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格兰特政府·第二十九
作者：詹姆斯·M·麦克弗森·美国
出自————《火的考验：美国内战及重建》
出自————《战争通史》
1868年选举
就像1864年的总统选举是对共和党战争政策的一次公民投票一样，1868年的总统竞选是对重建的另一次公民投票。
财政问题
不过，有一段时期，“财政问题”似乎同重建问题一样，可能会成为竞选的话题。这个问题是由战时立法印制绿背纸币和建立国家银行引起的。战争造成的通货膨胀和双币制(纸币和硬币)形成的金元贴水使得硬币的价值高于纸币。战后，主张硬币的财政部长休·麦卡洛克着手将4.15亿元的绿背纸币的一部分逐渐退出流通领域，从而使纸币与黄金等价，通过这种方法，使币制恢复金本位。国会最初批准了这个政策。到1867年，麦卡洛克已经把绿背纸币缩减到3.19亿元，贴水率保持在140(140元纸币可买100元硬币)。同一时期，经济经历了战后衰退，通货在两年后收缩了12%。受到这些事态发展损害的某些经济部门把自己的困境归昝于纸币的收缩。国会感到恐慌，于1868年1月禁止进一步缩减纸币。
在货币问题上开始出现了类似区域性的联盟，这回不是北部反对南部，而是东部反对西部。西部的国会议员、不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都反对收缩，因为对国家纸币的发行作限制以及对他们地区的发行不公，对西部经济的打击甚于对东北部的打击。不过，东部共和党人中也有相当多的人，特别是撒迪厄斯·史蒂文森和本杰明·巴特勒，也公开反对收缩。
在这个问题上，各党内部都存在着分歧，因为它不太可能成为两党之间争论的问题。但是，中西部的民主党人力图通过那二十五种战争公债的本金是用硬币支付还是用绿背纸币支付这个问题来捞取政治资本。有关法律只规定，出售的公债的利息需用硬币支付。到1867年为止，许多民主党人发问，当其他人都同意以绿背纸币为合法支付手段时，为什么用贬值纸币购买了公债的公债持有者就应该受到可兑换硬币的奖赏呢？这个问题能将大多数共和党人团结起来，因为尽管没有法律规定可用硬币兑现，但是财政部还是向投资者保证将用硬币支付本金和利息。共和党人说，只要与这一保证稍有不符就如同赖账。因为强调用绿背纸币支付的是民主党昔日的和平派，所以共和党又一次谴责起“铜头蛇主义”来。
不过，用绿背纸币偿还国债的主意在中西部的民主党人中很受欢迎。在中西部，这个主意是和1868年总统提名的主要候选人，俄亥俄州民主党领袖乔治·彭德尔顿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彭德尔顿计划被纳入民主党的政策宣言。但是当该党以纽约的霍雷肖·西摩为其总统提名人时，这一计划就无人提及了。西摩和大多数东部民主党人一样反对彭德尔顿计划。因为党内存在着这种分歧，所以在不久之后，在以重建和候选人的战争经历为焦点的竞选运动中，这个问题就不那么重要了。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大约在共和党于1868年5月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前一年，尤利塞斯·格兰特就很有可能成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了。格兰特唯一需要认真对付的对手是萨蒙·蔡斯，此人历来是总统候选人，他并不因为当上最高法院大法官就心满意足。在1867年，多数激进派推举蔡斯而不信任格兰特，因为这位将军战前倾向民主党而战后初期又赞同约翰逊的重建政策。但是，一些事态的发展改变了人们对格兰特的看法：他支持1867年的国会计划；民主党在1867年中期选举中获胜，此事使许多激进派确信，在1868年他们更需要一位战争英雄，而不是他们中的某个人为候选人；还有格兰特在1868年1月断然同约翰逊决裂。此外，蔡斯在弹劾审讯中倾向于宣告约翰逊总统无罪，此举使这位大法官实际上被共和党除名。这届共和党大会一致提名格兰特为总统候选人，选定候选人的政策宣言自豪地表示“国会的重建政策必能成功”。
