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及其后·第三
作者：艾伦·帕麦尔·英国
出自————《俾斯麦传》
出自————《战争通史》
在俾斯麦从意大利回国以后的六个月内，欧洲到处都爆发了革命。1848年起义的方式和规模使他感到吃惊。他虽然一直在注视着德国境内的紧张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但并没有注意国外的事态发展。巴黎二月革命重又使法国成为共和同，这对他来说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事件”。他忧郁地预料将会发生一次新的革命战争，他的预言使他在申豪森的一家人感到惶恐不安。3月1日，他告诉他的哥哥，已有四个月身孕的约翰娜“对来自法国的完全预料不到的消息感到焦急不安”。报纸报道了波恩和海德尔堡大学生的骚乱，北意大利的起义和示威游行以及维也纳交易所大量抛售股票的情况。俾斯麦一家忧心忡忡地等待着来自柏林的消息。1月11日，奥托第一次参加柏林宫廷宴会。尽管他回来时因国王的问候而感到宠幸，但是他也十分清楚，腓特烈·威廉不是一个坚决果断的人。他无法断定国王将会怎样去回答人民群众的挑战。
腓特烈·威廉的军事顾问们的情况也差不多。当在3月的第二周，政治性集会和示威游行日益频繁的时候，将领们催促他们的国君同意制订应急计划以对付首都可能发生的巷战，离开王宫，到二十五公里外的波茨坦行官去居住，但腓特烈·威廉没有重视他们的劝告。他虽然厌恶自由主义，也决不会让一个民选的议会来使上帝授予他的权利受到威胁，但民族的激情，令人目眩的浪漫主义以及他的许多臣民火热的爱国主义，却触动了他的感情。腓特烈·威廉四世自即位以来就想要改变德意志邦联议会的结构；这个议会把三十九个邦结成一个松散的联合体，它是在维也纳会议上作为防止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安全阀门而成立的。国王很清楚，这个由三十九个彼此对立的各自为政的邦组成的邦联过于听命于梅特涅和奥地利人的指挥。他命令冯·拉多维茨将军通过同德意志诸侯合作制订一项加强德意志邦联的计划。拉多维茨于3月初把这项计划的细节送往维也纳。3月12日星期一上午，奥地利首相和这位将军还在讨论计划草案，到了黄昏时分，革命就已在维也纳取得胜利，梅特涅在执政三十九年后被迫下台。
梅特涅下台的消息于星期四即3月16日传到柏林，更加剧了街道上的紧张局势。星期五晚上，腓特烈·威廉宣布在4月2日召开联合邦议会，打算在普鲁士宪法生效以前扩大这个议会的权力，并表示准备同意对德意志邦联进行彻底改革。这些让步于星期六即3月18日清晨公诸于众。那天的天气象5月一样温和，柏林人准备下午在露天举行一次盛大的示威游行来庆祝胜利。城里充塞着从外省调来的军队。示威群众同士兵们在王宫前发生了首次冲突，不久街上和广场上就筑起了街垒。在这个周末，使用军事手段恢复秩序是很容易的，然而其代价将会是柏林内城的毁坏。国王犹豫不决。他同芬克商量，按照芬克的主意呼吁“他的亲爱的柏林人”对他保持忠诚，并下令军队撤离城市。星期日即3月19日，还在天亮以前，他就把负责城市内部治安的任务移交给一支市民保卫队。他甚至向被他的军队在街垒上开枪打死的示威群众的尸体脱帽鞠躬。对他的将领们来说，这就意味着国王向武装暴民投降了。
俾斯麦不大了解柏林发生的事件的详细情况，因为这个周末他正在申豪森以南三十公里的卡罗访问瓦滕斯勒本伯爵。星期六伯爵的儿子带来了首都发生的事件的第一批传闻，这些消息使人极感不安。次日有一群惊慌失措的难民把下述消息带到卡罗，说前一天上午革命已经爆发，国王成了暴民的俘虏。俾斯麦对于在王国的心脏兴起雅各宾主义的这类报道深感惶恐不安，便匆忙赶回申豪森。到家后他发现一切平安无事。但星期一上午有人告诉他，一个来自坦格明德的市民代表团到达申豪森村，要求在教堂钟楼上升起象征自由统一德国的黑红黄三色旗。在自己的领地上发生这种政治上的僭越之举，使俾斯麦十分恼火，于是他就下令把这个代表团赶回坦格明德。他用枪支把他的农民们武装起来，说服他们的妻女给教堂钟楼缝制一面临时的旗帜——白底黑色铁十字旗，作好准备，以便击退掠夺抢劫的自由主义分子新的进攻和袭击。许多年以后他仍坚持这一说法，即周围地区的农民准备向柏林进军去勤王救驾。当他的邻居埋怨他“引火入境”，建议他劝阻农民草率行动的时候，俾斯麦回答说：“你们知道我是一个冷静的人，可是你们要这样做的话，我就把你们枪毙。”他认定革命形势十分危险，因而十分激动，所以他发出的威胁并非虚声恫吓。
