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国今昔·第二

作者：帕特里斯·弗朗塞斯希·法国

出自————《山国烽火》

出自————《战争通史》

　　直至十八世纪中叶为止，地处印度次大陆、中亚细亚和东方诸国的各种文明汇合点的阿富汗，是各种势力互相角逐、明争暗斗的重要舞台。

　　本章的目的不在于研究克里姆林宫的坦克入侵之前阿富汗的具体情况。有关这方面的书籍文章已有大量出版，我建议读者可以找几本英文著作读一读。我们只想提纲挈领说一说同本书主题有关的几个问题。

　　公元前五世纪，居鲁士 [ 译者注：居鲁士，古波斯帝国国王，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创立者。 ] 把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的版图一直推进到印度河。两个世纪以后，亚历山大大帝横越阿富汗，在帕提亚即现今阿富汗北部的巴尔赫定居下来。后来，斯基泰人、印度人、波斯人相继入侵该国。

　　阿拉伯人于公元七世纪把自己的统治一直扩展到了印度边界。他们的统治对阿富汗的历史起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从那以后这个国家成了伊斯兰国家之一。后来的多次战争——如蒙古的成吉思汗战争、波斯人发动的战争和不久后的莫卧儿帝国 [ 译者注：莫卧儿帝国在16世纪曾统治印度北方。 ] 战争——都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多大的变化。

　　1717年是现代阿富汗的起点。当时出了个名叫亚赫麦特汗的人。他是出生于杜拉尼部落的普什图人的首领。他在坎大哈声明阿富汗独立，自己为阿富汗国王，后来逐渐把疆域扩展到了印度半岛。

　　十九世纪，阿富汗成了两个大国——俄国和英国——争夺的目标，它们谁都想独霸亚洲的这一地区。

　　不列颠王国把印度划为自己的殖民地。它最关切的是确保这块地盘不受沙皇的侵犯。可是，沙皇正在长驱直入，发动南下的凌厉攻势，而且已经在奥克苏斯河(即现今的阿姆河)流域站稳了脚跟。1842年至1919年间发生的英国同阿富汗的三次战争，其根源都出自英国的考虑：英国人打算把阿富汗变成一个缓冲国，以便将英帝国的势力范围跟沙俄帝国截然分开。只是到了1878年英国才开始对阿富汗实行真正的托管，那是经过了一系列军事较量之后的事。托管的主要结果之一就是划定(1893年正式确定)了阿富汗国沿用至今的边界线。该国东北部与中国有一条长达七十一公里的边界。那里的瓦罕走廊这个奇特的地理形状充分说明了英国人当时忐忑不安的心理，他们决心要使英俄两大帝国隔离起来，哪怕两者之间相隔一公里的土地也好。……英国人在阿富汗南部划定的莫蒂默——杜兰德线把普什图族人一分为二，给阿富汗人带来许多痛苦。

　　不过，普什图人——目前在巴基斯坦叫做帕坦人——并非是这个地区历史上种种不幸的唯一受害者。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和塔吉克人至今仍一分为二，一部分在苏联，一部分在阿富汗。普什图人现在分居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而俾路支人则被分割在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三个国家里。后面两个种族的分隔在二十世纪常常酿成要求统一的自治运动，使这个地区始终处于冲突和动荡不安之中。

　　现代阿富汗诞生于英国统治时期。一个名叫阿布杜尔·拉赫曼的独裁者埃米尔统一国家，征服了哈扎拉人，在不信教的卡菲里斯坦实现了伊斯兰教化——这个地区后来改名为努里斯坦(即光明之邦)。阿布杜尔·拉赫曼大大地扩充了普什图人的霸权。甚至在北部的乌兹别克人和土库曼人那里建立了殖民地。

　　在第三次即最后一次反英战争中，阿富汗赢得了胜利，便于1919年宣告独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弄得精疲力竭的强弩之末的英帝国对打赢这场世界大战失去了信心。这时，沙俄帝国也已捉襟见肘，危机四伏。英国人见此情景似乎感到了某种欣慰，于是无可奈何地同意放弃一开始就被视为只起保护其殖民地作用的一个基点——阿富汗这个国家。

