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北部边境的纠纷·第一

作者：尼兰詹·普拉沙德 ·印度

出自————《达旺的陷落》

出自————《战争通史》

　　 关于1962年东北边境特区(the North East Frontier Agency简称N.E.F.A，)的“溃败”，已经有很多的论著。但是其中许多是有倾向性的，或是使人误解的，很少是客观的和准确的记述。1962年的事件，在印度军事史上是不光荣的一页。但是，应该下令作一次彻底的而无偏见的查究，以便从中吸取教训，或者说尚待吸取教训。这份报告，应该公诸于众，这一点还未曾做到。结果，在公众的头脑里，对于东北边境特区战争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掌握处理，继续存在着很多的误解。例如，普遍地认为陆军基本上没有对中国进行抵抗。而且，在谁应对作出灾难性的决定负责任这一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很多的争论，对于东北边境特区的溃败，究竟由谁承担罪责，是军方还是政府领袖？个别的作者尽力为自己辩解，这是无助于澄清令人不安的疑团的。

　　 自从中国侵犯我们的边境领土，现在差不多已过去二十年了。在那次战争中，我在关键的达旺要地(Towang) [ 译者注：一般英文拼写达旺为Tawang。 ] 指挥第四步兵师作战，我们负责保卫塔格拉前线和娘江河谷以及达旺地区。我经过二十年之久的思考，才下定决心叙述这一桩历史事件，以澄清1962年10月底导致达旺失陷的原委。我这样做，不是为我自己或者为第四步兵师的同事们进行辩解(我希望读者同意我的话)，而是为了澄清对那次战争的误解。已故旅长约翰·达尔维在他多年前出版的《喜马拉雅的失策》(The Himalayan Blunder)一书中，记载了他的经历。我是达尔维的师长，可以证明他所写的是事实。然而，他的视野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他接触不到高级领导层交换意见进行争论的领域，而正是在那种领域内，最高司令部形成了在塔格拉山脊分界线地区有关防御和进攻态势的可行的作战训划，我接触到其中大量的情况，这就是我之所以认识到，我们可悲地缺乏在正常情况下作出如此重大战略决策时所应采取的内行专业程序。我知道这些情况，感到十分恼怒，因为我的部队由于这种不负责任而遭受了巨大的牺牲。

　　 我觉得，这些方面必须客观地予以记载。尤其应该被广泛了解的是，我们的军队打仗是好的——在战争中伤亡惨重，主要是由于我们没有后勤支援才终于被打败。只有一个不光彩的例子，就是在1962年11月第二次进攻的时候，某一防区的部队放弃阵地溃退了。因此，对于那些在战争中顽强战斗并且死去的许多官兵不予记述，则是不公平的。

　　 这是一个军人讲的故事，它不涉及有关印度政府外交目的和方法的政治争论，也不涉及处理喜马拉雅边界问题的中印谈判。我们政府对于我们在西藏的利益所作的处理，并非全都得到印度人民的赞成。那是另外的问题。的确不属于这本军事记载的范围。

　　 1960年，我第一次涉及北部问题，当时的形势是，中国正在平息西藏人的反抗，同时广泛地施行修路计划。这对于印度具有突出的战略意义。中国对我们边疆的大片领土提出要求。

　　 当时，已经发生了一些事件，特别是在拉达克，情况表明中国正以实际上的驻军，坚持他们的要求——沿着喜马拉雅分界线并在阿克赛钦逐渐侵入。在东北边境特区，中国的边境部队试图威胁我们的军队，确曾逼退我们在兼则马尼 [ 译者注：兼则马尼是中国的领上。 ] 的哨所。但是，那一次，由于我们坚决，才又回到我们原来的位置。

　　 在印度，很多人已预见到最终会有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诚然，我们也迟缓地开始作了一些准备。但是，这些准备的迫切性和目的性，部分地被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总理，尤其是国防部长克里希纳·梅农的声明所抵消。他们讥笑任何有关中国可能对印度进行威胁的说法。例如，1961年9月10日在阿格拉的一个空军的飞机库里，梅农断然声明，“我不知道中国对于印度的任何部分的领土有任何侵略、侵犯、侵占或侵入”。这就是当时最高当局的一般态度，“巴依－巴依”(Bhai－Bhai) [ 译者注：印地语，意思是兄弟，指五十年代印度人民全国性的欢呼口号，中国印度是兄弟。 ] 这种安乐感的影响一直持续到1962年10月20日致命的那一天，那一天中国人箭离弦，刀出鞘了，我们在极度紧张之下神经错乱了。

