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当与凡尔赛·第十

作者：艾伦·帕麦尔·英国

出自————《俾斯麦传》

出自————《战争通史》

　　 俾斯麦的第三场战争的序幕慢慢地揭开了。德法两国的司令们花了两周的时间才各自把部队开到国境线上，而国王威廉一世一直到了月31日才离开柏林去担任前线总指挥。那是一个星期日。傍晚五点半钟，俾斯麦在妻女陪同下走下首相府的台阶。他身穿后备军现役少将军服：一直到大腿的长筒皮靴，穿上夏晚感到必是很热的蓝大衣，头戴重骑兵的尖顶盔。他的两个儿子，二十岁的赫伯特和十八岁的比尔，已是年青军官，在军队服役。当首相的马车向车站出发的时候，约翰娜和玛莉自豪地向他挥手送行。有两星期之久，他收到的尽是捷报。太子在富尔特和魏森堡 [ 译者注：富尔特、魏森堡两地均在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 ] 打败了麦克马洪，穿过孚日山脉向阿尔萨斯挺进。与此同时，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统率的大军迫使巴赞撤退到尚未竣工的梅斯要塞。8月16日，俾斯麦就在信中对约翰娜说，他认为“这次战事行将告终，只要上帝不明显偏袒法国，而我确信这是不会发生的”。然而，恰好是在这天夜里，他经历了自己一生中最绝望的时刻。他刚刚在蓬塔穆松一幢小屋子里住下，就传来了他儿子赫伯特阵亡的消息。这一天在马尔斯拉图尔附近，有二十个骑兵连发生了一场激烈厮杀，军官同僚曾看见赫伯特在战斗中落马。稍晚首相接到了第二个坏消息：比尔身受重伤。马尔斯拉图尔离蓬塔穆松约有三十公里，于是俾斯麦立即翻身上马，前往战场附近临时设立的野战医院去寻找他的儿子。天亮后，他终于在马里阿维的一个农民家里找到了赫伯特；赫伯特还活着，只是大腿上中了一枪。过后不久，他又找到了次子；比尔经历了一场恶战，并没有受伤。首相松了一口气，回到蓬塔穆松。可是对那些将军们不顾一切地把骑兵投入战术上还不能产生重大胜利的屠杀中去，他却很生气。“指挥不力，滥用我军将士视死如归的勇猛，光用拳头，没有头脑……，”他埋怨说。

　　 两天后，在从凡尔登通往梅斯 [ 译者注：一译“麦茨”。 ] 去的公路一侧的格拉夫洛塔和圣普里瓦这两个村庄之间打了一次大仗。法国人在拂晓前撤出了阵地，普鲁士及其盟军取得了胜利，但德国人的士气却十分低落。国王——罗恩和俾斯麦站在他的身边——也亲自看到普鲁士步兵在一次战斗中遇到敌人的猛烈炮火时仓皇逃遁的情形。普鲁士及其盟友在这一天伤亡二万人，法国伤亡一万二千人。同俾斯麦一样，国王威廉一世也对这种无谓的屠杀感到震惊。8月20日，太子在蓬塔穆松重又见到自己的父王。他们已有四个星期未曾见面了，太子发现他父亲因为伤亡惨重而情绪低落。但没有人怀疑会取得胜利。王太子写道，俾斯麦已经在考虑实现“温和的和平”的条件，割取从前属于德意志的阿尔萨斯以及赔偿一切战争开支。据王太子记载，俾斯麦沉着冷静地注视着战事，一点也不激动。“相反，毛奇却只考虑面临的一个问题：向巴黎进军。由于普鲁士9月1日在色当取得胜利，通往法国首都的道路已经打通。麦克马洪元帅的军队在8月最后几天在默兹河畔色当附近被包围了，对他来说，只有阿登山脉和距离十二公里远的法国边界这一条退路了。8月30日，俾斯麦警告布鲁塞尔政府：凡是企图逃往中立国领土的法国军队都必须解除武装，否则普鲁士人将不得不越界追击。“现在我们把他们关在一个老鼠笼子里了，”次日黄昏，毛奇在观察地图时得意洋洋地说。

