我完成了在北约的职责，前往罗得岛的纽波特海军战争学院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军校学习生涯。我任中校已经4年，当时正在拼命争取下一个职务当营长。
那时，美国陆军已经组建了第十一空中突击试验师，师长是哈利·金纳德少将。我给这位老长官写了一封信，要求到他的这个新师里指挥一个步兵营(在那些年代里，师长在选配其下属的旅长和营长时，可以指名道姓地向有关部门要人。70年代中期以来，旅和营级指挥官的选配由陆军遴选委员会根据候选军官的能力表现及考核鉴定择优任用)。1964年4月，在我即将完成在海军战争学院的学业之际，五角大楼通知我，金纳德已经要求让我担任第二十三步兵旅第二营营长，该营已经从第二步兵师编制序列中调离，划归到第十一空中突击试验师的序列。
我于6月27日(星期六)抵达佐治亚州的本宁堡。根据事先安排，我将参加为期5天的营长复习性集训班，然后才正式走马上任。当我的新上司第三旅旅长托马斯·W．(蒂姆)·布朗上校要我把复习教材交还的时候，参加集训班的任何念头立即从我脑海中化为乌有。布朗上校指示：“你于星期一上午9点开始指挥你的营，紧接着我们就外出举行为期3天的野战演习。”他给了我营里S－3(即负责作战的参谋)格雷戈里·(马特)·狄龙上尉的电话号码。狄龙在电话里告诉我，营司令部和营房在离本宁堡主要驻地8公里外一处叫做凯利山的军用区上。
6月29日是星期一，我按规定上任营长。当时我已经42岁。我是1945年从西点军校毕业的，被委任为军官后已经服役19年，其中包括在朝鲜战争中任职14个月。一上任我就对全营部队讲话，我告诉他们这是一个不错的营，但是它将好上加好。我说：“我将竭尽全力，也希望你们每个人全力以赴。”
甚至在接任营长之前，我就先跟营里的士官长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因为在任何一个营里，士官长都是最重要的人物。我营的士官长名叫巴兹尔·普洛姆利，40多岁，身高1.9米，壮得像一头熊，西维吉尼亚人。营里的士兵有时叫他“老虎钳”，不过从来不敢当面这样称呼他。
普洛姆利经过两次战争，胸前佩带着附有五颗实战跳伞星章的优等伞兵翼章。年轻的伞兵们称他为“四次跳伞的杂种”，因为普洛姆利所在的第八十二空降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四次空降作战中都幸免于难——1943年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和萨莱诺两次空降、1944年6月6日在法国诺曼底，以及后来在荷兰的市场花园作战空降。此外，他在第一百八十七空降步兵团服役时，也曾在朝鲜战争期间参加过一次空降作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是一个中士，到了1961年时，他被提升为士官长。
这位士官长是个治军有方毫不含糊的家伙，他跟我一样信奉严格训练，认为纪律必须严明，体能适应训练则要从严从难。直至今日，我营当年的一些士兵仍然深信上帝也许就长得像巴兹尔·普洛姆利士官长，但是上帝在对待人们的大小过失方面肯定没有这位士官长那样严厉。私下里我暗自庆幸自己从前任手中继承了如此宝贵的资源。我对普洛姆利士官长说，他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见我，可以跟我谈他想提出的任何事情。