在他认为申豪森已受到足够保卫之后，他在口袋里装着一把手枪和四盘子弹，动身前往波茨坦。在王官里他遇见他的朋友冯·罗恩。罗恩在国王的年轻侄子弗里德里希·卡尔那里当副官。虽然军官们批评国王的行为，但拒绝接受武装农民的援助。那位指挥军队的将军只是请俾斯麦以及其他容克储备足够的玉米和土豆，以防柏林的新的掌权人断绝他的卫戍部队的给养。
俾斯麦绝不愿仅仅充当粮草供应者的角色。他认为自己在反革命中应该担任一个远为激烈的角色。3月21日星期二下午，他收到了正在波茨坦的腓特烈·威廉的弟弟卡尔的一封信。俾斯麦希望拿着这封信当通行证可以觐见在柏林的国王。他确信自己能说服腓特烈·威廉四世让军队占领首都，摧毁街垒，包围革命群众。他修了修胡子，戴上一顶具有自由主义爱国主义色彩的宽边帽，搭乘下午的火车前往首都。由于他希望觐见国王，所以就身穿正式礼服，因而在一座时装也得顺从革命潮流的城市里显得十分可疑。他这样打扮的仪表并不是什么很有成效的化装。“天哪，俾斯麦，瞧您这模样！”他还未走出车站，就有一个熟人对他说。这是他的使命的不祥开端，以后的时刻过得也不好。他到达王宫时，市民保卫队不让他进去。后来他说，他可以让人向国王转达他答应提供支持的消息。在认出他的激进分子的跟踪威胁下，他返回火车站。傍晚他又回到波茨坦，不得不承认自己干了一件傻事。
他简直无法相信，国王竟准备向民主派让步。但情况果真如此。在这个星期二，腓特烈·威廉四世还公开表示他支持德意志民族的事业。他戴着一个黑红黄三色袖章，参加了一次从王宫到大学的游行。在两次简短的讲话中，他表示信奉他的德意志爱国主义，随后在晚上又发布了他的告示：《致我国民和德意志民族》，声称愿意保卫德意志免受面临的一切危险。“普鲁士从此奉献给德意志，”国王声明说。
人们会认为，这一插曲是对那些浪漫主义保守派的一个警告。他们还一直认为必须奋不顾身地去拯救腓特烈·威廉。但俾斯麦并不死心。既然腓特烈·威廉被革命派搞得晕头转向，那么还有别的王室成员完全能够维持霍亨索伦家族的传统。首先就是国王的大弟和王储、普鲁士亲王威廉 [ 译者注：即后来的威廉一世(1797―1888)，普鲁士国王(1861―1888)，德国皇帝(1871―1888)。 ] 。俾斯麦知道亲王坚持专制君主政体。他的观点是通过青年时代最重要的一次经历形成的——就在他十七岁生日的一周以后，紧接着拿破仑在1814年的垮台，他随同联军开进巴黎。在俾斯麦看来，现在向柏林进军，把君主政体从革命中挽救出来，乃是他的天职。但亲王对形势另有看法。他知道自由派视自己为反动派，并且鉴于他不得民心，他不相信自己会有什么用处。此外，他同任何军官一样受着效忠宣誓的约束，不愿违抗王命去率领军队。当革命骚动开始时，他逃往离波茨坦只有几公里的哈弗尔河上的孔雀岛去避难，后来又逃到英国。在这些动荡不安的日子里，他是决不会听从粗野的容克奥托·冯·俾斯麦的劝告的。
但是国王的二弟卡尔，年龄虽已四十七岁，但仍然很鲁莽，竟听从俾斯麦的话。由于国王已不再能自主作出决定，卡尔建议以当时十六岁的腓特烈·威廉(弗里茨)的名义接管政府。弗里茨是普鲁士亲王的儿子，在王位继承的次序上仅次于威廉亲王。俾斯麦本应马上就认识到，如果得不到弗里茨的母亲、普鲁士奥古斯塔王妃的配合，这个可笑的建议是无法实现的。而她只把卡尔看作是一个愚蠢的阴谋家，对他嗤之以鼻。3月23日即星期四，奥古斯塔在波茨坦接见了俾斯麦。她是叶卡特琳娜女皇 [ 译者注：叶卡特琳娜二世(1729―1796)，俄国女皇(1762―1796)。 ] 的曾孙女、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的外甥女，是一个异常坚强、具有独立见解的人物。 [ 原注：奥古斯塔王妃(1811―1890)是1804年嫁给萨克森―魏玛的卡尔·腓特烈的前女大公马利娅·帕夫洛夫娜(1786―1859)的女儿。这位女大公是德国文学的促进者，被歌德视为十九世纪期最著名的妇女之一。奥古斯塔于1829年嫁给普鲁士的威廉，具有他母亲的非凡精力，但不象她母亲那样对文学感兴趣。 ]
看来她从一开始起就对俾斯麦抱有成见，因为她不是在她自己的房间而是在一个仆人的屋子里接见他的。她的政治见解倾向于芬克的温和的自由主义，不太愿意听从那个作为“芬克的折磨者”而著称的怒气冲冲的容克的意见。我们不知道俾斯麦向她透露了多少他的计划，他自己关于这次会见的记载是具有倾向性的，甚至可以理解成为设立摄政王职位的建议最早是奥古斯塔提出的。反正这一次会见只是加强了奥古斯塔对卡尔亲王及其使者的敌意。在她的晚年，她把俾斯麦看作是一个危险无耻的阴谋家，甚至把他看作自己的死对头。她把这个看法传给了她的儿子，她的儿子在俾斯麦执政期间是王储，当了很短时间的皇帝 [ 译者注：即腓特烈三世，在位仅九十九天。 ] 。这次流产了的宫廷密谋的影响，在普鲁士的历史上一直持续了四十年之久。