　　 在1958年，拉萨的春季“叛乱”之后，达赖喇嘛逃到了印度。他为了逃避中国追兵的侦查，取道隐蔽的兼则马尼－达旺－邦迪拉这一条路线。结果，突出了达旺的重要性。本来，达旺已是著名的佛教中心，有一个规模宏大、很有影响的佛教寺院(尊奉为伟大的第五世达赖喇嘛的出生地 [ 译者注：达旺是六世达赖的出生地。 ] ，他是拉萨布达拉宫的建造者)。印度的军队第一次被派到东北边境特区去保卫达旺。

　　 我第一次参与东北边境特区的防务问题是在1960年，当时值星参谋官托拉特中将——那时他是东部军区司令——他指挥进行一次研究中国威胁的高级演习，研究中国可能进入的路线，和可能从北方推进的纵深度。我那时在阿格拉指挥印度仅有的伞兵旅。托拉特将军召见我，征求我对中国可能使用空降部队的看法。他觉得中国很可能在布拉马普特拉河谷某处投下一支伞兵部队，与通过山区的主要挺进部队配合。

　　 我清楚地记得，在研究了我们所掌握的关于中国部队及其战斗力的全部情报资料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不会使用空降部队。我甚至怀疑敌人会动用空军的任何兵力。我的意见并不是完全不具有权威性的。我早期参军曾在印度皇家空军服役好几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从印度陆军被调到印度皇家空军，并在第一次缅甸战役中指挥第一中队的侦察飞行。后来，在1943－44年期间，我在缅甸前线指挥俯冲轰炸机第八中队。

　　 根据各种理由，我认为中国可能把军事行动限于地面部队，而不致逐步升级扩大侵略规模。很明显，我们空军的高级将官颇不以为然。后来，最高司令部采取削减战斗规模的决定——在1962年的作战中不动用空军，是因为他们害怕遭到中国空军的报复行动。

　　 对于中国日益明显的敌对态度，我们的反应是，建立一个“边境修路组织”，把路修到遥远的边疆领土。虽然这一步骤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没有作为一项紧急任务交给“边境修路组织”。这一工程的艰巨显然是国内现有技术力量所不能承担的，工程以爬行的速度进行着。沿着我们的边境，中国的压力在增加，为了向前推进，以到达我们所要求的遥远的边疆地区，于是我们建立了许多小哨所，但却不具有作战的潜力。1959年，由哈维尔达尔·卡拉姆·辛格指挥的一支巡逻队，在我们的领土上遭到了中国的伏击。

　　 在1960年和1961年的整个期间，我们在拉达克沿着我们要求的边界线，在使人最难以进入的地方，继续建立这种简易的小型哨所。既然中国也在逐渐向前推进，那么，中印武装部队最终发生面对面的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1962年，根据我们用代号进行的“昂卡尔行动计划”(Operation Onkar)，东北边境特区奉命要建立一系列的边境哨所。这些哨所要设立在脆弱的交通线的终点，其中大多数完全依靠空中供应。这一行动计划最糟糕的特点是：不可能决定确切的地理位置，因为提供野战部队的地图都是不准确的。边境一带的许多地点是中印双方都要求的领土。在此情况下，武装冲突势不可免了。我们的领导人负有责任，应该预见到发生这类事件的可能性，并且保证不使冲突升级到使我们在军事上陷于严重不利的地步。要么就这样，要么加快后勤支援边境的部署。但是他们没有适当地承担起其中的任何一种责任。

