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离联邦与即将来临的战争·第九
作者：詹姆斯·M·麦克弗森·美国
出自————《火的考验：美国内战及重建》
出自————《战争通史》
下南部诸州脱离联邦
当电波传出林肯当选的消息后，南卡罗来纳州议会就召开了会议，宣布退出联邦。在以后的6周内，其余6个下南部州的议会也召开了会议。经过短暂而紧张的选举，选民们选出了他们的代表。每个州议会脱离联邦的法令都以悬殊的(大都以压倒的多数)票数获得通过。 [ 注：各州脱离联邦法令通过的日期与表决结果：南卡罗来纳州：12月20日，169:0；密西西比州：1月9日，85:15；佛罗里达州：1月10日，62:7；亚拉巴马州：1月11日，61:39；佐治亚州：1月19日，208:89；路易斯安那州：1月26日，113:17；得克萨斯州：2月1日，166:80。这7次会议表决的比例数为：赞成脱离联邦的占83%，反对脱离联邦的占17%。在其中5个州的会议上曾预先就是否延缓单独退出联邦，以待整个南部统一行动的提案进行了表决，结果都被否决了，但差数不大，赞成延缓的平均比例数为40%，反对的为60%。这就从某种形式上表明了这7个州的大多数代表是赞成脱离联邦的。 ] 到1861年2月9日为止，亦即林肯当选后三个月，这些脱离联邦的各州代表们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市举行会议，通过了一部美利坚诸州联盟临时宪法，并选举了杰斐逊·戴维斯为临时总统。顺便作个对比，第二次大陆会议用了14个月的时间才通过了“独立宣言”，而从1786年召集第一次会议到起草合众国宪法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法国国民议会开了两年会才颁布了1791年的新宪法。
尽管脱离联邦运动在下南部地区进展得异常迅速，但团结的表面现象却掩盖了内部的分歧。到1860年12月为止，就已出现了三种基本观点：头一种也是最激进的一种观点是“立即脱离联邦”。持这种观点的人主张，每个州单独就可脱离联邦，不必等待整个南部采取集体行动。这些立即脱离主义者的势力主要集中在那些拥有奴隶最多的县，这些县在1860年时支持布雷肯里奇。但是，许多不占有奴隶的民主党人和占有奴隶的辉格党人由于预见到共和党对白人特权和奴隶制的威胁，也被卷进了立即脱离派阵营。第二种观点主张“合作”，它的支持者们主张，要等到整个南部对林肯当选作出有系统的集体回答后再行动。这些合作论者主要得到拥有较少奴隶的山区县和支持贝尔或道格拉斯当选总统的地区的支持。第三种观点是彻底反对脱离联邦，这些“无条件联邦主义者”大多数居住在边境州，只有极少数来自下南部地区。
除了脱离主义观点占主导地位的南卡罗来纳，合作论者投票人数占下南部投票人总数的40%。这使许多北部人过高地估计了南部联邦主义的力量。他们没有认识到合作论和联邦主义是截然不同的东西。合作论者又分成三个相互分离又相互联系的派别，他们分别称为“合作论脱离主义者”，“最后通牒主义者”和“有条件的联邦主义者”。所有这三个派别都承认脱离联邦的权利，只是在方式和时间的选择上存在着分歧而已。人们经常对此产生模糊认识。《新奥尔良新月报》在1861年1月5日抱怨说：“在新奥尔良无人知道‘合作’到底是什么意思，一些人将它理解成‘延缓’，一些人理解成‘与其它州商议’，一些人理解成‘顺从’。”实质上，合作论脱离主义者希望南部作为一个整体采取行动，因为他们深信，各州分别退出联邦将会使力量分散和削弱。最后通牒主义者希望南部各州在向共和党人发出最后通牒方面达成协议，迫使共和党人作出让步。如果他们拒绝了，那么南部就退出联邦。有条件的联邦主义者则极力主张南部暂缓行动，以便给继任的林肯政府一个表明其和平诚意的机会。他们说，只有北部采取了侵犯南部权利的“公开行动”时，南部才应采取脱离联邦的极端行动。
在合作论者当中，只有有条件的联邦主义者还对维持联邦的统一抱着较大希望，但他们只集中在佐治亚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其它州的合作论者坚信，他们捍卫南部利益的热忱决不亚于那些立即脱离主义者。亚拉巴马州的合作论者坚决表示说：“我们决不同投降派搞联合。我们藐视黑人共和党的统治……。我们要反抗……。但是我们的反抗是基于和其它蓄奴州共同协商并采取一致行动的反抗。”最后通牒主义者要求共和党人所作出的让步乃是让其放弃自己的立场。他们要求制定一个适用于所有准州的联邦奴隶法规，要求保证不对州际之间的奴隶买卖进行干涉，废除北部各州的人身自由法，补偿由于北部未实施“逃亡奴隶法”而使南部奴隶主蒙受的财产损失，此外，他们还要求北部作出其他类似的让步。
共和党发言人很快就鲜明地表示该党拒绝作出让步的立场。这使合作论者一下子后退到防守的地位。到1861年1月，下南部各州单独退出联邦已势不可挡。当一些州退出后，它们马上就派遣特使去参加将要召开的会议。这些特使在会上发表激烈的演说，敦促尚未退出联邦的其他州加入那些已经脱离联邦的队伍中去。群众集会的抨击和报界的大肆宣传增加了压力，从而使合作论者陷于瓦解。连有条件的联邦主义者也见风使舵了，他们唯恐这样干下去会被当作南部的叛徒。最杰出的有条件的联邦主义者，佐治亚州的亚历山大·H·斯蒂芬斯被选为南部邦联的副总统。
脱离联邦是革命，还是反革命？
许多南方人士称脱离联邦行动是一场1776年模式的革命。林肯当选的消息传来后，《查尔斯顿信使报》声称：“茶叶已经倒入海中，1860年的革命开始了。”原路易斯安那州道格拉斯派民主党领导人皮埃尔·索尔也在总统选举后说：“如果要在耻辱和革命之间作出选择的话，我就选择革命。”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朱达·P·本杰明把这种“正在席卷一切的狂涛般的激情”说成是“一场革命”，“一场最激烈的革命，如同园丁的水壶扑不灭燎原大火一样，这场革命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
