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旺的陷落·第九

作者：尼兰詹·普拉沙德 ·印度

出自————《达旺的陷落》

出自————《战争通史》

　　 因为军区司令继续拒绝“接见”我，于是我决定自己采取主动，就自己力所能及来对中国作战。为此，我首先站在第四军军长的地位，对形势作了一次全面的估计——然后再以我作为师长的身份考虑问题。我听说第四军军部的高级工程参谋拉加瓦德准将，在卡尔茵不在的时候，一直坚守在达旺的堡垒，他现在达旺某地，而且事实上，那天早些时候，他参加了军区司令召开的作战会议。因此，我派人把拉加瓦德“兄弟”请来，我也尽力寻找第六十二步兵旅的少校参谋，听说他是该旅旅部的先遣人员来到达旺，而且也出席了森的会议。

　　 拉加瓦德告诉我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和军区司令作出的防御计划。但是，我不懂得这计划的用意何在。拉加瓦德证实了，森似乎一直在泛泛地谈，不太顾及实际情况；森讲到除了两个步兵旅外，不久还有装甲团到达旺。好像再没有另外的人听说过将有这些援军到来的消息。此外，在达旺山区，我们最不需要的是一个坦克团，因为坦克很可能从陡峭的山坡和险峻的山峡翻滚下去。再进一步说，我们有过去的前例，即使坦克来了，却没有必要的弹药或汽油。至于两个步兵旅，我当然用得上——但是我对森的宣布是不抱希望的。一个稍有后勤常识的人都会懂得，以我们现在有限的人力物力，那样大的部队是不能在两个星期以内空运来到达旺的。

　　 拉加瓦德说，在他看来，森是完全漠视第四步兵帅的。可能因为他对自己神经作过的事，现在感到惭愧——但更可能是因为他认为第四师已经完蛋了。在会议期间，任何军部的军官，对这个问题或其他有关的问题提出反对意见，据说都受到制止或被驳回。一切都十分令人迷惑不解——在这种混乱状态之中，完全没有可能安排做些建设性的工作。

　　 我去见军区司令之后不久，一位参谋交给我一份从提斯浦尔来的特急电报，大意是，据可靠的情报来源，中国将在10月23日攻打达旺。我立即把电报交给军区司令。使我吃惊的是，连这样的电报，他也不作任何反应，却继续把自己隔离在直升机场。

　　 卡尔茵·辛格准将和我的第一参谋曼诺哈尔·辛格中校，以及拉加瓦德准将和第四军奈尔准将全都集合在达旺旅部。我和他们讨论了最近的局势。在我看来很清楚，一个时期以来，我们把达旺暴露于严重的危险之中。但是，在攻打了克节朗河之后，中国的威胁来到达旺如此之迅速，却十分令人吃惊。我们这些人，对保卫达旺和门巴人的安全，负有主要的责任，现在眼看敌人要对这个重要的宗教和政治中心，施加巨大的压力，我们却成了无能为力的旁观者。

　　 除了第一锡克联队和炮兵部队以外，所有其他部队原来部署或指定用来保卫达旺的，都被推向克节朗河前线，现在全部完了。第四高尔瓦尔步枪联队的两个连最近开到了，并且在沙则附近——沿着让地区小路的一些阵地接防；但是，原来计划保卫达旺的整个布置，被彻底打乱了，达旺防御的基本潜力已经大大削减了。

　　 以我现在所能支配的部队——一个半步兵营和一些缺少弹药的支援武器——达旺实际上不能抵御一次猛烈的进攻，对此我深信不疑，并且决心把所有的部队从达旺撤到色拉，如果森能批准，我将从色拉进行一次主力军的战斗。

　　 当我完成了为撤到色拉而拟定的预备计划，天已很晚。我决定次日上午去见森，即使这意味着我强迫他接见我。

　　 10月23日一早，天还未亮，我收到一份电报，在棒山口的阿萨姆联队受到攻占，而且全部被歼。敌人甚至正在集结兵力准备攻打通潘拉的锡克连，该地在达旺北边只有大约15英里。据报道，在沙则－让地区附近，高尔瓦尔联队正受到炮轰。

