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奴制与内战：北部的政策 1861年-1862年·第十六

作者：詹姆斯·M·麦克弗森·美国

出自————《火的考验：美国内战及重建》

出自————《战争通史》

　　 内战最初两年间的军事、外交和政策，是在有时不公开承认蓄奴制问题的情况下产生的。蓄奴制是南北冲突的根本原因，而这一冲突已引起了战争。南部已经脱离联邦，以维护它的特殊制度，使它的前途免受已经察觉到的共和党的威胁。尽管邦联内部存在着严重的不满情绪，但北部就战争目的发生的分歧却比南部严重。南部是为争取独立而战斗。只要北部单纯为恢复联邦而战，北部的团结就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然而，究竟要恢复什么样的联邦，这一难题不久就使北部分裂了。正像废奴主义者和激进共和党人所期望的那样，是一个没有蓄奴制的联邦呢？还是像民主党人所坚决主张的那样，“联邦保持原样，宪法保持原样”呢？究竟南部是在保持原来的权利和政权的情况下回归联邦呢，或是以自由劳动的北部为模式进行重建呢？关于对最终目标的争执，不久又转为对手段的争执。究竟是一场为争取全面胜利而进行的全面战争呢，或是进行一场有限战争，以期早日召开和会，并通过妥协去恢复联邦呢？

　　 北部的战争目的与政策

　　 林肯的领导

　　 1861年夏秋两季，由于执行一些错误的政治路线，北部的团结是脆弱的。共和党是一些人士的联盟，这些人早在数年前曾经是辉格党人、民主党人、一无所知党人、自由土壤党人或废奴主义者。北部民主党人依然带有道格拉斯与布坎南派别斗争的痕迹。在一些忠诚的边境州，几个派系争夺新“联邦主义”派的领导权。林肯的任务就是将这些迥然不同的人士组成一个政府，这个政府能够在打赢战争的同时，还要就胜利包含些什么作出明确规定。这本来是艰巨的任务，几乎是办不到的。林肯作为战争的伟大领袖，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当同时代人询问林肯对这一问题或那一问题的政策时，他有时答复说：“我的政策就是没有政策。”对被激怒的询问者来说，这一答复似乎是无礼的，或含糊其词的。林肯并无那个意思。他确实有一项政策——要赢得战争和恢复联邦。但是，因为询问者时常就如何做到这一点尖锐地提出对立观点，他知道过早地答复他们提出的具体问题，很可能破坏支持战争的不太稳定的情绪。林肯善于选择时机。他懂得如何作出一系列小的决策而为一项重大决策奠定基础。他知道如何等待最适当的时机宣布主要政策，例如，解放奴隶，而与此同时还要容忍那些谴责他的软弱领导的人们所进行的批评。对废奴主义者来说，他的行动似乎太迟缓了，对保守主义者来说，他的行动又实在太快了。但是，正如总统本人有一次对一名属僚所说的，如果有一半人认为你已走得太远，而另一半人认为你走得不够远，那么你可能已做得恰到好处。

　　 林肯和内阁的关系，提供了说明他的领导才能的一个很好的范例。内阁体现了共和党的每一观点，从边境州的保守主义(司法部长爱德华·贝茨)，到反蓄奴制的激进主义(财政部长蔡斯)。它包括从前的辉格党人(西沃德、贝茨、内政部长凯莱布·史密斯，以及林肯本人)，从前的民主党人(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和邮政局长蒙哥马利·布莱尔)，一名自由土壤党人(蔡斯)，以及陆军部长西蒙·卡梅伦，他是一名曾与辉格党人和一无所知党人偶尔合作过的前民主党人。在1861年总统候选人提名时，认为西沃德在蓄奴制问题上持过激观点，在内战期间他成为内阁成员中最保守的阁员之一。埃德温·M·斯坦顿是前布坎南派民主党人，于1862年1月取代了不称职的卡梅伦，成为仅次于蔡斯的最激进的内阁成员之一。4名内阁部长——西沃德、蔡斯、贝茨和卡梅伦——均是1860年总统候选人提名中与林肯角逐的人。蔡斯参加内阁后，继续谋求最高官职。他野心勃勃，踌躇满志(一名参议员曾经说过，“蔡斯是个善良的人，但他的神学观点是不健全的。他认为三位一体还有个第四者。”)，在财政部培育了一批政治助理骨干，这些人为提名他作1864年总统候选人曾进行了活动。他还与国会内批评林肯的共和党人策划密谋。内阁中有一些阁员成双结对，长期进行个人之间的明争暗斗，与这些思想和政治发展趋势交织在一起。

　　 这样的内阁肯定要发生倾轧，而不是协调一致。但是，总统以其老练机智、坚韧耐心和幽默感，把他们结成一个富有成效的集体。林肯让每个部长主管该部的纯行政事务。但凡属政策问题，由总统作出重大决定。他宣布诸如《解放宣言》和任免军队指挥官之类的重大行动，而不提交内阁辩论。蔡斯抱怨说，在存亡攸关的战争问题上，整个内阁“很少磋商，也可以说根本不磋商”。林肯愿意与内阁成员个别地商议此类问题。他与斯坦顿和西沃德极其亲密地共事。总统兼有无比的坚毅和随和，作出决断时表现出外柔内刚，又有幽默机智，这就使他能够支配他的属僚，而看不出有任何支配。“他和部长们的关系一向是完全真心诚意的，没有矫揉造作的，”陆军部长助理回忆说，“从未表现出他是上司的想法，但是，作出一个决策的往往是他的意志，他的命令。”

　　 林肯与国会的关系，同样显示了随和与坚毅相济。在与战争不相关的财政和国内立法问题上，他听从国会领导人的意见。在这方面，他符合辉格党内一个软弱的行政官员的传统作风。但是，凡是在涉及战争和重建的一切问题上，林肯行使的权力或许比其他任何总统都多。他对总统的战争权力的解释可谓大得惊人。他说道：“我想，在非常时期，我能以军事为理由采取行动，而国会按照宪法是不能这样做的。”由于在他的整个总统任期处于非常时期，他采取了许多行动，以致引起民主党人甚至某些共和党人都公然指责他“专横”和“独裁”。