本杰明对这场席卷南部的狂潮的看法是正确的。在一些群众集会上，人们常对号召南部独立的演讲人报以暴风雨般的欢呼。脱离联邦的号召就像是一个导火线，使一年前约翰·布朗起义以来所形成的使人们近乎歇斯底里的紧张局势达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一位南部人这样写道：“人们的情绪如此高涨，这在我国是史无前例的。”一个弗吉尼亚保守分子哀叹道：“一些人寻求变革的欲望和许多人寻求刺激的贪心使人们丧失了理智，变得为所欲为了。”
许多脱离主义者希望他们的这场革命是一次不流血的革命。然而援引《查尔斯顿新月报》编辑罗伯特·巴恩韦尔的话说就是，他要吃所有那些因为搞分裂而被处死的人的肉；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詹姆斯·切斯纳特据说曾扬言要饮为这个事业所洒的血。一家佐治亚州报纸宣称：“如果打内战的话，我们一定在亚特兰大奉陪。”
尽管脱离主义者希望和平，但他们知道大多数革命的胜利只靠能暴力取得。所有正在脱离联邦的州都加强了民兵建设，并抓紧组织新的志愿兵连队，这些人称自己是后备民兵。这些南方州一边宣布退出联邦，一边攻占联邦的军火库和要塞，用缴获的武器装备自己的民兵。临时邦联政府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征召一支十万人的军队。
虽然许多邦联人士把自己脱离联邦的行动比作1776年模式的革命，但是脱离联邦这个字眼，顾名思义，并非是一场革命。反对一个合法政府的武装叛乱无疑是非法的，但是大多数脱离主义者却坚持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完全合法的，并不违反宪法。得克萨斯州参议员路易斯·T·威格福尔说：“假如我相信脱离联邦的行动是一场革命，而且这场革命与我发誓要遵守的合众国宪法直接发生冲突的话，我就不会赞成脱离联邦了。”然而他确实是拥护脱离联邦的主张，像大多数南部人一样，他相信宪法中的“契约”理论。这个理论是由来已久的，可以追溯到1798年的弗吉尼亚和肯塔基两个州立法会议通过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指出，合众国宪法是州与州之间的一个契约，在行使某种统治权方面各州仅赋予联邦政府以代理人的权力，而从未赋予其统治权。各州既然有权召集立法会议，那么它就可以退出这种契约，并且以另行召开会议的方式来充分行使统治权。脱离联邦的几个州在1861年间就是这样干的。
当然，许多邦联人士既相信脱离联邦的法律权利，又相信其革命权利。一位南部理论家说道：“一个州脱离联邦的权利与人民要革命的权利之间并不矛盾，一个是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另一个是上帝赐与的天赋人权。”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正像邦联领导人对他们的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所考虑的，较少强调革命的权利，而着重强调脱离联邦的合法权利。他们坚持认为，脱离联邦行动的合法性超过了革命性，其用意在于使邦联得到全世界的承认。另外，还有一些人担心过头的革命宣传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因为“自由”与“权利”这两个词对奴隶和对奴隶主来说含义毕竟大不相同。尽管正在脱离联邦的几个州援引了《独立宣言》中关于旧政权之消亡与新政权之诞生的一段正义言辞，但却不敢提及其中关于确认人人生而平等，人人享有不可剥夺的自由权利这一段。
废奴主义者和共和党人也不失时机地指出了保卫蓄奴制的这场革命的不协调性——的确不符合逻辑。一位废奴主义编辑撰文说，脱离联邦运动是“有史以来最离奇古怪的革命”，“一场使非正义行为更有保障、暴政更加巩固的革命！”《纽约论坛报》将共和党人的观点作了最好的总结，它说：“杰斐逊先生起草的《独立宣言》是为了捍卫天赋人权而反对现存的制度；而杰斐逊·戴维斯先生加以可笑地丑化，是为了一种非正义的、过时的和腐败的制度的利益而去反对人们在思想上对天赋人权的领悟。因此，那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场反革命——一场代表黑暗、专制和压迫的叛乱。”
面临着这样的挑战，邦联领导人回答说，他们的确在捍卫现存的制度。杰斐逊·戴维斯说，“我们的行动不是一次革命，我们并不是为了人权在进行一次堂吉诃德式的斗争，我们的斗争是为了捍卫财产继承权”，特别是奴隶财产的继承权。南部最著名的记者J·B·D·德鲍强调说：“我们不是革命者，我们正在抵制革命。我们拥护联邦宪法的真正原则。我们是保守派。”1861年3月21日，邦联副总统斯蒂芬斯声称，“目前这场革命”是一场“依照我们的文明形式来维持黑人的适当地位的革命”。《独立宣言》中所确认的平等是错误的。他还说，“我们的新政府是基于相反的思想而成立的，它是根据如下的伟大真理而建立的：那就是在黑人与白人之间没有平等可言，占有奴隶——使之成为优等种族的附属品——是白人自然而正常的情况。我们的新政府是世界史上第一个以这种自然的、富有哲理的和符合道德规范的真理为基础的政府。”
在脱离联邦的危机中，南部人从数以百计的共和党人的演讲和报刊社论中摘引一些言论，企图证实只有共和党人才是革命分子，而不是他们。南部人说，共和党人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所拥戴的人就是西沃德和林肯，这两个人是他们的领袖。如果说谁能代表共和党人的意愿的话，那么就是他们。西沃德在他的题为《不可抑制的冲突》的演讲中，已经预料到自由劳动思想将最终取得胜利。他在1858年曾讲过：“我知道，你也知道，一场革命已经开始。我懂得，全世界都懂得，革命决不会倒退。”林肯在他的“家不和”演说中宣称，“奴隶制正走向最后的灭亡，这是民心所向”，共和党人就是要顺应民心。