　　 相形对比，中国的准备远远胜过我们。中国以其独特的作风，在西藏东部广泛实施公路和机场的修建计划，这对于印度是有深刻影响的。公路网能使中国集中和维持大兵团直达边境。这对中国来说，是不难办到的，因为西藏那边的地形是一片高原，许多地方很平坦，便于军车行驶。在这样的地面上修路，不会成为大的问题。达旺突出部以北的地区，就是个典型的例子。相反，在我们这一边，必须越过丛林密布、阴雨连绵的几座崇山峻岭，才能到达主要的分界线区域；而中国人可沿雅鲁藏布江一线，长驱直入，几乎直达我们的边境。他们只要进行有限的工程，就可使现有的驴马小道行驶车辆。显然，这是一个不平等的对抗。

　　 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绝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中国人不是超人，印度军队也不会轻易地被艰巨的任务所吓倒。

　　 在我看来，在我们历史上的那个特定的阶段，我们军队的问题在于太自满和掉以轻心，在军务程序的某些方面，甚至带点外行的味道，比如，以情报工作为例，我深信1962年我们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错误的情报所造成，包括侦探参谋机构的程序。军事情报并不全是詹姆士·邦德(James Bond) [ 译者注：詹姆士·邦德是美、英流行的神奇间谍影片中间谍的名字。 ] 式的，描绘间谍密探的那一些货色。军事情报是一种辛勤努力和日常平凡的工作。它是一种高度复杂和专业化的任务，它所提供的资料，对于国防各军种兵种和内政部，都具有很大的价值。广义地说，它可分为国内情报和国外情报。前者我们可称之为“反情报”，或称“公安”。这一任务，最好由警察训练的人员担任——他们在国内有正当的身份和联系，而且最后他们是情报的“使用者”。另一方面，国外情报不应由警察来处理，而印度恰恰是由警察来处理的。就我所知，现在我们的制度仍然如此。军方是国外军事情报的主要“使用者”，正是他们应该使情报的获得与使用协调一致。

　　 虽然国防三军首先有权要求由自己搜集情报，但是情报组织由于本身性质所决定，当然必须由文官控制：作为一种高度专业化的部门，主要处理军事问题，那么，只有具备军方知识的人，才可能提供有价值的情报。不幸的是，在1962年，很少有部队或转业军官参与情报的搜集。现在的情况可能稍有好转，但是从整个态势看来，还没有完全达到与过去显著不同的程度。

　　 当然，各军种也有自己的情报系统，但他们所要进行的工作是属于另一不同的层次级别，他们只负责搜集“战术性的”或“直接接触”的情报，诸如前线巡逻的报告，空中拍照，信号的截取以及类似的来源。来自一个潜在的敌对国家的大量主要的情报必须从中央情报组织获得。只有它在海外设立机构，得以接触各友好国家的政府和在政治上、国际上接触各阶层人士的各种渠道。

　　 我很遗憾地说，在1962年，我们的中央情报组织没有提供有用的情报；或者说，他们没有正确地解释情报。读者在后面将会看出情报局常常告诉我们关于敌人的意图和兵力，同我们在前线接触中获得的情报，在估计上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经常在前线地区用自己的眼睛证实这种不同。但是，情报局长漠视我们第一手的报告——我不懂得他们究竟出于什么动机。

　　 直到最后，情报局继续用他们的估计向我们进行灌输，他们说中国不会诉诸战争以坚持他们的要求。我们这些亲眼看到他们就在我们面前进行军事部署和战备的人，却不被人们相信。情报局十分肯定，中国的方法会继续是和平的——至少陆军总部及其下属机构继续这样告诉我们。情报局的所有这些保证都证明是错误的，因为1962年10月20日，我的部队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认识了这些错误。

　　 在另一领域内，我看到，缺乏协调和程序繁琐，表现在各级指挥之间分配任务不当，以及拒绝接受最直接的有关人员在作战方面提出的建议。至少，就东北边境特区前线而言，在各级指挥之间，很不协调；或者，(我猜想)甚至在政府与军方集团之间也确实存在不协调。私人的仇恨，个人的弱点，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互相之间完全缺乏互相信任，以至出现荒谬可笑的局面，像希腊悲剧一样，导致了不可避免的灾难。在本书的序言中，我这样说，似乎是言过其实，但是，读者在读完有关1962年9－10月克节朗河(南卡丘)前线战况的叙述之后，就会了解我的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