一个令人不快的问题——北部各州的黑人选举权问题——破坏了这次大会喜气洋洋的气氛。激进派坚持认为，党必须明确表示，任何地方的人都有平等的选举权，“回避这个问题或者用某些毫无意义的原则对其进行掩盖，都是道德上的败坏和政治上的愚蠢”。但是温和派认为，含糊其词是政治上的明智，而不是愚蠢。共和党赞成北部选举权运动曾使该党在1867年选举中受创。1868年4月，密歇根的选民以61%对33%，否定了含有黑人选举权条文的新宪法，这意味着至少有20%的共和党人投票反对这一条文。一家温和派报纸宣称，“这件事很丢人，但却有力地证明，在北部诸州授予有色人种公民权还要等一段时期。此时硬要这样做可能会损害重建的许多更现实的利益。”
在这届全国代表大会上，政纲起草委员会成为激进派与温和派激烈斗争的场所。最终获胜的是温和派。大会通过了该委员会起草的政纲，政纲声称，“出于对公共安全，恩惠和正义的种种考虑”，要给予前邦联诸州黑人以选举权。同时，“在各联邦州，公民权问题就是这些州的人民决定的问题了”。废奴主义者和激进派谴责这一政纲，说它是“卑鄙、愚蠢和不值一提的”。查尔斯·萨姆纳准确地预言：“民主党人将有一个重大的时机来暴露其两面派的本性。”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和共和党相反，民主党争取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人太多了。在该党7月大会的前夕，民主党产生了四位领袖，他们是俄亥俄州的彭德尔顿；印地安纳州参议员托马斯·亨德里克；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将军(其辉煌战绩可以抵消格兰特在这方面的一些有利条件)；以及安德鲁·约翰逊。虽然总统同激进派的斗争在党内得到同情，但是他的不利条件太多了，在第三轮投票时就退出了竞争。彭德尔顿、汉考克和亨德里克分别在第八、第十八和第二十二轮投票时接近获胜的多数选票，但是每人都远未达到必需的三分之二多数。在第二十二轮投票的最后时刻，有几个州的选民将其选票改投向霍雷肖·西摩。此举对这个无法开下去的大会产生了惊人的作用。赶这个浪头的州一个接一个。西摩曾对当候选人拒绝过好几次，现在他的朋友们只好把他推出大厅，以免他当场拒绝提名。最后，这位和蔼而脆弱的前纽约州州长服从需要，接受了这个与格兰特争夺胜负的前途未卜的荣誉。
民主党竞选纲领诅咒“重建法令”是“明目张胆的篡权，……是违反宪法的，是革命的，是无效的”，并且要求“取消自由民管理局，废除目的在于保障黑人至上的所有政治机构”。这成为民主党的战斗口号。副总统候选人，密苏里州的弗兰克·布莱尔以一封公开信为这次竞选定下了调子。布莱尔在战时是位战功卓著的共和党人，战后他又恢复了其家族对民主党世代的忠诚。他在信中主张：“恢复政府和宪法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让当选总统宣布这些法案无效，迫使军队不再侵占南部，解散各‘毛毡提包客’州政府，并允许白人重新组织自己的政府。”
种族问题和三K党
布莱尔毫不在乎共和党对他这些言论的强烈反对，在整个竞选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地发表这样的言论。他说，共和党在南部的州政府是“杂种与私生子”政府。“白人是世界上唯一表明有能力维护自由制度下之自由政府的种族”。民主党将会恢复南方白人的“天赋权利”。这样作，“我们就会得到每一个真正属于白色人种者的同情”。其他民主党人，特别是中西部和南部的民主党人，从布莱尔那里得到启示。威斯康星一位编辑说，如果民主党在11月得到白人选民的大多数选票，他们就会“向华盛顿进军，……各任其职，再次建立白人的政府”。
共和党人针锋相对，他们挥动着血污的衬衫，提醒那些听了西摩的“我的朋友”的演讲而投票选他的人记住1863年纽约的征兵暴乱。他们将格兰特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时所写的那封信的结束语——“让我们得到和平吧”——与布莱尔的血腥反革命口号相对比。四年的战争和就重建进行的近四年的政治战使选民们感到厌倦，格兰特的讲话打动了他们的心。共和党充分利用了这一点。格兰特入主白宫将会使冲突平息，而民主党获胜就会建立“靠暗杀和暴力维持的政府，取代法治的政府”。
一些南部民主党人好像一定要证实共和党人说得对似的。在几个州里，三K党及类似的组织大肆进行恐怖活动。既然这些州业已“重建”，联邦军队就不得援引军事管制法了，因此联邦军队阻止这一暴行的种种努力受到了限制，而匆匆组建的州民兵的作用又不是很大。