在奥古斯塔这次冷冰冰的接见后两天，俾斯麦自己就可以看到，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已在多大的程度上把革命的事业变成了他自己的事业。因为在星期六即3月25日，国王骑马到波茨坦去，在市宫大理石画廊向军官们表示感谢，因为他们在上个星期末的巷战期间服从了他的命令。他对军官们强调了他对“好柏林人”的强烈信任。“接着就出现了悻悻不平的声音和刀鞘的碰撞声，这是一个普鲁士国王在自己的军官们中间从来不曾听到过的，并且希望永远也不会再听到，”许多年以后俾斯麦这样描写这件事。3月18日，柏林部队的司令官普里特维茨将军描写他的军官们如同“落水狗”灰溜溜地穿过乐园回到自己营房去的情景。他们曾宣誓效忠主子，但现在主子的行为却使他们十分失望，可是他们暂时还得屈从于他那古怪的亲人民的情绪。
俾斯麦回到申豪森。他在这一星期中间写给哥哥的一封信中，影射处在断头台阴影下的革命巴黎的狂热恐怖并不少。但到了星期六他三十三岁生日那天，他又回到柏林去参加联合邦议会的会议。联合邦议会如今首要的事情就是筹备一个制订宪法的国民议会的选举工作。这种变化并不合俾斯麦的心意。当有人提议感谢国王的政治让步的时候，俾斯麦坚持要求发言。“过去是被埋葬了，而使我比你们当中的许多人更加痛心地惋惜的是，在国王自己把泥土投在它的棺材上以后，世上竟没有一种力量能够重新把它唤醒。假若真能做到……实现……一个统一的德意志祖国，那么我向新秩序的缔造者表示感谢的时刻一定会来到。但是现在我还办不到……”在他的这个不到五分钟的讲话中，俾斯麦讲到这里时万分激功，没有结束讲话，就大声啜泣着离开了讲坛。“我的讲话，”第二天他对约翰娜说，“除了表明我不愿与某些厚颜无耻地随风使舵的可收卖的官僚同流合污以外……别无他意。”他不得不承认，这一戏剧性的场面给其他议员留下极坏的印象，但他自己至少可以心安理得。当邦议会会议宣告结束，他能回到阿尔特马克自己的田地上去的时候，他由衷地感到高兴。
对俾斯麦来说，被选入新的普鲁士国民议会的可能性丝毫也不存在，因为他的观点过于保守。按照普遍选举法由男性选民选出的国民议会，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议员中有半数是律师和以前的官吏，其他许多人都是小商人——“贩卖莱茵葡萄酒的商贩”，俾斯麦以其典型的夸张手法评论道。但他的冲动慢慢平息下来，虽然他还继续埋怨国民议会威胁着容克的传统特权。6月初，他私下甚至承认。革命并不象他所担心的那么激进。
“使我们得以立足的，”他说，“是特殊的普鲁士精神，古老的普鲁士美德；荣誉、忠诚、服从和勇敢，这一切鼓舞着军队——人民的优秀代表，从其骨干军官团一直到最年青的新兵。我们是普鲁士人，我们愿永作普鲁士人……”使他感到不安的，与其说是柏林的议会，倒不如说是5月18日在法兰克福保罗教堂开幕的民主得多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 原注：德国1848年革命运动队一开始起就有两个目标：在德意志的每一个邦创立一个人民代议机构和创立一个自由的统一的德国。就是这种统一思想导致了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去制订宪法。选择这座城市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德意志邦联议会从1816年11月起就在这里举行会议。邦联议会于1848年7月12日解散，把自己的权限转归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邦联议会其实是德意志各邦的大使会议，于1850年在法兰克福重新成立，一直存在到1866年。 ] 。“我们不想看到普鲁士王国湮没在南德意志情调的臭气中，”俾斯麦向瓦盖纳发出警告说。
四周以后，筹办已久的保守派报纸《新普鲁士报》创刊了。它每天出版，发行人是瓦盖纳。俾斯麦成为这家报纸的经常撰稿人。这家报纸不久就以《十字报》而闻名——因为报纸的封面画有一个黑色的铁十字。十字报贯串着俾斯麦的特里格拉夫朋友们的保守理想主义，他们相信通过重新唤醒每个公民从精神上来拯救普鲁士民族，并且对建立在经济必要性基础之上的政治要求嗤之以鼻。俾斯麦就其整个天性来说要比十字报的创办人讲究实际得多。在一定程度上，他能说动他们稍许放松僵硬的极端保守主义观点。但是，他不止一次地不得不因为自己所持的观点而向朋友们表示道歉，他们批评他的观点过分温和。”
