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师在东北边境特区·第二
作者：尼兰詹·普拉沙德 ·印度
出自————《达旺的陷落》
出自————《战争通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第四步兵师在北非和地中海战场上，曾是一支身经百战的部队。在战后的许多年里，在旁遮普的大平原上，受过平原作战的训练；于1960年11月从旁遮普被调到提斯浦尔。它奉命担任保卫孟加拉邦的喜马拉雅边疆和东北边境特区的任务，以防中国的侵略。它所负责保卫的边境，从东部的缅甸－西藏－印度三方交界处，延伸到西部的锡金，长约400英里(不丹除外)；负责的整个防区，约为35,000平方英里。从阿萨姆平原到边境无路可通，因而前沿哨所的给养，常常不得不靠空投；因为，在地面上，只有天气晴朗的时候，沿着羊肠小路步行，连驴子都不能通行。
“边境修路组织”——代号为土斯喀(Trusker)——建立了起来，指挥部设在提斯浦尔。开始在东北边境特区进行巨大的修路工程。第一期工程的一项任务是，在卡门边区要完成从提斯浦尔经过邦迪拉和色拉通到达旺长达200多英里的道路。这些山区的降雨量，每年从100到150英寸，土质松散，容易塌方。在较低的高原上，大片地带是原始丛林密布。此外，一旦定出一条直线爬上高山地区，一般要穿过天然岩石沙粒的地面，这就使得修路工程更加困难。
我们缺乏各种类型的设备，除了一些西藏难民之外，当地没有劳工。然而，到1962年7月，载重3吨的车辆可以行驶到邦迪拉，离著名的“伏特山”即米萨马里北部的营地相距70英里。过了邦迪拉70英里，只有载重一吨的军车可以跨过色拉山口行驶到让，从此起，只有吉普车可以穿过最后的16英里到达达旺。而这一段路，只有晴天才能通行。考虑到这样艰难的工作条件和其他各种困难，“边境修路组织”的成就的确是了不起的：如果不是缺乏设备，他们的成就一定会更大些。
由子交通困难，妨碍了第四步兵师的部署，使它不能成为紧密结合的一支部队，而是分散在各处。此外，第十一步兵旅(原驻大吉岭)，为了讨伐那加(Naga) [ 译者注：印度的少数民族。 ] 的叛乱，已被调到曼尼普尔，并且归属于第二十三师了。第四师下辖的大部分单位和他们的装备，都分散在提斯浦尔及其周围。部队要为自己建筑住房，这里可以提一下，第四步兵师以前在安巴拉时，已经用了两年时间为自己建造兵营。这种任务，既不为他们所喜爱，也不能提高他们的作战能力。所以，这次交下来的建房杂务，情况决不会比过去好些。
修路计划逐步地进行下去，得到了空运的方便，开始把部队调进山区，自然是步兵优先，但是他们得到的弹药和装备受到严格的限制。这是一种自我欺骗的政策，因为后勤的支援，即使是根据和平时期的需要，也只能勉强维持；根本谈不上提供战时的给养。至于医疗条件，伤病员由山区送到提斯浦尔，要用几个星期。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供直升飞机，也只有在天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才能飞行，而这里的好天气是罕见的。大部分的供应给养，要靠空投；不论是私营的航空运输公司，还是印度空军，尽管他们勇敢努力，然而总是因为物资不能及时运到而误事。
回顾起来，我必须强调，用这种办法把部队运到东北边境特区的高地，只能作为政治上的行动；要作为军事行动的部署，则是另一回事。因为由空运维持部署在高原的驻军，即使在和平时期，这种临时安排也是花费昂贵的，不应作为军事行动计划的基础。然而，制定计划者常常忘记了这一点。在这些高地上，即使偶尔遇上天气好、允许自由飞行的时机，但是为了获得给养，需要包装、集中、拆包、分类、分配以及最后发到前沿部队，也都存在一系列问题，就是在和平时期，天气晴朗，而且在平坦的地面上，也是困难重重的。在军事行动的条件下，在喜马拉雅高原，要完全依靠空中支援是办不到的。如果具备完全的空中优势，为了有限的军事行动，也只能够维持小股部队，如此而已。根本不可能制定一个整师部队完全依靠空中支援的作战计划。
