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起来·第七

作者：帕特里斯·弗朗塞斯希·法国

　　早在70年代，阿富汗仅达乌德的基础理论派既反对传统的社会，又抵制任何采取西方式发展的主张。他们逃到巴基斯坦躲了起来。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虽然不同意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这些对手所鼓吹的思想，但还是接待了他们。这些人可以成为巴基斯坦同阿富汗关系中的一张牌。目前抵抗运动的一些领导人，如古尔布丁·海克马蒂亚尔和拉巴尼，就属于这批反对派。他们以离阿富汗边境不远的白沙瓦为基地。当时，全世界对这些出没于大草原的鼓动家们一无所知。他们过着完全孤立的生活。

　　阿富汗共产党人刚上台不久，基础理论派在国内策划了几次武装起义，最著名的就是1975年潘希尔地区那一次。每次起义都以惨败而告终。人民拒绝响应他们的号召。他们建议的伊斯兰教的革命内容使农民、毛拉和有产者毛骨悚然。阿富汗人从本能出发感到，在公正和平等掩盖下进行的所谓“寻根溯源”的活动必然会使他们走向一个严酷无情的社会。他们不愿意这样的社会。包含风俗习惯的传统的伊斯兰教义就使他们心满意足了。

　　由于领导人之间勾心斗角，意见不一，潘希尔起义失败了。这次失败反过来又加剧了基础理论派的内讧和分裂……

　　在这种情况下，基础理论派很可能会自暴自弃，分崩离析，在社会中处于孤立的境地。然而，在1978年至1979年间，历史的进程突然朝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伊朗提供了伊斯兰革命的活样板；布托死于穆罕默德·齐亚·哈克之手；共产党人在喀布尔夺取了政权。伊斯兰教面临的塔拉基的威胁虽然没有使基础理论派消除他们内部的裂缝，但毕竟给这一派带来了一股他们正需要的新鲜空气。于是，基础理论派得到了活力，又开始发展壮大起来。为了拯救自己的信仰，为了跟政府强力推行的无神论作斗争，许多阿富汗人自发地转向了基础理论派这个独一无二的有组织的宗教力量——走投无路的人已无暇挑选摆脱困难的最佳途径了。今天，战争连绵不断，社会遭到破坏，一切希望都成为泡影。在这种形势下，基础理论派使一部分阿富汗人相信，“伊斯兰革命”是必要的——这种革命的内在含义是冲破国家边境的国际主义。不过，这些新的信徒虽然一上来就能明白基础理论派首要的战斗任务——反对共产主义和外国入侵者，但他们仍然不理解另两种斗争——同传统主义和西方式的自由作斗争——的意义。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前，以伊斯兰教义为基础的3个基础理论派的成员都以捍卫伊斯兰教的同一性为已任。这三派是：

　　——阿富汗伊斯兰党，领导人为古尔布丁·海克马蒂亚尔；

　　——伊斯兰党，领导人为尤尼斯·哈勒斯；

　　——伊斯兰组织(伊斯兰社团)，领导人为拉巴尼。

　　海克马蒂亚尔和哈勒斯是普什图人，拉巴尼是东北部的塔吉克人。各派都在自己出身的省份中发展成员。换句话说，海克马蒂亚尔的成员主要来自巴格兰省，哈勒斯的成员主要来自楠洛哈尔省，拉巴尼的则主要来自巴达赫尚省。

　　与此同时，在同共产党人和步步进逼的苏联人的斗争中，又诞生了另外三个普什图人组成的反对党。与基础理论派不同的是，这三个党既不主张革命斗争，也不愿意真正改革现有社会。他们没有理论和指导思想。他们只是在口头上笼统地建议恢复战前的阿富汗，让人民享有较多的公正和平等。从这个方面看，他们是最保守、最温和的。他们的民族主义色彩也最浓。

　　这三个党中从一开始人数最多的是伊斯兰革命运动，领导人是穆罕默德。该运动囊括了大部分保守的毛拉和平原及山区的人民。他们跟这个运动一起在基础理论派、共产党人和从前的统治阶级之间保持中庸立场。

　　从前的统治者主要集中在另两个党内，即加伊拉尼领导的阿富汗民族伊斯兰阵线(FINA)和穆加迪迪领导的阿富汗民族解放阵线(FLNA)。他们把非共产主义倾向的西方化的优秀分子、传统的重要家族及其乡村部落人员、有产者和一部分毛拉吸引到自己一边。如同伊斯兰革命运动派那样，他们认为基础理论派的革命的伊斯兰教是压迫传统的伊斯兰教的，而只有传统的伊斯兰教才是协调和谐、仁慈宽厚的。加伊拉尼的威望和影响来自他个人的身分，他是先知(赛义德 [ 译者注：赛义德为阿拉伯文Saiyid的音译，意为“先生”、“领袖”、“主人”，伊斯兰教对穆罕默德通过其女法蒂玛与阿里传下的后裔的专称。 ] )、圣徒(辟尔 [ 译者注：辟尔为波斯文Pir的音译，意为“长者”。伊斯兰教苏非派的某些教团的宗教导师的尊称。 ] )和伊斯兰教苏非派卡迪里教团 [ 译者注：苏非派为阿拉伯文Sufi的音译，意为“羊毛”。因该派成员身着粗毛织衣以示质朴，故名，是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派别。卡迪里是该派的一个教团。 ] 的后裔。穆加迪迪也是当地豪门出身。他们两人跟前王室成员都有联系 [ 作者注：因而许多西方观察家称他俩为“保皇派”(特别指加伊拉尼)。 ] 。

　　1979年，上述六个互相竞争的敌对党派在白沙瓦坐到了一起。当时的阿富汗响彻着起义者的吼声，各省人民揭竿而起。

　　从此打响了圣战第一枪，参加斗争的不仅仅是这六个党。它们只代表着抵抗运动的绝大部分力量。在哈扎腊贾特和努里斯坦，同时成立了几个“国内党”，即贝希什蒂的团结党和安瓦尔·阿明的努里斯坦阵线。这两个党在思想上接近于温和派，但其气质和精神又跟温和派有所不同。它们多少带点自治主义。哈扎拉人通过自治斗争确立了迄至那时为止一直受到普什图人破坏的统一性。努里斯坦人要求独立自主地进行自己的斗争。他们是率先奋起战斗的，但不愿意到白沙瓦去。因此，他们的组织和领导人一直留在当地，跟战士们并肩战斗。尤尼斯·哈勒斯曾一度效法这些领导人。

