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第四师告别·第十一

作者：尼兰詹·普拉沙德 ·印度

出自————《达旺的陷落》

出自————《战争通史》

　　 我在色拉进行战斗的计划未被批准。当天(10月24日)下午5点钟，我接到军区司令的电话：“尼兰詹·普拉沙德，”他粗率无礼地说，“你过了一段惨痛的日子，阿南特·辛格·帕坦尼亚就来代替你，他即将前来接你的任。”就这样，他放下了电话。

　　 我感到这一打击太沉重了。对待一个下级指挥官竟然如此刻薄无情——当我正在作战的情况下，这样粗暴的撤职，没有一句预先通知的话，也不给我任何辩解的机会。森一定早已得悉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委，就我所知，帕坦尼亚将军在德里国防部任职，不会突然地被调离的。进一步设想，除非在森的煽动下，就不会发生这样的变动。我感到痛心和耻辱：对军区司令来说，他为克节朗河的灾难寻找一个替罪羊，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我们各级的司令部门中，难道竟无一人敢于坚持进行一次那怕是草率的调查，然后再颁发这种不合时宜的、不公正的，而且是专横的撤职命令吗？

　　 在那悲伤的时刻，对我唯一的安慰是来自我的直接下属军官们，他们对此消息感到震惊——开始简直不能相信。但是，事实已经不容置疑，因为普拉塔普·桑杜同时从提斯浦尔来电话，告诉我们指挥部的上层领导要进行一些更换，全部名单如下：

　　 哈尔巴克希·辛格少将，英雄转轮奖章获得者代替考尔中将，提升任第四军军长；

　　 阿·辛·帕坦尼亚少将，两次获得大英雄转轮奖章接任第四步兵师师长；

　　 霍希阿尔·辛格准将，军械检查官，综合直接支援保养官，十字勋章获得者代替拉尔任第六十二步兵旅旅长(色拉)；

　　 齐马准将代替塞以德任第六十五步兵旅旅长(申照宗)；

　　 吉尔准将代替卡尔茵·辛格，任第四师炮兵旅旅长。

　　 这是当局绞尽脑汁的产物。第四军和第四师的整个指挥机构在战斗的前夕，全部改变了。现在新任命的人，对于地形不熟悉，情况不了解。很明显，军区司令认为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获得英雄奖章者的名单，就可以代替了解地形、富有经验和熟悉部队的指挥官们。

　　 当我因被撤职而感到震惊，神志尚未清醒过来的时候，在几分钟之内，两架直升飞机相继降落了。帕坦尼亚乘第一架飞机到达，他是一位老朋友，我们同在一个团服役过——第五廓尔喀联队。我还来不及去欢迎他时，哈尔巴克希·辛格由德·卡·帕里特准将、英雄转轮奖章获得者陪同，乘第二架飞机到达。帕利特是东部军区司令部的作战处长。他在两年以前曾任第七旅旅长，对色拉地区相当热悉。因为我要离任了，军区司令部派帕利特来，以便向新军长哈尔巴克希介绍关于色拉地区和前方的地形。

　　 还有一位客人，紧紧地跟随着这一行人，他是莫欣德尔·辛格·帕坦尼亚少将，是阿南特的堂弟。后来，我听说，就在当天，他奉命组织一个新的第二步兵师，指定驻扎在东北边境特区的东部。由于他的师部过一两天才能开始工作，莫欣德尔要求同帕利特一起来，作一次打前站的侦察。

　　 第四军新军长哈尔巴克希告诉我，他愿意听我概要地讲讲形势。然后他打算在德让宗营地过夜，次日上午在返回提斯浦尔之前，视察色拉地区。

　　 当我引导这一行人去作战室的小茅屋时，莫欣德尔·帕坦尼亚同我并肩走着，他说：“尼·普，看你的样子，精力颇为充沛，我几乎不能相信，你是我所听说的那样的人。”很明显，在他的印象中，我是一个已经不中用的人了。

　　 我在介绍情况中，扼要地回顾了到目前为止的战斗过程，结尾是从达旺撤退到色拉。然后，我描述了我所计划的防御色拉的布局，强调这个阵地具有巨大的防御潜力——色拉山顶巨大的马蹄形结构作为旅部防区，努拉农前沿狭窄的峡谷如同一条深渊，以及让地区的阻击阵地。我也在地图上指出有一条绕过色拉的小路，我着重说明，中国如不能首先夺取色拉阵地，就无法进到平原(除非依靠以人力为基础的轻装部队)：即使中国绕北部高地小道进来一部分轻装部队，也会被邦迪拉的驻军所阻止，不能到达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如果守住色拉和邦迪拉，中国采取迂回的战术，对他们好处不大。

　　 当我兴奋地谈到色拉这个主题的时候，我注意到哈尔巴克希或阿南特·帕坦尼亚都不大感兴趣。他们继续相互耳语，而且显得颇不耐烦。在我介绍结束以后，从他们向我提出的问题看，我感到新军长和新师长不大关心色拉的防御，在哈尔巴克希把帕坦尼亚领到一边悄悄絮谈之后，他们真正的意图暴露出来了。