腓特烈·威廉关于新宪法的各项计划始终是模糊不清的。虽然他从3月底以来曾阅历了一系列自由派内阁，但他仍然坚决拒绝实行英国式议会制度。一旦自由派开始威胁国王特权时，腓特烈·威廉就向宫廷中的老保守派如格拉赫将军、劳赫将军和曼陀菲尔将军求教。利奥波德·冯·格拉赫把这样一些顾问称之为“秘密政府”。这个集团的其他成员，其中也有俾斯麦，喜欢用一个关于秘密的宫廷集团的西班牙词，自称宫廷党。他们的影响在6月第二周由于普鲁士亲王从英国归来而加强了；这位亲王对自由派政府和政会的任何意见都持怀疑态度。
俾斯麦在和妻儿见面之前，当亲王乘坐的火车从英国回国途中在根廷停车的时候，有机会同亲王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谈话。亲王感谢俾斯麦对他的支持，说他决不会忘记这一点。两人后来又在普鲁士亲王府邸所在地巴贝尔斯贝格见面了。军队向亲王保证给予充分支持，但威廉一再明确表示决不会赞同反对国王的任何阴谋活动。宫廷党始终忠于自己的君主，深信他迟早会摆脱碍手碍脚的议会制内阁，因此格拉赫兄弟也劝说俾斯麦放弃他对国王所持的保留态度。6月23日，他应国王的邀请到腓特烈大王的莫愁宫去参加宴会。这天晚上，腓特烈·威廉四世把俾斯麦拉到一旁密谈。当他们在他的先祖的平台上修剪过的树篱之间散步的时候，他耐心地向俾斯麦解释了自己在3月那些可怕的日子里的矛盾心理。“他说这些话的亲切态度使我不胜感动。我是抱着反对派的情绪前去的，理应被粗暴地打发走。临走的时候，我完全解除了武装，被争取过去了。”
这种情绪诚然没有持续多久。六周后俾斯麦由于自由派内阁对容克特权的攻击而深感不安，于是起草了一封怒气冲冲的信，征集了容克们的签名。信中警告国王不要同意任何“没收私人领地”的要求。信中还写道，如发生这种社会不公正行为，普鲁士的民众是会使陛下在上帝和永生的面前作出交代的。容克们在柏林举行了一次内部会议，讨论怎样才能最好地维护自身的权益。俾斯麦参加了这次会议，但后来匆忙赶回申豪森去。8月21日晨，约翰娜生下了第一个孩子。他对自己成为一个女儿的父亲表示“十分高兴”。为了纪念希望奥托和约翰娜结为夫妇的那个女朋友，女孩取名为玛莉。不管他在笔下对当了爸爸写得多么感情洋溢和自豪，但是，他并不感到困难，在这个时候把为国王效劳和作为容克的继承人看作是首要的义务。他看到母女都平安无事，便重新投向混乱不堪的政治生活，又在柏林、波茨坦和易北河中游的城市之间无休止地奔波。”他逐渐对耍弄阴谋诡计发生了兴趣。
按照路德维希·冯·格拉赫的看法，俾斯麦是“我们宫廷党总部中一个十分精明能干的副官”，这一概括和他当时所扮演的角色也完全相符。叫他去辅助一个指挥官，那是再合适也没有了：要是让他自己去领导反革命，那就太欠思考了。这时，反革命的领袖们是否一定要直接干预，看来已成问题，因为在普鲁士国民议会同全德意志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之间产生了裂痕。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领导人要求把德意志各邦的军队交给由他们任命的一名总司令去指挥。这个建议势必会引起决不肯放弃自己军队领导权的国王的反对。他对柏林和法兰克福的自由派已不抱任何幻想。柏林的激进派随后提出的对军官团进行清洗的要求，增强了他的这一想法，即必须终止议会的唇枪舌剑。
维也纳又一次向柏林挥动了指挥棒。10月末，温迪施格雷茨将军从四郊向维也纳慢慢挺进。粉碎了首都的抵抗，恢复了皇帝的权力。普鲁士国民议会中的激进派要求向维也纳居民提供军事援助，但议员们在柏林本身紧张局势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格拉赫和劳赫将军极力劝说腓特烈·威廉四世下令由集结在柏林周围的部队来粉碎普鲁士国民议会。俾斯麦作为常务信使，在各个军营和卫戍部队之间来回奔忙。但腓特烈·威廉四世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他不想在柏林发生象温迪施格雷茨将军在维也纳因其反击而造成的那种流血。11月9日，国王通过答应让普鲁士国民议会于本月底在外省某一城市比较平静的气氛中召集会议，从而使议员们同意会议延期。“昨天出乎意料地一切都平安无事，”俾斯麦在一封给约翰娜的快信中写道。“那天下午，符兰格尔将军的部队占领了柏林内城，兵不血刃地把市民保卫队赶跑了。国王请求布兰登堡伯爵——腓特烈·威廉二世同一名身份不相称的女子所生的儿子——组织一个由国王的忠诚仆人组成的内阁。
