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第七
作者：艾伦·帕麦尔·英国
出自————《俾斯麦传》
出自————《战争通史》
波兰起义和王侯会议并非1863年激起德意志爱国情绪的唯一事件。这两个事件都被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这个老大难问题的阴影所笼罩。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有富饶的农田和贫瘠的荒原，构成易北河下游地区和丹麦日德兰半岛之间的边界。还在这年年底之前，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就已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以致俾斯麦的对外政策直至最小的手法都受这个问题所左右。它使得俾斯麦有可能巩固普鲁士在北德意的地位和他自己在柏林的权势。“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是我的最大的外交成就，”他在十四年后说。
这两个公国数百年来一直受丹麦统治。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这一点也未发生过变化。维也纳会议肯定了1815年的现状，甚至还把劳恩堡小公国并入丹麦国王的版图。在荷尔斯泰因和劳恩堡这两个地方，德意志居民占绝大多数，它们一直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丹麦国王作为荷尔斯泰因的统治者自然也被承认是德意志邦联的成员。与此相反，在石勒苏益格，城乡居住的丹麦人多于德意志人，虽然这个公国的南部几乎象荷尔斯泰因一样德意志化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期丹麦的民族运动争取使这两个公国完全并入丹麦。这种倾向在德国引起强烈的反响，反抗丹麦的侵略成为1848年的战斗号召。最关心维护这个地区安宁与和平的六个欧洲国家在1852年春天达成了一项妥协的解决办法。奥地利、法国、英国、俄国、普鲁士和瑞典这六国的统治者在1852年5月8日的伦敦议定书中承担了保障丹麦君主同领土的义务，不过有一个前提：保留荷尔斯泰因和劳恩堡的传统特权不得侵犯。这个协定企图同时解决丹麦王位继承问题。四百年以来，奥尔登堡家族统治着丹麦；而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却是这个王朝的最后一个男性后裔。协定的六个签字国同意把丹麦王位继承权授予作为弗雷德里克堂妹夫提出要求的克里斯蒂安·冯·格吕克斯堡亲王。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人援引这两个地方所通行的萨利克继承法 [ 译者注：萨利克继承法(Lex Salica)，源于萨利克法兰克人的法典。该法典编纂于五世纪末或六世纪初，其中规定“土地遗产无论如何不得传给妇女，而应把全部土地传给男性，就是兄弟。” ] ——这个法令不允许女人继承土地和王位——对这一要求提出异议。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德意志人认为，这两个公国的合法继承人不是克里斯蒂安亲王，而是十六世纪初统治过丹麦的克里断蒂安三世的直系后代奥古斯滕堡公爵。早在1848年，奥古斯滕堡家族就曾希望能提出继承这两个公国的要求，但是1852年的伦敦协定看来使这种期望落了空。
如果不是后来几年一小撮丹麦民族主义分子不断施加压力，这种状况无疑会保持下去。所以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从未平息过，它拖延了十一年之久，直到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的一次轻率行动使这个问题重又甚嚣尘上。1863年3月最后一周，丹麦国王颁布了一部适用于全国各州的宪法，取消石勒苏益格的传统特权，限制荷尔斯泰因和劳恩堡的权利。德国掀起了一场风波；人们说，丹麦人企图把当时约占居民人口总数百分之三十的德意志少数民族同化掉。在德国各地都举行了群众性集会，会上发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说和对丹麦暴政的激烈指责。