　　 在内战的最初80天里，林肯的行动确立了他行使行政权力的基调。在炮击萨姆特要塞之后，他没有立即召开国会紧急会议(像杰斐逊·戴维斯所做的那样)，而是在7月4日才召开会议。在此期间，林肯根据自己的权限采取了许多大胆的步骤。他在4月19日宣布下令海上封锁，实际上就是宣战。 [ 注：林肯下令，是否合法，最高法院于1863年在“海上捕获案”中作出裁决。原告论证说，以违反海上封锁令而被没收的船只，是在1861年7月13日国会宣布存在战争状态以前遭到非法捕获的，表决结果是五票比四票，最高法院确认总统在战争紧急状态下采取的行动是合法的。最高法院这五名法官中有三名是林肯任命的。首席法官塔尼坚持异议说，镇压叛乱的权力不等于进行战争的权力。 ] 根据5月3日的行政命令，他扩充了正规陆海军并超过了法定限额。他还下令征募服役期为三年的志愿兵，这通常是国会的特权。在从4月到7月，林肯发布4个公告，宣布在全国许多地区暂停执行人身保护法。他还把200万元交给纽约的一个委员会，用于“保卫和支持政府所需的军事措施”，尽管宪法规定“除了法定拨款，不得从财政部提款”(第1条，第7款)。

　　 1861年夏，国会特别会议追认批准了林肯为动员和扩充军队所采取的行动，“似乎这些行动都是事先在国会明确授意下完成的”。三分之二的民主党人和边境州联邦派不是弃权，便是跟多数共和党人一起投了赞成票。大多数民主党人也投票赞成扩军和筹措战争经费的议案。 [ 注：由于边境州政党忠诚的实况是混乱不清的，本届国会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精确数字很难详细说明。众议院有共和党人106名；民主党人42名；“联邦派”28名，大多数来自边境州，参议院有共和党人31名，民主党人10名，“联邦派”6名。 ] 这个反对党尚未分裂成后来为人们所知的民主党主战派和民主党主和派。这种分裂的根源在于民主党人的见解，他们对一些战争议案持反对态度，或者给予勉强支持。但是，两党合作的精神到这时为止还占着主导地位。

　　 联邦的意旨

　　 两党合作精神所以占着主导地位，是因为大多数北方人，包括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认为，联邦的概念具有如此卓绝的价值，几乎可与宗教等量齐观。芝加哥一家报纸宣称，叛乱“已蹂躏了宪法，蔑视了一切法令，践踏了那面一直是光荣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美国自由的旗帜”。4年后，林肯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用这些话概括了内战的意义：“双方都反对战争，但其中一方宁愿发动战争而不顾国家的生存；另一方宁愿应战也不肯让它毁灭。于是战争就爆发了。”

　　 19世纪中叶，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欧美两洲都融合在一起了。1848年的欧洲革命，是自由主义及民族主义的起义。依照林肯的观点，南部为维护蓄奴制而战，这使它与欧洲的反动势力沆瀣一气了。在东半球，帝国政府企图从上述这一地区扑灭民族主义；在合众国，各州独立主义的势力企图从内部破坏它；在东半球和西半球，因循守旧和特权威胁着民主的民族主义。林肯在1861年说道：“实质上这是人民的争论。”

　　 就联邦方面而言，这是一场维护世界上这个政府的形式和实质的斗争。这个政府的主要目标就是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给所有的人提供一个不受任何约束的开端。以及生活历程中的一个公平机会，……渗透于这场斗争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需要……证明民众的政府并非荒谬。现在我们必须解决这一问题，一个自由政府中的少数派是否有权在他们选定的什么时候瓦解政府。

　　 斗争“并不完全是为了今天”，林肯接着说，“而是为了遥远的未来”。它“不只关联着这些联邦州的命运。它给整个人类提出了一个问题”，正像两年后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中所表明的，即一个国家“信仰自由，奉行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是否能够永世长存”。欧洲的自由主义者受到了联邦事业同样景象的激发。约翰·斯图尔特·米尔写道，邦联的胜利，“将是邪恶势力的胜利，它将鼓励进步事业的敌人，而使整个文明世界的朋友们沮丧。[美国内战]注定要成为人类事业进程的或好或坏的转折点”。

　　 这一想象——尽管朦胧不清，而且常常无法言喻——却在1861年促成了北部的联合。不久，它突然出现在歌曲里。联邦军中最流行的歌曲就是《约翰·布朗的尸体》，它以士兵所熟悉的野营布道会赞歌的曲调作谱。它是马萨诸塞一个团于1861年春首先唱起来的，到年底为止，已在全军风行传唱。它那轻快的节奏使之成为一支绝佳的进行曲。它适用于任何即席独唱——世俗的或宗教的，雅俗共赏。流传极广的歌词提到约翰·布朗的尸体在坟墓里腐烂了，提到约翰·布朗到上帝的军队里去当兵了，还提到把杰夫·戴维斯吊死在一棵酸苹果树上了。无论独唱词是什么，合唱句总是以约翰·布朗的灵魂正在继续前进结束。

　　 后来，朱莉娅·沃德·豪把这首歌收进民族文学里。她的丈夫塞缪尔·格里德利·豪曾经援助过真正的约翰·布朗。1861年1月，她参观了华盛顿附近的军营后，半夜醒来，强烈的创作欲使她奋笔写下了《共和国战歌》的歌词。虽然把杰夫·戴维斯吊死在一棵酸苹果树上的主张要比捣毁贮存“愤恐的葡萄”的葡萄产地的想法在军中更加普遍，但这首根据约翰·布朗之歌改编的高雅的歌词在《大西洋月刊》刊出后，也同样受到欢迎。在葛底斯堡演说之后，《战歌》的歌词作为北部为之而战的最崇高的表现形式，已世代流传下来。两者都以某种方式将意图诉诸上帝的令人敬畏的利剑威力，这把利剑已使那么多人失去生命；他们为使自由得以永存而献出了最后的满腔热诚。

　　 蓄奴制问题

　　 热望使人类获得自由的崇高词藻反映的问题，乃是1861年北部为恢复蓄奴制的联邦而进行的战斗。林肯在7月4日向国会提出的咨文中，重申就职演说中的誓言：他“无意直接或间接干涉南部各州已经存在的蓄奴制”。3周后，国会几乎一致通过克里坦登-约翰逊决议案，确认进行这场战争不是为了“废除或干涉那些州的权利和已建立的制度”，而仅仅是为了“捍卫和维护宪法的无上权威和保存联邦”。难怪在战争的这个阶段，大失所望的欧洲自由主义者开始质问：既然“北部不宣布废除蓄奴制，又从不假惺惺地声称为反对蓄奴制而战”，那么为何“我们能够完全接受呼吁，对联邦的事业表示热烈同情”呢？

