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转折点：林肯再次当选·第二十四

作者：詹姆斯·M·麦克弗森·美国

出自————《火的考验：美国内战及重建》

出自————《战争通史》

　　 试探和平的人们

　　 北部在1864年夏的厌战情绪再次复活民主党主和派的希望。克莱门特·瓦兰迪加姆大胆地回到美国，结束了他在加拿大长达一年之久的流亡生涯。林肯不愿再让他受苦，允许他留在美国并直言不讳地发表反战言论。在中西部召开的民主党地方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呼吁停火，举行和谈。民主党国会议员也提出一些内容相同的决议案。虽然共和党人联合民主党主战派否决了这些决议案，但和平情绪却似乎变得很强烈，以致一些共和党人对他们在秋季选举中的当选机会表示绝望。

　　 最绝望不过的人就要算行为古怪却颇有些影响的《纽约论坛报》编辑霍勒斯·格里利了。他是一个激进分子，也多少是个和平主义者，并以变幻莫测而闻名。他自1860年起就徘徊于好斗主义和失败主义之间。1864年初，他以林肯还不够激进为由，支持蔡斯竞选总统。但是，他在盛夏时却写信给总统说：“我们流血的、破产的，几乎奄奄一息的国家……渴望和平——人们展望招募新兵、进一步的全面破坏以及再次血流成河，真是不寒而栗。” [ 注：由于9月份征兵的地方配额不够，林肯于7月18日号召500,000人志愿参军。一位“铜头蛇”编辑在读到这一号召时得意地说：“林肯的处境比死了还糟糕。” ] 政府如果对这种渴求置若罔闻，那末“我们就将在来年11月一败涂地”。

　　 格里利的信引发的事件是这次战争中最不寻常的事件之一。《纽约论坛报》的这位编辑通过中间人得知，邦联一些密使正在加拿大的尼亚加拉瀑布，准备开始和谈。邦联情报人员的确在尼亚加拉瀑布，但他们没有授权去参加和谈。更确切地说，他们是邦联设在加拿大的秘密情报网的人员，其任务是策划南部战俘逃离战俘营，操纵纽约黄金市场，与民主党主和派建立联系，并不遗余力地破坏联邦的战争努力。格里利敦促林肯发给这些“谈判者”前往华盛顿的通行证。林肯虽然看透了叛军情报人员的居心，还是授权格里利同他们接触，把“在任何地点的任何人承认为了和平，为了重建联邦和废除蓄奴制并携带着杰弗逊·戴维斯的任何书面建议者”带到华盛顿。

　　 由于格里利被委以核实谈判者证书之责，这就把他置于困难地位。这位编辑畏缩不前。但是，林肯派自己的私人秘书约翰·海前往纽约，敦促格里利开始行动。约翰·海和格里利一起赴尼亚加拉瀑布，并在那里两次拜会邦联的情报人员。会谈的结果仅仅是搞清楚了南部人没有证书。这些情报人员获悉林肯的和平条件后，便把这些条件连同他们的答复一起透露给美联社。邦联的答复是出于宣传目的。这个答复指责道：林肯的条件意味着进一步死亡和破坏，因为它们以南部显然无法接受的条件去阻碍谈判。

　　 就在格里利遭到惨败时，第二个和平代表团出现了。他们周围也充满了类似的宣传。这次是两个没有证书的北部密使谋求与杰弗逊·戴维斯面谈和平条件。他们如愿以偿。这两个人是从事新闻工作的自由职业者詹姆斯·吉尔摩和第七十三伊利诺伊步兵团的詹姆斯·贾克斯上校。贾克斯是个有良好战斗纪录的卫理公会的牧师，他渴望以一种体面的方式来停止基督徒自相残杀。林肯认为，从这个代表团那里，他非但不会失去任何东西，或许还能有所获。他允许吉尔摩和贾克斯穿越防线前往里士满。7月17日，戴维斯和国务卿朱达·本杰明在里士满接见了他们。在一次坦率的会见中，两个北部人通报了林肯的和平条件：重建联邦、废除蓄奴制、大赦、或许还要为解放奴隶而付给部分赔偿费，戴维斯很明白，林肯是不会把最后一点提交国会的。不过，这没有什么关系，因为邦联总统除南部独立以外并不坚持什么别的和平条款。戴维斯对两位密使说：“先生们，大赦适用于罪犯。我们没有犯任何罪行。……我们宁可被斩尽杀绝，也不蒙受这种奇耻大辱。……只要你们不承认我们的自治权，我们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吉尔摩对这次会见的报道于7月22日在波士顿某报上登了出来——恰好在同一天，格里利的第一份详细的谈判报告也公诸于世。回顾事情的经过，双方在处理这两件事时所更感兴趣的显然是宣传上的得分，而不是着手进行严肃的谈判。两位总统明知无法接受对方的条件，却也都不能无视自己那边人民中有影响的和平运动。在1863年邦联国会选举中，有好几位主和派候选人赢得了席位，在北卡罗来纳州和亚拉巴马州的内地以及其它地方，反战情绪和亲联邦情绪进一步高涨。鼓吹和谈的人中甚至包括邦联副总统。双方都希望通过宣传非官方和平代表团来向自己的人民表明，敌人的谈判条件将意味着他们丧失其所正在为之战斗的一切：对南部来说是独立和蓄奴制；对北部来说则是联邦和解放奴隶。

　　 邦联在这场宣传战中得到了一时的好处。因为林肯的和平条件包括联邦和解放奴隶，北部民主党人就能够利用这样一种信念：政府只要不再坚持解放奴隶，北部就可以得到和平。一篇典型的民主党社论这样写道：“只有成千上万的白人战死了，才会减轻总统的热爱黑人的癖习。”当8月前线仍处于僵持局面以及北部的士气降到最低点时，这种见解普遍为人们所接受。一位精明的纽约政客瑟洛·威德写道：“人民都为和平发了疯，林肯不可能再次当选。”各州共和党主席的凄凉惨淡的报告一齐涌进共和党全国主席(兼《纽约时报》编辑)亨利·雷蒙德那里。雷蒙德写道：“我担心，林肯先生给人的印象……不是为联邦，而是为废除蓄奴制而战，加之征兵、征税以及捷报寥寥无几，都在助长和平愿望。……这种和平愿望将使[政府]不堪承受，并给予反对派支配一切的地位。”

