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峰造极·第十三

作者：艾伦·帕麦尔·英国

出自————《俾斯麦传》

出自————《战争通史》

　　 正如俾斯麦所期待的那样，帝国国会的选举使各保守党得到加强，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的力量削弱了。首相的一切措施，只要得到各保守党和中央党的支持，就能指望获得六十票的多数。9月，他提出了反社会主义者法令的第三稿草案，这比盛夏时匆忙拟就的那个草案在措辞上更为严谨；对社会民主党本身并没有威胁要加以取缔。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想用这项非常法令试探新国会的情绪。非常法若能得到国会迅速批准，来年俾斯麦也许能指望为实行更广泛的政治变革取得国会充分的支持：例如，不属于帝国国会年度财政预算讨论范围的间接税，将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和独立性，向长久以来面对外国竞争而要求得到保护的工业家和农民提供保证。

　　 反社会主义者法令毫无困难地通过了。俾斯麦满意地看到，自由派的某些领导人在赞同这一“非常措施”时抱有歉意地说，这完全是针对社会上的捣乱分子的，而不是对付现有某一个政党的。自由派能这样穿凿附会地去加以区别，使俾斯麦明白，假若这个党的领袖在其他问题上坚持他们的原则时，他个人的感召力已足以左右他们的政党了。10月，二十多个议员发表联合声明，要求首相放弃自由贸易制，采用关税保护政策。这个声明推动俾斯麦作出决定。1878年12月15日，他宣布将请求帝国国会同意实行关税改革，规定在粮食和工业品进口时征收保护关税。

　　 对此无人感到意外。甚至一向对经济问题不感兴趣的俾斯麦也看到了自1873年以来日益加剧的萧条迹象。他的一位顾问向他说明：关税不仅意味着提高帝国的收入，而且由于它促进经济的发展，因而也是一项反对社会主义的措施。其他的考虑给俾斯麦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他的私人银行家布莱希勒德劝阻了许多名门望族，使他们没有急急忙忙去搞罗马尼亚铁路股票的投机生意。这时布莱希勒德已把他的银行业务范围扩展到鲁尔区的希贝尼亚公司。首相十分关心他的私人投资。此外，俾斯麦对容克们的诉苦有一种本能的理解，使容克们深为不安的是从俄国、匈牙利以及美国进口更多的粮食。美国大力建设铁路，在大草原积极发展粮食生产，使谷物价格惊人暴跌。俾斯麦的绝大部分家财虽靠经营经济木材挣来，但在上次农业大危机时期他也曾务农九年。他与领主有共同的语言，也懂得他们的语言。

　　 保护关税法令于1879年7月生效。税额稍偏高，法令虽然限制了工业品的进口，但对农业无所裨益。尽管如此，容克们表示满意：首相以他的“谷物法”表明他决心维护容克的利益。1879年以后，工业家和大地产主大力支持俾斯麦。现在不用过去的“血和铁”的口号了；首相政治生涯的最后十年打的是“铁和谷”这一不那么激烈的旗号。

　　 1879年转向保护关税政策，这对德国经济最终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鲁尔和萨尔、阿尔萨斯―洛林以及西里西亚的重工业有可能夺走英国人和英格兰人的“世界工厂”这个称号。当时，俾斯麦无疑没有预见到这一变化的长远后果。他首先关心的是保护关税法令的直接后果及其对帝国国会各党派的影响。民族自由党人对于保护关税法令和对社会主义者的镇压认识不清，他们的分裂以及不可信日见显露。他们对首相支持达十二年之久，而首相却在那年夏天使他们成了议会嘲笑的对象。与此同时，税收问题使首相改善了他同中央党的关系。当一位中央党的议员对保护关税法令提出一条补充意见，要求把来自直接税的收入公平合理地分配给帝国各邦时，俾斯麦接受了这条建议。1879年5月上旬，即距1873年紧急的五月法令公布后的六年，路德维希·温德霍斯特出席了威廉街俾斯麦家举行的招待会。7月13日，保护关税法令生效前的两大，阿达尔贝特·法尔克辞去文化大臣的职务，这决不是偶然的。文化斗争已成了一个负担；人们力图把它忘记。