　　 我派人把我的参谋和卡尔茵·辛格准将找来。我告诉他们，既然军区司令碰巧在达旺，我要请他作山决定，究竟我们是在现有阵地作战，还是撤到色拉，色拉是一个很坚固的阵地。

　　 我走到军区司令的小茅屋。在我几次响亮地敲了他的门之后，军区司令决定要露面了，但是很生气地问是谁。

　　 我回答：“我是尼兰詹·普拉沙德，先生。”

　　 在长久停顿之后，他很恼火地问我，现在是几点钟。没有等到他的允许，我就把门推开，进入他那灯光微弱的屋里。

　　 我粗暴地说：“别管时间了，我有情况向你报告，中国人已经攻打我们在棒山口的边境前哨，而且把它摧毁了。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很可能是达旺。”

　　 森在床上挣扎着半坐起来。在暗淡的灯光下，他面容憔悴而且在发抖。

　　 他说，“叫西巴尔来。”我没理睬他，却继续阐述我认为现在我们应该采取的行动，我描绘的作战局面如下：

　　 (1)只有第一锡克联队(在棒山口正南方)，是根据战术上的要求部署的，而且处于有准备的状态，据有坚固的防御阵地，还可以得到山炮的支援。

　　 (2)中国人很可能越过锡克联队，经过沙则小路向色拉推进。

　　 (3)高尔瓦尔联队的一个连在沙则匆忙准备的阵地，阻挡不住中国人，所以我们可以预料，中国人在几个小时以内到达让，然后直趋色拉山顶。

　　 我作出这种直截了当的但却不夸张的估计，是为了刺激军区司令，使他采取行动。正相反，这对他的震动太大，他似乎瘫痪而不能动作了。他毫无表情地凝望着屋顶，过了一会，他又要求叫他的参谋长来，我到隔壁把西巴尔请来。

　　 森告诉西巴尔，“打电话要求立即派一架直升飞机来，我必须回德里去报告。”西巴尔出去执行他的吩咐，森继续斜倚在床上，似乎是真的瘫痪了。

　　 由于情况紧迫，我得从他口中获得至关重要的决定，因而我继续说明：“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有两种选择，第一，在达旺战斗到底，但是这样，我们很快会被压倒。不然，就把可以撤退的部队全部都撤到色拉去，在那里，我们利用从提斯浦尔能够调来的一切人力和物力，把那个阵地建立起来。可是，首先你要立即作出决定，我们才能撤到色拉去。”

　　 使我吃惊的是，森不理睬我的问题。事实上，他好像没有听见我所说的话。他一心挂念着直升飞机怎么还没有来，他大声叫唤西巴尔，问他打通了电话没有。

　　 “先生，我必须马上得到你的决定，”我催促他，“如果撤离达旺，我们在一两小时以内就要行动。”

　　 “你是师长和军长，”森最后答复说，“你看着办吧！”

　　 我对自己说，第四步兵师恢复本职工作啦！

　　 我对森说，纯粹出于军事考虑，决定了我们撤到色拉，但是对于门巴人的安危，特别是达旺寺庙，我们是负有重大责任的。森回答说：“不管你作出什么决定，我一定向德里报告”；他再一次查问要求直升飞机的电话打通了没有。

　　 我说，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就撤到色拉，但是由于我是在极大的压力下撤退的，我需要得到各种可能的支援。我建议，在提斯浦尔不管能够集结多少部队，全部都要调到色拉去准备防务。至于达旺寺庙，我建议在庙上升起一面白旗，以．免敌人破坏。军区司令答称，他没有部队向色拉调派。至于庙里的和尚，森说他比我更了解中国人：不论挂不挂白旗，他们将把和尚、门巴人和在那里的任何人全都杀光。因为我．和军区司令谈不出结果，我把计划概要对他重说一遍就走了。

　　 就在机场的上面，在一个山脊上有一个炮兵军官的食堂，我走进食堂打电话，要我的师部人员到这里来会见。我不愿失去机会看一看下面机场上的两位客人，我决定举行一次观场作战会议。

　　 卡尔茵·辛格和所有在场的军官，在半小时内都集合到食堂。我向他们作了形势分析，然后告诉他们，这是我的决定，撤到色拉去。我用明确的语言讲明意图：

　　 意图：第四炮兵旅立即与敌人脱离接触，带着全部可能带走的武器与装备撤到色拉去。

　　 然后，我向他们讲明后勤及其他方面的一些详细情况，并且告诉他们，我要抢先赶到让地区，调动更多的运输力量，从那里帮助撤退工作。全体军官都冷静地接受了我的命令。散会之后，分头回到各自的岗位。卡尔茵·辛格正表现出是一个有经验的内行炮手，他最关心的是他的炮。他说他将努力把炮都拉出永，但也可能必须破坏一些。他要求我从后方尽可能地多调拨一些吉普车给他。我毫不怀疑，卡尔茵会很好地执行他的任务。