1962年5月，当时，我奉命到第四步兵师接替大英雄转轮奖章获得者阿姆里克·辛格少将；我在去阿萨姆的途中，到新德里陆军总部作战处报到，并听取情况介绍。在这次简况介绍会上，没有提到中国方面的意图和兵力，却详细地谈广“昂卡尔行动计划”及其进展情况。“昂卡尔行动计划”是一个计划的密码代号，是要沿麦克马洪线从西部的兼则马尼到印度－西藏－缅甸三方交界点，建立阿萨姆步枪队准军事哨所。这项计划规定：在1962年7月底必须完成。
麦克马洪线是1914年由亨利·麦克马洪爵士用一支蓝色粗铅笔，在一张没有经过测量的地图上，从兼则马尼正北画的一条不精确的喜马拉雅边界线。在当年，很多领土未曾经过探测，而麦克马洪只是凭他对地理的猜测，就从兼则马尼到东部的不丹－西藏－印度三方交界点，画了一条蓝色粗线。至少可以这样说，这样的画法，就使塔格拉山脊的位置模糊不清了。传说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测量官员在即将结束此项令人赞叹的画界任务而到达这个地点的时候，他的注意力被一个美丽的门巴姑娘吸引住了，因此画界的工作就没有完成。但是，不管什么原因，测量当局不顾地面上的实际特征，就用一条直线把军事地图上标号为MM7914的一点与印度－不丹－西藏三方交界点连接起来。尤其奇怪的是，甚至到1962年，印度政府从未纠正过这一明显的错误。显然，外交部的某人一直没有作好他的专业工作。这一疏忽是不能轻易加以原谅，或者辩解过去的，主要由于这一错误，造成了关键性的争执，后来的发展终于导致了战争。
虽然“昂卡尔行动计划”在边境上的哨所，最终将由阿萨姆步枪队去驻守，但是实际上这些哨所势必在印度陆军的监督下建立起来。在大多数情况下，哨所驻有一排人，并且几乎全靠空投供应。(这些哨所的定点和确切位置，主要由情报局而不是由陆军决定。)
我对“昂卡尔行动计划”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些驻扎一排人的哨所，没有战术上的价值。我的建议是：从战术上考虑，在适当的纵深地区，建立营或者至少连的阵地，从这些阵地派出正规的巡逻，直到我们要求的边界线。我强调这样会使这些哨所具有战术上的意义和政治上的价值。我的第二项建议是：应该在陆军的管辖之下，把这些哨所的定位搞“恰当”，并由军队指挥和控制。我听说这两项建议都受到认真的研究，但是，只有总理的决定，才能算数——总理的决定是：在麦克马洪线上的35个哨所，已经定点，要不惜一切代价并在规定限期之内建立起来。我受到警告说，这是政府极为关注的问题，看来陆军在拖后腿。
我到陆军总部去的那一次，使我对“昂卡尔行动计划”感到严重的担忧。我离开德里之前，到陆军参谋长普·恩塔帕尔将军的住宅会见了他，他也强调执行“昂卡尔行动计划”的迫切性和政府对计划进展缓慢表示关切。
1962年5月18日，我飞往提斯浦尔，于当天下午到达。当时雨季达到高峰。阿姆里克·辛格将军是我的老朋友，我们曾在同一个团服役过。各旅旅长和大多数中校缎的指挥官与参谋我都认识，所以，我一下飞机，就来到情投意合的伙伴之中，感到轻松愉快。
我研究了军事行动计划和在地面上部署部队的问题，然后听取了师参谋部的详细汇报，他们的计划是根据陆军总部情报处的报告和指示制定的。然而，这些计划落实到地面上，就难以实现了；因为修路计划没有按期完成，而且即使在开始部署的阶段也不能经常得到空运的必要保证。
我的师沿着北部边疆广泛分散到各处。第七旅下辖两营步兵，一团炮兵(18门炮)和一个重迫击炮连，安置在色拉的前沿，离提斯浦尔230英里的达旺地区。这些部队只有轻装备，弹药只够一天战斗之用。事实上，这仅仅表示地面上的人数和需要供应食粮的人口，而不是能够进行持久战的兵力。在雨季期间，通往邦迪拉的路上，有几处常常出现许多断裂陷坑，而过了邦迪拉，几乎就无路可走了。达旺附近的一个直升飞机场还正在修建中。
在洛希特边区，由第五旅旅部管辖的驻扎在瓦弄的一个装备很差的营，只有六支枪。到瓦弄去，既没有大路，也无驴子通行的小道；只有一个紧急时备用的简易机场，能接受直升飞机和单引擎六机座的水獭式小飞机，这就是仅有的后勤联系。
