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戈雅尔·第十

作者：帕特里斯·弗朗塞斯希·法国

出自————《山国烽火》

出自————《战争通史》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一些国家对阿富汗的援助远远满足不了实际需要，也解决不了解放区人民所面临的种种严重问题。那里的人们常常处于与世隔绝、无人过问的境地、。他们缺医少药，学校不足，有时连粮食和衣服也成问题。

　　自从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消息传开以来，法国的一些人道主义机构很关切那里的局势，希望援助阿富汗国内的人民。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HCR)已经开始在巴基斯坦收容难民。世界各国的大批救济组织和国际红十字会也纷纷行动起来。可是，在情况极为紧迫的战场上却没有任何实际援助。这场战争不宣而战的性质本身使各官方机构不好过问。

　　一些非官方组织决定出面过问，向不受喀布尔控制的、赤贫的阿富汗人提供援助。这些机构认为，阿富汗人民享受援助、医疗和照顾的权利应当“超越任何政治、宗教和种族的障碍”，这一点比国际法和有关政府的仁慈更重要。

　　1980年1至3月，无边界医生协会(MSF)、世界医务工作者协会(MDM)、国际医疗援助协会(AMI)等机构的医疗队准备开赴阿富汗各地展开医疗活动。巴基斯坦是唯一可能的出发基地。同巴基斯坦的初步交涉告诉人们，进入阿富汗谈何容易。医疗队不仅要秘密潜入这个国家(因为喀布尔政府认为这种援助实际上是为虎作伥，助长阿富汗“匪徒们”的气焰)，而且还会遭到不合作的巴基斯坦人的刁难。走运的时候，巴基斯坦人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从不提供方便……

　　上述三个法国医疗机构今天仍然遇到这些困难。在阿富汗国内，它们是俄国军队追捕和轰炸的目标。在巴基斯坦曾发生过这样的事：警察追捕医生，或为医务人员的工作设置重重障碍。伊斯兰堡不允许有人无视它的主权，而且它还想作些姿态，讨好一下莫斯科……甚至还有这样的情况，即设在难民营的一些官方的人道主义机构根本不把手提急救药箱、即将奔赴阿富汗山区的“大兵”(法国医生)们放在眼里。

　　在阿富汗内地，医疗队的医生们在极其艰苦危险的条件下工作，生命没有保障，生活条件恶劣到难以形容的地步。那里一无所有，完全与世隔绝。医生们的行动和安全都掌握在抵抗小组的手里。他们必须适应当地的条件，常常成为各派利害冲突的焦点。他们同圣战者之间也产生过令人不愉快的事情。一切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连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也会遭到种种困难。耐心是必要的。在我们西方，已经不存在缺乏物质的问题。我们西方文明的产物“志愿服务”和“尽义务”这些概念尚未被纠缠于物质问题之中的人们所理解和接受。事实上，只有派到瓦尔达克部队去的医生们的工作才比较顺利。他们同圣战者的关系没有发生严重的问题。

　　无边界医生协会是上述医疗机构中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组织。它得到广泛的资助，拥有雄厚的资金。这是世界医务工作协会和国际医疗援助协会所不及的。可是，后两个组织的工作效力不比它差。它们的医生具有创业者的精神，跟圣战者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还有两个协会——法国—阿富汗友好协会(AFRANE)和欧洲飞行公会(GER)——也从人道主义出发援助阿富汗，但多半在食品、衣服、学习用品等方面进行努力。他们的工作同医疗队的服务互为补充，因而同样是十分重要的。医生不能给快要饿死或冻僵的人治病嘛。这两个协会派到阿富汗内地的小组也在重重困难中冒着生命危险展开工作。

　　法国—阿富汗友好协会原先是由曾在阿富汗生活过的法国人组织的。他们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广泛的网。朋友们为协会募集资金，然后向阿富汗派出代表团。这个协会的宗旨就是援助阿富汗人。它的一切工作都围绕这一点展开。

　　欧洲飞行公会是另一种性质的协会。从1967年成立时起，它的第一个使命就是向阿富汗青年人提倡某种真正的冒险精神。这种冒险精神既出自责任感，又要有具体行动。1980年，它把自己的活动扩展到如何为一无所有的老百姓展开“有益的冒险”这个范围。五年来，对阿富汗人的援助就是这种“有益的冒险”。公会派出的大批人道主义的给养运输队一直活跃在那个山国。