　　 国会中投票赞成克里坦登-约翰逊决议案的大多数共和党人，当然都是反蓄奴制的。林肯也不止一次詈骂蓄奴制“是对黑人、白人，也是对国家的极大不幸。……蓄奴制极不公正的行为……使我们共和政体的楷模失去在世界上应有的影响——使自由制度的敌人以其花言巧语嘲笑我们是伪君子”。

　　 一点不错。既然如此，林肯为什么不宣布不仅为联邦而战，而且为自由而战，从而对这种嘲笑作出反应呢？因为作为所有州的总统，他依然认为，宪法保证诸州的蓄奴制，使自己受到约束。联邦政府进行战争是基于这样的理论，即脱离联邦是非法的，尽管邦联诸州暂时处于叛乱分子控制之下，却仍然是联邦的合法组成部分。林肯和国会确保蓄奴制的另一原因，就是需要保持边境蓄奴州的忠诚。除此之外，则是两党支持战争的愿望。在1861年大选中，自由州选民几乎有半数投了反林肯的票。北部民主党人是赞成蓄奴制的派别。战争政策中出现任何反蓄奴制的迹象，都可能导致北部的分裂，并得罪大多数民主党人。

　　 反蓄奴制的论据

　　 废奴主义者和一些共和党人不同意这个分析。几个知名的反蓄奴制的国会议员在表决克里坦登-约翰逊决议案时弃权或投了反对票。对大多数废奴主义者来说，让奴隶获得自由比联邦更有重要意义。既然“生死盟约”因南部脱离联邦而遭到破坏，加里森废奴主义者就支持联邦的战争，因为他们相信“与南部奴隶统治者的死亡格斗”，必定会成为与蓄奴制本身的死亡格斗。正如黑人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于1861年5月所说：“美国人民和华盛顿政府可以暂不承认这种格斗，但是，‘事情的不可抗拒的逻辑’，最终将把它强加于他们，因此目前在这块国土上进行的战争，乃是一场维护和反对蓄奴制的战争。”

　　 但是，由于北部是为了维护蓄奴制的宪法而战斗的，解放主义者就不得不寻求宪法之外的理由去反对奴役制——这些理由能迫使人们足以克服已使北部长期容忍蓄奴制的那种冷漠、保守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惯性。废奴主义者马上想到解放奴隶的“军事必要性”论据。他们坚决认为，蓄奴制对南部的战争尝试关系重大，而废除蓄奴制对北部的胜利更为必要，所以希望把他们的主张写入尽可能被广泛接受的政纲——一个能够博得全体联邦派同情的政纲，不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是激进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是平等主义者还是种族主义者。尽管他们自己想以正义和道德为理由提出解放奴隶，但他们在战争早期的基调中却回避了这一主题。查尔斯·萨姆纳于1861年11月写道：“你们将注意到，我提议不进行废奴战争，解放奴隶将严格地作为军事必要性的一种措施提出……而并非以博爱主义为根据。……废除蓄奴制不会成为战争目标，只不过是战争的一种动力。”

　　 蓄奴制对邦联的军事价值是显而易见的。邦联11个州共有350万奴隶，几乎构成总人口的40%，又占劳动力的大部分。南部的报纸自诩说，蓄奴制是“邦联的可靠支柱，因为这使它能够按照白种人口比例投入战地的兵力比北部多得多”。邦联的钢铁业、盐业的重要矿山工人，半数是奴隶。迄至1864年，邦联的两个主要兵工厂，里士满的特里迪加钢铁厂和塞尔马的海军工厂，黑人占劳动力的三分之二。邦联军队医院的护士，至少有半数是黑人。奴隶充当厨师、仆役、马车夫、建筑工人，甚至是邦联军随军乐师。奴隶所处地位举足轻重，所以军事当局从战争初起就强制他们服劳役，并大大早于邦联着手征集白人男子入伍。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有理由惊呼，“这叛乱的真正核心是以奴隶形式出现的黑人。夺取黑人手里的锄头，你就能打中要害而将叛乱消灭。”

　　 废奴主义者坚持认为，解放奴隶只有根据“战争法”才能完成。随着宣布海上封锁和把南军俘虏作为战俘的决议，冲突已具有战争的性质，而不仅仅是国内叛乱了。废奴主义者坚决主张，邦联诸州的蓄奴制不再享有宪法的保护，但应以国际法取而代之。国际法确认，没收敌方财产是一个交战国的权利。奴隶属于敌方的财产；而这些财产的一部分正是直接用来支持叛乱，所以应该加倍没收。

　　 1861年5月，根据这一理论，第一个采取行动的是一个使人觉得不太可能的人，他就是本杰明·巴特勒将军，原为布雷肯里奇的民主党人，现任弗吉尼亚海岸门罗要塞联邦部队指挥官。作为一名机敏的政治家，巴特勒已经觉察从故乡马萨诸塞刮来的反蓄奴制的风浪，因此就准备向共和党激进派迈出朝圣的第一步。5月23日，当3名在邦联军防御工事服劳役的奴隶逃入巴特勒的战线时，他拒绝把他们送还原主，而把他们当作“战时逃奴”。这一名词颇受欢迎，凡是战时进入联邦军战线的其他奴隶均被称为战时逃奴。消息很快就在弗吉尼亚半岛的奴隶中间不胫而走。到了8月，麇集巴特勒军营中的战时逃奴已达千名，于是废奴主义者便制订建校计划，并给他们派去传教士。

