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政治·第九

作者：艾伦·帕麦尔·英国

出自————《俾斯麦传》

出自————《战争通史》

　　 国王和首相之间的别扭持续不长。威廉很快就认识到，俾斯麦提出要克制的劝告是多么英明。规定从今以后永远保持奥普两国和平友好关系的正式协定8月23日在布拉格签订。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在条约中承认解散迄今存在的邦联。但是无论是俾斯麦还是国王都不认为有必要为签署这一文书而留在波希米亚。他们于8月4日返回柏林，在途中讨论了德国的政治变革，这些变革相当于从上而下的一次革命。虽然他们在某些方面仍存在不同的看法，但紧张关系已经烟消云散了。

　　 俾斯麦把这一和解归功于王太子的调停。他心甘情愿承认这点。在这场战事的最后几次战斗期间，腓特烈·威廉同俾斯麦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并且如释重负地确证，俾斯麦同他自己一样想要结束政府同邦议会之间已延续四年之久的冲突。邦议会的第二轮选举是在柯尼希格莱茨―萨多瓦战役的那一天举行的。选举结果增强了保守派而不利于自由进步党营垒。王太子担心这一成就会鼓励俾斯麦的保守派立场，特别是当他的政策在战场上得到如此辉煌的证实之后。但是俾斯麦还记得他的全德意志议会的建议受到多么大的嘲笑，他完全明白，为了建立一个新的德国，他需要自由民族派的支持。极端保守派对于未来是提不出什么东西的。俾斯麦向太子解释说：“每一个普鲁士首相都必须尊重国王意志的权威，但同时也必须努力把国王的意志同民族的意志调和起来。”这一观点太子是双手拥护的。他的日记说明他还一直不太信任俾斯麦，但很佩服其判断，并且他能够说服父亲相信首相的看法是正确的。即使太子没有很快地消除他内心的保留，邦议会的右翼自由派议员们却不再坚持下去。早在前一年春天，他们就已想结束宪法争执，但以曼陀菲尔为首的军国主义者却鼓励国王不要妥协。现在他们极力同内阁讲和，因为正如特赖奇克当时指出的，军事上的成就导致了祖国的复兴。民族自由派 [ 原注：“民族自由派”这个概念在这里指的是普鲁士自由派中的右翼多数，以有别于拒绝同俾斯麦达成任何和解的激进的进步党人。一个真正的民族自由党直到1867年国会选举时才产生。这个党是由以卡尔·特韦斯滕和爱德华·拉斯克为首的普鲁士自由派右翼和老的民族联合会运动的成员如汉诺威的鲁道夫·冯·贝尼格森等联合组成的。民族自由党人从1867年至1879年在政治上支持俾斯麦。 ] 只是在等待俾斯麦的善意表示。新议会于8月5日开幕，国王致辞表示俾斯麦乐意帮助他的自由主义老对头保全面子：政府请求议会免于追究未经议会同意而拨款的责任，这就等于回过头来追认拨款。这样议员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因为俾斯麦提出这样的法律议案就等于默认他任期内政府在预算问题上的做法不合乎宪法。这是一个适当的和解姿态。9月3日，这个法案以二百三十票对七十五票的多数获得通过。

　　 国王并不十分迁就。“我过去不得不这样做，将来如果历史重演，我仍然不得不这样做，”在这个法案通过后，他十分坦率地对议会发言人马克斯·冯·福肯贝克说。但俾斯麦和福肯贝克商量好，不把国王不加克制的话写入正式记录。国王毕竟年已古稀，毫无疑问，他的继承人不会这样挑衅性地依仗自己的王权。俾斯麦首先关心的是要争取议会支持，把汉诺威、法兰克福、黑森―卡塞尔和拿骚并入普鲁士王国，而且不久之后议会还要讨论整个北德成立一个以普选权为基础的议会的计划，因此重新搬出老的争执是毫无意义的。

　　 不过国王和议员们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都愿意赞扬俾斯麦扩大了普鲁士在欧洲的势力和影响。在柏林举行胜利阅兵式的当天晚上，威廉通知俾斯麦：由于他在战斗中表现了“勇敢和军人气概”，国王授予他终身军籍以及后备军铁甲骑兵第七团少将军衔。这是一种荣誉，它使俾斯麦感到特别高兴；因为在一个主要是尚武的社会中，他对自己的非军人身份和只是有限的军人生活经验感到苦恼；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他担任驻外使节的时候，特别是在俄国，更是如此。从1866年这一年起一直到他二十四年后最后解职时止，他在隆重场合总是身穿骑兵将领的军服，常常使总参谋部不少职业军官们感到不解。他穿军服的习惯——“这衣服使我预防感冒”——在以后的年代里促进了有关“铁血宰相”的传说。

　　 国王认为用这一军事上的擢升和大发勋章等就已给首相以足够的酬报。但当威廉一世建议议会批准给予打了胜仗的指挥官们以赏金时，邦议会主动对国王的建议作了修改，使俾斯麦也得到一笔赠款。威廉同意了议员们的决定。1867年2月，国家奖给俾斯麦四十万塔勒。国王告诉他，希望俾斯麦“用这笔赠款……置办地产和资产，这笔财产连同您的赫赫大名，将永远归您的家庭所有”。

　　 两个月后俾斯麦买下了位于波美拉尼亚的瓦尔青领地，它离波罗的海海岸约有四十二公里，离但泽有一百五十公里左右。那里有山毛榉、栎树、松树、河流和沼泽，是猎鹬的理想场所。俾斯麦家族和瓦尔青没有什么历史上的渊源，但它使俾斯麦回想起他童年时代最初发现乡村生活乐趣的克尼普霍夫。好象是为了证明他的地位和威望的提高，瓦尔青的土地比克尼普霍夫和申豪森两处加在一起还要多。