　　在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时候，抵抗运动内已经存在着广泛的派别。

　　同苏联红军支持的人民派和旗帜派共产党人相对立的是：

　　一、左翼组织。这些组织已经过时，除国内机构外，国外还有些分支机构。

　　——民族压迫组织，领导人是巴达赫什(塔吉克人)。很早以前这是人民派中的一派，持反苏亲普什图倾向。这个组织在巴达赫尚一带十分强大，如今已归附政府。

　　——圣战者阵线(FCM)。

　　——民族统一阵线(FUN)。

　　二、国内各党派

　　——努里斯坦阵线是东北部地区性组织。该阵线在战争初期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解放了自己家乡前不久就破裂了。目前，努里斯坦四分五裂，各自为政，斗争已经停止。自1980年来，苏联人再也没有袭击这个地方 [ 作者注：1983年，毛拉维·阿夫扎尔宣布成立“努里斯坦自由政府”，人们怀疑这是苏联鼓励种族主义分裂运动的政策的结果。现在，努里斯坦阵线原领导人安瓦尔·阿明已经公开声明支持阿夫扎尔在努里斯坦组织一个统一的党派。 ] 。

　　——贝希什蒂的团结党，这是哈扎拉人10个什叶派组织的集合体。

　　——一系列地区性阵线，如尼姆鲁兹省阵线。这个左倾阵线被它的一个组成部分民族统一阵线搞得四分五裂。许多同外界毫无联系的阵线都集中在北部地区(乌兹别克人和土库曼人组成的北方阵线)、巴达赫尚和努里斯坦，少数几个活跃在帕克蒂亚省和楠格哈尔省。值得一提的是埃斯马特·穆斯里姆领导的阵线，它在坎大哈有强大的势力，直接从巴基斯坦搞到武器。

　　三、潘希尔各党

　　1、基础理论派

　　——古尔布丁·海克马蒂亚尔的阿富汗伊斯兰党。

　　——尤尼斯·哈勒斯的伊斯兰党。

　　——拉巴尼的伊斯兰组织。

　　2、民族主义党派

　　——穆罕默德的伊斯兰革命运动。

　　——加伊拉尼的阿富汗民族伊斯兰阵线。

　　——穆加迪迪的阿富汗民族解放阵线。

　　3、另外还有一些小型组织，如“阿富汗民族组织”。这个组织的某些人跟西方的社会民主党人很相近。几年后，阿富汗民族组织的成员一分为二。后来由于巴基斯坦人拒绝承认这些成员，他们也就慢慢地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上述各党派互相对立，彼此倾轧，勾心斗角，各自为政，但在苏联人入侵阿富汗后，都奋起投入战斗，形成了目前的阿富汗抵抗运动。

　　今天，上述党派的情况又有了一定的变化。

　　抵抗运动中的左翼始终以圣战者阵线(FCM)和民族统一阵线(FUN)为代表。他们的成员主要是反人民派、亲旗帜派和反苏的民族主义共产党人。他们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但都巧妙地适应了当前的时局。

　　圣战者阵线成立于1979年7月，以1974年产生于火焰党的阿富汗人民革命小组(GRPA)为核心，另外还有三个小的伊斯兰进步团体。目前人们对这三个无足轻重的团体一无所知。它们是：

　　——保卫伊斯兰组织，领导人是阿格哈·萨赫布·查雷斯塔尼，此人在喀布尔巴拉希萨尔堡暴动后被捕，于1979年8月5日被处决。

　　——拯救民族组织。

　　——圣战者组织，由查克·埃夫特哈里领导，此人也在1979年8月5日被捕处决。

　　另外还有一个组织叫伊斯兰解放组织，它起初似乎也是圣战者阵线的成员，后来又退了出去。有人说穆罕默德的伊斯兰革命运动在巴拉希萨尔堡未遂暴动前也是这个阵线的组成部分。

　　1982年初，阿富汗人民革命小组改名为阿富汗解放组织(OLA)。

　　民族统一阵线(FUN)的组织情况不详。不过，像圣战者阵线一样，它也是以火焰党的一个派别——马吉德·卡拉卡尼建立的阿富汗人民解放组织(SAMA)——为核心，周围团结着几个小的进步的伊斯兰团体。卡拉卡尼于1980年2月27日在喀布尔被捕。他拒绝向卡尔迈勒作任何让步，不久便被杀死在苏联大使馆的地窖里。阿富汗人民解放组织似乎是民族统一阵线的主要组成部分，如果不是说唯一的组成部分的话。

　　火焰派和阿富汗人民解放运动于1979年被人民派拆散，现在只有少数几个成员流亡在国外。

　　迄今我们还不知道圣战者阵线和民族统一阵线的领导人以及它们的组织机构。它们几乎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进行地下活动。我们只知道它们的成员大多是普什图人和哈扎拉人，因此它们才能在自己的区域里扎根。

　　这两个阵线极其秘密，虽然人数很少(估计只有二千至三千人)，但他们的政治军事战斗手段十分高明，纪律严明，具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尽管这两个阵线的影响很是有限，它们却是名副其实的抵抗组织，其成员大多是知识分子。眼下还无法明确阐述它们之间的分歧有多严重，也难以说明在战场上它们之间究竟有何种关系。不过，它们都郑重宣布，它们的目标是解放阿富汗，建立一个民主的、进步的伊斯兰共和国。显然这种共和国跟民族主义政党和基础理论派所设想的共和国毫无共同之处。其次，圣战者阵线的政治纲领相当笼统。它目前还不能承认左翼色彩过浓的组织。左翼的名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阿富汗成了恐怖、苦难和奴役的同义词。

　　圣战者阵线和民族统一阵线在阿富汗国土上展开斗争，实在是困难重重。一方面它们原先属于马克思主义左派，他们的主张始终带有共产主义烙印，因此人民中的大多数人都鄙弃它们。另一方面，苏联人欲置它们于死地而后快。因为在目前只有这两个组织才懂得进行革命战争。尽管它们在人民中影响不大，但阿富汗政府视之为肉中刺眼中钉，非把它们拔除不可。这个目标从来没有完全实现，可是政府已经控制住了它们的活动，在喀布尔尤为如此。

