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并得克萨斯、美墨战争和1850年的妥协·第四
作者：詹姆斯·M·麦克弗森·美国
出自————《火的考验：美国内战及重建》
出自————《战争通史》
兼并得克萨斯
1820年代，墨西哥刚摆脱西班牙的统治，获得独立。美国人在墨西哥政府的同意下，开始向得克萨斯地区移民。但是到1830年，墨西哥政府开始对语言和文化都与自己不同的移民涌入感到不安，对他们政治上是否忠于自己和是否遵守墨西哥政府禁止蓄奴的规定持怀疑态度。美国移民数量的日益增多，也造成了争夺土地和政治权利的矛盾。1836年得克萨斯居民与墨西哥中央政府的紧张关系到达了破裂的边缘。得克萨斯居民终于宣布独立，并在遭到阿拉莫守卫战士的屠杀后，于1836年4月21日在圣·贾辛托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们还俘虏了墨西哥领导人安托尼奥·洛佩齐·德桑塔·安纳。为获得自由，安纳签署了同意得克萨斯独立的条约。该条约遭到墨西哥国会的谴责，但得克萨斯人仍兴高采烈地建立了“孤星共和国”，并请求加入美国。
并入美国的请求在华盛顿遭到阻挠。反奴隶制的辉格党人指责南部民主党人策动得克萨斯的居民举行暴动并申请并入美国是为了扩张蓄奴制的势力范围。北部的一些民主党人也反对合并。安德鲁·杰克逊和马丁·范布伦总统为避免发生美墨战争和维护民主党的团结也不愿亲近得克萨斯。大失所望的得克萨斯人只好自强自立。美国政界有关得克萨斯的争论这才平息下来。
但这种平静是暂时的。1841年，辉格党的首任总统威廉·亨利·哈里逊上任一个月就患肺炎去世了，约翰·泰勒入主白宫。泰勒是弗吉尼亚州的辉格党人，一贯反对辉格党支持提高关税、重新颁发银行特许证和联邦政府拨款修筑公路和水道的法案。他上任后很快就和辉格党国会议员们在这些问题上发生分裂，于是，不久就成了一名无党派的总统。他转而寻求民主党的支持。他提了一些南部人充当他的内阁成员(包括他的弗吉尼亚老乡、国务卿艾贝尔·厄普舒尔)，并开始考虑他在1844年大选中如何取胜的问题。他决定要解决得克萨斯的合并问题，因为“这是唯一能赢得南部人对一名南部候选人的足够支持的议题”。
厄普舒尔于是就着手与得克萨斯秘密谈判合并条约。与此同时，亲政府的报纸煞有介事地渲染英国在得克萨斯所谓阴谋。事实是，英国曾与得克萨斯谈判相互承认和通商条约。英国的废奴主义者曾表示，希望他们的国家在得克萨斯的影响有助于那里的奴隶解放。南部人把这夸大其词地说成是英国与北部废奴主义者合谋，要在西半球建立自由卫星国，以阻止美国的扩张和把它作为攻击美国蓄奴制的桥头堡。
这是一种很好的宣传。仇英心理在美国政治生活中仍是一种潜在的力量。南部人担心，如果蓄奴制只局限在目前的范围内，就有可能被窒息而亡；如果不增加蓄奴州的数目，南部就必将在联邦政府里成为孤弱的少数。国务卿厄普舒尔在给南部派的强硬分子约翰·C·卡尔霍恩的信里写道：南部人“必须要求吸收得克萨斯……这对于他们的安全是必不可少的。(南部的)两党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团结一致，因为这是一个南部问题，不是辉格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问题”。
1844年2月，厄普舒尔在一次事故中丧命，他的接班人正是卡尔霍恩，正好由他完成了合并条约的谈判，并于4月将此条约提交参议院。卡尔霍恩还同时公开通知英国公使，说蓄奴制关系到美国的“和平、安全和繁荣”，合并对于阻止废奴主义者颠覆蓄奴制度的阴谋是必要的。这种公开支持蓄奴制的做法惹怒了北部的参议员。南部的辉格党议员也不愿支持变节的泰勒，不愿因批准合并条约而冒与墨西哥打仗的危险。他们联合北部辉格党议员及北部的一些民主党议员一起，于6月阻止参议院批准合并条约。但在这之前，得克萨斯问题就早已成为总统竞选的主要问题了。
两名主要的竞选对手——亨利·克莱和马丁·范布伦都在得克萨斯问题上栽了跟头。他们俩于4月27日同时发表反对合并的公开信。克莱的立场与辉格党(包括南部的在内)的立场是一致的，所以四天后他被该党一致推选为总统候选人。但是范布伦的公开信在南部民主党人中间引起了不安，从而促使卡尔霍恩派民主党人加快了击败这位纽约候选人的行动。这一行动取得了成功，因为民主党规定总统候选人必须得到全国代表大会三分之二多数票的支持。他们利用这一条使范布伦在八次投票中都遭到了失败，尽管在第一轮选举中他曾获得过简单多数票的支持。在第九轮中选举中疲惫的民主党人终于推出了一匹黑马：坚决主张兼并得克萨斯的田纳西州人詹姆斯·K·波尔克。卡尔霍恩的一名支持者喜形于色地宣称：“我们胜利了。波尔克比任何一个被提名的公职人员都更接近我们。他是个大奴隶主，是彻底主张合并得克萨斯并支持地方分权的。”
泰勒想当第三党派候选人的希望因波尔克的胜利而成了泡影，于是他宣布退出总统竞选。在总统竞选的紧锣密鼓声中，“得克萨斯热”席卷了整个南部。一个弗吉尼亚人写道：“看来人们在得克萨斯问题上的确激动了，除了立即合并，没有办法使他们得到满足。”克莱担心失去处于合并压力下的南部辉格党人的支持，于7月发表了两封公开信，说如果合并意味着和墨西哥打仗，他仍然是反对合并的，但是“如果能不失面子，不导致战争，并得到联邦共和国的一致赞同，我是乐意看到合并的。”他的信又激怒了反奴隶制的辉格党人，其中有些人决定改投自由党的候选人詹姆斯·G·伯尼的票了。克莱在得克萨斯问题上采取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既没有能在南部挽回多少支持票，又失去了纽约地区的一些关键选票。波尔克就因为在纽约地区比克莱多得了5000张选票而当选了总统。
波尔克在除了两个州以外的所有未来的联邦州中赢得了胜利。与此同时，自由党在北部的选票与1840年相比，增加了9倍。虽然自由党总票数不到北部全部选票的3%，但1844年的大选像一把锋利的劈刀，把美国的两个政治党派分割成了大体上按南、北地区划分的党派。