南部所惧怕的就是蓄奴制的灭亡，不管它在最终发生还是眼下。不论共和党人表现的姿态多么温和，也不论他们许下多少次诺言，说这些州的蓄奴制在他们的统治下将受到保护，但他们要摧毁这个制度的决心是无可置疑的。《新奥尔良三角洲报》警告说，任何人都“不可上当受骗，相信黑人共和党是温和保守的，而非激进的和进步的党。事实上，它从根本上是一个革命党”。
脱离主义者对共和党的未来行动方案作出了可怕的想像：即取缔这些准州的蓄奴制，从而产生许多新的自由州，因此南部在国会中将处于被压倒的境地，并且被自由州所包围；林肯将向最高法院派去共和党的法官，从而把作为保护南部的堡垒的最高法院变成毁灭性的工具；国会将废除“逃亡奴隶法”，奴隶们将成千上万地逃往北部，国会将不惜动用一切联邦财产，如要塞、军火库、海军造船厂与海关，去消灭华盛顿特区的蓄奴制，林肯将利用总统身份，从边境州开始，在南部成立一个共和党，这并将使不占有奴隶的白人“赫尔珀化” [ 注：参阅欣顿·罗恩·赫尔珀：《迫在眉睫的南部危机》，见本书第7章。 ] ；最可怕的是，当新的约翰·布朗们率领造反大军开进南方时，政府将袖手旁观。一位南卡罗来纳人听说了林肯当选的消息后说：“既然激进的黑人共和党人大权在握，我看他们会使我们全成为约翰·布朗。”另一位附和道：“我们的州即刻就会处在一场革命中。”
许多南方人不仅害怕黑人共和主义，而且害怕“红色”共和主义。他们对自己稳定、保守的社会秩序感到自豪，而把共和党看作一个包罗所有“主义”的政治团体，而且这些“主义”已使北部社会遭到磨难。一位南卡罗来纳的教士说道：“卷入这场冲突的党派不仅仅是废奴主义者和奴隶主，他们一方面是无神论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红色共和党人、激进分子，另一方面是社会秩序和有限自由的支持者。”一位里士满的编辑写道，共和党对宅地法的支持证明该党受到了“平均地权论”革命原则的影响。一位佐治亚州人解释说，脱离联邦这场“政治革命”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必然与共和党的统治一起到来的“社会革命。”
南方的政治技能和它在民主党内的统治地位使蓄奴州在政府中拥有过高的权力。在1789年至1861年期间，美国众议院的36名议长中就有24名，参议院的36名临时主席中就有25名是南部人。在最高法院的35名法官中就有20名来自蓄奴州；而且从1789年以来，南部一直在法院中占有多数。在72年中就有49年是南部人而且是奴隶主担任美国总统。在另外的12年中，包括19世纪50年代那关键的1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也是由北部民主党人中“同情南部蓄奴制的北部人”任总统。林肯的当选预示着所有这一切的结束。它标志着这个国家已经历了一次重要的政治转折，未来将由北部的思想意识和体制来统治。这对旧南部来说，意味着一场灾难。因此，它的领导人发动了一场反革命的独立运动，为的是逃避这可怕的后果。一位脱离主义者承认：“这是在绝望中采取的手段，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我们正处在绝望的时刻。不仅我们的财产，还有我们的荣誉、我们的生命以及我们的一切都牵连在内。”
北部对脱离联邦的反应
正当下南部地区迅速而果断地采取行动时，北部还处于摇摆与混乱中。即将下台的官员的通病削弱了政府采取行动的意志。布坎南与当时的国会虽大权在握，但却没有应急的措施。11月选出的总统和国会要等到翌年3月4日才就职，到那时，邦联将成既成事实。即使共和党人在冬季掌管了政权，他们也阻挡不住脱离联邦的洪流，因为他们对此还没有明确的对策。
总统选举后的几周内，大多数共和党入主张“缓进待机”的“费边政策”。他们稳坐钓鱼台，既不鼓励脱离联邦分子，也不削弱南部联邦主义者。林肯和西沃德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他们希望这股脱离联邦热任其自流，而不会有一两个以上的州退出联邦。尔后，南部会再度恢复理智和忠诚，“犯错误的姊妹”会回到联邦来的。当然，这是对下南部形势的错误估计，这一点很快就被后来发生的事件所证实了。
布坎南总统与这场危机
当此之际，布坎南以非常严肃的态度对待这一局势。他处境困难。他相信由于林肯的当选而引起的这场危机是林肯的责任。但布坎南的任期还有将近4个月，在此期间他还要负宪法的责任。他希望他无论如何能使政府的正常工作维持下去，在他3月4日卸任之前一直保持太平无事。然而他受到了来自他们党内南北两派斗争压力的冲击。他身边的大部分顾问都是南部人：财政部长豪厄尔·科布是佐治亚州人，内政部长雅各布·汤普森是密西西比州人，这些人都是脱离联邦主义者，都在华盛顿静待他们的州脱离联邦；陆军部长约翰·弗洛伊德是弗吉尼亚人，他被指责犯有渎职罪并被怀疑犯有向南部军火库运送军火的叛国罪，他也将很快宣布赞成脱离联邦。
尽管他的政府倾向南部，布坎南仍不同意分裂联邦。他在12月3日提交国会的近乎公开的年度咨文中，称脱离联邦为非法行动。这位总统说，联邦不“仅仅是各州自愿联合在一起的一个整体”，还是一个主权国家，“任何一个契约成员都不能随心所欲地废除它。”共和国的缔造者们从未“犯过让这个国家自行解体这样荒唐的错误。”因此“脱离联邦是不折不扣的变革”。所有的民族都有权进行反对残酷压迫的变革，但是遵照宪法规定的程序进行的总统选举则不能“证明推翻这部宪法的变革是正确的”。联邦“是用我们先辈的鲜血凝成的，它象征着过去的光荣，寄托着未来的希望”。如果它由于某个州自己的意愿而被破坏，那么1776年实行共和自治的伟大实践就会前功尽弃。“我们80多年来在世人面前所树立起来的榜样不仅会完全丧失，而且还会被当作人民不适于自治的确凿证据。”