　　 俾斯麦相信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冲突已解决，但他又不希望公开宣布它结束，因为这等于承认自己的失败。他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执，指望利奥十三世有此想法。新教皇不象他的前任那样毫不妥协。诺比林行刺后，他甚至打电报给威廉一世皇帝表示他的慰问。1878年7月，俾斯麦在基辛根同教皇驻巴伐利亚大使进行了第一次试探性谈话。教会要求公开撤销五月法令，俾斯麦认为这太过分了。他希望通过温和与放宽实施法令逐渐把天主教徒争取到自己一边。事实上，教皇和他的大使对逐步减弱镇压法令已表示同意，但温德霍斯特并未同意。中央党虽然在其他问题上迎合俾斯麦，但认为在教会问题上俾斯麦仅仅作出一些和解姿态是绝对不够的。俾斯麦于1880年7月向普鲁士邦议会提出的所谓和平法令，大大限制了由法尔克建立的教会法庭的权力，1882―1883年，五月法令逐渐被撤消。1885年前后，天主教的主教们对其信徒恢复了帝国成立前的自治与权威。文化斗争的结果，双方都未取得胜利。教会没有完全恢复原有的地位，必须承认国家有权保护非教徒和叛教者。在知识界酝酿动乱和变革时期，这些让步完全是明智的。俾斯麦没有屈辱地赴卡诺莎负荆请罪，也未去梵蒂冈，而是派太子带一封友善的信去见教皇。为了要在帝国国会取得中央党的支持，他不得不对温德霍斯特强硬的谈判策略让步。民族白由党即使在鼎盛时期也未象他现在那样昂贵地出卖自己。

　　 俾斯麦想把中央党拉到自己一边，还由于另一种原因。他想用保守的时代来代替温德霍斯特所说的“破产的自由时代”，从此使德国的社会更加稳定。但保守党和中央党议员都属于有产阶层，1878年帝国国会议员的三分之一以上是大地产主。通过这些人可以保证长期巩固旧德国的秩序，并公开负责政府和工业。他想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家长制社会，这个社会基本上是封建性质的。教会，不管是天主教还是新教，应成为世俗政权手中的驯服工具。

　　 早在帝国建立以前，罗马天主教会就已仔细研究过工业化所引起的种种社会弊病。美因兹主教威廉·冯·凯特勒是个贵族，上了年纪以后才接受神父的职位。早在1864年他就发表了一篇关于基督教与工人阶级关系的短文，直至1877年逝世前他一直强烈要求中央党推行社会改革政策。俾斯麦也关心工厂工人的福利。他出任普鲁士首相的第二年，曾同社会党领袖拉萨尔作过多次谈话，彻底了解过这些问题。但是，当俾斯麦把国家看作造福于城市工人群众的慈善机构时，中央党却同意自由党的看法，即对国家干预表示不信任，中央党想把对工人福利的责任托付给工业家和为教会所害怕的工人联合会。由于意见分歧太大，因而中央党不可能支持俾斯麦成立象他在瓦尔青和弗里德里希斯鲁散步时所设想的那样一个家长制社会。另一方面，中央党的议员们不想断然拒绝有关法律上责令雇主对工人负责的一切考虑。中央党的半心半意同自由党的公开反对，有时同样使他恼火。

　　 俾斯麦为皇帝陛下起草了1879年2月12日帝国国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讲话慈祥地指出，必须制定法律以减少工业主义的社会弊病。铲除社会主义根源的这一保证，揭开了在整个十九世纪实现最全面的社会保险计划的序幕。首相1881年4月的法律草案规定实行工人工伤事故保险，这项保险是凯特勒主教很早以前就提出过的，而且首相自己早在十多年前就曾考虑过。俾斯麦想通过这些法令来争取城市的广大工人群众，摧毁他认为具有颠覆性的社会主义的吸引力。但是提案却引起了那些主张不干涉主义原则的自由党人和进步派的愤慨。一位发言人说：国家提倡的工人福利事业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共产主义的。俾斯麦在辩论时说道：“如果这正如刚才那位发言人所说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共产主义，那么对我都是无所谓的。我称它是立法范围内的实际的基督主义。”

　　 中央党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温德霍斯特顽固地批判国家提倡社会保险的原则，并和反对派自由党一起否决了这个提案。1883年7月，帝国国会批准了一项没有国家资助的疾病保险法。在首相作了把具体管理交给雇主和工人联合会这一让步后，原先的工伤事故保险法终于在1884年7月生效。中央党深信，俾斯麦立法最有远见的组成部分最终更符合天主教的社会学说，而不大符合他自己设想的“实际的基督主义”。

