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奴隶制的论战·第三
作者：詹姆斯·M·麦克弗森·美国
出自————《火的考验：美国内战及重建》
出自————《战争通史》
反奴隶制运动
在18世纪以前，没有什么白人曾对奴役黑人是否合乎道德提过疑问。在人类文明史上，奴隶制在世界各地都是最古老的劳动形式。处于近代文明前期的哲学和宗教都为奴隶制辩护，认为它是维护社会秩序所必需的多种附属形式之一。但到了18世纪后半叶，流行于英裔美国人和法国人的四种思潮汇合在一起，形成了世界反奴隶制运动兴起的思想基础。
第一股潮流是在宗教改革运动后兴起的激进的新教教派，尤其是其中的教友派。传统的基督教教义认为，奴隶制是上帝的意志，是宗教等级的一个必要的部分。宗教改革运动发出爆炸性的力量，对现状提出了各种挑战。在英国和美国，教友会是最成功的教派之一。到1760年，他们就开始清除自己队伍里的蓄奴现象。1775年，他们在美国成立了第一个反奴隶制组织：“宾夕法尼亚废奴促进会”。与此同时，18世纪40年代的“大觉醒运动”(美国新教史上有几个重要的复兴运动，这是第一个复兴运动。)产生了福音派思想，即相信信仰是可以改变的，灵魂是可以拯救的。接着，这个思想使许多公理会和卫理公会的教徒也像教友派教徒那样改变了传统的观点，不再把受奴役视为罪有应得，而认为奴役他人是一种罪孽。
第二股思潮是“启蒙运动”，它进一步从理性上驳斥奴役的理论根据，对奴隶制在为最大多数人创造最大利益的社会秩序中的地位提出疑问。第三股思潮是自由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自由经济学反对封建主义和国家重商主义对自由企业和自由劳力的控制。亚当·斯密写的《原富》 [ 译者注：又译《国富论》。 ] (1776)一书是阐述这一理论的最有影响的著作。在这部书里，斯密写道：“表面上看来，奴隶劳力只须养活他们就是了，实际上这是一种最昂贵的劳动。一个不可能获得财产的人没有别的利益，唯有尽量多吃，尽可能少干活。”
第四股反奴隶制潮流是1775年以后使大西洋两岸动荡了半个多世纪的一系列大革命运动。在这期间，美国马里兰以北新建的各联邦州、在法属西印度群岛 [ 注：1803年拿破仑在法国恢复了奴隶制。 ] 和摆脱西班牙而取得独立的中美洲和南美洲国家，都废除了奴隶制。1808年，英国和美国也开始禁止其公民从事国际性的奴隶买卖。以后，英国又利用外交手段及其海军力量不断强迫更多的附属国实施这一禁令。1833年，英国在其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废除了奴隶制。1848年，法国和丹麦也在第二次欧洲革命浪潮里效法英国。
这些都是令人鼓舞的成就。将近两百万奴隶因此获得了自由。奴隶买卖虽然还不能说完全绝迹，但也总算受到限制。可是，美国南部、巴西和古巴的蓄奴制度不仅没有废除，而且还因为1800年后这些地方的棉花、咖啡和甘蔗生产的发展而更加强了。其结果是，1850年两半球的奴隶人口比半个世纪前还多。美国人和其它国家的人参与了把奴隶贩卖给巴西和古巴相当兴旺的黑市贸易。有些奴隶贩子在1808年以后还继续非法地把非洲人贩运到美国来。 [ 注：每年约有不到一千的非洲人被贩运到美国。 ]
废奴运动与殖民地开拓
在独立战争时期取得不少成就之后，美国的反奴隶制运动就失去了一些势头。南部的杰斐逊主义者们作为种植园主，从蓄奴制中捞到了好处，因而为自由而奋斗的精神就烟消云散了。白人还担心，黑人是下等民族，“野蛮成性”，让许多黑人“解放出来”将构成对社会的威胁。正如托马斯·杰斐逊在1820年所说的，南部已经“揪住狼的耳朵了”，不能松手让它跑。
解决这个难题有一个颇得人心的做法，就是以“殖民地开拓”的方法逐步解放奴隶，也就是让获得自由的黑人回到非洲老家去定居。1816年，一些美国名人，如亨利·克莱和布什罗德·华盛顿(乔治·华盛顿的侄子)组织了一个“美国殖民协会”，设法在西非弄到了一块土地，建立了利比里亚国家，把它作为美国自由黑人的天堂，并由该协会资助，把他们运送到那里，帮助他们定居。开始时美国殖民协会抱着很大希望，到末了并没有解决奴隶和种族问题。虽然利比里亚在1847年就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了，但殖民协会及其在各州的附属机构到1860年才勉强送去了不到一万名黑人，而这不过是当时美国黑人自然增长数的0.3%。