　　 交战国的没收权已写入林肯于1861年8月6日签署的法令中，它规定没收包括奴隶在内的用于支持军事叛乱的一切财产。这一没收法令仅适用于当时联邦部队力所能及的少数奴隶，而且并未明确规定要解放他们。但是，像巴特勒的战时逃奴政策一样，那是开头细小而以后大有希望的解放奴隶事业。它也表明背离了仅在两周前通过的克里坦登-约翰逊决议案。在那两周期间，联邦军在布尔河败北的意义十分深刻。战争决不会是短暂而轻松的。对战争政策进行重新评价，结果对奴隶主叛乱采取更为严厉的态度。大多数共和党人此刻至少愿意考虑采取有限步骤去反对蓄奴制，以作为一种取胜手段，即使它尚不能作为目标。但是，民主党人却不是这样想的。国会凭政党路线所投的票表决没收法令时，共和党人除6名外，其余都表示赞成，而民主党人除3名外，其余都反对。这是两党战时阵线第一次真正的裂痕。

　　 在后来的几个月里，由于冲突转向全面战争，这一裂痕变得更广阔了。蓄奴制问题在联邦国会1861至1862年的会议上成为中心问题。当1861年12月国会再开会时，7月份曾投票赞成克里坦登-约翰逊决议案的众议院53名共和党人，改变了投票态度；因此，众议院不再确认该决议案。对蓄奴制的态度问题，不仅把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分隔开来，而且使得共和党内3个派别界线分明：保守派、温和派和激进派。

　　 蓄奴制与共和党

　　 所有共和党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反对蓄奴制的。但在程度上确实存在差异。保守派希望奴役最终消亡，但他们是渐进主义者，相信各州会自愿采取行动，而不愿联邦采取强制性行动，而且主张把解放奴隶和向海外迁移自由奴结合起来。激进派是不折不扣的反蓄奴制鼓吹者，他们想借助于国家政府的军事力量立即消灭这种制度。温和派是不那么容易划分的一派。他们憎恶蓄奴制，并希望宁早勿迟地废除，但担心鲁莽行动会造成社会影响。在战争早期，他们与保守派很难区分；然而，随着战斗日益加剧，全面战争的紧急行动迫使他们更加靠拢激进派。

　　 首要的温和主义者当然是林肯本人，他在1861年12月3日首次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说：“在考虑镇压叛乱所采取的政策时，我一直是焦虑和慎重的，希望为这一目标而发生的这场无法避免的冲突不会成为一场残酷无情的革命战争。”总统的渐进主义性情，以及自负地深信大多数北方人和边境州联邦主义者一样，不容许对蓄奴制采取过激行动，这些曾是他修正弗里蒙特将军1861年9月在密苏里颁布的解放奴隶命令的理由。为了相同的理由，林肯于12月采取了使激进派大为恼怒的另一行动。陆军部长卡梅伦未与总统磋商，便把赞同解放并武装那些进入联邦战线的奴隶的一节写入他致国会的报告中。林肯获悉此事，便下令收回该报告，删除该节。数周之后，卡梅伦就像在他之前的弗里蒙特一样，被撤职了。在这两个事例中，渎职和在军备承包合同中接受贿赂是撤职的主要理由。然而，在激进派看来，似乎强有力的反蓄奴制人士正从政府和军队里被清洗出去，而赞成蓄奴制的一些将军，例如麦克莱伦和比尔，却春风得意。

　　 与林肯不同，废奴主义者和激进的共和党人确实相信会有一场“残酷的和革命的”战争。一名废奴主义的编辑希望内战变成“光荣的美国第二次革命”，以完成第一次革命的未竟事业——“全国废除蓄奴制”。《纽约论坛报》1862年1月24日的一篇社论，把联邦的危机比作1789年大革命时的法兰西危机，这一定会使保守派感到沮丧。法兰西共和国为内部派系斗争所困扰，并受到内部反革命和来自外部的外国干涉的威胁，仅仅依靠向全欧输出革命才幸存下来。“像1793年的法国领袖们一样，”《论坛报》宣称，“我们必须让被压迫者获得自由并向他们提供保护，对压迫者发动战争。”国会最激进的共和党人撒迪厄斯·史蒂文斯，同样直言不讳。“要解放每个奴隶——杀死每个叛逆者——烧毁叛逆者的每一座宅邸，如果这样做对维护这座自由宝殿是必要的话。”史蒂文斯这样说。我们必须“把这场[战争]看作是一场激进的革命，并改造我们的制度”。

　　 尽管激进主义者从未构成共和党的多数，但他们却是党内最富有进取心的派系。这是一个强而有力和坚定不移的少数派，他们明确知道他们需要什么目标和怎样达到目标。他们往往占有优势，尤其在危急之际。激进派控制着国会主要委员会主席职位。在参议院，马萨诸塞州的查尔斯·萨姆纳和亨利·威尔逊分别担任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新罕布什尔州的约翰·P·黑尔任海军事务委员会主席，密执安州的扎卡赖亚·钱德勒领导商务委员会，俄亥俄州的本杰明·韦德担任准州委员会主席兼战争指导联合委员会主席。在众议院，激进的宾夕法尼亚人加卢沙·格罗和撒迪厄斯·史蒂文斯坦任两项最重要的职务——议长和岁入调查委员会主席。几名在1862年经常支持激进立场的温和派共和党参议员，也身居委员会主席要职，著名的有伊利诺伊州的莱曼·特朗布尔(司法委员会)，以及缅因州的威廉·皮特·费森登(财政委员会)。

　　 新英格兰是国会激进主义的发祥地。众议院最杰出的10名激进主义者中，有5名(连史蒂文斯和格罗在内)是在新英格兰出生成长的。在参议院，12名激进主义者中有8名、13名温和主义者中有9名均是新英格兰人，而在7名保守主义共和党人中只有两人是新英格兰人。新英格兰在参议院的影响非同小可。来自该地区的参议员据有11个委员会的主席职位，出生于新英格兰的人担任其他11个委员会中的5个委员会主席。只有一名新英格兰参议员不担任委员会主席职务。新英格兰一直是废奴主义的根源，并且是南北战争前期实行现代化的先导；现在该地区在筹划内战时期反蓄奴制的现代立法方面亦起着支配作用。

　　 国会与蓄奴制

　　 1861至1862年，即使国会想回避蓄奴制问题，也办不到。联邦海军攻占南卡罗来纳沿海岛屿，曾把万名战时逃奴带到联邦战线内部；每周还有数百人源源涌进奴隶地区的蓝衣军营地；联邦军在田纳西州和路易斯安那的推进，又带进了数千名。这些战时逃奴的合法身分依然含糊不清，但是，弗吉尼亚和南卡罗来纳州有些北部指挥官，已经把他们看作自由人。另一方面，边境州的联邦将领竟根据忠诚的奴隶主的要求交还了逃奴，密苏里州的哈勒克将军颁布了一道完全拒绝逃奴进入他的战线的命令。由于没有华盛顿的指令，军事区的战时逃奴问题形成混乱和矛盾。