　　 这类荣誉其实更加符合一位在完成毕生事业后退休的政治家，而不是象俾斯麦那样一个正处在政治生活中心的人。1866年秋，俾斯麦十分活跃。首先即将同二十多个北德意志邦就建立一个由威廉一世任主席的新联邦举行会谈。萨克森王国到10月21日才同普鲁士签署了最后协定；在这之前不可能着手制订一部统一的宪法。与此同时，俾斯麦还必须解决北德意志联邦同美因河以南的四个邦——巴伐利亚、巴登、黑森―达姆施塔特和符腾堡——的关系问题。这几个南德意志邦过去都依附奥地利，而现在俾斯麦首先要阻止它们落入法国的势力范围。因此，这四个邦同普鲁士缔结一项攻守同盟，就成为8月间达成和平条件的前提：今后如发生战争，它们甚至还应承认威廉一世为德意志的最高统帅。当巴伐利亚人反对这一无理要求时，俾斯麦粗鲁地提醒他们，另一种选择只能是损失一大片战略要地以及提供一大笔战争赔款。本来国王威廉一世就在抱怨普鲁士没有得到巴伐利亚的法尔茨 [ 译者注：旧译普法尔茨。 ] 地区作为合法的胜利果实，而俾斯麦不得不以辞职来要挟，一直到威廉让步为止。但是，和平后的头几个月里所有事态的发展都笼罩在一种忐忑不安的阴影之下，人们不清楚欧洲其他国家将会对德国新的政治秩序作何反应。普鲁士的迅速胜利使俄国人和法国人都感到吃惊。在彼得堡，哥尔查科夫建议召开一次欧洲会议来澄清边界和新的力量对比问题；他不愿让柏林和维也纳通过双边谈判解决这些问题，而且这类相应问题在1814―1815年和1856年毕竟也是通过欧洲会议解决的。但俾斯麦十分清楚自己在这样一次会议上对许多重大问题还没有准备好答案。因此他警告哥尔查科夫说，在当前民族感情激昂奔放的气氛下，一个普鲁士政治家是很难去阻止1848―1849年革命热情的高涨的。俄国并不想在德国冒这种风险，主要是虑及波兰，因此——哥尔查科夫强调说——他宁愿同意俾斯麦的欧洲新秩序。曼陀菲尔作为威廉一世的特使去见沙皇。他奉命表示普鲁士支持俄国对使黑海非军事化的巴黎条约进行修改，此后来自圣彼得堡的怨言也就消失了。

　　 法国方面问题要复杂一些。还在俾斯麦从波希米亚返回的当天，法国大使贝内德蒂向柏林提出了拿破仑三世的“补偿要求”：取得莱茵河左岸地区直至美因兹；用1814年的边界来代替1815年的边界；法国有权在卢森堡驻兵。贝内德蒂受命声明，为了安抚法国的舆论，获得这些地区是必要的。俾斯麦装出一付恼火的样子。他引证说，这样一种使普鲁士屈辱的条件并不符合拿破仑三世在比亚里茨和巴黎会谈中表明的温和的想法。普鲁士与其作出这种让步，不如同法国开战。贝内德蒂急忙去巴黎领取新的指示。拿破仑三世忧心忡忡，他没有能力在莱茵河畔去冒冲突的风险。为了证明他的宽宏大度，他解除了外交大臣德鲁安·德·路易斯的职务。贝内德蒂把一个法普攻守同盟条约的建议带同柏林；作为报答，普鲁士应承认1814年的边界以及法国有权最终吞并卢森堡大公国和比利时。俾斯麦拒绝向法国人承认1814年的边界，但表示同意签订一个关于比利时和卢森堡的协定，如果拿破仑三世让普鲁士“在德国放手去干”的话。8月29日，贝内德蒂使俾斯麦很感惊异地送交了一份现成的方案：一方面承认法国对卢森堡和比利时的要求，另一方面法国同意北德意志联邦和南德意志四邦结成联盟。对俾斯麦来说，这一切跑得太快了。他虽然原则上不反对这样一个协定，但在那个时候他可不愿意。贝内德蒂到卡尔斯巴德去作十四天矿泉疗养。俾斯麦松了一口气，去着手处理其他事务。拿破仑三世不得不直接同兼任卢森堡国君的荷兰国王谈判这个大公国的前途。这个问题被推迟了，但并未取消。

　　 9月中旬，柏林传说俾斯麦病了。但在9月20日星期四那一天，当凯旋归来的部队隆重开进勃兰登堡凯旋门的时候，他骑马走在陆军大臣罗恩和参谋总长毛奇的中间。他面色苍白，神情疲惫。他的宽肩膀上套着一个花环，这是欢呼的人群在菩提树下大街献给他的。自从科恩―布林德企图在同一条街上行刺他以来，时间过去还不到二十周。在胜利阅兵式以后不久，俾斯麦就完全病倒了；外国使节在下一个星期四接到通知，恶劣的健康状况迫使首相离开京城到乡下去静养。

　　 有些人必然会把俾斯麦的不在当作一种方便的遁辞，既可以避开咄咄逼人的贝内德蒂，又可以离开他那位捉摸不定的“君王”。但毫无疑问的是，这次他的神经真的出了毛病。约翰娜和女儿玛莉照顾他。比亚利茨在这一年秋天是去不成了，撇开个人的保留态度不谈，俾斯麦不可能冒险同拿破仑三世或他的大臣会面。他在自己的一生中又一次逃避了现实。他在家里避免考虑、谈论或阅读政治性的东西，他甚至拒绝接触日常公务。在他恢复健康——或者辞职——之前，他一手建立的行政机构可以管理普鲁士。“对我来说，最好现在就告退，”他对罗伯特·冯·科伊德尔说。“我希望在我意识到自己曾为国家作出过一些贡献并留下这种印象时引退。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完成未竟的事业。”

　　 也许他心里想的就是他所说的。10月7日，他说服约翰娜，到波罗的海吕根岛上偏僻的普特布斯浴场去旅行，那里只有每天开往格赖夫斯瓦尔德去的渡船构成同外界的唯一联系。她说他腿疼和胃痉挛，还说：“但当他静静地坐着，看着蔚蓝色的天空和绿色的原野，翻看画册的时候，情况就还可以。”但这种状况持续不久。在10月的最后一周里，他就已口授一份照会给科伊德尔，说明他对北德联邦的想法，并且在以后的四周中口授了关于各种各样问题的备忘录，例如关于德国天主教徒对教皇的忠诚范围、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丹麦少数民族的权利以及普鲁士同法国关系的根本问题等等。12月1日，他回到柏林。当天下午，他同国王进行了两个半月以来的首次个别谈话。