　　 9月1日凌晨大雾弥漫，预示将会有晴朗的天气。雾气刚一消失，四百门大炮就向默兹河东岸和阿登山支脉草地上的法军阵地开起火来。俾斯麦可以远眺整个战场。同在柯尼希格莱茨一样，他和国王威廉一世站在一个小丘上，但这一次离主战场要近得多。在弗雷努瓦村上面的山坡上，他用望远镜可以一直望到只有三公里远的色当。在他的脚下展开了一场威武雄壮的大战，就好象是博物馆里有人物塑像的缩型立体图景。事过很久，人们还记得弗雷努瓦山丘上的那群显赫人物：那里有十几位德意志诸侯；有毛奇、罗恩及其参谋部人员；有例如象《泰晤士报》的罗索这样备受尊敬的记者，有象谢立登将军 [ 译者注：菲利普·亨利·谢立登(1831―1888)，美国南北战争时的北军将领，1870―1871年任驻法德军观察员。 ] ——他的骑兵六年前在谢南多亚河畔大败南方诸州的军队——或库图佐夫将军——他的祖父曾在1812年打败过伟大的拿破仑一世——这样有名望的外国观察员。弗雷努瓦山丘上的这一群人有点超乎现实生活的色彩，这些达官显贵身穿显眼制服，通过望远镜观看一个帝国怎样给输掉。突然，他们之中有一人在一张帆布椅子上坐下，把译电员叫来，研究起一些大使馆拍来的最新电报，好象他是在威廉街似的。“阁下要一杯葡萄酒么？”一个随员问道。“不，”俾斯麦回答道，“我虽然想喝一杯，可是国王还没有吃过什么呢。”这类插曲变成了传说。

　　 毛奇是第一个看见色当要塞上升起白旗的人。他派布龙萨特·冯·舍伦多夫上校去了解情况。传说拿破仑三世本人就在色当。他的在场将会给胜利者带来一些宪法上的问题。当布龙萨特同法国使者会面的时候，俾斯麦正在考虑该怎么办。晚上不到六点半钟的时候，上校回来了，他证实拿破仑三世个人想投降。跟随他来的一名法国军官带来了拿破仑给威廉一世的一封信，表示愿意“把他的佩剑交到陛下手中”。俾斯麦以国王的名义口授了答复，表示接受拿破仑个人的投降，但要求法国方面任命一名军官进行有关军队投降事宜的谈判。当天夜晚，两名法国高级将领文普芳和卡斯特尔诺同俾斯麦和毛奇在唐谢里碰头。他们试图削减普鲁士提出的投降条件，但没有成功。毛奇指着地图向法国使者说明法国人的绝望处境。俾斯麦强调指出，普鲁士要求保证将来永远不再遭受法国人根深蒂固的猜疑和嫉妒。文普芳回答说，只有宽宏大量的和平才能是持久的。可是普鲁士首相不让他抱有任何幻想。“人们可以指望一位诸侯的感恩报答，但不能指望一国人民的感恩报答，尤其是不能指望法国人的感恩报答，”他以粗鲁的坦率态度说。“我们需要土地、要塞和边界，以保卫自己，永远不受我们敌人的侵犯。”作为唯一的让步，他向法国使者表示可将停火延长到次日早晨九点钟，以便使他们有可能同他们的皇帝商量。那时已是午夜时分了。俾斯麦和毛奇回到唐谢里，睡了几个小时。国王早已回到距离约有二十五公里的旺德勒塞大本营去了。

　　 9月2日日出之前不久，拿破仑三世骑马来到唐谢里，希望能见到威廉一世本人，向他取得较有利的条件，例如把法国军队拘留在比利时，而不是把他们关在德国的战俘营里。俾斯麦匆忙穿好衣服，在公路旁的一所农舍里与皇帝见面。首相举止彬彬有礼，但坚决不同意两位君主会见，除非文普芳在毛奇头天夜里拟就的投降书上签字。他对拿破仑三世说，国王在距离色当许多公里远的地方。“在一间十尺见方，有着一张松木桌子和两把蒲席椅的房间里，我们坐了一个小时……。”俾斯麦次日写信告诉约翰娜，“同我们67年在土伊勒里宫的最后一次会见适成鲜明对照。”谈话是艰难的。之后，当军队的投降已成事实时，俾斯麦陪同拿破仑前往弗雷努瓦附近的贝莱维尤宫。拿破仑在那里同国王和王太子进行了一次客客气气的然而却是不舒服的简短谈话。双方达成协议，拿破仑经比利时前往卡塞尔附近的威廉斯赫埃，作为战俘在那儿一直呆到战斗结束。第二天清晨，当拿破仑的马车仍由身穿号衣、头戴涂粉假发的马车夫驾驶着通过唐谢里的时候，俾斯麦和毛奇都向他行礼致敬。

　　 这两人感到心满意足。毛奇深信法国的军事力量已一蹶不振；俾斯麦则看到自己的政治目标已接近实现。当皇帝的马车朝着边界驶去时，他说：“一个王朝在那儿消逝了。”以骑士风度对待拿破仑三世，是完全合乎他的心意的：总要有一个人来签订和约，而拿破仑三世仍是法国的合法君主。使一位对在梅斯和施特拉斯堡的法国残余部队仍可发号施令的皇帝蒙受屈辱是不明智的。