“北德意志人对这个问题十分恼火，”年迈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写信给他在温莎的侄女说。无论是在柏林或法兰克福、德累斯顿或维也纳，任何一个有地位的政治家都不能漠视象这两个公国的命运这样一个使人感情冲动的民族荣誉问题。国王弗雷德里克推迟了对全国宪法的批准。紧张使他感到受不了啦。后来在11月15日，他出乎意料地突然死去。格吕克斯堡亲王被拥立为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他立即郑重其事地批准了新宪法。危机达到了高潮。荷尔斯泰因拒绝对丹麦君主宣誓效忠，并呼吁法兰克福的德意志邦联承认弗里德里希·冯·奥古斯滕堡为一个独立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劳恩堡公国的大公。
许多较小的德意志诸侯承认了奥古斯滕堡。这位王位觊觎者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他曾在哥达居住，在波恩上大学，同普鲁士太子交好。德国自由派报纸和民族联合会都支持他。普鲁士的威廉敬重他，奥古斯塔王后和王太子夫妇也支持他的要求。普鲁士宫廷很少有过这样的意见一致。但是法兰克福的邦联议会在摸清奥地利人和俾斯麦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之前对倒向奥古斯滕堡一边迟疑不决。由于奥地利还没有忘记王侯会议的失败，没有人相信这两个互相争夺的大国会联合行动。
俾斯麦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的困难有切身的体会，因为早在1855年至1858年他在担任普鲁士驻法兰克福公使期间曾同丹麦就荷尔斯泰因的权利展开过激烈的争论。当时他曾劝普鲁士政府明确地本着德意志的民族荣誉发表意见，但是不要对丹麦采取行动，只要普鲁士在解决这个问题时能得到明显好处这一点尚未肯定的话。当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危机于1863年11月重新爆发的时候，俾斯麦的立场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为了民族联合会的自由主义理想而投入一场同丹麦的战争，在他看来是愚蠢的。他看不出来，一个边界延伸至易北河和汉堡附近的独立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对普鲁士会有什么好处。从政治上看，这个新国家对德意志邦联内的平衡最多会作出有利于奥地利的改变，而这两个公国的地理位置必然会妨碍普鲁士海外贸易的增长。但俾斯麦首先明白，这里涉及到强权利益。普鲁士同奥地利曾共同在承认克里斯蒂安·冯·格吕克斯堡的权利而不考虑奥古斯滕堡要求的伦敦协定上签了字。由于丹麦新宪法同这个协定相抵触，普鲁士可以理直气壮地挺身而出，充当伦敦议定书的维护者，从而使丹麦在国际上碰壁。这样一种态度也是符合奥地利的想法的。弗朗茨·约瑟夫和他的外交大臣雷希贝格一方面不能忽视德国人民的愤慨情绪，但也不准备支持奥古斯滕堡，因为他的要求只是以一种民族自决为依据的，而哈布斯堡出于原则考虑必须反对这种民族自决。因此，当雷希贝格发现俾斯麦毫不背理地判断奥古斯滕堡的事业时就放了心。奥地利和普鲁士驻法兰克福公使于11月18日要求丹麦放弃其全国宪法，严格恪守伦敦议定书。奥地利外交家如此温顺地遵照一位普鲁士政治家的方针行事，还是空前未有的。
可怜的国王威廉一世感到大惑不解。自从发生巴登―巴登那个眼泪汪汪的场面，看来霍亨索伦和哈布斯堡永远不再可能进行合作的时候以来，才过去十五个星期，如今俾斯麦却建议普奥二国共同去维护使所有善良的德意志人感到屈辱的协定。普鲁士很少有人——在国外就更少了——认识到，俾斯麦已完全掌握了外交上的主动权，人们猜测法兰克福的声明主要是在奥地利推动下产生的。因此，俾斯麦的老朋友莫里茨·冯·布兰肯堡在1863年12月第一周十分惊奇地写信给路德维希·冯·格拉赫；“人们可能会认为，维也纳的内阁设在柏林威廉街。”
