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尔将军接任·第四

作者：尼兰詹·普拉沙德 ·印度

出自————《达旺的陷落》

出自————《战争通史》

　　 10月6日，当考尔将军到达吉米塘的时候，他随身带来一批新的参谋随员：他的参谋长、卡·卡·辛格准将，在他突然进入山区之后，像是饱经风霜的样子；马·阿·拉加瓦德准将，大英雄转轮奖章获得者，是考尔将军的主要工程参谋；奈尔准将，是炮兵旅长；桑吉瓦·拉奥中校，以前在德里作战处，和一个年青的装甲兵部队的军官、纳林德尔·辛格少校，是卡·卡·辛格的二号参谋官。单人乘客的贝尔型直升飞机，把他们都运送到吉米塘，在此期间，我同比吉坐在我的办公室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

　　 我很快发现，新军长带来了一个既定的他称之为攻占塔格拉山脊的“第四师计划”！当然，我知道他的计划是指达尔维和我在被迫的情况下，为符合森将军的命令而制作的计划。照考尔的解释，现在政府已经抓住了这个“计划”，仿佛从此使他们最终找到了对进退两难处境的答案。

　　 考尔说，森在德里陆军总部里，给人们一种印象，即在现场的指挥官们，已经提供他一个作战计划，目的是把中国人从塔格拉清除出去。原来这一任务是要在9月29日完成的。随后，由子不可避免的原因，只得推迟。森已给了明确的保证，这个任务到10月1日完成。后来改到10月6日，最后改到10月10日。他把这些延误归咎于前任军长。之后，考尔告诉我，他前晚在伦坡已经发布了把第七旅调到克节朗河谷去的命令。他说明，他已受权指挥一个新军，即第四军，负有任务到约定的日子，即10月10日，把中国人驱逐出去。(第三十三军另有任用，现在第四师属于新提升的第四军司令部管辖。)

　　 我开始汇报，告诉新军长，他独断专行命令第七旅调往克节朗河，是违反一切惯例而采取的严重步骤——就是说，他背着该旅旅长或其他任何长官，直接下命令给旅部参谋调动一个旅。我恳求他今后无论作什么事，都要保持虚心坦率，并且对于部队的各级指挥官的意见，给予适当的重视。

　　 我向他解释这个所谓的“计划”是在什么情况下制订的。我告诉他，森和乌姆拉奥之间，积怨甚深。我强调说，我们作的那个假“计划”，是很不现实的。我向他汇报了弹药和口粮短缺以及几乎完全缺乏后备武器的可悲情况。我也解释了，在我们草拟所谓“计划”时，章勒只不过是一个下级巡逻官在手画示意草图上用铅笔标明的一个点，后来事实证明它离扯冬有三天的路程，而且除非经由章多，否则是无论如何去不了的。所以，我告诉他，以章勒作为向塔格拉发动进攻的起点线，是很不实际的：不仅是因为涉及远距离的问题，而且因为以章多作为供应基地，支持以章勒为基地的进攻，这一设想现在看来是站不住脚的。现在，已经证明章多不能作为一个可靠的空投区，甚至伦坡，也只能维持一个营而不是像前所计划的可供应一个旅。

　　 然后，考尔叫古玛尔进来，古玛尔是情报局在当地的代表。他也着重谈了地形的困难，然后说明了中国如何一直不断地集结兵力，加强他们在塔格拉山脊以南支持作战的后勤力量。

　　 这应当足以使考尔相信，由第七旅发动进攻的计划是不实际的。但是，他似乎在心理上迷恋所谓“计划”而难以解脱，其实那个“计划”却是森向上级当局花言巧语设计出来的。考尔继续唠唠叨叨地反复讲这个事实，它是第四师制订的“计划”，森已走了，最好给这个计划订一个日子——10月10日。他说，现在政府期待着我们实现这一计划。