　　 首相认为战争几乎已经结束。当他在这个周末跟随大本营去往旺德勒塞和兰斯的时候，他就在考虑最合理的和平条件了。他与其说是个帝国主义梦想家，倒不如说一直是个讲求实际的政治家，他一点也不想受到民族自由党的沙文主义者或者甚至他自己报纸的偏见的影响。尽管他们在大谈特谈什么“收复德意志失地”或“把莱茵河从国界变成为德意志河流”，而对他来说，他的君主和将领们所满意的最低要求就已足矣。9月4日他在雷代尔对莫里茨·布施说，我们需要梅斯和施特拉斯堡，这两个地方人家也是会给的；阿尔萨斯却是“教授们的空想”。

　　 在那个星期日，巴黎爆发了革命，第三共和国在市政厅宣告成立。俾斯麦获悉这一消息时并未表示哀痛。一个共和的法国将会加强东方各专制国家对普鲁士的依附，因为维也纳和圣彼得堡的统治阶层一定会想要在革命狂热的这一最新实例面前组成团结一致的营垒。既然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外交部长茹尔·法夫尔愿意进行和谈，那就更好了。“法国是一个共和国，或是一个奥尔良王朝，或是亨利五世执政，对我们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俾斯麦从莫城国王大本营打电报给普鲁士驻伦敦大使说，“我们的全部努力在于从战略上确保我国西南边界的安全，以抵御法国必不可免地对德国的进攻。”但在内心深处，俾斯麦宁愿要帝国，而不愿要第三共和国。他并不忙于接见法夫尔，因为共和国有可能只是巴黎人的一次暂时的反抗行动。但当普鲁士军队把法国首都完全包围以后，再稽延时日看来是不大明智的。9月19日夜晚，俾斯麦在费里埃接见了茹尔·法夫尔。国王在那儿的罗特希尔德府邸安置了他的大本营。凡尔赛离此地不到十四公里，离巴黎只有二十五公里。

　　 茹尔·法夫尔是个资产阶级律师，第二帝国法国矿工争取成立工会斗争的代言人，一个政治理想主义者的典型。正是他一直使俾斯麦性格中的最坏方面得到暴露。在费里埃的那天夜里，首相的表现简直令人生畏。六十一岁的法夫尔滔滔不绝地要求达成一种能使法国人和德国人友好相处和相互谅解的公正和平。这次会谈拖得很长，俾斯麦带着蔑视的神情一面听他讲，一面按他每天晚上的习惯抽着雪茄烟。他直截了当地对法夫尔讲，普鲁士需要一条安全的边界来抵挡法国肯定会对新的德国策划的复仇战争，因此法国必须割让施特拉斯堡、阿尔萨斯全部和洛林的一部，包括梅斯要塞在内。这些苛刻的条件同不久前俾斯麦所嘲笑的关于同法国媾和的“教授空想”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许俾斯麦是在等候法夫尔提出反建议作为进行艰苦谈判的序幕。可是法夫尔激动万分：“您想毁灭法国，”他声泪俱下地说。他请求首相同意停战，使法国人能选举一个国民议会。俾斯麦拒绝干预法国的内政问题。他说，法国人当然可以得到停战，前提是他们保证交出阿尔萨斯的残余要塞和巴黎近郊的一个要塞。

　　 一个半小时以后，法夫尔“忧心忡忡，垂头丧气、几乎绝望”地离开了费里埃。莫里茨·布施认为这个悲哀的法国人是在装腔作势，想感动首相；俾斯麦则刻薄地说：“茹尔·法夫尔想用演戏的那一套手法来影响我，如同巴黎的律师影响他们的听众一样。”普鲁士大本营中没有一个人怀疑，法夫尔在同他的同僚们商量以后会回来；将会实现停战和达成和平协定，不久德意志的旗帜就会从埃梅里希一直到巴塞尔沿着莱茵河飘扬。

　　 可是普鲁士人打错了算盘。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巴黎政府公布了有关法夫尔同俾斯麦谈话的详尽报告。这样一来，欧洲就了解了普鲁士提出的议和条件。国外的声调发生了变化，对普鲁士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巴黎和法国其他城市都激起高昂的民族自豪感，如同丹东时代一样。在费里埃会谈以后，战争采取了另一种形式。过去表现为对入侵者的个别袭击，如今法国抵抗的措施已变得激烈起来。这已不是两支正规军间的战斗。普鲁士人自然以严惩作出反应。俾斯麦亲自下令有关当局在它们所控制的地区采取断然措施：烧毁接纳抵抗战士的村庄；凡是有向德国军队射击或进行破坏活动嫌疑的人，不论男女老少，一律格杀勿论。俾斯麦甚至想把开展抵抗活动的地区的居民全都送到德国，关入特殊营房。 [ 原注：俾斯麦是在一次私下的谈话中提出这些建议的。现在不清楚这些建议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代表他的意见。格哈特·里特尔教授强调指出，他的正式报告与此相反，“几乎不存在这种不加掩饰的激情、仇恨和报复心”。(《政治与军事》)但民族自由党议员路德维希·巴姆贝格尔却对首相在席间的一次谈话深感震惊。太子也对俾斯麦的“荒谬准则”表示遗憾。 ]