迄今一直认为俾斯麦对他们的神圣原则太疏忽和太草率的老保守派对公开的奥普谅解感到欢欣鼓舞。这时在法兰克福举行了一次声援奥古斯滕堡的群众大会。这两个大国虽然恪守其条约义务，却并不反对在邦联议会上提出由德意志邦联对克里斯蒂安九世采取军事行动的一项议案。这是一个巧妙的手法——决定授权邦联军队去占领荷尔斯泰因和劳恩堡，但是，正因为在邦联议会上提出此事，就等于默认国王克里斯蒂安要求统辖这两个公国是合法的。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周，萨克森和汉诺威的军队向北推进至荷尔斯泰因同石勒苏益格的边界线。丹麦人不加抵抗地撤走了。普奥军队无所事事地呆在易北河畔，暂时满足于观察“另一个德国”在寻求解决办法时在全欧洲的众目睽睽之下出乖露丑。虽然弗里德里希·冯·奥古斯滕堡的地位仍模糊不清，但他仍定居基尔，受到了忠诚的荷尔斯泰因人的热烈欢迎。
俾斯麦对于被他轻蔑地称之为支持奥古斯滕堡的“民主派大起义”的活动并不很重视。但是当普鲁士驻巴黎大使戈尔茨伯爵劝说国王俯就德意志民情支持大公的时候，俾斯麦生气了。他在圣诞节晚上给了伯爵一次严肃的训斥，提醒他在汇报时要限于事实，而不是建议修改政策——尽管他自己在当外交官的时候也很少这样谦虚过。同时俾斯麦试图扼要地说明自己的政治路线。对他来说，关键问题在于普鲁士应当“作为大国”还是作为“邦联成员”行事。普鲁士必须独立地负责地行动。支持奥古斯滕堡就等于“追逐德国的虚假名望”，为错误的事业牺牲普鲁士在欧洲的地位。“我们力量的加强不可能来自议会政治与新闻政治，而只可能来自基于实力的强权政治……我认为现在把奥地利拉到我们一边是正确的；分道扬镶的时刻是否会来到以及由谁发难，这一点还要走着瞧……如果伦敦和巴黎啤酒馆里那种高谈阔论的热情颇为壮观的话，这使我感到高兴，这完全合我们的心意，但这种热情还不可能因此就使我感动，并且在斗争中也不会给我们提供一发子弹和一分钱。”他说，戈尔茨不应听到这种蛊惑人心的陈词滥调而动摇自己的判断能力。后来俾斯麦不断强调，普鲁士必须领导别人，面不是追随别人。
在同一个圣诞节晚上，俾斯麦在柏林接见了拿破仑三世的私人特使，向他阐述了对所有重要问题——从莱茵河边界一直到波兰——的看法。他十分注意向巴黎表明他的克制态度，表示愿意在一个山拿破仑主持的会议上讨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并且提到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把莱茵河左岸地区割让给一个对普鲁士友好的法国。毫无疑问，首相在他就任以来的这第二个圣诞节相信已把德意志事务控制在自己手中。晚上他应邀去太子夫妇家赴宴。太子妃很意外地觉得他“十分亲切”。俾斯麦这样做也是有其原因的。
确保奥地利合作的时机已经来到。因此，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俾斯麦向奥地利大使卡罗利建议正式结盟。在维也纳，雷希贝格感到高兴。他以为这样一个联盟会阻止俾斯麦改变政治方针去支持奥古斯滕堡，而这不克能提高他在德国的声望。雷希贝格建议两国在盟约中保证只有在双方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以放弃伦敦议定书的规定。这样精确的规定又不符合俾斯麦的意图。他告诉奥地利人，他的国王决不会死抱住伦敦协定不放，建议这个联盟只包括下列内容：如果因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开战，这两个公国的前途只应通过普奥两国商量决定。盟约就以这种形式于1864年1月16日在威廉街拟就并于第二天下午签字。紧接着，俾斯麦就派遣了他最危险的对手曼陀菲尔将军带着一项特殊使命前往维也纳。曼陀菲尔得到了雷希贝格的保证：要是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不撤消全国宪法的话，奥地利军队将支持普鲁士军队去对付任何一支站在奥古斯滕堡一边的德意志军队，或者是对付丹麦。曼陀菲尔出使维也纳的成功，确保这位将军返回柏林后在御前会议讨论时会赞同奥普两国联合行动。“在1月的最后一周，普鲁士人同汉诺威与萨克森的军队一起入侵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2月1日，普奥军队到达石勒苏益格。三周后它们占领了日德兰半岛。4月中旬，丹麦陆地上的所有工事都掌握在它们手中。欧洲作壁上观。在越过边界向日德兰进军时，英国人威胁要进行有利于丹麦的干预，但没有大陆欧洲某一个国家的配合，他们无法采取有效的措施，而无论是法国人或俄国人都不愿为了丹麦人而牺牲他们同俾斯麦的良好关系。英国人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在丹麦最后一个要塞迪佩尔要塞陷落一周后在东石勒苏益格召开一次会议。俾斯麦和雷希贝格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他们的代表同意用一个新的协定来取代1852年的伦敦议定书，并建议让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在同丹麦保持一种纯粹的王朝联合的情况下取得独立。正如俾斯麦所估计的，克里斯蒂安国王愤怒地拒绝了这一建议，会议不得不设法为这个棘手问题寻求其他解决办法。