三K党是两年前在田纳西的普拉斯基创立的。许多三K党党员曾是邦联军队的各级军官，这个秘密团体像邦联军队那样，从南部白人社会各阶层中吸收成员。其领导人中有二十多人是邦联的将军和校官，为首者是内森·贝德福德·福雷斯特，他是三K党的奇才。到1868年，三K党已经从一个无害的兄弟会发展成头戴兜帽、全力维护白人至上的恐怖组织。它处罚那些离开雇主、抱怨工资低或对白人“蛮横”的自由民，鞭打自由民学校的教师，烧毁他们的校舍。但更为重要的是，三K党党徒恐吓并暗杀共和党领袖和选民。三K党及类似组织，如“白山茶花骑士团”，实际上成为民主党的武装辅助部队。
三K党声称其活动是为了维护法律和秩序。“[我们的人民]将被迫用暴力和鲜血去干掉无法无天的暴君和罪犯，这确实很不幸，”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家报纸说，“但这又怪谁呢？……确切地说，不应该怪我们这些不堪忍受种种冤枉的南方人。而要怪激进主义和黑人平等权利的主张，……那些政治思想先进，主张社会进步改革的北部间谍们……罪有应得。”1868年8月，福雷斯特将军公开警告共和党领袖，如果他们胆敢使用民兵对付三K党，他们就要大吃苦头：“我没有弹药去杀杀人的黑鬼。我想杀的是激进分子……在[孟菲斯]城内只有烙有标记者，而没有激进派领袖，一旦发生麻烦，这些人没有一个会活下去。”
在1868年竞选期间，路易斯安那、佐治亚、阿肯色和田纳西的三K党及类似组织特别活跃。共和党虽然保住了后两个州，但代价惨重。阿肯色发生了二百多起政治谋杀，其中有一名共和党国会议员在10月22日遭伏击而身亡。佐治亚的死亡人数低些，但恫吓和打人事件较多。这些伎俩使几千名共和党党员无法前往投票站投票。佐治亚22个县的黑人选民的登记总数为9,300人，但格兰特只得到87票。在佐治亚另外十一个县中，共和党一票未得。就这样，在4月份的州选举中共和党多获得7,000张选票；而到了总统选举时，民主党反倒多得了45,000张选票。
路易斯安那的情况更严重，一个国会委员会后来的报告说，从1868年4月到11月，有上千人被杀，其中大多数是黑人。什里夫波特附近发生的两次暴乱死亡了一百多人。在奥珀卢萨斯的圣兰德教区发生的一次大暴动中，死亡人数估计共达二百人。圣兰德教区的一位民主党领袖认为这个事件给黑人上了一堂“安全课”。他说得太对了，因为在选举日那天，这个教区没有一个共和党人前去投票。7个教区在4月份总共投共和党4,707票，而在11月却一票未投。21个教区上次投了共和党26,814票，而这次只有501票选格兰特。就全州而言，共和党4月份得票58%的多数，到11月就变成民主党得多数票71%。
通过这些方法，民主党设法在路易斯安那和佐治亚取得了胜利，并在南部其它地方使共和党的多数票大为减少，但是这种作法在北部对该党造成的损害可能大过其在南部得到的好处。它使共和党找到了口实来谴责叛乱分子和“铜头蛇”党徒企图用恐怖主义得到在战争中没有得到的东西。1868年的选举格局和1864年的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格兰特在北方得票的百分比(55%)和林肯在1864年得到的一样。几乎没有一个州的选票发生的变化超过0.1%或0.2%。北部只有7%的县由支持民主党转向支持共和党或正相反。西摩只在俄勒冈、新泽西和纽约这三个北方州获胜，而在最后一州又是仅以0.1%的多数获胜的——这很可能是纽约市坦慕尼协会作弊的结果。西摩在五个边境州中的三个州(特拉华、马里兰和肯塔基)和八个经过重建的前邦联州中的两个州获胜，使他和格兰特的选举人票比数为80比214。民主党的议席稍有增多，但共和党仍然在众院保有三分之二的多数，在参议院保有五分之四的多数。
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
格兰特当选后的那年，国会仍专注于重建还未完成的任务，其中最重要的是完成一部在每一个州都授与黑人公民权的宪法修正案。没有这样一条修正案，黑人选举权的前景在民主党力图重新控制的南部诸州就可能难以预料。况且，“重建法令”要求南部而不是北部给黑人以选举权，这种不平等的要求使共和党人感到不安。“我们在道义上没有权力把一种义务强加给国家的一方，而另一方却不承担这一义务，”一位激进分子写道，“直到这种权力为全国所有，我们才能享有和平。”