　　两个左派阵线的斗争方式同它们的实力和地位是相适应的：

　　1、打入内部的政策。两个阵线对抵抗运动的一切组织都采用这个政策。它们的成员渗透到各个党派内部和某些战斗团体里。他们收集情报，努力影响各党派的政策。他们在各党派的国外和地区性机构里尤为活跃。

　　2、跟抵抗运动中的温和派实行合作。为避免陷入悲惨的孤立境地，圣战者阵线和民族统一阵线尽一切可能同抵抗运动中的民族主义分子(加伊拉尼、穆加迪迪、穆罕默德)进行合作。然而这些有名的领导人不想被人指责为跟“左倾分子”同流合污，因此不肯跟他们进行真正的合作。再说他们跟这两个阵线没有任何瓜葛。他们知道，帮助这两个阵线就会成为他们的“同路人”，一旦战争取得胜利，两个阵线就会将他们一脚踢开……在这种情况下，圣战者阵线和民族统一阵线只好满足于——这种现象极为少见——跟温和的圣战者团体达成局部的小规模的协议。

　　3、组织战争。为了控制一定的区域，以便直接同红军交战，左翼阵线跟其他党派一样在他们原先活动的地区组织了一些游击队。可惜的是这些地区的面积十分狭小。它们是；尼姆鲁兹省(民族统一阵线)、沙马里、法拉省(圣战者阵线)、坎大哈、赫拉特、喀布尔、哈扎腊贾特，可能还有库纳尔。

　　4、革命战争。这种战争的核心是城市恐怖活动和打入敌人内部。喀布尔发生的暗杀事件大多是由这两个阵线策划的。1982年秋，萨利姆——民族统一阵线暴露身分的少数几个领导人之一——在接受《阿富汗新闻》的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对俄国人和阿富汗政府民兵进行暗杀活动。我们凭借着所得到的线索，侦察到最凶残的民兵和官员。我们研究他们的习惯，观察他们一至二个月。当我们一切就绪的时候，就向这些人下手。因此，我们自己人没有一个受伤。我们也要设法搞到所需要的钱和物资。我们侦察敌人的物资和武器库，还设法搞清楚敌人钱柜的位置，然后我们绘制出地形图。一旦时机成熟(从来不在夜里动手，多半在清晨和傍晚行动)，我们就开到现场，用偷来的公家车辆、出租汽车或卡车运走物资……我们用这种办法弄到所需的一切……我们的开支相当大，每月大约为十万万阿富汗尼(相当于15000法国法郎) [ 作者注：即使从阿富汗人的生活水准来看，这笔开支也是十分微薄的。由此可以想见这个组织在喀布尔的活动规模究竟有多大。 ] 。我们还需要汽油和战斗所需的军装。我们要租房子，常租的有两三个套间。”

　　除了恐怖活动外，两个阵线还通过传单和报纸进行政治宣传活动，以抵消政府的宣传的影响。此外，它们还把反对苏联占领的工人组织到地下工会中去。左翼阵线在城市中建立特务网，展开破坏活动和政治行动。

　　5、同基础理论派作斗争。在基础理论派看来，圣战者阵线和民族统一阵线都不过是人民派和旗帜派的副产品，因此统统加以反对。在战场上，基础理论派想方设法消灭这两个阵线内的团体和它们的拥护者。海克马蒂亚尔的阿富汗伊斯兰派竟于1982年末在白沙瓦暗杀了圣战者阵线的5名战士。左翼阵线因此一直处在四面挨打的守势，它们的队伍越来越小，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

　　6、国外组织。国外组织充分表现了圣战者阵线和民族统一阵线优秀的知识分子们的强大活力、聪明才智和组织才能。在大部分西方国家里(尤其在法国和联邦德国)，这两个阵线建立了十分活跃的小型联络网，成功地得到了西方的某些援助，大大地扩大了阵线的影响。

　　自从战争打响以后，哈扎拉人各党派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初共有十个党，几乎都以伊朗为基地。这十个党派是：

　　——闪电组织

　　——力量派

　　——谢赫·阿赛夫·穆赛尼领导的伊斯兰运动(请不要跟穆罕默德领导的伊斯兰革命运动混淆起来)

　　——解放组织

　　——信使派

　　——圣战者信使派

　　——胜利派

　　——团结委员会

　　——组织派

　　——圣战派

　　1979年，哈扎腊贾特地区率先爆发起义，几乎解放了全地区。团结委员会领导人赛义德·贝希什蒂毛拉把十个党派的代表邀集于潘乔村开会，成立了统一的组织阿富汗伊斯兰团结革命委员会。

　　哈扎拉人的三十四个县都参加了团结革命委员会，选举贝希什蒂为领导人，不久又推选赛义德·贾格兰为军事负责人。在崇山之中的瓦拉斯村成立了代表大会，每个县派4名代表参加(瓦拉斯村后来于1981年11月遭到敌人的轰炸)。同时还设立了类似政府的机构，有5位“部长”组成，分管战争、经济、法律、团结和文化事务。团结革命委员会设置了军事机构、税务局和价格管理局。它的政治纲领内容十分贫乏，但坚定不移的求得解放的意志弥补了这个不足。

　　贝希什蒂的团结委员会从一开始就是一些相互竞争的派别的集合体。它很难在整个哈扎腊贾特地区扎下根来。它具有亲伊朗的改良主义倾向，因而遭到了生怕丢失权力的显贵们传统势力的反对。这些显贵纷纷起来组织自己的相互独立的“阵线”(如哈吉·纳第尔的阵线和卡里布达德的阵线)，策略上暂时跟哈扎拉人左翼少数派联合，但思想上坚决同团结委员会作斗争。由此可见，团结委员会刚刚诞生，它的团结就受到了损害。在全国各地的党派中几乎都存在这样重大的缺陷，它们不顾大局，只看到自己的利益。1980年和1981年，哈扎腊贾特地区的团结委员会里争吵不休，危机四伏，有的人被逮捕，还有的人被驱逐出委员会……

　　1982年，上述问题越发严重，团结委员会终于彻底破裂。亲霍梅尼派没能掌握委员会里的领导权，一气之下退出了这个组织，哈扎拉人的各派之间即便爆发了一场流血斗争。经过改组，不驯从的显贵们又回到了团结委员会 [ 作者注：关于1982年前哈扎腊贾特地区历次事件的详细情况，请参阅《外交世界》月刊1983年4月号上奥利维埃·鲁瓦的文章。 ] 。