　　 8月22日，雷蒙德向林肯提出一个计划，以反击一种站不住脚的见解：“我们只要愿意，就可以给联邦带来和平。”他敦促总统任命一个委员会，向邦联提出和平建议，其唯一条件就是联邦，“其余的全部问题”(即蓄奴制和重建条件)留待以后解决。如果戴维斯像雷蒙德所相信的那样，拒绝这一建议，那末就会“使北部普遍存在的和平幻想破灭，平息反对派的喧闹，揭穿他们的谎言，……并减少人们对战争、征兵和征税具有的必然性表示的不满情绪。”林肯走得很远，他把雷蒙德的建议具体化为对一个和平代表团的指示草案。他还起草了一封致一位民主党编辑的信，其结尾是：“杰弗逊·戴维斯如果希望知道，假如他将提出有关和平以及重新联合的建议，而不提及蓄奴制，我会作何反应，那就让他试一试吧。”

　　 然而，林肯并未发出这封信，也没有像雷蒙德所敦促的那样去任命一个和平代表团。在8月25日的一次会议上，总统使这位编辑相信：这样做在北部会被人们误解为解放奴隶的一种倒退。这会“比竞选总统失败更为糟糕——这将是事业就屈辱地投降了。”因为，这似乎会使那些反对蓄奴制的共和党人进一步怀疑林肯在蓄奴制问题上软弱无能，从而使他们疏远。此外，这似乎也使人感到，这是对奴隶解放宣言所体现的自由的“庄严承诺”的背叛。

　　 林肯知道，一些持不同政见的共和党人频频开会的紧张情况，他们希望由另一位候选人取代林肯。到8月的最后一周，这些不同政见者竟走得这么远，以致准备要求召开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以提名另一位候选人。这一行动之所以产生，部分是由于他们极为敌视林肯的重建政策，部分是由于他们持有总统不会连任的失望看法。林肯也持有后一种信念。他不待大选揭晓就于8月23日写了如下的备忘录，要求内阁批准：“今天上午和前些天的情况似乎都表明，政府将不大可能再次当选。这样一来，我的义务就是与当选总统合作，以在大选已经结束而新总统尚未就职之际拯救联邦。这是因为，这位未来的当选总统将以不可能在这段时间以后去拯救这个国家为由来确保他的当选。”

　　 民主党人提名麦克莱伦

　　 当林肯写下这番话时，他希望民主党人在和平政纲中提名麦克莱伦。麦克莱伦在1862年11月卸去波托马克军团司令一职后，就默默无闻地住在新泽西和纽约。他的许多朋友都为他官复原职而四处奔走。这些努力的失败促使他谋求通过政治来表白自己。1863年秋，麦克莱伦公开赞成民主党候选人出任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从而宣布他公开反对现政府。是年年底，他谨慎地让人们知道他当选总统的可能性。从1862年起，麦克莱伦对这场战争的看法未曾发生什么变化。他仍反对解放奴隶，但赞成靠军事胜利来恢复联邦。这使他遭到该党主张先停战后谈判的主和派的反对。民主党主和派在最后关头仍争取提名纽约州州长霍雷肖·西摩为候选人。但他们的这一努力落空，别无选择，只好接受麦克莱伦。

　　 8月29日至31日在芝加哥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既提名麦克莱伦，又允许民主党主和派拟写政纲并提名副总统候选人(俄亥俄州的乔治·彭德尔顿)，从而使该党两翼“弥合了分歧”。政纲谴责“军方随意捕人”，“限制言论、出版自由”，“不尊重州权”(即蓄奴制)。政纲要点宣布，“在四年间通过战争去恢复联邦而遭到失败之后……(我们)要求立即停止冲突，以便最终召开由各州参加的大会，或采用其它和平方式，其目的是在尽可能早的切实可行时间，在联邦的基础上恢复和平。”

　　 该政纲要点使麦克莱伦进退两难。他难道能够谈论主张和平第一联邦第二的政纲？麦克莱伦为来自党内两派的压力所困扰，草拟接受提名的复信时为措词而绞尽了脑汁。最初的两个草案赞同停火的主张，其限制性条款是：谈判如果破裂，就将重启战端；但是，这位将军的那些民主党主战派朋友使他相信，邦联将视此为一纸投降条约，因为聪明人难以相信，战争一旦停止还会再度爆发。因此，麦克莱伦的复信定稿就把政纲的先后顺序颠倒过来：联邦第一，和平第二。在“我们现在的对手准备以联邦为基础和谈的情况下”，谈判“可能以和解、妥协的精神”开始。……“联邦就是和平的一个条件——我们不再提出其它条件。”

　　 这封信使多数民主党主战派感到满意，而一些民主党主和派则感到心烦意乱，以至盘算着有一个脱身之计。但是，这些民主党主和派也没有别的出路，因此他们的大多数，包括瓦兰迪加姆在内，仍保持着派别信念。民主党主和派在竞选讲话中强调这个政纲，而民主党主战派则强调麦克莱伦的信。这种“精神分裂症”使共和党人格外高兴。共和党的一位雄辩家说道：“事实上，你不能、我不能，连民主党人自己也不能说出他们的政纲是和平政纲还是战争政纲。……总的看来，它既是和平又是战争，它是对叛军的和平，对政府的战争。”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对结束共和党的分裂帮了大忙。由于激进派面临的实在威胁是来自一个政党，其半数人反对战争、其整体反对解放奴隶。他们突然意识到，林肯是他们在灾难面前的唯一选择。现在，总统坚持把废除奴隶制作为一项和平条件，已开始在反对蓄奴的人们中间，起着有利于总统的作用了。召开新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计划已寿终正寝。9月22日，弗里蒙特撤回了他的第三党候选人资格。次日，林肯要求邮政局长蒙哥马利·布莱尔辞职，并接受了他的辞呈。布莱尔家族被人们视为马里兰州和密苏里州的共和党保守派。蒙哥马利一直在悄悄地重建他与民主党人的老关系。激进派怀疑，布莱尔家族在政府中的影响具有危险性。林肯要求布莱尔辞职是对弗里蒙特撤回第三党候选人资格的补偿。共和党人作为一个统一的政党参加了竞选。