　　 俾斯麦趁1878―1879年开会期间把帝国国会引上新轨道的计划只是部分成功了。他在关税上保护了德国的工农业，他通过关税法令提高了帝国的收入，减少了政府对议会批准的财政预算的依赖，他责令各联邦反对“颠覆性”的社会主义，并使自己摆脱了同教会的冲突。但他仍然未能建立一个新的、持久的政治联盟。虽然他以自己的路线支持民族自由党，也对中央党助了一臂之力，但他自己仍然避免不了在眼前的政治需要和通常的原则之间不断反复摇摆。在内政方面，他从来没有象现在那样不得不频繁地随机应变。为了贯彻一项计划，他从来也没有象现在那样迫切需要依赖帝国国会中得势一时的实力集团。俾斯麦本来不需要这样积极从事国内政事的，因为1878年3月一项特别宪法法令规定设立副首相一职。但俾斯麦丝毫不愿放弃他的权威。1878―1881年，奥托·冯·施托尔贝格―韦尔尼格罗德伯爵出任副首相。他不过是个高级傀儡。俾斯麦很不重视这一职位，所以在施托尔贝格辞职后就让内政部国务秘书伯蒂歇尔兼任副首相。由于俾斯麦不愿外人了解政府机构内情，他不得不把自己的时间用于议会的具体琐事。1879―1887年期间，他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频繁地参加帝国国会的会议，几大卷印出来的言论集证明他不得不经常要求——这并非永远获得成功——议员们支持他，以免对他的法律纲领作任何修改。这种过度紧张的活动有损于他的健康。他激动而又紧张地坐在那里，只有他那家长式的胡须掩盖了脸部的抽搐。曾观看过1881年关于保险法令辩论的人，见到这位行动迟缓的巨人激愤地急于要上讲台并由于偏执而哆嗦的样子，都说他只有两、三年的时间了。但是，正如俾斯麦的一贯表现那样，光看表面是靠不住的。

　　 年初，他对奥多·罗素说，讨论外交政策成了他过于劳累的生命的唯一休息机会。从几方面来看，这是可以理解的。当国内形势继续混乱不清时，国际局势在巴尔干战争的紧张和冲突之后已令人喜悦地出现了稳定，只不过历时还不长。柏林协定签订十八个月后。俾斯麦的国内政策发生了剧烈变化，采取了新的路线。他的外交战略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这主要是在1879年，俾斯麦为一个同盟体系拉上了最初的关系，这一体系决定了今后三十年的外交局面。

　　 这种外交路线的变化纯系偶然。俾斯麦传奇式的同盟体系与其说是精心策划的产物，还不如说是环境的产物。他从来没有想在欧洲列强间建立稳定的均势；相反，他的治国艺术更多地建立在不受约束的纵横捭阖的战略上。他始终有意识地在同一期间保持不同的政治选择，把他的决策推迟到最后时刻，从而使对方或竞争者措手不及。直至他任期结束，他一直用左手的独立活动收回右手所作的事情。他最愿意在柏林会议后继续充当“诚实的掮客”，专心致志于求取实利，蔑视光图面子的外交。但他认识到不能再袖手旁观了，不然，德国在外交上就有被孤立的危险，而且法俄结盟，甚至可能出现玛丽亚·泰莉莎时代那种法奥联盟，加上捉摸不定的第三个伙伴俄国，这是多么可怕的梦魇啊！为了防止这类新的灾难，俾斯麦认为恢复暧昧的三帝同盟是最合适的了。因此，他大力巩固柏林与维也纳之间的关系，呼吁俄国与奥匈帝国的政治家进行合作，消除分歧。俾斯麦知道这方面的前景并不十分良好。柏林协定的内容曾使许多俄国人(其中包括亚历山大二世)失望。此外，安德拉塞在奥匈帝国的地位变得不稳固了。此中原因在于维也纳的一个反匈政党的影响，以及有人认为安德拉塞在旧三帝同盟内过于屈从俄国的要求。俾斯麦把希望寄托在舒瓦洛夫身上。舒瓦洛夫在圣彼得堡度过1878年晚夏的绝大部分时间之后，返回俄国驻伦敦大使馆。哥尔查科夫由于在柏林会议上过于劳累，会后请病假五个月，主要逗留在瑞士。所以，舒瓦洛夫有各种可能巩固他在圣彼得堡的地位；俾斯麦认为年近八十高龄的哥尔查科夫绝不可能再左右俄国的外交政策，而且毫不隐讳地说，柏林愿意看到他的后任是舒瓦洛夫。

　　 俾斯麦失望了。亚历山大二世对舒瓦洛夫以及也对他作为德国代言人抱有成见。沙皇甚至说，柏林会议是一次“俾斯麦侯爵领导下的欧洲反俄联盟”。沙皇至多能被说服同意接近维也纳的安德拉塞，以了解能否通过三帝同盟成员之间的直接谈判对柏林协定的某些条件作一些修改。俾斯麦支持俄国的这个倡议，安德拉塞却表示怀疑，宁愿坚持协定的文字。哥尔查科夫于圣诞节回到圣彼得堡。他虽然不得不把外交政策的各项细节交与他人去管，但他的影响仍足以阻止俄国对维也纳或柏林作进一步的接近尝试，也足以唆使俄国报刊反对俾斯麦。1879年初，三位皇帝的良好关系犹如著名的神圣同盟已成为历史陈迹。自俾斯麦掌权以来，柏林与圣彼得堡之间的关系从未如此紧张过。