　　经过激烈的斗争，局势稳定了下来，最后出现了三个大的派别：

　　1、以贝希什蒂的团结委员会为代表的传统主义派。团结委员会的队伍由农民、毛拉、大土地所有者等组成。它在阿富汗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它以民族主义指导战斗，展开反苏斗争。它团结一致以对付普什图人。它采取保守的思想和保守的伊斯兰教义。赛义德·贾格兰是这一派最有名望的军事领袖。

　　2、主要由胜利派组成的伊斯兰革命派。该派还包括人数较少的伊斯兰运动。这是团结革命委员会里两个真正拥有军事实力的党派组成的革命派，它内部还有一系列小的团体，是一股特别激进的亲霍梅尼力量。他们具有浓厚的革命色彩(主张变革社会，信奉纯而又纯的伊斯兰教)，反苏斗争只占次要地位。一切极端的基础理论派团体都有这个特点，它们摈弃民族主义，十分积极地准备在阿富汗的解放区进行夺权。

　　以萨迪希为首的胜利派由圣职人员和青年组成。这些人希望摆脱传统社会的影响，反对普什图人一统天下的局面，把霍梅尼视为引路人，把伊朗的革命奉为应该效法的楷模。胜利派的目标和手段跟海克马蒂亚尔的阿富汗伊斯兰党的十分相似，所不同的是胜利派更为激进。伊朗“卫队”帮助胜利派训练部队(据敌对的哈扎拉人说，卫队采用了“洗脑术”)因而后者把自己的命运同霍梅尼的前途联系在一起。值得指出的是，霍梅尼甚至直接建立了一个小组，名叫“革命卫队”。伊朗人历来想把自己的影响扩展到阿富汗去。霍梅尼革命的胜利使这种欲望更为强烈，把俄国人的入侵看做为自己下手的好机会。伊朗的援助都环绕着一个目的，即扩大伊朗在阿富汗的影响。比胜利派更听命于伊朗的革命卫队(胜利派可能冒犯过霍梅尼)是为霍梅尼的战略服务的一个额外的因素。这个战略就是建立一批直接从属于伊朗的阿富汗卫队 [ 作者注：有消息说，亲霍梅尼的阿富汗人享有进入伊朗各大学念书的特权。 ] 。

　　3、人数极少的“进步派”，由总部设在巴基斯坦俾路支省首府奎达的伊斯兰战士联盟(领导人为马克苏蒂)和哈古·拉苏尔领导的伊斯兰战士同盟(从马克苏蒂的联盟中分裂出来)组成。进步派最初的成员参加过哈扎拉人上世纪在巴基斯坦的难民的后裔组成的行动党。伊斯兰战士联盟和伊斯兰战士同盟在某些地区跟民族统一阵线和团结委员会联在一起，反对胜利派。可是，它们始终没有跟团结委员会合并(贾格霍利县的情况便是一例)。

　　在抗苏战争初期，哈扎拉人曾一度团结一致，但不久就四分五裂了。主要的错误应该归咎于亲霍梅尼派。他们等不及这场战争的结束，急于把自己的主张强加于人。

　　贝希什蒂的团结委员会已不再控制整个哈扎腊贾特地区了，但该委员仍不失为该地区的最重要的组织。它的中央议会目前由34个县的代表组成(每个县的代表是一至三人，根据各县人口的多少而定)。该议会每周召开一次会议，处理日常事务，必要时可以增加会议次数。

　　整个地区划分为八个军区，军区首脑都由中央议会任命。每个军区设立一个地方性议会和四个工作委员会(分管战争、司法、财政和文化)。

　　在军事方面，八个军区司令接受赛义德·贾格兰的指挥，一切行动由他协调。二十二岁以上的男子必须服役。他们是军队的主要兵源。各个财政委员会负责征收伊斯兰税(占收入的10%)，以支付一切费用。

　　1978年和1979这两年进行了解放战争，赶走了政府军和苏联人。从那以后，哈扎腊贾特地区基本上没有再发生战斗。1980年和1981年，红军曾多次试图打进这个山区，但遭到了激烈的抵抗，于是再也不敢来犯。哈扎拉人保卫着自己的山区，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对普什图人和塔吉克人抱有戒心，只想把自己的问题处理好就心满意足了。从前，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对敌人展开过强大的攻势，而今天却被团结委员会同胜利派之间的斗争牵制了自己的精力。不过，哈扎拉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自己管理自己，这是令人兴奋的。没有哈扎拉人，就不会有阿富汗的未来。

　　设在白沙瓦的六个大党连同他们的普什图族和塔吉克族拥护者，构成了阿富汗抵抗运动的主力。

　　自从苏联入侵阿富汗以来，它们曾多次联合起来，但每次都以分裂而告终。

　　它们在1980年3月21日实现了第一次联合，这次联合基本上是在伊斯兰国家会议和阿拉伯亲西方国家强迫下进行的。这些国家指出，如果不联合起来，它们就不可能增加援助。当时，只有海克马蒂亚尔的阿富汗伊斯兰党拒绝参加“解放阿富汗伊斯兰联盟”。其余五个党的领导人同意联合起来，选举阿卜杜勒·拉斯·萨亚夫教授为领袖，这是从共产党监狱里逃出来的宗教界知识分子。

　　可是，基础理论派同民族主义派之间的对立是根深蒂固的，因此，这种联合只能停留在貌合神离的阶段。各党的领导机构没有合并成统一的组织。五个党的领导人各自仍保持独立，领导着自己的一派人马，不承认萨亚夫教授的权威。他们是被迫坐到同一张桌子边来的，相互虎视眈眈，怒目而视……谁都心里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981年4月22日，团结破裂了，伊斯兰联盟在激烈的人事和观点分歧以及各种利害冲突的冲击下崩溃了。几个星期后，即1981年6月2日，三个民族主义党派决定团结起来，成立阿富汗圣战者伊斯兰联盟。

　　内讧极其严重的基础理论派只是在1981年12月才又统一起来，成立了阿富汗圣战者伊斯兰同盟。萨亚夫被推选为同盟的正式领袖。这一次他有了自己的军队，还有独立的财政资源。