　　从这个时期起，阿富汗就已具有了在目前战争中起一定影响的独特的地理、文化和人文等因素。它的第一个特点是一些迥然不同的民族杂居在这块土地上。由于恶劣的自然条件、各自的地方主义和交通的不便(公路很少，没有一条铁路)，各民族自成体系，各自为政，相互间老死不相往来。学者们往往把他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印—欧类，包括普什图人、塔吉克人、俾路支人、努里斯坦人；另一类是土—蒙类，包括哈扎拉人、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和吉斯人(请参看种族分布图)。由这些民族组成的阿富汗人如今估计共有一千五百万，广泛分布在六十五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但各地的人口密度悬殊很大。这里通用着两种国语，一是普什图语，另一是同伊朗人的古波斯语相近的达里语。这两种语言就是两个最大的民族普什图族和塔吉克族的民族语言。其他民族都有各自的语言，只在本地区内通用。

　　普什图族是全国最大的民族，普什图人占全国人口的40%左右。他们组织了阿富汗国家机构，将自己的语言推行为国语。许多代人以来，他们一直垄断着一切权力。普什图人有许多组织极其复杂的部落，几乎全国各地都有他们的足迹。他们的一批优秀分子在喀布尔定居下来，渐渐地同自己的部落脱离关系，并操起了达里语。彪悍好斗的普什图人历来按自己的面貌改造阿富汗。

　　塔吉克人占全国人口的25%到30%，是全国第二大民族。他们是普什图人天生的敌手，对普什图人独揽大权一直耿耿于怀。

　　哈扎拉族约有一二百万人。从社会地位来说，他们在国内一直是个受歧视、遭剥削的“等级”。这是因为他们是伊斯兰教的什叶派，而阿富汗各民族中大多数人属伊斯兰教的逊尼派。

　　北方的乌兹别克族人驰名于西方。他们都是出色的驯马者，生活在北部平原上，约有一百万人口。

　　土库曼族大约只有数十万人，居住在平原上和与苏联接壤的草原地区。三十年代，大批乌兹别克人和土库曼人逃离苏联，到阿富汗的同族兄弟那里去避难。他们对土地合作化时期的惨状至今仍记忆犹新。

　　生活在东北部的努里斯坦族恐怕只有三十万到四十万人。他们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种族，信仰伊斯兰教还不到一百年。

　　俾路支人活跃在阿富汗的最南端，约十五万人，大部分过着游牧生活。最后还有瓦罕地区的吉尔吉斯人，他们总共才几千人，在阿富汗版图上几乎找不到他们的影踪，因为战争爆发后，苏联人把他们统统赶走了……

　　由此可见，阿富汗的民族组成是相当复杂的。原先在各族之间勉强存在的脆弱的平衡被战争粗暴地打破了。今天，抵抗运动的统一工作必须在消除上述差异上下功夫，可是谈何容易。要把千差万别的各族人统一起来乃是一项艰巨的、旷日持久的、规模宏大的任务。

　　阿富汗各民族的差异不是游击队在抗击入侵者时遇到的唯一的困难。在苏联人开进阿富汗的时候，这个国家属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列。它的工业少得可怜(在1978年仅有三万五千名工人)。大部分居民靠贫瘠的土地生活，除了北部地区和一些有水浇地的河谷地带外，人民每年的收入是十分微薄的。老百姓的平均年龄在三十五岁左右。半数以上的人患有地方病(特别是肠寄生虫病)，二分之一的儿童活不到5岁就夭亡。