领土扩张天命论和美墨战争
波尔克只是以微弱多数(49.6%对克莱的48.1%选票)获胜的，但主张合并的人仍把这一结果看成是选民给予总统的授权。1844年12月，泰勒为了使得克萨斯的合并成为自己执政期间最大的成就，他绕过了批准条约需获得参议院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的规定，把合并问题作为联合决议提交给了国会，因为这只需要两院的简单多数就能通过。尽管人们怀疑这种做法是否符合宪法，但参、众两院还是在1845年3月泰勒卸任前夕通过了这个联合决议。起初有几个北部民主党议员越轨投了反对票，但最终还是服从了该党的统一步调，投了赞成票。1845年底，得克萨斯终于并入美国，成为其一个州。
北部民主党人支持合并得克萨斯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希望在兼并太平洋沿岸西北地区一块面积与得克萨斯相似的土地也能得到南部支持。1844年，民主党在其竞选政纲里向全党保证，它不仅要得到得克萨斯，也一定要得到“整个俄勒冈领土”。这块土地从今天的加利福尼亚州和内华达州的北部边界一直延伸到当时俄国的阿拉斯加的南部边界。美国和英国都想占领它。1818年以后，两国达成了共同占有的协议。但到了1840年代，美国移民大量涌进哥伦比亚河和威拉米特河流域肥沃的地带。他们也像得克萨斯的移民那样希望成为美国的一部分。波尔克总统于1845年宣布终止美英共同占有的协议，宣称北纬54°40′以南的土地都归美国所有。好吹牛皮的民主党演说家们公然宣扬美国占领整个美洲大陆的“领土扩张天命论”。在他们的鼓动下，民主党提出了“要么54°40′，要么就打！”的口号。北部民主党人认为可以用俄勒冈来测试南部民主党人是否像支持蓄奴制领土扩张那样也支持自由领土扩张的论调。作为田纳西人，波尔克未能通过这个考验。他甘冒与墨西哥打仗的危险以获得西南部地区，却不情愿冒与英国打仗的危险来占领俄勒冈的全部土地。不过在美墨战争爆发前，他的这一态度尚不明朗。
波尔克一上台，美国和墨西哥的关系就恶化了。美墨两国存在着三大矛盾。首先是美国兼并得克萨斯。这一问题也许可以谈判解决，因为得克萨斯毕竟已独立10年了，而且墨西哥并不真正希望重新收回它。第二是得克萨斯的边界问题。当得克萨斯尚是墨的一个省的时候，其南部边界在努埃西斯河。但在波尔克政府的支持下，得克萨斯声称其南部边界应该是里奥格兰德河，这样得克萨斯的范围就几乎扩大了三倍。第三是人烟稀少的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地区的前途问题。波尔克已决心不择手段地把它们弄到手。
1845年，波尔克采用的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他一方面派路易斯安那州的约翰·斯利德尔作为“全权公使”前往墨西哥城，提出要用不超过30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的土地，同时还要求墨西哥答应以里奥格兰德河作为美墨边界，以偿还它对美国公民所负的所谓债务，另一方面。波尔克命令扎卡里·泰勒将军率领的美国军队进驻努埃西斯河以南的争议地区，同时派一支分遣舰队到墨西哥沿海去巡逻。他指使驻加利福尼亚蒙特雷的美国领事煽动当地居民的亲美情绪，因为那里有数百名美国移民。美国政府还秘密命令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在美墨战争爆发时立即夺取加利福尼亚沿岸各港口。
墨西哥政府拒绝接待斯利德尔公使。此后不久，墨西哥城发生政变，反美的军事政府上了台。该军政府发誓要收复被“外国佬”“盗走的得克萨斯省”(西班牙和美国的肮脏交易)。波尔克以牙还牙，于1846年1月命令泰勒的部队开赴里奥格兰德河，并命令美国船只封锁里奥格兰德河道。墨西哥则派军队驻扎在里奥格兰德河南岸，与泰勒对峙。波尔克希望发生一次事件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而他急不可待，甚至在未发生事件的情况下，准备在5月9日向国会发表战争咨文，这时消息传来，得知在4月24日在里奥格兰德河北岸的一场冲突中有几名美国士兵被墨西哥人杀死。5月11日波尔克发表了战争咨文。在演说中他装腔作势地说，“虽然我们力求避免战争”，但战争“还是因为墨西哥的挑衅而爆发了。它侵占了我们的国土，使美国人在美国的土地上流了血。”
墨西哥对这块争议地区的要求起码跟美国同样强烈，所以可以说这场战争是美国发动的，因为它让墨西哥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流血，这是废奴主义者、反奴隶制的辉格党人以及甚至许多南部辉格党人的意见。俄亥俄州的一个辉格党参议员发表了曾轰动一时的讲话。他说：“如果我是一个墨西哥人，我会对你说：‘难道你们没有埋葬自己同胞的空地吗？如果你们到我们的国土上来，我们就用沾上血的手来迎接你们，这里好客的坟墓并不嫌弃你们’。”废奴主义者的宣传使更多的人相信，得克萨斯问题和美墨战争是罪恶的“蓄奴制政权阴谋”为扩张蓄奴制领土所采取的步骤。在新英格兰地区流传着一首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写的反战的方言诗，他假借一个新英格兰的农人霍齐亚·比格洛的口说：
他们对加利福尼亚垂涎欲滴，
为的是建立新的蓄奴州，
这样就可以凌辱你、奚落你，
还要罪恶地掠夺你。
马萨诸塞州议会同意洛厄尔的观点：1847年它通过决议，说发动这场“违宪战争”“有三个目的：扩大蓄奴制、加强蓄奴制的力量、争取控制自由州”。