　　1982年，坚信只有团结才有出路的阿富汗民族解放阵线的穆罕默德·米尔、伊斯兰革命运动的毛拉维·纳斯鲁拉和毛拉维·穆罕泽恩正式退出了温和派联盟，连同拥护自己的人一起参加了基础理论派。这是寻求历来脆弱的平衡的最近一次尝试。

　　1982年5月，白沙瓦各党派基本上重新组合成截然不同的两大派别：

　　1、基础理论派7党联盟：

　　——海克马蒂亚尔的阿富汗伊斯兰党

　　——哈勒斯的伊斯兰党

　　——拉巴尼的伊斯兰组织

　　——萨亚夫的党

　　——伊斯兰革命运动中的纳斯鲁拉派

　　——伊斯兰革命运动中的穆罕泽恩派

　　——阿富汗民族解放阵线的穆罕默德·米尔派

　　2、民族主义派3党联盟

　　——穆罕默德的伊斯兰革命运动

　　——加伊拉尼的阿富汗民族伊斯兰阵线

　　——穆加迪迪的阿富汗民族解放阵线

　　如同哈扎拉人或各个独立的小团体那样，上述两个联盟都一致同意在国土取得解放后，成立一个“伊斯兰共和国”。但是，这样的共和国其含义尚十分模糊，而且各方都有自己的理解……

　　参加哪个党是个相当复杂的选择过程，这既取决于政治动机，又要考虑阿富汗的现实情况。事实上谈不上“选择”自己的党，参加某个党只是诸因素结合的必然结果，或者说出自以下几方而的原因：

　　——这个党有能力提供武器；

　　——这个党符合自己正在寻找的思想意识；

　　——这个党的主要成员是自己种族的人；

　　——这个党在自己出身的地区十分强大，或者该党领袖在这个地区深孚众望；

　　——跟随自己部落传统的领导或自己家族的领袖；

　　——在这个党内可以享受经济或政治上的特权。

　　因此，我们常常看到，民族主义派中有基础理论派的战士，基础理论派中有民族主义派的战士，只有海克马蒂亚尔的阿富汗伊斯兰党和胜利派没有这种混乱现象。

　　民族主义派在白沙瓦结成联盟的基础比较坚实。当然三个党派的领袖仍然保持独立，仍然有各自的财源和相互平行的下级组织，但是，已经有了共同的主要办事机构，设有：

　　——最高委员会，这是最主要的机构，在领导委员会中选举一名主席。1983年来，穆加迪迪担任民族主义派联盟的主席，是个很有前途的人。

　　——领导委员会

　　——执行会议

　　日常的事务有12个“局”负责，它们是

　　——政治局

　　——军事局

　　——新闻文化局

　　——财政局

　　——难民局

　　——司法局

　　——立法局

　　——行政局

　　——卫生局

　　——安全局

　　——教育、训练、宣传局

　　——招待、组织局

　　这个联盟的全部机构设在白沙瓦郊区的一幢U字形大楼里，里面有许多宽敞的客厅，仿照国内大可汗的宅邸里的客厅进行布置。圣战者们并不喜欢这些地方。那些办公室一片混乱，根本没有人们想象中的一个政治军事党派总部那种严肃的空气……走廊里，办公室里，摩肩接踵，人来人往，拥挤不堪。人们你呼我应，旁若无人，一片嘈杂。每走一步路，你就会碰上一些蹲着的或站着的人。他们有的默不作声，有的聊个不停，有的在等待某位负责人的接见，准备倾听自己满腔的怨言苦情。

　　U字形大楼里还有不少难民。他们是前来要求救济毛毯、帐篷和钱的。一些士兵傲慢地注视着这些早已不顾及国家命运而一心想为自己谋个着落的游手好闲的人们。这些士兵来自瓦尔达克、喀布尔、帕克蒂亚、库纳尔、坎大哈、加兹尼、楠格哈尔等省，到这里来要求提供武器弹药。这些士兵都参加了某个党派，目的只有一个：得到战斗的武器。五年来他们一直在抱怨白沙瓦各个官僚办事机构的调和主义和不负责任的态度。

　　突然，U字形大楼里来了一个膀大腰粗的男人，他名叫萨杜·汗。与其说他是位战将，倒不如说是个拦路抢劫的强盗。圣战者们对他满腹牢骚。他偷走了他们的枪支弹药，绑架了他们家眷。穆加迪迪刚派人要去把他找来，却在走廊里碰上了他。爱看热闹的阿富汗人立即围观过来。当着众人的面，他们俩——一位很高的领导人同一位区区军人——展开了一场唇枪舌剑的激烈争论，引得有些人暗自笑。这场争论的结果是毋庸置疑的：趾高气扬的萨杜·汗扬长而去，其神态比来的时候更傲慢。两人分手前，萨杜只是含糊其辞地保证今后收敛些，但丝毫没有让步的意思。穆加迪迪对他也无可奈何。

　　这也许是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特殊例子。可惜的是这类事件层出不穷，屡见不鲜。

　　由民族主义分子在白沙瓦组成的联盟短时期内还没有破裂的危险。三位主要领导人相当亲密，基本上可以克服他们之间的人事之争和意见分歧。再说，他们都十分清楚地看到基础理论派正在重新崛起，因而感到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出路。可是在战场上，三个党的部队仍保持独立，军事上尚未实现真正的统一。军事指挥员们继续宣称自己属于三个党中的某某党派，跟联盟中的伙伴能否协调一致，全凭他们意气用事。

　　整个联盟迄今还是团结的。这倒并不是说各党都服从于某个指导思想(其实不存在这种思想)，也不是说受什么理论或组织约束(其实它们的理论是模糊的，组织是松散的)，而是因为全体成员都怀有一个把阿富汗从一切外国占领下解放出来的坚强决心。