　　 我拼命劝告考尔，请他向军区和陆军总部发一密电，大意是必须重新考虑那个“计划”。结果，他的确发了电报，指出形势的困难：说现在中国有一个旅在塔格拉，他们还有大炮、重迫击炮和其他后备武器，——我们却是一无所有，说中国人能够轻而易举地扫平我们的阵地，这会导致一场“民族的灾难”，但是，出于比吉·考尔的典型作风，他的电报不是以告诫的语调结尾，而是要求为了作战提供进攻性的空中支援。这样一来，整个电报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仍然考虑进行作战。我觉得我势必要向比吉·考尔作更多的工作，劝阻他以后不要采取这种戏剧性的态度。

　　 考尔已经决定，就在当天去视察克节朗河，以便亲自估计形势。我们能动用的全部运输工具，就是一架贝尔型直升飞机，它是一架双座(包括驾驶员)的飞机。然而，印度空军的年轻人，颇愿在每次航程中，载两个乘客，所以，我们决定运送随行人员到色基姆，每次运两人。比吉和我第一批飞行，其他随后，在一个上午全部到了哈东山口，然后各自随时下山走到克节朗河上第九旁遮普联队的驻地。

　　 当考尔和我在吉米塘商谈的时候，把第七旅调到克节朗河的行动，正以尽可能办到的最高效率进行着。第九旁遮普联队，排列着队形，面对着中国人，沿着扯冬和第一号桥与第二号桥之间的河流前进，在河的北岸，每个地方都驻有中国人。如前所述，轻武器和迫击炮的交火已经发生，虽然还没有真正的可怕的大规模的对抗。同时，达尔维旅长已于10月4日率领侦察组从伦坡出发，该组包括两个营长——第二拉加普特联队的马·斯·李克中校和第九廓尔喀联队的布·斯·阿鲁瓦里阿中校——以及大约30位军官和士兵，为了隐蔽行军，避免被克节朗河北岸的中国军队所发觉，他们走西南路去扯冬。这意味着，要越过困难的高达15,000英尺的嘎坡山口到章多量然后沿着山脊下到扯冬地区的河岸线。

　　 为使读者头脑中能够形成一个清楚的画面，现在我必须谈谈一般的地形。娘江河西岸地区，一直到不丹边境和边境那边，是一片崎岖的山脉和山谷的复杂地形。较低的山坡宜下到河岸边，覆盖着大面积的杜鹃花属的灌木丛，有的地方像森林一样的稠密和广阔。在高坡上，生长着松树和黄杉，能提供很好的掩护。在山的南坡大约15,000英尺的高度，在山的北坡大约13,000英尺的高度，由于得不到直接的阳光照射，树林就不生长了。即使盛夏季节，在山脊北边的阴影中，山坡和山谷也覆盖着一层层的冰雪。

　　 娘江河谷以西地区，是平均约12,000英尺的高地，完全没有居民。只有在夏季，小群的门巴牧羊人，从达旺辖区偶然进入这里山区放牧。在短短的夏季期间，他们过着一种游牧的生活，不注意国家的或其他障碍，冒失地不辨道路进入西藏去寻找合适的牧场——正如来自北方的放牧人毫不犹豫地走到塔格拉山脊以南地区一样。他们在多年四处放牧的过程中，在河岸方便的地点或者在悬崖的空地上，已经建造了一些小棚屋。地图上的名称，诸如色基姆、扯冬或章勒，就代表这类地方，但他们并不是通常所说的“村庄”。当我们进入这个地区进行作战准备时，即10月初，多数放牧人已经撤回到他们在娘江河谷或者达旺地区的村庄。因为这是一个季节性小群放牧人的基地，伦坡是唯一的地方，那里有几家人住下来过冬。