　　 国会共和党人在几个方面抨击了蓄奴制。迄至1月中旬，至少有了项涉及解放奴隶和没收叛乱者财产的各种议案，已由委员会提出了报告。第一个行动便是3月13日通过的陆军新法规；它规定禁止陆军军官把逃亡奴隶引渡给原奴隶主，违者受军法审判。议事日程的下一项是在4月16日讨论华盛顿特区废除蓄奴制问题，决定付给奴隶主的赔偿金平均每名奴隶300元。继此之后就是制定法律在华盛顿特区为黑人儿童建校，允许黑人在特区法院作证。6月，国会在全部领土取缔蓄奴制，并批准与英国缔结的一项新条约，以便更有效地制止大西洋奴隶买卖。

　　 尽管这些法令至关紧要，但对蓄奴制仅仅是触动了一下。而意义更加深远的则是没收叛乱者所有财产的法令。这是根据“战争法”和宪法所规定的国会权力，为惩罚叛逆而采取的一项全面战争措施(第3条，第3款)。正如7月17日法案最后通过的那样，这第2道没收法案规定没收反对合众国的叛乱分子的财产，并且具体说明凡是逃入联邦战线内的属于叛乱分子的奴隶，“将被作为战俘，并将永远获得自由”。

　　 这一法令远远超过了以前在8月份颁布的第一道没收法令。它改变了战争的性质和目的。但事实上，它的眼前效果和长远效果都是有限度的。根据这一法令规定的财产没收和奴隶解放，将取决于确定奴隶主是否已曾参加叛乱的法律程序。由于林肯相信，战时解放奴隶的问题必须由作为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总统来处理，所以他几乎并未以这样的身份根据第二道没收法令采取行动。这一法令的解放条款不久就因总统本人发布的反蓄奴制的行政法令而蒙上了阴影。

　　 林肯与蓄奴制

　　 1862年春夏的几个月间，林肯似乎无意做反对蓄奴制的事情。5月间，占领南大西洋沿岸岛屿和飞地的联邦部队司令戴维·亨特将军，发布了解放“南部军区”全部奴隶的命令；从理论上说，这一军区包括南卡罗来纳州全境，佐治亚州和佛罗里达州。林肯取消了该命令，声明自己保留作出如此重要决定的权力。废奴主义者和激进派都谴责总统。“吞吞吐吐”、“踌躇不决”、“敷衍塞责”、“优柔寡断”、“意志薄弱”、“昏聩糊涂”，这些都是他们加给林肯的定语。“显然，他的血管里没有一滴反蓄奴制的血液，”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写道，“让[边境州的]‘忠诚’见鬼吧，那只是靠容许它操纵政府的政策才得以保持的！”

　　 加里森错了。到1862年春季，林肯已逐渐相信战争必须结束蓄奴制。但他仍然希望以尽可能少的革命分裂，逐渐地实现奴隶解放。这就有助于解释他在1862年提出的关于边境州自愿解放奴隶的建议。3月6日，总统在致国会的特别咨文中，建议通过共同决议，向任何“能够采取渐进方式废除蓄奴制”的州提供财政援助。国会通过了决议，共和党人全体一致赞成，民主党人有85%表示反对。但是，边境州的发言人却抱怨联邦的强制手段，并就拟议中的赔偿费数目以及国会为此目的拨出专款的宪法权力争吵不休；他们还表示担心种族战争和经济崩溃，即使按林肯的建议，在30年内逐渐实现奴隶解放。总统感到失望，遂于1862年5月再次向边境州呼吁。林肯说，如果他们采纳他的计划，那么解放奴隶所产生的变革“将像天堂的甘露一样缓缓降临，既不会分裂，也不会毁坏什么”。但是，如果他们什么事都不干，激进派将抢先得理。总统告诫说，“你们不能对时代的趋势视而不见。”

　　 尽管北部解放奴隶情绪的势头不断增长，但边境州的代表仍然对趋势视而不见。波士顿一家保守派报纸于1862年夏评论说，“这一年超乎寻常的现象，便是这个[解放奴隶]决议招来的超乎寻常的紧张局势。一年前，人们无论如何一想到采取这非常手段，也许会犹豫不前。大多数人目前不想追求它，但是，我们明智地说，他们大部分对此是有所准备的。”7月12日，林肯再一次召边境州代表来到白宫。他这次恳求合作是以坦率的警告作后盾的：“战争事变无法避免。如果战争旷日持久地打下去，……仅仅是倾轧和摩擦，就能断送你们各州的制度……。你们不会再有宝贵的东西代替它。”在取消亨特将军的解放奴隶的命令时，“我即使不惹人发怒，也使许多人不满，而我们国家又不能失去他们的支持，然而事情到此并非了结。在这方面我依然承受着压力，而且压力与日俱增。如果你们同意我的要求，会使我感到宽慰”。林肯的恳求再一次没有被人理睬。表决结果是20票对9票，边境州的代表们拒绝了他的计划。

　　 当晚，林肯决定发表一项早在几天前就开始起草的解放宣言，那是麦克莱伦在“七天战役”中从里士满前线被打败以后的事。总统已经得出结论，这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早在一年前就已申明的结论：“反对奴隶主而不反对蓄奴制，只不过是半心半意地工作，做起事来两手瘫痪无力。”7月13日，林肯把自己的决定私下透露给西沃德和韦尔斯。7月22日，他召集内阁会议，向部长们正式通报。邮政局长蒙哥马利·布莱尔反对发布这项宣言，因为他担心那可能使民主党人在秋季大选中获胜。内阁其他部长则以不同程度的热忱表示赞同。可是，西沃德指出，由于“我们[在军事上]受到挫折而使公众情绪沮丧”，这个宣言“可能被认为是一筹莫展的政府采取的最后一着，是要乞求援助”。他建议林肯“暂缓发布，直到在军事胜利的支持下再向全国发表”。