　　可是，温和的民族主义运动始终受到某些弊病的腐蚀。这就影响了它的发展，削弱了它的有效性。它承袭了旧社会统治阶层的毛病和陋习。像白沙瓦的所有抵抗运动派别一样，它缺乏能够领导自己永往直前的第一流人才。共产党人几乎把所有的优秀分子都杀了，少数几个幸免于难者面对一片混乱、群党无能的局面，大多宁愿到国外去过流亡生活。为了寻找一位“伟人”，民族主义运动于1983年7月转向了自1973年以来一直流亡在罗马的前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然而，这个早已隐退的人物并不一定能像加伊拉尼、穆罕默德和穆加迪迪所希望的那样起到团结各派的作用 [ 作者注：他们向整个抵抗运动发出呼吁，成立一个由前国王协调的统一阵线，但基础理论派于1983年8月20日拒绝了这一呼吁。不过此事还在努力之中。 ] 。再说查希尔国王是否真是合格的人选，这还难说……即使他不要求恢复王位，国内许多领导人也不会同意他的一系列观点的，甚至还会指责他是造成当前这种局势的罪魁之一，并担心他会跟俄国人打得火热，或俄国人会操纵他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可是应当知道，国王在人民心中的形象是高大的，老百姓至今仍怀念国王统治下那段和平时期。

　　民族主义派联盟的最大特点是不善于也不想把拥护它的战士们组织起来。一般说来，抵抗运动或解放运动的问题是如何说服越来越多的人跟随自己，投入战斗。然而，1979年，白沙瓦各个党派面临的局势正好相反。那时候绝大部分阿富汗人都已自发地揭竿而起，需要有人将他们组织起来，并强有力地领导他们。白沙瓦的各党派思想狭窄，力不从心，加上政治上很不成熟，都未能胜任这个领导责任。至少说到目前为止它们还没有挑起这副担子。要是能建立一支依靠武装起来的人民的民族解放军该多好啊。它可以成为联盟的军事组织——一支接受联盟指挥的令人生畏的力量。然而实际上只存在一些杂乱无章的武装团体。它们往往孤军作战，把联盟当做向自己提供武器的运输大队。一旦民族主义派的圣战者们不需要这些党派的帮助的话，那么是会把他们一脚踢开的。目前，白沙瓦总部垄断着抵抗运动在国外的代表权，因此它独吞了一切友好国家的支援。民族主义运动尚很年幼，还没有能力建立一个切实的组织。无疑，今后是可以……

　　目前，一切都在混乱之中。如果真有一个名副其实的政党的话，它的工作方法会健康得多，它的目标会明确得多。民族主义派联盟正在朝这方面努力。它把旧制度的一套机构照搬了过来，想方设法拉拢并支持拥护自己的人。3个党的主要精力都用于争取支持者，相互比赛看谁的“党员证”发得多，于是乎蛊惑人心、腐化堕落等现象也就应运而生。在这些党的领导者看来，党员的人数比有效的战斗更为重要，因为他们一心想以发展党员来起家。他们害怕纪律和艰苦的生活，有些人愿意向他们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条件是他们必须原则上听从指挥。实际上这些人是要控制他们。

　　既然没有铁的纪律，圣战者就不会服从民族主义派联盟的领导。该联盟不是把军事力量投入战略要地，或支持最精锐的部队进行战斗，而是把人员像撒胡椒面似地分派到各地去动员更多的人入党。在阿富汗这样的国家里把军人分散出去是尤其不合适的，因此在军事方面往往失利。一位大土地所有者，你给他的好处总要比给贫民的儿子多一点吧！一位毛拉是多年好友，他要求你派些人去帮助他，你总不该拒绝吧！至于另一些人，要是你帮助他，他也许会把整个部族都带入党内来……显然，这种谁也不得罪的政策结果只能适得其反，到头来谁也不会对你满意。比如说吧，精明的“指挥员”看到把仅有的一点武器装备分配给能力平庸的人，就会暴跳如雷。他们过高地估计自己，把谁都不放在眼里。他们牢骚满腹，永不满足。又比如说，每一支部队总想比别人多分些武器弹药，而且胃口越来越大，得不到满足时便怨声载道，骂天骂娘。在进一步评述阿富汗的这些党派之前，还是让我们摘录雷蒙·阿隆 [ 译者注：雷蒙·阿隆是当代法国著名政论家、《快报》周刊社论撰写者。 ]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在伦敦的抵抗运动力量的一段话吧：“流亡生活使政治舞台上种种令人扫兴的特点更加严重了。这些特点是：阴谋诡计、出尔反尔、暗箭伤人、貌合神离 [ 作者注：雷蒙·阿隆：《回忆录》。 ] 。”我们法国人吃够了战争带来的离乡背井的苦难，现在阿富汗人正在饱尝此类辛酸。

　　白沙瓦的民族主义派的行为造成了令人痛心的后果：三个党谁也不去驾驭正在国内进行的战争。它们满足于发布公报，出版报纸和杂志；它们忙于接待难民，真是来者不拒；它们还招待过往的圣战者，谁愿意留下来，它们就负责临时的训练任务。三个党都定期召开讲演会和群众大会。它们自己管理财政，各自将得到的武器分配给自己的队伍。这一切工作既劳民伤财，又浪费人才，引起了“指挥员”们的愤慨。至于最最要紧的事——制订总的策略，组织和协调部队，确定正确的政治纲领，设立驻外代表机构等——却无人过问。

　　假如联盟的三个党的领导人不醉心于“分而治之”的老办法的话，上述种种弊端的后果也许不会那么严重。他们不关心战斗的效果如何，却千方百计地压制战争中涌现出来的青年指挥员，生怕这些人某一天会夺走他们的权力。为避免出现军力过强的地方部队，他们不惜把现有的军队一分再分，切割成无数的小分队。在他们看来，某个地区要是组成一支强大的队伍，那就会构成威胁。事实确实如此，要是真有这么一支部队的话，他们的地位就危险了，因为部队不受他们的控制。不过，他们能否行使自己的权力，眼下仍完全取决于他们，因为他们是绝对不会让上述危险日趋严重的。

　　圣战者对自己的党很不满意，感到那些崇尚空谈、贪得无厌的领导人不可能满足他们的希望，因此这些无人过问的战士日益看清了横在他们同“白沙瓦的人们”之间的鸿沟。温和的抵抗运动将来最大的危险恐怕就在这里：阿富汗国内战场同巴基斯坦后方基地之间出现了裂缝。让民族主义派和基础理论派的“指挥员”们联合起来掌握白沙瓦的“权力”，从长远的眼光来看这未必是真知灼见。温和派面临的第二个危险来自基础理论派，后者始终在有条不紊地发展壮大。

　　民族主义派的三个党的领导人墨守成规，锢于陋习；他们别无它法，只好坚持己见，把自己的机构改变成名副其实的战争机器，企图借此化险为夷，取得胜利。但同全体阿富汗人民一样，他们既希望保持自己的身分，又害怕战争会冲垮现有的社会结构，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战争嘛，任何战争都会使国家和人民一度陷入混乱之中，使每个人经受各种不同的考验。