俾斯麦心里十分明白他所希望的解决办法是什么。自从危机开始以来，他就力图使普鲁士兼并这两个邦。可是他能不能在其他列强反对的情况下贯彻自己的意愿？还有，他能否说服国王确信有必要让普鲁士吞并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呢？1月14日他在同卡罗利讨论普奥联盟的最后条件时顺便提到过，柏林有些人想要把这两个公国变成普鲁士的省份，但他——他这样向大使保证——坚决拒绝了这个建议。卡罗利此时已经熟悉俾斯麦偷梁换柱的欺骗手法，但却忽略了这句话的含义，尽管他向维也纳转告了这句话并且还补充说，首相也曾暗示，确保在北意大利的状况对奥地利是多么重要。三周后俾斯麦在御前会议的一次会议上试探了柏林的情绪。“我提醒国王说，他近几代的任何一个先辈……都曾使国家得到扩展……因此鼓励他也这样做。看来陛下以为我早餐喝多了酒才说了这番话……而王太子在我讲话时则举手向天，好象是在怀疑我神经是否正常。我的同僚们都默不做声。”就在两天以前，普鲁士部队入侵石勒苏益格，据说是为了支援奥地利人和捍卫1852年的协定。威廉已无法跟上他的首相的变化多端的政策。御前会议用了不止一个下午的时间，以便说服国王占领这两个公国。对这两个公国，除了部分占领外，普鲁士本来是无权这样做的。但俾斯麦对他的试探气球所获得的反应感到相当满意。在御前会议一周以后，他召见了法国大使。“这两个美丽的省份确实对我们的雄心有巨大的诱惑力，”俾斯麦说，并且重新提到这种可能性，即在遥远的将来他也许有可能把莱茵河左岸的土地割让给法国。在这之后的两个月里，他同法国人一直保持友好接触，并且在一定的程度上也促使拿破仑提出沿着他们的民族界线划分这两个公同的建议。与此同时，俾斯麦还鼓励普鲁士的一位保守派领导人、在二十五年多以前曾在亚琛当过他上司的阿尼姆―博伊岑堡伯爵上书国王，要求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建立保护关系或者由普鲁士直接吞并。约有七万名普鲁士人在阿尼姆―博伊岑堡的请愿书上签了名，这就足以使一想到普鲁士吞并这两个公国仍感到不安的威廉的良心平静下来。
维也纳的雷希贝格开始逐渐不信任他的盟友。4月里这位盟友还通知奥地利人，实行互相补偿政策的时机已经来到。他不愿对他的有关说明作进一步解释。对奥普联盟经受了这一考验，他自己并不感到意外。“不易看清楚的是奥地利人究竟为什么同我们来到这里，而他们是不可能在这里呆下去的，”他和友人科伊德尔于4月22日动身去石勒苏益格的时候说。“……他们本来可以听任我们单独进行军事制裁……奥地利参加……的主要动机大概是担心，如果我们单独把丹麦的事业担当起来，我们会在德国变得过于强大。”但是普鲁士人和法国人明显的协调一致使奥地利人感到困惑不解，奥地利人在5月的第三周突然改变了策略。他们通知伦敦会议，德意志各邦到头来都必然会支持奥古斯滕堡，因为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是决不会同意这两个公国实行自治的。俾斯麦感到意外，但并不担心。英国、法国或俄国是不太可能在会议桌上偏袒奥古斯滕堡的，如果奥地利人想要通过这一手来鼓励奥古斯滕堡在柏林宫廷中的支持者，为时也太迟了；这类支持者几乎已不复存在了。6月10日，俾斯麦亲自对大公说，他是“我们的候选人”，只要他让普鲁士控制其军事设施和海军设施并作出一定的贸易上的让步。大公认为这种条件是“侮辱性的”，拒绝充当儿皇帝。这次被俾斯麦在他给国王的报告中加以夸大了的谈话意味着柏林对奥古斯滕堡的同情的终止。只有王太子还坚持说他的朋友在法律上完全有权要求得到这两个公国。人们普遍感到，军队完全可以期望，除了他们进攻迪佩尔要塞时所缴获的旗帜外还能得到些什么。“在一次这样流血的出征之后，我们不能两手空空地走到我们民族面前，”俾斯麦说。