有一个短时期，看来好象俾斯麦会在新政府中担任大臣之职。布兰登堡伯爵满足于充当招牌，一切重要事宜都交由宫廷党和国王去决定。在柏林被占领之前，路德维希·冯·格拉赫就主张任命俾斯麦为大臣，以奖赏他的非凡贡献。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尽管有种种错误，却有知人之明：他用一条奥妙的眉批拒绝了这一建议：“赤色反动派——嗜血——将来再用。”俾斯麦的《思考与回忆》记载了腓特烈·威廉的批示的措辞较为审慎的说法：“格拉赫将军告诉我说，国王在边上写道：‘只是在刺刀横行无忌的时候才任用’。”这句话完全反映了腓特烈·威廉四世对俾斯麦的看法。
11月15日，国王再次请俾斯麦赴宴，并且从俾斯麦给约翰娜的信中可以看出，如果他获得一官半职，他并不会感到意外。但是，任用他的时机显然尚未到来。于是他在月底回到申豪森自己妻女身边。
国王绝不打算让反动派为所欲为。12月5日，他公布了一个旨在把新的特权同王权和法律结合起来的宪法。宪法确认君权神授的原则，但也规定设立一个由两院组成的议会；上议院由各省政府选出，下议院通过一套复杂的制度由选举委员会选举，这些选举委员会的成员又由男性选民选举产生。由于国王保留针对任何立法的绝对否决权以及通过紧急状态法进行治理的权利，因此这个宪法一点也不符合议会的理想概念。俾斯麦仍很坚定地认为这部宪法太自由化了，但还是准备——尽管是勉强地——支持它。实际上他无论如何想要确保自己能被选入下议院，因为他并不想为了自己的原则而丢弃个人的雄心壮志。使他被提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阿尔特马克的选民们虽然从本性上来讲是保守主义的，而不是自由主义的，但期望他们为申豪森的容克捧场则似乎有点过分了。最后在他妻子的一个堂姐及其犹太丈夫的帮助下，俾斯麦才被勃兰登堡市提名为候选人。当然还必须去赢得选举本身。
竞选活动开展后不久，俾斯麦写信给他的哥哥，诉苦说自己不得不尽最大努力“通过私人关系”争取选票。但他给约翰娜的信表明，他其实以竞选为乐。尽管他写到“四百人的气味和嘈杂声”使他讨厌，并且象平常那样惋惜自己一旦当选就会内心不平静地“投入生活”，竞选的辛劳却使他感到满足。他的对手是温和的自由派、勃兰登堡市长弗朗茨·齐格勒，于是俾斯麦面临以外来人的身份同一位当地知名人士较量的问题。但附加的竞选活动使他感到鼓舞：“今天我还得去认识一下选举人，信使又成批地奔向四面八方……好象大本营一样，每过一刻钟就有信使和文书出发，”2月2日他写信给约翰娜说。选举在星期日和星期一即1849年2月4日和5日举行。经过星期日的点票，俾斯麦取得了十二票的多数。现在一切全都取决于住在边远地区的选举委员会成员，他们要到星期一才投票。由于他们并非城市居民，而是乡村居民，因此俾斯麦十拿九稳地能获胜。他估计对了：最后的票数是——有七票作废——一百五十四票对一百二十九票，他取得了胜利。星期一晚上他举行了一次四百人的宴会，宴会上频频为万能的真主、马丁·路德和普鲁士祝酒欢唱。
“次日我有点头痛，”这位新议员在周末告诉他的哥哥说，“由于频繁握手，右手的所有肌肉都酸痛。第三天，我的朋友的窗户被人打破，还有几位挨了打，而我已安静地坐在约翰娜的身旁。”他在普鲁士政治生活中感觉到的新力量向他发出挑战，虽然他仍一如既往地对这种制度嗤之以鼻。1849年2月26日，当议会开幕时，他在下议院登上了自己的座位。这届会议只持续了九周。
这时柏林一切关心政治的人所考虑的最重要问题就是德意志统一问题。过去的九个月中，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律师和法官们起草了一部帝国宪法，规定建立一个大德意志——包括奥地利帝国的德意志部分——或一个不包括奥地利各邦的小德意志。到了3月初，年轻的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的首相施瓦岑贝格侯爵显然会拒绝关于大德意志主张的一切建议，因为这样做定会同哈布斯堡帝国的多民族结构发生冲突，并且尤其不可能的是，弗朗茨·约瑟夫会同意由另一个德意志国家起领导作用。看来除了把德意志的皇冠献给作为小德意志的最重要邦国的统治者普鲁士国王外就别无它法了。诚然，腓特烈·威廉四世早就表示过，只有当他被其他德意志君王选为皇帝时他才愿意接受皇冠。3月28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在五分之二的议员弃权——作为抗议一项只有少数坚定者支持的建议的最后姿态——的情况下通过决议，授予腓特烈·威廉四世以皇帝的称号。四天后有，三十二名议员动身去柏林要求腓特烈·威廉接受这次选举。