　　 幸而并非所有负责的人都象俾斯麦这样残忍，但尽管如此，法国人所遭受的苦难也是惊人的。太子违背自己的意愿，以赞叹的口气在日记中写道：法国人的顽强抵抗证明，一个团结的人民如果具有伟大的民族理想，就能够做出这样的事。事态的这样发展是和俾斯麦的计划背道而驰的。

　　 由于没有停战谈判代表团从巴黎前来，两名美国客人安布罗斯·伯恩赛德将军和福布斯上校应首相之请于10月1日打着停战的旗帜越过战线，去了解法夫尔的态度。伯恩赛德——美国南北战争中波托马克河战役期间林肯总统最无能的指挥官之一——一直来到市政厅，在那儿遇见了法夫尔和把自己国家的厄运归罪于本国同胞道德上有弱点的临时政府首脑特罗胥将军。这个美国人回到费里埃后说，法夫尔已同意割让阿尔萨斯，但他未能说服共和国的其他领袖认识到这一必要性。伯恩赛德直言不讳，把巴黎说成是一个由猴子居住的疯人院。对形势的这种估计并非特别有益，伯恩赛德根本不适合当和平使者。他的报告加强了俾斯麦对法国人的偏见。要是那些“猴子”仍然听不进理智的声音，还可以在威廉斯赫埃同拿破仑三世订立协定。迟早会有法国的某一位代表不得不交出梅斯和施特拉斯堡。为什么国王威廉在此期间不能把他的大本营设在凡尔赛呢？10月5日，在凡尔赛县衙门的旗杆上升起了普鲁士国王的旗子。罗伯特·冯·科伊德尔看着他的工作人员在距离路易十四的王宫不到一公里的地方设立了一个临时外交部，预言将要在那儿呆三周。他过于乐观了。有五个月之久，凡尔赛至少从外表上来看象是德国的首都。起初那里的生活还是相当愉快的。国王住在县衙门里，还有其他足够的豪华府邸供陪同他参加战争的六位亲王、四名大公、五名公爵和一位执政的伯爵居住。俾斯麦住在普罗旺斯路——圣克卢大街的一条安静的支线——一个棉布厂主孀妇的四层楼房里，离他的君主住处很近。10月和11月，战争并未使胜利者营垒里的节日气氛受很大影响。在陆军广场举行了一次阅兵式，以庆祝拿破仑一世在来比锡的失败。在毛奇七十寿辰的时候，人们用法国最好的葡萄酒为他的健康干杯。有两个星期日，太子有机会去描述路易十四小教堂路德教赞美诗的悦耳歌声。

　　 可是，有些时候好象凡尔赛精神在向普鲁士人进行报复。当几个星期的等待变成几个月的等待的时候，一些无足轻重的争吵发展成严重的冲突，几乎就象旧波旁王朝末期一样，阴谋诡计兴盛起来。在国王大本营的不自然的气氛中是很容易产生怨恨的，虽然某些不和和嫉妒始终是次要的，可是俾斯麦和毛奇之间日益加剧的紧张关系却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它有使普鲁士国家、最后也就是整个德国的军政关系失去平衡的危险。两人过去就已发生过冲突，最近的一次是在色当和费里埃的会议桌上；在1866年对奥战争中也发生过冲突。在凡尔赛长久地等待战事的结束，终于完全破坏了首相和总参谋部之间的合作关系。

　　 毛奇认为，在发布动员令后，一切外交上和政治上的考虑都必须服从总司令部的需要。战争的规模和时间长短，停战，和平谈判——所有这些问题在他看来都应由军方去处理。俾斯麦却认为，这类问题必须由国王的政治顾问负责处理。在他的眼里，军官们只有为国王打胜仗的义务，至于谁是国王的敌人以及在打败他们后向他们要求些什么，那就不是军人份内之事了。在尼科尔斯堡时，双方由于相互干涉对方职权范围而造成关系紧张。他们的原则分歧在1870年变得更加明显。毛奇憎恨法国人，准备让他的军队开到卢瓦尔乃至更远的地方，把敌人彻底消灭。虽然俾斯麦在私下的谈话中显得暴戾，他却不愿在作政治决定时带着任何个人感情。就象在色当一样，他的目标始终是：在另一个大国能够进行调停之前就取得速胜和媾和。