第五步兵旅旅部在拉金普尔 [ 译者注：在印度北方邦。 ] ，离瓦弄200英里。第十一步兵旅，前面已经提过，被调到曼尼普尔，完全陷于对那加的作战中。因此，我的师只部署了两个旅，保卫东北边境特区，而这两个旅中的六个营，只有三个营驻扎在山区。
师部的汇报主要集中于“昂卡尔行动计划”要建立35个哨所的工作进展情况。有趣的一点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最高当局竟未下令在兼则马尼西部沿塔格拉山脉建立哨所，这是一个最敏感的地区。这就留给第四步兵师由自己负责下令在靠近印度－西藏－不丹三方交界点(娘江河以西)建立一个哨所。从此，开始了后来所发生的一切纠纷。
我很清楚，建立和维持“昂卡尔行动计划”的哨所，会占用我师的全部人力和物力。虽然在名义上陆军不负责这些哨所的行政事务，但是我在那加高地的经验使我深信，除非阿萨姆步枪队和情报局的哨所受到严密的监督和管理，否则他们很容易陷于严重的政治困境。
当天气许可的时候，我乘飞机巡视了梅楚卡，阿龙，达波里约，都登，济罗，特祖和瓦弄。我由陆路去达旺，旅途中轮换着乘吉普车、卡车、骑驴和步行。道路不适宜于正常的交通运输，直到雨季结束为止；而要等到雨季过后，就将进入1962年的12月了。我在巡视的每一个地方，都同当地的指挥官讨论军事行动计划和行政管理问题。我发现他们全都对“昂卡尔行动计划”极为忧虑，空运紧急储备物资的计划被打乱了。在结束对这些地方的巡视之后，我同意阿·辛格将军告诉我的关于“昂卡尔行动计划”的大部分看法，充分认识到摆在我面前的后勤任务之艰难。
然后，我专心研究现有的情报资料。来自情报局的每日报告，没有实用的价值，它一般只报告肉眼可见的各地零散的一些小国士兵的活动。我自己师部的情报人员几乎每天收听中国的广播。经过研究，我越发深信不疑，“昂卡尔行动计划”必须大加修改。这是一个对地形、气候和其他全部有关军事问题缺乏第一手材料的人在纸上所制定的计划，而且我向军部提出了这一观点。军长乌姆拉奥·辛格中将同意我的看法，并且说他已经向军区司令部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这个问题超出陆军司令部的管辖权限，而要由印度政府作出决定。然而，他说布里吉·莫汉·考尔中将作为参谋局长，即将到提斯浦尔视察，可以由我把困难和看法向他陈述。
1962年6月的某一天，考尔将军到了提斯浦尔，我们讨论了第四步兵师的任务和“昂卡尔行动计划”。我表达了自己的见解：考虑到交通的情况，只有用轻武器的步兵才能在这样的地形作战。陆军的正规部队只有经过完全重新组织装备之后，才能使用。这种重新组建需要特种武器和大批机动直升飞机，要很多年才能完成。此外，我的师被分成若干小股部队，分散在广大的地区，这对于部队的训练和作战准备都很不利。我建议由阿萨姆步枪队担任“昂卡尔行动计划”的任务最为合适。考尔将军同意我的意见，并且说他已经在考虑派轻装备的部队到东北边境特区，还表示他将尽力让第四步兵师回到旁遮普，担任常规战争的任务。虽然考尔将军没有明说，但我从他的谈话中听得出，要陆军承担保卫东北边境特区的责任是一项政治决定。然后，我谈到有关“昂卡尔行动计划”建立哨所存在着无数问题。考尔将军告诉我，他将当着我的全体指挥官和参谋人员的面，就“昂卡尔行动计划”答复我的问题，并且澄清任何疑点。
后来，在一次有我师部全体人员和几位指挥官出席的会议上，我又提出我对“昂卡尔行动计划”的观点，指出这些哨所在战术上没有任何价值，从后方勤务上说，这些哨所在作战中是防守不住的，甚至在和平时期也难维持。我的提议是；在离我们边境较远的地方建立更强的哨所，作为巡逻的基地，一直巡逻到我们要求的边界线。然而，在会议上，考尔将军的言谈举止一反常态。他对我的答复是粗暴的不容争辩的最后决定：“总理亲自命令必须建立这些哨所，他的决定是基于最高情报顾问的意见”。在他的答复中，还有一个警告也很明确，即在完成这一任务中，任何失败或拖延，对于那些负责人——换句话说，就是第四步兵师——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情况就是这样。