对“整个俄勒冈”的要求成为首批战争灾难之一。波尔克不愿同时两面作战，于是便从“北纬54°40′”的要求退却，准备以北纬49°为基础与英国进行妥协谈判。有12名北部民主党议员背叛民主党而对妥协条约投了反对票。由于辉格党无视“扩张领土天命论”，并且希望与英国维持和平，一致赞成该条约，这才使它得以通过。辛酸的北部民主党人抱怨南部民主党人背信弃义，说“得克萨斯问题和俄勒冈问题是在同一情况下产生、在同一个摇篮里成长发育的”，但利用了北部的选票兼并了得克萨斯以后，“得克萨斯的奇怪的朋友们却变了脸，尽一切可能去扼杀俄勒冈”。尽管如此，多数的北部民主党人还是继续支持政府的战争政策。
尽管辉格党不喜欢这场“波尔克先生的战争”，但是该党议员愿冒政治自杀的危险去投反对票者寥寥无几，因为多数地方是支持战争的。联邦主义党因反对1812年的战争而遭灭顶之灾的教训，许多辉格党人记忆犹新。辉格党里只有14名众议员和2名参议员投票反对宣战。在军队和军备拨款问题上，多数辉格党议员也是投赞成票的。但在预审该法案和国会表决与战争有关的辅助性法案的过程里，出现了一个明确反战的派别，它包括了几乎全部北部辉格党议员、几个南部辉格党议员，另有一些北部的民主党议员。这种反战情绪部分是由于1846年大选时国会里增加了38名辉格党议员，其中多数来自东北各州。
如果不是因为美国军队在墨西哥战争中取得了辉煌战果的话，反战派是有可能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联合力量的。但是由扎卡里·泰勒和温菲尔德·斯科特领导的、由正规军和志愿兵组成的混合部队尽管在数量上不及墨西哥的军队，却赢得了一个又一个惊人的胜利，到1847年9月，攻陷了墨西哥城。美国另有一支小部队攻占了新墨西哥地区的圣菲市，然后向加利福尼亚进军，并帮助美国的太平洋分遣舰队和由美国移民组成的志愿兵打垮了当地墨西哥军队的抵抗。
美军在墨西哥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功，是因为它有一支技术精良的炮兵部队，其陆军进军神速而墨西哥部队则士气低落，而且美军自斯科特和泰勒将军一直到尉级军官中有素质优良的指挥官。在优秀的下级军官中，有些人在15年后的另一次更为残酷的冲突中成了领导人，如罗伯特·E·李、尤利塞斯·S·格兰特、托马斯·J·杰克逊、艾尔伯特·S·约翰逊、约瑟夫·E·约翰逊、乔治·B·麦克莱伦、皮埃尔·G·T·博雷加德、詹姆斯·朗斯特里特、布拉克斯顿·布雷格、约瑟夫·霍克、乔治·戈尔顿·米德、乔治·H·托马斯及杰斐逊·戴维斯。
美军的胜利使扩张主义者的胃口更大了，对于里奥格兰德河以南的大片墨西哥土地也开始垂涎三尺。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波尔克在1847年10月下令召回看来急于想和墨西哥人妥协的和平谈判使者尼古拉斯·特里斯特。特里斯特拒不应召，与墨西哥达成了“瓜达鲁普·希达尔戈条约”，并于1848年2月把它送往华盛顿。根据这个条约，墨西哥放弃对里奥格兰德河以北地区的领土要求，并同意以1500万美元和墨西哥欠美国人的所谓债务作为交换条件，把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割让给美国。(这一块土地包括今天的加利福尼亚州、内华达州、犹他州的全部、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州的大部及俄克拉河马、科罗拉多和怀俄明州的部分地区)。3月10日，参议院投票表决该条约时，7名不希望占领墨西哥领土的辉格党议员和7名想要更多的领土的民主党议员投了反对票，但其余的票数仍足以使该条约获得批准。
在3年的时间里，美国共获得了125万平方英里的领土，其中近一半位于老密苏里妥协线北纬36°30′以南。这主要是两位南部人总统和南部的将领(斯科特是弗吉尼亚人；泰勒是路易斯安那人)努力赢得的，他们的志愿兵有三分之二人数是来自蓄奴州的。由此，人们可以设想，在北部议员提出要在美墨战争中夺取的土地上排斥奴隶制时，南部人会怎样地震惊和愤慨。
威尔莫特附件
离美墨战争结束尚不到3个月，一个初出茅庐的宾夕法尼亚民主党议员戴维·威尔莫特于1846年8月8日就一项拨款法案提出了修正条款，其内容是：“作为割取墨西哥共和国领土的一项明确的和基本的条件……在该领土的任何部分永远禁止实行蓄奴制或强制性的劳役。”这一补充条款包含的这个原则，后来被称为“威尔莫特附件”，并成为此后15年里南北冲突引人注目的因素。
威尔莫特代表的是一批极为愤懑的北部民主党议员。其牢骚跟某些经济立法有关。波尔克政府上台时曾起誓要为辉格党争取联邦政府的资助以发展经济的计划铲除最后障碍。大多数北部民主党议员都赞同这一点，但有两件事情使重要的议员集团之间产生了分歧：一是1846年的“沃克关税法”。宾夕法尼亚的民主党议员对关税问题是十分敏感的，他们认为许多商品的关税下降的幅度超过了政府曾对他们作出的承诺。二是波尔克否决了得到中西部民主党议员支持的关于改善河道和港湾设施的提案。中西部这些议员还对政府在俄勒冈问题上与英国妥协感到愤慨。其他不满情绪与政治有关。1844年范布伦未得到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其支持者至今仍耿耿于怀，波尔克拒绝任命范布伦的人进其内阁，并使纽约的巨富们倒向范布伦的宗派对手，更使他们的愤懑火上加油。
北部民主党人的一切怨恨之根源在于日益不满南部民主党人对党的控制。在1844年阻挠提名范布伦的是南部民主党人，炮制“沃克关税法”和支持波尔克否决改善河道和港湾设施提案的也是他们；坚持割取整个得克萨斯领土却把半个俄勒冈拱手让给他人的总统也是一个南部人。这个总统还挑起了被北部人视为蓄意扩张蓄奴制势力的罪恶的侵略战争。北部的民主党人害怕自己会因支持这场亲蓄奴制的战争而失去选票。纽约的一个民主党领导人说：“为南部利益而使自己蒙受损失的北部民主党人已经够多啦，我不希望看到更多了。”康涅狄格州民主党人吉迪恩·韦尔斯于1846年7月写道：“南部从来没有为安抚北部作出任何让步，而我们却为满足南部作了很多很多。”“我们必须让北部的人民感到满意，……我们决不能把扩张蓄奴制变成这场战争的成果。”反奴隶制的辉格党人是同意这种观点的。一位辉格党人写道，南部“早已践踏北部的权利和正当要求。他们对北部政治家作威作福，如今更是变本加厉。我认为现在正是北部应该表明态度的时候了。”