　　 看来，他们二人都事先听到了吹风，说中国人不会在让地区过河，我不知道这是否军区司令的估计，但我回忆不起帕利特准将有这种论调，更有可能是这两位新到的将军交换意见后得出的结论，也许是接受了提斯浦尔某人的想法。不管他们根据什么情报来源，他们就是自愿或者不自愿地要改防御战为进攻战。究竟是他们迫不及待地要表现一种进攻精神，成为他们作出判断的根据，还是他们获得的情报分析，成为他们要显示进攻精神的根据，我就难以断定了。至于我，应当尽力使他们回到现实中来，我劝阻他们，不要动用第四师进行蛮干，去攻打达旺。依我看来，在目前的条件下，这将是一种不顾后果的、未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第四师还没有力量发动进攻：它经受不住在两周之内去进行两次自欺欺人的进攻，最重要的事必须最先做，第四师必须在山口建立一个防御阵地，以稳定战局，并且作为一个坚固的基地，以利于今后从平原调来新部队发动进攻。新部队应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师，不能象现在这样混杂一团，并且用这种混杂的部队连同第四师一起去匆匆上阵。

　　 我企图向哈尔巴克希和阿南特说明这一切，但是他们都礼貌地不予理睬，我由此得到一个信息——新班子会自己作出决定(如果尚未作出决定的话)，不要我出主意。这两条一定是森的周到的嘱咐。但愿森能同样周到地向他们介绍地形和当地的实际情况。

　　 我们一起到边境修路局的食堂去进餐。这个聚会是不愉快的。在我方面，我乐于避开，回到自己的小茅屋去好好地想一想。我有些担心，哈尔巴克希和阿南特对于作战的看法好象颇不成熟。在食堂里，我设法对帕利特准将进了一言，他向我证实，军区司令部坚定地要守住色拉作为第四师的防御阵地。因此，我难以想象两位新将军是从何处得到了启发的。当然我能够猜中，我决定对帕坦尼亚说出来，于是到他的茅屋去看他。

　　 没有费多少时间，就发现了这幕后的一切。阿南特说话不多却指明了，在提斯浦尔，他们听说的是，第四师关于中国攻打达旺的报道是严重地加以夸大了，十之八九是我们从达旺惊慌逃跑的。为此，哈尔巴克希急于把部队再调回达旺去，他很可能不用吹灰之力便重新占领达旺。

　　 不须多加思索，可以猜到这一论点是谁灌输的；森确有把作战形势弄得乱糟糟的无限能力，对此我感到惊异。在这里他又推动发起进攻，而对实际的作战条件根本不了解。在色拉的部队刚刚开始接受空投给养，他们还未从克节朗河和达旺战役的心理影响下恢复过来。森对于中国的兵力和意图以及地形缺乏第一手的了解。在此，他又驱策新来的军长，很不成熟地，又是根据想象中的情报，在阵地上尚未站稳脚跟的情况下，就去发动进攻。

　　 我试图把实际情况告诉阿南特·帕坦尼亚，力促他，最优先考虑在努拉农－色拉－申隔宗一带，建立一个强固的师的防御阵地。结果，他只是答应，待他次日亲自侦察之后再下决心。对此我应该满意了。因为帕利特也和他同去，我相信他们不会作出与军区司令部计划相反的作战决定。

　　 次日上午，我的客人分两批去色拉，哈尔巴克希和阿南特乘坐一辆吉普车，稍晚帕利特和莫欣德尔乘另一辆车。我有一种印象，新军长正在考虑下决心的时候，不愿意和帕利特在一起——但也可能我是错误的。(他们明确向我表示，我没有必要去色拉。)

　　 虽然我已经是一位离职的指挥官，但是在德让宗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去处理。因此，我要求哈尔巴克希允许我留到10月29日，对此要求，他立即同意了。首先，我要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我对保卫卡门边区的估计和计划——即在申隔宗－色拉，有一个主力师的纵深防御，在邦迪拉设一个“站”，具有一个旅的防区规模。我也要整理关于空投的资料，列出库存清单和急需物资的清单，写一批吊唁信给在扯冬阵亡者的家属，清理好其他的详细资料，以便我的继任者万一需要进行一次后勤情况的介绍时，将发现这一切早已准备就绪。当时我的高级后勤官夏木谢尔·辛格中校已从提斯浦尔回来了，正忙于整理他的调查表报事务。

　　 我开始猜测，很多人在德让宗边境修路营地生活太舒服，可能不愿意去申隔宗再过艰苦的生活了。我告诉我的射击教官曼诺哈尔，调到申隔宗去的第四师战术指挥部要尽快配备好，但是他，只是在阿南特的命令下才能行动。同时，我指示桑杜把两天前关闭的所有公路沿线的营地重新恢复起来，并且改进申隔宗山坡的空投区和接受物资的安排。实际上，像他那样活跃的人，办事总是抢先别人一步的，他已经开始行动了。