　　 当我在发布命令时，军区司令正在食堂前面的一片草地上踱来踱去。我提议送一杯茶和一些早点给他；但是，当他一听见从提斯浦尔飞来的直升飞机的响声时，他立刻就向机场奔去，拒绝了我们送给他的茶点。他在机场翘首望着飞机，飞机刚一着陆，使立即登机起飞了，没有对我们任何人说一句话。至少可以这样说，军区司令在下级军官面前的表演，是不能鼓舞人心的。

　　 倒是西巴尔一如既往地和蔼而周到，当直升飞机快要降落的时候，他走到我面前，提议带我和他们一块回去，他解释说，因为我现在是代理军长，可以要求回到提斯浦尔。但是，不论他的提议多么具有吸引力，我觉得作为军长，我到色拉比回提斯浦尔更能多做些事，所以我谢绝了他的好意。

　　 我得到报告，在纳·卡·拉尔准将指挥下的第六十二旅正调来东北边境特区。拉尔本人已动身前来达旺，但我不能等到那时同他会面了。我给他留下一份书面命令，大意是，尽一切可能就地集合部队，负责保卫让地区和色拉。当我刚要动身去让地区时，碰巧会见了拉尔，我又口头向他作了指示。

　　 让地区离达旺大约只有12英里，但它是在我的撤退计划中，处于战术上关键的地位。简单地描述卡门北部的地形，或许有助于读者了解我为何如此重视保卫让地区的原因。

　　 达旺地区是一个宽广的山岳地带，它从南边的达旺河开始(高度约7，500英尺)，一路徐徐上升到棒山口，大约高边15,000英尺，位于达旺以北18英里。达旺在山坡的半中腰，是由一块块高原、山脊和居民区所组成。公路从达旺到了让地区就急转直下到达旺河，公路到此要跨过一个很深的峡谷，在这里架了一座木结构的桥，桥已加固，可通行车辆(正待最终改称为九级桥)。这座桥是渡过水深流急的达旺河的唯一通道。因此，在让地区待命警戒的一个卫兵，在适当时机炸毁该桥，就可以阻挡中国人，推迟他们的前进，使我们赢得时间，在色拉建立阵地和挖壕固守。相反地，如果过早地把桥炸毁，就可能把我们的部队都陷在河对岸的达旺一边。在让地区守卫这座桥，并且及时地破坏它，则是一项关键性的任务。

　　 在达旺，我还有一件事必须要做，与政治官员取得联系，把放弃达旺的计划告诉他，特别是要问他，是否需要我帮助撤离当地的门巴人——尤其是著名的达旺寺庙的和尚和庵堂里的尼姑。我派人传话给蒙吉亚先生，我急于要见他。

　　 我愿强调撤离门巴人的重要性——至少对那些愿意撤离的人而言。门巴人是爱好和平的，信奉喇嘛教，但是对西藏人并不特别友好。西藏在德让宗直到1951年都委派有错本 [ 译者注：西藏地方政府派去的官员。 ] ，他常常强迫门巴的青年男女到西藏的喇嘛庙和尼姑庵去填补空缺。这种高压措施在当地不得人心。六十年代初，印度军队进驻门巴国 [ 译者注：门巴族是中国西藏地区的一个民族，绝非国家。 ] ，当地居民对印度部队表示很大的热情和忠诚，也不隐瞒他们对中国人和西藏人的厌恶。在东北边境特区的门巴人，比大多数其他部落的人，更为坚定可靠地拥护我们。这就是我之所以不愿在危难时舍弃他们的原因。如果他们之中的任何人，为了怕报复而愿意撤离，我觉得，我们在道义上说必须提供他们各种方便。我从来不相信森将军耸人听闻地预测中国人可能作出的反应，但是我肯定地认为，中国人很可能对门巴人采取某种惩罚行动。