　　上面这些组织对阿富汗的援助较之于目前的需求这个海洋来说，只是沧海一粟而已。但是，正因为它是沧海中的一粟，因而就显得尤为宝贵。令人遗憾的是，许多阿富汗本国的医生不去救死扶伤，医治人民的病痛，而是逃到了国外，只好由年轻的法国男女去填补他们留下的空白。这些自告奋勇的法国公民是可钦可佩的 [ 作者注：顺便指出，活跃在阿富汗的法国医疗队中，女大夫要比男大夫多。 ] 。不过，从1982年起，外逃的阿富汗医生又开始陆续返回故土了。

　　法国人是最先帮助阿富汗人的。目前，法国医生的人数仍遥遥领先。这无疑是因为阿富汗这个国家长久以来同法国一直保持着特殊的文化联系，也是因为设在巴黎的人道主义组织的精神、活力和影响是其他地方的同类组织所无可比拟的。

　　这里介绍的法国援助阿富汗的五个组织，以及阿富汗国际办事处(BIA)和声援阿富汗抵抗运动组织(MSRA)这两个政治组织在今天已不是绝无仅有的几个援助性机构了。由马雷克·阿尔特和贝尔纳—亨利·莱维主持的自由喀布尔电台也曾帮助抵抗运动电台举办过诸如《阿富汗人向阿富汗人谈话》 [ 作者注：自由喀布尔电台中途夭折，继而于1983年12月27日又成立了自由圣战者电台。后者改用短波发射消息，而不再像自由喀布尔电台那样使用中频(FM)。除海克马蒂亚尔的阿富汗伊斯兰党外，在白沙瓦的其余各党都团结在自由圣战者电台周围。不过，这是一个温和的联合体，在九名法国人的帮助下进行活动。 ] 等节目。1981年3月建立的国际医学学生行动委员会(AIME)不久前也开始出现在阿富汗。此外，一些英国人、荷兰人、比利时人、瑞士人、卢森堡人也仿效法国人，深入到阿富汗内地，弥补了官方机构的不足。上述各个协会之间也已达成一致意见，成立了“欧洲声援阿富汗人道主义协调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工作发展很迅速。

　　1980年至1983年，约四百名法国人先后来到了阿富汗。苏联人千方百计阻挠我们的工作，多次轰炸法国人的医院和运输队，企图抓住法国医生。

　　1983年1月16日，苏联人成功地逮捕了国际医疗援助协会的菲利普·奥戈雅尔大夫。奥戈雅尔不是俄国人手里的第一位法国俘虏，在他之前，好几名法国记者就曾经被他们抓去，其中有让—保罗·西尔韦、弗朗索瓦·米森和安托万.达尔诺，另外还有英国地质学家R·P·威尔逊 [ 作者注：另外还有两名记者在这场战争中被打死，一位叫斯塔尔·贡德胡尔，挪威人，1982年6月死在法拉省；另一位叫拉斐尔·法夫罗，澳大利亚人，1983年10月10日在乌鲁兹甘附近的一次轰炸中惨遭非命。英国人斯图尔特·博德曼于1983年7月1日死去，地点和死因至今不详。 ] 。

　　奥戈雅尔大夫专门为不屈从政府当局的阿富汗人看病。在喀布尔和莫斯科眼里，这位大夫“客观上”已跟“反革命分子”同流合污。——交战中的共产党人决不允许人道主义组织的无私援助……因此，他们把奥戈雅尔当成所谓的“外国干涉”的替罪羊。

　　奥戈雅尔年方二十九，是一位年青的儿科大夫。他是自愿到阿富汗洛加尔省工作的。这是他第二次到阿富汗来服务。在他的译员纳西尔的帮助下，他正在努力建立一所护士学校。工作进展得很顺利。可是，1983年1月12日……

　　这一天，“洛加尔省的村庄遭到狂轰滥炸之后，苏联人的坦克和步兵开进了洛加尔高原。学生们立即放下钢笔，拿起卡拉什尼科夫式自动步枪。法国人奥戈雅尔看到圣战者的队伍在高原上穿插而过。

　　“中午时分，坦克上的机枪开始扫射。菲利普·奥戈雅尔躲在一块岩石后面，身边还有他的译员纳西尔和五名游击战士。不一会儿，直升飞机呼啸而来，向地面一切可能的藏身处猛烈扫射。傍晚，敌人停止轰炸一个小时后，法国医生和伙伴们离开岩石，得知高原的保卫者击退了坦克的进攻。俄国人留下十具尸体，抵抗运动只有两位战士受了轻伤。菲利普·奥戈雅尔当即给他们上药包扎。