美国殖民协会主要遭到三方面力量的反对：下南部的蓄奴制拥护者，他们反对妨碍实施蓄奴制的任何工作，尽管那是非常温和的工作；大多数自由黑人，尤其是北部的黑人，认为自己是美国人，不是非洲人；1830年以后的废奴主义者，他们谴责殖民协会是种族主义者，因为它主张用把黑人赶出美国的办法来解决种族矛盾。
激进的废奴主义
1830年以后兴起了一股激进的废奴主义思潮，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所谓的“第二次大觉醒”的宗教运动。在北方，领导该运动的是加尔文教修正派，他们强调人人都可随意选择自己救世的道路；上帝的恩泽并不是赐给预先选定的人，任何改邪归正、弃恶扬善、信仰上帝并按其意志行事的人都可得到恩泽。这是一种积极的信念。它促发了一系列压“邪”扶正的改良运动，如反对异教，维护安息日制度，反对娼妓、酗酒和奴役他人的行为。这运动继承了清教的“一人之责集体承担，一人之罪集体受惩”的教义。根据这一思想，四海之内皆兄弟，只要还有一个美国人受奴役，全体美国人都应对此承担罪责。
查尔斯·格兰德逊·芬尼是“第二次大觉醒运动”中最杰出的福音派传教士。他的追随者有善于雄辩的演说家西奥多·韦尔德和富商兄弟阿瑟和刘易斯·塔潘。再加上威廉·加里森，他们都成为1833年成立的“美国反奴隶制协会”的主要发起人。在此后数年里，该组织及其在一些州和地方上的分会迅速发展，到1838年，各地已有1350个分会和25万会员。这些分会出版小册子和报纸，组织演讲会并征集签名向国会请愿，要求抵制奴隶制。
这一运动的规模和激烈程度都是空前的。1830年代的废奴主义者与其温和的、循序渐进的前辈不同。他们反对把黑人殖民到非洲去的做法，认为这是奴隶制拥护者的伎俩，是为加强这一制度而给它涂脂抹粉。他们反对同蓄奴制妥协，认为罪恶必须铲除，不能妥协。1831年1月1日，加里森在他的著名的《解放者》报的创刊号上发表了新废奴主义的战斗宣言：
我将像真理一样无情，像正义一样严正。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愿温和地去思考、去谈论或去写点什么了。不，决不！你可以让一个家中失火的人温柔地呼救；让丈夫温文尔雅地从强奸者手中抢回他的妻子，让母亲不慌不忙地救出她掉进火海的婴儿。但是，不能让我温文尔雅地对待眼前的这一斗争。我是认真的，我不含糊，我不悔改，我决不后退一步。我的话是一定有人听的。
19世纪30年代的废奴主义者有两个主要的奋斗目标：让美国人民，包括南部人和奴隶主们认识到蓄奴制是罪恶的；为自由黑人争取平等权利。这些目标和实现目标的办法都是根据“第二次大觉醒”的宗教运动(或称为“复兴运动”)拟定的。宗教改革者们自己“皈依”废奴主义信仰，就希望改革信仰。他们认为，只要美国人都认识到蓄奴制和种族歧视是对上帝和人类的犯罪行为，就会停止犯罪，克服种族主义思想，废除奴隶制，并让所有的自由民享受平等的权利。
但是他们的希望成了泡影。南部根本不理睬他们。南部的一些州和市还出价悬赏买加里森和该运动其他领导人的脑袋。一些冒着生命危险跑到南部去的废奴主义勇士们不是遭到暴徒的袭击，就是被驱逐出境或被关进监狱。有些暴徒还冲进南部的邮电局，抢走或烧毁废奴主义者的宣传品。杰克逊总统支持这种行动，并命令邮政局长禁止邮递这类印刷品，理由是它们有可能煽起奴隶暴动。只有为数很少的南部白人成为废奴主义者，如肯塔基的詹姆斯·伯尼和南卡罗来纳州的两姐妹安格里娜和萨拉·格里姆克，他们不得不移居北部宣布自己的信仰。