　　 根据通常由于俾斯麦的《思考与回忆》而被渲染的传说，他从普特布斯回到威廉街，在办公室同一位高级官员会面，过了几天就完成了北德意志联邦宪法草案，不过这是大大夸张了的。他面前放着一大堆文件：两位宪法专家的建议，1849年未能实现的法兰克福宪法草案的说明，瑞士和美国宪法的研究，关于陆军大臣和贸易大臣的如意算盘的备忘录。在洛塔尔·布赫尔博士——他1864―1886年在外交部任参议，在俾斯麦整个任期内是其最亲密的顾问之一——的协助下，俾斯麦研究了所有这些文件，吸收了同普鲁士政体相容的东西。

　　 12月9日提出了一份包括六十四款的宪法草案供讨论。草案分发给国王、太子和御前会议的其他成员，要他们在五天之内批准或修改。在这五天中，有两天用于圣诞节前国王的狩猎活动，而剩下来的三天时间是不足以用来进行事情性质所要求的那种彻底的研究的。他们提出了一些主要是非实质性的微小更动。12月15日宪法提交由代表联邦其他成员国的大臣组成的制宪会议。俾斯麦已下定决心不在考虑和辩论上花费许多时间。帝国国会选举定于1867年2月12日举行，因此会议要在不到八周的时间内完成其任务。

　　 俾斯麦的草案引起了震惊。这部宪法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专制的文献，它把实权授予普鲁士国王和由他任命的首相。普鲁士国王作为联邦主席负责整个对外政策，决定战争与和平问题，战时是全军的最高统帅。虽然按规定由各成员邦的代表组成一个联邦议会，不过它只起清谈议论的作用。大臣会议匆匆忙忙地企图提出修改：由各成员邦的大臣组成一个常设会议作为内阁，它给予联邦以联邦性质的有效的行政权，设立一个诸侯院作为民主选举的国会的对立面，它比一个简单的联邦议会更为重要并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可是俾斯麦不允许作这种根本性的修改。他巧妙地利用了各邦之间的分歧。他赞成商业中心所希望的那种在财政问题上的变革，并向落后的君主提供一种防止革命民族主义恶魔的保障。他声称，对他建议的唯一抉择就是建立一个象1849年那样激进的和民主的全德意志议会。私下里他向参加大臣会议的萨克森代表保证，他打算“用议会来扼杀议会制度”。

　　 只是在联邦首相的地位问题上，俾斯麦改变了初衷。本来他把这个职位想象为一个名誉职位，首相不应是内阁长官，而是联邦议会主席。可是大臣会议提出调整联邦行政权的企图使他改变了主意。他在非正式的谈话中暗示他同意把通过联邦法令的责任归属于联邦首相。这样，联邦首相实际上就是新联邦的总理大臣，但不是由联邦议会选举，而是由普鲁士国王任命。毫无疑问——他的同僚当时已明确地认识到——大臣会议内部关于首相职务性质的讨论已使俾斯麦下定决心亲自担任这个职务，同时仍兼任普鲁士首相。新德意志强权政治的基石几乎象是通过一次偶然的事件而列入宪法范围，这好象是一种讽刺。

　　 大臣会议于2月7日星期四犹豫不决地通过了宪法的最后草案。五天后北德的男性居民投票选举国会。从社会成份来看，国会主要是由贵族组成的，民族自由派占了四分之一的席位，是最大的政治集团。民族自由派准备支持俾斯麦的对外政策，只要他继续努力争取实现祖国的统一。但对于宪法最后草案，他们却毫不赞同。他们想使国会获得真正的权力。他们极力主张成立一个对国会负责的联邦内阁和举行不记名选举，国会有权批准预算以及决定议员的年俸。俾斯麦准备作出的最大限度的让步就是举行不记名选举和每年进行一次预算辩论，但有一个商定了的限制，即在头四年不得讨论军事问题和国防开支。此外，俾斯麦还同意作出一项修改，这种修改是符合他自己已经改变了的对于首相职务的看法的：首相应向联邦“负责”他所副署的一切法令，一个措辞如此含糊的义务被故意弄得使人搞不清楚其确切的含义。4月中旬，经过这样修订的宪法在国会以二百三十票对五十三票的多数获得通过。北德意志联邦这一由普鲁士军事实力和浪漫主义民族感情产生的混血儿，在法律上成为现实了。正式的成立日期是7月1日。十四天后，俾斯麦被任命为首相。

　　 在宪法辩论期间，俾斯麦一再明确地强调他的德意志爱国主义，以致他可以肯定会获得民族自由派的欢迎。“先生们，让我们加紧努力，”3月11日他在讲话结束时说。“让我们把德意志扶上马！它是会骑马的！”但是，如果要说有人把缰绳交给德意志人民，那决不是首相大人本人，面是法国人的皇帝。在德国国会选举后两天，拿破仑三世在法国议会开幕式上发表了一篇傲慢的讲话。他声称法国在去年夏天没有动员或出动一个团就把普鲁士人阻止在维也纳的大门口。他还向法国人民宣布，普鲁士决不会采取“可能损害我们民族感情”的行动！这些话和议会接着举行的外交政策辩论激怒了德国的舆论，报纸对拿破仑的傲慢语气十分恼火。俾斯麦的反应要理智一些：他知道，一个波拿巴要想不失掉皇冠就必须保住自己的威信，因而对付拿破仑的傲气，用言辞交锋比在战场上交锋更好一些。但俾斯麦也得考虑民族的尊严。他不能让国会指责他在柯尼希格莱茨战役之后听命于法国，因此他在3月19日公布了有关南德意志各邦与联邦缔结的秘密攻守同盟的细节。这是针对法国在欧洲的霸权的隐而不露的威胁，这点柏林和巴黎的新闻记者都很清楚。同一天爆发了卢森堡危机。荷兰国王通知柏林，他准备索取一大笔钱把卢森堡割让给拿破仑三世。俾斯麦本来对这笔交易是不会提出异议的，可是普鲁士国王一想到要把一个自从半个世纪以来普鲁士有权驻兵的大公国割让给法国就感到震惊。总参谋部也十分恼火。很久以来就确信普法战争不可避免的毛奇宁可立即同法国开火，而不愿等到拿破仑加强他的军队，以牺牲普鲁士的利益来提高他的国际威望。俾斯麦的看法不同。在3月的最后一周，他对他的一位保守派追随者贝图西―胡克伯爵解释了自己的态度。他讲得如此值得注意，因此必须加以详细引用；