虽然衣阿华和明尼苏达最终在1868年经公民表决采纳了黑人选举权，可是在北方二十一个州里有十一个州和全部五个合法蓄奴州里，黑人仍然没有选举权，而美国六分之一的黑人居住在这些州里。如果给予他们选举权，他们大多会投共和党的票。因此，正像一位共和党国会议员所指出的那样，“这回党的自身利益和百分之百的正义相一致了”。因为共和党控制了三十三个州中二十五个州的议会(不包括尚未重建的得克萨斯州、密西西比州、弗吉尼亚州和佐治亚州)，他们能够保证全国性的宪法修正案得到批准，而不会受阻于公民投票，这类公民投票常使有关州公民权的修正案归于失败。
在格兰特当选和他在1869年3月4日宣誓就职之间，国会召开了一次短期会议，专门起草“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根据种种提议归纳出三套修正案：第一套禁止各州以种族、肤色或曾是奴隶为由剥夺公民的选举权；第二套除上述规定外，又加上禁止各州以文化、财产或出生作为有选举权的资格；第三套索性规定：凡年龄21岁以上之男性公民均有选举权。头两套方案只是限制州的权力，而第三套则要大大扩大国家的权力。
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国会通过了第一种意见、也是最保守的修正案。许多激进分子担心，这一修正案不能阻止南部各州以文化或财产资格为理由剥夺大多数黑人的公民权。一位国会议员警告说，“在前叛乱州里剥夺有色人种公民权的手法仍旧可以做到；我告诉你，会这样做的。”温和派则认为，出于种族问题的原因，任何比有限地禁止种族歧视更强烈的做法都可能得不到必需的四分之三的州的批准：州议会不大可能不控制住选举规则；相当多的北方人和南方人都怀疑长远保障文盲的选举权是否明智；不得限制出生的问题可能使三个远西部的州不予批准，因那里反对中国人的情绪正在抬头。因此，这条禁止各州不得仅以种族、肤色或战前地位为理由而剥夺选举权的“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虽然最终确定下来，但却留下许多纰漏，使南部各州在一代人以后得以剥夺大多数黑人选民的选举权。他们使用违背“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的目的的诡计做到了这一点。但是如果他们在1869执行此法案的决心在1899年仍然存在的话，那么他们就无法做到这一点了。
1869年2月26日，国会通过了“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4个月之内，十七个共和党控制的州议会批准了它，四个民主党控制的州议会否决了它。该修正案能否得到所必需的另外十一个州的批准还很难说。但是弗吉尼亚、密西西比和得克萨斯州重建的推迟给了国会一个机会来增强该修正案获得批准的可能性。州议员要求这三个州批准“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和“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以作为重新加入联邦的先决条件。这三个州批准了这两项修正案，它们的州权在1870年初都得到了恢复。
这样，处于无州权境地的州只剩下佐治亚了。该州的国会议员曾经在1868年6月恢复过资格，但佐治亚州对重建精神的严重亵渎，使国会下令对它重新实行了军事管制。佐治亚州议会在1868年共和党人和保守党人的力量旗鼓相当。不过，一些南部白人共和党人很快变节，投向保守派。这些新加入的同盟者将二十八名黑人议员开除出去，理由是州宪法并未明确规定黑人适合担任公职。根据“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取消资格条款的规定，投票赞成取消黑人议员资格的议员中有二十四人后来被证明自身就不适合担任公职！愤怒的共和党国会议员撤销了佐治亚重返联邦。后来那些被开除的黑人议员又回到议会，而那些不合格的白人议员则离开了议会，议会也批准了“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于是佐治亚的代表们于1870年重返国会。
“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在佐治亚获得批准后，于1870年3月30日成为宪法的一部分。许多共和党人都坚信，这一成就是“这场战争诸问题中最后一个得到解决的大事”。现在是解决那些因全力解决地方上的争吵而长期被忽略的其它问题的时候了。自25年前得克萨斯合并以来，国家就因为这些争吵而无一刻安宁。“让我们结束重建吧，”《纽约论坛报》在1870年4月这样说，“举国对此已厌倦并腻味了。……让我们和平吧。”