　　 莫比尔湾

　　 就在林肯写好失败主义的备忘录的8月23日，联邦在莫比尔湾为期三周的戏剧性行动中的最后一个行动，封锁了该港，以堵截偷越封锁线的船只。这次行动亦是联邦成功地取得一连串胜利的开端。这些胜利将结束这个夏季北部人的不满情绪，并将嘲弄那些把这场战争形容为一次失败的民主党人。

　　 法拉格特的舰队，火速驶往新奥尔良以南各要塞，并于1862年4月攻克该城。它的下一个海上目标显然就是莫比尔了。但是，现在需要法拉格特的战舰在密西西比河上作战。格兰特曾计划在攻陷维克斯堡后即发动莫比尔战役，却因班克斯错误地执行雷德河远征而夭折了。直到1864年夏季，他才为莫比尔抽出部队和舰艇来。该城地处一个海湾的顶端，其出入口位于南部三十英里处，守护这个门户的是三座要塞，一个布雷区和四艘炮舰，其中包括巨大的铁甲舰“田纳西”号。法拉格特集中了14艘木质舰和4艘铁甲舰，从海上猛攻这些要塞，同时由5,500名步兵从陆上实施包围。8月5日晨，联邦舰队开始与各要塞的重炮交战，场面蔚为壮观。突然，为首的一艘联邦铁甲舰爆炸沉没，成了水雷的牺牲品。结果，在两座最大的要塞的猛烈炮火下，舰队停止了进攻。但是，法拉格特把他的木质旗舰“哈特福德”号置于整列舰队之首，并下达了使他名垂美国海军青史的命令：“该死的鱼雷！全速前进！” [ 注：这是否为法拉格特的原话尚无法断定，但他命令舰队随他的旗舰穿过布雷区，却是确凿无误的。 ] “哈特福德”号安全地穿过了布雷区；舰队尾随其后。联邦各战舰进入为要塞火力达不到的莫比尔湾后，即把注意力转向勇敢的邦联炮舰，对之连续猛轰，直到这些战舰投降。即使是令人生畏的“田纳西”号，其舵链被打掉，指挥官负伤，不得不投降了。联邦军到上午10时便控制住莫比尔湾水面；在此后的18天中，他们迫使要塞一个接一个地投降。莫比尔城虽仍在邦联手中，但它与海洋隔绝，对邦联已没有多大用处。

　　 攻陷亚特兰大

　　 莫比尔大捷虽很重要，但比不上占领亚特兰大的战役。7月底的战斗结束后，两军都避开他们在亚特兰大城西南的堑壕，胡德是为了保护其铁路，而谢尔曼则是企图夺占铁路。胡德拼死派他的骑兵部队前去切断谢尔曼的铁路交通线，但联邦工兵修复了遭到破坏的铁路。谢尔曼于8月25日发动了他最后的攻势。北军以右翼为基准，在另一次包抄侧翼的运动中逆时针回旋。胡德完全被蒙在鼓里，还以为联邦军在他的骑兵袭击下被迫后退。他向里士满发出大捷电报，这时专列火车满载着欢呼不已的佐治亚人到亚特兰大参加庆祝活动。

　　 但是，甚至在这些祝捷者进城之时，北军已进抵南面20英里的铁路线，开始用铁轨制造“谢尔曼绞索”——把铁轨放在枕木篝火上烧热，然后再缠在树上。胡德接到骑兵的报告后终于机敏地发现自己的危险处境，于是就派两个军前去攻击在琼斯伯勒的联邦军。联邦军虽是以寡敌众，还是于8月31日击退了邦联军。次日，他们开始反击，一举赶跑了南军。胡德由于随时都有被包围的危险，就烧毁了城里有军事价值的全部设施，于9月1日至2日夜从亚特兰大撤出了其余的部队和佐治亚州民兵。联邦军于次日开进亚特兰大，谢尔曼电告华盛顿：“我军攻克亚特兰大，大获全胜。”

　　 这个消息使北部大为震动。一位纽约人在9月3日写道：“今天上午的消息大快人心——亚特兰大终于被攻克！！！它是(在这次政治危机中迎来的)这场战争中最伟大的事件。”各报纷纷赞扬谢尔曼是拿破仑以来最伟大的将军。林肯、格兰特和哈勒克都热情洋溢地祝贺这位红发将军。总统预言，谢尔曼的亚特兰大战役将成为“战争史上的著名战例”。人们在交口称赞的同时，并未注意到胡德部的逃遁。但是，亚特兰大的象征意义却如此巨大，其陷落的政治后果使一切都黯然失色。一家共和党报纸在有关亚特兰大的陷落的通栏大字标题中简略地表达了这些后果：“这是老阿贝对芝加哥全国代表大会的回答。这场战争是否失败了？”《里士满观察家报》以南部的观点哀叹：“亚特兰大的灾难”发生“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它使林肯的党幸免覆灭。……它将使不久前还很光明的和平前景变得十分黯淡。它还使低落的情绪在南部四处蔓延”。在这场军队与军队以及人民与人民之间进行的战争中，在政治上获得的成就，还不止是抵销了胡德那支连遭痛击和消耗的部队在军事上的残存。

　　 河谷中的谢里登

　　 南部的另一个坏消息来自谢南多厄河谷。朱巴尔·厄尔利的部队挺进至华盛顿外围而一举把他在联邦的失败之谷发动的夏季攻势推上了高潮；这也是许多北部人认为这场战争已成败局的一个原因。格兰特在8月间派谢里登前去打击厄尔利并破坏河谷的资源后，在河谷中对峙的两军进行了为时一个月的小规模战斗。配合默契的波托马克军团同时发动进攻，他们先攻击里士满城下的邦联军战线左翼，随后又攻击位于彼得斯堡南部的右翼。这就迫使罗伯特·李从河谷召回一个师，从而使谢里登对厄尔利的人数优势达到2:1。

　　 9月19日，谢里登攻击了位于温切斯特东面和北面的邦联军防御阵地。一个糟糕的命令造成运送联邦一个军的车队陷于混乱，从而使联邦军一开始就打得很不好。然而，谢里登以其极佳的战地指挥扭转了混乱的局面，他派骑兵大模大样地冲向叛军两翼，同时以步兵攻击敌中心区。厄尔利的左翼崩溃了，在中心区顽抗的守军也一步一步地从城里后撤，连夜向南蜂拥而逃，沿着位于施特拉斯堡南面两英里处的费希尔斯山的山脊建立新的防御阵地。