　　 哈尔巴克希在天黑以前就先回来了，——大概是下午4点半钟——他比其他三位先回来，因为他要在参谋会议上讲话，向他们发布他的初步命令，同时也听取有关后勤情况的汇报。奈尔和拉加瓦德已从色拉下来，现在德让宗。从哈尔巴克希在喝茶时，偶尔说的几句话中，我推测：他视察了阵地，会见了一些与敌人遭遇过的人之后，他的头脑比较清醒了。不管怎样，我们永远不得而知，他对军事行动得出了什么结论。因为，到头来，就在他还没有向军部参谋会议发表讲话之前，他已经站不住脚了。

　　 全印广播电台在当晚节目中广播了一条新闻，考尔中将现在病愈，即将回提斯浦尔重新指挥第四军。所有的眼光都不约而同地集中于哈尔巴克希。坐在屋里的人都感到很窘。究竟这是怎么一回事？现在似乎证实了我们在打一场空头政治战争。不论提斯浦尔和德里的身居高位的权威在做什么，他们肯定不是帮助前线部队准备对付意料中的中国攻势。

　　 我向读者再谈谈保卫卡门边区的部队变化：

　　 (1)10月4日——即实际上的战争前夕——不但军长而且整个军部，包括所有的作战和后勤参谋都更换了，第四军军部代替了第三十三军军部；

　　 (2)在军部变动的两周以内，第四师的全部原来的旅的番号都撤消了，由新的旅的番号所代替；

　　 (3)为了加倍制造混乱，全部旅长包括新成立的旅的旅长都被调走，从外边委派一批新的旅长来；

　　 (4)同时，在第四军军部，委派了一位新军长；

　　 (5)第四师师长同时担任军长的命令撤消了；

　　 (6)现在，刚刚到任的军长又为前任的军长所代替。

　　 如此愚蠢而荒唐的人事变动，在现代军事史上，或者在中古时期的军事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在此情况下，哈尔巴克希绝无机会再举行参谋会议了。不过，他还是走了过场，他把参谋全都召集到面前，但他只是概要地讲了目前的军事行动，询问了有关后勤供应的几个问题。然后，他一般地评论了几句。但是就讨论而言，自始至终是一次“沉默的会议”。对于哈尔巴克希的沉着，我给他的评分是满分。

　　 次日上午(10月26日)，我接到军部的电报，指示我去见当时在提斯浦尔的陆军参谋长。于是，哈尔巴克希和我连同莫欣德尔·帕坦尼亚及帕利特同机飞往。那天上午，我们未见到阿南特·帕坦尼亚，因为他留在申隔宗营地过夜。我很想知道他在调查地形之后会得出什幺结论。不知怎么的，我总认为，在他面对现实之后，对于进攻达旺就不会那么积极了。

　　 从德让宗飞回，是一次令人沮丧的旅程。我们从森林密布的山脊上空飞过，山脊从曼大拉(在德让宗以南的山口)连绵不断直到邦迪拉，然后向南，从登加山谷和比里山脊高空飞过。我清楚地看到，从伏特山沿公路有很多车辆在活动，车辆在山脊上曲折前进走向邦迪拉。我希望这些运输队中包括去色拉的援军和给养。在我的头脑中坚信不疑，如果得到适当的增援，色拉是能够坚持下去的。

　　 这又使我想到那个不解之谜，森否认他发出了那个放弃色拉的神秘命令。我知道他是说谎，但是，难以想象，森这个人对于色拉或邦迪拉的地形是一无所知，而且在达旺，对于作战表现得那样没有主见，怎么会作出这样一次突然的肯定的决定？我越想此事就越相信，一定是军部有别的人把他引入歧途。可能是谁呢？当我开始研究这个新谜的时候，我们正从围绕提斯浦尔的茶园上空飞过。

　　 大约中午时候，我们在提斯浦尔降落，并驱车去军部。我发现军区司令心安理得地占据着我在原师部驻地的老宿舍(当比吉同他的新提升的军部人员到达的时候，我的妻子就搬出去，到边境修路食堂去了)。

　　 陆军参谋长也从德里来了。大批高级军官转来转去，不知何去何从，呈现出一派混乱的气氛。在这些人中，我遇见霍希阿尔·辛格准将，他刚得到通知，前往色拉接替拉尔任第六十二旅旅长。我还见到弗马准将，他奉命在军部作为准将主管行政管理工作。哈尔巴克希和我加入到这一群似乎漫无目标的高级军官之中。

　　 未等多久，我被召到军长办公室，塔帕尔上将 [ 译者注：陆军参谋长。 ] 要接见我。我不知道这次接见的结局如何。我不知是否森已经破坏了我成功的机会，也不知是否参谋长愿意听听我对作战的独立见解。我决定不处于被动地位，同时我决心敦促进行一次高级的调查，深入了解克节朗河的整个事件，包括该战役的后果，特别是关于色拉防务的计划问题。