格兰特入主白宫
像尤利塞斯·格兰特那样以崇高的威望和巨大的善意入主白宫的总统是罕见的。既然重建已经“解决”，他的支持者现在急切地希望解决货币、财政、行政机构改革、外交政策和其它需要关注的“新问题”。但是格兰特缺乏经验，判断失误，他的同事中有些人贪污受贿，而最重要的是重建中显然无法解决的许多难题，使许多美国人的希望破灭了，而他们以前正是抱着这些希望看着他的就职的。
总统对几个政府职务的新任命激起人们抱怨他搞裙带关系和任人唯亲。格兰特任命其妻子的一些亲戚为官。其它的职务，包括几个白宫官员的职务，为其前军队同僚所据有。后一类人中有两人——格兰特的私人秘书奥维尔将军和任陆军部长的威廉·贝尔纳普将军——后来被指控受贿，丢人地离开了政府。格兰特总统给人的印象是，他在选择助手时不具慧眼。他好像是赞赏富于进取的有钱人，随便接受他们的礼物和帮助而认识不到这样做的潜在含意。同时，格兰特在有文化的人面前有时则过于尴尬，无话可说，以致显得粗暴无礼，而这些人不久就组成了促使政府廉洁和有效率改革运动的先锋。
由于华尔街的两个大冒险家不择手段地要控制黄金市场，与此有关的一些问题在1869年大白于天下。格兰特就职没几天，国会通过了“公共存款法”，保证用黄金或等价物偿还政府所有的公债，并保证“尽快”使绿背纸币和黄金同价。但是黄金此时的贴水率仍约在130左右。贴水率的起伏波动招来投机商。从事这种投机的两个臭名远扬的人是杰伊·古尔德和吉姆·菲克斯。前一年，这两个华尔街的肆无忌惮的人和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进行了一场金融大战，赢得了对伊利铁路的控制权。这场金融大战的主要内容是贿赂议员、收买法官和非法发行百万股伊利铁路股票。古尔德和菲克斯希望用这次冒险赚来的钱控制黄金市场，在卖方卖空时赚大钱。
但是，美国财政部每月定量出售黄金，这对他们是个阻碍。为了排除这个障碍，古尔德打算利用其同伙，华尔街投机家，总统的内兄艾贝尔·科尔宾去说服政府停止销售黄金。科尔宾把格兰特介绍给古尔德和菲斯克，他俩在自己的游艇和纽约一家由菲斯克部分所有的戏院里款待总统。古尔德向格兰特简要介绍了提高金价可降低小麦在欧洲市场的美元价格，从而增加出口量，故对美国农民有帮助的理论。总统未作任何许诺，但科尔宾让古尔德放心，政府会终止黄金销售的。
因此古尔德和菲斯克开始大肆购买黄金，使金元贴水率至9月23日涨到144。9月24日，“黑色的星期五”，那天，纽约黄金交易所一片恐慌，金元贴水率升到162。这时格兰特已开始产生疑心，命令财政部长乔治·鲍特韦尔抛售400万美元的黄金。此举控制了黄金市场的行情，贴水率很快降到133，有几位经纪人和投机商随之破产。古尔德在市场价格最高时出手，避免了大祸，菲斯克撕毁了几个契约也免去灾难。整个事件在华盛顿和纽约造成很坏影响。当得知古尔德阴谋的真相后，格兰特和鲍特韦尔马上采取了行动才未在脏榜题名。尽管总统未受牵连，但是他不明智地和古尔德、菲斯克接近，以及其内兄科尔宾扮演的丢人角色败坏了政府的形象。
战后的外交
“亚拉巴马”号巡洋舰赔偿要求
在外交政策上，格兰特政府取得了一次巨大的成功，也遭受到一次惨重的失败。所谓成功是指解决了战时由“亚拉巴马”号及其它英制邦联巡洋舰造成的破坏而向英国提出的赔偿要求。美国谴责英国允许建造这些军舰是忽视和违背了中立国的义务。美国被炸船只的船主和货主提出的赔偿总数高达1,500万美元以上。但是英国政府拒绝承担责任。几年来两国关系紧张。大西洋两岸的报纸互相进行挑战性的威胁。
在安德鲁·约翰逊任期的最后几个月，美英谈判签约以解决“亚拉巴马”号赔偿要求。但条约偏袒英国的解释，于是美国参议院在1869年4月以五十四票对一票否决了这个条约。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查尔斯·萨姆纳利用这一时机发表了挑战性的演讲，要求不仅要赔偿直接损失而且要赔偿“间接损失”，包括赔偿因英国的行动和南部希望英国进行干预而使战争拖延所造成的损失。萨姆纳暗示，割让加拿大将是对间接损失的公正赔偿。虽然在外交上和国际法上没有间接损失的先例，但萨姆纳提出的极端要求还是引起许多对英国在内战中的所作所为仍然愤恨的美国人的共鸣。