　　 大约在上午11时，考尔和我在色基姆一个放牧人遗弃的小棚屋旁停下了。我们凝望着前面足有4,000英尺的高地，我们必须越过它到达哈东山口，我因而产生一些忧虑。考尔从大平原上他的办公桌旁，径直来到这些高地，我担心他能否适应。我的忧虑，很快得到了证实：我们刚爬了还不到三、四百英尺，他就开始吃力地喘气，显然出现了困难。我们横越一片沼泽地，两脚陷入接近冰冻的没膝深的淤泥中。这是一种非常累人的经历，考尔显得精疲力竭了。幸好，不久我们碰到一群坐在路旁的门巴搬运夫，他们正是由克节朗河第九旁遮普联队哨所返回的途中。在他们中间，我认出古玛尔的一个“特务”，他是吉米塘的情报局办公处雇用的。他是一个身材矮小却很结实的山里人，他立即同意把军长背上山，由他另一个门巴同事背上军长的“背包”。还必须说服比吉，接受这种有失尊严的解决办法，但实在别无选择了。我们开始上路。比吉随身携带氧气筒，我们每走一段路，就得停下来，让他吸一点氧气。

　　 大约下午3点钟，我们到达哈东山口。我们跨过克节朗河谷，第一次看到我们对面的塔格拉山岳。从山坡到山顶，大约四分之三的地段都覆盖着森林，所以我们看不见任何中国的阵地，而几天前我在空中侦察时已了望到了。然而，还是有些行动迹象的，一条条新踏出的骡子足迹也泄露了秘密。

　　 到下午4点钟，正当东方天际开始暗下来的时候，我们到达位于第一号桥的第九旁遮普联队的哨所。在这里的士兵们，戴着树枝和蕨类植物编成的帽子，沿着山坡在杜鹃花灌木丛中挖简易掩蔽洞。在这个地点，河水约有20码宽，水流很急，且有露出地面的岩层。这里的所谓“桥”，也和其他地方的一样，仅仅是用砍伐的树干架在河中岩石上。又密又高的杜鹃花灌木丛林一直铺到河岸，能见度是很有限的。空间是狭窄的，整个说来，它是一个战术上很坏的阵地。对岸最近的中国阵地，清晰可见，而且我们看见他们的部队，正在为他们建设营地而忙碌地工作着。我们听说，有时他们隔河向我们的人员打招呼，常常用印地语表示友好致意，当晚那里似乎可以确信没有什么紧张的气氛。

　　 稍稍休息之后，军长召开了一次小会，还向米斯拉中校询问了情况。他又发了一个密电给德里，内容大意如同上次的电报，警告陆军总部，过去严重低估了中国的兵力和作战能力。

　　 米斯拉中校，把我们领到一个掩蔽洞，军长和我在接近冰点的寒冷中，度过了一个不舒服的夜晚，第二天一早，吃了印度大饼和茶的早餐之后，我们动身去扯冬。

　　 我们沿着河的南岸步行，米斯拉中校作我们的向导。河谷在多数地点不超过100到200码宽，像在第一号桥差不多，覆盖着密密的杜鹃花灌木从。我们穿过“丛林”新辟的一条小道，在中午到达扯冬。在那里，达尔维旅长，另外两位指挥官和旅的军官们，都来迎接我们。扯冬哨听有大约30名阿萨姆步枪队的士兵，由一个廓尔喀二级准尉指挥。第九旁遮普联队派来加强原扯冬哨所的连队，在扯冬以西大约一英里的地方，建立了营地。第七旅的主力部队，今天成批地陆续到来。

　　 在此提一句关于后勤的情况也是必要的。第七旅在达旺的几匹骡子，最远只能走到达旺以西距离10英里的卢姆拉。过了卢姆拉的小路太窄也太陡，大队骡子不能行走。至于行军的速度，沿着这些山中羊肠小道，就是最强壮的部队，一天也超不过10英里。当地的搬运夫，在三天行军之后，能够运送15到20公斤的“有用的”物资(就是说，除了他们自己的毯子和口粮之外，还能背的东西)。从“边境修路组织”来的搬运夫，由于不习惯当地的条件，在三天之后，每人只能运送5到8公斤。我已说过，章多证明不能作为一个战术上的空投区，充其量能够作为一个应急的空投区，伦坡只能接受有限的空投。