　　 蒙吉亚很快来了，他同往常一样，很自负，不烦恼，当我告诉他关于我要放弃达旺的时候，他泰然接受了，虽然他未曾预料到会如此。自从我们一开始同中国对抗，他就是一个持这种主张的人，认为只要政府让他同中国司令员谈判(的确中国部队常常提出这种要求)，他就能够使局势得到缓和。现在，当政府的政策以灾难与屈辱告终的时候，他并不浪费时间反过来责备我们，说他“早就告诉你们会如此的”。现在他所要做的，就是回办公室，准备撤离。

　　 我告诉他关于棒山口的情况，虽然山口已被攻克，那里的锡克部队还在阻击中国人。我说我预料高尔瓦尔部队是首先撤出的，然后是旅部，最后是锡克部队，他们在天黑时从前线“散开”，次日天一亮就脱离接触。当我问及喇嘛们的时候，蒙吉亚觉得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开寺庙。尽管如此，我还是告诉他，如果他需要任何帮助的话，就找卡尔茵，然后我强烈地建议他要求寺庙的主持人，立即在寺庙和尼姑庵升起白旗。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按照我的劝告做了，但是结果证明中国人是文明的敌人，完全不像自称无所不知的军区司令所说的那样。

　　 在我满意地看到我的命令已经传达下去并为各有关方面所理解之后，我偕同拉加瓦德准将，奈尔准将，曼诺哈尔·辛格中校和我的副官一起动身去让地区，时间大约是11点钟。直到那时，没有关于中国人第二次攻击棒山口的报告。

　　 在此，我想暂停叙述，为了给读者提供一个简要的背景情况，关于保卫达旺的作战计划，导致了10月23日在棒山口的战斗和后来的撤离达旺。

　　 1959年拉萨发生叛乱，达赖喇嘛戏剧性地经过达旺逃到印度；此后，中国人在西藏－东北边境特区的边境上开始施加压力。当时责任完全落到阿萨姆步枪队的头上。后来决定在东北边境特区部署军队。1959年11月，印度第四师从安巴拉调到东段：该师的第七旅，当时由英雄转轮奖章获得者帕利特准将指挥，被调到卡门边区。那时候，只有一条吉普车小路通到邦迪拉，再向前去就得步行了(到达旺往返一趟要14天)。因此，第七旅继续驻扎在邦迪拉和登加山谷，只有一个营向前推进到达旺。

　　 边境修路组织，承担着修筑一条全程公路到达旺。随着公路分阶段地向前推进，第七旅的后勤供应能力也提高了。在1961－62年期间，在大英雄转轮奖章获得者兰比尔·辛格准将和后来的达尔维准将的指挥之下，从第七旅调派去保卫达旺的部队日渐增多。

　　 1962年8月，在卡门边区的公路路线情况如下：从提斯浦尔到德让宗是一条全天候都能通行三吨车辆的公路，德让宗到让地区，好天气是能通行一吨车辆的公路；让地区到达旺，是好天气能走吉普车的路，达旺到卢姆拉是骡子路；卢姆拉到伦坡，只有当地山里的小马能走；从伦坡再向前(就是到克节朗河河谷)只有脚夫可通行。

　　 由于这些条件的限制，在达旺，从后勤上说，最多能够维持供应第七旅的不到一个营(炮兵部队包括野战炮、重迫击炮和山炮各一个连)。该旅的第三营驻扎在登加山谷(在邦迪拉以南12英里，离达旺大约100英里)。

　　 当建立扯冬哨所时，第九旁遮普联队从达旺推进到伦坡(主要由空运维持)。然后，在1962年9月，森将军强迫下令第七旅向前调到伦坡。这样，不但达旺前方的给养系统不能保证供应，而且达旺地区的防务也遭到破坏。因为仅有第一锡克联队的一个步兵营留守达旺——当然，还有炮兵部队。后来，第四近卫军联队(最近到达登加山谷)也被调去伦坡。

　　 与此同时，军区司令部命令把第六十二步兵旅从拉姆加尔(靠近比哈尔邦的兰奇)调到达旺，代替第七旅。该旅的一个步兵营(第四高尔瓦尔联队)在10月的第二周开始到达达旺。到20日，当进攻开始的时候，旅部和两个连的部队都已集中于达旺，接管防御任务。