北部辉格党的全体议员和北部民主党议员除4名外全都投票赞同威尔莫特附件，但南部民主党全体议员和南部辉格党议员除两名外都投了反对票。众议院通过了该附件，但却未能在这一届参议院会议上进行表决。1847年2月，在下一届会议上，众议院再次表决通过了威尔莫特附件；但在参议院，因为有5个北部民主党参议员加入了南部的行列(不包含反蓄奴制附件)。后来，在政府的强大压力下，23名民主党众议员也改变了支持修正条款的立场，使得这个不附附件的拨款案就获得了足够的赞同票。
政党因地区利益分裂
尽管南部在否决威尔莫特附件问题上获胜了，但政治体系经历了一次预兆不祥的破坏，原先政党的分野是在国会表决时显示出来的，现在一变而为完全按地区利益划分了。这对于两个政党和合众国本身来说都是个不祥的兆头。在威尔莫特附件之前，政治体系还能容忍地区之间的分歧，这是因为蓄奴制是个州的制度，不在国会权限之内。但是，由于决定新领土的体制是国会的职权，所以蓄奴制问题就突破了党派界限，成为地区冲突主题了。
北部各州议会除了一个州外，都通过了威尔莫特附件。南部各州议会作出反应，保证“不惜代价坚决抵制到底”。赞成威尔莫特附件的一派就南部最珍惜的价值观——荣誉向南部提出了挑战。阻止奴隶主往新领土上转移财产的一个办法就是往他们脸上抹黑。那是一种诋毁手段，“降低他们的身份，……要对南方佬说，走开！你们是下等人，因为道德败坏而不得进入我们这里。”一些南部人说，南部不能容忍这种“污蔑”，“宁死也不能接受这种污辱。”
南部人最害怕的是被自由领土包围，害怕自由领土像一条大蟒蛇一样慢慢地将蓄奴制度缠死。一些反蓄奴制的人也明确地道出了这个意图。俄亥俄州的一个辉格党人警告说：“如果你们要打这场血腥征服战争是为吞并领土的话，那么，我们就在这块领土上建立一批自由州，包围你们，然后我们将到处点燃自由之火，烧毁你们的奴隶锁链，解放你们的人民。”这些话使南部更加恐慌。南卡罗来纳的詹姆斯·H·哈蒙德告诫说，威尔莫特附件如果被通过了，密西西比河西岸将出现10个自由州。“北部一旦获得了这股新势力就会对我们进行欺压，宣布解放奴隶或干别的类似的事，把我们贬为海地人那种处境，……如果我们不立即行动起来，我们就是故意把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不是我们的子孙——扔进火海。”南部的议员们也纷纷扬言，如果通过威尔莫特附件，合众国必将解体。
关于南部立场的正式条文照例由约翰·C·卡尔霍恩提交给国会。他的呈文则照例咬文嚼字地搬弄宪法权利作为自己的依据。1847年2月19日，他向参议院提交了一系列的提案，说新领土是一些州的“共同的财富”，国会作为各州的“联合机构”，无权剥夺任何州的公民把其财产转移到新领土上去的权利，因此在所有领土上蓄奴制度都是合法的。在解释其提案时，卡尔霍恩说，如果蓄奴制“被完全排斥在新领土之外”，蓄奴州和自由州各15个的均势就遭到破坏，蓄奴州就只能“听凭非蓄奴州的摆布了。”当天卡尔霍恩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如果这个阴谋得逞，我们就成了少数，……那时我只能对合众国说：可悲！可悲！那时你会看到，我将挑起南北纠纷。如果我们退缩了，我们就会完蛋了；但如果我们坚定不移，我们就能胜利：迫使北部接受我们的要求，否则我们宣布独立。”
在威尔莫特和卡尔霍恩这两个极端相反的立场之间，还存在着一系列似乎可以调和的意见。有一种折衷方案得到波尔克及其内阁，以及辉格党和民主党双方温和派的支持，它主张将北纬36°30′的密苏里妥协线延伸到太平洋海岸线。这样，在俄勒冈领土(即现今的俄勒冈、华盛顿和爱达荷三个州)再加上组成了现今的犹他州、内华达州、科罗拉多州的西部和加利福尼亚北半部的土地上禁止建立蓄奴制；在组成了今天的俄克拉何马州、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南半部的领土上，不限制蓄奴制。这个方案对部分反蓄奴制的北部人有吸引力，因为他们认为西南部的气候和地理条件将使蓄奴制难以在那里扎根。但是多数反蓄奴制的人不仅关心这些领土的命运，也关心将来美国可能获得的其他领土的前途问题，所以，坚决支持威尔莫特附件或卡尔霍恩提案的双方强硬派都拒绝接受任何折衷方案。
在36°30′线的方案失败以后，又出现了被称为“人民主权”的折衷方案。最早拥护这一方案的是密执安州人刘易斯·卡斯，他是1848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波尔克决定不连任总统)。他在1847年底提出了“新领土的事务让新领土的人民自己去解决”的主张。这个主张符合民主和自治的原则，并具有政治上模棱两可的性质。卡斯没有明确指出人民应在哪一个阶级对蓄奴制作出取舍。是不是哪个地方的立法机构都可以随意禁止蓄奴制呢？北方的民主党人理解为“人民主权”就说明可以这样做。卡斯的方案是不是意味着新领土的人民只有在申请州地位的时候才能决定蓄奴制的取舍呢？南部的民主党人就是这样来理解人民主权的，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州议会才能有权制定反蓄奴制的立法。按照这一理解，蓄奴制就可以在经济上适宜的地方先取得合法的立足之地，然后一个或几个新建的州就可以带着蓄奴制加入合众国了。南部和北部的民主党人都知道存在着对人民主权方案的不同理解，但都接受了这个人民主权方案，并且心照不宣地同意保留这个模棱两可的含意，以便在即将到来的竞选中维护民主党的团结。