　　 在达旺的前沿，准备建立四个直升飞机场。在色基姆、伦坡和章多的机场，只能接受双座贝尔型直升飞机，而吉米塘可降落米－4型飞机(较大的俄国直升飞机，能载6人)。而且雨季还未结束，每天都有大雨。在一万英尺以上的高地，已经开始下雪。在克节朗河谷的部分地区和章多，都下了小雪到中雪。

　　 回到原题，谈谈扯冬哨所：约翰·达尔维旅长和奉调而来的两位营的指挥官、第九廓尔喀联队的阿鲁瓦里阿中校和第二拉加普特联队的李克中校，那天早就来到了。后者，甚至经过艰苦跋涉之后，身体情况良好，还在忙于计划安排，准备接待他们陆续分批到达的部队。他们似乎情绪很好，但我颇为约翰·达尔维担心。在正常情况下，他是一个愉快的人；而现在看来，他拉长了脸，忧心忡忡，情绪低落。我知道他有很多事要妥善处理，我完全同情他。在9月8日，当他就要动身去欢度好不容易轮到的休假时，突然被留下来，应付他的旅所在地区的这场危机。我知道，他有迫切的家庭问题等待他休假时去处理，这就加重了他的精神负担。我把他拉到一旁，对他讲了一句话，我试图使他放心，我对他说，现在考尔将军已来到现场，最后他会向最高当局就我们的形势作一正确的汇报，并且会停止关于向中国发动进攻的这一切骗人的愚蠢行动。我认为我略微减轻了达尔维肩负的忧虑重担。

　　 我们所在的阿萨姆步枪队的哨所，由一个大椭圆形石墙围着，还有一些浅挖的战壕。哨所本部的兵力是，一个低级指挥官和大约30名士兵的一排人。看样子，他们是愉快的，但有一点慌乱：我得到的印象是，他们意识到在战术上地形对他们不利，他们处于被对面山坡上的中国士兵所俯视的地位。

　　 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中国人和他们的一举一动。我们以妒忌的眼光注视着，他们的骡队从容不迫地卸货，然后返回上面的山腰。他们有机动锯伐树做床铺，他们的战壕选点很好，每一战壕前面都有正规的射击场地。他们看样子是友好的，他们间或向我们喊话，要我们派政治官员去和他们谈判。当然，我们不予置理(我们在达旺的政治官员，曾经警告我们的人员，不得同中国人进行任何商谈)。

　　 中国的士兵看来是健康和愉快的，都穿着在下雪条件下作战的服装。他们的骡子运输队能够直达前沿哨所，他们的车棚离后方只有7英里，就在塔格拉山脊的正北。他们自然不像我们那样担心后勤的供应。在塔格拉山上，他们的纵深阵地，俯视和控制着从章多到兼则马尼长途15英里的、贯穿河谷全部长度的我方阵地，因为克节朗河以南的山脊，比塔格拉山脊既低下又不陡。人们不难想像，这是一个严重不利的条件。

　　 对比之下，我们是把第七步兵旅赶进了局限的营地，有些穿着最单薄的夏装，供给最低微的口粮，携带不超过半小时战斗用的弹药。而我们宣扬的目标是，不久要进攻和击退驻扎在比我们更高的山脊上，准备得很充分的中国旅！

　　 很快，考尔认真举行了多次讨论会，有些会就在中国人的鼻子底下召开的。中国人得意扬扬地挥动他们的枪炮和装备，向我们炫耀。有一次，正当这种讨论会进行时，他们甚至向我们营地发射了一阵自动炮火。

　　 我能看得出来，考尔尽力作出一副勇敢的姿态，但是，我知道他已亲自来到这些遥远的高地——无论在地上还是从空中，他是第一个高级将官做到了这一点——地形的严酷实际使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然而，他狂妄地对扯冬哨所的军官们讲话，宣布政府特别选派他来控制局势，并且把中国人从印度的领土上赶出去。那天的其余时间，考尔用来研究地面形势，他沿着横跨扯冬哨所的连绵的山谷，上上下下、走来走去地要寻找观察地点。