　　 谢里登在邦联军后面紧追不舍。9月22日，他派出他的三个步兵军中的一个军设法绕过邦联军在费希尔斯山的左翼，并把另外两个军在前方进行佯攻。将近黄昏时分，包抄侧翼的那个军叫喊着冲出树林，把最边上那些惊慌失措的邦联士兵射倒在地，而这时在两英里外的战友们把佯攻转入了进攻，迫使叛军全线溃退。双方在这两次战斗中的伤亡不相上下——都在5,500人左右——但这个数字反映了厄尔利的部队遭到近三分之一的损失。邦联军溃不成军，一路退至温切斯特南面80英里的布朗山口。

　　 这些胜利进一步增加了林肯再次当选的筹码。以前当过将军，现为来自俄亥俄州的国会议员詹姆斯·加菲尔德在9月23日写道：“谢里登在谢南多厄河谷发表了一篇讲话，这对联邦事业来说，比共和党的全部演说家的演说都更有力量，更有价值。”

　　 谢里登并未停留在他的荣誉上，他的35,000部队向河谷的纵深方向前进，以执行格兰特的命令的第二个部分。谢里登于10月7日报告说：“我已摧毁2,000多个装满小麦、干草和农具的谷仓；70多个装满面粉和小麦的磨坊；部队还赶着4,000多头牲畜，已宰杀并送给部队的羊不少于3,000头。”这仅仅是个开始。谢里登说：待他完成任务时，“这条从温切斯特到斯汤顿92英里的河谷，将没有什么可供人畜食用的东西了。”

　　 这是真正的全面战争。破坏也不完全给一方造成。叛军游击队跟在谢里登部队的后面，到处焚烧车队，枪击数以百计的赶车人、传令兵和掉队士兵。这些游击队迫使谢里登把前线三分之一的部队调开，使他无法执行格兰特的最初命令：移师东去，翻越蓝岭，开到位于罗伯特·李后方的彼得斯堡。游击队员们还激使联邦军实行焦土报复，它远远超出了谢里登最初下达的只摧毁具有军事价值的房屋的命令。河谷中数以千计的居民，其中有叛乱分子，也有联邦主义者和中立分子，通通都变成了身无分文、衣衫褴褛的难民。

　　 谢里登摧毁了河谷的资源后，即于10月中旬北撤，并准备把第六军归还格兰特。但是，桀骜不驯的厄尔利却不愿就此罢休。他已得到等于敌人兵力五分之三的增援。当谢里登还在华盛顿商讨部队未来行动计划时，厄尔利就在策划如何横渡谢南多厄河以北的河岔，向位于米德尔城附近的锡达河后面的联邦军左翼发动突然袭击了。南军的三个步兵师于10月18日至19日夜间悄悄进入阵地，于黎明时分前去骚扰第八军的营地。北军的7,000人张皇失措地向后方逃遁。这次突然袭击是这场战争中效果最好的一次。叛军继续追击，把联邦军的另外两个军向后压了四英里。

　　 不过，这次进攻很快就失去了势头。厄尔利确信已大获全胜，于是就没有设法制止其士兵打乱阵势而去劫掠北军的营地。但是，北军各师尚有半数兵力并未垮掉，而其余的部队则正在谢里登令人振奋的领导下重新编队。这位联邦军指挥官已于前一天下午回到温切斯特。10月19日晨，他听到南面15英里外枪声大作，便策马向战场飞奔而去。他的行动很快就在部队中传为佳话。他在策马飞驰时，遇到了正川流不息地向后方走去的大批掉队的士兵，而这些士兵一见到他，就停下脚步向他欢呼。谢里登对他们厉声喝道：“真该死，别向我欢呼！你们要是爱国，就去上前线！真该死，别向我欢呼！你们还有许多仗要打！到前线去，真该死！到前线去！”

　　 他们继续欢呼，但他们也转过身来跟随在他的后面。谢里登在遭受打击的部队中出现，其作用是令人惊异的。到午后三时，谢里登已把这些散兵游勇组织起来，并对无组织的邦联军队发动了一次反攻。到夜幕降临时，北军滚滚向前的洪流不仅冲过了早晨失去的四英里，还把敌人又向南赶出八英里。厄尔利的部队在一个月内三度被击溃，实际上作为一支作战部队已不复存在了。从一切实际目标看，除叛军的游击战不算，河谷中的战事已经结束了。叛军的游击行动继续箝制着联邦军的几支大的分遣队。

　　 彼得斯堡前线

　　 谢尔曼和谢里登已同时各向邦联军打了一拳；现在，格兰特希望再打上致命的一拳。9月底，波托马克军团同时打击了罗伯特·李的战线两端。在詹姆斯河以北，联邦军虽占领了属于里士满防御工事组成部分的哈里森堡，但却未能在这里或在彼得斯堡西南取得突破。10月底，格兰特再次攻击敌人的两翼，未获成功。这次，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彼得斯堡前线，联邦部队企图进行一次避实就虚行军，绕过邦联军堑壕，以攻击从西面通往彼得斯堡的铁路。但是，罗伯特·李手下的衣衫褴褛的老兵挫败了这一行动，击退了联邦军并使其遭到重创。

　　 波托马克军团的新部队——替身兵、应征入伍者和津贴领取者——在多数作战行动中都打得很糟糕。他们没有打多少仗就大批地投降了。在一度很光荣的第二军尤其如此，这个军从怀尔德尼斯一路上血战到彼得斯堡，损失最大。在第六军和谢里登的骑兵能够从河谷返回以前，波托马克军，将具有真正的进攻能力。格兰特虽未能打出他的致命的一拳，但却再次迫使罗伯特·李拉长防线，从里士满东面的威廉斯堡公路直到彼得斯堡西南的哈奇尔斯大道，延长了35英里。罗伯特·李警告戴维斯，他的防线已相当薄弱，如果得不到增援，“我担心会大难临头”。但是，这场战争中最寒冷的冬季来到弗吉尼亚，减少了作战次数，并把灾难向后推到春天。