　　 林肯接受了西沃德精明的劝告。但是，结果等了漫长而恼人的两个月，在这期间北部的士气到这时已下降到最低点，关于蓄奴制的舆论进一步趋向两极分化，弗吉尼亚军队在布尔河遭到第二次令人屈辱的挫折。

　　 北部对南部的同情者

　　 战争使北部民主党人处于窘境。该党逐渐分裂成“主战派”和“主和派”。凡是对击败邦联似乎是必要的措施，民主党主战派通常均表示支持。有些民主党主战派人士成为共和党人，有少数人——例如本杰明·巴特勒，陆军部长埃德温·M·斯坦顿——终于完全转向该党的激进派。民主党主和派起初赞成依靠军事力量维护联邦。但是，当冲突转向全面战争的时候，他们便开始指摘共和党关于摧毁南部并按照北部自由劳动的模式改造南部的决定了。反对共和党的战争政策，有时变成反对延续战争。尽管共和党竭力渲染这是亲邦联的立场，但未必是这样。民主党主和派极力主张通过谈判和妥协恢复联邦，但他们中间比较鲁莽的人，有时以这样的方式讲话或行动，乃至对共和党人指控他们的不忠提供具体事例。民主党内“主和派”和“主战派”的相对实力，随着北部在战争中的运气而起伏变化。不过，在许多重大的问题上，例如解放奴隶和军事拘捕，两派都一致反对政府。

　　 在1862年夏季，由于北部的士气骤然低降，民主党“主和派”，即“对南方的同情者”(亦称“铜斑蛇”)的希望随之萌发。“铜斑蛇”像许多政治绰号一样，乃是敌手杜撰出来的贬词。1861年秋，俄亥俄的一些共和党报纸把反战的民主党人比喻为有毒的铜斑蛇。这个名词不久就流传开来，并且不加区别地用于全体民主党人；可是，此处加以改变而专指民主党主和派。虽然“铜斑蛇”得到北部每一个社会经济集团的支持，但他们极其雄厚的实力却集中于中西部的南部地区的灰胡桃居民以及城市天主教移民中间。这两个群体都厌恶黑人、废奴主义者、禁酒改革者、北方新英格兰人，以及破坏传统文化基础的现代化变革。由于战争表现出共和党反蓄奴制运动的势态，灰胡桃人和天主教异教徒就变得日益反战了。

　　 在战争期间，经济问题继续加剧了中西部的南部地区反新英格兰的情绪。该地区在国会内的代表，一致投票反对国家银行法令、所得税、关税法以及战时其他财政法令。他们重弹杰克逊派老调，斥责“这个荒谬的银行法案”和“新英格兰金融垄断”。1863年中西部一个民主党人说：“图谋摧毁诸州的固定制度，逐步建立一个中央金融专制政府。”另一个问题：“难道我们将永远沦为那些残酷无情、专事投机的新英格兰人的奴隶——受关税敲诈、赋税剥夺和铁路垄断资本的诈骗吗？”

　　 种族文化的敌对状态，使这些反新英格兰经济的态度更加强烈了。俄亥俄州国会议员塞缪尔·S·考克斯于1863年说道，正是新英格兰人“破坏宪法、蔑视法令和偏爱黑人的伪善”，才逼使南部脱离联邦的。新英格兰人“要把政府变为道义革新协会的倾向……是国家目前特殊的祸根”。罗马天主教的许多报刊，都参与了对“偏袒黑人的新英格兰人”和“引起这场战争的伪善的废奴主义清教徒”的攻击。

　　 在中西部的南部地区，人们纷纷议论把该地区组建为“西北邦联”，与南部议和，重建旧联邦，而不要新英格兰。尽管事后认识到这一方案似乎是异想天开，但在战时却是被严肃地提出来的。考克斯说：“由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灌溉的诸州要成立一个独立共和国，已是所有其他西部人街谈巷议的话题。”邦联的代理人在中西部暗中活动，煽动反战情绪。“金环骑士团”(1850年建立的秘密团体，提倡南部向加勒比海扩张)在中西部组建分会，发起创立西北邦联。尽管共和党人夸大了这种活动的程度，企图诬蔑民主党人不忠，但金环骑士团和类似团体的存在并不是神话。

　　 由共和党战争政策造成的急剧变化，威胁着铜斑蛇的价值观和信仰。这便是民主党主和派采用“今日宪法，昨日联邦”口号的原因。他们说，战争的延续将产生“可怕的社会变革和革命”。“这种最激进、最革命和具有破坏性的教条”，“靠战争风行一时；这就是消灭我们制度的全部结构的教条”。首要的“铜斑蛇”分子就是来自俄亥俄州的国会议员克莱门特·L·瓦兰迪加姆。他是弗吉尼亚州一个家族的后裔，并和马里兰州一个种植园主的女儿结了婚。瓦兰迪加姆明白他想恢复的是什么样的联邦。他写道：“我内心的愿望是，恢复联邦，按照40年前联邦的样子。”他在1861年1月说道，“一旦共和党的这场战争延续下去，在我面前什么都看不到，只有普遍的政治和社会革命，无政府状态和流血，与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相比，可谓仁慈的天祸。”

　　 民主党人与解放奴隶

　　 反对解放奴隶，不仅成为“铜斑蛇”分子重整旗鼓的主要口号，而且也几乎成为全体民主党人的口号。“我们的意见是，美国……将成为白种人的国度，……而黑鬼永远不能跟白种人平等，”一个民主党参议员在一份典型的声明中说道。一个殷富而又有影响的纽约民主党人宣称：“尽管杰夫·戴维斯不是善良之辈，但公正的历史将断定他的地位肯定会大大超过给我们引来这场革命的废奴主义畜群。”纽约大主教约翰·休斯宣布，天主教徒“决心要战斗到底，以维护国家宪法、政府和法律。但如果……他们将为废除蓄奴制而作战，那么，他们将的确会厌恶地避开一个并非爱国的任务。”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像1862年解放奴隶问题那样使政党发生如此严重的分裂。这一点可以根据对国会1862年表决四项反蓄奴制议案的剖析得到证实：禁止送还逃奴的陆军法规议案、华盛顿特区解放奴隶议案、在准州禁止蓄奴议案以及第二项没收法令议案。参众两院的共和党议员投票表决这些议案的结果是99%投赞成票，而民主党议员表决结果是96%投反对票。假若国会中很多共和党议员的选民坚持反废奴主义和反黑人情绪，那么对解放奴隶议案实质上的一致支持，表明了思想的威力和全面战争的紧迫，而去克服“例行的政策”。然而，正像蒙哥马利·布莱尔曾经告诫过的那样，在1862年秋季的选举投票中，共和党人也会面临麻烦。