大多数共和党人和北部民主党人都称赞总统的这段咨文。它表达了民族主义的精髓，以后北部为此整整战斗了4年。但是布坎南的下一个观点却和他这段美妙动听的联邦主义的言辞相矛盾，总统说，虽然政府必须继续在各个州“实施法律”，它却不能“强迫”一个脱离联邦的州回到联邦里来。共和党人嘲讽了这种所谓实施与强迫间的区别。西沃德嘲笑道，总统已经说明“任何一个州都无权退出联邦，除非它想要退出”，“总统有责任实施法律，除非有人反对他这样做”。
怎样才算构成“强迫”只是一个解释的问题。少数共和党人积极主张诉诸武力，如果需要镇压这次叛乱的话。这样做毫无疑问即为强迫。在1860年12月期间，大多数共和党人还不想用这种手段，但他们确曾认为政府应该保卫它在南部的要塞及其它财产，应该收缴关税，并同正常情况下一样行使政府的其它职能。如果南部诸州加以反抗的话，他们将对一切后果承担责任。当然，对脱离主义者来说，这样的政策就是强迫。得克萨斯州参议员威格福尔说：“如果合众国总统派海军舰队去利物浦，并企图在那里实施合众国法律、征缴税收，而我们对它的旗舰开炮的话，难道有人会说英国政府应对这场随之而来的流血战争负责吗？”
布坎南在他的咨文中谴责了共和党人和废奴主义者造成了这场危机。“蓄奴制问题接连不断的大肆宣传”启发了奴隶们“对自由的朦胧认识”，在南部造成了一种恐惧气氛。如果北部不停止批评奴隶制和不保证实施“逃亡奴隶法”，联邦的分裂将不可避免，而且南部将“被证明对政府进行革命的反抗是正当的”。为了平息南方振振有辞的牢骚，布坎南提出了一个宪法修正草案。草案中提出要维护各准州的奴隶制，废除北部各州的人身自由法。总统还提出购买古巴，使联邦增加一个新蓄奴州，以此作为妥善措施，帮助南部消除不满情绪。
妥协方案
布坎南的提议与12月间提交国会的数十种妥协方案大同小异。为了研究这些妥协案，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成立了一个33人(每个州出一名)和一个13人的特别委员会。几乎所有的妥协案都具有两个共同点：北部应作出一切让步，共和党人须放弃其在各准州禁止蓄奴制的主张——该党正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成立的。对于大多数共和党人来说，这是不能容忍的。一家共和党报纸在一篇有代表性的社论中指出，我党“决不将近来取得的胜利成果拱手相送。如果大多数人的意志不再成为这个国家的统治力量，那么，自由政府也就不存在了。”
许多废奴主义者宁肯分离，也不愿用“妥协”作为可耻的贿赂去换得南部的忠心。加里森废奴主义者们早就把宪法斥之为“与死亡订立的契约”，把联邦斥之为“与地狱达成的协议”。他们敦促那些自由州从罪孽深重的拥有奴隶的联邦内解脱出来。既然蓄奴州已经得到了解脱，加里森废奴主义者欢迎他们离开。他们深信脱离联邦的行为将会使南部孤立，使它的蓄奴制受到全世界舆论的谴责，使北部不再履行将逃亡奴隶送回南部的义务，使美国军队不再成为镇压奴隶起义的工具，使蓄奴制加快最后灭亡。一些非加里森主义者也赞成分离反对妥协。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说：“如果联邦只是靠向奴隶主作出新的让步得以维持的话，如果联邦是靠榨取黑人的血去凑合的话，那就让它灭亡吧。”在1860年至1861年的冬季，鼓吹这种观点的废奴主义者在北部许多地区遭到了暴徒的殴打，民主党人和保守的共和党人指责他们煽动南部脱离联邦。
一些共和党人赞同废奴主义者希望南部退出的观点，如果以屈从南部的要求为代价来换得联邦的话。霍勒斯·格里利的颇有影响的《纽约论坛报》也表示了“让犯错误的姊妹和平地离去”的愿望。但是格里利和其它一些激进的共和党人为掩饰他们对退出联邦的公开默许而提出了种种条件，而实质上这些条件就是将南方毫无意义地拱手相让。到1861年1月为止，国会中的共和党人都坚决反对在准州蓄奴制问题上作出让步。格里利和大多数持“和平离去”观点的共和党人亦开始将脱离联邦分子斥之为叛徒。
但是，在1月份之前，一些保守的共和党人还曾暗示一种在领土问题上妥协让步的想法。他们赞成把旧“密苏里妥协案”中规定的分界线向西延伸到加利福尼亚边境的提议。此项提议正是肯塔基州的约翰·J·克里坦登向参议院的13人委员会提交的复杂的妥协案的核心内容。克里坦登妥协案包含一系列实际修正条款：承认并保护北纬36°30′以南“现有全部领地或此后获得的领地”上的蓄奴制，而该纬度以北则禁止蓄奴制，禁止国会取消华盛顿特区或一个奴隶州境内由国家管辖的任何地区的蓄奴制；禁止联邦干涉州际之间的奴隶买卖；保证奴隶主在搜捕逃奴时不受当地的阻挡。这些修正条款将具有永久的约束力，永远不得撤消和修改。还有一些国会决议案也成了克里坦登妥协案的组成部分，有助于巩固“逃亡奴隶法”，并废弃所有与之对立的州级法令。
克里坦登相信他的妥协案将得到南、北双方大多数人的支持。他建议将其提交全国公民进行表决。但是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反对它。这份“妥协案”不仅否定了他们的党的政纲，而且将支持在加勒比海和中美洲掀起新的帝国主义浪潮，以便将蓄奴制扩大到“此后获得”的领地上去。一些共和党人说，克里坦登的这份提案“将成为一项针对所有在从这里到火地岛拥有一块地盘的民族、部落和国家的永久性战争协定条款”。它将把美利坚合众国变成“一个豢养奴隶和扩大蓄奴制的庞大帝国”。共和党于12月28日在参议院13人委员会中投票否决了克里坦登妥协案，当克里坦登在1月16日将他的提案提交参议院讨论表决时，共和党人又以微弱的优势击败了克里坦登。 [ 注：在参议院委员会中的表决结果为7:6，多数票中有五票是共和党人投的。参议院的表决结果为25:23，所有占多数的25票均为共和党人所投，来自6个不久之后退出联邦的州的南部民主党代表弃权。 ]
林肯的立场