　　 首相逐渐认识到德俄关系的恶化，1879年2月，莫斯科报刊发动了对他的攻击，不久俄国首都的报纸都相继展开攻击。这时他才恍然大悟，构成责难的直接导火线是他计划对农产品征收进口税。据莫斯科报刊报道，征收这种进口税必然会严重损害俄国的谷物出口。不久又传来进一步的抱怨，诸如阿斯特拉罕据说发生鼠疫，因而德俄边境规定了检疫措施；俾斯麦发表了关于哥尔查科夫的不慎重的意见在伦敦《泰晤士报》上报道出来；以及根据柏林协定而设立的边境委员会公开偏袒奥地利人等等。波兰边境俄国的军事演习以及关于俄国人同意大利和法国举行秘密会谈的谣传，使俾斯麦感到不安。早在1879年4月上旬，俾斯麦同正在柏林逗留的德国驻圣彼得堡大使冯·施魏尼茨将军的谈话中提及德国和奥匈帝国结盟的可能性。1878年晚夏，冯·施魏尼茨的报告强调了沙皇对德国的政策，特别是对首相日益不满。8月中旬，俾斯麦决定利用一年一度对加施泰因的访问，同奥地利人进行一次关于俄国问题的会谈。8月12日他看到消息报道，说安德拉塞即将辞职。倘若要采取主动，俾斯麦就不应再丧失时机。

　　 首相曾仔细地研究过军事情报机构提供的关于3、4、5月间俄国扩军情况的详细报告。这些报告并未使他过分焦虑。他确切知道，俄国的经济状况支持不了一场战争。他直接的目标依然是搞掉哥尔查科夫，用一个愿意帮助德国建立第二个更强有力的三帝同盟的大臣来代替哥尔查科夫。俾斯麦在加施泰因了解到，他不可能再指望得到安德拉塞的支持了。这位奥地利外交大臣对外交政策已感到完全失望，想回到匈牙利自己的庄园去过隐居生活。但是如果他能建立反俄防御同盟从而巩固德奥关系，就愿意再留任几周。俾斯麦欢迎这个可能赋予奥地利政策连续性的建议，并希望突出奥普友谊来促使俄国改变态度。加施泰因会谈后，紧接着德国和奥地利的外交部就起草文件作为谈判的基础。

　　 皇帝的态度成了俾斯麦最大的难题。威廉一世在被诺比林行刺后不得不暂时放弃政治活动。俄国代表在去年会议上得不到的东西，通过沙皇亚历山大的私人关系得到了。8月15日，沙皇在给威廉的私人信中抱怨德国人对俄国人采取“系统的敌对行动”。

　　 威廉一世对他外甥的——俾斯麦称之为——这个“耳光”感到迷惑不解。9月初他去俄属波兰边境的亚历山大罗伏会见了沙皇，舅甥俩含着悔恨与和解的眼泪彼此衷心问候。威廉深为感动地回到了柏林，因而他根本不能接受俾斯麦关于与奥匈帝国结盟的建议，这个盟约的前言完全是反俄性质的。威廉毫不妥协地声称，这个同盟将败坏他的良知，性格和荣誉。

　　 接着就是皇帝和首相之间的通常争吵，虽然这一次双方都比较克制，也不暴跳如雷，而只是诉苦。俾斯麦(从加施泰因)已暗示了辞职的意图，威廉也表示有退位情绪。逗留在首相那里的霍尔施泰因对于由德奥同盟引起的个人矛盾表示不安。他建议霍恩洛厄侯爵从中调停。霍恩洛厄是巴伐利亚的一个贵族，继阿尼姆出任驻巴黎大使，也是一个信仰罗马天主教的自由主义者，由于他的出身和人品与其他国家公职人员不同，因而得到皇帝的尊敬。霍恩洛厄对可能与奥地利结盟虽然毫无热情，但愿听从首相驱使。他在9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感到皇上易于接受任何外来论据。但他始终担心会在他的朋友和外甥面前显得出尔反尔。”威廉愿作的最大让步是原则上同意与奥地利取得谅解。他说，与奥地利缔结军事同盟如果对德国真是那么不可缺少，那么它的矛头所向不仅应该针对俄国人，而且也应该针对渴望复仇的法国人。

