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使·第四

作者：艾伦·帕麦尔·英国

出自————《俾斯麦传》

出自————《战争通史》

　　 当俾斯麦于1851年5月11日星期日到达法兰克福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的一生已到达一个转折点。对他来说，这是在政治生活中起作用的最后一次机会。如果失败，那么他一辈子就会是一个在自己的乡村邸宅对国家大事发发牢骚的乡下佬而已。

　　 除了特别喜欢抓住棘手的题目大做文章的名声外，俾斯麦还作为谈锋犀利的演说家而著称。但这一个特点或那一个特点都不能使他看来适合于担任外交工作。腓特烈·威廉四世当然感觉到，新的职责也许会影响俾斯麦的性格，因此他坚持要求俾斯麦在邦联议会充当普鲁士发言人之前，在法兰克福先在即将离任的公使特奥多尔·冯·罗霍夫手下充当副手三个月。这是一个合理的安排。一个新大使必须先要仔细了解由各邦诸侯代表组成的这个不同寻常的会议的习俗，才能在这个圈子里发挥领导作用。

　　 “只有时间才能证明，特奥多尔能把他的学生俾斯麦培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罗霍夫的侄女在那年5月傲慢地写道，“认识他的人说，他并不缺乏知识、才能、老练机智或待人接物的本领。”这大概是对的。但别的观察者怀疑罗霍夫或者任何人能否在十三个星期中驯服“容克议会”的这个烈性汉。俾斯麦天生不是个听话的学生。

　　 后来他声称自己是在“政治上纯洁的情况”下到法兰克福去的。情况当然并非如此，因为他当时已相当熟悉制造和推翻政府的种种手法和诡计。诚然他确实对外交生活的虚伪性感到意外。“我在夸夸其谈的艺术上已有巨大进步，”5月18日他以嘲讽的口吻告诉约翰娜。正如他青年时代在亚琛和波茨坦那样，伏案办公起初他一点也不喜欢。法兰克福外交生活的俗套使他感到恼火：长时间的无聊宴会，置办华丽住宅的耗费，为起草电文、接待宾客和处理电报而必需花费许多时间的“没完没了的斗争”。在邦联议会呆了一个星期之后，他向约翰娜断言他已完全知道“我们在一年、两年或五年之内将会办成什么事情”，而这一切他可以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办完，只要其他的外交官“有一天愿意说真话，讲道理”。

　　 俾斯麦觉得奥地利代表图恩伯爵既惹人厌烦又自命不凡。图恩是一个庄园主，对自己的出身十分自负，因此根本不把一个普通乡村容克的社交要求放在眼里。俾斯麦在同一些小邦公使打交道时表现出来的傲慢劲头也毫不逊色。“这些人以为，他们即使是借火抽雪茄烟，也需要表现一种严格的外交家风度，即使是索取厕所的钥匙，他们也要十分一本正经地选择姿势和字眼。”但更使他感到不安的是，这些小邦倾向于承认奥地利是现行制度中的领导力量，好象这是理所当然的。他向当时的柏林首相兼外文大臣奥托·冯·曼陀菲尔说明，只要邦联以现有的形式存在下去，普鲁士的处境就不可能得到改善。6月29日，他忧伤地写信给曼陀菲尔，“当我到达这里的时候，我对会议的结果并不抱奢望。但从那时以来，我的期望就更低了。”

　　 在以后的岁月中，他喜欢回忆法兰克福，“我在这座城市里经历了这么多幸福的时刻，认识了这么多可爱的人。”可是当时他的看法并不是这样的：“法兰克福十分无聊，”他到达法兰克福一周后告诉约翰娜。几个月以后他才改变了看法。任何能逃避城市生活的机会他都加以利用，他最大的娱乐就是骑马穿过陶努斯山脉的丘陵起伏的前山地区。从法兰克福顺流而下，可以到达莱茵河中游的几座美丽城市。特别是美因兹和威斯巴登勾起了他对个人往事的回忆。当他在7月1日再次来到威斯巴登的时候，他有点伤感地回想起“过去干蠢事的场所”，正如他至少在写给约翰娜的一封信中所表示的：