就是在北部，接受奴隶彻底解放并使他们享受平等权利的废奴主义者也不是很多。受这些目标威胁的经济利益和种族利益太多了。在1830年代，北方暴徒袭击了废奴主义演说家、毁坏了废奴主义宣传品并焚烧了废奴主义者的财产。有些暴徒还袭击自由黑人。暴徒大多是下层白人，他们害怕南方的奴隶解放后会涌到北部来与他们争夺就业机会，分享社会平等权利。但也有一些暴徒是“有钱有势的绅士”，他们大多是与南部有关系的商人、律师以及保守分子。这些保守分子认为，激进的废奴主义者危及了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基础。
废奴主义政治
一些废奴主义者在规劝人民接受废奴主义失败之后，开始从事政治活动。1839年他们成立了“自由党”，并提名詹姆斯·伯尼为该党1840年的总统候选人。但伯尼只得了7000张选票，只占选票总数的千分之三。
“自由党”的建立是引起反奴隶制运动分裂的原因之一。以加里森为首的一派反对参加政治斗争，认为这意味着丧失原则。他们反对按美国宪法选举总统，认为宪法是一个亲奴隶制的文件。他们有些人甚至号召各自由州脱离这个维护奴隶制(或“拐骗人口制”)的联邦。他们对一些大的教会组织拒绝接受激进的废奴主义主张十分不满，攻击这些组织是“贼窟”。这使福音派废奴主义者感到气愤。加里森主义者还主张男女平等，这又冒犯了男性废奴主义者，因为后者只支持给男性黑人以平等权利，但拒绝接受男女平等。妇女人权运动使妇女抛弃了废奴主义组织。当她们撰写和演讲关于种族不平等的罪恶时，有些妇女还开始谈论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地位。1848年，一些妇女废奴主义者在纽约州的塞尼卡福尔斯市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女权大会。在8年前，反奴隶制协会的一些成员，如芬尼和塔潘兄弟等，因加里森派成功地使一名妇女当选为协会的执委而退出了该会。这些人后来成为自由党的支持者，并于1840年代另行组建了一些反奴隶制协会。
1840年以后反奴隶制力量虽然分裂了，但仍很活跃，并且起着重要作用。它确实扩大了影响，正如事实所表明的那样，自由州与蓄奴州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反奴隶制的政治家比废奴主义者能赢得更多人的支持。但也正如加里森主义者所预言的那样，运动范围的扩大淡化了该运动原有的宗教和人道主义色彩。虽然废奴主义的政界人士及其温和的同事们仍把废除奴隶制和实现民族平等看作是最终的奋斗目标，但他们集中力量防止奴隶制的进一步扩展，而不干预现有蓄奴州的内部事务。这是一种反对奴隶制的立场，而不是废除奴隶制的主张。这种立场被写进了自由土壤党的1848年的政治纲领，也被势力更强的共和党写进了它的1854年的竞选纲领。自由土壤党的多数成员，与多数废奴主义者相比，更关心的是白人的权利，而不是黑人的权利。1856年，《纽约论坛报》著文说：“在共和党里有废奴主义者，也有愿意并确实在为黑人服务的人，但还有更多人，他们主要是为自由的白人劳力争取新的领地，而很少或根本不关心自由黑人和奴隶黑人的权益。”
反奴隶制运动与现代化
废奴主义和反奴隶制力量都起源于新英格兰和新英格兰人聚居的北部地区。该运动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如芬尼、韦尔德、塔潘兄弟、加里森和温德尔·菲利普斯等，都是马萨诸塞州或康涅狄格州人。在1840年代担任“自由党”领袖并于1848年协助将“自由党”扩大为自由土壤党的俄亥俄州人萨尔蒙·蔡斯，是在新罕布什尔出生和长大的。在567名废奴主义领导人中，63%出生于新英格兰地区，而当时该地区的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21%。对上纽约州和俄亥俄州一些废奴主义力量较强的县份进行调查，也发现反奴隶制组织与新英格兰人居住区和福音派复兴主义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无论在英国还在美国，企业家与废奴主义运动领导人的社会背景都很相似。教友会教徒在这两组人中间都很突出，尤其是在英国。参加英国教友会的一些家族，如达比家族、劳埃德家族、巴克利家族和韦奇伍德家族，组成了英国工业革命先锋，并在18世纪为英国的反奴隶制运动提供了许多领导人。