但是在最后决定这两个公国的命运之前，还必须进行另一场战斗。丹麦人的不妥协导致伦敦会议的中断。奥普两国军队重又在日德兰向北挺进，两周之内哥本哈根的新政府就出来求和。8月1日达成停战协议。克里斯蒂安九世把他对这两个公国的权利割让给普鲁士和奥地利。一些丹麦政治家承认，他的唯一希望仍然是，丹麦居民占多数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将会回到他的王国的怀抱，如果举行那个修订国界的国际会议的话。拿破仑……不断地敦促迟疑不决的列强举行这次会议。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劳恩堡暂时已失去其对欧洲的意义。它们成了德意志政治棋盘上的棋子。它们受到奥普两国共同的军事管辖。
7月底俾斯麦前往维也纳同雷希贝格举行会谈。这两人相识已有九年。1855年他们在法兰克福邦联议会中曾经是对头，当时俾斯麦的辛辣言词曾如此激怒这个奥地利人，差一点要和他进行决斗。但不久后他们就学会互相尊重对方了。雷希贝格是梅特涅的忠实朋友，在1848年那些恐怖的日子里曾陪同他在欧洲旅行。雷希贝格把俾斯麦看作是梅特涅的政治继承人，一个保守欧洲的新的看护人，尽管他对俾斯麦的方法表示遗憾。雷希贝格认为能够约束俾斯麦的野心，欢迎他到维也纳来访问。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也欢迎他来访。皇帝在背地里批评俾斯麦“讲话肆无忌惮。华而不实、还装腔作势吓唬人”的坏习惯。“同普鲁士结盟是唯一明智的政策。”弗朗茨·约瑟夫写信给他的母亲说。
俾斯麦于7月最后一周在维也纳同雷希贝格举行了预备性会谈，然后动身去加施泰因进行水疗，在伊施尔同威廉一世会面。8月21日，国王和首相到维也纳去进行国事访问，以便庆祝最近的战役中奥普军队的共同曲胜利。这两个普鲁士人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申布龙夏宫里作了三天弗朗茨·约瑟夫的客人，并举行了重要的会谈。
这时俾斯麦已胸有成竹，他的直接目标是获得所有这三个公国，作为完善普鲁士在美因河以北的地位的第一步。他宁可同奥地利合作，而不想同它作对，其原因之一是他的君主惧怕在德国发生一场兄弟阋墙之争。俾斯麦建议奥地利让普鲁士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放手行事。作为报答，普鲁士支持奥地利在欧洲其他地方、特别是在北意大利的利益。对于象雷希贝格这样一个外交老手来说配，这种协议太含糊不清。在过去的九个月中，奥地利人曾多次企图抓住俾斯麦让他作出明确的保证。但以何种方式可以达到这点呢？弗朗茨·约瑟夫希望得到一百多年前腓特烈大王在西里西亚战争中侵占的格拉茨省，作为向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让出一部分土地的报酬。但威廉是永远不会同意把霍亨索伦家族中最负盛名的那一位君王所赢得的领土放弃的，而雷希贝格则把注意力集中在伦巴底和威尼斯上，不会再把象西里西亚这样一个早已埋葬的问题重新提出来。8月24日，雷希贝格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由普鲁士保持石勒苏益格，奥地利保持荷尔斯泰因；两国组成防御同盟：要是奥地利有朝一日重新获得伦巴底，它就把荷尔斯泰因割让普鲁士。这个建议并不令人满意。两位君主都明白，这样一个协定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同法国的战争，因为拿破仑三世不会容许奥地利重新行使其对北意大利平原的老霸权。无论是弗朗茨·约瑟夫还是威廉一世，都不希望卷入一场更大的冲突。俾斯麦也不愿在友与敌之间明确下定决心。后来他一直声称，他曾向奥地利人说明，维也纳和柏林的同盟并非按照固定比例分红的商业公司，面是一次狩猎，每个参加者都拿走他自己的猎获物。最后弗朗茨·约瑟夫直截了当地问，普鲁士是否想要吞并这两个公国，或者国王是否同意作出经济上和战略上的让步。这正是威廉一世一直避而不谈的要害问题。同弗朗茨·约瑟夫和雷希贝格一样，俾斯麦也紧张地等待着答复。这个答复将会成为今后几个月和几年普鲁士政策的核心。
威廉很为难。他憎恨作出这种决断，并且讨厌年轻的弗朗茨·约瑟夫在8月一个闷热的早晨用这种问题来折磨他。他很勉强地回答了一半：“我不想吞并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他说，“我无权占有这两个公国，因此不能提出此种要求。”俾斯麦大失所望。如果国王不知道他要求什么和不要求什么，那么他认为同奥地利签订一项正式条约是毫无意义的。要是腓特烈大王的话，他就不会这样回答。