　　 “但愿上帝喜欢用他那清沏的烈酒来斟满这个容器吧！ [ 译者注：“清沏的烈酒”比喻聪明才智，“容器”比喻人的躯体，这里指俾斯麦自己。 ] 当年二十二岁青春年少的香槟酒曾无益地在那里面翻腾并留下乏味的余沥。伊莎贝拉·洛林和拉瑟尔小姐今在何方？生活如何？……现在我还能象当年那样，过着没有上帝、没有你、没有孩子的生活么？难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抛弃这种生活，就象丢掉一件脏衬衣那样？可我的大多数熟人现在都是如此的，都是这样生活的。”

　　 俾斯麦在写给他妻子的信中常常流露出一种庄重的洋洋自得，同他的政治通信中占上风的严厉语调大相径庭。反正奥托·冯·俾斯麦从来不曾十分令人信服地流露过悔恨的情绪。

　　 8月第一周周末他的那次访问比在威斯巴登的那个容易使人伤感的夜晚具有更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创立德意志邦联的那位伟大的老人 [ 译者注：指梅特涅。 ] 在离法兰克福约六十五公里的约翰尼斯堡庄园度夏，等待着有利时机，以便在三年流亡后重返维也纳。七十八岁的梅特涅对邦联中发生的一切事情非常感兴趣，虽然他已声明自己不再参与政治生活。因此，梅特涅谋求同腓特烈·威廉四世的这个新的邦议会议员会面，也就不足为奇了。本来他邀请俾斯麦于7月初前往约翰尼斯堡，但这次访问在一个月以后才进行。俾斯麦写信告诉约翰娜：他推迟了“到约翰尼斯堡去访问老梅特涅”的打算，因为他要同罗霍夫作一次游览莱茵河的航行。真正的原因其实在于俾斯麦没有把握，不知国王是否会在7月初批准他为普鲁士驻邦联议会公使的任命。8月他可以没有罗霍夫，带着自己的新身份去访问约翰尼斯堡。这次会见取得圆满成功。前奥地利首相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第三个妻子梅拉妮·冯·梅特涅侯爵夫人，把她的客人描写为一个很有见地的人，有着“优良的政治原则”。她在日记中记载这次访问给她的丈夫带来了多么巨大的快乐。俾斯麦在周末给家里写了一份关于他同这位被推翻的政治家的简短会见的详细报告：“星期三和星期四我是在老梅特涅处度过的，”他对约翰娜说，“他十分和蔼可亲，不停地谈1788年至1848年，谈政治和种葡萄，谈文学和林业，并用他最好的约翰尼斯堡酒驱散了我的忧郁的心不在焉的心情。”后来他声称，梅特涅劝他使普鲁士成为“一个心满意足的国家”，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够并愿意真心诚意地、不加对抗地同奥地利携手并进”。可是，这些话当时他自己并没有谈到。俾斯麦报道，梅特涅感到满意，因为“我对他讲的所有故事都洗耳恭听，并时常请他往下讲”。人们获得印象，这是一次有点单方面的谈话，就象梅特涅晚年爱作的那样。但事实上俾斯麦对梅特涅给予他的重视感到受宠若惊。那天夜里他住在一间可以眺望莱茵郜和这条大河的房间里，但他的思想在回忆和美酒的推动下却跑到另一条河道和别的时代去了。在他的潜意识中，过去和现在交织在一起，他梦见他的东道主还统治欧洲的那个时代，同时在睡梦中看到自己还是个孩子和申豪森的容克。

　　 在约翰尼斯堡度过的两天大大提高了俾斯麦在图恩伯爵心目中的威望。不久此人承认：“我不明白您怎么能使老侯爵接见您。”他还向俾斯麦表示：“倘若您不是马上同他取得一致意见，我真不知道我该说什么才好。”梅特涅和这个桀骜不驯的容克在一起会感到舒服，这肯定会使图恩伯爵感到大惑不解，而俾斯麦自己虽然乐意倾听梅特涅谈论拿破仑、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腓特烈·威廉三世，但并不因此而倾向于毕恭毕敬地迎合图恩的建议。他虽然想同奥地利人携手合作来推行反革命的政策，但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摆脱奥地利而成立的关税同盟问题上却毫不准备让步。曼陀菲尔决心要把奥地利的管辖范围排除在关税同盟之外，俾斯麦在这一点上同他意见完全一致。国王的政策在1848―1849年动摇了，埃尔富特同盟也失败了，其后只有普鲁士的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才使俾斯麦在德意志邦联议会享有必要的威信。