萨姆纳的讲话提高了美国的赌注，似乎到了使“亚拉巴马”号赔偿谈判希望破灭的程度。有一年多时间，这个问题没有明显的进展。但在幕后，纽约一名门之后，格兰特内阁中最能干的一员，国务卿汉密尔顿·菲什悄悄地为重开谈判而工作。1870年，普法战争的爆发使有先例观念的英国人不得不考虑，如果英国卷入战争，而中立国美国又为敌国建造攻击商船的快艇时，英国商业船队的可能结局。在这期间，萨姆纳因兼并圣多明各一事(将在本节后面加以论述)而同政府决裂。为了惩罚这位参议员的这种作法，并使他无力阻碍就“亚拉巴马”号赔偿达成妥协，支持政府的共和党参议员们在1870年3月免去了萨姆纳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菲什设法创建了一个高级联合委员会来商谈解决“亚拉巴马”号赔偿和英美两国间其它分歧的条件。1871年5月，该委员会完成了“华盛顿条约”，该条约为仲裁美国的要求建立了一个国际法庭。在条约中，英国作了一些让步，其中包括对“亚拉巴马”号军舰和其它在英国建造的军舰造成的破坏表示歉意。
美国参院很快就批准了“华盛顿条约”。1871年12月在日内瓦开庭的国际法庭由美国(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英国、瑞士、意大利和巴西等国的仲裁人组成。美国人认为间接赔偿应包括1863年7月4日以后的全部战争费用，理由是在葛底斯堡和维克斯堡战役之后，只是因为英国的支持南部才得以战斗下去。愤愤不平的英国人威胁说，要是美国再坚持这种“不合理”的论点，英国就完全退出仲裁。菲什和亚当斯私下告知英国，美国不会坚持间接赔偿。1872年9月，仲裁人以四票赞成，一票反对(英国持有异意)最后宣布，英国没能做到“应尽的努力”以阻止“亚拉巴马”号、“佛罗里达”号和“谢南多厄”号的建造和装备武器，故应向美国赔偿1,550万美元，以补偿由这些军舰造成的破坏。这是美国外交上的一个胜利，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改善英美关系的一个胜利。
圣多明各事件
格兰特外交政策的一大失败是指企图吞并圣多明各(今多米尼加共和国)。这个计划是“命定扩张论”的产物，而这一理论是在美国民族主义在内战中获胜后复兴起来的。现在许多共和党人的情感同当年民主党人的情感一样。国务卿西沃德在1867年从俄国手中买下阿拉斯加，为获取与美国不接壤的领土开创了先例。内战表明，美国海军需要在加勒比海设有基地，故西沃德和丹麦协商签订一个条约，准备买下维尔京群岛。参院否决了这个条约，但是向加勒比海扩张的想法并未泯灭。
与兼并圣多明各计划有关的人像在马克·吐温和查尔斯·达德利·沃纳的讽刺小说《镀金时代》里的人物那样。土地投机商、商业开发者、异常成功的金矿主和银矿主、希望在加勒比地区设有基地并作着巴拿马运河美梦的海军军官们在华盛顿组成了一个多米尼加院外活动集团。多米尼加独裁者，狡诈的博纳凡图拉·巴厄兹希望美国兼并，因为这样可以加强他对付革命分子的力量，在美国国内，那些不太为私利而支持兼并的人们，包括格兰特在内，认为美国拥有这块土地会给这个革命四起的国家带来和平与安定，会使其富饶的资源得到开发，会为美国的恩泽施遍整个加勒比地区叩开大门，并会使巴拿马运河工程得以开工。
格兰特越想越认为兼并值得一干。他希望此事能成为自己执政时外交政策成功的样板。但他因缺乏政治经验而尝到苦头。他的表现就像他仍然是一位只需发号施令的将军，而不是一位为了某一目标而必须争得政治支持的总统。格兰特未和国会领袖及内阁成员商议，就在1869年7月派他的私人秘书奥维尔·巴布科克前往圣多明各调查兼并的可能性。热心的巴布科克超越授权，带回一纸兼并条约。格兰特不顾这一议事程序不合规定，将这个条约交给瞠目结舌的内阁成员。国务卿菲什一言不发，他对整个设想不热心。其他阁员也沉默不语。最后，内政部长雅各布·考克斯打破了令人难堪的沉默：“不过，总统先生，我们到底需要不需要兼并圣多明各？”
格兰特已经暗自作主了。他又派巴布科克带着国务院的授权去圣多明各，以恰当的方式就该条约重新谈判。巴布科克按令行事，第二次返回时带来一个条约，该条约使圣多明各成为美国的领土并宣布其12万国民为美国公民，所有这一切的代价只不过是150万美元。圣多明各举行了一次公民投票赞成兼并。1870年1月格兰特自豪地把该条约呈交参议院——麻烦就此开始了。
查尔斯·萨姆纳领导的外交事务委员会对该条约作的报告正好相反，萨姆纳和那时是密苏里参议员的卡尔·舒尔兹是参院反兼并力量的领袖。他们严厉指责那些买下大批土地指望从兼并中发横财的道德败坏的开发者。他们将传统的辉格党与共和党的敌对扩大。舒尔兹质问道，将一个新的信仰天主教的混血民族并入一个种族问题已多得不能再多的国家是否明智。萨姆纳担心占有圣多明各会威胁邻国海地的独立，除利比里亚外，海地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自治的黑人共和国了。“这些岛屿从气候上，从占有情况上和命运上来说……都属于有色人种，”萨姆纳说，“我们不应该占有他们。对土地的贪婪绝不应该用于反对这个种族的权利。”