同样，教友会教徒在18世纪的美国商业界也很突出，并且在早期的反奴隶制组织里占压倒多数。1830年以后，美国的废奴主义运动的领导权逐渐转移到新英格兰地区的福音派新教徒和唯一神教派的手里，而正是在这时，这一地区和这一些人形成了美国经济中最现代化派别。表3.1说明了19世纪中叶美国废奴主义和工业领导人之间社会背景的相似之处。在一份有关废奴主义领导人(总数为622人)的职业调查报告中，从事工商业的人所占的比例(21%)仅次于神职人员的比例(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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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劳力观念
废奴主义者与企业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是偶然的。资本主义思想就是自由劳动思想。这种思想认为，新教主张的内在的自我约束，比奴隶制的外部制约能培养出更多的有效的劳动者。以增加工资和提高社会地位作为刺激的积极办法和没有工资和提升机会的消极刺激办法都比鞭打产生的动力更大。某废奴主义者说：“鞭子只能依靠刺激人的皮肉，不能触及他的产生行为动力所在的部位。”反奴隶制的辉格党的一位编辑霍勒斯·格里利写道：“奴役一个人就等于抹煞了他的抱负，他的进取心和他的能力。在人性的构成中，改善生活条件的愿望是使人努力工作的原动力。”
提高社会地位的理想是自由劳力观念的核心。《纽约时报》在一篇歌颂北方的自由劳动制度的文章中说：“自由劳动制度可以使今天的穷人成为明天的小地主和商人。”1860年，亚伯拉罕·林肯已是一名颇有名望的律师，他说：“我毫不羞愧地承认，25年前我是一个雇工，铺铁轨或在平板船上干粗活。”但是“自由社会”使穷人“有机会改善他的处境；他知道，在他的一生中，劳动条件并非一成不变的”。林肯还写道，“人人机会均等”的原则就是“为每一个人扫清道路，给每一个人以希望，最后使每一个人都能兴办企业和工业的原则”。
用林肯的话来说，奴隶“终生禁锢在受奴役的地位”，自由劳动理论把南部描绘成人民大众贫穷落后和劳动只为少数特权者积累财富的地方。虽然南部人也可以列举出许多白人由穷变富的例子，但自由土壤党人坚信“奴隶制使一切都枯萎、凋谢，……是自由劳动的穷苦白人的祸害。……它使劳动成为一种耻辱的东西，从而使白人感到沮丧，遭受贫穷，并且越来越穷，社会地位越来越低”。1848年纽约一位国会议员说，哪里有奴隶制，“哪里实质上就没有中产阶级。要么是大富翁，要么是穷得使人绝望，这就是固定的社会格局”。
简言之，奴隶制与现代化的资本主义是水火不容的。后来成为自由党和共和党领袖的威廉·西沃德在1835年访问了弗吉尼亚之后写道：“贫瘠的土地、古老而破旧的城镇、坎坷失修的道路，……没有工业、不见进步……，这一切就是奴隶制带来的后果。”他还说，这个制度耗尽了“智力、精力和能力”，所以“这与国家的安全、福利和伟大所要求的一切条件是不相称的”。就像欧洲资本主义必须摆脱陈腐的封建主义的束缚那样，生机勃勃的美国资本主义已经不能继续与陈腐的奴隶制度共存下去了。
北善南恶的观点当然会被某些人歪曲。但到1845年以后，由于奴隶制在新获得的领土上扩展势力，冲突越来越尖锐化，因而接受这一观点的北部人也越来越多。反奴隶制阵营里的人把这一冲突看作是关系到美国前途的斗争。自由土壤党的一家报纸说，“我们反对蓄奴制的扩张，因为它削弱了人民的生产力，阻碍人民集结在一起聚居，阻碍了一切公共教育系统的建立。[只要奴隶制在那些新领土上实行]，各州的自由劳动就不可能进行。……如果各州的自由劳动得以实现，南部的奴隶劳动就无立足之地；而且在几年后，这些领土上就会涌现出积极而活跃的人民。”
拥护奴隶制力量的反击
从必然的罪恶到积极的善举