　　阿富汗的地理对旅游者颇有吸引力，但那里的居民并不好客。这个国家的地理条件是严酷的，许多地方甚至是人们无法生活的。兴都库什山脉(在当地语中意思为杀戮印度人的女刽子手)由西南向东北横贯而去，层峦叠嶂，延绵起伏，有些高峰海拔在5000至6000米之间。严酷的冬天一到，山区的生活极其艰难，交通陷于瘫痪。南部是一片不毛的、滚烫的沙漠，骆驼能勉强生存于此，人在那里简直无法生活。其余地方则是连绵的山脉，偶尔有些小块的平原。一座座大山就是一道道天然的屏障，加剧了各族人民之间文化的差异，促成了每个民族各自的特点的形成。

　　阿富汗基本上是个农业国家。72%的人是定居的农民，其余28%由城市居民和游牧民(主要是普什图族的库什人)组成。灌溉历来是全体农民的一件头痛的事，由于缺水，全国只有15%(即八百万公顷)的土地能种植庄稼，其中只有六百万公顷的水浇地。当初，阿富汗的共产党人不懂得水的重要性。热拉尔·夏里昂德说得好：缺水是个重要的问题，但更为严重的是共产党人对水分配不均，这就是1978年和1979年间人民暴动的部分原因。

　　对这个问题颇有研究的法国学者奥利维埃·鲁瓦指出 [ 作者注：奥利维埃·鲁瓦；《阿富汗：乌有中的“革命”》，《思想》月刊，1980年5月。 ] ：在阿富汗，不同地区的土地法极不相同，但各种土地法都有一些共同的内容。大土地所有者(比如一百公顷以上，其实这些土地并不算多)是少见的。富农拥有十几公顷的水浇地，中农有二至四公顷，贫农的水浇地很少，有的甚至一点也没有。同某些宣传相反，那里既不存在大地主阶级，也没有农业无产阶级。我在拉格曼省阿林加尔镇进行了调查，所得资料跟吉尔贝·艾蒂安 [ 作者注：吉尔贝·艾蒂安；《阿富汗和合作化的前途》，法国大学生出版社，1972年。 ] 提供的数据完全吻合，即富有的地主占人口的25%，中农占50%(他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无地农民占25%(他们被迫当农业工人)。撇开典押制(gerao)——我们下面将说到这一点——不说，被迫当农业工人的这部分人显然就是领取工资的劳动者，同土地没有任何形式的相互制约的关系。大部分农民是独立自主的小土地所有者(这部分人同农民总数的比例在北方平原要小些，但在山区要大些)。

　　“同时还应当明白，只有水浇地才有价值；根本的问题不是土地，而是水。非水浇地(lalmi)是自由地，谁耕种谁收获，没有人敢于从中插手。全部问题归结为一点，即水的分配。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乡绅显贵可以施加影响，可以得到额外的供水机会。我不是说阿富汗是个平等的民主的社会；那里存在着有利于显贵们的剥削形式，但并非完全是封建主义性质的剥削。剥削可以采取直接的形式，如地主雇用农业工人，或把土地租给佃农，收获后佃农可以获得一部分实物，其比例可以在一半到六分之一之间，要看佃农是否使用了自己的农具和种子而定。剥削也可以采用间接的形式，如典押制：农民以一定的利率(50%)借一笔钱，同时典押自己的一块上地，这块土地的收获归债主，直到债务偿清为止(由于利息极高，债额往往成倍成倍地翻)。这种借债的形式是常见的，青黄不接时要借钱，结婚时更要借债(当地的彩礼简直吓人，有的竟高达一百万旧法郎)。