俾斯麦一直是看不起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他认为它是教授、法官和律师的会议。3月28日的表决使他产生了初步的怀疑。普鲁士下议院中的容克们联名写了一封公开的请愿书，恳求腓特烈·威廉不要无视德意志国民议会的请求。在这份呼吁书上签名的人中也有奥托·冯·俾斯麦―申豪森。由于腓特烈·威廉四世不打算当一个“人民恩赐”的皇帝，因此俾斯麦最后也毋须放弃自己的原则。4月2日国王以如此含混不清的方式回答了这个要求，以致法兰克福议会代表团的发言人不得不请求普鲁士亲王进一步解释他哥哥的答复。三个星期后，腓特烈·威廉向法兰克福的使者排除了对他的看法的一切怀疑：他坚决拒绝当“德意志人的皇帝”，这就使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
遭到失败的德意志帝国宪法却在普鲁士邦议会提出讨论。4月21日，俾斯麦就民族问题发表了长篇演说。“德意志的统一，”他承认说，“凡是被问到这点的，只要是说德语的人都是想要的，可是依照这部宪法，我却不想要它”：因为他确信，法兰克福宪法“会使几百年用荣誉和爱国热忱建成的、完全用我们父辈的鲜血凝结起来的国家大厦”遭到破坏和倒塌。“法兰克福的皇冠，”他说，“也许十分光彩夺目，但使得光彩具有真实感的黄金要在熔化普鲁士王冠后才能提炼出来，而我不相信使用这部宪法会使改铸成功。”他的议论惹恼了激进派。但他在针对他的一片咒骂声中自得其乐。“我的所谓老掉牙的观点，”他毫不后悔地说道，“对我来说就象得到诺亚方舟上的一个避难处那样珍贵。”激进的自由派以“反动观点的大暴露”为题刊登了他的讲话。上万份抄本在德国到处散发。俾斯麦还从来不曾这样出名过，但也从未这样不得人心，甚至在阿尔特马克也是如此。
一周后国王解散了下议院，下令举行新的选举。俾斯麦估计自己的席位会失掉。“关于我，民主派向农民们灌输了一些强盗故事，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昨天有一个家住在离我们有三英里远的申豪森县的人私下里告诉我，如果在他们当中提到我的名字，人们混身上下就会‘不寒而栗’，好象马上就要挨两下‘旧普鲁士的军刀’似的，”他对约翰娜说，“而我却是世界上对老百姓最温和的人。总的来看，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在这里的当选是十分成问题的。”但他没有理由担心。国王在解散议院后修改了选举法，采用有利于有产阶级的阶级分等。普遍选举法的废除，确保俾斯麦不必经受第一次那样艰苦的竞选活动。当国王于8月7日宣布新的会议开幕的时候，俾斯麦重又能坐上他的席位。
总的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尽管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腓特烈·威廉四世想要利用中欧的混乱形势来扩大普鲁士的势力，同时也削弱自从1849年夏以来对科苏特闹独立性的匈牙利共和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奥地利。他任命了一个负责德意志事务的特别大臣约瑟夫·冯·拉多维茨。拉多维茨是个外国人，信奉罗马天主教，职业军人，是一个聪明谨慎的人。在1849年4月25日至1850年11月2日这十八个月中间，他作为腓特烈·威廉的首相力图在德国建立普鲁士的霸权，或是联合奥地利，或是单独干，如果弗朗茨·约瑟夫不愿使哈布斯堡的政策适应已发生变化的欧洲局势的话。到1849年5月末，拉多维茨创立了一个小德意志诸侯们组成的普鲁士联盟。他可以指望得到汉诺威和萨克森的支持。这一年10月决定在埃尔富特召集一次会议，来讨论一个小德意志联盟的宪法。这个所谓埃尔富特议会于1850年3月20日在古老的王宫召开，四十二年前，拿破仑曾在那里举行过他的诸侯会议。