　　 “是的，我怀着遗憾的心情相信，一次德法战争在不太远的时间内就会发生。由于我们的胜利而受到伤害的法国的病态虚荣心一定会推动战争的到来。但是我不能认为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因为我看不出，无论是法国还是我们有什么重大的利害关系要求兵戎相见……只有为了本国的荣誉——不要把它同所谓面子混淆——，只有为了自己最切身的利益才可以开始一场战争。没有一个政治家有权发动战争，仅仅因为他根据自己主观判断认为战争到时候是不可避免的。要是任柯时代的外交大臣都追随其君主或最高统帅去出征，历史上的战争就一定会少一些。我在战场上和——这要糟糕得多——野战病院里看到我国青年的精华由于疾病和受伤而被夺去生命，现在我甚至从这个窗口就能看到有些残废人在威廉街上行走，他们向上看并想，要是没有上面那个人，要是他没有进行那场凶恶的战争，现在我就会安全无恙地坐在‘妈妈’身边。想到和看到这些，我就感到坐立不安，如果我要责备自己轻率地或是由于野心或者也是由于追求民族的虚荣而发动战争的话……

　　 但我永远不会劝陛下发动一场不是祖国最切身利益所需要的战争。”

　　 毫无疑问，俾斯麦的这些话是肺腑之言，他在这一年春天对别人讲过完全类似的话。俾斯麦虽然排除先发制人的战争，但他决心从卢森堡危机中尽可能捞到好处。4月1日，他劝说汉诺威的自由派贝尼格森在国会提出质询，对于一位“德意志血统”的亲王准备把“从来就是德意志的”领土出卖给法国一事表示遗憾。这个质询虽然是以对荷兰和卢森堡的历史作出十分奇怪的解释为前提的，但它却向俾斯麦提供了一次机会，向法国发出警告并敦促议员们迅速完成北德意志联邦的建立。荷兰国王见事不妙，鉴于普鲁士反对，就把出卖卢森堡之事作为罢论。在俾斯麦的同意下，有关这个公国的决定留待一次国际会议去作出。这次会议由英国主持，于5月第二周在伦敦举行。公国被宣布为中立国，由各大国保证它的独立和不可侵犯。

　　 关于卢森堡的争执发生得快，平息得也快。毛奇对俾斯麦反对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感到遗憾。“到时候他的态度会要我们许多人的命，”他埋怨说，并且坚持要总参谋部经常制订在西方发动进攻的计划，1867年秋以及更进一步在翌年春天，他修订了相应指令。“俾斯麦并非出于道义上的原因害怕打仗，虽然他和毛奇一样一想到一场毫无意义的大屠杀就感到毛骨悚然。他并不怀疑，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在1867年进行战争比通过所费不（？？此贝）的军备竞赛使德国的优势月复一月地削弱要好一些。但政治上的考虑比军事上的需要更为重要，这一点他是坚定不移的，并且他深信，在北德意志联邦刚刚成立不久就把卢森堡危机推向白热化是不适宜的，何况还有一个新的危险使他感到不安。南德四邦对一次针对法国的民族十字军征讨并不感兴趣。毛奇指望，一旦发生战争，南德盟邦会增援他的军队。但柏林认识到，符腾堡和巴伐利亚极想解脱有关的条约义务。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俾斯麦约束了毛奇及其参谋部军官的急躁情绪，在同南德各邦建立更密切的政治联系之前不在西方从事战争。后来到了1867年夏天，一切迹象表明普法两国已实现和解。威廉国王和太子6月初也同别国许多著名人士一样去巴黎参观万国博览会，拿破仑三世在战神广场欢迎他们。在随行人员中有俾斯麦和普鲁士参谋总长。国王上一次是在1814年作为占领军的年轻军官到过法国京城的，他在旅途中指点反拿破仑一世的联军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所经过的城乡，以此来消磨时光。“自从我上一次到这里来以后，你们创造了什么样的奇迹啊！”他感情冲动地不恰当地对他的主人说。但拿破仑三世只想让客人过得愉快。来自普鲁士、俄国、英国、丹麦和土耳其的客人在那一年夏天受到他隆重的接待。威廉的访问同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访问互相交叉，在隆尚举行了阅兵典礼，受到法国、俄国和普鲁士国君检阅的六万名士兵列队通过主席台前，场面颇为壮观。那天下午君主们返回巴黎的时候，有一个波兰的流亡爱国者企图行刺沙皇。这一事件激怒了普鲁士王室，但对俾斯麦却并非完全不合时宜。因为亚历山大通过这样剧烈的方式体验到法国对波兰的传统同情之后，法俄两国携手合作的前景看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渺茫了。

　　 俾斯麦自己对他的巴黎之行十分满意。他到达巴黎的时候，北火车站的人群中曾有人发出辱骂声，但这并不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所以这种接待与其说使他生气，不如说使他感到有趣好笑。他尽情享受盛大的晚会和宴会，用挑剔的眼光观看阅兵式，用客气话回答别人的恭维。他身穿铁甲骑兵少将的白色礼服，显得比法国宫廷对他所记得的样子更加神气。他竭尽全力证明自己彬彬有礼。在土伊勒里宫举行的一次舞会上，他同欧仁妮的宫女德拉卡勒特夫人跳华尔兹舞。她在回忆录中写道，当乐曲终了时，俾斯麦从自己的纽扣上取下一朵玫瑰花送给她并说：“夫人，请保存这个对我一生中最后一个华尔兹舞的纪念品，这次华尔兹舞我将永远不会忘怀。”法国御前大臣瓦扬将军说他是“一个很活泼的伙伴，一个温文尔雅的人，喜欢开各种玩笑”。别的人并不这么喜欢和他做伴。奉拿破仑三世之命陪同毛奇和俾斯麦去凡尔赛的勒伯夫元帅，回来向他的皇帝报告：“陛下，我刚刚同两个极端仇视我们的人一起度过了可怕的一天。”但是人人都知道勒伯夫在夸大其词。当普鲁士客人于6月14日从北火车站动身回国的时候，俾斯麦和他的君主心中充满善意。“是的，我一定会再来的，”俾斯麦向他的主人保证道。他说话是算话的。