简单的上任仪式结束后，几个连长和营部参谋对新来的上司打量了一番。我向他们宣布了我的标准，这些标准很简单：本营只接受、陈列第一流的奖品或战利品。干我们这一行的屈居第二就等于在战场上打了败仗，对于个别官兵来说，屈居第二意味着在战争中死亡。我不允许任何官兵饱食终日，人人都必须苦干。权力下放，决策分散，各级自负其责。在战时这种做法大有益处。上级对下级也要忠诚尽职，我事必躬亲，检查督促。不管白天还是夜晚，我都坚守岗位，营里任何一个军官都可以随时跟我讨论问题。士官长仅仅对我个人负责，只听从我一个人的吩咐和命令。他是我的左右手。
我营的军官跟美国陆军各部队一样来自西点军校、预备军官训练团、军官预备学校和“城堡”之类的军事学校。大多数少尉军官来自军官预备学校和大学的预备军官训练团。营里共有3个步枪连，即一连、二连和三连。每个连的编制满员时应有6名军官、164名士兵。他们是我实施机动的主力。
每个步枪连有3个步枪排和1个实施火力支援的迫击炮排，迫击炮排有3个迫击炮班，每班1门81毫米口径迫击炮。每个步枪排有3个步枪班和1个机枪班，该班配备两挺M－60型机枪用于火力支援。
除了上述3个步枪连之外，我营还有1个战斗支援连，即第四连。该连由1个侦察排、1个迫击炮排和1个反战车排组成。为了适应越南战场的需要，我们把用不着的反战车排改成机枪排。四连的编制名额是5名军官、118名士兵。
营部和营部连的编制名额是14名军官、1名准尉和119名士兵。营部连和营部的人员包括指挥、参谋、通信、医务、运输和维修，以及军需供给人员。营部连医务排的人员包括1个营上尉医官，和1个负责作战医务支援的医务队中尉，他们管理营驻地的救护和野战急救站，并给其他4个连的每个排提供1名医疗救护人员。营部连连长戈登·P．(罗泽)·罗曾斯基上尉，来自明尼苏达州，26岁。他从军官预备学校毕业后被委任为军官。到了越南后，他担任营军需官，即S－4。他是一个快乐的单身汉，谈吐直率，镇定自若。全营部队在野外时，他负责为营部选址和安顿工作。他还负责营部官兵和支援分队的膳食。此外，他还要确保大量武器、通信和电气设备的储存和保养。
我一接任营长就把目标定在创造世界上最佳空中突击步兵营，而且我决心要把本营建设成世界上最令人自豪的营。营里每一个人都必须知道而且深信自己是那个最佳步兵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反复训练，不断试验。美国陆军的高级军官和美国盟国部队的将领及官员接踵来到本宁堡参观，因为消息已经传出——一种全新的、与传统战法不同的、很厉害的战法正在本宁堡产生。已经有数百架直升机移交给我们。当我们在佐治亚州和南、北卡罗来纳州的森林和沼泽地上空进行空中机动作战训练和演习时，直升机机组人员和步兵通力合作，配合行动。
如果这种作战样式行之有效的话，士兵们的时间将花在作战上，而不是耗费在行军或者等待卡车方面，也用不着老在盘算着军需物资会不会到达他们手中。因为有了直升机我们就像国际象棋棋盘上的马一样，在几分钟时间之内就可以攻打敌人的侧翼或后方。直升机可以使传统的地面战增加时速为180公里的进推能力。
在我们乘军舰驶向越南之前的14个月期间，我们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野外度过的，训练重点是直升机空降突击，和非常复杂的炮兵、战术、空中支援，以及空对地火箭炮火与进出于战区的直升机之间的协同作战。指挥官们必须学会识别各种不同的地形，而且在牢记各种地形特征的同时还要时时刻刻目视搜索选择着陆区和搭载区。我们还练习快速装卸人员和作战物资，以便尽量减少直升机受到攻击的可能性。彻底的灵活性是我们拟定计划和思考问题的座右铭。