　　 要说服安德拉塞承担反法义务，希望是不大的。当俾斯麦9月底抵维也纳时，几乎不出所料，安德拉塞对这种设想根本不能接受。在被指定为安德拉塞后任的职业外交家海默尔男爵处，俾斯麦也未取得进展。安德拉塞坚持要求德国人缔结最初在加施泰因起草的反俄协定，这点他还得到对俄国怀有疯狂仇恨的海默尔的支持。俾斯麦在维也纳受到热诚的欢迎，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行明显表示了普奥之间的友好一致，俄国人也不会看不到这点。回柏林时，沙皇特使彼得·沙布罗夫已在等待他，以便改善两国的要素的关系。 [ 原注：沙布罗夫前九年任俄国驻雅典公使。8月，他擅自到基辛根去，同俾斯麦进行了两次谈话。接着，他去圣彼得堡。他关于俾斯麦对俄态度有利的报告曾给亚历山大二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 安德拉塞在把公务最后移交给海默尔之前，俾斯麦作了争取奥地利复兴三帝同盟的最后尝试。但安德拉塞终于在10月1日拒绝了俾斯麦的要求，他不多不少地只想同德国缔结军事同盟，至多同意对秘密协定的序言作一些慎重的修改，此序言曾使威廉一世皇帝十分不安。10月3日，当威廉担心不仅会失去自己的首相，而且会失掉整个普鲁士政府时，他终于投降了。10月5日，皇帝同意签订军事协定，并在签字旁写道：“使我签字的人将来要对此协定负责。”几天后皇帝抱怨说，目前的领导根本不允许他在任何问题上做主。这个八十二岁的老人已经没有力量为自己物色新人了。

　　 1879年10月7日，德奥同盟条约在维也纳签字。条约规定一旦俄国进攻时双方彼此提供援助；其中有一方若与俄国之外的另一国交战，另一方则保持善意中立，除非该国得到俄国的援助。由此可见，同盟的矛头是针对俄国及其盟友的。条约的有效期限最初定为五年，但后来——虽然俾斯麦一点也未曾想过——不断延长，一直到三十九年后德意志帝国和哈布斯堡君主国共同灭亡。

　　 9月的第三周，当在加施泰因的俾斯麦和在维也纳的安德拉塞之间的商讨达到高潮时，德国外交出现了意外的转折。俾斯麦公然企图与英国取得谅解。德国驻伦敦大使明斯特伯爵于9月16日奉命对迪斯累里进行试探，“倘若我们与俄国发生冲突，英国将采取什么政策？”——这是指德国因同奥匈帝国和英国的特殊友谊而不得不反抗俄国的压力。9月26日，明斯特与迪斯累里在休恩登会晤；但不是大使就是首相把柏林提的问题理解错了。迪斯累里向明斯特保证，他把德国和奥地利“当作英国最天然的盟友”。他使人毫不怀疑，他始终十分重视同德国保持良好关系，但关于英德联盟一事只有他的外交大臣索尔斯伯里在场时才能进行讨论。整个事情始终是模糊不清的。明斯特写给俾斯麦的关于休恩登会晤的报告，与迪斯累里给维多利亚女王的长篇叙述在内容与语气上大有出入。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伦敦还以为俾斯麦提出了德英联盟的建议，其实柏林外交部并不想建立这么明确的关系。德国接近英国，十分清楚地说明德俄关系恶化了。也许这种接近是俾斯麦的一次“宣传活动”，旨在使沙皇确信德国真要同维也纳就对俄政策取得谅解。众所周知，1877年2月他最后一次同英国接近的试探，几天之内消息就传到俄国人那里。使英国人感到奇怪的是，后来根本不再提休恩登的话题了。如果俾斯麦真的只想把在迪斯累里那儿进行的试探在国际上加以渲染而别无其他用心的话，那么他后来的沉默便是可以理解的了。 [ 原注：关于这次同迪斯累里谈话，而不是同比康斯菲尔德进行谈判，明斯特不是直接从俾斯麦那里得到指示的(如果作为认真结盟谈判的前奏，那就应该这样)，而是从当时外交部负责巴尔干问题的拉多维茨处得到指示。德国和美国的某些历史学家对这个所谓“被错过的机会”即对英德友谊的评价，显然过于夸张。 ]

　　 此外，1879年最后几个月，俾斯麦根本不希望同迪斯累里进一步密切关系是有理由的。英国首相从来不隐瞒对三帝同盟的反感；而俾斯麦却始终把三帝同盟置于其他一切外交关系之上。在圣彼得堡——更确切地说是在利瓦吉亚，因为亚历山大二世在克里米亚度过秋天——出现德奥同盟的谣言后又传来有关伦敦使馆活动频繁的消息；明斯特与迪斯累里在休恩登、与索尔斯伯里在哈特菲尔德举行密谈，此消息本来就十分令人警觉。沙皇开始对德国人表示愿意让步了。他向他的舅父保证，他完全可以理解德国需要同哈布斯斯堡君主国保持良好关系，他任命富于事业心的彼得·沙布罗夫为驻柏林大使，虽然他还不能把哥尔查科夫从他的职位上排挤掉，但重要的政治决策却让哥尔查科夫的代表尼古拉·吉尔斯来做。吉尔斯是瑞典血统的新教徒，深受俾斯麦的器重。 [ 原注：哥尔查科夫终于在1892下春天辞职。亚历山大二世正式任命吉尔斯为外交大臣，一直任职到他于1895年逝世。哥尔查科夫在巴登巴登中毒身死，终乍八十六岁。俾斯麦认为，哥尔查科夫是听了一个庸医的话进行返老还童的治疔而死去的。(参见A．布劳尔所著《为俾斯麦服务》一书，第187页。) ]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指示沙布罗夫“通过与德缔结协议为俄国取得必要的支持”。这意味着俄国政策的彻底转变。俾斯麦对此种转变表示欢迎。最初吉尔斯和布罗夫希望缔结一项单纯的双边协定，但俾斯麦却认为意义不大。10月，他告诉沙布罗夫，能确保欧洲和平得到最大限度稳定的唯一体系是重新建立三帝同盟。他直截了当地告诉大使，同奥匈结盟主要是为了在哈布斯堡君主国同西方列强之间挖一条鸿沟。这对亚历山大二世来说是好消息。1880年，他指示沙布罗夫在柏林提出三帝之间建立一个轮廓较明确的新的同盟，而1873年第一个三帝同盟的协议基础太薄弱。俾斯麦的曲线政策看来要成功了。