虽然林肯在此期间未公开发表演说，但他在防止在领土问题上作出让步方面仍然起了重要作用。他暗中传话给共和党人，“在蓄奴制扩张问题上不要妥协，一旦我们这样做了，他们就会重新骑在我们头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前功尽弃，并且迟早还要从头开始……。接踵而来的是他们将侵犯我们整个南部领土，并在那里建立蓄奴州……。双方的较量定会开始，并且越早越好。”两年前，林肯在他的“家不和”演说中就曾说过，在蓄奴制问题上“一定会经历一场危机”。国家一定会面临这样一个抉择，到底是成为一个自由社会还是成为一个蓄奴制社会。如今“较量”已经开始，林肯无意退缩。他于1月份说：“如果我们投降了，我们的末日，以及我们政府的末日也就到了。他们将为所欲为地重新对我们故伎重演。不到一年，我们将不得不以古巴作为他们留在联邦里的条件。”
林肯私下对南部朋友们保证，他的政府将不干涉这些州或华盛顿特区的奴隶制问题，不干涉州际间的奴隶买卖，将实施“逃亡奴隶法”，敦促北部诸州废除或修改他们的人身自由法。在脱离联邦的那个冬天，有4个北部州的确照此行动了。在林肯的支持下，国会中五分之二的共和党人参与表决通过了宪法修正案。该修正案提出保证南部的蓄奴制不受侵犯，联邦政府将来也不对其进行干涉。 [ 注：这个第十三条修正案是内战爆发之前由俄亥俄和马里兰两个州批准的。最后，一个与之截然不同的第十三条修正案成了宪法的一部分，即在所有的州取消蓄奴制的修正案。 ] 但是除此以外，大多数共和党人不愿越雷池一步。正如林肯于12月22日给他的老朋友亚历山大·斯蒂芬斯的信中所写的那样：“你认为蓄奴制是正确的，并应加以推广；而我们认为它是错误的，并应受到限制。我以为摩擦就在于此。”
摩擦的确在于此。下南部之所以准备退出联邦是因为一个认为蓄奴制是错误的政党掌握了政权。任何妥协也抹不掉这个事实。尽管当时有许多观察家和一些历史学家都相信克里坦登妥协案在北部和上南部拥有广泛的支持者，看来任何可以构想出的妥协都不能阻止下南部诸州退出联邦。从危机一开始，脱离主义者就造出了类似的舆论。12月13日，在还没有任何一个州退出联邦，也未对任何妥协案作出表决时，下南部的30名国会议员和参议员就向他们的选民发表了一篇讲话，他们说：“该辩论的都辩论完了，一切通过委员会、议会法规或者宪法修正案的帮助在联邦中得到救助的希望都破灭了，我们相信南部不再被那些新保证的假象所欺骗了。……南部人民的荣誉、安全和独立只能从南部邦联那里得到。”杰斐逊·戴维斯在12月2日说：“任何人的力量都不能拯救联邦，所有的棉花种植州都将退出联邦。”一周之后，朱达·本杰明宣告说：“我们对和解已完全无能为力。”
成立邦联
于是，南部邦联制宪会议的代表们根本不理睬在华盛顿所发生的一切，于2月4日在蒙哥马利市集会，仅用了4天的时间就炮制了一部临时宪法。这部临时宪法出笼如此迅速，因为它大部分抄袭了合众国宪法。一个月之后通过的永久性邦联宪法也如法炮制，但其中确实加进了一些新的重要条款。序言删去了合众国宪法中关于公共福利的规定，并赋予各州有新的特权，规定各个州可以“根据主权和独立的地位”行动。邦联宪法还明文规定，在一切蓄奴州和准州保护蓄奴制。它禁止保护性关税(以此和国家岁收相区别)，并取消国会用于内部改良的拨款。所有这些条款的制定都是为了加强蓄奴制和各州的权力。
邦联宪法与合众国宪法的不同之处还在于，总统的任期为6年，总统有权否决单项拨款案，授权国会允许内阁成员在国会议员席上有发言的权利(这一点从未实行过)。2月9日，会议选举戴维斯和斯蒂芬斯为临时总统和副总统。之后，国会决定在11月进行正式领导人的选举，并定于在1862年2月22日为他们举行就职典礼。在此之前，参加制宪会议的代表(包括由其它准备退出联邦的州选出的代表)作为临时国会行使职能。
那些在南部脱离联邦问题上积极煽风点火的激进派，在蒙哥马利会议上仅处于次要的地位。扬西甚至连代表资格都没有。尽管戴维斯自林肯当选以来一直是脱离联邦主义者，但却被认为是温和派。斯蒂芬斯一直是一个有条件的联邦主义者。这次会议选举这些人的目的是向上南部还未退出联邦的州作出一个温和的姿态。宪法中禁止同外国进行奴隶买卖的原因也在于此。一些激进的脱离主义者企图打开对外奴隶买卖的大门的做法只会疏远上南部，使邦联得到欧洲各国承认的希望破灭。因此会议未使这种交易合法化，而是禁止了这种交易。
上南部
上南部8个蓄奴州的动向成了关键问题。没有它们，邦联的工业生产力仅占联邦各州的5%，人口不足联邦的五分之一(白人人口仅占十分之一)。邦联政府派特使前往这8个州用利益和感情去劝诱他们。但是，脱离联邦运动到2月为止似有偃旗息鼓之势。弗吉尼亚、密苏里和阿肯色3个州的选民们把大多数有条件的联邦主义者选为州议会代表。阿肯色和密苏里的议会于3月通过表决反对脱离联邦。虽然弗吉尼亚从那时起一直拖长会议以静观事态发展，但它终于4月作出了同样的决定。肯塔基和特拉华的立法机关拒绝召开会议。在北卡罗莱纳和田纳西，选民们也抵制会议的召开。马里兰的联邦派的州长不顾压力，拒绝召集州议会开会讨论脱离联邦问题。
这些事态似乎坚定了共和党人对南部联邦主义的信心。但上南部的联邦主义者清楚地表明了他们效忠联邦的两个条件：即将上任的共和党政府必须保证蓄奴制不受侵犯；不许对邦联诸州实行“高压政策”。许多共和党人愿意至少满足其中一半条件。西沃德是持这种观点的核心人物。林肯已经邀请这位纽约人出任国务卿，但大多数观察家们预料，西沃德作为一个声望和经验都在林肯之上的人，将成为政府中的“首要人物”。西沃德本人也希望如此。他是共和党“自愿重建联邦”方针的最积极的鼓吹者。这种观点认为，如果共和党人不对脱离联邦诸州采取挑衅行动，并作出一些暂时的让步，上南部就会留在联邦内，而下南部最终也会回来的。西沃德于1月27日向林肯建议说：“我们的种种想法都应该是调和的、克制的和耐心的，这样就为在准备脱离联邦诸州组建一个联邦党创造了条件，而这个党将会把他们拉回来。”
同时，西沃德还支持吸收新墨西哥(包括现在的亚利桑那)为一个州的提议。这明显地违背了共和党的纲领，因为蓄奴制在这块领地上是合法的。林肯勉强同意了这项提议，因为很明显，州的体制不会在那里得到巩固。但是，一些南部国会议员认为新墨西哥一事是一个花招儿，想用妥协的假象分裂上南部和下南部，因此他们投了反对票。四分之三的共和党人也投票反对。众议院于3月份否决了这项议案。