我还坚持在训练中让阶层实施下列值得牢记的做法：我们会突然宣布某位排长阵亡，而让他手下的士官代理其职务完成任务；或者我们会宣布某个士官已经阵亡，指定某个一等兵代理班长。我们是为实战而训练，而在战争中指挥官阵亡的事经常发生。我要让每个人都接受必要的训练，以便在战场上能够随时接替和代理阵亡者的领导职务。
第十一空中突击师的毕业典礼非比寻常。这就是1964年10月至11月期间在南、北卡罗来纳州举行的最后一项试验计划，即“空中突击Ⅱ”。大约3.5万名士兵参加了演习，第十一空中突击师跟“假想敌”部队第八十二空降师对峙。数百名军政要员从华盛顿赶来观摩直升机战的实况。我们早已听到一些传言说我们是在为到越南打仗而受训。华盛顿重要人物的到来增加了传闻的可靠性。
无巧不成书。一天深夜，我们在营部打开新式的PRC－25型野战无线电监听在越南的一个美国空军前进空中管制官指挥空袭。远在1.9万公里之外的枪炮轰鸣和炸弹爆炸声听得清清楚楚。这短暂的不稳定的无线电回波把越南战争的实况传到了南卡罗来纳州长有稀疏松树的沙地上，当时我们正在那里举行演习。
在这些日子里的大部分时间，我营保持满员或者接近编制的实力，即有37名服役军官、1名准尉、729名士兵。这种状况到了1965年春发生了变化，我们的15个当排长的少尉走了8个。这8个尉官中多数是预备役军官，他们已经服役期满，并退出现役，其他几个尉官则被调到其他部队，或重新分配了职务。1965年4月至7月期间由于退役或调动，我营又失去了情报官、医官、人事官、空中作战官、军需官、助理医官、随营牧师和两位连长。
6月初上级给我营分来6个初出茅庐的少尉。我们将他们安排到缺排长的6个步枪排，并且让他们参加为期7个星期的在职强化训练，学习空中机动和空中突击战术。然而8月初，在我们部队部署到越南战场之前，6个少尉全部被从营里抽出来留在本宁堡学习6个月步兵军官的基本课程，因为有人心血来潮发现了美国陆军有这样的规定，即新的少尉未学过步兵军官的基本课程不能派往前线参战。外行的指挥更换使我营部队动荡不安。除了一连补充了2名步枪排排长之外，其他2个步枪连各补充了3名排长。每个步枪连有个迫击炮排，但是我们却没有任何军官带领他们。
要在开往前线之前把我们14个月时间训练的课目像填鸭似地塞进这些新尉官的脑子里确实很难，时间太仓促。我们尽了最大努力，而他们也不遗余力地苦练勤学。他们到营里报到时，我把他们全召到我的办公室，并且把各排的士官也一起召来。我告诉他们，我们即将开赴战场，时间紧迫。我下达了两条命令：第一，各排的副排长要毫无保留地教会排长一切必要的知识，包括空中机动作战、小部队战术、士兵的基本情况、如何实施领导等等；第二，除了发问之外，新排长仍一律免开尊口，必须认真倾听并且熟记士官们告诉他们的一切。
7月初，五角大楼宣布第十一空中突击试验师已经履行了其既定使命，从那时起该师更换番号为第一(空中机动)骑兵师。我的旅长布朗上校很重视部队的军事遗产和历史传统，他立即请求上级把美军第七骑兵团具有历史意义的军旗授予他旅的两个营。因此，我营的番号被更改为第七骑兵团第一营，我们的姐妹营的番号被更改为第七骑兵团第二营。
在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中校当第七骑兵团团长的日子里，该团采用一首叫做“加利·欧文”的热闹爱尔兰饮酒歌作为本团的进行曲，连该团团徽上也都铭刻上“加利·欧文”几个字。该团官兵互相行军礼的时候总是习惯性地相互亲切喊一声“加利·欧文，长官”。我们不但继承了第七骑兵团的军旗，而且也接过了该团的其他传统。部队官兵很高兴接受这一切。