反奴隶制运动大大触犯了南部的感情。作为革命传统的继承人，南部领导人起初也承认奴隶制不符合1776年人们为之奋斗的自由理想。在美国独立战争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多数南部人把蓄奴制解释为“必然的罪恶”。既然是罪恶，就应该随着时间和进步的发展而逐渐消亡，但因为是必然的罪恶，就不可能迅速废除，否则将导致南部的混乱。将解放的奴隶向非洲移民的做法旨在用循序渐进的改良办法达到最终消灭这一罪恶的目的，所以在上南部受到人们的青睐。
到19世纪30年代，有两种情况的发展使这种“必然罪恶”的观点破产：一、棉花王国的出现，使奴隶制在南部经济中成为空前必需的事物。二、废奴主义运动的发展，使南部处于守势，激起南部从理论上进行全面反击，说蓄奴制根本不是“必然罪恶”，而实际上是“积极的善举”。他们提出以下的论点，说明历史上的伟大社会，诸如古埃及、《圣经》时代的以色列、希腊、罗马帝国、查理曼时代的法国、大宪章时代的英国，都是以奴隶制或农奴制为社会基础的。弗吉尼亚州的参议员R·M·T·亨特说：“历史上没有一个像样的文明制度不是以国内的奴隶制为基础的。”甚至《圣经》也是赞成奴隶制的：使徒保罗就曾规劝奴隶服从主人，并劝告一名逃亡奴隶回到他的主人那里去。1850年，南部一个教士写了一本小册子，可谓这类小册子的典型，其标题就概括了“积极的善举”理论的内容：《南部对北部的责难和挑衅的答辩：蓄奴制是上帝为最完善的社会秩序奠定基础的一种制度，是共和国政府永存的唯一保证》。
“积极的善举”论鼓吹者自信其理论至少在南部赢了一招。1838年，约翰·卡尔霍恩说：“过去许多南部人认为奴隶制在道义上和政治上都是罪恶的，现在这种糊涂的谬论已不复存在了。现在我们认识了奴隶制的真实面貌，它是世界上自由制度的最安全、最稳固的基础。”20年后，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詹姆斯·哈蒙德在谈到那些抱有糊涂思想的南部人时说：
[他们]认为奴隶制是邪恶的、虚弱的、可耻的、罪恶的……，于是恐惧而战粟地等待着不可避免的厄运。但是，一些勇敢的人接受了挑战，迫使南部重新检讨这个问题。其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你再也找不到一个因为蓄奴制度而感到内疚的南部人了。
为达到这个目的，南部抵制外部的批评，并压制内部的不同意见。南部建立起思想壁垒；用强制性的手段保持团结，以对付外部的攻击和内部奴隶暴动的威胁。在1831年纳特·特纳奴隶暴动 [ 注：纳特·特纳(Nat Turner 1800-1831)，黑奴，在宗教思想的鼓舞下，于1831年8月在弗吉尼亚率黑奴举行暴动，杀死了至少55名白人，引起南部各地发生一系列恐怖报复行动。 ] 后，南部各州以维护秩序为名，对白人和黑人都加强了控制。几乎每一个南部州都通过了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如路易斯安那州规定，对发表“助长有色人种的不满情绪或煽动奴隶不服从主人”言论的人，要判处21年至终生苦役的刑罚。有些州授权治安法官或别的官员没收持反对意见者的邮件。一些居民区成立了“警戒委员会”或“公安委员会”，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搜寻和侦查图谋在居民区散发煽动性小册子、传单或其他任何印刷品的人，以及为煽动暴动而用不正当手段去影响奴隶的人”。一切陌生人，尤其新英格兰人是怀疑和监视的对象。“警戒委员会”还检查旅店客人或搜查旅行者的行李。许多外地人成为暴徒行凶的受害者，他们被涂上煤焦油，再插上羽毛，有些人还被拷打致死。