　　 但是，事情还未完全达到这一步。谈判拖了十八个月。最初的困难是海默尔希望保证奥匈帝国对土耳其欧洲部分的统治以及英国对土耳其亚洲部分的统治，而俾斯麦决不可能同意一种不考虑俄国在达达尼尔海峡利益的政策。有一次俾斯麦对沙布罗夫说，一个象俄国那样的帝国是不会轻易让英国从黑海赶走的，并且又说，他说的这话是算数的。俄国威胁英国和法国在地中海东部及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利益，这正中他的下怀。

　　 不久，俾斯麦的政策出人意料地遇到了更大的障碍。1880年英国议会选举，格莱斯顿取胜。整个政治棋局有被打乱的危险，因为格莱斯顿在苏格兰中洛锡安郡的竞选演说中破口大骂欧洲列强怀着利己主义的目的。未上任的首相宣布其外交政策的基础是执行良好的对内政策；维护欧洲思想，避免承担无益而危险的义务；各国权利均等以及热爱自由。格莱斯顿希望“欧洲普遍团结一致把文明人的声音汇合在共同的欧洲大合唱里”。这种语言与俾斯麦的现实政治方针是背道面驰的。谁也无法预见格莱斯顿接替迪斯累里以及格兰维尔接替索尔斯伯里会给英国和欧洲带来何种后果，格莱斯顿比俾斯麦年长六岁；1842年，当未来的德国首相首次访问伦敦时，格莱斯顿是皮尔政府的成员。这两人素不相识，而这些年来俾斯麦从这位自由党政治家身上得到的是碌碌无为、优柔寡断的坏印象。1880年，他对幕僚说，格莱斯顿玩弄辞藻直至自己成为这种辞藻的牺牲品，他推行一种给整个大陆带来危险的“革命政策”；他不善于治理英国，必将留下一个“分裂的、共和化的”国家。几年后，俾斯麦问道：人们怎能期望从此人的友谊中得到什么呢？过去帕麦斯顿勋爵曾谈论过他，深信此人将来一定会死在疯人院里。”俾斯麦故意轻蔑地把英国首相称呼为“格莱斯顿教授先生”。俾斯麦曾误解过其他的政治家，但从来没有象这样误解格莱斯顿的。

　　 这种根深蒂固的反感由于格莱斯顿谋求同俄国合作而加深了。格莱斯顿想同俄国一起强制土耳其人履行他们在巴尔干的义务。最初俾斯麦对英俄接近的迹象深感忧虑。因此，他急于想在沙布罗夫与亚历山大二世那里把格莱斯顿说成是激进的革命信徒。当此举失败时，他不得不接受格莱斯顿提出的前提：只有列强联合行动，东欧问题才能得到解决。5月初，他宣布准备在柏林召开一次大使会议，重新确立土耳其同其邻国希腊及门的内哥罗的关系。俾斯麦自己却未参加由霍恩洛厄主持的大使会议。他嘲笑地从远处观察与会者的工作，而且肯定注意到，大使们对他们自己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对土耳其的命运同样感到关切。欧洲音乐会的和声被越来越多的杂音所干扰。7月底，沙布罗夫和吉尔斯催促俾斯麦争取海默尔，重开三帝同盟的谈判。