约翰·B．斯托克顿上校指挥的第十七骑兵团的第三骑兵营此时已经把番号改为第九骑兵团第一骑兵营。他手下的军官和飞行员看来生龙活虎，展现出骑兵部队的气质。他们都蓄着骑兵的胡须，头戴高顶宽沿黑毡帽，文件装在鞍囊里。尽管师部里某些比较保守的军官对此看不顺眼，试图干预，但无济于事。斯托克顿和他的部下甚至把该营的吉祥物——名叫玛吉的骡子——偷运到越南。在此之前师部曾严令禁止携带任何宠物上舰，该命令实际上就是为了让骡子留在美国而下的。
由于约翰逊总统拒绝宣布紧急状态，拒绝延长士兵和预备役军官的服现役期限，我营和师里其他各营现在开始吃苦头了。上头传达这样一道命令下来：从该师部署之日8月16日算起，凡服现役期还剩60天或不足60天的任何士兵都必须留在国内。
我们感到寒心。在部队严重缺编的情况下我们被送上了战场，仅我营就减少了约100名士兵，这就大大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而正是这些被留下的士兵接受直升机作战新技术训练的时间最长，他们必能在战争中发挥作用。上级一道命令就把这些精锐士兵弄走了。这在当时来说毫无道理，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荒唐的。
1965年8月10日我们在本宁堡度过了最后一个夜晚。我早在晚上7点钟就回到家中，以便及早赶上跟妻子朱莉和5个孩子吃一顿团圆饭。最大的孩子已经13岁，最小的才3岁。我告诉他们全体，次日早晨在他们醒来之前我就已经离家了，我将要到越南去打仗。晚饭后我坐在沙发上朗读故事给6岁的女儿塞西尔听。她以不解的神情看着我并问道：“爸爸，什么是打仗啊？”我费了很大的劲向她解释，然而她似乎越听越糊涂。
我把闹钟定在凌晨一点半。凌晨三点半全营官兵和随身物品都上了租来的汽车，车队从本宁堡驶往南卡罗来纳州的港口城市查尔斯顿。美国海军的“莫里斯·罗斯”号运输舰正停泊在港口的码头。8月16日，星期一，我们驶离查尔斯顿。由于运输舰的航速慢，我们戏称它为“慢悠悠的罗斯号”。我们从美国东海岸出发，穿过巴拿马运河，横渡太平洋，最后抵达越南，总共花费大半个月时间。也是在8月16日这一天，北越人民军第六十六团的最后一批部队离开了北越清化的驻地开赴南越。他们沿着胡志明小道步行800公里路程需费时近两个月。美国和北越部队将在德浪河谷地会面交战。
9月中旬，“罗斯”号运输舰在南越中部港口归仁下锚停泊，我们的先头部队到码头欢迎我们抵达。在第一零一空降师帮助下，先头部队在安溪镇北面弄到了一大片灌木林地。安溪距离归仁68公里，靠近19号公路，上级决定，我们一砍掉灌木林并建起营地，安溪就将是第一骑兵师的基地。而哈利·金纳德将军则坚决反对把安溪作为第一骑兵师的基地，其理由是，这就像美国殖民时期白人把城堡建在印第安人的腹地一样，必然四面受敌，自顾不暇。
金纳德使劲在华盛顿、西贡和曼谷游说疏通，希望把他的新师的基地改设在泰国境内。部队可以从泰国发起作战行动，深入南越境内，而且还可以对经过柬埔寨和老挝的北越交通线实施打击。金纳德将军的请求得到的却是否定的答复，而且很不客气。他这个师现在必须建立、驻扎和守卫安溪基地，这样一来，势必减少能够参与追击和歼灭敌人的部队。
当我们的契努克运输直升机将我营官兵从归仁运往安溪之际，我们飞过一个小简易机场，在这机场的西北端有一座黄色的三层楼建筑，看上去已经年久失修。在从美国开赴越南的军舰上我重读过伯纳德·福尔的《没有乐趣的街道》，所以我一眼就看出那个机场正是1954年6月24日法国陆军的第一百机动兵团的出发地点。这支法军部队沿着19号公路朝西前进，一头栽进了“越盟”具有历史意义的伏击圈，这次伏击加速了法国在中南半岛殖民统治的崩溃。