　　 塔帕尔上将看来是一副极度衰弱而感到迷惑的形象，他似乎失去了他特有的沉着与镇静。他让我坐下并由我开始说下去。

　　 我告诉他，我接受这一事实，由于在克节朗河打了败仗，我被解除了军职。但是我个人认为，这样简单化的处理是不合理的。我强调指出，在克节朗河建立阵地的整个过程是违反我的建议的。就连最早分配我师承担的，保卫从缅甸前线的瓦弄到达旺和沿不丹边界的克节朗河的漫长边境——就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仅如此，原定保卫达旺的第七旅也被轻率地连根拔走了，而且未获得我的同意，就被推到克节朗河谷，向塔格拉进行虚张声势的进攻——这一任务，从后勤和兵力对比两方面来说，都是第七旅显然力所不及的。当中国人最后进攻时，我们落入了自己设置的战术陷阱之中。

　　 我肯定地说，作战情况的一切胡乱处置都应由森个人负责。他在发动进攻之前，从未到过提斯浦尔的前方，他对于山区的情况一无所知，而且，他指挥我们，向喜马拉雅高山上占有优势并有准备的敌人，发动这样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在后勤方面应作出多大的努力，他甚至对此缺乏最起码的知识。

　　 塔帕尔打断我的话，说这整个是一个政治决定，从军事上来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承担责任。他说关于调查一事，要在适当的时候，而不是立即进行。

　　 这是有意回避问题。我还能做的，就是指出，森从扯冬事件一开始，就逼迫我制定一个进攻塔格拉的计划，甚至用威胁的口吻逼我。他不许我回答一个“不”字，而他对于提斯浦尔司令部以外的任何地形却是完全的无知，我告诉参谋长，依我看来，不论政治家可能承担什么责任，是森威吓着他的部下坠入克节朗河的危境，而且对他的整个战役指挥，必须进行调查。我特别要求塔帕尔上将调查三次灾难性的决定：

　　 第一：何人下令调第七旅去克节朗河的？

　　 第二：为何不用空军支援作战？

　　 第三：何人在10月23日取消了我所发布的坚守色拉山岳作为师的主要防御阵地的命令，而下达了相反的命令，以邦迪拉代替色拉？

　　 塔帕尔上将说是总理下令进攻塔格拉山脊的，这是一项政治性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把第七旅调至克节朗河。关于第二点，他加以澄清，排除空军支援是由于认为中国可能进行报复而轰炸加尔各答等大城市和工业中心。至于邦迪拉，他不知道有此决定，他说，在总理同意达旺因无法防守而不得不放弃之后，陆军总部坚决地决定守住色拉。

　　 参谋长几次重复地说，这些问题都是从最初的政治决定，要向中国发动进攻而引起的。我继续辩解称，政治决定必须根据军事上的建议。在我看来，森将军在军事上提供的意见——就我们所知——是错误的、不负责任的、应该受到严厉申斥的。我坚持进行一次调查，对于这种自己造成的悲剧和军事上的耻辱，必须有人承担罪责。至此，参谋长结束了接见。

　　 当我起身要离去时，塔帕尔好像想起了什么事情，他说：“等一会，关于邦迪拉：我刚刚记起了一点情况。当波杰(即森将军)在23日，从他的达旺之行回来给我打电话时，现在我回忆，他说他已下令在邦迪拉作为第四师的防御阵地。我说：‘波杰，你是说色拉，是不是？’他好像有点混淆了。我记得告诉他，是总理同意撤退达旺，而我要坚守色拉的。”

　　 我告诉塔帕尔上将，森将军现在否认他曾发布的撤到邦迪拉的命令，该命令几乎造成色拉和德让宗的撤退。事实上，他们正要放弃这两个地方的时候，碰巧我及时加以制止了。

　　 塔帕尔上将继续说：“是的，我记得很清楚，甚至在我纠正了他之后，波杰继续谈到‘邦迪拉防务’。实际上，我之所以同我的作战处长帕利特匆忙赶来提斯浦尔，原因之一是因为森似乎完全混淆了卡门边区的主要防区的位置”。

　　 我未再讲话。我从一开始就怀疑军区司令对于地形有些胡涂。对他来说，只知道地图上的一些名字，在他脑子里，那些地名和实际的地方，对不上号。地图上的名字，不象实际的地方，是容易搞混的！

　　 在陆军参谋长接见我以后，我忙于给我那些阵亡或失踪的同事的家属写吊唁信。其中包括一封信，写给我哥哥茵达尔·普拉沙德，马哈比尔·普拉沙德上尉是他的独生子，在第一锡克联队，于10月20日在扯冬阵亡。