格兰特遭到这样的反对甚为生气，为了签定这项条约，他亲自游说参议员，强调合并之后美国的资本、企业和政治制度将会输往那个岛国，对圣多明各和海地的穷苦黑人都有好处。格兰特私下用尖刻的语言指责萨姆纳。为了得到南部共和党参议员(他们本会听从萨姆纳的领导)对该条约的赞同而采取了高压行政手段，使总统和参议员之间令人不快的不和加剧了。萨姆纳的一位马萨诸塞州朋友和同盟者，司法部长罗克伍德·霍尔任用了一批联邦检察官和法官，引起南部共和党人的不满。霍尔还与政府的盟友，马萨诸塞共和党中正在崛起的派别领袖本杰明·巴特勒不和。为了取悦巴特勒，保证南部选票赞同该条约，格兰特在1870年6月15日解除了霍尔的职务，由默默无闻的佐治亚人阿莫斯·阿克曼替代他。总统还通过任命康克林的一位政治助手担任权力很大的纽约港税务员而使参议员罗斯科·康克林成为条约的支持者，这一任命对后来的贪污丑行播下了种子。这些行动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只是使越来越多的共和党人疏远了政府。1870年6月30日，参议院以28票对28票否决了这项条约，有19位共和党参议员联合9名民主党参议员投了反对票。
总统怀恨在心，为了报复萨姆纳，解除了他的门徒约翰·洛思普·莫特利驻英公使的职务。当局为此举辩护，说莫特利同萨姆纳一样，以其所处的重要位置阻碍“亚拉巴马”号赔偿问题的解决，但是萨姆纳的朋友正确地理解为这是企图惩罚这位参议员。1870年冬天至1871年期间，格兰特和萨姆纳的公开斗争变得更加激烈。格兰特顽固地重提兼并圣多明各的问题，尽管连支持他的参议员都承认这一设想已经失败。萨姆纳抓住这个机会，在一次参议院演讲时严厉指责总统，说他步富兰克林·皮尔斯、詹姆斯·布坎南和安德鲁·约翰逊的后尘。这太过分了。萨姆纳演讲后不久，亲政府的参议员们罢免了他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这些事件严重地分裂了共和党。因圣多明各而发生争论的双方都表现出狭隘的报复特点。萨姆纳高傲的自负和公正道义似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演越烈。但在这位参议员的许多旧日的自由土壤党人和辉格党人朋友看来，格兰特搞的自相残杀似乎是在攻击使得共和党成为伟大政党的理想。
他们担心共和党会落入像康克林和巴特勒这样的分赃论者和投机者的手中，这种人在反奴隶制运动中没有根基而又不受道德观念的约束。在格兰特第一任期内得到推动的文官制改革运动加剧了“新”、“老”共和党人(为简化复杂的实际情况而姑且这么说)之间的不和。
文官制的改革
“政党分赃制”——竞选获胜者按照此制度将公职授与本党的工作者，以示回报——是美国政治中历史最悠久的制度之一。当某党不执政时，当官的希望是保持该党忠诚一致的粘合剂。而当执政时，估计政府工资开支的2-3%就可使该党的党员们心满意足。但是在19世纪60年代，越来越多的改革者抨击这一制度既浪费又腐败。他们强调，政府官员的任命应根据能力和优点而不是对党的忠诚。为达此目的，罗得岛众议员托马斯·詹克斯从1865年到1871年在国会每次开会时都提交一项议案，提议建立一个文官制委员会，通过举办竞争性的考试来任命官员。虽然詹克斯的提案未曾获得通过，但是支持在这方面采取行动的人越来越多。到19世纪70年代，文官制的改革已经成为最强大的改革运动之一了。
该运动的支持者主要是居住在东北部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工作者。他们大多是共和党员，同该党过去的辉格党良心派一致。他们对英国文官制度的抗腐败能力大为赞赏，极想效仿之。职业政治家们蔑视这种观点。对他们来说，任命官职的权力是民主的生命之本。他们谴责这些改革者鼓吹杰出人物统治论，嘲笑他们是拿严肃的政治取乐。
在格兰特执政之初，改革者对这位超越政治的总统寄予很大的希望。格兰特似乎也有与他们相同的改革情绪。他和白宫所有的新主人一样，对成群结队的讨官者和令人生厌的恳求者大为烦恼。格兰特曾对一位朋友说，“任命官职的权力是总统职务的祸根，在这个国冢里，没有一个人比总统更渴望进行文官制度的改革。……他一定是文官制度的改革者，因为他需要安静。”