更值得注意的是，弗吉尼亚立法会议向各州发出邀请，要求每个州都派出代表参加2月4日在华盛顿举行的“和平会议”。上南部主要想以此为自愿重建联邦寻求某种基础。但是这项计划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西沃德及其同僚极力劝说大多数共和党统治的州派代表参加，以示诚意。但邦联诸州坚决不参加，而反对妥协的共和党人对此持怀疑态度。尽管许多尊贵人物参加了大会(前任总统约翰·泰勒任大会主席)，也没有对解除这场危机提出什么新的建议。经过三周的努力，会议仅拿出了一个“克里坦登妥协案”的修正稿，除此之外就再没有更能说服人的东西了。因为国会曾驳回过此类提议，故也驳回了该修正案。然而，这次和平会议的确在把上南部的力量吸引到联邦派这方面来起了一定的作用，使这些州不致在林肯宣誓就职总统前一个月内采取脱离联邦的行动。
林肯就任总统
西沃德的所作所为使反对妥协的共和党人大为恐慌，他们唯恐林肯会过分听从这位纽约人的意见。同西沃德一样，林肯也希望按照南部联邦主义的主张实行自愿重建联邦，但他又害怕过分的克制会导致脱离联邦的合法化。在林肯的构想中，他的任务就是使国家权威在南部的象征始终成为联邦主义者的灯塔，同时使南部人相信政府不威胁他们的根本利益。林肯在他的斯普林菲尔德至华盛顿的2月之行中，沿途向迫切想见一见这位并不怎么出名的草原律师的人群发表了许多简短的演说。因为他不希望被误解，所以他的大部分演说都属陈词滥调，似乎不把这场危机放在心上。在许多观察家看来，林肯的这些演说表明了他在此严峻时刻不够坚强。
事实总归是事实，林肯企图在他的就职演说中表现出一种自信而强硬的态度。在这篇演说的最初的草稿中这样写道：“我要用我所掌握的一切权力收回业已丧失的国家财产和土地；要维护、占有和控制这些以及所有其它属于政府的财产。”西沃德和其它一些顾问都劝林肯删掉有关收回被侵占的联邦财产的部分，西沃德为缓和整个演说的基调，还对其它一些地方提出了修改意见。林肯演说的最后定稿——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总统就职演说——是一篇在剑与橄榄枝之间保持一种谨慎的平衡的演说。它一开始就向南部保证——这样的保证已经有了一百次——政府无意干涉各州现存的蓄奴制度。“国内某些地区”对联邦政府如此敌视，以致妨碍了政府正常地行使职能，政府将“暂时”停止行使这些职能活动。这就是摇向南部的橄榄枝。林肯还说，但是联邦是“永恒的”，脱离联邦就是“真正的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如能得逞，将意味着可以由少数叛逆分子任意分裂政府。林肯企图“尽一切手段在所有的州内严格执行联邦的法律，这是宪法明确赋予我的责任”。政府将“维护、拥有和控制它的财产，并且收缴关税和进口税”。“除了为实现这些目标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外”，将不会发生“军事入侵事件——不会诉诸武力。”最后，这位新总统以雄辩的言辞结束了这篇演说，其中部分是西沃德所建议修改的：
决定这场严酷内战的权利操在你们手里，在我的心怀不满的同胞们手里，而不是在我的手里。政府不会进攻你们。如果你们自己不以侵略者的面目挑起冲突的话，冲突是不会发生的。上帝那里没有记载着你们推翻政府的誓言，而我却有最庄严的誓言，决心“维持、保护和捍卫”联邦政府。
我们不应成为敌人。尽管热情会奋发冲动，但它不应割断我们感情的纽带。在这片幅员辽阔的国土上，从每一个战场、爱国者的坟墓到每个人和家庭，记忆中神秘的琴弦，一旦再次被我们的造物主美丽的天使所拨动，将会奏起强烈的联邦和弦，这是注定会发生的。
从1861年3月4日起，当代人与历史学家一直为这篇演说的含义争论不休。那些要执行法律，收缴关税以及维护、占有和控制联邦财产的诺言是意味着高压统治吗？它是说将重新夺回被邦联诸州占领的军火库和要塞，还是说要守住那仅仅四个仍被联邦政府占领的要塞——位于查尔斯顿港的萨姆特，彭萨科拉湾的皮肯斯以及位于佛罗里达群岛的两个并非重要的要塞？怎样收缴那些关税，由驻守沿海的舰艇来收吗？如果政府让实施法律所必需的机构——联邦法庭、地产管理部门、邮局以及诸如此类的机构空缺着，又如何在“国内某些地区”实施法律呢？林肯有意把这些问题说得模棱两可，以免得罪上南部并在最大程度上给自己留有余地。
各阶层和党派对这篇就职演说的反应不一。脱离主义者指责演说是一份“宣战书”；大多数共和党人赞扬它的坚定性；许多北方民主党人批评它不是太模糊就是太有火药味。而斯蒂芬·A·道格拉斯却认为它是个“和平礼物”。这篇演说首先是针对上南部有条件的联邦主义者的，他们中许多人的反映虽不热烈，却是令人满意的。一位北卡罗来纳人问道：“任何一个通情达理的南部人还能期望更高的要求吗？难道这些令人振奋的保证还不足以诱使整个南部去等待北部认真的重新考虑吗？”
萨姆特要塞与和平的结束
林肯演说的主要目的在于赢得时间——分裂联邦的热度消退的时间，设想中的大批南部联邦主义者重新获得上南部的时间，自愿重建进行过程所需的时间。在林肯就职的第二天，他就得到了一个坏消息，他接到罗伯特·安德森少校的报告说，倘若萨姆特的驻军在几周内再得不到给养的话，他们将被迫放弃这个要塞，这个消息似乎使他无法赢得必要的时间。两个多月来，萨姆特一直是联邦在南部存在的象征，一个同它的固有的军事重要性极不相称的象征。当此之际，联邦政府将要么被迫采取行动——果断而迅速——要么放弃它在下南部这个最后象征其权威的要塞。