　　 格莱斯顿的外交方式也使奥地利人感到迷惑不解，因为在苏格兰竞选期间，他曾激烈地攻击奥地利过去所执行的强权政治。9月初，俾斯麦邀请海默尔到弗里德里希斯鲁进行非正式会谈。海默尔表示并不反对“格莱斯顿音乐会”之外的专制君主国的合作。关于建立三帝同盟，他提出几个必不可少的前提：俄国必须承认奥匈帝国在西巴尔干的霸权，包括这样的权利，必要时，对塞尔维亚建立保护关系，并在适当的时候合并被占领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及新帕扎尔的赞雅克地区。这使俾斯麦感到意外和十分吃惊。尽管如此，他在沙布罗夫面前仍未放弃同俄国结盟的希望，但又十分注意不让俄国人得知海默尔提出的具体条件。俾斯麦也邀请沙布罗夫到弗里德里希斯鲁作客，并告诉他的客人：“我们的利益不容许奥地利遭到毁灭，但奥地利并没有得到不受侵犯的保证。”沙布罗夫对此说法理所当然会作如此解释：德奥之间并不存在矛头针对俄国的同盟。他向吉尔斯汇报了俾斯麦的和解心情。紧接着吉尔斯与奥地利驻圣彼得堡大使卡尔诺基举行了几次艰苦的会谈。至1881年3月上旬，海默尔同意了协定草案。俾斯麦深信，只要三国取得妥协，就能确保彼此多年的合作，可是他却没有考虑到各君主专制国的弱点。数日后，3月13日，亚历山大二世在离冬宫不到一公里的地方被刺客用一枚炸弹炸得粉身碎骨。新沙皇是否会继续其前任的政策尚不得而知。

　　 沙皇遇刺身亡使俾斯麦十分不安。他估计俄国将爆发一场革命，因而指示他的大使每天早晚电告事态发展的情况。一旦电报中断，他便可从中得出结论，圣彼得堡爆发了动乱。同时，他要求得知关于德国主要是萨克森的社会主义宣传鼓动的情况，并担心暴力行动将蔓延到其他同家。不久他就认识到，俄国以外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集团由于过于分散而不能一致行动。此外。他还担心亚历山大三世即位后会加强反奥军国主义分子的势力以及威胁计划中的同盟。威廉一世皇帝也有同样的担心。结果却证明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亚历山大三世在才智上不如他的前任，引起其父和祖父落泪的多愁善感的皇朝同情心对他来说是无所谓的，但他暂时还不希望改变外交路线。

　　 他登基后数日就派吉尔斯去继续会谈。使俾斯麦感到厌烦的是海默尔为条约的某些条文的文字争吵不休。首相威胁要退出整个计划。他甚至突然发现，由于“静脉曲张疼痛”他不得不到基辛根去，在那里他也立即摆脱了一切公务。”这种外交上的老花招又一次胜利了。奥地利收回了异议。1881年6月18日，三帝同盟由俾斯麦、俄国大使及奥匈帝国大使在柏林签了字。

　　 这一最初定期为三年的秘密协定是一个全面的文件，它的细节也规定得很明确。例如，一个盟国若与第四国(土耳其除外)交战，其他两个伙伴则应保持善意中立；其他条款在原则上承认东巴尔干属于俄国势力范围，西巴尔干属于奥地利势力范围；未经三个签字国一致同意，不得改动土耳其帝国的版图。但是，如果为形势所迫，奥匈帝国一旦并吞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及人为地建立东罗马尼亚省，对此则不应提出异议。协定重申反英原则：博斯普鲁斯海峡与达达尼尔海峡不对外国军舰开放。(对奥地利想吞并新帕扎尔的赞雅克地区(即塞尔维亚与门的内哥罗之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走廊)这个棘手问题则推迟作出解决。

　　 尽管协定涉及德国传统上并不谋求利益的一些地区，俾斯麦仍认为三帝同盟的巩固是外交上的伟大胜利。他对威廉一世宣称，协定为今后的岁月巩固了比邻两国间的和平，也完全消除了法俄联盟的威胁。同盟对他也还有另一个间接的好处：在维也纳和圣彼得堡，他挫败了格莱斯顿创立“欧洲六国音乐会”的计划。维护欧洲的和平与团结，不仅符合德国的利益，同时也符合自由主义英国的利益。俾斯麦宁可亲自抓这件事，而不依靠自发的会议和大使们的集体智慧。他并不相信同盟已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东欧问题，他是十分现实的。但是看来同盟使未来的问题比较可捉摸，使意见分歧不至于非转化成紧急危机不可。