　　“不过，上述情况也不足以导致一个被剥削的农民阶级的出现。负债的小土地所有者总是精打细算，克勤克俭地过日子的。再说，债主不一定是乡绅显贵，也可能是另一个小土地所有者。总之，剥削问题比起另一个基本问题——人口压力——来，那就小巫见大巫了。土地的继承权使本来就是小块经营的土地一分再分，面积越来越小；农村人口基本没有外流现象，加上土地的产量增加缓慢，因而在革命前的那些年代里，小土地所有者中间出现了明显的贫困化现象。为了刹住这种趋势，光改变土地法(其实没有修改过，更谈不上完善土地法了)是不够的，问题的要害是如何扩大水浇地面积，增加耕地范围。这就是在改变旧制度的过程中，阿富汗的农民极其耐心地等待实现的事情。他们还希望改革典押制，要求公正地分配水和肥料。但是，他们不希望打乱现有的社会结构。农村里根本不存在革命形式。阿富汗的乡村结构既是灵活的，又是复杂的。马歇所说的封建一词指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论述过的某种生产形式，而是指一种落后的技术状态。马歇把这个意思推而广之用来解释一个国家的整个文明了。在十九世纪殖民主义者的逻辑下只要一个国家处于落后状态，他就完全有理由到那个国家去推行殖民统治。马歇跟这位殖民主义者是一鼻孔出气，他们都鄙视技术落后的社会文化，都盲目相信不过是把过去变为废墟的所谓进步，都在民族中心主义的驱使下为红军在阿富汗结束了土著人的经济剥削制度而欢呼。可是，马歇是不敢要求红军到法国来把布列塔尼 [ 译者注：布列塔尼系法国西部地区名。 ] 农民从农业信贷银行的暴政下解放出来的。

　　“阿富汗农村中存在的唯一的‘封建’因素(应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理解‘封建’一词)，就是国家权力的削弱。那里没有户籍，没有土地册，也没有行政机构(城市除外)。村子里的贵族向中央政府负责，代表着起码的权力(负责招募新兵，征税等)。贵族还要负起这种身份规定的某些职责：出钱供养毛拉 [ 译者注：毛拉系某些地区穆斯林对伊斯兰教学者的尊称。 ] ，招待外国人，有时还要资助当地公益工程(特别在努里斯坦)。在有些乡村，由少数几位小学教员行使国家权力，有的地方则由驻军代表国家。所谓驻军，其实只是十几名衣衫褴褛的士兵(现在已被俄国人打扮一新)。他们由哈吉姆(一种相当于县长的官衔)领导，整天在摇摇晃晃的岗楼里睡大觉。偶尔有些官员开着越野车到村子里视察工作。由于中央政府尽找下面的麻烦，因此阿富汗人对中央政府十分疏远(这一点远非是最近一次革命所能改变的)。国家就是喀布尔，喀布尔就是使人腐化堕落、大逆不道的地方。从文化和日常生活方式来讲，农民们比较接近当地的贵族，同来自城市的西装革履、心不在焉的官员和革命干部有极大的距离。千万不要把阿富汗的贵族看做为我们这里的乡绅。那里的农民和贵族，无论从衣着和谈吐来看都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每天见面，他们的孩子在同一个毛拉那里念书。只有经过一个时期的细心观察方能从他们代表各种等级的礼仪中分辨出谁是农民，谁是贵族。再说，统一的宗教信仰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它使贵族跟农民之间的差异更加模糊了。”

　　从取得独立到阿富汗的最后一位君主穆罕默德·查希尔，其间共有三位国王相继在位：哈比布拉、阿曼努拉和纳第尔·沙赫。他们都想使自己的国家改变许多世纪来技术上如此落后的面貌，然而，他们无一例外地在来自僵化了的社会的坚决抵制下碰了壁。操之过急的阿曼努拉甚至还激起了血腥的暴动，结果使塔吉克的一个名叫巴查·萨科的匪徒——一位担水老头的儿子——上台执政达一年之久……唯有查希尔经过耐心的努力，成功地开始了缓慢而又扎实的现代化进程。可是，后来发生的共产党革命出于无知，嘎然刹住了走向现代化的步伐。

　　早在二十年代，苏联已经露出了南下和向阿姆河推进的势头。布尔什维克重温沙皇扩张领土的美梦，一举占领了布哈拉王国。在阿富汗，他们当时满足于施加经济和政治影响，后来这种影响逐年扩大。英国人撤离印度之后，苏联人就变本加厉地实行这种隐蔽的控制，同时提出了实现普什图尼斯坦的统一问题。这个问题后来竟成了巴基斯坦同阿富汗之间连绵不断的争端的祸根。巴基斯坦投入美国的怀抱，不久就使苏联人更加大胆地插手阿富汗政治。由此可见，目前的阿富汗战争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它符合了苏联的意愿。这场战争是俄国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取得的一系列胜利的必然结果。