　　虽然民族主义联盟有上述弊端，但它仍不失为一股温和的、“自由的”力量，它是具有代表性的。它有它的缺陷，也有它的长处。

　　至于基础理论派联盟，它的组织内部从一开始就设有六十人组成的“最高团结委员会”，这六十个委员选举主席和负责军事经济事务的十四人执行委员会。为避免领导人之间勾心斗角，每两个月换一次主席。萨亚夫和拉巴尼是当选数最多的人。海克马蒂亚尔则热衷于他的狂热行动。

　　起初，该联盟的每个党都保留自己的组织(长老会、战争委员会、司法委员会和文化委员会等)，竭力避免有损各党利益的全面统一。但是联盟的运转十分糟糕，七个党的领袖不得不于1983年5月接受了彻底合并的原则。他们一致通过了一个决议，规定切实解散原有的党派，合并成单一的组织。最高团结委员会的权威被保持了下来，主席仍由该委员会选举产生。为使主席能有效地行使权力，他的任期延长到两年。前任主席是萨亚夫。

　　在1983年9月以前，基础理论派一直在不遗余力地进行机构建设，但迄今成效甚微，原因是领导人相互恩怨太深。1984年2月，基础理论派联盟经过一系列幕后的斗争突然分裂了。萨亚夫在阿富汗大力鼓吹沙特阿拉伯的道路，这是哈勒斯等人所不能容忍的。

　　基础理论派的力量首先来自他们宣传的思想和多年抵抗运动的经验。本书的目的不是分析基础理论派的性质——一些把幻觉跟语义学混为一谈的观察家把基础理论派的信徒称为“伊斯兰教化分子”——及其宗教政治形式。在此我们只想指出，这一派中最极端的分子已经转向了霍梅尼，最温和的分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战争的进行也在趋于激进化，他们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强硬。在战争发生之前，与世隔绝的阿富汗人远没有第三世界其他各国的人民那样渴望统一，也不像伊斯兰教清教派那样容易感恩戴德。他们的个性体现在历代保持下来的文化之中。基础理论派只在一小部分背井离乡的城市居民中有影响。这些人从反对西方的立场出发来理解伊斯兰教义和观察世界。这里的西方两字，应当理解为来自外界的一切非伊斯兰教的东西。

　　苏联的入侵使这一派人有机会表现自己，因为他们有一个信息传递给人们，这个信息就是解释新的时局。如果没有战争，诸如“伊斯兰革命”等观点就不能像现在这么吃香。然而基础理论派传递的信息仍然是模糊不清的。有些人把这种信息归纳为“伊斯兰教加现代主义”(政治观点)，另一些人把它说成是“必须恢复由可兰经统率的、以穆罕默德思想为基础的社会”(政治宗教观点)。前面已经说过，基础理论派传递的信息十分笼统，因此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解释。对阿富汗战场上的大部分战士来说，基础理论派就是民族解放的同义词，但是该派领导人目前闭口不淡，一旦上台他们将干些什么。至于一些造反的知识分子(如果不能称为革命的知识分子的话)，他们则认为基础理论派的热情是同旧社会抗衡的新社会手中的一个政治斗争手段，反对旧社会就是反对西方文明的“可恶的腐朽没落”，西方文明就是压迫别国人民。

　　海克马蒂亚尔领导的阿富汗伊斯兰党的情况则例外。首先，以真正的政党形式组建的只有伊斯兰党这一家。它的党员有严密的组织性纪律性，入党动机端正。每个党员——伊斯兰教的宗教色彩比民族主义色彩浓——的奋斗目标十分明确。他们的斗争为的是改革宗教，进而改革社会，就在苏联人入侵之前他们就提出了这个口号。现在，他们之所以又发出跟苏联入侵者作斗争的口号，那是因为反对苏联的侵略已成了改革社会的先决条件。

　　阿富汗伊斯兰党有良好的组织。只要设在白沙瓦的总部一声令下，该党的部队就可以奉命从一个地区调到另一个地区。目前只有这个党才能做到这一点。

　　伊朗革命鼓舞了海克马蒂亚尔及其拥护者，使他们更加仇视西方，进而陷入了日趋狭隘的教条主义。他们同哈扎拉人的胜利派一起公开主张效仿霍梅尼的榜样。阿富汗抵抗运动内部发生的军事摩擦，主要责任应该由他们负。

　　他们的强硬态度、他们排斥异已和残忍冷酷的手段是众所周知的。谁要是不服从，他们就仇恨谁。这样一来，大部分阿富汗人就成了他们的敌人。我们似乎可以把他们看做为狂热分子。他们一旦坚信某个道理，便千方百计非要将它兜售出去不可。

　　1983年初，在接见巴黎的阿富汗新闻中心的记者时，海克马蒂亚尔明确指出：“不存在两个联盟。我们只承认一个联盟，那就是我们的联盟……联盟之外的人要么被消灭，要么归附我们。”这种思想不折不扣地得到了贯彻，有时还采用了极权主义手段。在海克马蒂亚尔的心目中，统一的抵抗运动只能是阿富汗伊斯兰党全权控制的抵抗运动，岂有它哉！

　　然而，大部分阿富汗人认为，海克马蒂亚尔代表着抵抗运动中最令人讨厌的因素，无怪乎苏联人的宣传工具把他描绘得神乎其神。他们未免言过其实了 [ 作者注：苏联人这样做还有别的考虑。海克马蒂亚尔是——或许是——莫斯科留在手中的一张牌。在政治上决非有违情悖理的联盟。…… ] 。

　　海克马蒂亚尔的党曾经是首屈一指的政党，可是目前正在衰败，有让位于哈勒斯的伊斯兰党的趋势 [ 作者注：并非到处都是这种趋势，比如说在洛加尔省，海克马蒂亚尔的党日渐发展，逐步取代四分五裂、组织涣散的伊斯兰革命运动。 ] 。同海克马蒂亚尔的阿富汗伊斯兰党一样，哈勒斯的伊斯兰党也是普什图人的党派。另外，海克马蒂亚尔似乎不再享有巴基斯坦提供的一切便利了 [ 作者注：这就说明了海克马蒂亚尔为何于1983年打算将他的后方基地迁到霍梅尼那里去。据说巴基斯坦人曾要他如期离开巴基斯坦国土，什么东西也不准带走。可是后来海克马蒂亚尔只好放弃了他的计划。 ] 。不过从军事角度看，他的队伍的武器装备仍然比任何其它党派的部队要好得多。