　　“不久便开始了大规模的进攻。

　　“村民们摸黑火速撤走。游击队员们肩扛背驮，带走了所有的武器弹药。虽然他们身负重荷，但一个个行走如飞，决心尽快赶到平原上的塞贾瓦恩村。要抵达那个村子，游击队员们要在山里步行绕一个大弯。

　　“飞机不断地发射照明弹，步行者不得不卧倒于地，不敢动弹。

　　“清晨6点钟左右，游击队员们下了山。塞贾瓦恩村坐落在一片开阔地带，毫无遮挡隐蔽之物。唯一的掩护就是将耕地隔成小块的矮泥墙。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时刻：太阳正在升起，敌人的直升飞机在空中盘旋……

　　“纳西尔大声喊道：‘卧倒！’

　　“六架直升飞机突然从山后飞来。步行者立即蜷缩到一垛泥墙下。这时在五十米开外的地方降下一架满载士兵的飞机，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

　　“菲利普·奥戈雅尔不假思索地冲向前去。一架直升飞机飞在他前边掠地飞行。一阵子弹打在地面，迸起一股股尘土。奥戈雅尔翻身滚进一条沟里。

　　“他从这条沟跑到那条沟，一直跑了45分钟才到达村口。他朝头一间屋子跑去，那是个清真寺。

　　“他刚到寺前，门就开了。一位年迈的毛拉做着手势请他不要害怕，并站在他身旁，在火箭炮的隆隆声中为他祈祷。

　　“下午四点，敌人停止了轰炸。毛拉半开寺门向外看了一眼。

　　“‘军队不在了’，他说道，‘塞贾瓦恩村已被炸毁。’

　　“他俩决定出去看看。当他们走近村口被夷为废墟的房屋时，一个人影闪了出来，咿里呱啦地吼着什么。毛拉低声说道：‘舒拉维’(俄国人)。两个俄国兵跳到他们跟前，冲锋枪对准了他们。

　　“枪管顶着两个俘虏的背，俄国人将他俩押向一堆废墟。

　　“‘法国佬！法国佬！’一个俄国军官笑着对菲利普·奥戈雅尔说。

　　“他们进了另一间屋，那里还有一名军官，步话机发出了呼叫。转眼间，一架直升飞机将法国医生带到喀布尔去了 [ 作者注：上述引语见法国《世界之窗》月刊1983年8月号。 ] 。

　　奥戈雅尔事件就此开始了……

　　对于这位年轻的法国人来说，漫长的苦难也就此开始了。无休止的审问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迫使他就范，要他跟喀布尔政权协作，掀起一场大规模的宣传运动。俄国人要他干一件事：在记者招待会上和法庭审讯时作彻底的“坦白交待”。以此为代价，他将立即获释。如果拒绝的话，那就会永久监禁，甚至可能被处死。这笔交易的事件是十分清楚的。

　　俄国人单刀直入，一上来就采用了弄虚作假、威胁恫吓等众所周知的“莫斯科审判”的惯用伎俩。奥戈雅尔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接受对方的要求。他承认说，国际医疗援助协会和法国——阿富汗友好协会跟美国中央情报局有来往；他跟反革命分子有“合作关系”；这些反革命分子实际上是一帮“匪徒”；苏联从来没有用过化学武器；等等。当然，他的话比较含糊的，但意思十分明确。

　　喀布尔凭他这些话就可以定他的罪名，指责他是为“匪徒”们效劳的雇佣兵。这样一来，“处国干预”就成了确凿无疑的事实，塔斯社、《真理报》等舆论工具就可以欣喜若狂地大做文章了……然而，面对世界他们只拿得出一位可怜的医生来证明帝国主义雇佣军的存在，这是何等辛辣的讽刺啊……

　　1月30日，《喀布尔新时代报》对奥戈雅尔事件作了如下报道：

　　一名法国雇佣兵被捕

　　一名于1953年在巴黎出生的法国公民菲利普…奥戈雅尔最近被捕。在洛加尔省的一次军事行动中，同他一起落网的还有一批阿富汗反革命匪徒。这位法国人供认，他参加了总部设在白沙瓦的反革命政党伊斯兰革命运动。

　　经初步审问，他承认该党叫他和另一些外国人潜入阿富汗，帮助反革命分子展开恐怖颠覆活动 [ 作者注：《阿富汗国际办事处通讯》1983年2—3月号转载了这篇报道。 ] 。