　　 同时，我安排第四师炮兵旅指挥部(旅长是卡尔茵·辛格)暂时指挥达旺的防务。这是一种特别安排，但是连这个安排也未能落实，最后卡尔茵在10月19日乘直升飞机到吉米塘来见我，当时中国的进攻已开始，当然他就困在那里了(尽管他及时返回达旺，指挥一次有秩序的撤退)。军区司令仅在这一次对形势作出了迅速的反应，他派拉加瓦德准将(第四军军部的主要工程参谋)乘直升飞机到达旺，接管那里旅部的“代理行使职务的”指挥。第四军炮兵司令奈尔准将也同拉加瓦德同机前来。

　　 达旺的防御，以前是由不足一个营兵力的旅部来担任，现在有一个半营兵力驻守了，不过，这半个营是刚刚到达的，并且只有随身携带的袋装弹药。这支部队将获得以下火力的支援，即一个野战炮连，一个山炮团，一个重追击炮连和一个重机枪排。幸亏这些支援火炮都有一级标准的弹药储备(在正常情况下，可供作战一天之用)。但是，地理范围太广，防御任务艰巨，不是这样一支小部队所能承担的。

　　 达旺是居民点分布很广的一个集合地：有寺庙村落，尼姑庵山脊，政治官员的聚居区，阿萨姆步枪队和陆军兵营，山下的直升飞机场以及分散在各处的建筑物。这些居民点散布在五、六平方公里的地区，半隐半现地靠在两大山脊之间的山坡上，山脊是从喜马拉雅山向南延伸到棒山口分开的。达旺本地作为一个防御阵地，是战术上很不好的地区。我之所以指定达旺为防御上“至关重要的地区”，是指在达旺以北大约15－18公里的一个地区，该地区是在潘空塘与马林塘山口之间，与一些小山脊连结着，而且是比较平坦的地方，位于棒山口以南大约8公里。就在这一地区内，有一处是重要的三条道路的交叉点——一条从棒山口向南来，一条从达旺来，一条在查克森过了小庙开始向西越过山脊向下最终到吉米塘所在的克节朗河河谷。从后一条道路上的几处陡峭的羊肠小道，提供了入口，可以越过主要的边界线进入西藏的牧场。(在1960年，有一组中国人，事实上越过了这一处分界线，大概是侦察查克森的寺庙的。)

　　 第一锡克部队在马林塘山口守住主要的防御阵地，是离棒山口不到6公里的地方。在一个较小的名叫通潘拉的山口部署了一个连，该连又派出一个排向北推进，扼守在山脊上的一个前哨基地。这个基地在棒山口阿萨姆步枪队的哨所以南大约1公里的地方。

　　 为了保卫达旺地区，原来计划环绕居民区在防御内线部署一个营。但是由于兵力不足，只有第四高尔瓦尔联队的一个连可以驻扎在达旺。这是位于北边大约两公里的一个防御阵地，在一处高地上可以俯视通往棒山口的道路。高尔瓦尔联队的另一个连，被调到达旺以东让地区的山脊上(在沙则)，是为了封锁从棒山口通向东南的道路和绕过达旺直接向下到让地区的河岸线。

　　 野战炮团驻扎在达旺，山炮和重迫击炮连以及机枪排驻扎在锡克部队在马林塘山口的主要防御阵地。

　　 在这个地区，阿萨姆步枪队各排的部署如下：在达旺本地有两个排，在棒山口哨所一个排，在查克森路上名叫萨马错的地方一个排，在卢姆拉一个排(这个步枪队的第六排已于9月初调往扯冬)。阿萨姆步枪队的指挥部，第四高尔瓦尔联队的指挥部，以及所谓的旅部，当然都设在达旺。

　　 这就是10月20日达旺的形势。锡克联队的防务准备较好，挖壕固守(已有一些时间了)，高尔瓦尔部队正在准备防御工事，旅部没有指挥官。

　　 20日早晨6点半钟，收到第一批的几份电报，说中国人向克节朗河前线进攻。此后不久，第七旅的空中联系中断，全部电讯停止了。这当然引起了谣言纷传。(说真话，谣言还不像克节朗河前线惨败的真实景况那么可怕！)第四炮兵旅旅部发出“待命行动”的指示，并且命令在达旺与第一锡克部队之间加强巡逻。

　　 这一夜安然度过了，第二天同样无事。后来有谣传说，从北边和西边已经听见炮声，这样的胡乱猜想，谣言可能是由于这个事实造成的，那时收到了电报，传来的消息是达尔维的第七旅防区已经瓦解。