　　 然后，我写出一份传令嘉奖的名单，授予阿育王转轮奖章——忠于职守而不是英雄(因为后者必须有目击者证明)——并且要求在战报中表扬几位军官。其中传令嘉奖卡尔茵，辛格准将，阿鲁瓦里阿上校(箔九廓尔喀联队)，·米斯拉(旁遮普团)和李克(拉加普特联队)，曾在棒山口锡克团的一个二级准尉，两个直升飞机驾驶员，塞加尔和威廉士以及其他几位。几个月之后，我听说，我的推荐全被驳回，我为此感到震惊。同时，宣布授予一批高级英雄奖章包括一个最高英雄转轮奖章，几个大英雄转轮奖章和英雄转轮奖章。我未曾提议传令嘉奖这些人，因为关于这些英勇行动，没有得到报告，更缺少证明。国防部如何确定授予这些奖章的，对我是一个谜。我猜测，这又是一个“政治决定”的例证。仿佛抛出满袋的勋章，授予只是从帽子辨认出来的名字，就可以把一次败仗变为胜利了。

　　 在军部的外边，有一套楼房给了我师的后方指挥部，就在那里我用了一个下午写报告和信件。看到人们情绪低落而无目的地在主楼转来转去，我不愿意走到一起去。目前甚至连谁是军长也不明确。多亏哈尔巴克希的前来，我自己非正式的行使军长职务的任期已经结束，现在谁也不确切知道考尔是否已经重新指挥第四军，因为他还在德里。既然“政治上”批准了很多古怪的事情，那么这任命也是可能的。

　　 下午，我终于有功夫到边境修路官员食堂去看望我的妻子。这栋建筑位于通向提斯浦尔的路上，离军部三公里。如前所述，在10月4日当第四军军部人员到达时，我的妻子腾出我们的住处，搬到边境修路局找了个栖身之地。

　　 傍晚我回军部，找到哈尔巴克希，因为我要他为我安排会见森。我对他从头讲了事情的经过，强调指出森应对整个的大失败负责，甚至现在他继续以惊慌与无知在错误地指挥战争而没有受到处分。我说我们完全有理由在森进一步造成损失之前，公开地逮捕他。

　　 对于我如此激动地发泄感情，哈尔巴克希吃了一惊。最初，他规劝我，但是我告诉他，如果不加制止地让森蛮干下去，肯定会使国家陷入另一次的灾难，特别是他已经在“反对色拉”的阵营里。对此问题我感到一种令人不安的预兆。

　　 哈尔巴克希仔细考虑了一会，然后开始追忆往事，谈到上次森、哈尔巴克希和我碰到一起的场合，那是在一次作战的危机中——也是森作为一个指挥官，表现无能的另一事例。那是1947－48年，在克什米尔战役的头几天，当时森上校刚从陆军总部调来(说来也奇怪，陆军总部的参谋帕利特，借调作为森的临时的旅参谋长，陪同森前往)，指挥空运到克什米尔谷地的部队，以阻止巴基斯坦入侵者第一次的猛攻。我是空军的地面联络官，哈尔巴克希作为旅参谋长被调来(后来作为森的第一百六十三旅的副旅长)。

　　 在11月3日的夜晚，在索曼纳斯·夏尔马少校指挥下的一连古毛尼斯兵，在巴德根地方(离斯利那加 [ 译者注：克什米尔的首府。 ] 飞机场有三、四英里)受到攻击，森惊慌失措，违反哈尔巴克希和我的所有劝告，他把正在巴拉穆拉郊区阻止入侵者主力部队前进的第一锡克联队召回来。然后森集合所有其他部队到机场，准备撤回平原去，从而放弃克什米尔。

　　 “记得他是怎样逃跑的吗？”哈尔巴克希问，“或许他也将在这里逃跑，放弃东北边境特区。在1947年10月，若不是萨达尔·帕特尔 [ 译者注：圣雄甘地的四大弟子之一，印度独立后曾任副总理。 ] 第二天上午及时赶到，我们一定会丢掉克什米尔谷地”。

　　 虽然这不是众所周知的，却完全是事实。森曾下令撤回到机场，这会把斯利那加丢下，任凭入侵者的摆布。已故兰吉特·拉伊上校的第一锡克联队已从帕通撤回到机场。哈尔巴克希和我无论怎样劝告，对于惊恐万状的旅长，都不起任何作用。他决定在24小时以内，放弃克什米尔谷地。只是第二天早晨，萨达尔·帕特尔飞来并听到我们的计划，他坚决禁止进一步的退却，他直接向森下令，立即把锡克部队调回帕通，并让森本人准备保卫斯利那加。谢赫·阿卜杜拉 [ 译者注：克什米尔国民大会党主席，长期任该邦首席部长，1982年逝世。 ] 和巴克希·乌拉姆·穆罕默德到机场来迎接萨达尔，由于突然施加的这一不可抗拒的强有力的干预，拯救了他们和他们的美丽的首府——当然，最终也拯救了整个的克什米尔谷地——避免了巴拉穆拉的厄运，他们对此明显地感到宽慰。不用说，森在他所著的“一线之微”一书中，未提到这一可耻的事件。