1848年大选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未能防止因蓄奴制扩张问题而使党分裂。这个问题首先由于纽约州派了两个观点对立的代表团而给大会造成了困难。一个是坚决支持威尔莫特附件的范布伦派(当时在政界被称为“烧谷仓派”)，另一个是想博得南部欢心的“保守派” [ 注：“烧谷仓派”是纽约州民主党内的进步派，不满南部人控制党内事务和纽约州民主党的赞助机构的控制。传说某荷兰人为消灭老鼠把谷仓烧了，“烧谷仓派”据说就是想以退出民主党(从而使之瘫痪)的办法来惩罚对立派。“保守派”据说是只关心选票而不顾原则的人。 ] 。“烧谷仓派”拒绝两个代表团同时出席大会的折衷建议，踢开大会，以分裂的极少数票提名范布伦为总统候选人。南部和西部的部分民主党代表提名卡斯，但他在蓄奴制问题的暖昧态度难以获得卡尔霍恩派的支持。亚拉巴马州的威廉·洛登·扬西向大会提交了一份提案，重申了卡尔霍恩关于在新领土上蓄奴制地位的观点。当他的提案以1:6的少数遭到否决时，扬西退出会场。虽然跟随他的只有一名代表，但这个象征性的事态已预兆了困难的前景。
辉格党为了尽量减少因地区分歧给该党带来的损失，决定不制定任何政纲，并提名一个非政治家去竞选总统。亨利·克莱和丹尼尔·韦伯斯特是辉格党的两位年高德劭的领袖，但辉格党置他们于不顾，却提出了从未投过票，并且直到1848年大选时都还没有肯定自己是不是一名辉格党人的战争英雄扎卡里·泰勒来当本党的总统候选人。辉格党本是反对美墨战争的党派，现在却推举这一战争的将领来当总统候选人，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当时美国政界是多么千奇百怪。
泰勒是个大奴隶主，大多数北部的辉格党人并没有因此反对他，但也有少数反奴隶制的强硬派人士不肯支持他。泰勒的提名使马萨诸塞州辉格党人中的“良心派”和“棉花派”之间长期存在的慢条斯理的争论达到了白热化。“良心派”的成员都是深受反奴隶制运动影响的少壮派。他们对马萨诸塞州的辉格党受纺织业主的控制很不满意，这些纺织业主在经济上依赖南部棉花。“棉花派”辉格党人尽管曾反对并吞得克萨斯并支持威尔莫特附件，但在1848年，他们想跟南部辉格党人寻求和解。针对这一点，以查尔斯·弗朗西思·亚当斯和查尔斯·萨姆纳为首的“良心派”指责提名泰勒是“鞭子老爷”和“织布机老爷”之间的罪恶联盟的产物。他们退出了辉格党，并准备参加一个第三党联盟。
成立这样一个联盟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1848年7月，查尔斯·萨姆纳在他给俄亥俄州的萨蒙·P·蔡斯的信中写道：“看来全国终于觉醒。自由精神像早年独立战争时期那样，遍布了整个马萨诸塞州。”蔡斯在自由党里领导了一个小组，专门与退出各主要党派的反蓄奴主义者联络。自由党在1844年后也曾发生过分裂：一小部分人认为，根据宪法，联邦政府有权废除各州的蓄奴制度。由于采取这种极端立场的人很少，这些自由党里的纯真主义者发现，自己是反奴隶制运动被孤立的一翼，这跟谴责宪法为亲奴隶制文件的加里森主义者是该运动被孤立的另一翼完全一样。1847年底，自由党的主流派支持蔡斯的主张，提名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约翰·P·黑尔为总统候选人。黑尔在政纲中要求联邦政府根据宪法，在有权禁止蓄奴制的地方，如新领土、华盛顿特区和所有联邦机构，禁止蓄奴制。这个政纲为具有类似想法的辉格党人和民主党人的联合铺平了道路。
黑尔愿意让贤，给一个能够获得更广泛支持的候选人，特别是在这个至关重要的纽约州里，已经被“烧谷仓”派提名的马丁·范布伦就是这样的人选。这年夏天，在自由党人、“良心派”辉格党人和“烧谷仓派”民主党人之间进行了错综复杂的谈判，终于为8月份在布法罗召开“自由土壤党”大会打下了基础。争论的焦点是范布伦。反奴隶制的辉格党人和废奴主义者很难接受这位同情蓄奴制的北方民主党人，但是为了获得“烧谷仓派”对强硬的反奴隶制政纲的支持，自由党人和“良心派”辉格党人只好容忍了范布伦。他们还设法让查尔斯·弗朗西思·亚当斯当了竞选伙伴。在“自由土壤、自由言论、自由劳力和自由公民”的口号下，“自由土壤党”诞生了。
“自由土壤党”的诞生打乱了辉格党和民主党不谈蓄奴制问题的竞选战略。在北方，这两大党都不得已采取反奴隶制的立场：民主党人坚定认为，人民主权将使新领土成为自由土地；而辉格党人则声称他们支持威尔莫特附件。但在南方，这两党就摆出另一副面孔：民主党人吹嘘自己在领土扩张中的功劳，以表白自己是关心南部利益的；而辉格党人则强调，路易斯安那的奴隶主泰勒要比中西部的蔡斯更能维护南部的权利。里士满一家报纸声称：“与各种折衷方案相比，我们宁愿要拥有甘蔗种植园、棉花种植园和400名黑奴的‘老扎克’ [ 译者注：老扎克即扎卡里·泰勒。 ] 。”
显然这一口号赢得了选票。与1844年相比，辉格党在南部的选票增加了百分之十，而民主党则减少了百分之四。在15个蓄奴州里，泰勒在8个州获胜；在15个自由州里，也有7个州支持他，其中包括起关键作用的纽约州。于是他在选举团里赢得了多数。范布伦没有能在任何一州获胜，只得了北部人民的选票的14%。他作为总统候选人，虽然对选举结果无足轻重，但他却在纽约州从卡斯那里争得了民主党的很多票数，足以使该州落入辉格党手中，而在俄亥俄州则吸引了辉格党的许多票数，使该州落人民主党之手，抵消了在纽约州的影响。
1850年的妥协
在1849年3月4日泰勒就职前，分裂主义的余烬又在即将结束的国会会议上重新燃烧。由北方控制的众议院重新肯定了威尔莫特附件，通过了一项谴责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进行奴隶买卖的决议。并且准备通过一项废除蓄奴制本身的提案。作为报复，南部议员小组让卡尔霍恩起草一份陈述南部对此愤懑的发言稿。卡尔霍恩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起草了一份讲话稿，他希望讲话稿将成为一个捍卫南部权利的新政党的纲领。但是只有不到三分之二的南部民主党人在讲话稿上签了字，而南部辉格党人则根本不愿沾边。辉格党人在总统竞选中获胜后，正期待着入主白宫的泰勒将再次使他们交上好运。佐治亚州的亚历山大·斯蒂芬斯就表达了这个观点：我们“在泰勒将军麾下感觉无后顾之忧”。