我们从直升机上走下来后看到的是茂密的树丛、灌木和杂草，这个着陆点位于我们未来的机场“高尔夫球场”的中央。副师长约翰·M．莱特准将颁布新建机场的要求是“像高尔夫球场一样平坦”。第一骑兵师共有450多架直升机和固定翼飞机。莱特准将不让我们用推土机平整土地，以防止建好的机场因地表无植物覆盖而在雨季变成烂泥坑，在旱季尘土飞扬。
第一骑兵师的士兵和大约2000名越南民工用大砍刀、斧头或徒手清除灌木和杂草，不久莱特将军所要求的“高尔夫球场”建成了。此外，他们还在基地周围建了一条20公里长、90米宽的戒备森严的防御地带，他们称之为“屏障线”。我们的生活是艰苦的，住的是楔形小帐篷，吃的是C野战口粮，只有在下雨时才能洗澡。屏障线以外还有若干前哨组成的警戒线。各营部队轮流到前哨警戒线执勤，并派出巡逻队以防越共游击队袭扰。到越南的第一个月我营就失去了两名战士，他们是在外出巡逻途中渡过巴江河时淹死的。
起初几天当地的游击队进行过几次试探性袭击，使得我们的士兵有点草木皆兵，对很多绿树乱开枪，因此我们实施了严格的开火纪律，可怜的是斯托克顿上校心爱的骑兵吉祥宠物骡子玛吉惨遭不幸，一天夜里，玛吉在哨位周围溜达，我营三连的一个士兵正在哨位上站岗，紧张之际开枪把玛吉打死了。
士官长普洛姆利把玛吉被打死的情况向我作了报告：“哨兵向它进行了查问，它怎么晓得口令啊。”普洛姆利说他会“恰当”而妥善处理被打死的骡子的。他让人把死骡子用绞盘拉上师里的口粮运输卡车，因为每天上午这辆卡车都要给各营运送口粮。口粮卡车到了下一站时，死骡子玛吉和口粮一起被抬下了车，因为这里是斯托克顿上校的第九骑兵团的第一骑兵营。普洛姆利的处理方式倒也干脆利落，但策略欠妥：玛吉之死以及事后用口粮卡车把死尸送还给其主人曾使诸营之间的关系一度不和。
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严密督促之下吞服一颗防疟疾药丸。药丸有10美分硬币那么大，苦得很。不管天气多么热，每个人都必须在蚊帐里睡觉。如果被发现不在蚊帐里睡觉，那就算是犯了军法第十五条所列的过失罪，不需经军事法庭审议，指挥官有权给予行政处罚。尽管有上述措施，我们到了越南两三个星期后，就开始因官兵染上疟疾而减员。不到6个星期，仅我的营就有56人因患重疟疾被送进了医院。最令人头疼的问题是在越南中央高地流行的一种极其厉害的疟原虫引发的疟疾，它对我们当时带去的防疟疾药物有抗药性，有些人天天服药，还是得了疟疾。
不断有老兵服役期届满离队，因而我营的人力持续流失。我营的编制实力应为767人，可是到了9月底我营只有679名官兵，缺编88人。10月份又有4名士官和17名士兵轮换回国。11月份6名士官和132名士兵按期离队回国。
10月份我营透过“注入计划”补充了两名军官和二三名士官。所谓“注入计划”是向我营调进一些已经在越南待过一段时间的其他部队官兵，因为按理说，这些人对所在国和我们的敌人了解得更多些。
在这段时间里，我营在安溪基地附近地区进行了扫荡。我们的损失是有几个人被敌人放冷枪打伤，但是我们缴获了一面很大的越共旗帜。
10月下旬，第一骑兵师的第一旅从安溪转移到西面波来古的哈洛威营地，开始追击企图攻打波来梅特种部队营地并伏击南越救援部队的敌人。
斯托克顿上校手下的直升机侦察小分队很快就发现正在撤退的北越部队。11月1日，骑兵部队的一个小分队在波来梅以西12公里外发现了十几个敌人，并向他们开火，他们立刻逃跑。几分钟以后发现了更多的敌人。斯托克顿让步兵们从直升机上着陆，一会儿就攻下了北越人民军第三十三团的野战医院。击毙了15名敌人，俘虏了包括伤员和医护人员在内的44人，还有成吨医疗用品、大米、文件和武器。那天下午北越部队发动了反攻，第十二骑兵团的第二营赶到增援斯托克顿时，战争已经激烈进行了好几个钟头。11个美国人被打死，51人负伤，而敌人的伤亡估计为250人。