我在考虑了手中所有的资料之后，对于形势作了认真的估计，并且同我的部队指挥官讨论了我的计划。在1962年7月16日，我把自己对形势的估计，发给我的旅级指挥官。
我的旅级指挥官有：旅长约翰·达尔维，指挥第七步兵旅，旅长希夫·查兰·辛格，指挥第五步兵旅，旅长纳·西·罗尔利，大英雄转轮奖章获得者，指挥第十一步兵旅(该旅已调往曼尼普尔)，旅长卡尔茵·辛格，指挥第四炮兵旅。阵容是可观的，我不能期望更好了。
我觉得就已有的人力、物力来说，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重新把战斗力量部署到设防的地区和稳固的基地。达旺被给予最高的优先地位，特别提名为“至关重要的地区”，派第七步兵旅和一个炮兵团防卫达旺。在所提到的其他敏感地区中，有兼则马尼。作为后方支援，在郭桑查特地区选择了一个位于山谷之中的稳固的基地——除了兼则马尼之外。(一旦有事，就选择伦坡；这是一个居高临下的高原．俯视郭桑查特，而且有一个相当好的空投区。)
按照“昂卡尔行动计划”，新建立的哨所迟早会陷于困境，为支援这些累赘而建立的稳固基地可以就近帮助它们摆脱困境。我曾希望在雨季过后的一个月，完成部队的重新部署，这样差不多就要到1962年的10月份了。
在我同上级领导的所有讨论中，他们总给我一种印象：虽然中国对我们在拉达克一段的行动反应很强烈，但是中国在东段不会作出同样的反应。事实上，看来这是高级军官们唱的主题歌。然而，我必须运用自己的判断，我警告我的部队指挥官说，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已经进入一个不同的阶段：纵然排除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在某一敏感地区也肯定会发生冲突。
军长批准了我的重新部署计划。我抓紧时间于7月10日发出详细命令，重新部署第七旅。建立稳固的基地，如计划在伦坡建立的基地一样，使他们支援敏感的地区，并且改进掩护达旺和瓦弄的防务，这些应给予最优先的考虑。旅长们依次下达必要的命令，对这些地区进行侦察。各部队的调动要制定出计划，必须分阶段进行，不能超过后勤的支援力量。在雨季期间，由于飞行条件差，又因大雨造成陆路上的许多塌方，后勤支援缩减到了最低限度。
我知道“昂卡尔行动计划”动用的小分队，已使我师的人力物力承受极大的压力，重新部署又要让部队各单位大吃苦头。然而，我深信在建立稳固基地这一任务中，任何的迟延都会带来灾难。
当地很少有什么情报资料可以帮助一个指挥官正确估计中国的兵力和意图。然而，从中国的广播来判断，很清楚，他们的言论已经毫无节制，每天大肆攻击印度，常常指名称我们的领导人是“美国的走狗”。
从我们自己的通信系统中，我曾收到报告说，在我们地区的某处，有一部非法的无线电广播电台在活动。但是，当我们向上级当局汇报这一情况时，他们却置若罔闻：他们轻率地告诉我们，在我们边境这一边并没有非法的无线电发射机。后来证实，中国人的确把一部无线电发射机秘密运入西藏劳动营内的察科，察科位于通向邦迪拉的路上。他们的发射机的天线被伪装为高高的祈祷旗杆隐藏起来，在喜马拉雅佛教流行的地带，设立这种祈祷旗杆是很平常的。
7月19日，我们从达旺派遣一个小分队，跨过娘江河，西行到印度－西藏－不丹三方交界处，去建立一个哨所。该小分队报告如下：
了解到中国人已经知道，我们在三方交界处多拉(扯冬) [ 译者注：扯冬，印方称多拉(Dhola)。 ] 建立哨所。从情报来源得悉，他们不承认三方交界处是印度的领土。而且，他们一旦接到政府的指示就占领该地区。