　　 这个月的月底，俾斯麦动身到瓦尔青去休假五周。时值政治上平静的时期，他可以不受干扰地考虑下一步的行动。在外交政策上他想先采取观望态度，听任事件的自行发展。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和拿破仑三世8月在萨尔茨堡的一次会见并不使他感到非常头疼。他十分正确地判断了形势，弗朗茨·约瑟夫希望在南德出现一个平静的时期，该时期至少持续到这个多瑙河君主国能看清它同匈牙利在宪法上妥协的后果。俾斯麦知道，匈牙利人将反对在德国搞任何军事冒险，他们的兴趣不在西方，而是在巴尔干半岛。只要弗朗茨·约瑟夫和拿破仑满足于交换无关紧要的礼节，避免达成书面协议，这种关系就只会有利于普鲁士，因为它使俄国更加依附普鲁士，并排除了法俄接近的可能性。而在所有的联盟中，最使俾斯麦伤脑筋的就是法俄两国的接近。哥尔查科夫对奥皇和法皇的萨尔茨堡会谈和奥地利向南推进的迹象感到十分不安，以致俄国人在春天提议同普鲁士签订一项秘密协定：沙皇准备在奥匈边界驻扎一支军队，以便一旦普法开战时可以吓唬弗朗茨·约瑟夫。作为回报，普鲁士应在俄国受到奥地利威胁时增强自己在莱茵兰的兵力。但俾斯麦不愿同哥尔查科夫签订书面协定，尽管他暗示，在他看来，普俄两国的共同利益要求采取这样一种政策。如同1863年6月那样，俾斯麦通过柏林―彼得堡协约重又确保自己得到支持，而又不必承担正式的结盟义务。既然露水夫妻有这么多好处，为什么非要把俄国变成一个明媒正娶的妻子不可呢？

　　 南德各邦却胆战心惊地维护着自身的政治美德。各邦政府满腹狐疑地注视着新宪法的中央集权倾向，在1867―1869年间，除了巴登外，它们都不想同普鲁士结成更密切的同盟。对南方来说，北德意志联邦过于倾向新教，大军国主义化，对政治性批评又太敏感了。由于一家自由派的报纸发表了蔑视国王威廉一世的言论，普鲁士公使馆便根据俾斯麦的指示控告该报犯了诽谤罪。这件事更加强了符腾堡已有的反普鲁士成见。俾斯麦对待前汉诺威国王的态度也无助于增进这些相当古老的王朝对他的爱戴。1868年3月，普鲁士政府没收了被废黜的汉诺威国王格奥尔格的财产，理由是废王曾用大批钱财煽动汉诺威叛乱。任意没收财产的做法在法律上是有问题的，而且俾斯麦后来用这笔威尔夫基金 [ 译者注：汉诺威国王格奥尔格出身于威尔夫家族，他的财产被俾斯麦没收后成了所谓威尔夫基金。另外，一些支持废王、企图恢复格奥尔格王位的人被称为威尔夫党。 ] 作普鲁士秘密活动的经费。这件事开创了危险的先例，因为首相这样就可以支配一笔秘密基金，用来收买报纸、奖励工作人员和招募特工人员。普鲁士对一位始终受到保守的容克同情的新教废王竟然采取这种态度，那末以后在一个统一而依附柏林的德国，巴伐利亚信奉天主教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命运又会怎样呢？美因河以北发生的事件促使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加强对本国利益的关心。

　　 不管居民的感受如何，南德各邦不能无视北德意志联邦的壮大。条约规定的义务导致更加密切的军事合作；南德的军官候补生在普鲁士军事学院学习，普鲁士的参谋官协调情报工作的指挥、训练和方法。俾斯麦希望，南方对北方的经济依附以及南北方的军事合作将促进政治上的进一步统一。他抱着这种打算，在1867年夏天重又搬出他那关于建立关税议会的老计划。关税议会于1868年4月最后一周在柏林召开会议。但是，如果说他曾希望能够利用这个奇特的会议作为“普鲁士化”的工具，那末他很快就感到失望了。关税议会中来自南德最大两个邦即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的大多数议员反对任何形式的德意志中央集权，除了税率问题，同外国的贸易协定、对烟草白糖等奢侈品实行统一的间接税以外不愿再讨论其他问题。只有一次，在1868年5月18日，俾斯麦能够诱使与会的“真正的德意志之心”发出赞同的掌声——那是在他号召保卫德意志的葡萄酒贸易去对付法国竞争的时候。

　　 议员们应邀到基尔去参观停泊在港口的北德意志联邦的舰队。他们去汉堡，看到了把德国出口货物装上迅速发展的商船队船只这一更为动人的场面。但这一切并没有唤起爱国主义的反响。俾斯麦不得不勉强地承认，关税议会虽是一个颇为有用的机构，却不宜用来煽动政治热情。

　　 1869年初，连俾斯麦的一些最忠实的信徒也失去了信心，因为他重新唤起民族运动的努力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如慕尼黑的韦特恩男爵写道，德意志的民族感正在慢慢地消失，他认为，没有一次新的危机就不可能制止这种变化。俾斯麦劝说要有耐心。“我也认为有可能通过暴力事件来推动德意志的统一，”2月26日他回信给韦特恩说。“承担爆发这样一种暴力灾难的责任，与为此选择正确的时机是两码事。出于纯粹主观上的原因擅自干预历史的进程，就好比摇落不成熟的果实……在某种形势正在变化的时候能进行等待，这种能力是现实政治的迫切需要。”十二个月后，他在同他新任命的新闻发言人莫里茨·布施的谈话中使用了类似的比喻：“我们正在着手处理德意志问题，不过它需要时间，也需一年，五年，也可能是十年。我无法使它更快解决。”