　　这完全是颠倒黑白的弥天大谎。

　　所谓“另一些外国人”是指陪同奥戈雅尔的另两名医生。派他们到洛加尔去的根本不是伊斯兰革命运动，而是国际医疗援助协会。至于所谓的“恐怖颠覆活动”，他们也许是用注射器和包扎棉纱进行的……《喀布尔新时代报》连奥戈雅尔的医生这个身份都不屑一提……

　　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宣传运动。在一连数月里，年轻的法国公民奥戈雅尔被当作为十恶不赦的歹徒来对待，甚至被说成是最卑鄙的毒品走私犯。他一直被秘密地监禁着，不能同家人联系，也无法跟大使馆接触，直至喀布尔当局大发慈悲为止。

　　对奥戈雅尔的审讯和他被迫接受的记者招待会实际上是一出所谓的言论自由和公正的闹剧。奥戈雅尔事先背熟了人家为他准备好的材料，然后照本宣科。他回答问题时的讲话也是事先就准备好了的。审判结束时，他要求法官给予宽大。结果他被判处八年徒刑。

　　从那以后，一场神经战越演越烈。在一连两个月里，俄国人 [ 作者注：喀布尔政府军没有能耐抓到人，可是，除了活捉奥戈雅尔这件事外，苏联人在整个奥戈雅尔事件中没有露面。不过，我们应当指出，这个案件的算后操纵者就是苏联人。 ] 巧妙地利用了奥戈雅尔家属和朋友们心中怀有的迫切希望，极尽威胁、恫吓之能事，企图保持紧张气氛，借此向全世界证明在阿富汗确实存在着外国干预。1983年初召开的伊斯兰国家会议的代表在大会开幕前一天接到了奥戈雅尔的“供状”副本……

　　环绕着被捕的法国医生，世界上立即掀起了一场声援运动。国际医疗援助协会、无边界医生协会和世界医务工作者协会成立了一个争取释放奥戈雅尔委员会，组织示威游行，敦促法国政府出面干预。当奥戈雅尔于1983年6月9日获释时，有人大声宣布，只是靠了舆论的压力和大众传播媒介的大力声援，才有今天这样令人宽慰的结局、为吸取真正的教训，最好还是正视事实。要是支持奥戈雅尔的各种委员会大量建立，要是有成千上万的人签名请愿，要是著名人士都起来声援他，那么，何需这么多的人上街示威游行，何需动员舆论，迫使报纸为此发表连篇累牍的文章呢？难道这是在最后时刻赶时髦吗……

　　莫斯科一箭多雕。对国内人民来说，苏联领导人可以用奥戈雅尔这个“证据”证明，红军长期驻在阿富汗是完全必要的。正当帝国主义日夜企图颠覆阿富汗革命，建立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怎么能够置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于不顾而扬长而去呢？必须留在阿富汗，必须把国际主义义务履行到底。这话说的多动听啊！

　　证明“外国干预”的存在，其矛头同样是指向怀疑克里姆林宫的真实意图的第三世界人民的。莫斯科如获至宝地抓住奥戈雅尔事件不放，企图使第三世界人民相信，阿富汗问题的主要责任应由西方人负。

　　自由世界的舆论是莫斯科的次要目标。克里姆林宫指望奥戈雅尔的“口供”至少能在自由世界引起思想混乱。因此，俄国人把一位名叫埃里克·杜施米德的加拿大记者叫来参加记者招待会和旁听法庭审讯。这位记者享受采访独家新闻的权利，反过来他必须把令人嗤笑的闹剧拍成电视。作为一名优秀的“客观的”记者，杜施米德无需别人的任何解释，他就看清了自己眼前演出的丑剧。法国电视二台播放了他的录像，并加了不少背景材料。莫斯科之所以把杜施米德叫去，就是为了让他为欧洲和美国的电视合拍摄片子。这种片子比苏联电视台提供的录像要有用得多；一名加拿大人为他们提供了有效的服务。

　　在玩弄了这一手段之后，俄国人又开始了第二步，他们成功地让法国电视一台采访独家新闻：让受审后的奥戈雅尔接受记者的专访。俄国人企图用这一办法来证明受到报界怀疑的奥戈雅尔“口供”的“确凿性”。他们当然不会把这项微妙的任务交给一个苏联人去办，让一个法国人去办更为合适些，因为这种拙劣的伎俩实在太露骨了。采访独家新闻的光荣使命落到了一个名叫帕斯旺的人肩上。真是无巧不成书，此人是法国共产党党员。据说该党同莫斯科闹独立是众所周知的。无需说，这位法国人向奥戈雅尔提的一连串问题无不都是为了证明法庭的判决是完全正确的。一直关在喀布尔的奥戈雅尔不能自由地回答问题，也不能为自己辩护。令人瞠目的是法国电视一台竟迫不及待地播放了这一叫人扫兴的宣传性材料。