但是格兰特在这个问题上的表现充其量是好坏参半。好的方面是：财政部长鲍特韦尔，内政部长考克斯和司法部长霍尔在各自的部里实行公平考试来确定某些职务的提升和任命。格兰特在1870年提交国会的年度咨文里敦促制定改革立法。虽然两院想加以阻止，但还是作出联合决定，授权总统任命一个委员会，为任命文官制定新的规则。格兰特任命乔治·威廉，《哈泼周刊》的编辑，一位主要的改革者来领导这个委员会。委员会推荐各类竞争性考试作为获取各级文官职务的必要条件，还敦促取消党对工资的核定。格兰特颁布了这些规则，下令于1872年1月1日开始实行。但是国会拒绝拨给足够的经费，使文官制委员会不能有效地推行新规则。虽然有些政府部门采用了某些规定，但是在19世纪70年代分赃制并没有被彻底改革。
国会中那些在圣多明各事件上曾与格兰特最为一致的共和党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使文官制委员会陷于瘫痪。这使改革者们对总统在该问题上的诚意产生了怀疑。格兰特对海关和国内税收部门几个职务的任命令改革者失望。而公然使用任职权力和在圣多明各条约战中牺牲司法部长的举动更使改革者惊骇不已。1870年10月又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办事认真的内政部长雅各布·考克斯在与那些力图破坏其任命政策的政党分赃论者进行了一番激战后辞职不干了。众议员詹姆斯·加菲尔德评论这一事态发展时说：“这是总统一方向政治蛀虫投降，这群蛀虫败坏着政府，永远使它龌龊不堪。”
自由共和主义的基础
考克斯、霍尔、萨姆纳、莫特利事件——对改革者来说，总统好像为了党内最坏的人而牺牲了党内最好的人。到1871年，语言中出现了“格兰特主义”这个新名词。它代表着改革派认为的战后美国出现的所有错事：政府中的分赃制和腐败；文化中的粗俗趣味和反知识论；办事不诚实；以及马克·吐温和查尔斯·达德利·沃纳在1873年写的小说中所讽刺的那种无止境的实利主义和一夜发财的贪欲，他们的小说《镀金时代》成为这个时期的代号。
当然，这一切的责任都让格兰特来承担也是不公平的。他为人正直，真心实意地希望改革，他在任期内取得的几个成就应该受到称赞。和其他地方的腐败相比，联邦政府的腐败就“逊色多”了。纽约海关中的小偷小摸不能同在该市作大案的特威德集团 [ 编者注：特威德(William M.Tweed，1823-1878)美国政客，1859年在纽约建立“特威德集团”，营私结党，侵吞巨额公款，约三千万至二亿美元，被《纽约时报》揭发，被捕判刑，死于狱中。 ] 相比。纽约议会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买卖政客的市场。据说，标准石油公司除了不能使宾夕法尼亚议会变得廉洁之外，对它什么都能做得到。战后紧张局势的缓和和继1867年衰退之后经济爆炸性的增长，增强了人们的投机狂热，也使全社会的各种道德标准下降。战时政府官僚机构的扩大和政府契约的增多，为那些不择手段的人开辟了一条新路。与此同时，战后兴起的强大的改革运动把焦点对准了腐败的黑暗角落。格兰特执政期间，许多政府机构实际上正在清除自约翰逊政府，甚至自林肯政府以来就已大量存在的弊端。
公正也罢，不公正也罢，格兰特成了这个国家公认的诸多弊端的替罪羊。这种遭遇对较近代的总统来说是不足为奇的。格兰特和杰伊·古尔德与吉姆·菲斯克的关系；他和一些声名狼藉的促成兼并圣多明各的人的关系；他和萨姆纳的争斗，以及像康克林、巴特勒这样的人在其政府中影响的明显扩大……，这些都激起坚持改革的共和党人起来造反。他们起初希望能控制该党，清洗那些分赃论者，并以支持改革的总统提名人取代格兰特在1872年竞选总统。但事实证明这样做是不可能的，于是改革者脱离了共和党，自己组建了“自由共和党”。他们的目标正如卡尔·舒尔兹在1872年自由共和党大会上宣布施政方针时说的那样，是建立一个“国内精英为之骄傲的”政府。
当自由共和党党人把注意力转向南部时，他们发现某些最“杰出”的人物竟是前邦联分子，他们中许多人都没有资格担任公职，或被共和党政府解除了权力。在这些自由党人看来，南部的格兰特主义同华盛顿的格兰特主义是一丘之貉。“毛毡提包客-黑人政府”和“刺刀统治”成为1872年总统选举中最重要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