　　 但是，无所事事是不符合俾斯麦的本性的。他虽然不愿采摘“不成熟的果实”，但也不愿等到果实成熟后自行落到他的手中。因此他在1869年冬天着手做两件事，这两件事一定会有助于提高霍亨索伦王朝的威望并在下一届帝国国会选举之前及时真正唤醒德意志的民族感。1870年第一周，俾斯麦同太子商量，是否能把普鲁士国王于1867年接受的“北德意志联邦主席”这个累赘的称号改为“德国皇帝”。这个建议合乎太子的心意。俾斯麦希望，太子能象在尼科尔斯堡那样克服他那个保守的父亲的反对。1870年头三个月，德意志各朝廷以及伦敦和巴黎的外交界对所谓“称帝计划”不时提出讨论。罗恩和毛奇赞同俾斯麦的做法，巴登大公爵也表示支持这个建议，但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的君主怎么也不同意。他们为什么也要支持这样一个计划呢？不久前在11月巴伐利亚的选举中，主张各邦独立的人取得了多数票，在符腾堡当时正流传着一份抗议军队普鲁士化的请愿书。俾斯麦又一次错误地估计了南德意志人。俾斯麦这时的第三个巨大计划涉及一项重大的外交战略，对这方面首相比对国内政治冒险要精通得多。1868年9月，一个军政府在马德里接管了政权，它在全欧洲寻找一位君主来取代身败名裂、已逃往法国的被废黜的女王伊莎贝拉二世。俾斯麦马上对这个西班牙问题发生兴趣，虽然没有什么能表明他在1870年2月前曾认真考虑过霍亨索伦家族中有一个亲王候选的问题。但在伊莎贝拉逃走后一个星期，首相从瓦尔青拍给在柏林的外交大臣一份电报，强调了西班牙危机的意义：这次危机可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此外还可能提供一个刺激法国的机会。他不祥地补充说，符合拿破仑心意的解决办法是不大可能对普鲁士有利的。首相和参谋总长的两名心腹在1868年圣诞节被派往马德里去调查西班牙京城的情绪。春天，特奥多尔·冯·伯恩哈迪作为普鲁士政府的非正式代表接踵而至。1869年5月初开始出现流言蜚语，说西班牙人已把王位奉献给普鲁士王室的一个成员。拿破仑三世指示他的大使去责问俾斯麦。俾斯麦不把此事当作一回事，据他对驻巴黎公使的通报，他对法国大使环顾左右而言他。俾斯麦对法国驻柏林大使贝内德蒂讲，确实有过来自马德里的一些非正式的接触，但并未受到认真对待。拿破仑三世对这些谣传的过敏反应无疑使俾斯麦深思。他明白法国人宁肯向普鲁士进军而不会容忍霍亨索伦家族的成员登上西班牙王位。

　　 四个月后发生了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直到今天一直也无法肯定俾斯麦事前是否知道此事。9月，西班牙军政府代表萨拉查·伊·马萨雷多博士前往瑞士魏因堡，在那儿秘密会见了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家族的卡尔―安东亲王——王朝罗马天主教支系的首脑。萨拉查提出要向西班牙议会建议亲王的长子利奥波德为空缺王位的候选人。(利奥波德有一些有利条件：他是普鲁士军队现役军官，他的弟弟不久前在法国支持下被任命为新的罗马尼亚侯国的国君；他的妹夫是葡萄牙国王；他和法国皇帝有亲戚关系，因为他的祖母是欧仁妮·博阿尔内的女儿，因而是拿破仑三世的嫡堂姐妹。只有一个很大的障碍是，利奥波德担心坐在象西班牙这样不稳固的王位上会遭到象墨西哥的马克西米利安 [ 译者注：1862―1867年，法国武装侵略墨西哥，企图把墨西哥变为殖民地。1863年占领墨西哥城。次年在拿破仑三世倡议下，把奥地刊大公马克西米利安立为墨西哥皇帝。墨西哥人民在胡亚雷斯政府领导下，击溃了法国侵略军，俘获并枪毙了马克西米利安。 ] 那样的命运。军人政权当时由于国内带有强烈共和色彩的起义而摇摇欲坠，萨拉查的提议于是遭到了拒绝，虽然卡尔―安东亲王暗示，要是一个西班牙公使既能得到拿破仑三世又能得到普鲁士国王同意提名他的儿子，这件事还可以再议。

　　 1870年初，看来西班牙已恢复了秩序。2月24日，萨拉查突然到杜塞尔多夫来找卡尔―安东亲王，他全权代表西班牙摄政王普里姆元帅提议利奥波德接受西班牙王位。与此同时，西班牙政府正式向国王威廉一世和俾斯麦表示，希望把西班牙王位奉献给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家族的儿子。尽管卡尔―安东亲王在五个月以前采取了政治家风度的保留态度，但并没有把此事向拿破仑三世通报。人们把利奥波德继承王位只不过看作是霍亨索伦家族的家庭私事。霍亨索伦家族的成员进入西班牙，必然会在反普鲁士的欧洲引起愤怒的叫嚣，必然加快或推迟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的解决，卡尔―安东在2月25日即萨拉查访问的次日这样提醒俾斯麦说。强调这一点本来是多余的：任何了解这个计划的人都知道它一定会在巴黎引起激愤。俾斯麦心里十分清楚，主要的危险在于这个消息有可能过早地透露出去，因此他甚至想对普鲁士内阁也尽量保密。而且，丝毫不能肯定这件事的前途究竟如何。卡尔―安东亲王时而同意，时而反对，利奥波德忠于义务，附和他父亲变化多端的看法，但在口头上和书面上都声明，他作为一个好普鲁士人，将完全听从国王威廉一世的命令。

　　 这件事不合太子的心意。国王对接受提名有着很大的顾虑。要是仅仅按照霍亨索伦家族的意思去办的话，那么还在2月中旬以前就早已放弃候选了。

　　 俾斯麦、毛奇和罗恩全都赞成接受提名。因为如果西班牙议会选举利奥波德亲王为国王，而拿破仑宁可同普鲁士进行战争，也不愿容忍霍亨索伦家族的一名成员在比利牛斯山那一边登上王位，那末，法国就会由于蔑视西班牙人民的决定而使自己在欧洲的心目中陷于不义的地位。据俾斯麦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不可能找到盟友。毛奇也同样有信心地认为他的军队能够阻止法国的入侵和消灭敌军。另一方面，要是拿破仑三世接受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家族的利奥波德的提名，这就等于法国受到一次比普鲁士在奥尔米茨的不幸还要大的屈辱。即使拿破仑不被他的愤怒的人民所推翻，他也不得不放弃他那作为列强仲裁人的作用，此外在同德国发生任何纠纷期间还必须沿着比利牛斯山配备一支军队，以便对付来自西班牙的任何真正的或理论上的威胁。这样，法国的军事力量就会大大遭到削弱，正如奥地利的军事力量由于1866年普鲁士同意大利结盟而遭到削弱一样。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好处：有一个霍亨索伦家族的成员当西班牙国王，同西班牙及其殖民地的贸易就可以大大增加，而霍亨索伦家族威信的提高最终会在德国发生作用，重新鼓起人们对“称帝计划”的兴趣。