但泰勒一上台就使他的南部盟友大吃一惊。他认为自己是国家的，而不是南部的总统。纽约的反奴隶制的参议员威廉·H·西沃德成了他的主要顾问之一。总统必须对新领土上的蓄奴制问题立即作出决定。1848年在萨特矿发现黄金后，大批移民像潮水般涌向加利福尼亚，这就有必要在这一地区设立治理机构。泰勒的解决办法是立即接受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建州，以防止领土问题日趋恶化。这遭到南部的极力反对，因为在墨西哥法律规定下，这些地区不存在蓄奴现象，这样，这些地方就将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对于许多南部人来说，泰勒的政策就是改头换面的威尔莫特附件。
总统派密使到旧金山和圣菲，鼓动当地人起草州宪法并申请加入联邦。加利福尼亚人无须他人督促。他们于1849年秋召开了大会，写了一部禁止蓄奴制的州宪法。加利福尼亚的人口已超过了当时的两个已建州(特拉华和佛罗里达)的人口，所以就申请获得州的地位。但是，人口稀少的新墨西哥要做到这一点，事情就复杂多了。一方面，它与得克萨斯(今新墨西哥州的东半部被认为是得克萨斯的)边界争端几乎要导致一场热战；另一方面，在大盐湖附近的摩门教居民区新近为拟议建立的新州德塞里特州通过了一部宪法。德塞里特虽然没有蓄奴现象，但存在着一夫多妻制，对于许多国会议员来说，这也是同样难以接受的。所以在这里成立州的问题只能等到上述问题解决之后才能考虑。
加利福尼亚问题成了南部权力和力量的试金石。它若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就将成为一个致命的先例。南卡罗来纳州的罗伯特·巴恩韦尔·雷特说，蓄奴制度能否在西南部兴旺起来，“权利很重要，因为这关系到在将来割取的领土上能否有蓄奴制。拒绝承认[南部的权利]只能导致力量的较量。”亚历山大·斯蒂芬斯强调：“原则不仅是岗哨，而且是制宪自由的堡垒。如果在原则上让了步，或被强力夺走了，那么城堡很快就会被攻陷。”南卡罗来纳州的哈蒙德说：“我们的安全全靠力量均衡。”
加利福尼亚内部的对立派给卡尔霍恩的南部权利运动增加了新的生命力。1849年秋，在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对立派要求第二年6月在纳什维尔召开大会。南部的激进分子(不久后他们便称为“食火者”)开始公开地谈论要脱离联邦。他们希望能利用纳什维尔大会来推动这件事。南部反泰勒的力量削弱了那里的辉格党势力。在1849年几个州的选举中，辉格党的票数大减。辉格党人出于自卫，就和民主党人争着表白自己是多么地忠于南部权利。脱离联邦的言论己成为街谈巷议。卡尔霍恩说，南部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们“比过去我看到的更坚决、更大胆。许多人承认自己是分裂主义者，更多的人声称，只有分裂，别无他途”。詹姆斯·哈蒙德对卡尔霍恩说，如果北部不让南部在参议院里保持永久的平等，“我们就将他们踢出国会山，并放一把火烧掉国会”。不仅有文斗，还有武斗。如在国会开会时曾多次发生拳打脚踢。1850年4月17日，密西西比州的参议员亨利·S·富特就曾在参议院对其同事拔出左轮手枪。
1850年，共和国面临着一场基本秩序的危机。占据这个伟大戏剧舞台中心的是全国3位即将结束历史舞台生涯的重要政治家：参议员亨利·克莱、丹尼尔·韦伯斯特和约翰·C·卡尔霍恩。他们3位都是在独立战争时期出生并且从政半个世纪的人。他们都曾谋求美国的最高职位，但都未能实现其夙愿。他们在1850年的大辩论里的主要作用，是将领导权传给年轻一代。卡尔霍恩在大辩论期间去世。两年后，克莱和韦伯斯特也相继去世。4位年轻的参议员——斯蒂芬·A·道格拉斯、威廉·H·西沃德、杰斐逊·戴维斯和萨尔蒙·P·蔡斯，成了大辩论的主角。在以后的10年里，他们成了4名最有影响的政治家。
在1820年和1833年，亨利·克莱曾为了避免分裂而提出了妥协方案，因此，赢得了“大调解家”的名声。1850年他再次出面进行调停。1850年1月29日，克莱向参议院提交了8项提案。在前6项中每两项为一组，分别向北部和南部作出些让步：加利福尼亚将以自由州的资格加入联邦，但在从墨西哥并吞的其余领土上则对“蓄奴制不加限制或不提任何条件”，得克萨斯的边界争端的解决应有利于新墨西哥，但联邦政府应承担得克萨斯的公共债务，作为对它的赔偿；华盛顿特区的奴隶买卖要取消，但当地的蓄奴制应保证不受联邦政府干预。这6项提案对北部的让步可能大于对南部的让步，因为整个加利福尼亚都将成为非蓄奴区，新墨西哥也有可能是自由领土；得克萨斯领土的削减将缩小蓄奴制的范围，从而使南部想把得克萨斯分为两个或更多的蓄奴州的期望就遭到了挫折。但是允许华盛顿特区保留蓄奴制是南部的收获，而否定威尔莫特附件则是反奴隶制者的失败。最后两项提案是对南部的让步。其中一项声称国会无权干涉州与州之间的奴隶买卖，另一项要求联邦政府通过更强硬的法律，帮助奴隶主追回逃亡到北部的奴隶。
克莱慷慨激昂地为他的提案发表了辩论词，接着便出现参议院历史上几篇有名的讲话。3月4日，病魔缠身、不久就去世的卡尔霍恩披着法兰绒衣，坐在一旁，由弗吉尼亚的一个参议员代他大声宣读讲话稿。他反对妥协，警告说合众国已危在旦夕，南、北冲突已使国家机构分裂或遭到削弱，例如，卫理公会和浸礼会分成了北方派和南方派；一些民间协会已经在蓄奴制问题上分裂了，政治党派也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他说，每一起分裂事件都是由北部主动挑起的，要维护合众国，就必须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使南部恢复它“在南、北均势遭到破坏之前所具有的保护自己的力量。”卡尔霍恩也许在考虑他的“共存多数”方案。根据这个方案，美国应有分别代表南部和北部的两名总统，都对全国性的立法拥有否决权。