　　 种族恐惧感激发了北部许多白种人的反废奴主义情绪。民主党的报纸利用了这种恐惧感。它详细论述了解放奴隶将使大批自由黑人涌进北部的问题。“[没收法令]行将解放的几十万奴隶，如果不是几百万人的话，将来到北部和西部，”《辛辛那提调查者报》声称，“或许将成为我们白人技工和劳动者的对手，通过竞争使他们失业，或许他们只得像乞丐和罪犯一样靠公费供养起来。”其他编辑警告说，将有“两三百万半野蛮人”来到北部，与白人工人的“子女们”混杂在一起。纽约一家民主党报纸经常刊登报道和社论，并冠以这样的标题：如“白人至上抑或与黑人混合？”“黑鬼能征服美国人吗？”“黑人非到北部来不可吗？”“工人阶级与黑人可同等看待吗？”密尔沃基一家德文报纸发出了行动口号：“工人们！当心啊！组织起来，反对这个将使你们遭到穷困和毁灭的危险因素吧。”

　　 毫不奇怪，白人劳工在头面人物的指点下，于1862年在北部六个城市聚众滋事，爆发了反对黑人的骚乱。大多数暴徒是美籍爱尔兰人，他们袭击充当码头装卸工和舱面水手的黑人雇工或破坏罢工者。有时，暴徒们涌进黑人聚居区，在街道上和家宅里袭击他们。在伊利诺伊州南部，灰胡桃农民和农业工人袭击从田纳西州带来帮助收割的战时逃奴。

　　 怀着对解放奴隶的恐惧感的，并不仅仅是灰胡桃人和爱尔兰人。共和党人悲叹地承认，北部大部分地区均受到种族歧视的影响。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国会议员乔治·朱利安说道：“我们的人民对黑人即使不是极度憎恨，也是十分憎恨。”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莱曼·特朗布尔承认，“西部存在极其强烈的反感——我知道我的州是这样——反对让自由黑人来到我们中间。我们的人民不想跟黑人往来。”。许多士兵也是同样情况，但如果共和党反蓄奴制政策持续下去，这些士兵将被要求去为解放奴隶而战斗。

　　 联邦军队与解放奴隶

　　 北部士兵的种族情绪，反映了他们原来所在的社会。尽管有些人参军是为反蓄奴制而战，但一名细心的学者研究了联邦士兵数以千计的信札和日记后断言，在冲突期间的任何时候，对解放奴隶本身真正感兴趣的士兵不会超过十分之一。”许多士兵同意那个士兵的说法：“我出来参军是为恢复联邦而战，使蓄奴制不进入准州，而不是为了解放黑鬼。”有些北军士兵毫不掩饰他们的种族歧视观点。一个纽约人于1861年写道：“我认为解决如何处置黑人问题的最好方式，就是把他们枪毙。”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场全面战争需要把南部白种人当作敌人，把南部黑人当作潜在的同盟者，这使得大多数北部士兵改变信念：解放奴隶——即使不是正义行动，至少也是战争的需要。1863年3月，一个明尼苏达州士兵写道：

　　 直到这场战争已使我决定相信蓄奴制的罪孽比我们政府所能承受的还要深重，我才赞成废除蓄奴制——于是，我参加了一场解放奴隶的战争。……我相信蓄奴制是……属于黑暗时代的制度——而且像我们这样地位的国家，长久保存这种野蛮行径是不幸的，这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在我看来，这场叛乱只不过是那个畸形怪物的垂死挣扎。

　　 战时逃奴把北部士兵当作“救星”来欢迎，给他们提供食物，引导他们找出在丢弃的种植园里埋藏财宝的地点，还为入侵部队充当向导、侦察员和密探。奴隶们时常庇护逃脱的联邦军战俘，帮助他们返回北军战线。这种友善的表现必然影响北方士兵的态度，其中有些士兵便以教逃奴读书写字或以其他方式帮助他们，作为报答。俄亥俄州一个团的反蓄奴制的士兵募集捐款，将一名有前途的逃奴送到奥伯林学院。其他获得了自由的奴隶也得到类似的帮助，前往北部。

　　 大部分涉及黑人的真实材料出自战争的下半期士兵的信函，这些信函多数是由新英格兰人及上北部其他反蓄奴制地区的士兵写的。社会阶级在种族态度上也有差异：受过相当教育的军官和男人比受教育较少的列兵和男人，可能更多是反蓄奴制的。尤其在战争的前两年，后者中赤裸裸的种族歧视是司空见惯的。这些士兵时常残忍无情地对待那些天真地把他们当作“救星”来欢迎的奴隶们。驻扎在弗吉尼亚州的一个骑兵于1861年11月写道：“纽约第47团约有8-10名士兵，追逐几个黑人妇女，但她们逃脱了，于是，他们便抓住一个7-9岁左右的黑人女孩，把她强奸了。”一个康涅狄格州籍的士兵从弗吉尼亚州写信说，他的几个同伴抓获了“两个黑鬼少妇，……将她们头朝下提着，把烟叶、碎木屑、枝条、点燃的雪茄和沙粒塞入她们的臀部。”

　　 把获得自由的奴隶迁往殖民地

　　 总的看来，尽管北方军队终于成为一支解放大军，但它的许多士兵充其量只是勉为其难的解放者。然而，一个赞成解放奴隶的伊利诺伊州士兵却在1862年10月宣称，“我不赞成解放黑人，让他们获得自由，与我们混杂在一起，林肯的意图也不是这样，但是，我们要把他们打发走，让他们移民出境。”当时林肯发表的意图的确是这样。1862年8月14日，总统曾将华盛顿的5名黑人领袖邀请到白宫，并极力要求他们考虑移民出境的主张。林肯对代表团说，蓄奴制是“强加给每个人的最大错误”。然而，即使制度被废除，种族差异和偏见将依然存在。“你们的种族在我们中间生活，他们中的许多人饱经苦难，而我们的种族也由于你们的存在而蒙受忧患。在美国，黑人绝少有平等的机遇。况且他们不愿意你们获得自由，尽管这可能是无情的，我们的民众的有色人种同我们在一起生活，……我的意思不是要讨论这个问题，而是把它作为我们应该处理的一件事提出来。即使我愿意，……我也不能改变它。所以，隔离对我们双方都比较好。”林肯恳求听者召集几百名黑人伙伴研究一项海外移民计划，以证实种族问题这一“解决办法”的可行性。