　　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新的政治地理形势迫使苏联人做出相应的变化。苏联放弃了暴力手段，尽可能地使用隐蔽迂回的策略。它在阿富汗全面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目的在于有朝一日能把当地的共产党扶植上台。从这一观点出发，莫斯科对阿富汗官方的援助始终有增无减：在1955年到1965年这十年间，它向该国共提供了五亿美元的援助，而在1965年(阿富汗共产党在这一年成立)到1977年这12年间，这种援助竟达七亿五千万美元。与此同时，美国对阿富汗的援助却逐年削减，1965年到1977年间共提供了一亿五千万美元。苏联在地理位置上紧挨阿富汗，这是个不可低估的有利条件。这两个国家签订的协议与日俱增。美国人试图遏制住苏联影响不断扩展的势头，但他们缺乏必要的勇气和决心。俄国人在巴格兰建立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基地，还不惜工本地在萨兰山开凿了一条隧道。一旦发生外国入侵，这些设施便可发挥生命线的作用。美国人则接过莫斯科中途废弃不管的公路修了起来。

　　毫无疑问，目前这场战争的直接起因就是1978年4月27日共产党发动的那次政变。政变的暴力手段——而不是政变性质——燃起了人民起义的熊熊大火。共产党领导人企图用武力在国内建立共产主义模式的社会。不过，共产党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古老的国家里夺取政权的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不少阿富汗知识分子往往到六十年代的国内形式和穆罕默德·查希尔国王实行的自由化中去寻找答案，这些知识分子认为，国王为共产党的行为大开了方便之门。

　　1964年，种种政治因素结合起来，加快了阿富汗历史前进的步伐。自从1953年来，查希尔国王的堂兄弟穆罕默德·达乌德一直是当时政体的铁腕人物。可是在这个显赫多时的人下台后，国王制订了一部新宪法，在政治上实行相对的自由。与此同时，城市里渐渐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左翼运动。虽说力量薄弱的左派姗姗来迟，但却势不可挡。穆斯林清教派组织严密的少数人在不愿意看到阿富汗照抄外国自由化或共产主义模式的“穆斯林兄弟会”的压力下，也在蠢蠢欲动。在这个时期，苏联人的影响已达到了举足轻重的地步，在军队中尤其如此。阿富汗的大部分军官都在苏联学习过，无怪乎当苏军1979年12月入侵阿富汗时，阿富汗军队采取了相当“被动的态度”。莫斯科早就成功地在这个军队里建立了一支名副其实的“第五纵队”……

　　阿富汗之所以出现马克思主义的和激进的政治运动，其原因不能光从思想意识方面去寻找。它们产生在同一个时期，这并非是历史的偶然。世界上最古老的阿富汗社会是一个封闭式的社会，出身贫贱的青年知识分子看到，在这个社会里自己和国家都前途渺茫，因此满腹怨恨和无限失望，于是，阿富汗的上述政治运动走上了激进的道路，反对当时的政权。

　　为扼要地介绍左翼各派的发展情况，请允许我抄录几段我过去所写的文章 [ 作者注：请参阅《他们选择了自由》一书，法国阿尔托出版社，1981年。 ] ：“人民党(Khalq)正式成立于1965年1月1日。塔拉基和卡尔迈勒是该党的两位主要创始人。跟他们一起的还有两个重要人物，一位是哈伊巴尔，他的遇刺身亡成了1978年4月政变的导火索。另一位叫巴达赫什，塔吉克人，他后来大搞分裂活动，单独成立了“民族压迫组织”(Seteln-i-millil)我们很难搞清人民党当时究竟有多少人(1978年4月政变时约数千名党员)。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党内有一大批军人。