　　 1864年选举中的铜头蛇问题

　　 当军事胜利驱散了政治上的乌云时，共和党人不失时机地指控对手的不忠。用最恰当的话说，这一战术包含了叛军希望麦克莱伦当选的论点。共和党人大肆宣传格兰特发自彼得斯堡前线的电讯。格兰特写道：“敌军非常希望能坚持到大选结束。他们希望人们反对革命。……每天都有逃兵进入我军防线。他们告诉我们：士兵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厌战，开小差的现象将会更加严重。但是，他们认为，秋季大选一过就会举行和谈。”

　　 格兰特和共和党人本来可以认识得更正确些。邦联领导人确实认为麦克莱伦的当选会确保其事业的成功。副总统斯蒂芬斯认为，民主党政纲是“自战争开始以来我从北部第一次看到的一线光明”。南军的一位军医确信，如果麦克莱伦获胜，“战争就会结束。这种想法很难用语言表达。但愿我们不会失望”。邦联在加拿大的一位情报人员就北部民主党人问题给里士满打了个报告：“这个政纲意味着和平，无条件的和平。……麦克莱伦将处于真正的和平人士的控制之下。……在任何情况下，政纲都会责成他停止战争并尝试谈判。……停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和平。战争一旦停了下来，哪怕只是很短时间，也不会再度爆发。”

　　 共和党人竭力证明民主党人就是北部的反战秘密团体。这些地下组织中最大的就是金环骑士团。1863年，该组织与邦联的联系被揭露，使这个组织变得毫无用处而逐渐瓦解。美国骑士团取而代之，其成员集中在中西部的南部，1864年2月成立的自由之子社似乎依次吸收了骑士团的多数成员，其最高统帅不是别人，正是克莱门特·瓦兰迪加姆。

　　 渗入自由之子社的联邦密探搜集了对该社的一系列指控，并及时发表了这些材料，以便共和党人在1864年大选中使用。此外，据说该组织与邦联特务策划一个阴谋，企图在伊利湖上捕捉一艘联邦战舰、解救一些囚禁在中西部战俘营中的南部战俘、焚烧北部城市、煽起反对征兵的抵制运动、煽动武装起义以成立“西北邦联”。总之，他们要制造那么多的混乱，使南部的北军不得不返回老家去对付后方的内乱。联邦侦探逮捕了很多参与这种阴谋嫌疑的领导人，特别是在印第安纳州。在该州受过军事委员会审判的人中有个叫兰丁·米利根的，他的定罪在两年后被最高法院的一次有名的判决所推翻。这项判决说，在民事法庭开庭的情况下，军事法庭不得审判平民。

　　 共和党的雄辩家、编辑和宣传小册子的作者们利用这些事实，把民主党与叛国联系起来。难道瓦兰迪加姆终究不是自由之子社的统帅吗？难道他没有写下民主党政纲？共和党典型的通栏大字标题印着：“在北部发动叛乱！！令人震惊的揭发！瓦兰迪加姆推翻政府的计划！主和派政党的阴谋！”陆续出版的宣传小册子的题目是：《铜头蛇在西北部的阴谋：揭露自由之子社的叛国命令》。这个问题扩大的程度，乃至共和党人给整个民主党都扣上“铜头蛇”的帽子，这顶帽子使民主党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都恢复不过来。

　　 有些历史学家把有关铜头蛇阴谋的传说低估为“共和党人富有想像力的虚构，……一种政治幻影。”毫无疑问，共和党人对不少的这类阴谋大加渲染，甚至不惜捏造。另一方面，大量的证据表明，其中有一部分阴谋并不仅仅像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是“谎言，猜测和政治上的恶毒攻击”。或许，联邦侦探或提供了情况证明的铜头蛇在发誓后提供的证词，均应打上折扣；但是，邦联特务写下的官方报告却不能忽视。战后在缴获的邦联档案中发现了邦联在加拿大的特务发回的几份报告。这些文件表明，曾把好几十万美元分发给中西部民主党人，其中包括该州的公职候选人：伊利诺伊州的州长被提名人接受了住在加拿大的邦联特务的40,000美元；伊利诺伊州的两个和平大会得到了邦联提供的大批黄金。侦探们在铜头蛇家中发现了几个储藏武器的地方，这些武器是用邦联特务经费购置的。还有好几起解救邦联战俘的阴谋，其中包括准备在召开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于芝加哥举行起义，以掩护从附近的道格拉斯集中营解救战俘的行动。

　　 当然，这些异想天开的阴谋大都从未成功。这要归因于两个因素：这些秘密社团保密不严，致使联邦特务能打进去；再者，在北部从事阴谋活动的人到采取实际行动时，充其量只能动员一小撮人。大批邦联特务出席了民主党芝加哥代表大会，不过，人们所期待的武装铜头蛇军团却从未出现。幻想破灭了的南部人断言，北部的和平运动都是崇尚空谈而没有实际行动。已经发生的较大作战行动都是邦联特务自己搞起来的：1864年10月19日发生一起越境袭击，从佛蒙特州的圣奥尔本斯银行劫走200,000美元；11月25日，邦联特务在城里纵火达19处，企图烧毁纽约的几家旅馆及一些其它建筑物。他们并未能实现，仅仅焚毁了数幢建筑物，余者全被扑灭。

　　 雅各布·汤普森于1864年12月3日向邦联国务卿提交了一份报告，充分地总结了这些活动。汤普森是密西西比州人，曾在布坎南任内出任内政部长。他在战前与北部民主党人有交往，这使他成为主持驻加拿大特务机关的理想人选。他与好几位民主党主和派建立了联系，其中包括瓦兰迪加姆。汤普森详述了他发放300,000美元去从事购置武器、召开会议、资助报纸的活动：“他们亲切地接待了我，从一开始就给我以最大的信任，”他写道：“我已把钱预付给辛辛那提的丘吉尔先生，供他在该市建立一个纵火团体。”汤普森相信纵火是一项反对北部的武器：“已经烧掉了大量财富(这是一种夸张)，[我们必须继续]随时乘机纵火，从而使有财产的人感到不安全，使他们对战争感到厌倦。”的确，汤普森在准备烧毁自己的档案，因为“我自己掌握着这么多文件。要是落入敌手，就会彻底毁掉北部许多杰出的人。”