　　 他的私人信件以及公函表明，通过他在1852年夏天之前在法兰克福取得的政治经验，他的思想更加活跃了。他逐渐摆脱党派政治的束缚，发展成为外交斗争中有责任感的评论家。

　　 不能说他特别客观，他的观点也并不总是始终不变的，但腓特烈·威廉四世器重他的判断。1852年，普鲁士外交工作的各个重要岗位都是由了解普鲁士军事弱点和奥地利表面上的军事优势的职业军官担任的，而法兰克福的“后备军少尉”却不存在这种精神枷锁。他对大政方策提出的大胆意见有其独到之处，令人耳目一新。当然，无论是曼陀菲尔或国王都不打算采纳俾斯麦的意见。他们觉得他那过分的自信常常使人反感，可是他的电文写得很好。但在1848年认识他的那些人的眼中，他仍然是一个粗野的乡村容克，外交惯例只不过是在一定的范围内驯服了他。

　　 俾斯麦自己对此并非毫无责任。无足轻重的事件在报纸上被丑化和夸大了，有时是他的敌人搞的，但更多的是俾斯麦自己挑起的。雪茄烟插曲就是一个有名的例子。俾斯麦到达法兰克福后不久就发觉，在议会中抽雪茄烟是奥地利人独有的特权。当图恩伯爵下一次抽起雪茄烟的时候，俾斯麦也点燃了一支，以此来表示普鲁士同哈布斯堡王朝是平起平坐的。这一姿态“本来就已是够孩子气的”，但出乎意料地引起了同样荒谬的反响。当俾斯麦于1852年初夏访问柏林的时候，他重新要求取得他在邦议会的议席。他的老对头芬克利用这个机会攻击了俾斯麦对德意志邦联的全部政策，并说“点燃的雪茄烟”是这位普鲁士公使所取得的唯一收获。对于一挑战，俾斯麦感到十分生气。3月25日晨，这两人在自己的助手的陪同下，骑马前往首都西北特格尔森林中的一块空地上进行决斗。两人用手枪各向对方发射一枪，都没有命中——也许是有意的。普鲁士报纸对这次决斗大肆渲染，以致俾斯麦不得不写了一封长长的信给他的岳母，断言自己是在做了数小时祈祷和同格拉赫将军以及著名的路德教牧师卡尔·布赫泽尔谈话之后才去进行决斗的。

　　 尽管这一抽曲并未进一步损害俾斯麦的名声，但对他的外交官声望却并没有什么好处。因此，他在4月放弃了他的议员资格，因为他认识到自己不可能兼任邦议会议员和国王在邦联议会的发言人。同芬克的决斗，不管怎样都是他登场议会的第一幕的适当尾声。

　　 在这个月里，曾恢复奥地利秩序并在奥尔米茨挫败普鲁士目的的施瓦岑贝格侯爵突然在维也纳去世。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任命费迪南德·冯·博尔―绍恩施泰因伯爵为新任外交大臣。博尔在柏林是不出名的，但人们传说他在被任命的那一天去拜访了那时已回到维也纳的梅特涅，向他讨教。正在这时候，普鲁士驻维也纳大使身患重病，于是腓特烈·威廉四世便决定派遣他的外交部中自梅特涅下台后同这位伟人的老政治家建立了良好关系的唯一成员去维也纳。1852年6月5日，俾斯麦被召回柏林，受命即刻动身去维也纳，在大使恢复健康之前接管馆务。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俾斯麦进一步熟悉哈布斯堡首都以消除他那在法兰克福形成的反奥偏见，只会是有好处的。万一做不到这一点，他至少也可以了解到如今实际是谁在维也纳执掌大权。