　　“人民党的纲领起初是十分明确的：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夺取政权，使国家走上马克思主义指引的发展道路。头脑清醒的人民党领导人深知查希尔国王推行的自由化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始终坚持大规模的地下活动。他们的地下工作主要在军队里和政府中展开。

　　“第二年(1966年)，人民党内出现了一个新的派别。塔拉基和重返党内的哈菲祖拉·阿明依然领导着党内中坚力量人民派，而巴布拉克—卡尔迈勒另起炉灶，成立了旗帜派(Parcham)。其实他们在根本观点上没有多大的分歧。人民派比它的竞争者旗帜派更具民族主义色彩，现代思想更为强烈，因而急于发动公开的斗争。至于旗帜派，它首先关心的是以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主张采取同达乌德合作的政策，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因此，直到1977年，政府里一直有旗帜派的人担任部长。(阿富汗共产党之所以分裂，是因为党内存在着严重的思想分歧，但更严重的是领导者之间相互倾轧，勾心斗角。共产党刚上台执政不久，这些人很快就蜕化变质了。起初，人民派占了上风，但苏联人大力支持民族主义色彩淡薄的旗帜派。人民派一开始就从土里土气的中产阶级中吸收党员，而它的对手则扎根于上层资产阶级、城市名流和军事要员之中。)

　　“几年之内就产生了明显的结果：人民派的社会基础比旗帜派广泛得多、牢固得多。

　　“直到1977年合并之前(两派的非军事机构统一了，但各自的军事系统仍保持独立)，这两个派别在所有枝节问题上都争吵不休，甚至大搞山头主义，不惜展开像原始部落间一般的格斗。可是，后来出现了新的情况，这里面有两点需要交代。首先是已经具备把两派统一成更为强大、更有决心随时准备夺取政权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PDPA)的条件。其次是谁也没有在农村作过切实的政治工作，因此以城市为主要阵地的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思想坚决反对墨守成规的广大农村。

　　“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不是独一无二的左翼党……在卡尔迈勒、塔拉基和巴达赫什成立亲苏的、普什图人为主的——因而也是伊斯兰教逊尼派的——人民党时，哈扎拉族的知识分子——属伊斯兰教什叶派——以秘密报纸《永恒的火焰报》为核心组织他们自己的党。这家报纸先后共出版了11期，但影响很大，由它成立的党也取名为‘永恒的火焰’。该党的缔造者是兄弟俩，一个叫雅里·萨迪克·阿里，另一个叫雅里·阿克拉姆。兄弟俩翻译了毛泽东和马克思的许多著作，在哈扎拉族知识分子中享有一定威望……

　　“最后说到人民党内分裂出来的第三个派别‘民族压迫组织’。跟塔拉基合作一年的塔吉克人巴达赫什不满党内实行的普什图人统治，于1967年退出人民党，建立了他自己的民族压迫党。

　　“值得一提的是，巴达赫什的伙伴中有一位名叫瓦塞夫·巴赫塔里的诗人和一个名叫巴鲁丁·鲍斯的人，人们常常把鲍斯称为‘阿富汗的切·格瓦拉’。一个突击队为了自身解放于1979年2月绑架了美国驻喀布尔大使杜布(在政府军袭击绑架者固守的旅馆过程中，大使被乱枪击毙)。

　　“1964年，穆罕默德·查希尔国王对他的政体实行某些自由化措施。当然，这只是触及皮毛的变革，并未触动体制的本质。当时他仍然是国王。但那一年选举产生的议会仅仅是供摆设的花瓶。