　　 令人悲愤的是，在1962年，我们没有萨达尔·帕特尔来改变东北边境特区那位高级指挥官的心意了。哈尔巴克希和我讨论到深夜，我们决定，如果考尔在次日上午还不见影子的话，我就去见森以澄清问题，但是我要哈尔巴克希在场作为证人，他立即同意了。那一夜我们在达成这一谅解后分手了。然而，我们未能按照原定的计划行事：看来连哈尔巴克希也有他的“胆怯的缺点”。当他和森面对面时，他肯定地失去了锐气。

　　 考尔在10月27日上午11点钟以前，还没到达。哈尔巴克希和我到军长的茅屋里去见森。当森问我们要干什么的时候，我说要求他给予接见，讨论作战问题。然后森看看哈尔巴克希，粗暴地问：“你来干什么？考尔已经重新指挥——你难道不知道吗？”哈尔巴克希一言未发，敬了个礼，就把尾巴紧紧夹在两腿之间，鬼鬼祟祟地溜出去了。

　　 出入意外，森很客气地接待我。他显然是在克制着自己，他的眼圈是黑的。但是，说得轻一点，他对我献殷勤是不必要的。他请我坐下，问我要不要喝茶，是否吸烟。我坐下了，但谢绝了其他的一切。

　　 我正式地告诉他，我要同他澄清几个问题。现在，克节朗河的灾难证明了，从这些军事行动的一开始，我的意见是正确的。根据什么下命令进攻塔格拉山脊？森说这是一项“政治决定”，正如塔帕尔所说的。我提醒森，所有他的下级指挥官，乌姆拉奥、我和达尔维，全都反对这种凭幻想而造成的冒险。他为何不把这些情况向政治家们说清楚？难道军队就任凭政治家们从灾难推向灾难，而在军事统治集团中，竟无一人站起来代表他们下属的官兵说话？

　　 我继续说，为这一系列的全部灾难性的决定，必须有人承担责任：克节朗河的军事行动；然而，在决定取消进攻之后，下令第七旅仍留在不符合战术要求的克节朗河谷阵地，决定印度空军不用来担任作战任务；在进攻已经发动之后，决定连直升飞机也不派到前方。

　　 然后森向我作了长篇的、杂乱无章的、空洞乏味的说教；显然他对历史只有模糊的概念，他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引用了几个例子(在我脑海中这些是完全不相关的)，说明文官政府有最高的权力。在他这种采取守势的使人厌烦的说教中，自始至终我静静地坐着；但是，当他说完以后，我再次提出上述的几点。

　　 然后，森提出同样的借口，跟塔帕尔所说的一样——关于进攻塔格拉山脊的政治动机和未动用空军的原因。至于直升飞机问题，他说他不知道是谁下令停飞的，肯定不是他。当我指责他发布有关邦迪拉的相反的命令时，他否认说，他从未下令以邦迪拉为基地建立师的防务。

　　 森始终未提高嗓门对我说话。尽管我对他在战术上的错误决定继续“攻击”他，但在整个会见中，他是很和蔼的。在结束时他说：“很抱歉，我不得不撤换你，尼·普，但是我这样做，是因为我认为你一定是很疲劳了”。我不再谈下去了。我告诉他，我要就这些军事行动写一报告，并且如同我告诉塔帕尔的一样，我坚持要求进行一次调查。

　　 我继续考虑森在态度上的变化，它使我迷惑不解。有一段时间我这样认为，这是由于他为草率“撤换”我的第四师指挥职务而感到懊悔，但是我不相信他会有如此体贴入微的感情。一直等到大约一周之后，当我到了德里，我才发现了真正的答案。我住在内弟(索尼医生)的家里。一天上午，有一位高级军官从森的勒克瑙司令部来看我，我不太熟悉他，找很纳闷，不知什么原因使他来拜访我，特别是我住在别人的家里。他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但暗示森希望我放弃进行调查的要求。他异乎寻常地告诉我，森将军是多么对我表示良好的祝愿，他用庸俗的言语继续重复地对我说：“他一点也不反对你，尼·普”。这一切良好祝愿的原因很明显：搬出森的全部可爱之处，目的是使人产生好感，以达到他要我撤消进行一次作战调查的要求。

　　 不管如何，我还是回到了提斯浦尔。当天下午我接到我的一位旅长的电话，他是希夫·查兰·辛格准将(在东北边境特区东部第五旅)，他用最热情的语言，谈到我担任指挥期间的事。他说，把我调离第四师是“不公正的顶点”。我感谢他的忠诚、道义上的支持和他的慷慨的友谊。我知道他对自己前线作战形势大为担忧和十分忙碌，因此我更加感谢他打来电话。