我立即将此情报报告了上级当局，要求澄清有关塔格拉山脊的归属问题。说到这里，有必要对这个山脊作详细的描述，因为这对于了解后来事态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麦克马洪线是从东部的缅甸－西藏－印度三方交界点，延伸到西部的印度－西藏－不丹三方交界点，在印度与西藏之间画出的边境轮廓。如前所述，从缅甸－西藏－印度三方交界点向西到兼则马尼正北，麦克马洪线一般是沿着喜马拉雅分界线的。但是麦克马洪线从崩格波西山脊向下倾斜到兼则马尼。从那里起，走向就不是沿着塔格拉山脊主分界线了，而是被画成一条直线到印度－西藏－不丹三方交界点。按照地图显示当时该地区的详细情况，与地面的实际情况毫无相似之处，可以设想，因为麦克马洪画线的时候，这个地区从来未曾探测过。然而，令人惊奇的是，从那时起，这么多年了，德里当局迄未纠正这一差错。很难理解，甚至像这样基本的细节，如精确的地图，还没有制定出来，怎么能够同共产党中国进行任何有意义的谈判呢！再进一步说，如果已经有了精确的地图，但肯定未提供部队使用，而又赋予部队以保证边境安全的责任，这同样是令人不能理解的。
上面所提到的派往三方交界处的小分队，是由第一锡克联队(1 Sikh)马·普拉沙德上尉指挥。他是一个强悍的青年军官(他在10月20日的战斗中英勇阵亡，死后授予大英雄转轮奖章)。因为三方交界地区被一层厚雪所覆盖，普拉沙德上尉在克节朗河南岸的多拉下面一个叫扯冬的地方设立了哨所。(实际上，为了某种原因，这个哨所后来就被定名为多拉哨所。)随同小分队的政治代表告诉普拉沙德上尉，塔格拉山脊是印度的领土，但是，因为普拉沙德上尉的地图上标明麦克马洪线是在塔格拉以南，他并没有按照政治代表的情报行事。相反，上尉回到基地向师部谈了这一问题。7月20日，我们逐级向军部、军区司令部和陆军总部汇报了这一情况。随后，我紧急召见普拉沙德上尉，详细地向他进行盘问，然后，我确信塔格拉山脊的确是主分界线，于是我准备一份全面的分析报告，要求批准我们占领塔格拉山脊。假如当时立即批准我的报告，本书可能就永远不必写了。
后来听说，我的提议由军部向军区推荐并上报了，但是，尽管我们多次要求对此问题作出决定，一直没有得到答复。当我们在扯冬建立了哨所(多拉哨所)之后几个星期，我得到报告说，中国人在塔格拉山脊地区进行了团的演习，而且精心构筑了相当于一个旅的规模的防御工事，但是他们并未长期占领这些阵地。
1962年8月14日，陆军总部作战处长，英雄转轮奖章获得者帕利特准将到提斯浦尔视察。在对我的旅长们和师部工作人员的讲话中，他重申情报局的估计，中国没有或者说没有可能诉诸军事敌对行动。他说，8月4日师部呈报的关于塔格拉提议，到8月14日他离开德里时，尚未送到陆军总部。他答应当他回到德里的时候，将催促一下，并且他将尽快使我得到答复。
我告诉作战处长，如果事实上扯冬位于我们要求的边界线以北的话，那么建立扯冬哨所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我要求明确我们要求的边界线，而且我强调说，我们的哨所的定位应该符合于边界线。他答应回到德里以后，研究这一问题，尽快给我答复。我劝帕利特准将再多停留一天，以便我再准备一份报告，完成附有详细说明的地图，并且把全部摘要都交给他。
我被迫作出一个结论，在我们军部以上，竟无一人与我分忧。结果，到8月14日，我们失去了在塔格拉山脊用先发制人的办法阻止中国人的机会，因为，如上所述，那时中国已经在这个地区进行了团一级的演习，并为部署大约一个旅的部队准备了防御工事。这样，就用实际上的占据来提出领土要求。如下的设想是不会错的，即在我军能够在塔格拉地区站住脚跟以前，中国一声令下，从后勤上说，至少可以在塔格拉部署一个旅的兵力。
我曾选择伦坡作为一个营的基地，以支援兼则马尼和扯冬哨所，伦坡地处娘江河谷之上，在其西岸是海拔2,000英尺的高原。但是我们只能以搬运工人的速度来提供给养，进行准备工作。在伦坡，我们曾试探着选择空投区，但是空军没有试用过。米斯拉中校是第九旁遮普联队的指挥官(他的营指定驻扎在伦坡)，他是一位有干劲而胜任的军官，他已经对伦坡前沿进行过侦察，一直到我们在地图上所要求的边界线，包括到扯冬哨所的要求线。
关于我们对塔格拉山脊的要求，我在8月4日和14日呈报提出紧急询问，一再请求给予答复。直到9月18日，我仍未收到答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