申布龙会谈没有取得什么结果。奥普两国只达成对这两个公国进行共管的协议。雷希贝格在维也纳逐渐失掉信任，因为他的亲普政策没有给奥地利带来什么好处。威廉一世和俾斯麦刚离开奥地利京城，雷希贝格在宫廷中的敌人就搞了阴谋。他们声称，一个新的外交大臣会更坚决地对付这个傲慢的普鲁士人。1864年10月底，雷希贝格不得不辞职。
在以后的年代里，俾斯麦过于看重了雷希贝格下台一事的意义。他说，这件事鼓舞了维也纳的反普鲁士势力，这样就使得这两个德意志大国之间的破裂变得不可避免了。他认为雷希贝格的继任者、和蔼可亲而无能的门斯多尔夫―波伊利将军和他的主要顾问路德维希·冯·比格勒本应对普奥关系恶化负有责任。实际上俾斯麦自己对当年冬天紧张关系日益加剧所负的责任比他所承认的要大得多。正当普鲁士有可能在适当的时刻进行决定性干预来加强雷希贝格的地位以对付其对手的时候，俾斯麦却远离柏林，并且他对门斯多尔夫始终抱着敌对的不合作态度。俾斯麦在8月底离开维也纳的时候就已灰心丧气，他的国君在申布龙的胆怯表现使他感到闷闷不乐。当君臣两人在9月第二周前往法兰克福同沙皂亚历山大二世会见的时候，俾斯麦得了神经衰弱症。在海德尔堡同凯蒂·奥洛夫的一次偶然相逢，使他明白自己需要休假。法兰克福一位热心的医生写信劝他——用俾斯麦自己的话来说——“比亚里茨海是延长我的寿命所不可缺少的”。之后，他离开柏林，前往奥洛夫一家也重想在那儿度假的比利牛斯山。“我真的在这里，我的心肝，”10月7日他从比亚里茨写信给约翰娜，“找好象在做梦，面前是大海，在我的上面，凯蒂正在钻研她的贝多芬。整个夏季从未有过这样好的天气。”
世外桃源式的生活持续了十七天。在这期间，维也纳反对雷希贝格的阴谋达到了高峰：这位不幸的首相企图说服柏林答应在遥远的将来接纳奥地利参加关税同盟。但是，尽管俾斯麦在信上表示赞成作出这一许诺、政府却拒绝在他不在的情况下予以批准，而没有普鲁士的这样一个许诺，雷希贝格就无法堵住他的批评者的嘴。”一直到10月30日即雷希贝辞职一天以后，俾斯麦才重新到任视事，对于立即到维也纳去签订关于共同管理两公国的协定的建议，他以普鲁士驻维也纳大使的签字同他自己的签字一样有效这样一条干巴巴的理由加以拒绝了。他不想同奥地利新任外交大臣建立过于密切的关系。别人把雷希贝格排挤走了，他就可以抱怨维也纳的反普鲁士情绪，而不必亲身去体验这种情绪，这是符合他的打算的。11月9日他向俄国大使抱怨说，奥地利的政策现在完全以限制普鲁士在德国的地位为目标，这是多么遗憾。“因此我们被迫保持防御准备”他解释说。由于命运的奇怪安排，俾斯麦在雷希贝格辞职的前一天“参观了埃森的克虏伯炮厂”。
门斯多尔夫在政治上企图接近普鲁士，其内容几乎与雷希贝格没有什么不同。他建议让普鲁士吞并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对此在德国的其他地区给奥地利以补偿。由于威廉最害怕的是失去祖传的土地，所以门斯多尔夫的建议纯粹是纸上谈兵，没有经过多久的踌躇就被拒绝了。但奥地利人确实考虑过把这两个公国让与普鲁士的可能性，要是俾斯麦愿意的话，从这一前提出发达成新的协议本来是完全可能的。但这时他正打算在外交上孤立奥地利，同时设法了解，在有经验的雷希贝格下台后，弗朗茨·约瑟夫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指望得到较小的德意志邦的支持。10月25日俾斯麦在圣克卢和巴黎会见了拿破仑三世和德鲁安·德·路易斯，之后又同哥尔查科夫在柏林进行了多次会谈。他肯定俄国和法国都不会同奥地利人结盟；他在俄国人面前甚至还吹嘘说：“只要他说一句话，普鲁士就可以在二十四小时之内” [ 原注：俾斯麦估计奥地利人同意大利人和法国人在威尼西亚前途问题上的紧张关系会日益加剧。四年来，法意关系由于罗马问题和保护教皇的法国卫兵问题而受到损害。但是在1864年9月，意大利人和法用人签订了一个条约，有可能从罗马撤兵。同欧洲敌视奥地利的国家取得任何谅解，都是拿破仑三世所欢迎的，因为哈布斯堡威望的衰落会诱使意大利人更多地关心威尼西亚而不是关心罗马，这就可以使拿破仑摆脱宫廷里的一个敌权集团的压力。 ] 同法国达成协议。这个说法决非无中生有：在1864年的最后几个月里，俾斯麦的普鲁士在外交政策的所有问题上比任何一个其他欧洲大国都享有更多的行动自由。
不久也可以看出，普鲁士在德意志政治中所采取的立场要比以前强硬得多。11月俾斯麦怂恿驻石勒苏益格的军事专员象对普鲁士的一个省份一样对待这个公国。他通知奥地利人，法兰克福的德意志邦联议会应当确认丹麦移交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这一事实。他说，这一行动将促使汉诺威和萨克森的军队从这两个公国撤走，之后公国就只由普奥占领军来管理。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建议。门斯多尔夫十分清楚这一点。但是在维也纳和法兰克福——那里一直还对奥古斯滕堡存在着强烈的同情——都有人反对。经过一番踌躇之后，门斯多尔夫对俾斯麦表示支持，同时要求普鲁士就奥古斯滕堡对公国的要求作出最后决断。但他没有过分催促普鲁士，因为在那一年冬天，哈布斯堡自己在国内政治上面临着一些困难。