　　“……腐化堕落和自由散漫是体制的腐蚀剂……1972年，一场饥荒席卷数省，政府当局漫不经心，不以为然，尽管美国提供了大量援助，仍然饿殍遍野，男女老幼死者数以千计。

　　“因此，当达乌德于1973年7月夺取政权，宣告成立共和国时，人民热烈地拥护他，并报之以一束束鲜花。查希尔国王当时在欧洲旅行，他闻讯后只好选择了流亡的道路……

　　“达乌德总统的统治持续了五年。他废除了1964年的宪法，解散了议会，模仿国外组成了革命委员会，独揽全国大权。这样做的必然结果是限制了反对派的自由。他甚至不惜把反对派——投入了监狱。与此同时，随着主要城市的现代化，加上国外旅游者带来的影响，特别是西方和苏联对阿富汗人民习俗的影响，城乡差别日益扩大……这时的人民派和旗帜派——最初他们同达乌德“合作”过——加强了各自的地位。曾支持达乌德政变的大批渴望改革的军官此时对不守诺言的达乌德已经失望。纷纷参加到人民派和旗帜派行列中来。至于总统本人，他不久就疏远了苏联人，因为他感到这些外国人过分控制了他的国家……(为抵消俄国援助的影响，达乌德转向了伊朗国王，但已经太晚了，伊朗的援助已无济于事，难以消除俄国的势力。)

　　“总之，最后一场戏正在悄悄地演出，这是终场前的一幕悲剧。”

　　1978年初，种种不利的因素一起向达乌德发动了冲击，最后把他赶下了台。一切权力被别人夺走。人民党的创始人之一哈伊巴尔遇刺殒命是这场风波的直接起因。他的葬仪变成了反政府的骚乱。达乌德派人逮捕了这场骚乱的指挥者，哈菲祖拉·阿明幸运地躲过了兜捕。他在共产党高级军事人员的帮助下，决心趁热打铁，孤注一掷。至少在喀布尔，形势有利于政变……

　　1978年4月27日，在隆隆的枪炮声中，阿富汗的共产党人在首都喀布尔夺取了政权，霎时间全国城乡一齐响应。在当今世界的这块地方，这一天成了历史上决定性的日子，阿富汗共产党人处死了达乌德及其家属，一部分部长也惨遭非命。从此，阿富汗走上了苏联的轨道。这是一场粗暴的、无情的流血革命，一小撮极端分子企图把自己的思想意识强加给全国人民。

　　人民保持了沉默。喀布尔离他们千里之遥，达乌德早已不得人心。山区和农村中的阿富汗百姓眼看着一面面红旗升起，既无喜悦，亦无痛楚。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这些舶来品对世世代代束缚在中亚细亚的穷乡僻壤的人来说没多大意思。他们的唯一要求是按自己的方式自由自在地过日子。

　　首都大街小巷悬挂着新成立的伟大的、充满希望的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主席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的像。人民仰望苍天，等待着，等待着。蓝天下出现了一个崭新的社会，这是盼望已久的。在这个新社会里，幼稚天真的人民派和旗帜派的共产主义者心花怒放，喜不自胜。历史把他们推上了执掌政权的宝座。他们将要带领愚昧无知的人民走向莺歌燕舞的明天。

　　他们的队伍只有几千个人，一个个摩拳擦掌，信心十足，甚至有些急于求成。是的，历史、真理和进步都在他们一边。

　　新政府同样是信心百倍的，政府成员都流露出急不可耐的情绪。前进中的人民的这批优秀分子组成的先锋队操之过急了。他们希望一改故辙，恨不得一个早晨就把自己的国家纳入马克思主义指引的发展轨道。塔拉基宣布：“用十年的时间实现目标！”可是哈菲祖拉·阿明反对说：“五年就够了！” [ 作者注：旗帜派总书记巴布拉克·卡尔迈勒当时是共和国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兼副总理。领导集团各个机构中的多数派人民派后来把他逐出政府，任命他为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当人民派对旗帜派大清洗时，卡尔迈勒逃到了苏联，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 人民认为，4月27日革命遵循的就是1917年10月革命的路线。这场命革主张变革一切。

　　于是，各种改革犹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蓬勃兴起。并不是所有的改革都是好的，阿富汗的改革来势太猛，许多决定过于草率。共产党人对阿富汗的现实情况不甚了解，因此他们推行的改革不切实际。最糟糕的是，这是一个党、一种思想意识、一个模式指导下的改革。