　　 他的使命只持续了一个月。他会见了博尔，不过对他并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他又同梅特涅亲切来往，受到皇太后索菲娅女大公的接见，了解到作出政治决定的实际上是她。由于几乎所有的维也纳人在盛夏季节都外出旅行，不久他就前往匈牙利。自从匈牙利要求独立以来，弗朗茨·约瑟夫正在那里作他第一次较长时间的旅行。俾斯麦游览了多瑙河。他用诗人的眼光观察了大自然的美景，此外还对旅伴们老于世故的举止感到开心。“你想，”他写信给约翰娜说，“一个英国人也没有，他们一定是还未曾发现匈牙利。”最使他喜欢的是匈牙利首都。弗朗茨·约瑟夫指示在宫殿里向他提供一间屋子，他兴高采烈地向约翰娜描写了窗外的景色：“要是你在此地稍待片刻，现在要是你能看一看银灰色的多瑙河、浅红色映衬的朦胧群山以及下面佩斯城的万家灯火，那么在你心目中，维也纳比起‘布达佩施’——匈牙利人是这样叫的——来就会大为逊色。下面在长长的木筏上，头戴大帽子、身穿肥大裤子、皮肤黝黑的奇形怪状的人们正沿着多瑙河漂流。”他还补充了一句：“遗憾的是，我不是画家。”

　　 但这并不是一次休假旅行。迫使他穿上“许多制服”的完备的礼仪以及那位年轻君主清晨四点起床，大清早就开始办公的习惯，都使他感到意外。他告诉约翰娜，他对弗朗茨·约瑟夫的“印象十分良好”，“二十岁的热情同沉着镇静相结合；他能够十分吸引人，我看到了这一点，他是否总想这样，那我就不知道了。他也无此必要。反正他正是这个国家所需要的人，如果上帝不赐予他一颗热爱和平的心的话，那么他就成了超过邻同的安宁所需要的人。”翌日俾斯麦在一封给曼陀菲尔的信中再次谈到弗朗茨·约瑟夫的自信，并向利奥波德·冯·格拉赫叙述。皇帝具有“二十岁的热情和成年人的威严和沉着，有一双美丽的眼睛，特别是当他高兴起来的时候，他有一种吸引人的爽直表情，尤其是在微笑的时候”。这些印象也许缺少细节描写，但也不含任何敌意。在法兰克福时，俾斯麦经常埋怨奥地利外交官不可靠。在弗朗茨·约瑟夫身上看到一个非常淳朴敦厚的年青人，这对他一定是个安慰。

　　 有过短短一段时间，俾斯麦担心自己会被任命为驻奥大使，但由于他并不喜欢那儿的政治气氛以及维也纳的上流社会，所以当7月中旬他重又可以到法兰克福的老战场上去战斗时，他感到很高兴。尽管普鲁士国王对俾斯麦怀有好感，但他在柏林的仇敌通过阴谋诡计使得曼陀非尔和普鲁士亲王都相信，俾斯麦是极端保守派的一个工具，他想接替曼陀菲尔当首相。实际上俾斯麦越来越远离十字报的那帮人。他从未赞同过格拉赫兄弟对拿破仑三世的敌对态度和他们对法国莱茵政策的怀疑。他随时准备承担普鲁士外交政策职责的印象，诚然一定是由他造成的，因而要抚慰曼陀菲尔并非易事。作为和解的姿态，俾斯麦请曼陀菲尔和亲王作他次子的教父。他的次子生于1852年夏，为了表示对亲王的尊敬而取名“威廉”。俾斯麦狡猾得很，一面保护同利奥波德·冯·格拉赫的联系并通过他保持同国王的联系，一面又尽力安慰曼陀菲尔和王储。因此，他不时修改自己的信件，使之适合每个收信者的心意，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

　　 正当曼陀菲尔在柏林度过秋冬两季，坚持革新没有奥地利参加的关税同盟的时候，俾斯麦在法兰克福用软硬兼施的手法争取南德意志各邦承认普鲁士为经济上的领导之国。列强之间的长时期和平，由于俄国和土耳其两国间日益加剧的紧张状态而受到威胁。经过一系列外交上的严重失误，局势急转直下，终于导致了克里米亚战争。普鲁士对奥斯曼帝国的未来既无直接的兴趣也无间接的兴趣；但是一次使英法两个强国卷进去的国际危机，一定也会要求柏林采取新的政治方针。国王希望保持中立；俾斯麦的态度则更加现实一些。“重大的危机造成一种促进普鲁士壮大的气候，”1854年2月他对曼陀菲尔说。4月第三周，普鲁士在奥尔米茨把同奥地利的防御同盟再延长三年，这件事使俾斯麦感到不安；按照他的理解，这样一来国王和曼陀菲尔就同意在外交竞争中居于次要的地位。他极力主张采取不让步政策，并劝国王把普鲁士军队集结在上西里西亚，这样就可以迅速越过国界开往俄国或奥地利。俾斯麦坚信不疑，采取这样的战略会使腓特烈·威廉四世成为欧洲的仲裁者，既可使沙皇尼古拉又可迫使弗朗茨·约瑟夫接受和平条件，然后索取调解的报酬，要求对德意志邦联的结构进行改革。国王拒绝了这个意见，并说：“象拿破仑这样的人有可能采取这种大胆行动取得成功，我则不行，”他公开承认说。这样，普鲁士自始至终对这次战事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