　　 人们能够很容易地想像，假如共和党人在1864年就掌握了这些文件，他们会如何加以利用。其实，民主党人的“叛国”就是他们最有效的论点。民主党人以“暴君”的指控作为报复；但是，这一指控和该党的其他论点，诸如通货膨胀、债务、腐败、征兵以及侵犯公民自由等一样，都未能点起火来。人们对林肯进行的人身攻击也不会产生效果。这一攻击刊登在《纽约天主教周报》上：“阿贝·林肯——且不提他身上流着肮脏的黑人血液问题，……完全是个低能。……他的各种习惯都很野蛮。……他道德败坏，生活淫荡。……他是禽兽！”

　　 就连民主党的种族主义论点在很大程度上都失去了说服力。这并非因为缺乏尝试。民主党报纸恶毒地散布流言蜚语，说林肯的祖先可能是黑人。参加竞选的演说家翻来覆去地攻击“老阿贝的那些热爱黑人、拥抱黑人的崇拜者们。”民主党第一大报《纽约世界报》的两个记者搞了一个新花样。他们匿名写了一本名为《混血：适用于美国白人和黑人的种族融合理论》的小册子。据称，该小册子为一个废奴主义者所写，鼓吹把混血(这是由原作者生造出来的一个新词) [ 编者注：按“混血”这个词的原文为miscegenation，系用拉丁文miscere(为“混合”)加上genus(意为“人种”)而合成的。 ] 当作解决种族问题的一个办法。它预言，共和党人如在大选中获胜，就会使战争进入下一阶段，即“这场战争，作为它的最后成果，可以指望白人与黑人大杂烩”。民主党人竭力利用混血问题。他们写歪诗，画黑种男人在林肯再次当选后的“废奴主义”黄金时代狂吻白种妇女的政治漫画，写在占领下的南部关于生育混血儿的新英格兰女教师的耸人听闻的小说，等等。不过，并没有什么证据表明，这些手段给民主党人争取了多少新选民。相反，这可能使某些聪明的选民产生反感而离去。

　　 战俘问题

　　 一个与种族问题间接有关而被民主党稍加利用的问题乃是交换战俘的问题。民主党政纲谴责政府“可耻地不顾”“那些被俘很久而仍在遭受苦难的同胞”。战俘的悲惨命运，特别是在臭名昭著的佐治亚州安德森维尔监狱的战俘命运，是北部在1864年夏季产生厌战情绪的一个原因。民主党人把交换战俘的失败归咎于共和党人坚持平等对待黑人战俘。但是，民主党人并未大肆宣传这一问题，这大概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做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多数北部人因联邦战俘受苦受难而对南部大加斥责。已经被人看作是亲南部的政党，是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赢得多少朋友的。

　　 这个容易使人动感情并且常常遭到人们误解的战俘营及战俘交换问题，在1864年陷入了危机。安德森维尔战俘营的拥挤不堪及其惊人的死亡率在北部和南部都已成为丑闻。这座战俘营建于1864年初，准备接纳10,000名俘虏。但是，这座战俘营到8月份就挤进几近33,000人。有13,000战俘死在安德森维尔战俘营里。战俘营司令官亨利·沃兹后来被宣判犯有战争罪行并被处以绞刑。有些历史学家认为，给沃兹的定罪属错判，因为北部需要一个替罪羊。他们坚持认为，北部战俘的处境一般地并不比北部战俘营中的南部战俘更糟糕。联邦战俘与邦联战俘的口粮配给量相同，如果说他们在1864年配给不足，那是因为北军已大量地破坏了南部的资源。就安德森维尔战俘营而言，它的恐怖是交换战俘工作失败的结果。而根据这一观点，北部应对交换战俘的失败负责。

　　 这些问题很复杂。北部的宣传的确夸大了南部战俘的情况。战俘回忆录是最耸人听闻的内战文献之一。这些回忆录多为北部人所写，人们很难把事实与杜撰的部分区分开来。或许，下面的概括是公允的：除安德森维尔外，南部战俘营的条件一般地并不比北部战俘营差多少。实际上，条件通常都很差。南北双方的战俘都苦于卫生设备差、水质不良、疾病、哨兵动辄开枪打人、令人极端厌烦、精神沮丧忧郁。在密歇根湖附近的道格拉斯集中营，在伊利湖上的约翰逊岛以及纽约州的埃尔迈拉，难以适应气候的邦联战俘都因衣服和毯子不足而忍受饥寒交迫的痛苦。另一方面，北部的邦联战俘在伙食和居住条件方面却比在南部的北部战俘稍好些。北部战俘营给被俘叛军提供的是营房 [ 注：马里兰州的波因特卢考特战俘营例外，战俘在那里住帐篷。 ] ，而邦联的好几座战俘营——包括最大的两个：安德森维尔战俘营和贝尔岛战俘营(位于离里士满不远的詹姆斯河中的一个岛上)——却都没有提供任何栖身之处，战俘们只好忍受露宿之苦。双方战俘所享受的医疗条件大概并不亚于普通士兵——也就是说，按照现代标准是很差的。但是，南部缺少药品(联邦的封锁有一定责任)对北部战俘的影响，如同对南部士兵和平民的影响是一样的。

　　 以下因素——营养不良、住房不足、药品匮乏——都有助于人们解释南部战俘营的联邦战俘的死亡率为何至少比在北部的邦联战俘高28%。 [ 注：正如多数内战统计数字一样，有关战俘的资料是最不准确的；对南部来说尤其如此。这是因为大量的邦联档案在1865年4月撤离里士满时不是被毁就是散失。最可信的数字表明，在194,743名监禁时间不等的联邦士兵中有30,218名(占15.5%)死于战俘营。而在214,865名邦联战俘中，有25,976名(占12.1%)死于监禁。因此，联邦战俘的死亡率就比邦联战俘高28%。此外，可信程度较低的数字表明，联邦军战俘的死亡率为17.8%，比同一报告所引邦联战俘的死亡率要高48%。 ] 对这些数字的另一种分析表明，邦联军战俘在北部战俘营中的死亡率比在自己队伍中死于疾病者可能要低29%，而联邦军战俘在南部战俘营中的死亡率可能要比在自己队伍中死于疾病者高68%。没有什么证据证实北部关于南部蓄意虐待战俘的指控。死亡率的差异基本上可归因于南部经济在战争最后一年的崩溃，而战俘人数当时达到最高水平。