萨姆特位于查尔斯顿港入口处一个岛屿上，是一个将要建成的要塞。当南卡罗来纳于12月20日退出联邦时，这个要塞还未被占领。派驻这个地区的80多名美国士兵中的大多数都驻守在莫尔特里要塞，这是个废弃的工事，它修筑在从萨姆特至这个港口一英里处的一块狭长的陆地上。这里的守军指挥官是罗伯特·安德森。他是肯塔基人，不像他的前任马萨诸塞人那么有刺激性，因此被派到查尔斯顿。陆军部在听取了安德森关于莫尔特里不能抵御来自陆地的进攻的报告后，于12月11日向他下达了命令，指示他如果他认为进攻已迫在眉睫的话，可自行决定将他的指挥所转移到萨姆特。安德森预料到这次进攻是有充分根据的。南卡罗来纳此时正准备退出联邦；它的官员们正要求查尔斯顿要塞投降；民兵连队正在武装起来进行操练。12月26日夜幕降临后，安德森悄悄地盖住了莫尔特里的炮筒，将队伍转移到了萨姆特。
安德森确信这次转移有助于维护和平，因为莫尔特里的薄弱能招来进攻，而萨姆特的坚固能阻挡进攻。但这次转移极大地激怒了南卡罗来纳人，所引起的强烈反响传到了白宫。此时，南卡罗来纳独立共和体的使者们刚刚抵达华盛顿，准备谈判关于要塞的投降和其它合众国财产的交出问题，并声称目前这些财产归南卡罗来纳所有。他们认为，既然布坎南曾誓言不改变查尔斯顿的现状，那么对萨姆特的占领就是违背了布坎南原来的誓言。
然而政府感到南部在这个问题做得未免欺人太甚。北部报刊高呼安德森为英雄。一位颇有影响的布坎南民主党人这样写道，“我从未见过人们在一个问题上这样万众一心，如果召回安德森或放弃萨姆特的话，我们就会遭到灭顶之灾。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无人反对去攻击南部。”由于脱离主义者的辞职以及由具有坚强的联邦主义性格的北部人取而代之，布坎南的内阁正在实行大改组。国务卿杰里迈亚·布莱克是宾夕法尼亚人，司法部长埃德温·M·斯坦顿是俄亥俄州人，陆军部长约瑟夫·霍尔特是一位来自肯塔基州的联邦主义者，这些人都一跃而成了这个重新组成的内阁的强有力人物。他们使政府挺起了腰杆，拒绝了南部人要布坎南从萨姆特撤出军队的要求。布坎南一口回绝的强硬态度使南卡罗来纳人甚为吃惊。
总统又进一步采取了行动，命令给安德森派去增援。军方决定不派军舰前往，只派一艘没有武装的商船去执行这项任务，这样不致引起公众的注意和刺激。于是，被租用的“西方之星”号轮船满载着200人的部队和给养于1月5日启航了。尽管是秘密行动，还是泄露了消息，南卡罗来纳的民兵正准备用机关枪迎接它。这次他们比萨姆特要塞主动，因为官方送给安德森的有关这支增援部队的通知被送错了地点。1月9日，当“西方之星”号驶进港口时，岸上的炮群便向它开了火，船长还未来得及掉转船头驶回北方，船便被一发炮弹击中。由于没有接到命令和不愿挑起战争，安德森在这次事件中没有还击。
北部对此事件极为愤慨，而南卡罗来纳对联邦的侵略行为的谴责声和再次要求萨姆特投降的呼声却甚嚣尘上。尽管双方都充满了战争的叫嚷，战争并未爆发。布坎南政府与南卡罗来纳一起订立了一份非正式的停战协定，暂时稳住了局势。其它州的脱离主义者都劝南卡罗来纳人暂且委曲求全，等待邦联完成组织机构并建立了军队。3月1日，杰斐逊·戴维斯命令邦联陆军准将皮埃尔·古斯塔夫·T·博雷加德负责指挥查尔斯顿的驻军。这个任命使得头脑发热的卡罗来纳人不能再介入萨姆特问题。同时，邦联仍尊重原来美国海军与佛罗里达民兵签定的一份休战协定。协定中规定，如果海军不往岸上运送增援，南部军队便不袭击位于彭萨科拉的皮肯斯要塞。邦联派特使去华盛顿谈判有关这两个要塞的投降问题。
林肯与萨姆特要塞
3月5日，亦即林肯就任总统的第二天，他便得知安德森的给养很快就要用完，这就是林肯所面临的形势。目前的状况不会维持太久，关键是如何去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共和党中的鹰派坚持认为，即使冒战争风险，也要增援萨姆特。从北部四面八方发来的信件和电报都是同样的意见。一位新闻记者告诉林肯：“放弃萨普特[原文如此]，先生，就如同约翰·布朗的肉体死亡了一样，你的政治生命也就完结了，你只能战斗。”康涅狄格州一家颇有影响的报纸的一位编辑告诉海军部长说：“我宁愿做一名志愿兵，冒着地狱的炮火驶进那个海港，也不愿看见我们的国旗受辱，我们的政府陷入混乱。”但是，以西沃德为首的鸽派却敦促撤离该要塞，以避免战争，并使自愿重建的大门洞开。西沃德不仅仅是推荐此方针，他未经林肯许可，实际上就在华盛顿向邦联的使者保证交出萨姆特，他还向报界透露了类似意见。
虽然林肯的确曾一度倾向于西沃德的方针，但他从未作出过这种决定。总司令温菲尔德·斯科特告诉林肯，增援那个要塞是不太可能的。据3月15日内阁的一次表决情况透露，仅邮政局长蒙哥马利·布莱尔一人明确表示赞成增援。面对他的顾问们提出的这些撤离要塞的建议，总统“坚守、占领和控制”这个要塞的决心动摇了。但在3月的最后两周中，鹰派得到了持北部观点的上南部的支持。共和党人开始认为政府应采取某种行动以维护其主权。共和党的报纸纷纷发表社论，标题为：“我们有政府吗？”、“要有一项政策”、“抓住要害问题”等。北部人民的焦虑与紧张的情绪几乎达到了难以克制的程度。一家报纸说：“几乎什么情况都比再一次踌躇不前强。”美籍德意志人的首领卡尔·舒尔茨向林肯反映了民众的呼声，并向他汇报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对政府的不满意见。舒尔茨说：“只要政府奋起进行抗击，如增援萨姆特，自由州的公众舆论将立即支持你。”
这些都增强了林肯最初要坚守要塞的决心。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原海军军官古斯塔夫斯·V·福克斯的建议也增强了总统的决心。福克斯提出了一个行动方案，给养和增援部队可以在夜间运进萨姆特要塞，如果邦联的炮火进行阻止的话，要塞和运输船两侧战舰的炮手可以压住敌人的炮火。林肯接受了这项方案，并于3月30日命令福克斯准备这次远征。与此同时，他还批准了——已是第二次批准——对皮肯斯要塞的增援。 [ 注：3月12日，林肯已命令增援佛罗里达的皮肯斯要塞，这比增援萨姆特的可行性还要大一些，因为皮肯斯位于港口入口处之外，因此不像萨姆特那样容易招致进攻，而萨姆特则被邦联数门大炮所包围。皮肯斯也不那么带有刺激性，因为它对双方来说并不像萨姆特那样是强大力量的标志。但是几周过去了，林肯没有得到他增援皮肯斯的命令是否得到执行的信息。直至4月6日，他才得知他的命令并没有被执行。那里的海军指挥官执行的是只要邦联不攻击要塞，就不增援的原协定，并且拒绝接受新的命令，除非他的海军部上司直接向他下达命令。林肯于4月6日再次下令增援皮肯斯，皮肯斯才终于得到了增援。整个内战期间，这个要塞一直掌握在联邦政府手里。 ] 除了西沃德与内政部长凯莱布·史密斯，全体内阁成员的态度与两周前相比来了一个大转弯，都拥护坚守萨姆特的决定。