　　 俾斯麦的建议更多符合腓特烈大王的传统，而不符合国王的小心谨慎的中立态度。鉴于奥地利军队在多瑙河下游的态势，要是以往的普鲁士国君，肯定会动员西里西亚的军队并发出要越过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边界向维也纳进军的威胁。诚然，腓特烈·威廉四世不具备一个英雄的天赋，可是他却有一种敏锐的感觉，知道什么是对普鲁士以及德国最有利的。他通过自己的态度的确做到使俄国同西方的战争只是在黑海边有限地区进行，不让冲突延伸到中欧，否则的话，战争又会重新提出波兰问题，重又撕开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已半愈合的其他伤口。

　　 如今俾斯麦获得了亲俄的名声，正如他在奥尔米茨之后被人们认为亲奥一样。“1850年，反对我们的人谴责我叛卖性地亲奥地利，称我们为柏林的维电纳人，”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他向利奥波德·格拉赫回忆说。“后来人们觉得我们身上散发着俄国皮革味，称我们为施普雷 [ 译者注：施普雷，哈弗尔河支流，流经柏林。此处为柏林的代称。 ] 哥萨克。对于我是亲俄派还是亲西方派的问题，当时我总是这样回答：我是普鲁士派，而我理想的外交家是不抱偏见的，在作决定时不为对别国及其统治者的好恶印象所左右……只要人们向我证明事情有利于健康的深思熟虑的普鲁士政策，我也会同样满意地看到我国部队向法国、俄国、英国或奥地利的部队开火。”

　　 自到法兰克福以来，俾斯麦就担心一种得到维也纳许可的、决定整个德国的战争与和平的政策。当奥地利于1855年初想要动员德意志各邦去反对俄国的时候。俾斯麦带头反对，不愿屈服于奥地利的压力，最后多数人站在他的一边。无论在这之前或之后，他从来不曾在德意志邦联中获得这样普遍的承认，但他也很清楚，这种对奥地利领导的反感在那里只是一种暂时的情绪。如果不通过同其他列强建立同盟来确保普鲁士的地位，他就不大有希望去粉碎奥地利在德国的优势。早在1854年盛夏，他就试图在他的妹妹那里制造这种印象：他是东西方之间的调解人，是他把来自巴黎的消息转给俄国驻法兰克福公使，进而转给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这倒是有点不假。他逐渐热衷于这种设想：尽管目前正在打仗，但不久法俄两国就会重新接近，而且最后会结成联盟。他向国王建议，普鲁士应当同欧洲这个新的势力集团结合，去吓唬奥地利和受哈布斯堡控制的德意志邦联中的南德意志各邦。柏林无人怀疑同俄国结盟的价值。但同一个由“波拿巴”统治的国家结盟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1855年8月，俾斯麦对巴黎进行了他的许多次私人访问中的首次访问，以便亲自了解一下第二帝国的长处和短处。