　　 不出所料，北部的黑人和废奴主义者均谴责总统的建改。30年来，他们一直反对移民，而在胜利的前夕，他们现在更无意罢休。费城的一位殷富的黑人废奴主义者罗伯特·珀维斯直言不讳地写信给林肯说：“你跟我谈到‘两个种族’及其‘相互对抗’，这是无益的。就人权而言，只有一个种族，那便是人类。……先生，这是你们的国家，同样也是我们的国家，我们不愿意离开它。”大多数激进派共和党人，至少在私下流露了同样的观点。蔡斯在日记中抱怨林肯在建议中承袭种族偏见。“坦率地反对肤色偏见该多么好！要作出明智的努力，让自由民在美国建立家园。”

　　 然而，这仍是北方少数人的意见。从托马斯·杰斐逊到亚伯拉罕·林肯，美国第一流的政治家们得出相似的结论：只有把获得自由的奴隶殖民海外，解放奴隶工作才行之有效。否则，南部将忍受种族战争的恐怖，而获得自由的人不是遭到灭绝，就是沦为依靠社会福利生活的堕落阶级。1862年解放奴隶的实际前景，加深了这些忧虑。废奴主义者“可能随心所欲地轻率地说，蓄奴制的终结就是冲突的终结，”波士顿一个保守主义者告诫说，但是，“巨大的困难才刚刚开始！这问题乃是一个意义深远、令人生畏的种族问题。”

　　 不管移民的实际成就如何，但它是上策。林肯决心颁布一项解放宣言，认为最好把这个苦丸药裹上一层移民糖衣。甚至有些激进分子也接受了这一论调。“我实际认为[移民]是令人讨厌的骗人鬼话，”有个人说道，“可是，那将合乎民众的心意。”1862年，国会拨款60万元，作为获得自由的奴隶自愿移民的费用。共和党激进派最初反对此举，但是，当事情已清楚表明这项拨款对保证通过1862年的没收法案是绝对必要时，他们有一半人最后才改变了主意。

　　 海外移民最后变成一个骗局。林肯设法招募了450名黑人，让他们定居海地沿海一个岛屿。然而移民队却遭受天花病和白人承办者胡作非为之害，该人已与政府签订了包揽这一冒险事业的契约。政府于1864年承认此举是错误的，遂派出一艘海军舰船接回了368名幸存者。到这时，战争的势头已使北部舆论摆脱了1862年的保守主义思想，移民的事再也不提了。一个废奴主义者为这个可悲的插曲发表了如下恰当的墓志铭：“由此可见，‘保守主义’吹嘘的明智原来是如此愚蠢，而‘狂妄的激进分子’的‘狂热’以经验证明却是绝顶明智。”

　　 林肯关于解放奴隶的遁词 1862年8月-9月

　　 在决定颁布解放宣言至实际发表日期的10个星期内，谨小慎微和拐弯抹角的战略支配着林肯的公开宣言。在北方士气急剧下降的这段时间，激进分子从左的方面非难他保留麦克莱伦的指挥权，以及拒绝宣布解放奴隶，而民主党人则从右的方面抨击总统，并且指望秋季大选获胜。林肯表面上始终保持镇定自若，态度暧昧。他拒绝过早地透露解放宣言，唯恐把保守分子和民主党主战派推进“铜斑蛇”的怀抱。同时，他还暗示即将发生的事，免得激进分子彻底背弃他。林肯的时机选择观念从未像在1862年晚夏这些窘困的日子里显得那么好。

　　 表现林肯战略的一个例证，便是8月22日答复霍勒斯·格里利发表于《纽约论坛报》的一封公开信，题为《两千万人的呼吁》。格里利抱怨“联邦事业因错误地尊重南方的蓄奴制而受到损失”。他恳求林肯把战争转变为争取自由的讨伐运动。总统在这一不寻常的公开答复中，作了谨慎的解释：“我在这场斗争中的首要目标乃是拯救联邦，而不是去拯救或摧毁蓄奴制。如果不解放任何奴隶能拯救联邦，我愿意那样做；如果通过解放全体奴隶能拯救联邦，我愿意那样做；如果通过解放某些奴隶而不顾另一些便能拯救联邦，我也愿意那样做。”林肯在结束时说，这体现了他的“公务观点；而我无意改变经常表示的个人愿望，即四海之内人人享有自由”。这里给保守分子和激进分子留下某些回味：一个断言是，为了联邦而非解放奴隶是北方的战争目标；但也有个暗示是，为了拯救联邦，解放奴隶可能是必要的。

　　 林肯在9月13日答复一批曾把自由请愿书带到华盛顿的芝加哥牧师时，把赞成释奴和反对释奴同样地加以权衡。总统承认“蓄奴制是叛乱的根源，或者至少是它的必要条件”。他还承认“解放奴隶将在欧洲对我们有所帮助，使他们相信激励我们的是某些东西，而不是勃勃雄心……，到那时，由于撤走他们的劳动者，叛军毫无疑问将受到削弱，而这是有重大意义的”。另一方面，随着邦联军的进攻和联邦军的溃退，由我发布一个解放宣言会有什么好处呢？……我不想发布一份全世界必然会视之为不起作用的文件，好象教皇对彗星颁发训令一样！当我甚至不能在叛乱诸州实施宪法时，难道我的话能解放奴隶吗？”

　　 这里还有使双方回味的事。林肯的声明可看作是一种表态，即他认为一纸解放命令是不起作用的。但是，由于总统讲话时那份实际的宣言就藏在办公桌抽屉里，所以他的真实想法是，宣言只有在联邦军赢得一次重大胜利时，才会起作用。到那时，他可能会在南部实施解放法令和宪法。因为当林肯会见芝加哥代表团时，他的脑海里在考虑马里兰正在展开的一场决定性的戏剧性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