　　 稍晚，达尔维向考尔简单介绍了该旅后勤情况的严重程度，强调指出，此刻他的部队只有不足三天的口粮，他们手中的轻武器只有一袋子弹(就是说，每人有50发子弹，大概够打半小时的硬仗)。考尔立即草拟电报给军区和陆军总部，强调说明后勤供应短缺的情况，并且指出，空投给养和弹药，迄今证明是不成功的。他还通报说，严重缺乏搬运夫。然而，他又是以习惯的模棱两可的说法作结束——他说，虽然中国人远占优势，而且能够把第七旅从阵地上赶出去，但是他，考尔将军，正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把中国人驱逐出去！这种陈述真实地反映了他自己对于目前形势的态度。同时，他是既晓得我们战略上处于极为不利的形势——毕竟他是一位很聪明的人——而又情不自禁地要“讨好”最高当局。究竟陆军总部或者政府内阁会从这些电报中得到什么印象，我一想就不寒而栗。然而，达尔维从考尔的电报中，似乎得到一些安慰，他抱有希望地认为，考尔给陆军总部的信息是取消作战计划的开端。

　　 考尔和我回到我们的地堡，已是深夜；但是，如果我认为我将得到一点非常需要的睡眠，那就错了。考尔继续一而再、再而三地谈论局势的各种可能性。不管我怎样解释，我们的所谓“计划”是如何产生的，也不顾我怎样地劝告，我们应该从河岸上那些战术上不利的暴露的阵地撤回来，考尔却继续唠唠叨叨地反复讲这样一个事实，即政府已对该“计划”着了迷，现在正把全部信心都寄托于“计划”，以摆脱他们面对议会和公众舆论的困境。然后，他重复地表明他的决心，要派一个营过河去占据塔格拉山脊的一个阵地。(那天早些时候，我们看见远在对面山坡上面，有一个孤零零的小茅屋，是在嘎坡山口——拥错山脊顶峰线下面的某处。此处在我们的示意图中标记为僧崇(Sinjang)——或者像有些人拼写为“Tseng Jong”。)

　　 我猜测比吉·考尔想作出一个“姿态”，去安抚德里当局，而派部队去到河的那一边，似乎是一个答案，但是，我企图劝阻他，不要采取这一步骤。我说，到现在中国人或多或少地接受克节朗河作为事实上的边界，达尔维在那天傍晚也指出了这一点。我确信，如果现在我们派大批部队过河去，中国人一定会有强烈的反应。我们谈到深夜，虽然我极为需要一点睡眠——不像比吉，他似乎是那样一种人：能够只需极少的睡眠。最后我劝他，首先只派一小股部队，比如说一支有限的巡逻队，试探渡过克节朗河，并观察中国的反应。说到这里，我睡着了。但是比吉不时地继续唤醒我，要讨论他那兴奋不安的脑子所想到的种种方案措施。我认为他是通宵未眠。

　　 在此，我愿说明一点。考尔在他的书中，企图为他决定派部队过克节朗河作辩解说，不管怎么样，这一行动是9月28日达尔维的“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说，派一营部队去塔格拉山脊，他仅仅是批准一项预先计划好的行动。这是不公平的：他明知道，我们两人都十分明确地和一再地告诉他，在我们的脑子里，从来没有真正想到过这类的行动；我们也说明，那个所谓的“计划”，事实上是在森将军的强迫下，仅仅是一纸虚假的编造。我们还明确地指出，在当时派部队过克节朗河，十之八九会导致大灾难。然而，考尔觉得，他必须吹牛皮，从而表示不辜负克里希纳·梅农和尼赫鲁先生对他的信任。我的印象是，他希望对塔格拉山脊作一次象征性的进攻，然后脱身而去(就某种意义来说，我认为他的确脱身而去，但是第七旅却没有能够逃脱)。