　　 “巴黎，这是一座奇妙的城市，”他在到达法首都十四天后有点天真地写信给约翰娜说。“你想象一下，把十个法兰克福连在一起，全是充满店铺的街道……然后在四周围再加上十个比较安静的法兰克福”俾斯麦一本正经地参观了城市及其郊区。但第二帝国的巴黎决非光辉历史的博物馆。当年，每一个客人都一定要去参观香榭丽榭大街上的工业宫，那里正在举行第一个使当代技术成就同艺术成就相结合的展览会。俾斯麦对工业馆投之以有点敌视的目光，“震耳欲聋的隆隆声”使他感到迷惑。而参观巴黎绘画展览会却使他满意得多。不过通常他没有工夫去作这种消遣。同法国外交大臣瓦列夫斯基伯爵——拿破仑一世的私生子——进行的政治会谈以及同拿破仑三世的异母兄弟艾尔尼——他和瓦列夫斯基一样致力于法俄合作——的结识，使他感到高兴。8月25日，俾斯麦参加了一次“舞会，在凡尔赛，十分华丽”，在舞会上他被介绍同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和皇后欧仁妮相识。他对拿破仑的印象不深，对欧仁妮却充满景慕之情，觉得她“非常优美可爱”。他拿她同他的妹妹玛尔维妮相比，不得不承认她的“脸蛋更瘦长”，“眼睛和嘴巴更美丽”。

　　 拿破仑和欧仁妮并不是在那天晚上他所见到的唯一的君主。维多利亚女王是四百多年以来访问法国首都的第一个执政的英国君主。俾斯麦找到机会同阿伯特亲王进行了一次较长时间的谈话，同女王进行了一次简短的交谈。由于俾斯麦的亲俄派名声早就传到法国，而英国王家毫不隐讳他们对腓特烈·威廉四世坚持霍亨索伦同罗曼诺夫家族的古老友谊多么感到遗憾，所以同女王的丈夫进行的谈话是相当紧张的，但女王很快就把话题转移到无伤大雅的题目——城市的美丽——上去。“巴黎有多美呀，”她说。“比彼得堡要可爱，”俾斯麦回答道。用对一个“敌国”首都——这两个谈话对手至今还没有领略过它的美丽——的影射来对答，这是非常能说明俾斯麦的特点的。他想直截了当地向英国女王表明，他完全准备以牺牲东方为代价来赞美西方。但维多利亚远未发生好感。她在日记中称俾斯麦的观点“非常亲俄，亲十字报”。不过，维多利亚觉得值得花力气把她同这位那时在国外还不很著名的普鲁士外交官的会见——而且是在一次舞会上——记下来，并且对他“超乎寻常地”备加赞扬，这一点也证明了俾斯麦的伟人的人格力量。

　　 两天后俾斯麦看着英国女王夫妇大肆铺张地离去，尽管他作为一个模范普鲁士人对英国的政策表示遗憾，但英法两国之间亲密关系的这一证明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英国女王当时也把自己两个大孩子带往巴黎——快到十五岁的罗亚尔公主和威尔士亲王。访问巴黎后还不到四个星期就作出秘密决定，把英国公主嫁给普鲁士亲王的长子，当然要等到她满十七岁之后。这个婚约应保密到第二年春天，但不久就有人把消息透露出去，报界也获悉此事。整整一个冬天，在《泰晤士报》和柏林几家报纸上都可以读到对即将举行的婚礼的尖刻评论，因为克里米亚战争使英普关系受到很大影响。“我不好对公主的个人优点妄加评论，”他写道，“但是这在政治上只能导致英国的影响和亲英热在我国赢得地盘，而我们却没有在英国得到一点约略可以相比的东西。”

　　 他的成见产生的原因部分在于他相信亲王和他的母亲奥古斯塔对他个人持敌对态度。自从1848年3月那次疯狂的波茨坦宫廷密谋以后，他怀疑她曾一再地告诫普鲁士亲王不要相信他。然而1856年春，俾斯麦敌视大不列颠还有另一个原因。克里米亚战争于2月1日结束。还在月底以前就在巴黎开始举行一次由瓦列夫斯基主持的和会。英国人顽固地坚持把这次会议当作以前的交战双方的会议。企图把普鲁士排除在外。柏林的忿怒几乎全部是针对英国人的，因为无论是法国人还是俄国人都没有采取这种拒人以千里之外的态度。甚至奥地利也出来维护普鲁士的权利。由于奥地利的提议，最后允许普鲁士派一位代表至少可以参加讨论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前途，因为普鲁士也在1841年的达达尼尔海峡公约上签过字，俾斯麦对曼陀菲尔完全指靠博尔的支持十分恼怒，另一方面对法国人和俄国人最后不同意孤立普鲁士的态度十分满意。