在同一天，即11月1日，北越人民军第六十六团的先头部队正沿着德浪河从柬埔寨越境进入南越。在野战医院战斗里缴获的敌人文件中有一幅军用地图，这是德浪河谷地区的地图，图上标明了北越人使用的小路。11月3日，迪克·诺尔斯将军指示斯托克顿上校开始对某一小道实施威力搜索，即以相当大的部队实施攻击，以便察明敌人部署的位置和兵力。这条小道在边境以内3公里，顺着德浪河的流向。
斯托克顿将他的作战基地转移到德基特种部队营地。鉴于在野战医院之战期间第一旅向他抱怨派遣增援部队的动作缓慢，斯托克顿说服了诺尔斯将军同意把第八骑兵团的第一营的一连同时也转移到德基，该连的连长是西尔多·S．丹尼尔森上尉。
那天晚上斯托克顿设置了3个排规模的埋伏圈，1个埋伏圈设在德浪河小道沿途，另外两个埋伏圈离这里约1.5公里，方向正北。当北越部队的一个加强连行军接近第一个埋伏圈时，最南面的那个排密切注视着他们的动向。在离埋伏圈100多米处，北越部队停止前进作短暂休息。晚上9点钟刚过，他们继续向东行军。
美国人放过了北越部队的先头人员，等到北越的兵器连一进入埋伏圈的杀伤地带，美国人就引爆了他们预埋的8枚克莱莫尔杀伤地雷，每枚地雷喷射出数百个定向的轴承钢珠，形成扇形杀伤面。与此同时，美国人的步枪和机枪一起开火，扫射那些未被地雷炸死的北越士兵。然后查尔斯·S．诺尔伦上尉命令他手下的几支伏击部队迅速离开现场，撤回到被当作巡逻基地的一个林间空地。不到半个钟头，一支非常愤怒的北越大部队向他们发动了猛烈攻击。诺尔伦手下的士兵透过无线电向上级报告他们寡不敌众，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斯托克顿上校命令丹尼尔森上尉的那个连乘直升机前去增援。
这一着挽救了诺尔伦的连，美国人免遭失败，但是斯托克顿却倒了大霉：诺尔斯将军声称他曾命令斯托克顿在调动丹尼尔森的一连上阵作战之前，必须得到他这位将军的明令批准。这个事件以斯托克顿调到西贡当参谋而告终，第一骑兵师失去了最具争议性而又最有指挥才能的营长。
不管后来发生了什么情况，师部在当时并没有部署作战行动，以便扩大斯托克顿指挥的伏击战的战果，乘胜追击那些刚从胡志明小道开赴过来的敌人的大量增援部队。恰恰相反，11月6日师部下令第一旅返回安溪基地，而第三旅接替履行波来古的作战位置，从11月10日起命令生效。
蒂姆·布朗上校指挥的第三旅有3个营，其中第七骑兵团第一营由我指挥；第七骑兵团第二营的营长是罗伯特·麦克代德中校；罗伯特·塔利中校指挥第五骑兵团第二营。麦克代德中校是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兵，曾担任师人事官近两年，10月下旬接任我们姐妹营的营长。
11月9日，我随布朗上校来到波来古的师前线指挥所听取关于战场形势的介绍。指挥所的墙上挂着一幅情报地图，图上所示的德浪河上方、波来梅以西的朱邦山脉上有一颗大红星。我问介绍战场形势的一位参谋，那颗红星是什么意思。他回答道：“那是敌人的大本营。”第二天，我营的部队被直升机从安溪运送到设在卡蒂卡茶园的旅野战指挥所。在那里，布朗上校的参谋们向我们介绍了一下战场态势，下达了我的使命：在波来梅以东8公里外实施空降攻击，要找到并歼灭敌人。我感到惊讶和大惑不解。第一旅跟敌人的所有遭遇都在波来梅以西，而他们却命令我们到不同的方向去寻找战机，岂非南辕北辙。再说，旅部情报地图上标着的那颗大红星一清二楚地显示最大的打击目标远在西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