　　 另一方面，现代历史学家要理解安德森维尔的联邦军战俘为何未能获准利用战俘营周围的大片松林木材来营造临时木屋，简直就和1864年的北部人要理解这个问题同样困难。这样做本来可以拯救不少人的生命。一位佐治亚州妇女对她在安德森维尔的见闻感到震惊：“面对这些可怜的人——虽然他们是北方佬——我的心就像被针扎了似的。我担心，上帝将会因为发生这种事情而允许给我们以某种可怕的惩罚。如果北方佬一旦来到佐治亚州西南部……并看看那里的坟墓，愿上帝对大地大发慈悲吧！”

　　 她接着说道：“我们现在能做些什么？其实，北方佬比我们更应受到指责。这是因为他们不交换这些战俘，而我们贫困的邦联又无力养活他们，而我们自己的士兵还在阵地上挨饿。”确实，交换战俘的计划失败是监狱在1864年人满为患的主要原因。然而，谁应对这次交换战俘失败负责的问题，却比这位佐治亚州妇女所指出的更为复杂。

　　 在战争的第一年，林肯曾拒绝就交换战俘协定进行谈判，因为这样会被解释为对邦联的正式承认。但是战地司令官们曾进行了多次非正式的交换，双方在1862年都有大批人员被俘，这给联邦政府增加了压力，从而终于在7月接受了交换战俘协议。协议规定，双方都与对方交换等量战俘，任何一方的剩余人员将在正式被交换以前获假释。

　　 根据该交换战俘协议，战俘将于1862年秋基本上交换完毕。不料，该协议却在1863年遭到破坏，其原因是邦联对解放奴隶宣言以及联邦军征募黑人参军作出的反应。杰弗逊·戴维斯指责这些措施为“罪人史上的最坏记录”。他宣称，今后在受奴隶解放宣言影响所及的各州俘获的黑人团军官和全部联邦军军官都将作为“参加奴隶暴动的罪犯”论处，交给州政府处以极刑。被俘黑人士兵亦应交给“其所属各州，依各州法律处置”。邦联国会批准了这些政策。这些政策当然违背了交换战俘协议而不用说它的其他性质。为确保邦联不实施这些措施，联邦陆军部长斯坦顿下令停止交换一切邦联军官，从而把这些战俘作为人质，以对付邦联要处决联邦战俘的威胁。

　　 到1863年6月，虽然正式的交换军官的工作大部分已告结束，但一些交换和假释士兵的工作仍在继续进行。格兰特和班克斯在7月间假释了在维克斯堡和哈德孙港俘获的36,000人，但此后不久，邦联陆军部又令其中的数千名士兵重返部队(他们之中有些人及时地帮助赢得了奇卡莫加战斗的胜利)。联邦政府认为，这一行动严重违反了交换战俘协议。这个问题所引起的争论使全部交换战俘工作陷于停顿。到1863年12月，拘禁在北部的邦联战俘为26,000人，而在南部的北军战俘则为13,000人——其数量之多，足以形成对恢复交换战俘工作的压力。但是，主要的障碍还是南部拒绝在任何交换工作中把被俘黑人官兵包括在内。邦联方面负责交换战俘的代表宣布，在“放弃把奴隶作为失而复得的财产送归原主为奴的权利”以前，南部将“战死在最后一道壕沟”。斯坦顿在答复中坚持认为，对北部来说，就交换黑人战俘协议进行谈判将“是个奇耻大辱。……当[叛军]同意一视同仁地交换战俘时，才不会有任何麻烦”。

　　 僵局尚未打破，而1864年5月至7月间的战斗又源源不断地把数量空前的俘虏送进拥挤不堪的俘虏营。邦联在8月提出一对一交换建议，却再次拒绝向联邦当局保证把被俘自由民包括在内。到这时，格兰特开始相信，任何交换都将给邦联而不是联邦带来更多的好处。他写道：“对监押在南部的我方人员来说，不予交换是件难事；但是，这对还在部队作战的人员来说则是人道的。”每个被交换的邦联军人员都“立刻成为反对我们的积极战士”，而获释的多数北军俘虏不是因服役期满而复员回家，就是因身体垮掉而住医院治疗。“我们不得不战斗下去，直至南部的军事力量枯竭为止。我们如果释放或交换俘虏，那这场战争就简直成为一场要把人斩尽杀绝的战争了。”

　　 人们常常引用这个讲话去证明联邦坚持平等对待黑人俘虏不过是掩盖他们拒绝交换的真正理由——通过消耗来拖垮邦联。于是就出现了如下论点：是北部而非南部才应对安德森维尔的恐怖负责。

　　 但是，证据并未证实这种论点。罗伯特·李在10月1日建议以一对一交换拘禁在弗吉尼亚的俘虏时，格兰特暂时接受了部分交换，同时要求罗伯特·李保证把黑人士兵包括在内。罗伯特·李答复道：“我们认为，黑人归我方公民所有，不被当作交换对象，也不包括在我的建议范围以内。”格兰特为了结此事而发表声明：联邦政府“有义务维护全体从军人员因入伍而得到的权利”，因此，是罗伯特·李拒绝给黑人以这些权利，才“使我拒绝进行你所要求的这种交换”。到敌对双方的海军部长于1864年10月拟出交换被俘水兵的协议时，林肯政府还坚持把黑人包括在内——后来就真的把黑人包括进去了。这是在交换战俘的僵局中第一次真正的突破。在1864年-1865年冬，双方不分肤色，交换了数千名伤病战俘。1865年1月，邦联的交换战俘代表建议交换“全部”俘虏，联邦政府接受了这一建议。邦联打算把黑奴编入其部队，因而继续拒绝交换黑人俘虏就会成为一个不合时宜的错误，于是他们就悄悄地放弃了这一立场。在1865年2月至3月间，交换工作取得了进展，每天几达1,000人——到战争于4月结束时，剩下的俘虏也释放完了。