俾斯麦对拉多维茨及其计划并不感到欢欣鼓舞。制订新的联盟政策的努力不可能受到宫廷党圈子里任何人的欢迎，因为他们把这种发展当作对宪法思想的口头承认。俾斯麦比他的同僚更坦率，9月6日他在邦议会发表长篇演说，甚至还批评了国王，指出国王同腓特烈大王相比的不足之处。他声称普鲁士在夏季曾处于强有力的地位，腓特烈·威廉四世如果执行一项英明的政策，就能赢得美因河以北整个德国的霸权。俾斯麦问道，如果腓特烈大王在世，他会怎么做呢？他要末是联合奥地利，同哈布斯堡家族一起反对革命这个共同的敌人，就象沙皇亚历山大在匈牙利所作的那样；要末是冒同奥地利作战的风险，把一部全德意志宪法强加给德意志人，“就象他征服西里西亚那样理所当然”。这两种可能性中的任何一种都会有助于普鲁士的民族政策。“在第一种情况下它会使普鲁士同奥地利在一起，在另一种情况下依靠自己力量取得合适的地位，使德国成为欧洲当然的强国，”可是普鲁士政府并未这样做，却提出了一个假宪法草案，“因而就破坏了德意志强国的最好支柱”。1848年由于普鲁士人民忠于他们的世袭王朝而拯救了德国。“贯串于军队之中的正是荣誉、忠诚、服从和勇敢这些古老的普鲁士美德。”“在这支军队里如同在普鲁士其他人民中一样，你们看不到对于民族复兴的渴望。它对普鲁士这个名字感到满意，对普鲁士这个名字感到自豪……我们都愿使普鲁士之鹰把从默麦尔河 [ 译者注：又名涅曼河，今在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境内。 ] 到当纳斯山 [ 译者注：北法尔沃山的最高峰。 ] 都置于其卵翼和统治之下。”他用自己一年前写给瓦盖纳的一句话结束了他的演说：“我们是普鲁士人，我们愿永作普鲁士人。”拉多维茨的一名追随者后来说，俾斯麦在这篇演说中表明他是德意志祖国的浪子。对此俾斯麦挑战地回答说：“我的老家是普鲁士，我还没有离开我的老家，向且也永远不会离开它。”
完全出乎人们意料之外，俾斯麦接受了埃尔富特议会的一个席位，于1850年4月初前往图林根。他从埃尔富特发出的信件表明，他把过多的时间花在吃喝上。“随后我在屋里走来走去吃晚饭，几乎把一大根香肠都吃完了，味道很好，”4月19日他写信给约翰娜。“我喝了满满一壶埃尔富特石窖啤酒，现在一面写信一面吃第二盒杏仁糖。我一切都好，只不过此刻肚子里装了太多的香肠。”他在给家里的其他信中描述了一次出猎的欢乐，报告自己喝了多少香槟酒。另一次他只告诉他的妻子，他经常作长久的散步，沉思地沿着林木青葱的丘陵漫游。他几乎不谈政治，虽然他花很多时间考虑政治问题。4月15日，他嘲笑把筹备中的联邦称之为“德意志联盟”的僭妄行为。他那篇一再为自由主义激进派的抗议声所打断的演说又一次表明，他首先想要保持普鲁士及其机构的独立性。“他根本不同意拉多维茨的看法，这时也不同意国王的意见。4月底，他从埃尔富特回到自己家里——他的儿子赫伯特于去年12月出世——，对自己的作为十分满意，但也明白自己的晋升并不快。政治需要花钱，而俾斯麦家仍然不富足。为了能把自己的政治活动继续下去，俾斯麦甚至不得不出租申豪森的田地。
1850年夏，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最后在5月的第三周，奥地利和德意志各小邦的代表在法兰克福开会，正式恢复了原有的邦联议会。奥地利人在梅特涅时期就是依仗这个邦联议会来统治德国的。这一次拉多维茨同俾斯麦意见一致，把这一措施看作是对埃尔富特联盟的直接挑战。看来这两个德意志强国七十多年来第一次有可能不久就会兵戎相见。9月间，黑森―卡塞尔选侯同他的臣民的一次争端促使这场战争更加迫近，因为奥地利和普鲁士双方都声称有权向黑森进兵，干涉选侯的内政，尽管选侯自己至少并没有向普鲁士求援。
俾斯麦起初主张利用黑森问题来同奥地利开战。勃兰登堡和普鲁士的莱茵兰之间的主要通道是经过黑森―卡塞尔的；奥地利军队有可能控制一个战略上如此重要的地区，这是他无法忍受的。他宣称，如果发生战争，那么“每把普鲁士宝剑都会高高举起，欢乐地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但当冯·俾斯麦少尉和其他预备役军官应召入伍到达柏林后，不久就表明陆军大臣并不赞同这种奔放的爱国热情。施托克豪森将军认为普鲁士的军事力量不足以抵挡奥地利和巴伐利亚的联合力量，”再加上腓特烈·威廉的妹夫沙皇尼古拉一世装出是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公正裁判官的姿态，在黑森问题上作出了有利于施瓦岑贝格的裁决：奥地利有权在那里进行干预，有权重新成立法兰克福邦联议会。腓特烈·威廉四世放弃了拉多维茨及其计划，任命奥托·冯·曼陀菲尔为内阁首相，去同奥地利人和解。10月29日，曼陀菲尔和施瓦岑贝格在摩拉维亚的奥尔米茨会见，签订了一项协议即奥尔米茨草约，规定年底在德累斯顿召开会议，由德意志各邦来讨论德意志邦联的前途。虽然草约的措辞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到普鲁士的屈服，但肯定无疑的是，腓特烈·威廉已同意在法兰克福重新成立邦联议会和解散埃尔富特联盟。