　　 纳文·罗尔利，我的另一位旅长(第十一旅，当时在那加兰)，在他到旅部之前赶来提斯浦尔(该旅奉命调入莫欣德尔·帕坦尼亚新建的第二山地师)。纳文当晚找到我，如同希夫·查兰一样，他为我受到如此简单化和不公正的待遇而表示愤怒。当我告诉他，我同塔帕尔的会见和我要求进行的调查，他更进一步建议我把有关作战的全部重要电报和其他文件，都复制一份，以备调查之需。我说目前我没有时间，以后再去索取。纳文说：“你怎么可以认为，以后还可能索取得到呢？”他说，“我建议你，先生，现在就去搞复本，以后档案是会被窜改的。如果你没有时间，我将尽快地为你搜集全部资料，并且送给你。”天哟！他真是这样的好人，他确实做到了言行一致。

　　 我听说次日(10月28日)上午，比吉·考尔到达提斯浦尔，并且要见我。我走到军部总办公室，等候军长的电话。我几乎能够感觉得到，一股忧愁气氛笼罩着军部：看到比吉又回来指挥，令人有一种明显的憎恨情绪。这对将来是一种不好的预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哈尔巴克希的短暂任期，好像使人们吸了一口新鲜空气，使提斯浦尔士气低落的一帮人重新振作起来。现在又是一种失望的感觉。

　　 到接近中午的时候，军长请我去见他。比吉告诉我，他很抱歉，因为我被撤职了。这一切都是“背着我”干的，他是这样说的。他深表遗憾，对不住我，说他未能使我的第七旅从克节朗河谷解脱出来。

　　 “是情报局长比·恩·穆利克，他要对此负责”。他说，“穆利克坚决主张，我们绝不能从克节朗河撤退，而尼赫鲁，你是知道的，非常重视情报局长的意见”。

　　 比吉还说，有一段时间，塔帕尔威胁要辞去他的军职，而不愿被迫承担违反他自己判断的一次作战。他甚至走得很远，他写好了他的辞职信，但是在他去总理办公室的路上，穆利克从塔帕尔手中抢过辞职倍，并把它撕掉。他说，“将军，我恳求你不要辞职，假如你在克节朗河面对中国人的问题上，表现丝毫的动摇，那么政府就有倒台的危险。”穆利克向塔帕尔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中国人都不会越过克节朗河发动进攻的。

　　 “德里没有一个人接受我们对中国在达旺集结兵力的估计，”比吉继续说，“他们认为我们过分地使自己的士气低落，随后又夸大敌人的力量。政府里有些人甚至认为，有关在克节朗河和棒山口中国人大举进攻的故事，完全是捏造出来的。他们认为我们是未交火就逃跑，而不是中国人把我们打退的”。

　　 听到这一切，使我目瞪口呆。我知道比吉容易夸张，但是他所说的关于德里的态度，是有些道理的。在军队和政府之间，存在着这样大的信任差距，真是惊人。

　　 然后比吉让我谈谈河岸战斗的全部情况，我详细地叙述了第一天的事件，简略地谈了以后的发展经过。他还要确切了解我如何计划和部署色拉的防务。对此，我较详细地作了说明。我强调需要用一个师的兵力守住色拉，并警告他，不能按照帕坦尼亚和哈尔巴克希所暗示的，动用同一个师去进攻达旺。关于这个问题，比吉颇为明确：除非印度陆军得到机会进行整编和重新配备部队，才能进行新的战斗；否则，他绝不容许轻率地制订进攻的计划。

　　 我向比吉汇报了我同塔帕尔会见的情况，也告诉他。我正在写一份关于直到目前为止的作战报告，包括战斗以前的时期。他对我说我应在离开以前写完并且亲自交给他。

　　 然后我们开始讨论我到德里应该做什么，应该去见谁。比吉说，有绝对的必要，把东北边境特区的真实情况，告诉议会和公众。我表示如果不是通过正当的渠道，我是不愿意去见任何人的。比吉建议我应该去见迪奈希·辛格(当时在外交部)，因为总理听他的话。如果我能够说服迪奈希，他会把意见传给总理。我耐心倾听着这种卷入政客纠纷的幕后秘密计划，但是我不准备接受比吉对此问题的建议。

　　 午饭以后，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写出了关于扯冬和达旺作战的报告。其具体细节我是历历在目，我能按当时的情况尽可能准确地记录下来，而不添加个人的感情色彩。我不知道这份报告的原件送到陆军总部以后，情况如何，曾否问世。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不会有很多人看到它，因为我发现，直到目前那些理应更了解情况的人，还怀有很多的误解。我深信，有人故意企图贬低第七旅在克节朗河和第一锡克联队在棒山口的作战。不管如何，我的报告的一个副本交给了比吉，我自己保存了一份。我现在编写此书有关的叙述，就是根据这个报告的。