　　 林肯再次当选

　　 1864年选举是就战争和解放奴隶举行的一次公民投票。没有哪个人能够肯定民主党获胜将会形成何种结局：邦联独立；恢复保留蓄奴制的联邦；抑或别的什么东西。但是，共和党获胜的结局则不容置疑：蓄奴制的灭亡和继续进行战争，直至南部投降为止。了解这一点的选民们于11月8日前去投票，选举团以212票对21票的多数再次选举了林肯。麦克莱伦只在新泽西州、肯塔基州以及特拉华州获胜。林肯得到55%的普选票，这个多数比他四年前在这些州得到的48%的普选票有大幅度的增长。只有一个自由州(新泽西州)在1864年选举了民主党州长。共和党人控制了他们在1862年失去的全部州议会，并不同寻常地取得了下届众议院185席中的145席(共和党在参议院的优势为42比10)。一个政党在国会选举中以如此一面倒的胜利，这在美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共和党在1860年主要得益于士兵选票(此问题将在本节后面论述)以及边疆各州的选票。在这些边疆州，部队排除了分离主义的选民，或许还镇住了一些潜在的麦克莱伦选民。

　　 1864年选举中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终究举行了这次选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还没有第二个国家在战争期间举行过大选。英国在20世纪曾因处于战争的非常时期而两度取消选举。美国在内战中举行选举的试验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其结果将决定这个国家的未来。然而，没有任何人在1864年建议推迟举行选举。正如林肯自己所解释的那样：“没有选举，我们就不会有自由的政府；如果这场叛乱会迫使我们提前或推迟一次全国选举，那这场叛乱就简直可以宣称已经征服并毁灭了我们。”林肯在再次当选后说道：选举结果证明，“人民的政府在一场大规模内战中经受得住一次全国选举”。

　　 1864年的士兵选票同样引人注目。没有第二个国家曾经做过这种试验，让它的参战人员在一次可能决定他们是否继续战斗的选举中投票。到1864年，有18个州已有可能使部队在阵地上投票。这些州中的六个州规定，士兵选票应与其它选票一起贮存，而在其余的部队投票的12个州，部队选票将单独制表。剩下的北部各州——最引人注目的是伊利诺伊州和印第安纳州——并未对士兵的缺席选举作出什么规定。伊利诺伊州和印第安纳州的民主党人宣布反对这一立法，因为他们有正当的理由对士兵选票表示担心。尽管麦克莱伦的名字在波托马克军团的许多官兵中仍有很大的感召力，但没有什么士兵愿意去投那个宣布战争已经失败的政党的票。一位阅历丰富的军官写道：民主党的胜利会意味着“不光荣的和平与耻辱，以及过去那种对南部统治的卑躬屈膝。”另一位生平是民主党人的士兵说：“我们都希望和平。但它不是任何别的和平，而是光荣的和平。我宁愿在这里呆一辈子(尽管我很不乐于这样做)，也不同意我们国家陷于分裂。”

　　 共和党人认为，士兵选票在某些州是有决定性的。林肯作为总司令，能够在这方面进行运筹。军事行动在11月初就停了下来，这是因为成千上万的士兵来自不能缺席投票的州，给他们放假回家去投票了。民主党人指控印第安纳州有舞弊行为，据说成千上万的共和党选票都是来自州外的士兵投的。另一方面，到阵地上收集士兵选票的纽约州民主党专员却遭到逮捕，并被判以向投票箱塞进选麦克莱伦的假票的罪行(其中有一人供认不讳)。还有其它一些对舞弊和骚扰的指控，但从整体上说，损毁部队选票的不正当行为并不比19世纪的正常选举为甚。在单独列表的士兵选票中(154,045票中的119,754票)，林肯的得票率居然高达78%。在那些返乡投票或其选票并未单独计算的士兵中，共和党人大概也占同样大的比例。即使在波托马克军团，投麦克莱伦票的士兵也只有29%。

　　 在好几个国会选区，士兵选票提供了共和党获胜所需的票数差额。他们的选票亦为林肯在纽约州和康涅狄格州(可能还在印第安纳州和马里兰州)提供了选票差额。总统即使没有部队选票也有可能获胜。但是，士兵中的共和党选票占四比一的多数，这对林肯的战到胜利的政策，是个令人难忘的授权。需要去打仗的人以较大的票数差额进行投票，而且远远高于在家乡进行投票的人们。

　　 林肯再次当选的含义，每个人都很明白。格兰特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写道：“林肯先生赢得压倒多数的选票和选举平静地进行，将给予叛军狠狠地当头一棒。就林肯的再次当选对叛军的影响和在国外的影响而言，要比战场上的一次胜利大得多。”彼得斯堡堑壕中的联邦士兵听到林肯获胜的消息时，“都欢呼起来，连嗓子也喊哑了”。一位北军的二等兵写道：“在两军战线相距不足20米的某处，我们的士兵听到叛军胸墙后面传来的声音。‘喂，扬基佬。’‘喂，约翰尼。’‘别开枪，扬基佬。’‘行，约翰尼。’‘你们在叫些什么呀？’‘巨大的胜利归我们了。’对方的反应显得很急切：‘扬基佬，什么巨大胜利呀？’‘老阿贝已把你们的北部伙计一扫而光了。’‘扬基佬，你说得不对吧？’‘一点不假，忧虑全都没有了；整个北部剩下的主和派还不够编一个警卫班。’”

　　 麦克莱伦及其友人虽很失望，但还是接受了这一结局，辞去了职务。这位将军的一个密友聊以宽慰地说，民主党将不再担负结束战争的责任了。他提到这次选举运动时写道：“我们参加了一场不可能取胜的战斗。我们是在革命的一个周期结束以前去阻止革命。我们幸亏失败了。”伦敦《每日新闻》颇有洞察力的记者认为，仲夏以来，北部舆论的转变表明，北部“确实是沉默的、镇静的、但又极其严肃认真的……，其方式是为世人曾所未见的……。我对他们坚决……要战斗到底的决心听得越多，了解越深，我就越发感到惊讶。”

　　 里士满也理解林肯再次当选的含义。但是，杰弗逊·戴维斯却摆出一副体面的官僚架子，坚持认为邦联“像过去一样不屈和反抗。它的政府的目标没有任何改变，它的部队那不屈不挠的英勇气概和它的人民那不可遏制的精神都不会改变。……敌人在军事上的任何成功都无法使邦联解体。”谢尔曼在其著名的从亚特兰大向海滨进军中所要粉碎的正是这种负隅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