德国历史学家后来理所当然地把这个草约说成是普鲁士的耻辱。但俾斯麦认为奥尔米茨协定是明智的。1850年12月3日，他在邦议会强调说，最主要的是普鲁士“不要同民主制度发生任何可耻的联系”。他反问道：“今天大国为什么要打仗？”他马上通过阐述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
“一个大国唯一健全的基础——这一点正是它大大地有别于小国的——就是国家利己主义，而不是浪漫主义。为一个不符合自己利益的事业去打仗，对一个大国来说是不相称的。先生们，告诉我一个值得进行一次战争的目标，我就会赞同你们的意见。当政治家的——无论是内阁的或议院的——可以轻而易举地一面鼓吹战争，一面坐在壁炉前烤火取暖，站在讲台上高谈阔沦，听任执枪临阵的士兵在冰天雪地里流血牺牲，去决定自己的制度是否获得胜利和荣誉。没有什么比这更轻而易举的事情了，可是一个政治家在这个时候如果不去寻找一个战后也还言之成理的开战理由，那是要倒霉的。”
俾斯麦还从未用过这样生动有力的话来支持一位大臣的政策。他的思想纯粹是求实的，这种推测看来是很诱惑人的。他声称，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战争只会有利于法国革命派，因为奥地利是一个德意志强国，它“有幸去统治古代被德意志武器所征服的异族”。这个讲话无疑有助于他既同国王又同极端保守派取得和解，过去几个月他内心同那些极端保守派有了很大的疏远。但俾斯麦所讲的确实是自己所想的。为埃尔富特联盟而战，对普鲁士意味着军事失败，其惨重程度不下于耶拿战役。俾斯麦认为，只是为了一种局部的民族统一的不成熟政策而引起这样一场灾祸，是一种荒谬的蠢行。
这年冬天的绝大部分时间俾斯麦都呆在柏林。他参加议会会议和无数次社交活动。他在一封家信中描述道，这些活动“是用来搞政治阴谋的”。他一天到晚忙忙碌碌。他在邦议会发表的演说中提出了关于宪法漏洞的理论——十一年后他自己利用了这一理论——，认为议会如不能就财政问题作出决定，国王就可任意支配国家收入。这一天才的思维游戏暂时并没有什么实际价值，但增强了俾斯麦在宫廷党中的地位。人们承认他是一个有责任感的政治家，把他从前的恶劣表现和放肆行为忘得一干二净。
人们日益频繁地看到他出入社交场合，多半由他的妹妹“玛莱”即玛尔维妮·冯·阿尼姆陪同。她具有约翰娜始终不具备的那种魅力。她说服自己的哥哥多年来第一次重又在舞场露面并同有关人士交往，他应当向王后表示敬意(这对他来说是很容易做到的)。玛莱和约翰娜都希望他获得一个俸禄优厚的职位。同约翰娜相反，玛莱在这方面有可能助他一臂之力。
1851年春天，兄妹二人孜孜不倦的努力带来了所希望的结果。新年开始时，俾斯麦经济上感到十分拮据，以致他甚至考虑去当安哈尔特国君的首相(“这个位子是舒适的，公爵愚蠢，首相也即公爵”)。但后来到了4月初，有更加有意思的事情近在身旁。在法兰克福重新成立的邦联议会，要求任命一名具有坚定性格和外交才能的普鲁士发言人。格拉赫兄弟便极力劝说国王授予俾斯麦这个职位。
他在辩论中经受住了考验。他在奥尔米茨协定后的那次演说证明他懂得讨好奥地利人。腓特烈·威廉四世还是犹豫不决；没有人能把俾斯麦看作是天生的外交家，而法兰克福需要一个富有经验和待人得法的人。到4月第三周开始时，报纸上透露了有可能派俾斯麦到法兰克福去当普鲁士大使的消息。普鲁士亲王一想到委予“这个后备军少尉”以如此重任便叹息不已。在《克拉德拉达奇》周报上出现了一些恶意的讽刺挖苦。但天并没有塌下来。4月22日，腓特烈·威廉四世接见了俾斯麦，正式委任他早已决心接受的那个职务。
当天夜里，这个已有两次离开为国王效劳的工作岗位的人向他的妻子报告了如下的好消息：
“我要到……法兰克福去……你们经常抱怨上面看不起我；现在出乎我的意料和愿望，猝然任命我担任我国目前最重要的外交职务。我并未谋求这个，必须认为这是天意，我不能违抗，虽然我已预料到这将是一件徒劳无益的、困难重重的差使，即使我尽力而为，也会失去许多人的良好印象，但拒绝是怯懦的。”
三天后他有点沉不住气地看待迁居法兰克福之事。“我感觉好象我们要移居美洲……”他写道。把强权政治同小邦阴谋结合在一起的法兰克福邦联议会，对他的确意味着一个新的天地。“谁知道，”他问，并且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现在抓住我们的车轮什么时候又会把我们放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