三天后，丹尼尔·韦伯斯特作了事后被许多人称为“3月7日讲话”的发言。他说：“我今天不是作为马萨诸塞州人，也不是作为北部人，而是作为一名美国人在此讲话。……我今天要为维护合众国的存在而讲话。‘为此，请听我的讲话吧’。”尽管韦伯斯特是由反奴隶制的选民们选举出来的，并且曾支持过威尔莫特附件，但他现在却呼吁妥协了。他说，造物主将会把蓄奴制从并吞的墨西哥领土上排除出去，何必采用立法手段来伤害南部的面子呢？“我并非竭力重申自然法则或上帝的意志”。但是自由土壤党人不能接受这种说法，他们决不相信上帝会在新墨西哥禁止蓄奴制度，并且认为韦伯斯特提议通过追回逃亡奴隶的法律是罪上加罪。韦伯斯特的讲话虽然得到了北部和南部保守派的称赞，却遭到了反奴隶制者的臭骂。约翰·格林列夫·惠蒂尔写的一首诗《伊卡博德》真切地反映这些人的愤慨：
何等堕落！糊涂至极！
昔日光辉已黯然失色！
虽有一头华发，
荣誉一去不再来！
一切都已消逝，
眼睛依旧，灵魂却不存在：
背弃信仰、鲜廉寡耻，
斯人已矣！
西沃德在3月11日所作的“法外法”讲话更符合废奴主义者的胃口。他说：“在道德、社会和政治事业的稳步运转下，……奴隶解放是必然的。这个进程是和平的还是暴力的，则要看它是得到推进还是受到阻碍。……一切巩固或扩张奴隶制的做法都倾向于触发暴力；而一切限制其发展、削弱其力量的措施都有助于奴隶制的和平消亡。”所以克莱的妥协方案是“极端错误并且十分罪恶的。”不仅宪法证明在新领土上禁止蓄奴制是正确的，“而且还有超越美国宪法的崇高法律”，即上帝的法律。根据这个法律，在上帝面前人人是自由平等的。南部说西沃德的讲话是“荒谬邪恶的”，克莱指责这种法外法的论调是“荒唐的、不负责任的、令人作呕的”。
在进行了一阵子的唇枪舌剑之后，参议院于4月成立了一个“13人委员会”，由克莱任主席，任务是把他的提案修改成法律条文。到这时，隐隐约约地出现了一个主要由中西部的民主党人和上南部的辉格党人组成的支持妥协方案的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只占参、众两院全部议员的四分之一，因为北部的辉格党议员(也包括某些南部的民主党议员)反对妥协方案中亲蓄奴制的内容，而南部民主党议员和下南部辉格党议员则反对其中的反奴隶制的内容。克莱同意将妥协方案的各个部分作为整体向上提交，希望对立的双方都能为了获得有利于自己的部分而赞同整个提案。但是事与愿违，对立的双方都为了不让对方获得其所要的东西而拒绝接受提案。克莱在5月份提交了“混合提案” [ 注：混合提案承认加利福尼亚享有州地位；视新墨西哥和犹他为准州，不提及蓄奴制问题；调整得克萨斯边界，使之有利于新墨西哥；给得克萨斯1000万美元赔偿费，用于偿付公共债务。关于逃亡奴隶的法律和在华盛顿特区废除奴隶买卖的提案分别提呈国会。 ] ；但是，在进行了近3个月的错综复杂的角逐之后，参议院于7月31日将该混合提案否决了。在这期间，政党的和地区间的联合体像万花筒似地组合后又解体。在这之后，疲惫不堪、悲观失望的克莱离开了鼎沸的华盛顿，到纽波特去享受清爽的海风了。
伊利诺伊州的斯蒂芬·A·道格拉斯代替克莱成了亲妥协力量的领导人。作为民主党的实用主义者和老谋深算的国会议员，他根本就不相信能通过一个包罗万象的提案。他后来曾说，他对于在新领土上是否禁止蓄奴制并不关心。但他相信能使不同的集团都赞同妥协中的各个部分。在此后的两个月里，他在国会其他议员的帮助下，就是按此既定方针做的。
这年夏季发生的两件事帮了道格拉斯的忙。6月召开的纳什维尔大会未能如南部激进分子原先希望的那样煽风点火。只要在国会的面前还放着妥协方案，多数南部人都不愿立即采取极端行动。来自南部九个州的代表通过了一些有节制的决议，并决定闭会后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一个月之后泰勒总统因肠胃炎突然去世。泰勒始终坚持将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建州加入联邦的计划，而不给南部以任何补偿，来自纽约的新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赞同妥协。菲尔莫尔对几个辉格党议员施加影响，让他们在表决他们不喜欢的妥协议案时弃权，从而减少了反对票数。
在1850年的8月中旬至9月中旬，国会通过了五个独立的提案：承认加利福尼亚的州地位；调整得克萨斯的边界；将新墨西哥和犹他作为准州，并规定在它们成为正式州时，“按加入联邦时该州的宪法规定——不管是否禁止蓄奴制——吸收进联邦”；颁布严厉的逃亡奴隶法令及在华盛顿特区禁止奴隶买卖。
这些就是1850年的“妥协”。但是，如果妥协意味着“敌对各方之间由于每一方都赞同另一方的某些条件而达成的协议”的话，这很难说是一个真正的妥协。任何一方的多数反对派决不赞同另一方想要的条款；相反，多数北部议员对他们认为亲奴隶制的措施投了反对票，而多数南部议员对他们认为反奴隶制的措施也投了反对票。这些议案获得通过只是因为主张妥协的北部民主党议员和上南部辉格党议员相互支持的结果。有关犹他、新墨西哥和逃亡奴隶提案是因为许多北部议员弃权而获得通过的。因为这个原因及此后10年的事态发展，历史学家戴维·波特把它称为“1850年停战协议”，这看来更为贴切。