　　 俾斯麦出乎自己意料之外，发现将军们决心把他排除在所有军事会谈之外。他抱怨军队连每日战报都不送给他看。将领们阻挠他去同波拿巴派的代表进行谈判，在波拿巴的最后一名统帅巴赞在梅斯投降几天以后，当老保守派领袖阿道夫·梯也尔于11月1日和2日到凡尔赛来拜访俾斯麦的时候，将军们表示不合作。一个月后，毛奇直接写信给特罗胥将军，通知他奥尔良已落到普军手中。俾斯麦认为这是参谋总长又一次企图撇开首相自己去搞政治。这种干涉他是无法忍受的。他在同军方人士再次发生冲突后，10月14日在进餐时对同桌的人诉说，事情好象是他想指定一个炮队部署在什么地方似的。12月中旬，他对毛奇对他的处置方式十分恼火，便在国王面前提出了这个问题。国王坚持至少应把所有重大的军事决策通报首相。

　　 俾斯麦发的牢骚肯定是事出有因的，但是将军们也有理由表示不满。尽管首相加以否认，但他还是经常想向毛奇对诸如大炮的配置等发号施令。他确信只有通过炮轰首都才能迫使敌人投降和迅速实现和平，而毛奇却提出，远距离炮轰在军事上是无效的，更明智的做法是使巴黎粮尽弹绝，而不是把它摧毁。但俾斯麦坚持要用重炮轰击这座城市。他实际上认为，只要使老百姓心惊胆战，当局就一定会前来乞和。俾斯麦犯了一个心理上的错误，这是不大令人惊奇的。后来的军事策略家才看清这一错误的荒谬性。罗恩赞同俾斯麦的意见，违心地向毛奇建议加强必要的炮兵和弹药，以炮轰巴黎。

　　 尽管如此，俾斯麦提出的尽早进行决定性攻击的愿望仍一直未能实现。运送大炮和供应炮弹方面的技术困难把炮轰时间推迟到新的一年的年初。首相大发雷霆。他怪罪于太子和他的妻子，咒骂“大主教和教授们”感情用事、顾虑重重，甚至影射某些人缺乏爱国主义精神，认为这些人想博得英国报纸的称赞。当他再也找不到替罪羊来出气的时候，他就抓住政治幻觉中最近流行的吓人幽灵，咒骂搞阴谋诡计的共济会成员。毛奇可能没有努力去解决部队的补给问题，因为他始终反对出于政治原因炮轰巴黎，而早在圣诞节之前很久，总参谋部就对俾斯麦表示不信任。人们对他经常呆在凡尔赛表示遗憾。布龙萨特上校在日记中以嘲讽的口吻写道，穿上骑兵军官的军大衣并不等于懂得军事。“这样的政治家比军队领导人影响还大，真是一种耻辱，”俾斯麦的老对头曼陀菲尔将军说。布龙萨特在12月第一周周末概括地说，俾斯麦伯爵该进疯人院了。

　　 这句话也许言过其实，不过却有一点点道理。俾斯麦自从迁入普罗旺斯路以来一直过度劳累。确保文官政府的优先地位只是他任务中的一小部分。此外他还得决定是同梯也尔还是同拿破仑三世的代表谈判和平，而且欧洲总的形势也使他感到不安。10月31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公开声称，俄国认为1856年巴黎协定中规定黑海地区保持中立的条款已经无效。这个自行其事的表态，俾斯麦其实是可以理解的，但它是在一个对普鲁士不利的时刻发生的。对于俄国蔑视有效的条约，英国人作出了敌对的反应。此外，俾斯麦在11月底还十分担心普法冲突有可能发展成为欧洲列强之间的战争。他在同总参谋部争吵白热化的时候还得为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操心，这次会议应该通过和平途径解决黑海条款问题，而不涉及巴黎——原来的协定就是在那儿签订的——周围发生的事情。

　　 幸而俄国人和英国人都不想打仗，因此他们接受了俾斯麦的调停，没有提出棘手的问题。关于黑海问题的会议定于1月举行，法国问题不列入议程。这样就好了，俾斯麦对这一结果感到满意，但最后对英国的态度没有什么把握。1856年的那次会议最后也提出了意大利问题，虽然这个问题原来并不在讨论之列。鉴于伦敦会议即将召开，俾斯麦更加急于迅速结束同法国的战争。难怪俾斯麦的下属发现他十分暴躁。如同他每次神经受到过度刺激的时候一样，他的左腿感到疼痛。但其他人也感到筋疲力尽。罗恩有时气喘病发作；不得不整天呆在屋子里。

　　 整个11月，俾斯麦还一直在考虑第三个问题。在色当大捷之后，在整个德国，包括南德意志各邦在内，爱国主义情绪高涨。例如甚至在闹独立性最强烈的巴伐利亚，路德维希二世也认识到他的邦国必须参加德国的统一，虽然他并不喜欢已建立的北德意志联邦。