　　 10月8日，匆匆吃过早饭之后，考尔又同军官们和熟悉地形的低级指挥官举行一次讨论会。他特别倚重莫哈比尔·普拉沙德上尉，这是第一锡克联队的军官，他原先曾偕同阿萨姆步枪队的一个排在扯冬建立哨所。考尔最后决定，第九旁遮普联队的乔杜里少校带领50人渡过克节朗河，进行一次强大的“巡逻”，并在僧崇建立存身之地。

　　 乔杜里少校带领着他的部队很快就开拔了。我们注视着他过了河，并开始上山。到下午，我们得到他的报告说，他已在僧崇安置下来而没有遭到反对。考尔立即拟电向军区和陆军总部发报，把这一行动通知他们，并且另派一个通讯员把消息带到第一号桥电台(从那里通过无线电中转到吉米塘和在提斯浦尔的军部)。

　　 我惟恐考尔由于他的军事“成功”太兴奋，便又把他拉到一边，企图劝阻他，改变他关于继续留在克节朗河谷的决定。我要他批准第七旅撤回到哈东山口，在那里我们能够占据更多的战术上可以设防的据点。考尔同意我的看法，认为第七旅在河谷下面占据的阵地，是不合战术要求的，是危险的，但是他说，他觉得在此情况下，他的唯一选择是向前推进到塔格拉山脊，而不是后撤。在我继续同他争辩之后，有一会，他同我的主张非常接近，把第七旅调回到哈东山口和章多去，我甚至把这个消息转告了达尔维。然而，过了一会，考尔收回他的决定，重申他决定留在河岸线，并且在一两天内，派一个营进占塔格拉山脊。

　　 在10月8日余下的时间里，考尔同达尔维围绕着我们的哨所走了一遍，在这个过程中，他强烈批评达尔维，不应选择这样暴露的阵地作为防御工事。达尔维企图指出，不是他选择了这些阵地，甚至到现在还是他在要求撤回到南部更高的山坡上，建立较好的阵地。但是到了那时，他们两人的争辩已成丁循环的论证，双方似乎都已放弃客观冷静的估计。

　　 当达尔维把比吉对他的批评告诉我后，我尽力规劝比吉，说来也奇怪，比吉同意我的看法——选择扯冬这个不合战术要求的地点，可以说不是某一个人的过错，较好的阵地位于南方；但是，又一次使人恼怒的是，不论他多么不赞成现在暴露的占领线，他还是不采取向后撤的决定。我把同比吉谈话的大意，传达给达尔维，而且我尽力使他放心，以提高他的信心。我说，我确信，考尔最后会同意把第七旅调回到哈东山口和章多高地——然而，最终我未能使比吉这样做。

　　 这时第四军的“马戏班子”开始零零散散的来到了——卡·卡·辛格准将、拉加瓦德准将、二号参谋官和其他人。颇不容易为他们分配掩蔽洞手，但是最终我们全部进到洞里，挤作一团去休息，度过我们在扯冬的第三个夜晚。

　　 9日，我们过了一个安静的日子。比吉·考尔还在为他的“成功”而得意洋洋——中国人对于他的僧崇行动一直还未作出反应；而且他急于想在第二天，跟着再派拉加普特联队的一个营去僧崇。我们去看望指挥官李克上校和他的士兵们，他们全部沿河岸在我们的下面露营。李克没有多少作战的经验，但似乎有信心而且很果断。但是，对于向塔格拉发动进攻是否可取，他也不能不抱有相当大的怀疑。他的一营兵力是，仅有大约400人——大约相当于半个营的兵力，而更使人担忧的是，他的士兵如同在僧崇的第九旁遮普联队的哨所一样，只带着一袋子弹，没有弹药补充的储备。他们没有中型机枪，只有很少的三英寸迫击炮弹药，而且到明天，他们只有两天的口粮了。当然，我们已经安排，把更多的补充供应，由脚夫背上去，送到僧崇下面，过了木桥到他未来的营地，但脚夫是一个不可靠的因素；总之，供应线决定于空投区的情况和天气。所以整个后勤上一系列的问题是值得怀疑的。