　　伊斯兰组织和哈勒斯的伊斯兰党远没有海克马蒂亚尔的党那么偏激。其成员也不像海克马蒂亚尔的党员那样咄咄逼人，那样藐视和仇恨西方。他们有良好的组织，比民族主义分子更守纪律。不过，虽然民族主义分子内外联系比较严密，但他们同样有不少缺陷，如缺乏第一流的优秀知识分子，战士们没有统一组织，没有总的军事战略。不管从哪个方面看，他们还处在初步摸索阶段。然而种种令人鼓舞的迹象表明，圣战者已经走上了一条更加正确的道路。

　　从加伊拉尼的阵线到海克马蒂亚尔的党，阿富汗各主要党派千差万别，各有特色。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党派的纷纭复杂都是个正常现象，但在烽火连天的阿富汗，出现如此分裂的局面那就难以原谅了。争权夺利，以强凌弱，老子天下第一等做法也显得不是时候。在目前情况下，面对红军这样强大的敌人，企图以力压人一统天下，那只会是为虎作伥，替苏联战略效劳。

　　阿富汗的一盘散沙的局面在国际上也造成了不良的后果。它既不利于在国外建立一个阿富汗流亡政府，也难以组成一个联合机构，以便跟世界各国对话。

　　与世隔绝的阿富汗抵抗运动的形象从苏联侵略军一闯进这个国家起便在世界上传开了。大体说来，外界对这个运动的印象是符合实际的，但在具体细节上也存在着一系列差距。

　　从阿拉伯各国和世界其它地方汇集而来的资金基本上都送到了白沙瓦领导人手里。自从共产党人在喀布尔掌握政权后，这些领导人得到了外国的支援，尽管这种支援还十分有限。可是红军入侵后，外国的支援有了增加。许多官方人士已经证实了这一点。1980年12月20日，萨达特宣布说，他将向抵抗运动提供六百五十万法郎的援助。1981年7月24日，接近五角大楼的人士透露，美国中央情报局负责将一批武器运到圣战者手里。同年9月22日，萨达特披露，他向阿富汗人提供了武器。某些国家(萨达特的埃及、美国、海湾国家以及中国)试图通过支持游击队来慢慢地刹住俄国人的扩张活动。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是，莫斯科把这种反侵略的正义行动说成是“外国干预”，替自己的侵略行径寻找借口……

　　直到1982年，上述国家的援助同阿富汗人的需要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再说，这种援助并没有直接送到阿富汗人手里。最初是由接近齐亚·哈克的巴基斯坦伊斯兰党负责接受各种援助，然后分配给各个党派。在分配过程中，巴基斯坦伊斯兰党过分地偏向了与它思想相近的基础理论派——他们本来就得到“穆斯林兄弟会”的大量援助。海克马蒂亚尔得到的好处最多。这样，基础理论派的势力就越来越大，民族主义派不断受到排挤。后来，据说巴基斯坦政府决定亲自负责援助的分配和为抵抗运动战士购买武器——巴基斯坦军队无疑从中揩了不少油。这时民族主义派的日子似乎好过了一些。这也许是美国继续提供的一个先决条件。可是伊斯兰堡始终在作梗。他生怕莫斯科会大发雷霆，所以一直在阻碍将重型武器或先进武器交给阿富汗抵抗运动。如果圣战者通过伊斯兰堡搞到先进的反坦克反直升机装备，使苏军在战场上遭受重大损失的话，苏联人马上就会对巴基斯坦采取强硬的态度。的确，如果游击队拥有大批上述武器的话，苏联就必须改变策略，战争的打法也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

　　从各方面的材料来判断，从战争开始到1982年末，整个游击队得到五千至七千件重要武器(火箭筒、自动步枪、机关枪等)、十万至十五万支冲锋枪和半自动步枪。这些数字不包括自制的武器和战场上缴获的大量武器。1983年，里根增加了美国对抵抗运动的军事援助，但具体规模不详 [ 作者注：游击队除了拥有殖民时期留下的旧枪和猎枪外，他们的武器几乎都是苏联、东欧制造的。埃及提供的武器也是苏式的。这种情况为游击队提供了方便，从敌人那里缴来的武器当即可以用于战斗。 ] 。

　　从这些材料来看，游击队的武器装备正在得到改善。但不要乐观得太早。游击队依然严重缺乏弹药、装备、运输工具、钱、药品、医疗设施、无线电通讯设备，等等。再说，面对强大的坦克，崭新的步枪有什么用呢……

　　人员的培养十分重要，但这方面的工作做得也很不够。据某些人士说，一部分游击队员是在阿拉伯国家里训练出来的。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属实，反正这部分人只是极少数，大多数人在各党派设在白沙瓦郊外的兵营里接受“训练”。有关人士透露，那里的训练水平很低，1984年初以来似乎逐步有所提高。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阿富汗国内某些阵线也办有“军事学校”。可惜的是那里的设备奇缺。

　　我们在上面所说的那些武器，左翼和哈扎拉人的阵线是没有份的。圣战者阵线和民族统一阵线是否能得到武器援助，能得到什么样的武器援助，外界对此基本上一无所知。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团结委员会里的哈扎拉人没有得到伊朗的支援。霍梅尼只援助承认他是至高无上的导师的人。换句话说，他只援助胜利派，也许还支持海克马蒂亚尔的阿富汗伊斯兰党和一些小的团体。

　　阿富汗的抵抗运动虽然得到了一定数量的枪支和火箭筒，但装备简陋。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某些人目前提供的那一点武器的目的，与其说是帮助阿富汗人求解放，倒不如说是为了尽可能长时间地拖住俄国人，叫他们“陷在阿富汗”不能脱身。

　　对上述这些情况作一番客观的分析，我们就不难看到这样一个简单而又严重的隐患：只有回到冷战中去，才能使自由世界向阿富汗人提供大量的援助。由此可见，阿富汗人有理由担心西方世界为恢复缓和而所作的一切努力：他们将成为东西方必要的良好关系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