弗朗茨·约瑟夫认为，正当他同匈牙利反对派领袖举行秘密谈判时在法兰克福邦联议会引起困难并不有利。门斯多尔夫附带提及奥古斯滕堡的要求，只是为了使法兰克福邦联议会放心，这样做是完全合乎弗朗茨·约瑟夫的心意的。他认为最好是俾斯麦根本不予同意。
但普鲁士也同样有内政问题。兵役期和军事预算这两个棘手的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原来柏林大多数自由派和进步人士是支持奥古斯滕堡的，但普鲁士武力的胜利，特别是攻克迪佩尔要塞，激起了他们的爱国自豪感，许多过去批评俾斯麦的人在阿尼姆―博伊岑堡要求吞并的请愿书上签了名。1865年1月14日，邦议会在十二个月以后第一次重新举行会议。国王在讲话中强调，速战速胜证明了军队改革的意义，而下议院的反应看来比从前要迁就一些。要是俾斯麦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上的政策有可能取得最后胜利，那末，温和的自由派在议会谋求达成妥协并在春季里解决宪法纠纷是完全可能的。在邦议会会议的五周以后，俾斯麦就采取外交上的主动，这使奥地利人感到震惊。他突然对门斯多尔夫就两个公国所提出的问题作出了详尽的答复。俾斯麦声称，普鲁士在下列三个条件下赞成一个由奥古斯滕堡统治的独立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1．公国的武装力量必须听从普鲁士的指挥，士兵要宣誓效忠普鲁士国王；2．最重要的港口和要塞必须移交给普鲁士；3．准许普鲁士在北海和波罗的海之间修建一条运河的计划。没有提到普鲁士给奥地利的报酬。提出让公国参加关税同盟，从而把奥地利的贸易利益排除在外的条件，无助于使这些建议得到接受。弗朗茨·约瑟夫声明，这些“2月条件”是“完全不能接受”的。维也纳在这一点上犯了两个策略性的错误：奥地利人指使巴伐利亚人把奥古斯滕堡问题在法兰克福邦联议会提出讨论，并且他们还让奥地利驻荷尔斯泰因专员在这两个公国之内公开支持有利于奥古斯滕堡的情绪。俾斯麦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他在这两个公国和波罗的海沿岸城市开展了强大的宣传运动，鼓吹归普鲁士直接治理的好处，企图使奥古斯滕堡家族丢丑。更严重的是，陆军大臣罗恩4月5日在邦议会宣布将普鲁士海军司令部从但泽迁到荷尔斯泰田首府基尔。这是迄今为止对奥地利的最严重挑衅。这条消息受到普鲁士议会的欢迎，但在法国和维也纳，人们认识到，自从1850年发生有关黑森的争执以来，这两个德意志邦之间还从未面临这样一场武装冲突。那时普鲁士在奥尔米茨作了让步；现在俾斯麦不会让普鲁士第二次蒙受耻辱，这是人所共知的。
威廉一世尽管过去曾感到内疚，但仍准备进行战争吞并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军队的指挥官们表示了必胜的信心。法国人和俄国人不大可能进行干涉。可是俾斯麦完全出人意料地改变了他的政策。5月29日他在御前会议上使他的同僚和国王大感意外，声称采取军事行动的时机尚未成熟，因此他建议普鲁士应就“2月条件”同奥地利进行谈判并撤回把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军队并入普鲁士军队的要求。他突然政变主意，使御前会议的成员感到大惑不解，甚至给俾斯麦后来的辩护士带来困难。俾斯麦认为当前同奥地利的分歧还不至于要兵戎相见；此外，即使不采取这样剧烈的手段，奥地利——后来发生的事件说明他是对的——也是准备作出让步的。