这项决定使西沃德陷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他的和平政策将垮台，他对邦联特使所下的保证将被斥为骗局，他要作为首要人物的希望也将破灭。出于想弥补这个损失的邪念，他在4月1日写给林肯的备忘录中再次提出放弃萨姆特的建议(虽然已增援了皮肯斯)。但是这个文件最重要的特点是关于外交政策方面的建议。西班牙已经出兵干涉混乱的圣多明各政治问题；法国正用贪婪的目光注视着墨西哥。西沃德想从西班牙和法国那里“得到解释”，如果解释不“令人满意”就宣战。他还想从英国和俄国那里“寻求”关于违犯门罗主义的“解释”。西沃德相信，对外战争会使这个国家重新团结起来。若想实施好这项政策，必须要有强有力的领导，而且西沃德羞羞答答地要求去承担这个责任。林肯温和然而坚定地拒绝了这些不寻常的建议。他还提醒他的国务卿，无论作出任何决定或发布任何命令，“我必须执行它”。西沃德碰了这个钉子后再未写过这类备忘录。他从内心不再怀疑究竟谁是这个政府的首要人物。
总统的确答应在下达远征萨姆特的启程命令之前会见弗吉尼亚联邦主义者的发言人。林肯于4月4日同弗吉尼亚的代表进行了谈话，但会见毫无结果，没有留下任何有关这次谈话的记录，也没有留下会谈特征的可靠证据。无论是什么情况，这次会谈似乎降低了林肯对南部联邦主义者的信心，至少是暂时的。他就在那天(4月4日)下定了决心，继续萨姆特远征。他给安德森少校送去一封信，告诉他增援部队和给养正在运送途中。
自福克斯最初提出那个行动方案之后，这次远征的性质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增援萨姆特的整个企图毫无疑问地会挑起武装冲突，而北部就将表明它是侵略者。这样将促使上南部倒向邦联一边。于是，林肯想出把增援与运送给养分开进行的办法，先运送给养，增援部队与战舰整装待命，只要邦联一阻截给养船，就采取行动。他将把这些打算都通知南部的官员们，如果他们向没有武装的运输船开火，他们将对破坏“为忍饥挨饿的人们运送粮食的仁慈的使命”的行为负完全责任。
人们有理由相信邦联将阻挠给养上岸，但也不能断定他们就一定这样做。如果他们不这样做，还能维持查尔斯顿港的现状，至少可以维持短暂的和平，而自愿重建政策还有得以贯彻的希望。如果南部真的向给养船开火，挑起内战的责任将由杰斐逊·戴维斯来负。4月6日，林肯派一名特别信使去查尔斯顿，给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送去一封信，通知他“希望向萨姆特要塞供应给养，只有粮食。如果南部不反对这样做的话，北部决不在事先未通知对方的情况下运进军队、武器和弹药，除非南部人进攻要塞”。
邦联打响了第一枪
邦联接受了林肯的挑战。根据邦联的一贯方针，戴维斯政府不可能作出其它的选择。萨姆特对南部来说和对北部一样，是强有力的主权的象征。如果外国军队在其主要港口之一占领着一个要塞，邦联就不能成其为一个现存的国家。邦联临时国会于2月15日就已通过决议，“不论是通过谈判还是诉诸武力”，必须“尽快”夺取萨姆特及其它要塞。谈判的途径已经堵死，唯一的选择就是诉诸武力。无休止的拖延已经使南、北双方的神经紧张到几乎破裂的程度。此刻采取任何行动都不能优柔寡断。邦联的领导人还坚信，一场实战将会把上南部推到他们一边来。弗吉尼亚的脱离主义者们已经送信到查尔斯顿，他们表示如果南卡罗来纳“发起进攻”，弗吉尼亚将即刻与它的姊妹州并肩作战。
4月9日，邦联内阁通过了进攻萨姆特的一项致命的决议。戴维斯命令博雷加德要求要塞驻军在给养船到达之前投降，如果遭到拒绝，就让设在萨姆特周围的重炮进行轰击，以武力迫其投降。在通过这项决议时，仅国务卿罗伯特·图姆斯一人持反对意见。据说他曾对戴维斯说，这“将使我们失去所有的北部朋友，你将荒唐地捅了一个马蜂窝，此刻悄无声息的大群黄蜂会蜂拥而出，把我们叮死。这种做法实属毫无必要，它使我们步入歧途，它是致命的。” [ 注：此话为图姆斯的第一个传记作者普莱曾特·A·斯托瓦尔在他所著的《罗伯特·图姆斯》一书(纽约，1892年)第226页中的引言。虽然人们可以怀疑这是否为图姆斯所发表的那颇具预见性的意见的原话，但后来的自传作家和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这段引言是最可靠的。 ]
安德森拒绝了投降的要求。但是，他说如果他是孤军作战，又得不到接济的话，他将很快被迫撤离这个要塞。当博雷加德要他决定一个撤离的时间时，安德森决定，如果4月15日前得不到给养，他将在那时撤出要塞。这个回答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邦联知道运送给养的船只正在驶近港口。4月12日凌晨4时30分，邦联的大炮向要塞开火了，联邦运送给养的远征队眼睁睁地看着而爱莫能助。由于指挥的失误，它的最具威力的一艘战舰掉转船头向皮肯斯要塞驶去了，远在公海的其它军舰又来不及支援要塞。经过34小时的炮轰，联邦军队终因寡不敌众而投降(邦联发射了4000发炮弹，而萨姆特仅发射了1000发)，炮火摧毁了要塞的大部分。尽管在这第一次交战中双方无一人伤亡，但一场血腥的战争却由此开始了。
4月14日，邦联降下了美国星条旗，将邦联星棒旗插上了萨姆特要塞。内战开始了。它开始的方式正应了图姆斯的预言。一场反革命竟如此有效地使一场它要避免的革命取得了胜利，这在历史上还是罕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