不管怎么说，1850年妥协中的某些部分的后果是始料不及的。加利福尼亚是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的，但其选民送往华盛顿的众议员和参议员却大多是亲奴隶制的。在全国的政治生活中，加利福尼亚即使是一个蓄奴州的话，也不大可能给予南部更多的支持和宽慰。另一方面，关于新墨西哥和犹他两地区的有关条款，对于南部来说只是一个虚假的胜利。犹他尽管在1850年通过了一项奴隶法规，直到1860年，那里也只有29名奴隶。南部人把一部分奴隶带进了新墨西哥，并迫使当地于1859年通过了奴隶法，但1860年的人口统计未在那里发现任何奴隶。在华盛顿特区禁止奴隶买卖的决议使外地的奴隶不得运进特区出卖或转让，但特区内的奴隶买卖并没有能制止。关于逃亡奴的法律，在1850年的妥协谈判中是争论得最少的一个提案，它结果成了最爆炸性的事件。
1850年的妥协方案尽管含糊而且又有嘲讽味，但它毕竟避免了(至少推迟了)一场严重的危机。多数美国人，甚至那些不喜欢妥协的人，都松了一口气。菲尔莫尔总统宣称，这个妥协是南、北矛盾的“最终的和不可逆转的解决办法”；两个政党和两个地区里的温和派都接受了他的这个提议。在接受这个妥协方案上，南部比北部更真心诚意。大多数南部人，尤其是辉格党人，把妥协看作是南部的胜利。北卡罗来纳的一个辉格党人写道：“我们南部人的奴隶财产又获得了新生，蓄奴制比过去25年更牢靠了。”
这种情绪遏制了南部激进分子的分裂主义运动。在下南部的4个州(南卡罗来纳、佐治亚、亚拉巴马和密西西比)里，辉格党人和民主党里的温和派组成了联邦主义者联盟，挫败了右翼民主党人企图控制当地州政府和召开脱离联邦的大会的努力。1850年12月，佐治亚的联邦主义者通过了一些决议，为南部在下一个10年制定了标准政纲。这是一个暂行的联邦主义的政纲。虽然佐治亚“不完全”赞同妥协方案，但是它将“把它当作调整地区间矛盾的永久性的协议来遵守”，但是，如果国会或北部采取什么行动的话，佐治亚必将奋起反抗，即使发展到脱离联邦也在所不惜。这些行动包括在华盛顿特区禁止蓄奴制、撤销或不实施逃亡奴隶法令、在犹他或新墨西哥准州禁止蓄奴、拒绝某蓄奴制新州加入联邦或抑制州际奴隶买卖。而这一些正是“自由土壤党”和越来越多的北部辉格党人所主张的政策，所以反奴隶制的人把佐治亚政纲看作是一种政治恫吓。
作为温和派和联邦主义者的南部辉格党人原以为南部接受1850年的妥协将使他们获益，结果大部分好处都被民主党人获得了。的确，到1852年，辉格党在南部已处于困境，原因有下列三个方面：(1)对已故总统泰勒“背叛”南部仍记忆犹新；(2)事实证明民主党人在维护南部权利方面比辉格党人更强硬，所以北部稍有侵犯南部利益的动静，辉格党的支持者必将倒向民主党；(3)北部反对逃亡奴隶法令的情绪越来越高涨，抵制了该法令的实施并加强了北部辉格党中反奴隶制派的势力。最近有几个反奴隶制的激进分子被选进了国会，如新罕布什尔州的约翰·P·黑尔、俄亥俄州的萨蒙·蔡斯和本杰明·韦德、纽约州的西沃德和马萨诸塞州的萨姆纳被选进了参议院，宾夕法尼亚州的撒迪厄斯·斯蒂芬和印第安纳州的乔治·W·朱利安被选进了众议院。他们在国会与一位多年来一直对“奴隶制势力”进行顽强斗争的老议员联合，即俄亥俄州的乔舒亚·吉丁斯。这些人几乎都是在新英格兰地区出生的，或者其父母是新英格兰人。他们大多数都是辉格党人，所以南部的辉格党人也因为党内有这些新英格兰的“狂热者”而受到牵连。
1852年的大选
1848年，民主党内的宗派主义“烧谷仓派”给该党造成的损失比真正的反奴隶主义者所能造成的损失更大。到1851年，多数“烧谷仓派”都已驯服地回到了民主党内，抛弃了他们的威尔莫特附件原则。1852年，民主党提名新罕布什尔州的富兰克林·皮尔斯竞选总统，竞选政纲是强调地方州的权利，谴责废奴主义和重申1850年的妥协内容。皮尔斯尽管是个新英格兰人的后裔，却是一贯支持蓄奴制的。民主党再度成为一个团结的、全国性的政党。
北部的辉格党仍分为两派：主张妥协的菲尔莫尔派和反奴隶制的西沃德派。南部的辉格党人决定，如果后者在党内占了上风，他们就退党。辉格党在1852年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表明，南、北的紧张关系和内部的观点矛盾已使该党陷于瘫痪。北部反奴隶制的辉格党人坚持提名征服墨西哥的南部将领温菲尔德·斯科特，南部辉格党人则支持纽约的菲尔莫尔。大会勉强通过了一个“默许”1850年妥协方案的政纲。但是支持斯科特的代表中有一半投票反对这个政纲，另一半中的许多人支持这个政纲，仅仅是把它作为让保守派支持斯科特的一种默许的交换条件。大会进行了52轮选举，仍不能在这两名候选人中作出抉择。在支持斯科特的选票中，96%来自自由州；支持菲尔莫尔的选票中，85%来自蓄奴州。韦伯斯特的几名代表控制着这个均势。在第53轮选举中，斯科特总算从菲尔莫尔那里拉来了一些支持票，从而获得提名；但在南部的全部选票中，他仅得到了十分之一。
自由土壤党提名约翰·P·黑尔为总统候选人，并通过了一个旗帜鲜明的政纲，谴责1850年的妥协，要求撤销逃亡奴法令，反对吸收任何新的蓄奴州进入联邦，并谴责蓄奴制是“对上帝的亵渎，是对人类的犯罪。……基督教的教义、人道主义和爱国主义都坚决要求废除奴隶制。”
南部的辉格党人知道，在他们的北部同胞中有不少人怀有同样的想法。他们预感到，斯科特会像过去的泰勒那样落进西沃德的圈套。一些有名望的南部辉格党人认为，南部“决不能支持一名以废奴主义影响强加于党的候选人，从而鼓励反奴隶制的情绪和挑衅行为”。于是他们退出辉格党，加入了民主党。在6个下南部州里，斯科特只得到了当地民众选票的35%，而1848年泰勒还在那里获得了50%的选票。斯科特在15个蓄奴州里只赢得两个州；另外还赢得两个自由州。由于“烧谷仓派”重返民主党，大大增加了皮尔斯的选票，而“自由土壤党”的选票就相应减少，只占北部总票数的6%。
在南部，正如前辉格党领袖亚历山大·斯蒂芬所说的那样，“辉格党已名存实亡了”。到1853年，民主党已控制了未来南部邦联的每一个州。在这些州的65名国会议员中，辉格党只占14名。辉格党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北部党，而北部的党员又四分五裂，全国性的两党体制已濒临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