　　 俾斯麦也在他3月9日写给国王威廉一世的一份奏折中列举了这些论点。他提请威廉注意：要是霍亨索伦家族拒绝接受西班牙王位，这个王位就有可能落到维特尔斯巴赫家族也就是一个不得不依靠法国和罗马的王朝手里。这就会意味着德国反民族分子力量的增强。国王不为所动。他可以回忆西班牙很长世代的历史，这段历史使他没有什么理由给予信任。他对奏折的批示使俾斯麦雅致的散文大为减色。他直截了当地说，今后同法国发生危机时不可能依靠西班牙。他想知道，哪一位西班牙当权派能够保证执行这样一种政策。他又说，在一个最近四十年来革命一个接着一个的国家里，一个外来的王朝很快就会威信扫地。3月15日，他邀请西格马林根家的亲王们、俾斯麦、罗恩、毛奇和三名大臣进宫赴宴。他本人和太子参加了宴会，在宴会上对这个问题再次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国王的全体顾问都劝说接受西班牙的提议。王太子承认俾斯麦的政治论据很充分，但他不愿看到“一个兴盛的支系从大家庭中”分离出去。利奥波德亲王烦恼地一言不发，他认为到西班牙议会去接受提名是他的义务。但国王一如既往地反对接受西班牙王位，拒绝劝说利奥波德去接受王位。“在这种时刻，威廉是全欧最顽固的专制君主。

　　 俾斯麦十分生气。他看到自己在帝国国会面临着一种困难的局面。那里即将对新的刑法进行长时间的辩论。他得研究英国提出的善意的、但考虑不周的裁军计划，另外还得对付奥地利想在波兰给俄国和普鲁士制造困难的明显企图，最后还要研究普鲁士天主教教长对教皇特使把持梵蒂冈宗教会议表示不满的初步迹象。尽管存在着这些令人忧虑的问题，俾斯麦的主要兴趣却放在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上。他不想轻易放过这件事。如果利奥波德过于胆怯，不愿当国王，那么还有他的弟弟弗里德里希可以代替他被提名。首相派遣不知疲倦的洛塔尔·布赫尔到马德里去调查那里的政治气氛，总参谋部派遣一名年青有为的军官马克斯·冯·费尔森少校作为陪同协助他进行工作。这两人的报告都是十分肯定的。

　　 几乎不出所料，俾斯麦的过度劳累也在他的健康状况上得到了反映。4月11日，医生给他开了全休假。他去瓦尔青。一星期后他打电报给柏林说，他病得很重，不能料理公务。

　　 又有四个半星期之久，他政躬“欠和”。在这期间，国王断定霍亨索伦家族继承王位的问题已不了了之。5月4日，他甚至还打电报到马德里，造成利奥波德对西班牙王位已不感兴趣的印象。但布赫尔和费尔森少校并未放弃自己的努力，卡尔―安东仍然喜欢扮演国王扶立者的角色。有一次他甚至对费尔森说：要是他还年青的话，他自己就接受王位。

　　 这些消息加速了俾斯麦的痊愈。在5月21日至22日这个周末，他又在柏林出现，并写了一封鼓励信给卡尔―安东亲王。在他父亲的劝告下，利奥波德又一次改变初衷，追究自己的良心和责任心：两者都劝他重新考虑提名问题。俾斯麦了解到这一最新的事态发展情况，匆忙地向马德里发出了密码电报。6月8日，首相决定说他旧病复发，这对他的健康会有好处，并且这一次——他这样宣布——他想在瓦尔青受到严格的治疗：不处理任何公务；不看电报(因为他没有密电码本)；不答复征求意见的来信(因为他没有秘书)。有关西班牙的谈判听凭霍亨索伦家族去进行。俾斯麦说，这毕竟是一件“家庭私事”，而不是北德意志联邦首相的事情。

　　 他在瓦尔青呆到7月12日。几乎所有有地位和名气的人在夏天都离开了城市，国王在埃姆斯温泉，毛奇在西里西亚，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家族的利奥波德亲王在巴伐利亚。大多数欧洲首都的情况都差不多。只有马德里在进行紧张的活动。议会成员怀着越来越不耐烦的情绪等待摄政王对王位的前途作出说明。普里姆元帅的打算是，一俟萨拉查征得利奥波德亲王和威廉国王的同意从德国回来，就由议会“选举”新国王。欧洲，特别是法国，将面临既成事实。

　　 这时，一个奇突的错误打乱了事件的进程。6月19日利奥波德表示同意，两天后威廉心情沉重地加以批准。当夜萨拉查就向马德里拍发了密码电报，说他将于“29日左右”回到西班牙首都。普鲁士公使馆在翻译电码时错译了：似乎萨拉查在(7月)9日以前不会回到马德里。但摄政王不可能把议员们耽搁这么长久，于是他在6月23日宣布议会延期到11月再举行会议。当萨拉查的火车在三天后到达马德里的时候，议员们早就散向四处，议会无法开会来接受利奥波德的提名。在随后出现的混乱局面中，秘密被泄露了。7月3日星期日，消息传到巴黎。星期一早晨，法国报纸连篇累牍地对诡计多端的普鲁士人发表怒气冲冲的评论。星期三外交大臣格拉蒙向议会发表了一篇爱国的演说。他宣称：“我们不相信，对一个邻国人民权利的尊重使我们有义务容忍一个外国把自己的一名亲王捧上卡尔五世的王位，危害法国的利益和荣誉。”报纸欢欣鼓舞。俾斯麦星期四在瓦尔青读到关于格拉蒙演说的报道，他神秘地加以评论道：“这看上去象是战争。”

　　 他准备接受挑战，然而此时此刻他不想采取会挑起战争的行动。他在这种形势下沉默不语，以至他的一些最亲近的幕僚都感到大惑不解。经管俾斯麦财务的格尔森·冯·布莱希勒德——柏林同名银行行长——鉴于政局不稳，请求瓦尔青给予指示。7月11日，他接到了约翰娜亲笔写的答复。她表示歉意，因为她的丈夫正忙于用密码通讯和翻译密码，因此自己不能写信。“他不信会打仗，”她继续写道，“尽管某些人行动轻率，但他认为有人因西班牙的选择不符合自己心意而进攻我们是不大可能的。不过他总认为，该打仗的时候是会到来的。由于他在这里反正需要钱用，也许把铁路股票卖掉是很好的。”俾斯麦不敢向他自己的银行家指点得更明确些。