　　 这种兴奋的浪潮，俾斯麦是一定要加以利用的。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和黑森派了代表团来到凡尔赛。开始了关于成立一个新的德意志联盟的谈判。谈判有时是相当困难的，特别是在11月第二周，符腾堡代表团返回斯图加特领取新的指示的时候。巴登和黑森没有带来什么困难，俾斯麦不想让符腾堡或巴伐利亚把北德意志联邦破坏掉，但表面上准备向巴伐利亚作出一些让步，以孤立符腾堡，确保所有四邦都参加一个德意志联盟。巴伐利亚在和平时期可以拥有一支自己的军队，有独立的邮政事业，此外还担任一个外交委员会的常务主席。黑森和巴登于11月15日加入了联盟。巴伐利亚在八天之后，符腾堡在11月25日加入了联盟。只有新的联合的地位和名称尚有待确定。

　　 在凡尔赛，从来没有人怀疑过，新的德国将是一个帝国——“第二帝国”，普鲁士国王将会接受皇帝的称号。太子作为王储早就想看到出现一个新的“自由德意志帝国”，他责怪俾斯麦对民族大业不够热情。这一指责是不公平的，首相十分生气，他抱怨说，太子象任何其他人一样既愚蠢又爱虚荣，想当皇帝想疯了。俾斯麦心里也很明白，必须以某种形式来创立一个“帝国”，以便消除南德意志各邦的这种疑虑：新的联合只不过是普鲁士的扩大。困难在于要说服威廉一世接受一个新的称号。他不愿接受德意志人民赠与他的帝冕，柏林的报纸或是其他德意志城市报纸开展的拥护“新帝国”的宣传运动使他感到恼火。

　　 为了使威廉改变态度，俾斯麦想出了一条妙计。他劝说巴伐利亚国王侍从长官霍尔施泰因伯爵在霍恩施万高草拟一个信稿，由巴伐利亚国王以德意志诸侯的名义请求威廉国王重建德意志帝国并接受皇冠。路德维希把这个草稿一字不差地抄录一遍。霍尔施泰因带着这一亲笔抄件回到凡尔赛。11月27日俾斯麦写信给路德维希，向他表示感谢；极有可能的是，路德维希从威尔夫基金中得到了钱，他的侍从长官大概也获得了一笔不小的佣金。从俾斯麦的观点来看，这笔钱花得合算。路德维希的弟弟利奥波德于12月2日向威廉国王呈递了这封信。太子在日记中写道，陛下看了这封信以后十分生气，拒绝改变自己的意见，因为他认为“皇帝和帝国”的称号只是一种负担。但是，太子知道巴伐利亚路德维希二世信件的来龙去脉，对事件的进展情况感到满意。他确信国王会接受德意志诸侯的请求。根据太子日记所载，俾斯麦和他离开国王的房间后，他们一言不发地握了握手。两人都感到，一个不可更改的决定已经作出了。

　　 在这以后的七个星期中，国王大本营里的紧张和神经过敏的状况并未稍减。威廉对凡尔赛及其勾心斗角已感到厌烦，他向往自己的柏林王宫和巴贝尔斯贝格行宫。他睡不好觉，做恶梦，梦见法国军队逼他东逃(就象他九岁时在拿破仑一世大军的进逼下所遭遇的情况一样)。他宁愿继续打仗，也不愿为了民族统一的政策进行争吵，1814年时，在巴黎，人们能更好地控制这种民族激情。但是现在在太子的不断敦促下，国王终于在12月16日勉强同意接见一个由三十名国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他接受了一份请他就帝位的劝进书。

　　 新的德意志帝国定于新的一年的元旦正式宣告成立。可是威廉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庆祝这个日子，他也无法勉强自己批准一个宣布帝国成立的公告。使他生气的是，刚晋升为元帅的太子，在大炮正在轰击法国首都外围的要塞，情报部门报告法军即将进行拼死出击的时候，却偏偏大搞这种名堂。首相同总参谋部的关系始终很糟，并且首相似乎也心中无数，不知能否真正说服国王赞同成立一个德意志帝国。这位老人有这么一个怪脾气，只要人们想勉强他去做他认为无法忍受的事情时，马上就以退位相要挟。另一方面，为了使首相和王储靠近，光靠一次沉默的握手是不够的。当国会议员代表团到达凡尔赛时，太子说，俾斯麦由于折磨人的风湿病和精神负担过重，需要很好的休息和照顾。这话虽然不错，但却行不大通。

　　 就象在尼科尔斯堡一样，太子在凡尔赛准备作出一切努力来同俾斯麦重归于好，虽然他在私人日记里一直还称俾斯麦为“残暴粗野的容克”。1月8日，毛奇向太子抱怨首相想在军事或政治问题上专断地作出一切决定，丝毫不重视负责的专家们的意见。五天后太子请俾斯麦和毛奇吃饭，希望能使两人改善一下关系。这次宴请没有取得结果：首相和参谋总长的观点是如此不可调和，以至次日各人都不顾对方而给国王上了一个奏折。毛奇要求在巴黎投降以后对于该城市的前途的谈判全由总司令部来进行。俾斯麦主张巴黎的命运应同继续或结束战争的整个问题联系起来，并且再次断言，一定要在列强计划召开的伦敦会议上达成谅解并提出它们对和平的设想之前结束战争。国王不知如何是好，因此在那个星期六举行军事会议时十分激动和过敏。他告诉他儿子，准备在下一个星期二即第一位普鲁士国王加冕的一百七十周年纪念日那天宣告帝国成立，但仍然拒绝参加庆典的准备工作。“把老的普鲁士称号撂下，我感到痛心，”他在周末对他的妻子说。