蓄奴制的代言人对于南部保守的社会秩序十分得意。他们不仅抵制废奴主义，而且抵制影响着北部社会的各种“主义”，如女权主义、社会主义、乌托邦主义、先验论、千禧年主义 [ 编者注：千禧年主义(millennialism)，从基督教神学观点出发的一种历史哲学，源自《新约·启示录》，第20章；宣扬基督教殉教者复活，与基督共同掌权1000年，在此期间，人类所期望的和平与公正将要通过上帝权柄实现。 ] 等等。南卡罗来纳州的某人声称，蓄奴州是“抵制异端分子掀起的各种社会风浪和政治风浪的防护堤”。南北战争前，美国各地有一百多个乌托邦社区，其中只有两个座落在南部。女权运动在波托马克河以南的地区毫无进展，而在那里，白人妇女依然安稳地坐在超然于男人的政治世界和政治事务的受人尊敬的宝座上。南部的一个编辑大惊小怪地指责被“主义”弄得神魂颠倒的马萨诸塞州人竟然“蜂拥着去听一个把丈夫丢在家里看孩子的、穿着布鲁姆女服的不男不女的人演讲”。这样的事在蓄奴社会是绝对不会有的，在那里，“奴隶是最低层阶级，是社会基础，是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坚固的基石，整个社会建于稳定的基础之上，是不会受任何蛊惑而动摇的。”
1855年，里土满某报著文说，南部应抵制异端邪说，防止北部书刊流入。应设法让年轻人留在南部，不让他们到北部去上大学，因为那里的“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的报纸和演讲场所，而每个演讲者和编辑都不受健康舆论的约束，公开辩论为人们所信奉的宗教信条”，在那里，天真无邪的青年有可能受到“异端邪说的毒害，这些异端邪说反对一切存在的制度，无视一切有关宗教、法律、道德、财产和政府的公认准则”。所以，年轻人应在南部接受教育，因为这里的“教育具有道德观和宗教的虔诚性，是稳健的，他们不管在校内还是校外，都不会读到与正统基督教、纯真道德、财产权和婚姻的神圣性相违背的一句话”。
关于雇佣奴隶制的理论
拥护奴隶制的代言人在与外部的批评者唇枪舌剑中很快懂得，反击是最好的自卫方式。1856年，新奥尔良的一家报纸写道：“事实证明，北部各州的自由社会是失败的，它已经内部腐烂了。”南部人写了许多小册子，说明在南部种植园里工作的黑奴比工厂里的“雇佣奴隶”的生活水平高。南方奴隶从不失业或降低工资；他们享受免费治疗，老有所养，而不会被人抛弃、忍饥挨饿或靠救济活命。他们还申辩说，在南部不存在“乞讨、赤贫和衣衫破烂的现象”，而在北部，这些现象在每一个城市都可见到。1855年，南卡罗来纳州的威廉·格雷森发表了一旨长诗，题为《雇工与奴隶》，鲜明地表达了“雇佣奴隶制”的主题：
雇工
自由徒有其名——奴隶苦役永无尽期……
肮脏的茅舍——穷人的窝棚，
或在恶臭的地窖，席地仰卧。
衣衫褴褛，霉臭的杂草当床，
街沟里捞点屠宰下水聊充饥肠度日……
这些惨境；如此贫穷，如此关怀，
为奴隶争取的白由创造的就是这幸福……。
奴隶
他们有主人的谆谆教导和关怀，
有吃有穿，受到无数年月的护养。
昔日人数寥寥，如今已有百万，
白人的一切有用技艺，已为他们所有，
勤俭、温良，精于林业，善于园田，
扶犁弄斧，样样皆能……。
不愁贫困，无须行乞，
从来没有雇工的苦痛，
也不必像他们那样绝望挣扎，
念及妻子儿女，奴隶感到宽慰；
也许一旦死亡来临，尚有衷恩忧伤；
让妻子儿女蒙受炎凉世间的仁厚。
一些人针对哈里特·斯托所写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写了许多小说，如《罗宾叔叔在弗吉尼亚的小屋和汤姆在波士顿无家可归》，其题目就体现了上述理论。又如，反自由社会和拥护奴隶制的极端分子乔治·菲茨休写的《吃人者！即无主之奴隶》这一题目也是如此。到1852年，以“雇佣奴隶制”为主题的书籍已如此之多，以致拥护奴隶制的人可以这样写道：“南部奴隶在精神、物质及其他一切方面的条件都优于世界任何地方和任何环境下的劳动阶级，这一点已无须再次证明了。”
骑士形象
许多种植园主把自己设想为贵族阶级。詹姆斯·哈蒙德声称：“奴隶制度实际上创造了一个贵族阶级，一个有才华、有道德、慷慨无私和勇敢的贵族阶级。”奴隶主家庭出身的人几乎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开始接受发号施令的训练。他们按骑士的准则来要求自己，如举止高雅、彬彬有礼、尊重妇女、慷慨解囊等。司各脱的小说在南部所以特别受欢迎，其原因之一就是种植园主们把自己看成是《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里的骑士或《威弗利》系列小说里的苏格兰贵族。1850年代，南部民族主义思潮兴起，一些南部人把自己称为“南方人”，这个名词就取自司各脱的小说。南部的上层人士还喜欢玩马术比赛，比赛时年轻人把自己打扮成马尔文骑士和老多米尼翁(弗吉尼亚州名)骑士等，在大庭广众之下竞相向美貌少女献殷勤。