　　迄今还很难指出，奥戈雅尔事件对西方舆论究竟有多大的影响。相当一部分人没有上莫斯科的当。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但遗憾的是许多不明真相的人竟然认为无风不起浪，这个事件恐怕事出有因……

　　克里姆林宫和喀布尔在奥戈雅尔事件中的另一个目的是吓唬各医疗机构，叫医生们一个个都不敢去阿富汗工作。的确，有一些医生已放弃了去这个山国服务的计划。但是，各医疗机构立即做出了强有力的反应，都宣布在已有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决不会对阿富汗人水深火热的处境袖手旁观。这是对苏联威吓的最好回击。一支支医疗队正在开向阿富汗，并继续开向阿富汗。

　　莫斯科和喀布尔最后大发慈悲，赦免释放了奥戈雅尔，企图就此收场，并向全世界表明他们的诚意和人道主义。他们没有虐待这位法国医生 [ 作者注：这么说，苏联人虐待奥戈雅尔的说法竟成了无稽之谈。 ] ，而是慈悲为怀，原谅他迷失方向，跟“反革命分子”同流合污。不过。今后谁要是犯此类错误，那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喀布尔驻巴黎大使馆对此已有言在先。

　　最后顺便指出，这一事件提高了马歇同志的威望。而四出奔走，从外交渠道促成奥戈雅尔获释的法国政府反倒受到了奚落。这叫做贪天之功为己功……

　　奥戈雅尔回到巴黎以后，他冷静地叙述这场阴谋的经过，然而他并不记仇。他说：“如果我们按阿富汗政府的意图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的话，我早就可以不受阿富汗法律的惩罚……人们教我该说些什么，该怎么说。记者招待会是事先准备好的。我的回答也是预先背熟的……他们常常闪烁其辞地提及我的可悲的下场。在这种气氛里，我慢慢的糊涂了。就与自己共事过的或自己帮助过的人说一些不符合事实的话，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是的，我曾说过，抵抗运动战士炸毁运送妇女儿童的汽车和破坏医院，强迫人们加入他们的党。这番话是幼稚可笑的。抵抗运动扎根于人民之中。人民支援他们，为他们提供食宿。”

　　“如果我拒绝俄国人的要求，他们会把我活活折磨死。这是无谓的英雄好汉。招认一切，这是脱险的唯一办法。我没有硬顶到底的勇气、而且也没有把握这样做是否能奏效。此外，我所做的口供只有那些听得顺耳的人相信。”

　　“在喀布尔，人们始终把我说成是输送武器的间谍。法庭审判的一切安排都环绕着一个目的：大造舆论。那简直是排演一出戏。真叫人受不了。我感到说违心的话是一种耻辱。在庭审结束的时候，我获得了释放。我当时认为这场丑剧总算到此为止了。”

　　“随便招供一番以争取出狱，这毕竟更为有益。圣战者被捕后也是这么干的。铁窗下的圣战者没有用处，只有出狱才能发挥作用。”

　　奥戈雅尔就帕斯旺的采访作了以下说明：“我会见了法国记者，旁边还有一个会讲法语的阿富汗人。这位记者给我递过一张问题的单子。我不得不回答了某些问题，都是在法庭上向我提过的。我感到十分尴尬。我不知道这位记者为何采访我。” [ 作者注：转引自《阿富汗新闻》第十四期。请参阅附件中有关奥戈雅尔诉讼案的详细材料。 ]

　　有人指责奥戈雅尔没有用明确的语言谴责俄国人。也许他是在保护今后有可能像他那样落入苏联士兵之手的人吧。如果说奥戈雅尔事件再一次证明，在不宣而战的情况下，国际法在如何支持受害的人民方面仍存在许多不足的话，那么，我们更不应该忘记，奥戈雅尔获得了释放，但还有不少人仍在饱受牢狱之罪或遭到严刑拷打。法国医生曾说过这么一番话：“我后面还有许多人，他们将要在囹圄中度过漫长的岁月。另外还有不少村民始终在炸弹的轰鸣中惶惶不可终日。我们应当考虑这些人，应当支持这些人。” [ 作者注：转引自《阿富汗新闻》第十四期。请参阅附件中有关奥戈雅尔诉讼案的详细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