俾斯麦改变立场还有另一个原因。到1865年春天止，他同曼陀菲尔将军和国王军事内阁中的好战分子一直保持着相当不错的关系。可是曼陀菲尔在5月初企图借助于宫廷阴谋促使威廉反对同邦议会达成任何妥协。在召开御前会议的前一天，曼陀菲尔试图说服国王相信，如果(很可能)即将发生战争，普鲁士获得领土，威廉就应当利用人民群众中的胜利情绪，宣布宪法同一个扩大了的普鲁士是不相称的，然后恢复霍亨索伦家族传统的绝对统治。俾斯麦几周前就知道曼陀菲尔和他的军界朋友想要废除宪法。他不愿让他们来决定普鲁士的内部发展。罗恩同俾斯麦的看法一致，两人都不大看重邦议会的政治游戏，看不起议员，但曼陀菲尔煽动威廉在军队改革问题上进一步反对妥协的做法使他们十分恼火。他们认为，勤王者的军事政变会把普鲁士推向灾难。至于他们自己，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会断送他们的前程；政变可能引起革命，他们的人头就要落地。俾斯麦遭到一次失败。国王拒绝降低2月条件。尽管如此，俾斯麦明智地没有提出辞职；他很明白，他的辞职眼下并不意味着打出最后一张王牌。在整个夏天，看来一个非同寻常的危机正在周复一周地加深。威廉拒绝了维也纳的任何反建议，俾斯麦鼓励他这样做，指出军队已作奸打仗的准备并有速胜把握。但俾斯麦是在玩弄讹诈和双重讹诈的复杂把戏。他尽力推迟同奥地利人的对峙，直到他确有把握把大权牢牢掌握在手时为止，同时又向他的维也纳对手隐瞒自己比去年秋天削弱了的地位。好象一切都万事大吉。他在6月底离开普鲁士，前往卡尔斯巴德进行矿泉治疗。他在波希米亚耽搁了三周，在巴伐利亚作了一次短暂访问，然后向南到萨尔茨堡州去了一个月。他从卡尔斯巴德寄给罗恩的信谈到战争的可能性，是不应使人感到奇怪的。在拦截信件并从中作出错误的结论方面，任何一个国家的情报部门都不如奥地利那样著名。但是，俾斯麦毫不反对他的对手获悉他已对即将到来的战争作了准备，但始终仍希望战争能避免。他完全清楚，奥地利人在战争风险面前退缩不前。这个帝国不仅在政治上四分五裂，而且在财政上也濒于破产，因此有理由认为维也纳首先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如果这样，普鲁士国王就会更加信任俾斯麦，而减少对曼陀菲尔和老将领们的信任。
俾斯麦的手腕取得了成功。8月5日，弗朗茨·约瑟夫终于决心从他所不希望的并且也无力负担的战争的悬崖边上退了回来。他派驻巴伐利亚的公使布洛梅伯爵在7月里谋求同俾斯麦进行秘密接触，并在8月的第二周前往加施泰因。俾斯麦和国王正在那里逗留。就在奥地利的国土上，布洛梅表示愿意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上作出最后的妥协。在不“影响两国对该公国的权利”的情况下，暂定石勒苏益格归普鲁士，荷尔斯泰因归奥地利。弗朗茨·约瑟夫愿意把劳恩堡属于他的那一部分卖给威廉国王，这样威廉就可以把这个最小的公国并入普鲁士王国。此外，奥地利人还向普鲁士人表示愿意在荷尔斯泰因境内作出军事和海军方面的让步，包括加固和利用两条军事公路以及通过奥地利管辖的荷尔斯泰因修建一条从北海到波罗的海的运河的权利。至于奥古斯滕堡及其要求，根本就没有再提。这些协议使国王和俾斯麦感到满意。该月中旬，在德意志邦联内部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消失了。这项协议在一项公约中正式规定下来，8月14日在加施泰因温泉签署，六天后在萨尔茨堡得到批准。威廉一世感到十分高兴，因为这个条约给了他劳恩堡，肯定石勒苏益格归他所有，并在荷尔斯泰因给了他抵押品。在他的眼里，这样就向全世界证明，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并非冤家对头，而是德意志利益的“真正的、忠实的、诚实的”维护者。但“全世界”并不那么乐观。对于许多旁观者来说，这项条约好象是一桩无耻的交易。人们首先责备对奥古斯滕堡的要求为什么一点也未予考虑。在伦敦，人们嘲笑说，一旦这两个主要的德意志国家彼此单独商定了处理办法，即使十分神圣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不可分割的原则也就被很快抛到九霄云外。
但是俾斯麦根本不去管法兰克福、慕尼黑或伦敦的人们是怎么想的。对他来说，这个条约只是一项临时协定，他说这是“一张遮盖裂缝的糊墙纸”，是一次经历不了几冬的修补。但他达到了他的要求：一次外交上的胜利。此外，他在宫廷中的地位巩固了，他重又取得国王的充分信任；曼陀菲尔被委派去管理石勒苏益格，他在那里忙得不可开交，而且身在远方，也无法参与宫廷阴谋了。俾斯麦私下对朋友们说，他几乎无法相信加施泰因的收获。“想一想吧，哪里再去找一个愿意签订这样条约的奥地利外交官呢！”他在再次审阅加施泰因条约的条款时说。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一度表现出的退让现在开始严重损害哈布斯堡的抵抗力。这时，到比亚里茨去游览的时刻又来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