　　 柏林外交部仍然坚持认为，利奥波德的提名只是王室和西班牙人之间的事情，同普鲁士政府无关。这是俾斯麦指示的官方说法。俾斯麦想使法国一怒之下犯错误，污辱德意志人民，促使南方和北方团结一致，对莱茵河彼岸的世仇进行一场民族十字军征讨。俾斯麦对巴黎政治气质的了解使他确信这一策略会取得成功。他只要装作一个对一切阴谋诡计毫不知情的无辜者，呆在遥远的波美拉尼亚，等待把他召回柏林，以便在嫉妒的邻国的怒火面前拯救一个受到欺负的德意志。7月11日晚上六点钟，他向外交部发了一份令人费解的电报：“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听之任之。”

　　 他在考虑这个问题时又一次估计错了。因为他没有考虑到两个难以预料的因素，国王反对西班牙计划的程度和利奥波德在人们突然期待他证明自己是历史伟人时的犹豫不决。威廉一世从来不想看到霍亨索伦家族的人在马德里执政，因此根本谈不上同法国进行战争。法国报纸的语调和格拉蒙的演说虽然使他生气，但他认为自己的责任是作出和平姿态。7月11日清晨，他派自己的副官冯·施特兰茨上校前往西格马林根。他的任务是向卡尔―安东和利奥波德转达国王让霍亨索伦家族放弃提名的希望。上校乘坐的火车在布鲁赫扎尔误了点；他错过了一班火车，直到夜里才见到这两位亲王——由于晚点，在一种紧张日益加剧的形势下又失去了一天时间。两位亲王立即对施特兰茨表示准备撤消这一切，卡尔―安东马上打电报给拿破仑三世，把放弃接受提名之事通知他。这时，怒气冲冲的国王威廉一世已命令俾斯麦从远在六百多公里以外的瓦尔青到埃姆斯温泉来见他。从波美拉尼亚到普鲁士京城的行程的第一段用去了7月12日星期四几乎整整一天的时间，当首相在傍晚六点左右到达柏林的时候，通知利奥波德放弃西班牙王位的电报正在那里等待着他。完全意料不到的这个消息使他感到震惊。

　　 他的第一个想法是辞职。但是那儿还有其他有意思的消息在等着他，首先是从巴黎拍来的关于法国政府和报纸的好战气氛的电报。俾斯麦一直还在希望法国人干蠢事。晚上他同罗恩和普鲁士内务大臣奥伊伦堡共进晚餐。后来毛奇也来了，他和罗恩一样认为立即同法国开战是有利的。在同因私事正在德国逗留的哥尔查科夫一次谈话中，俾斯麦声称他已通知各位将领，说他将不会采取有可能引起战争的任何行动；这种事他也是无法同他对于宗教和人性的见解相调和的。但是就在这个早期二晚上九点四十五分，他向埃姆斯发电，敦促国王从巴黎召回普鲁士大使。此外他还强调说，在格拉蒙发表侵略性演说之后，德国的舆论要求法国人对他们的敌对态度作出解释。这是决斗者的语言。真的是德国坐在马上，还是“拉本马克狐狸”又一次在骑马？

　　 星期三，首相没有继续向埃姆斯进发，而是派遣奥伊伦堡带着建议和——可以这样认为——道歉前往。他自己在这天上午研究了来自维也纳和伦敦的最新消息，法国的好战言论在那里唤起了对普鲁士的同情。被法国的威胁激发起德意志民族感的那些德意志小邦送来了报告。上午他收到了哥尔查科夫的个人保证，即普鲁士不用担心俄国会在外交上或军事上进行干涉。陆军部报告，动员的准备已经开始。看来俾斯麦已决定请国王召开国会，发布动员令，等待法国的反应。下午哥尔查科夫告诉他，在巴黎的俄国外交官深信，如果不取得外交上的胜利，格拉蒙是不会让这次危机结束的。

　　 星期三晚上，俾斯麦再次请罗恩和毛奇前来吃晚饭。在十九点到二十点之间收到外交部部驻宫廷的代表海因里希·阿贝肯发来的一封电报。电报叙述了国王威廉一世和法国大使贝内德蒂这天早晨在埃姆斯温泉林荫道上进行会见的情况。大使奉格拉蒙的指示，要求威廉国王在将来也永远不赞同霍亨索伦家族的一位亲王登上西班牙王位。威廉感到不快，法国人要求他作出一个时间上没有限制的承诺，这真是太过分了。他坚决而有礼貌地予以拒绝。贝内德蒂企图再见一次国王，以便重新着重地提出这个问题，可是一名副官通知他说，国王已没有什么可对他说的了。威廉十分恼怒，以致他采取了一个对他来说不平常的步骤：他指示阿贝肯授权俾斯麦公布他早晨同贝内德蒂会见的详细情况。俾斯麦显然没有放过这次机会：他一字不增地在电报文字上作了十分巧妙的编排，使得它看起来好象是贝内德蒂对国王显得无礼，而国王则粗暴地对待了法国的代表。根据俾斯麦后来关于这次晚餐的十分夸张的报道，他对他的客人说：这个电文将起“红布对高卢公牛 [ 译者注：指法国人。 ] 的作用”。毛奇回答道：“这样听起来就不一样了，原来听起来是退却的信号，现在是回答挑战的号角。”两位将军感到十分满意。

　　 柏林的报纸次日早晨发表了俾斯麦版本的电文。晚上，电文就已刊登在巴黎报纸的号外上。那天7月14日正是法国革命纪念日，第二帝国虽然官方禁止庆祝，但在发生过攻占巴士底狱的那座城市里仍然举行庆祝活动。因此，巴黎的情绪本来就是非常沙文主义的，到了夜里，街上的人群高喊“打到柏林去”，就象德意志城市里的示威群众高呼“打到巴黎去”一样。爱国主义的歇斯底里迅速蔓延开来。在巴黎歌剧院里，十八年来第一次又唱起马赛曲，幕布在观众激动的欢呼声中落下。7月15日，法国议会批准了战争拨款。只有老保守派梯也尔和左派分子对进行一场看来毫无道理的战争的决定表示反对。一名忠诚的波拿巴主义者在暴风雨般的鼓掌声中喊道：“普鲁士忘了耶拿 [ 译者注：1806年10月4日，拿破仑一世在耶拿附近曾给予普鲁士―萨克森联军以歼灭性打击。 ] ；我们要让它重新想起来。”法国代办带着这种情绪于7月19日下午向柏林外交部递交了正式宣战声明。“巴伐利亚、巴登和符腾堡这时已开始动员，到月底以前将要有一支五十万人的德意志民族大军开拔到法国边界。“铁血”政策达到了可怕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