　　 同俾斯麦一样，曼陀菲尔也估计到俄法两国在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会缔结盟约。不过他不能同意俾斯麦的观点，即同俄国携手——如同在缔结梯尔西特条约时那样——对普鲁士十分有利。

　　 有一年之久，俾斯麦一直试图说服这位大臣，他左一封信右一封信向他阐明主张同这两国结盟的老论点。但俾斯麦首先敦促曼陀菲尔同巴黎保持密切接触，可是他孤掌难鸣。保守派把拿破仑当作一个老谋深算的冒险家、一个危险的革命王朝的首脑，并在报纸上对他的政策百般辱骂。俾斯麦拒绝在这一点上遵循自己党的方针。在他的眼里，拿破仑三世不多也不少是一个有能耐的机会主义者。任何一个准备把治国之术当作是用其他手段继续阴谋活动的人，都能够对付他的政治阴谋。1857年春天，俾斯麦决定在法兰克福邦联议会复活节休会期间再次去法国。1857年4月4日，他在两名随员陪同下前往巴黎。

　　 这次访问一开始就不顺利。夜车在复活节前的那个星期日的清晨到达，这三个普鲁士人怀着惊人的乐观心情去找林荫大道两旁的咖啡馆。咖啡馆当然都关着门，“于是我们从五点半一直逛到七点半，在整个巴黎连一杯咖啡也喝不到，”他向约翰娜抱怨说。“到六点钟，靴子、玩具、阳伞、钟表等应有尽有，只是没有早点”。幸而不久社交生活就为他起首的这个失望提供了补偿。这一次他可以去看戏、看歌剧，也可以看芭蕾舞，“相当不错……不过芭蕾舞总是使我感到无聊”。瓦列夫斯基请他在最好的饭馆里吃饭，他同帝国的所有要人进行了饶有兴味的会谈，彼此应酬一番。

　　 但这次访问的真正意义在于它使俾斯麦认清拿破仑三世的本质。俾斯麦早就一直感觉到这位皇帝的公开表现是多么肤浅：“在拿破仑身上，”1855年他敏锐地评论说，“这种愿望奇怪地接近于病态，而皇后还支持他这样做。”通过同拿破仑三世的长时间谈话，俾斯麦认识到，拿破仑同半个世纪以前他的叔父 [ 译者注：指拿破仑一世。 ] 一样喜欢制订种种计划，企图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欧洲的所有困难解决掉。但拿破仑一世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在直接有关的重大细节上，他的侄子却满足于坐在写字桌旁大笔一挥重画政治地图。“这个人一点也不使我佩服，”俾斯麦回到法兰克福后对格拉赫说。“他不是一个将军，”他补充说。“U只是为国内困难所迫，他才会喜欢战争。”为了自身的利益，普鲁士应当去讨好拿破仑，而不是象腓特烈·威廉四世那样把他当作欧洲君主中的非法暴发户来看待。他认为法国“只是一个棋子，是政治棋赛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棋子”，5月2日俾斯麦向格拉赫断言。“不管它目前的国君是谁。在这场棋赛中，我的任务只是为我的国王和国家效劳。根据我担任我国外交工作的责任心，我是不能对别国或外国人士表示好恶的。无论是我还是别人都不能……把个人对外国人的爱憎感情置于祖国利益之上，我认为即使国王也没有这个权利。”

　　 在说过这些强有力的话的十四天之后，他向曼陀菲尔提出了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建议；建立普法两国友好关系。“拿破仑皇帝公然表示对这样一种关系感兴趣，如果我们表现出和解的迹象，他一定会用明确的姿态作出回答。”俾斯麦建议邀请拿破仑三世来柏林访问，但腓特烈·威廉四世这时不愿采取任何外交主动。他仍然准备在柏林接待他的外甥亚历山大二世——他已于1855年3月继承俄国皇位——，却不愿接待法国皇帝。国王对自己的亲信说，他认为俾斯麦在玩火。格拉赫同意国王的看法。

　　 也许腓特烈·威廉四世会赏识俾斯麦的政策，甚至会任命他作曼陀非尔的继承人，如同俾斯麦所希望的那样。但在1857年10月的第三周，国王得了中风，他的弟弟普鲁士亲王接管了政府的日常事务。