　　 此外，俾斯麦还向皇帝保证，三帝同盟使俄国国内的反德派站不住脚了。他真的相信这点吗？实际上取得的成果仅仅使他满意了三个月，这是肯定无疑的。9月，威廉一世在但泽市接见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及其外交大臣。首相得以有机会同吉尔斯作长时间的会谈。吉尔斯表明他是亲德的。但在圣诞节前后，俾斯麦对东方的可怕魔鬼是否真的己被赶走产生了怀疑。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俄国与奥匈帝国之间有了和解。10月，海默尔突然去世。弗朗茨·约瑟夫为了表示对俄国的善意，任命匈牙利贵族卡尔诺基伯爵担任海默尔的职务。卡尔诺基是多年来受欢迎的驻圣彼得堡大使。可是沙皇却不理睬这种表示信任的姿态，相反加紧扩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波兰铁路，从而威胁到奥地利的加里西亚地区和普鲁士。当1879年报刊的反德宣传达到高潮时，尼古拉·奥勃鲁切夫曾率领一个特别代表团去法国活动，因而俾斯麦对俄国任命尼古拉·奥勃鲁切夫为总参谋长感到恼火。更糟的事情还在后头。斯柯别列夫将军是位传奇式的陆军统帅，四年前他曾率领他的军队直捣君士坦丁堡。1882年他去巴黎，2月17日在巴黎对塞尔维亚学生作了一次讲话，声称德国是俄国及整个斯拉夫民族的敌人。虽然吉尔斯尽力设法为斯柯别列夫失于检点的挑衅性言论作解释，但俾斯麦仍然满腹狐疑。1882年春，他确信俄国只是由于财政处于一片混乱状况才使沙皇不敢发动一场战争。

　　 俾斯麦无疑夸大了危险。斯柯别列夫虽然暴跳如雷，并且在归国途中路过华沙时又作了一次激昂慷慨的讲话，使他受到沙皇的严厉斥责；三个月后，他由于心脏病突然发作而死亡。但是他的言行却促使德国的政策出现了不寻常的转折。1881年的最后几个星期，意大利政府同时向德国和奥匈帝国接近，要求与之结盟。意大利指出要以英意之间传统的良好关系为起点，建立伦敦同柏林和维也纳的接触。最初，俾斯麦对此不感兴趣。意大利的倡议至少有一部分是由俾斯麦自己的政策所造成的，因为他曾私下建议法国和意大利占领突尼斯。1881年5月，当意大利人在竞赛中输给法国人时，他们要求柏林支持自己来对付胜利者。俾斯麦轻而易举地回避了约束性的保证，并把意大利人推给维也纳的卡尔诺基。卡尔诺基同样在争取时间。但斯柯别列夫在巴黎的轻蔑言论促使俾斯麦进行有力的干预：他给维也纳发了一封电报，要求卡尔诺基加紧同意大利谈判。

　　 俾斯麦希望共同保证边境安全以对付法国的侵犯。卡尔诺基认为这在地理上和战略上都是毫无意义的；他象1879年的安德拉塞那样，拒绝把防止法国侵犯德国的阿尔萨斯―洛林的义务强加给弗朗茨·约瑟夫，万一对俄战争爆发，他首先要确保意大利的中立。俾斯麦表示能够接受其中大部分的论点。他坚持认为法国已构成对奥匈帝国的危险，他警告要提防法国在德奥两国军队卷入对俄战争时对德国与奥地利发动突然袭击。最后达成协议：倘若俄国单独进攻德国或奥匈帝国，意大利应保持善意的中立；倘若德奥两国受到不止一个大国的攻击，意大利将给予援助。德国和奥匈帝国在法国无端袭击意大利时，保证向意大利提供援助，反之意大利也应给予德国援助。俾斯麦对此感到非常满意。他虽然并不过高估计意大利人的勇敢，但是意大利在南方进行威胁，可以减少陈兵德国边境的法军兵力。他说：“只要在阿尔卑斯山岗上出现一个打着三色旗的意大利鼓手就行了。”

　　 协定没有提及意大利对非洲或巴尔干的野心，但是另一份议定书则强调不应把同盟的矛头视为是针对英国的；英国的舰队正控制着地中海，因此这是一个明智的让步。前言鲜明地强调三大国的意图：“加强君主制原则以及维护现存的社会与政治秩序。”在共和派无政府主义猖獗的意大利，人们感到这不是空话。

　　 1882年5月三国缔结秘密同盟标志着俾斯麦的欧洲结盟体系的高峰。德国在三年内与奥匈帝国、俄国以及意大利缔结了正式盟约。通过与奥地利挂钩，德国同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的统治者建立了关系，而与意大利的接触至少在地中海和爱琴海开辟了同英国合作的前景，俾斯麦想通过所有这些努力确保欧洲和平，使邻国承担义务，并使他认为大陆上最大危险的法国处于孤立。不过他的体系也有很大的缺点。他的外交建立在这样的原则上：其意图既不完全保密，也不十分公开。若明若暗引起人们的担心和怀疑，促使各国政府在体系内外寻找新的盟友。此外，只有少数有影响的大臣倾向于认为，已签订和批准的协定是不可变更的，而俾斯麦却始终把外交当作是“流动的因素”。俾斯麦外交成就中的弱点基本上也是德国宪法的弱点。两者都是一个人在他的权力和智力登峰造极时所创造的业绩。格莱斯顿争取实现欧洲列强音乐会，俾斯麦的体系则始终是个单人乐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