　　 考尔决定，第二拉加普特联队于第二天早晨过河去(10月10日，政府提出的“预定日期”)，并且在塔格拉山脊建立阵地。这是考尔用以讨好梅农和尼赫鲁的“姿态”。

　　 我必须谈谈关于我在扯冬哨所会见的指挥官们，因为尽管对于普遍的缺乏准备，我们都感到令人痛苦的忧虑，但是他们执行任务的那种冷静而有信心的态度，给了我最深刻的印象。我已经提到过李克。旁遮普联队的米斯拉是第一流的领导人才，并为我们全体人员树立了一个好榜样。在7日那一天，他自告奋勇，为我们一伙人作向导，从第一号桥把我们引到扯冬；然后，他步行回到自己的哨所去。此后，他每天到我们驻地走一趟，在夜间再返回他的营部去。此外，他的部队士气是好的，这主要归功于他。

　　 另一位指挥官是第九廓尔喀联队的阿鲁瓦里阿，他的身材高而瘦，看样子像是一个坚决的锡克军官。从他到达之时起，他就不遗余力地忙于安顿他的部队。这些部队还穿着夏装，因而他选择离我们南边有几百码的地方，建立一个隐蔽的凹形防御工事，让他们全体下去，进入阵地。他的部队有很多人染上了肺水肿和肺炎，必须撤到伦坡去，有些死在路上(撤离重病号的唯一办法，是沿着小道，由人半背半扶，或者用树枝临时扎成的担架，运上陡坡，送到哈东山口)。但是，他没有为这些不幸的意外事情所惊扰，也没有太大地影响部队的士气。

　　 当然，部队没有任何挖掘壕沟的工具，因而掘进岩石地面是办不到的。部队所建立的阵地，是边界式的圈地——就是从河谷取石头筑起矮墙。我们到几个营地转了一圈，我所能说的是，不论高级司令部干了什么蠢事，把这些营置于何等危险的境地，但这些营都尽了最大的职责，功劳应当归于这些指挥官和下级军官。

　　 即使在扯冬举行的多次会议和非正式的讨论中，这些指挥官从未对供应短缺的情况“抱怨”。他们倾听，表示坚定的意见，不管有多少困难，总是准备在绝对的逆境中尽力而为，我对他们全体抱有最崇高的敬意。

　　 下午，我抽空洗了一次澡。部队其他人员，如同士兵们通常做的那样，到河边去洗澡，用河里冰冷的水冲洗。我不要那么吃苦。阿萨姆联队的厨房给我烧了一桶热水，我彻底洗了一次海绵擦身浴。我们不得已，一直是穿着皮靴和衣而睡，不曾带来任何换洗的衣物，即使在这样的冷天，能匆匆擦洗一次也是好事。

　　 在吃了一顿罐头土豆和大饼的午餐(官兵们一日三餐的食品都一样)并且喝了一杯热茶之后，考尔和我退到我们的小掩蔽所躺下睡觉。每人只有两床毯子，一铺一盖，再盖上我们暖和的军服，还不觉得太不舒服。我记得，当考尔继续他的独白时，我不停地打盹儿，偶尔他的问话突然唤醒了我。

　　 大约10点钟的时候，营地有一阵骚动，我们全都仓促走出掩蔽所。引起这一切惊恐的是由于在对面塔格拉山坡上，可以清楚地望见一列列的火炬队伍，所有的火光都向山下移动。然后横过山脊从我们的右边到左边——那就是说，总的方向是走向僧崇。这是一种可怕的奇异的景象，我不知乔杜里和他的部队在僧崇如何感受。不久之后，我就勿庸置疑了：来自达尔维的消息说，乔杜里已经报告，大约有一营敌人正在黑夜里集结向他们进逼，而且他估计到黎明敌人就会展开攻击。

　　 一面想着明天的惊人前景，我们转身进了洞；我终于抛却思念入睡了。而比吉陷入了忧闷的沉思，因为火炬队伍的景象，已经驱散了他的全部“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