　　 星期四 [ 译者注：原文似有误，应是星期二。 ] ，国王和首相在县衙门发生争执。德意志诸侯和国会称呼这位君主为“德意志的皇帝”。威廉则觉得，如果他得改称号的话，这个称号还不够威严，因而坚持要叫“德国的皇帝”。俾斯麦在私下的谈话中承认，对他来说怎么称呼都“无所谓”，但他不得不坚持那个不怎么显眼的称号，因为这已写入宪法了。接着发生了一场长达三个小时之久的激烈争吵，在这过程中国王多次以退位相威胁，但每次一想到要“同老普鲁士分离”而又泪如雨下。最后他在结束讨论时怒气冲冲地声明，他再也不想听到有关次日庆祝活动的任何一个字了。

　　 俾斯麦的幕僚在第二天早晨遇见了一位情绪恶劣、十分激动的上司。一个秘书因他在此时被晋升为中将而向他祝贺。“这对我又有什么用，”他简短地回答。中午，首相身穿深蓝色骑兵制服，坐着敞篷马车前往王宫。在设有“为了法兰西的所有荣誉”这一令人自豪的题词的前院里，他遇见了皇帝的女婿巴登大公。巴登大公告诉他，国王召见了他，指示他在宣告新的帝国成立时要向“德国的皇帝”欢呼。俾斯麦耐心地向大公解释，这个称号在政治上是不受欢迎的，并急切地请他选择另一种形式的尊称。当这两人在排列两厢的铁甲骑兵中间穿过，走上台阶的时候，隆隆的炮声提醒他们，就在离他们只有几公里的地方，在饥饿的巴黎的街道上，战争正在继续进行着。在所有这些司空见惯的矛盾和紧张中，人们几乎把战争抛到九霄云外了。

　　 在凡尔赛宫七十二米长的镜厅里，一头放了一张讲台，大窗户下设置了一个军用祭坛。以前捕捉过太阳王 [ 译者注：路易十四曾自称太阳王。 ] 风采的十七面镜子，如今映出德国军官制服的生硬光泽，这些军官被挑选来在这里代表他们的部队，作为对他们的英勇的酬谢。二十三岁的步兵少尉保罗·冯·兴登堡也在其中；他经历了这个第二帝国，后来又为希特勒的“第三帝国”铺平了道路。国王威廉一世胸前佩戴着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授予他的一枚俄国勋章，太子戴上嘉德勋章 [ 译者注：英国最高勋章。 ] ，以显示帝国和英国的密切关系。这一天，除了他们两人外，在凡尔赛宫的镜厅里，欧洲历史上的一群要人聚集一堂。对俾斯麦的口味来说，历史的味道太浓了，当波茨坦卫戍区的副牧师——陆军大臣的姻兄弟——不知轻重地大谈特谈起诸侯们对这位王中之王的恭顺的时候，他已无法掩盖自己的不耐烦情绪。最后终于轮到他出来讲话了。他以严厉的语调宣告德意志帝国正式成立。巴登大公高呼“威廉皇帝万岁！”——这是一个外交的妥协，但他的岳父并不满意。这个老人接受了诸侯们的效忠礼，同将军们一一握手，但在离开讲台时对他的首相却不置一顾。

　　 当天下午在县衙门举行了一次宴会。宴会结束后，俾斯麦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他在体力上和精神上都已疲惫不堪。“这一次皇帝的出世是一次难产，”他写信给约翰娜说，“国王们在这种时候有着最古怪的癖好，就象女人……我作为助产士，曾多次迫切想要变成一枚炸弹爆炸，使整个建筑物都变成一片废墟。”

　　 威廉仍然闷闷不乐。“我刚演完皇帝哑剧回来，”他在那个星期二的下午写信给他的妻子说。“我几乎无法向你形容，这几天我的情绪有多坏……昨天……我已到了这一地步；我想要马上退位，把一切都移交给弗里茨。当我向上帝默默祷告以后，我才获得必要的自制和内在力量。”

　　 对威廉一世以及对俾斯麦来说，这次借外国伟人的光进行的庄重仪式是令人失望的。先前的关系太紧张了。这仪式与其说使当时在场的人，倒不如说使阅读报纸报道的人和宫廷画家后来作品的观赏者更为兴奋。