从这种自我标榜的形象又产生了这样的论调，即南部种植园主是17世纪英国骑士阶级的后代，而新英格兰人则是英国圆颅党 [ 译者注：圆颅党(Roundhead)，1642年-1652年英国内战时反对贵族的清教徒议会党人，因他们剪短头发，与查理一世宫廷中流行的长头发不同，故云。 ] 即清教徒的后代。根据这一说法，英国骑士又是11世纪征服英格兰的诺曼底骑士的后代，而清教徒则是被征服的撒克逊人的后代。肯塔基州某编辑在一篇颇有代表性的评论里说：“南部的诺曼底骑士们对于撒克逊后裔新英格兰人的庸俗与放肆忍无可忍。”1860年，《南部文学通讯》发表了一篇题为《北部人与南部人的种族差别》的文章，文中所述的“差别”，就是骑士和清教徒、诺曼底人和撒克逊人。该文声称：
在南部殖民地定居的是属于王室的血缘和家族的人……被称为骑士，……是征服者威廉大帝的诺曼底贵族的嫡系后代，以尚武和无所畏惧见诸历史，以豪侠、勇武、诚实、文雅和智慧闻名于世。……南部人就是这一种族的继承人。
引文提到的“尚武和无所畏惧”，与其说是有关骑士和诺曼底人的传说，不如说是南部真实生活的写照。当代的观察家，包括北部的、南部的和外国的，都公认南部人比北部人更熟悉武器，并且普遍有使用武器的嗜好。在梅森-迪克森分界线 [ 译者注：在宾夕法尼亚州南面的南北分界线。 ] 以南地区的凶杀案发生率大大高于该线以北的地区。自从艾伦·伯尔1804年在决斗中杀死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之后，北部就很少发生决斗事件，但在南部，决斗现象一直延续到南北战争爆发。
决斗的存在与南部贵族的荣誉标准和依靠个人行动而不是依靠法律去报仇雪耻的做法有关。南部许多杰出的政治家都与人决斗过．安德鲁·杰克逊曾打死过他的对手，南卡罗来纳州某州长就曾以决斗过14次而闻名，并且每次都打伤了对方。1830年以后，南、北关系渐趋紧张，南部的一些议员还向其北部对手提出决斗挑战。后者一般都予以拒绝(虽然1838年曾有一名缅因州议员被肯塔基州的代表打死)，这又似乎加强了南部人说的新英格兰人是懦夫的观点。
南部的战斗精神也比北部强。在美墨战争中，南部志愿兵多于北部，其主要将领都是南部人。在1841年-1861年间，美军首席上将都是南部人。在1850年代，三名准将中的两名和所有地方师师长(除一名以外)都是南部人。1849年-1860年间，四名国防部长是南部人。在西点军校学生和正规军军官中，南部人所占比例为30%，而大于全国白人所占的比例。到1861年，西点军校的校友情谊显得十分重要：在1828年和1829年的西点军校生中，有11名成了南部邦联的最高将领或领导人，其中包括罗伯特·李、艾·西德尼·约翰逊、约瑟夫·约翰逊和杰斐逊·戴维斯等。
比就读西点军校的南部人之多更能说明问题的可能是南部的军事学校的数量。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和西塔德尔军校是最著名的。到19世纪50年代，南部几乎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军校。1860年的统计数字表明，南部军校的数目是北部的五倍(但北部的大学和职业学校则是南部的两倍)。这一点在1861年开始的南北战争中显得很重要。
南部和北部都有很多志愿兵连队，其中有些是社会组织，不过军事训练充其量是一般化的，但也有许多是严肃地恪尽职守的真正武装部队。尽管证据还不够充分，但按人口比例，南部的武装部队数目肯定比北部多，尤其是在1850年代。 [ 注：马库斯·坎利夫在他著的《士兵与平民：1775年-1865年美国的尚武精神》(波士顿，1968年出版)一书里说，当时南、北的尚武风气一样盛行，北部的志愿兵连队可能比南部还多。但作者所举的例子却只能证明相反的情况。坎利夫还忘了应按人口比例来解释他的证据，也就是说，南部白人数不到北部的一半，他们在西点军校的学生和志愿兵连队的实际数字可能比北部少，但按人口比例却大得多了。巡逻兵中也有非奴隶主，这也是奴隶主与非奴隶主之间的另一条纽带，使他们与蓄奴制联系起来。 ] 当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市只有四千名左右达到军训年龄的男性白人时，该市已至少有22个志愿兵连队。1859年，萨凡纳市的一名律师这样撰文描述他的炮兵连开往纳什维尔市和返回的情形：