　　 从北面驻军收到的唯一扰乱人心的报告是来自棒山口哨所的。在20日，阿萨姆步枪队报告，出现大批的西藏劳工，带着挖掘工具，由中国士兵护送。他们爬上棒山口哨所正北一个突出的山脊，开始使劲地挖战壕，在中国士兵陪同下，他们继续干了一整天。当指挥阿萨姆步枪队的二级准尉，将情况向锡克部队通报时，后者就命令前方的一个排，派出一个步枪分排向前推进，以备万一需要时可作为对阿萨姆步枪队的支援。

　　 这一夜平安无事地过去了。第二天是21日，挖掘队又在挖工事，继续挖了一整天。然而，在22日，山脊上没有任何行动迹象。预示着不祥的寂静，可能是太寂静了。但是，到这时证实了中部防区和第四师师部从吉米塘撤退的消息；第一锡克联队准备应战。

　　 22日下午，军区司令和西巴尔准将乘直升飞机来了。森简略地视察了旅部。但是正如拉加瓦德后来所说的，丝毫无助于防御工作，只是胡乱许愿，要调派步兵旅和坦克团来帮助解决防御上的困难，完全不顾后勤的实际情况。(23日早晨，他飞往提斯浦尔。)

　　 不久，进攻开始了。10月23日早晨差不多5点钟，中国人用迫击炮和反坦克火箭开战了，集中火力攻打山口上的阿萨姆步枪队哨所，火箭是用来炸毁地堡的。大约20分钟之后，炮击停止了。于是有500－600人的中国部队，他们一定事先隐藏在前面山脊上最近挖掘的战壕里，从那里向哨所发动进攻。阿萨姆部队尽力之所能进行了还击，但是很快被压倒，只有几个人幸免于死亡或被俘。前一天，锡克部队为支持这个哨所派出的一个分排，按照计划终于设法撤回原地。

　　 然后，中国人几次企图冲向锡克排的阵地。第一次进攻，大约在早晨7点钟，以重大的伤亡被击退。一个小时之后，第二次冲锋，遇到同样的命运，但是到那时，锡克排的弹药快用完了，尽管连部组织了一个补充供应队。二级准尉约金德·辛格是排的指挥官，他当时受了伤但是拒绝后撤，甚至拒绝撤退他的排。一小时后，来了一次更猛烈的攻击，并有重武器的支援。再一次使敌人遭受重大的伤亡。可是在猛烈的肉搏战之后，阵地被攻克了，只有四个人幸免被杀或被俘。(约金德·辛格在被俘期间因伤死亡，为了英勇御敌被授予最高英雄转轮奖章。他是东北边境特区前线唯一获得这种奖章的人。)

　　 该连阵地(D连)的战斗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中国人几次企图从不同方向冲向这一阵地，但是一再遭受损失而被击退。从马林塘山口支援该连阵地的防御炮火很有效力。进攻持续到将近中午，然后中国人的企图受挫，他们在掩护下后撤。但是发现有几群敌人沿着山腰向两翼前进，显然是试图向达旺渗透。

　　 刚到下午，D连接到命令，重返马林塘山口的主要阵地，于是该连撒到营本部驻地。傍晚，锡克联队也奉命撤退。他们要在黑夜行军，经过达旺调往让地区。午夜一过，他们在D连的掩护下，能够有秩序的撤退。在主力部队清理了全部武器与弹药之后，D连最后放弃了马林塘山口阵地，该营在夜间经过达旺，24日上午差不多8点钟，到达了让地区。从那里他们被空运到色拉山顶。

　　 锡克联队是第一支成功地击退了中国的一次猛烈冲击的部队。结果他们奉命撤退。然而这是按上级指挥部命令进行的一次有计划的战术撤退，这个计划是调到后方一个预先选好的阵地，(希望)在那里驻守并在将来某日再一次战斗。

　　 高尔瓦尔联队在达旺未进行战斗。在达旺的营部和一个连，奉命于23日当天撤退，到中午他们出发去让地区。但是在棒山口－让地区那条路上的一个连，决定尽可能持久地坚守阵地，为了阻止中国人及时到达让地区进行两翼包抄，只有在天黑以后，当全部军队撤离了达旺，高尔瓦尔联队才前往指定的集合地——让桥。