　　 我写完报告之后，回到边境修路局的食堂。该机构的一些文职官员从边沿地区回来了。有几位途中经过提斯浦尔城，他们对我们叙述说，该城呈现一派不安定的景象。在某一部分居民中，传播着近于惊恐的情绪。某些消息来源显然正在散布关于中国人如何残暴的臆造的恐怖故事。例如，谣传中国士兵惯于挖我们俘虏的眼睛，而后立即枪毙。就我所知，连提斯浦尔周围茶园的英国居民，也听信这些谣言而处于神经紧张状态：有些种植园主，已把家眷送到加尔各答。同时我必须记载下来，他们多数人给了我们极大帮助，他们借给我们运输工具和其他物资。

　　 从某方面来讲，惊慌和令人毛骨悚然的谣传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平民百姓没有官方提供的消息，他们对于军队又不再信任，而对于陌生的敌人的恐惧，当然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是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在军界里，惊慌竟达到这样严重的程度。甚至军部的战况报道也是极其耸人听闻的，而且关于惨败的程度，也是大大夸张了。我认为这完全应归咎于森将军和军部几位高级参谋。按照正常的惯例，应该在作战期间，每天派一名联络员到吉米塘我的战术指挥部，把当天第一手的情况报告带回来，军部就能够向报界发布准确的新闻通报。从10月中旬以后，军区司令部或军部未曾试图派任何人去第七旅防区的前线。如果他们这样做了，很多的惊慌与混乱——以及最终的痛苦——是可以避免的。

　　 在我看来很明显，自从10月20日，军部和军区司令部的指挥与参谋系统实际上已经瓦解。我记得10月23日早晨，在达旺我去看森时，他表现出惊慌的神态。甚至到现在，他还没有完全恢复镇静。而且军部或军区司令部尚无一人能够静下来，对截至目前为止的作战局势或中国的作战方法与意图，作出一个总的估计，或就中国可能采取什么行动作出一个可靠的预测。军部或军区司令部的参谋都未遵循常规的专业程序办事。相反，他们坐在遥远的控制椅上，仅仅凭着他们脑中的幻想，就对前线的进展情况，勾画出耸人听闻的图景。其结果是，他们的反应如同钟摆一样，在虚张声势与丧失信心两者之间来回地摇摆。钟摆摇到一头时，给了他们虚假的勇气，导致他们宣称，我们必须立即进行反攻，重新夺回达旺，钟摆摇到另一头时，他们陷入了绝望，主张放弃色拉与德让宗，向后撤退一直撤到邦迪拉。这两种极端的倾向，对于卡门边区的安全是危险的，而且的确也危及阿萨姆邦。

　　 目前迫切需要的是，最大限度地加强色拉、邦迪拉和辛山口的防御地区，提供一切可能调派的部队与火力支援，特别是空中支援。反攻的问题是另外的问题，在将来有朝一日，需要调来新的师，现在要坚守阵地，作为巩固基地的师，不应当用来作为主力发动进攻。而且，在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需要对敌人的兵力和将来的意图作出准确的估计，关于这一点，存在着一片混乱。

　　 我回忆，10月23日我从达旺乘车去让，我要求拉加瓦德准将作一番工程兵的计算，中国人从他们在西藏的前沿肖地区，修筑一条公路到达旺，需要多少时间。他说，需要用三个月的时间，才能修通可行驶载重15英担(1,800磅)的卡车的公路。当时我甚至指出，那条路线的地形是缓慢的下坡路，而且中国有高度组织化的劳动营。但是，拉加瓦德仍然坚持认为，在现在的条件下，很快就要下大雪，即使是中国人，少于两个月也不可能完成这一工程。我自己的估计是敌人在6周以内，可以通车到达旺，然后他们会立即向色拉进军。结果是，中国人用了不到三周的时间，修筑了肖－棒山口－达旺的公路，而且改建了达旺－让的公路，真是一个惊人的成就。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应该把中国可能于大约11月20日进攻色拉阵地，作为我们制订计划和进行准备的基础。假如是这样，色拉应该指定为“至关重要的阵地”。按照战略上的惯例，只有最高当局才能批准从这种“至关重要的阵地”撤退。如果第四师坚守色拉而不向后逃跑，那么任何越过色拉的敌军出现在邦迪拉和德让宗之间，只能是轻装的和孤立作战的部队，他们不会构成重大的威胁，我们可以从容不迫地对付他们。色拉和邦迪拉都有良好的空投区，因此，第四师能够无限期地坚持下去——只要防御者能够勇敢地坚守他们的防御阵地。

　　 这里还必须说明，空军应该起重要的作用：第一，空中侦察作战的进行情况，诸如敌军的集中、中国公路与小路修建的进展；第二，对于大规模的敌军行动给予适当的警告(以及用有计划的空袭破坏敌军的行动)。不使用空军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对此，不能有任何辩解的理由。

　　 那天下午，因为我妻子要去阿格拉，收拾我们的全部家具，并为我们下一个任命做准备，我让她乘每周信使班机回德里。当晚，我接到命令到德里陆军总部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