在梅肯，我们受到新成立的炮兵连的欢迎，并有梅肯志愿兵、弗洛伊德步兵和比布县骑兵的护送。……在由梅肯去亚特兰大的路上，遇到了盖特市的警卫队代表。……在路经马丽埃塔时，当地军校学生放了一枚六磅重的小炮以示致敬……。[在纳什维尔]我们受到德意志步枪队、谢尔比警卫队和军校学生的迎接……。[在返回萨凡纳时]警卫队、警士、奥格尔索普的轻步兵和爱尔兰贾斯泊绿衣队都列队欢送我们。
南部武装戒备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控制奴隶。在南部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三、五成群的白人在一名头头的带领下，骑着马在夜间巡逻，搜捕无通行证的奴隶和驱散奴隶的秘密聚会。一个巡逻兵每两周值勤一次，所以每条巡逻线上总有50多个白人巡逻兵。
美国尽管很少发生大规模奴隶起义，但南部的人对此总是担心的。美国只有几次这样的起义，如1831年纳特·特纳起义和1800年在里士满附近由加布里埃尔·普罗泽和丹马克·维齐领导的第一次流产的阴谋暴乱，第二次是1822年在查尔斯顿。这些起义足以引起白人的恐惧。武装的志愿兵连队的作用之一就是“镇压突发的起义”。前面提到的萨凡纳某律师在1856年写道：“我认为，在我们的社会里，每个公民都有义务参加这样的武装连队。这种起警察作用的连队，就其性质而言，是十分必要的。”
奴隶制与美国政治
从1844年到南北战争爆发，美国政治斗争的焦点是蓄奴制度。1844年前，这个令人苦恼的问题也曾多次通过别的问题爆发出来，使南、北双方发生冲突。例如，1819年至1820年的有关密苏里州的争执就是这样。1832年，一些州拒绝执行国会的决议，表面看来这是在争论关税问题，实质上还是蓄奴制问题在作祟。主张抵制国会决议的南卡罗来纳州人认为，中央政府权力的集中——如关税问题所显示的——蓄奴制就会受到威胁。拒绝执行国会决议是维护各州自主权的最极端的做法。这是一种地方分权制宪政理论，其主要目的是保护蓄奴制度和抑制中央政府可能对它进行的干涉。
民主党是蓄奴制的主要政治堡垒，南部组成了奉行杰克逊主义的民主党联盟力量的主体。1828年安德鲁·杰克逊获得了蓄奴州的71%的选票，而在自由州他只获得了50%的选票。他的五分之四的选票来自南部。四年后杰克逊在南部蓄奴州获得了70%的选票，在北部有51%。杰克逊主义者们对南部的支持给予酬报。杰克逊指定了四名最高法院法官，其中三名是南部人。总统马丁·范布伦是杰克逊亲自选中的接班人，他在最高法院又安排了两名南部法官，却没有增加北部人。杰克逊否决了重新颁发美国第二银行特许执照和拨款修筑公路的提案，这无疑使主张地方分权的南部人感到高兴。杰克逊政府支持南部邮局禁止邮递反奴隶制宣传品的态度也受到南部的欢迎。在1836年至1844年间，国会通过了“限制言论自由法”，其目的就是抵制反奴隶制的请愿书。支持这一立法的国会议员大多是民主党人。
范布伦以“假面具”(指支持南部的北部人)而闻名，但南部仍不信任这位纽约人。由于这个原因，尽管范布伦在1836年的大选中当选了总统，新成立的辉格党(其主要领导人是肯塔基的亨利·克雷)在南部还获得了微弱多数票。在此后的15年里，民主党和辉格党在南部和北部都保持着均势。两党领导人都故意把有关蓄奴制的分歧排除在政治斗争之外。但这种做法只是在几年内有效。后来，兼并得克萨斯领土和美墨战争的爆发随即把蓄奴制的扩张问题推到了全国政治的前沿。这使两党在蓄奴州和自由州的分界线上分道扬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