　　 普鲁士的威廉亲王当时已是一个六十岁的老人了，有着固定的政治主见，主要反映了旧有的成见。他把俾斯麦——当时四十二岁——看作一个有很大破坏性的“学童”，认为俾斯麦对奥地利的挑战性姿态会把德意志邦联毁掉。俾斯麦犯了一个政治性错误：他全神贯注地去劝国王、格拉赫和曼陀菲尔改弦易辙，却忽略了科布伦茨的亲王朝廷。 [ 原注：普鲁士威廉亲王和奥古斯塔王妃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离开首都，居住在科布伦茨。在那儿，他们的政治观点受到天主教莱茵兰的自由保守主义的影响。普鲁士亲王的长子和英国大公主的婚礼于1852年1月25日在伦敦圣詹姆士宫王家教堂举行。在德国，婚事的庆典一直继续到春天。使俾斯麦感到遗憾的是，由于“英国公主”的到来，普鲁士自由派在宫廷里的影响得到了巩固。 ] 1858年3月下半月，他企图弥补这一疏忽。他发表了一篇分析近十年来普鲁士政策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写得密密麻麻，长九十二页，比梅特涅这位擅长作长篇政治性演说的大师的任何作品都要长，但比起任何一本治国之道手册都要精辟。《俾斯麦先生的蓝皮书》所表明的信息足够清楚的：普鲁士应当忠实履行它对德意志邦联的义务，但应当利用民族情绪，争取其他德意志邦的支持去反对奥地利，因为奥地利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根本没有资格在专门的德意志事务上执牛耳。这种理论对格拉赫兄弟、曼陀菲尔或可怜的腓特烈·威廉四世来说就已太革命了，对威廉亲王来说就更不可能被接受了。如果说威廉亲王在外交上有什么计划的话，他主张普鲁士同奥地利和英国携手。他不喜欢利用德意志邦联议会作为同奥地利进行冷战的舞台。

　　 1858年秋，腓特烈·威廉的病已无痊愈希望。他的智力迅速衰退。10月7日，王后向他提出把王权移交给他弟弟的摄政方案。这位摄政王在一个月之内就开始对极端保守派的政府进行清洗。11月6日，他解除了曼陀菲尔的职务，任命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的卡尔―安东亲王接任首相，亚历山大·冯·施莱尼茨为外交大臣，同年11月举行的邦议会选举使芬克的温和派赢得了二百一十席，保守派只获得五十九席。在柏林，人们认为普鲁士已开始了一个“新纪元”。人们相信，过去十年无政绩可言的政府，如今可能被一个将会给全德问题找到更积极答案的政府所取代。

　　 俾斯麦不了解，这时他的地位是多么软弱。也许他认为可以依仗他的老朋友罗恩的影响。罗恩在过去四年中同住在科布伦茨的威廉亲王有着密切的接触，这时已当上将军。俾斯麦在1859年1月15日给约翰娜的充满信心的信中谈到外交工作有可能发生变动，并告诉她：“对我来说，宫廷中的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亲密，特则是亲王，但也有王妃。”他谈到新政府的“尴尬处境”，并笑话乌泽多姆伯爵夫人想使她那当过驻罗马教廷公使的丈夫得到他在法兰克福的职位的计划。他非常自负。在普鲁士政府机关中，没有人象他那样掌握了有关欧洲国家政治制度这样渊博的知识。

　　 但是九天后他遭到了一次严重的挫折。因为乌泽多姆真被派驻法兰克福；正当奥意冲突在维也纳压倒其他一切的时候，他肯定会同奥地利人合作得很好。俾斯麦忐忑不安，猜不到自己的新岗位在哪里。是在巴黎？在早彼得堡？也许是在伦敦？虽然他正是不希望这样。1月29日他获悉自己将成为普鲁士驻沙皇的公使。本来这相当于一次晋升，但俾斯麦一点也不感到高兴。他在3月末动身去东方，越过柏林和圣彼得堡之间的白雪皑皑的平原，花了整整七天的时间。在他的政治家生涯中，在这之前他还从来不曾这样远离过事件的中心。“人们把我打入涅瓦河畔的冷宫，”他讥讽地说。当他的脸冻得通红的时候，他痛苦地意识到这一转折选择得多么巧妙。他八年来谋取官职的准备工作所得报酬是微乎其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