　　学校改革的情况如何？这种改革当然是阿富汗人民求之不得的。可是，人们把所有女子一下子拉入校门，这同千百年来的风俗习惯格格不入。再说，新办的学校里向孩子们灌输消灭上帝的思想，这怎能忍受得了呢？农村改革的情况如何？这种改革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它涉及到每一个人，人民派把土地的分配、水和农村社会的稳定等问题一股脑儿地提到了议事日程。工厂和工业改革的情况又如何呢？没有人反对这种改革，然而，所推行的改革不合阿富汗的国情，全盘照搬伟大邻邦的模式……

　　一些人奋起捍卫全体人民的灵魂所向的真主。改革者把这些人当成不顺从的畜牲关进了监狱；另一些人大声疾呼，要求不要操之过急。当局将这些人以外国帝国主义走狗论处——格杀勿论；还有一些人出来询问原有的一点自由何在，他们被指责为反革命的辩护士，遭到了野蛮的拷打。人民怨声载道。

　　可是，改革和对宗教的恶毒攻击还在狂热地进行着。年轻的共产党人为了强使他们推行的社会模式，肆无忌惮地践踏伊斯兰教义、古老的传统和风土习俗。他们憎恶伊斯兰教，鄙视风俗习惯，把祖先传下的一切说成封建的东西。转眼间，整个阿富汗都感到灵魂受创伤，人格遭污辱。

　　人民在怒吼。

　　哪一个村庄反对剥夺土地，当局立即处死该村的全部负责人。哪一个县敢于造反，当权者就无情地对它狂轰滥炸。这时候人民揭竿而起了。

　　霎那间阿富汗战火四起。这是以忍无可忍的人民为一方，以一小撮教条主义空头理论家为一方之间的全面战争。后者顽固地推行自己的社会模式，而前者坚决反对。东北部努里斯坦各个部落把政府派去的代表统统逐出了自己的家园。中部的哈扎拉人接着也照此办理。于是，骁勇的普什图人、塔吉克人、土库曼人以及其他绝大部分阿富汗人都纷纷行动起来。民众暴动犹如导火索一般蔓延到了全国各省。从草原到山区，从平原到沙漠，都发生了流血的骚乱。甚至军人也卷了进来，有的哗变，有的开小差。最后，各大城市沸腾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此起彼伏，“恢复昨天的阿富汗”的喊声震撼大地。

　　全国烽火连天。

　　政府军发射的每一枚炸弹和每一颗子弹都激起了人民的怒火。下一场残酷的镇压铺天盖地地向人民袭去：推土机日夜忙于活埋俘虏；持反对意见的优秀知识分子惨遭杀戮；庄稼被战火烧毁；村庄在兵火战乱中被夷平。陷入无政府状态的阿富汗正进行着一场混战。全国立即呈现出一片凄惨的景象：难民们犹如惊弓之鸟，纷纷翻越终年积雪的崇山峻岭，越过边境流亡到巴基斯坦去；被遗弃的农村荒芜不堪，一片片断垣残墙冒着呛人的浓烟，哀鸿遍野，民不聊生。

　　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挡阿富汗人的这场战乱。他们为捍卫某种精神和他们的自由而战。他们与世隔绝，无人问津，为了未来而固守落后的过去。他们纷纷拿起武器，进入深山，用土制炸弹袭击政府军的坦克。

　　圣战者诞生了。他们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大声宣告，他们将圣战进行到底。

　　抵抗运动自发地在全国蓬勃展开。它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向喀布尔包围而去。政府像一叶孤舟，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

　　1979年12月27日，苏联红军开进了阿富汗。苏联军队势如破竹，一举占领了整个阿富汗，随即便把巴布拉克·卡尔迈勒扶植上台。莫斯科不想叫自己下了三十多年的本钱付诸流水。阿富汗必须亲苏，必须走共产主义路线。

　　阿富汗战争从此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