　　 现在继续我自己的叙述，当我到达让地区时，我发现整个村子处于满是灰尘的混乱状态。许多车辆在灰尘中正在倒转方向。我很惊讶，听说在让地区的部队，已接到提斯浦尔的命令，要毁掉全部仓库，封锁交通，撤到邦迪拉去。我立即派一位军官到让的检查岗哨，命令把关卡栅栏放下来，禁止任何车辆向后方行驶。然后我告诉在场的高级军官马朱木达尔少校(他是在让的边境修路机构的一位工程指挥官)，我说从那时起，今后他要听从我的命令，或者我去色拉以后，他听从卡尔茵·辛格准将的命令。我向他解释了撤退计划的大致情况，并且强调了让桥的重要性。我告诉他，他的任务是，为第四炮兵旅从达旺撤退提供方便，只有得到卡尔茵·辛格准将的命令，才能破坏这座桥。

　　 运输的混乱花了一些时间才整顿好，因为只有一条陡峭而狭窄的道路，绕过让这个村子弯曲前进，但是终于全部车辆排成一行面向达旺。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马朱木达尔，因为自从我到达之时起，他处理工作的效率颇高。不费多少时间，他就掌握了我的撤退计划的要领。此后，他就不再理睬通过本单位的指挥渠道所接到的命令。鉴于作战的危急，他毫不怀疑地接受我的指挥。他以极大的干劲和魄力进行工作，安排护送队排成一列车队向达旺行驶。后来，再一次证明：他是在执行危急任务中最理想的人选。因为我以后还将叙述，他不仅按照预定的时和分，而且选好了确切的秒，爆炸了让桥，因而给予向前推进的中国部队以致命的打击。

　　 在我开始对色拉山顶进行防御侦察以前，我愿谈谈另一个地方——那就是努拉农，是从色拉到让在山谷半路的一个休息地方。在此简短地描绘一下色拉地区，会有助于读者更加容易地理解它在战术上的地位。

　　 从邦迪拉经过德让宗到色拉的道路，过了申隔宗徐徐上升颇为陡峭，一直到色拉山顶。在这里，道路是在两边都是突出的高峰之间通过，每一高峰都在14,600英尺以上。山口处大约有14,000英尺高。

　　 色拉山顶上的平坦地区相当广阔，包括两个小湖，湖边都是大片的杜鹃花丛。色拉山顶以西约两英里处，山谷开始陡然垂下，通向让地区，而且变得狭窄——直到努拉农，离色拉山顶约10公里，山谷变得十分紧缩，两边都是高耸的树林茂密的山坡。因此，努拉农是一个理想的进行阻击战的阵地，而且略经工程兵的努力，还可进一步得到加强。一俟我看到让地区的事务料理好了，我就奔向此处。

　　 我在下午到达努拉农，它是一个供应营地。只见这里同让地区一样，部队很混乱，人人都匆忙地准备撤退到邦迪拉去。然而，我发现陆军后勤部的一个年青军官，他能响应我的紧急要求，立即开始重新恢复这个已被完全拆除的营地。我到达那里真算是及时。我告诉他，拉尔准将很快就要经过此地，并且随后颁发命令要保卫色拉地区，包括努拉农在内。

　　 在迅速进行侦察之后，拉加瓦德认为只需有限度的爆破和其他工程，努拉农将证明是一个最好的阻击阵地。他要留下来，作更详细的侦察，但是我知道更加迫切需要他去色拉。一俟指定调到这个哨所的部队到达时，他可以再回来。所以我就集合我的参谋动身去色拉山顶。那时已是下午较晚的时候，白天只剩下几个小时可以对色拉山顶进行侦察了。我希望第二天上午拉尔的一些部队能够从提斯浦尔到达此地，并开始准备防务。我急于赶到色拉去的另一个原因，是我担心森可能颁发进一步的命令。很明显，撤到邦迪拉的命令只能是出自他；而他完全知道我的计划是要在色拉坚守。可能那天清早他在朦胧状态中，对我所说的话未曾听进去，不管怎么说，他和他的参谋对卡门边区的地理是模糊不清的。所以不管他再下什么命令，我已下决心以色拉山顶为基地建立第四师的防务，因为在整个卡门边区，再没有与此相类似的防御阵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