　　 在此期间，俾斯麦同自己营垒中的总参谋部和同法国对手的斗争还在继续。但结局看来已在望了。巴黎被围困者作了最后一次努力，企图冲破敌军的包围。但到了周末，凡尔赛获悉特罗胥将军正在谋求实现停战。威廉立即授权首相——而不是毛奇——同巴黎的当权派举行谈判。五天后，皇帝终于结束了俾斯麦和总司令部之间的争执；根据他的命令，将军们如果事先未向他和首相请示，不得准备和谈或采取新的军事行动。开始毛奇想辞去总参谋长的职务，以表示对威廉决定的抗议，但后来只是提出了一份由布龙萨特将军起草的奏折，阐明总参谋长的职务和首相的职务是直接受君主指挥的两个同样重要但又彼此完全独立的部门。威廉对这种奇怪的宪法学不予理睬。他好象是想弥补他在开国大典之日的不仁慈态度，现在完全支持他的首相。因此，正是俾斯麦于1月26日同法夫尔达成结束轰击巴黎的协议，并且也确定了交出巴黎及其防御工事的条件。俾斯麦首相的飞黄腾达看来已达到了顶峰。

　　 随着巴黎的陷落，法国的抵抗活动也都消失了。一俟战事结束，法国人民就选出了国民议会。国民议会在波尔多举行会议，选举阿道夫·梯也尔为行政首脑。俾斯麦曾一再强调，只有当共和政府能代表整个法国时他才同它进行和谈，否则他就要同拿破仑三世或他的全权代表接触。受到俾斯麦器重的梯也尔满足了一切必要的条件，当他在2月21日星期二在法夫尔陪同下到达凡尔赛的时候，和谈真的可以开始了。谈判并未化很多时间。到了星期日那一天，一切问题都已解决，并签订了预备和约。德国提出的条件是苛刻的：割让阿尔萨斯和北洛林，包括梅斯和贝尔福两个要塞，赔款六十亿法郎；德国军队在巴黎的街道上举行祝捷游行。梯也尔做到使赔款数减少并保持贝尔福。俾斯麦本来也是可能放弃梅斯的，但是他知道，威廉一世和总参谋部在这一点上是毫无商量余地的。这样一种和平将会引起持续不断的怨恨，对此俾斯麦是不抱任何幻想的。“他是个现实主义者。他从未认为，法国人和德国人之间几百年来的世仇有可能通过一种新的睦邻精神而消除。但他认为，今后如发生危机，让阿尔萨斯和北洛林掌握在德国人手中，比让它们成为莱茵河畔法国军队集结的中心要更好一些。作为政治家，俾斯麦只是用强权政治的观点看待两个国家的关系。这既是他的长处，也是他的短处。

　　 德国军队隆重进驻巴黎应成为战争的最后一幕，将军们十分看重这样一次庆祝胜利游行。威廉一世也不愿放弃这一点。他在1814年3月31日曾站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他自己父亲的身旁，作为拿破仑首都的占领者参加阅兵庆典。但和1814年不同的是，1871年军队进驻巴黎是通过一个正式的军事协定加以规定的。按规定在城里驻留的德国士兵一天之内不得超过三万人，此外还得限于比较高等的市区，这样他们的到来就不会轻易引起骚乱。再者，一俟波尔多国民议会批准预备和约，所有德国军队就都要撤出巴黎。德国总司令部计划接连三天分批入城：第一批人马于3月1日沿着香榭丽榭大街行进；2月3日应成为高潮，届时新皇帝及其高级将领和俾斯麦将军将率领禁卫团通过凯旋门。但是在这一点上，普鲁士人没有捞着什么。梯也尔于2月27日晚带着和平条件回到波尔多，国民议会马上就开会批准了这个协定。那是在3月2日早晨。罗恩和毛奇——这点要夸奖他们——完全恪守协定的条文，德军进驻巴黎的仪式被取消了。威廉皇帝在隆尚的跑道上——1867年他曾在那里同拿破仑三世一起检阅过法国军队——接受鸣炮敬礼，而且这一次，太子、毛奇和俾斯麦也都又站在他的身边。

　　 3月2日晚，俾斯麦悄悄地到巴黎去逛了一次，象一个旅行者一样在这个城市的街道上遛了一趟。有几个小男孩发出嘲笑的口哨声，有一个工人对他出言不逊，不过这看来是针对一个德国人的，而不是专门针对首相的。俾斯麦向一个过路人要火抽他的雪茄烟，此人从口中拿下香烟，因为他不愿为一名普鲁士军官浪费掉一根火柴。这是俾斯麦在巴黎的最后一次访问；这算不上是什么凯旋。3月6日下午，他的马车离开了普罗旺斯路，于是凡尔赛又成为一座法国城市。次日，俾斯麦乘火车越过新的国界，从此他再也没有踏上法国的国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