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一世的末年·第十四
作者：艾伦·帕麦尔·英国
出自————《俾斯麦传》
出自————《战争通史》
1882年3月，威廉一世庆祝八十五大寿。谁也没有预料到，他从诺比林谋刺造成的伤势中能恢复得如此良好。现在几乎四年过去了，他的身体状况比年轻十八岁的首相更佳。威廉的精力似乎用之不竭。十三个月以前，他还身穿沉重的服装参加长孙(即后来的威廉二世)的婚礼达六个半小时之久。他一直还能骑马打猎。10月，他自豪地给俾斯麦写道：“我射死四只红鹿，有一只小一点，还猎获二十一头野猪。”他不想当挂名的元首，只要他和首相同在柏林，他几乎每天都同俾斯麦讨论具体政事。他在信里表明，他十分欣赏俾斯麦的政治天才，因为有了他，霍亨索伦家族的命运才有了好转。在他早期生涯中，王朝生存曾受到革命的威胁，而今王朝的江山保住了。1882年5月，当他的曾孙(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遭到肆意污蔑的“小维利”)出世时，老皇心花怒放地给俾斯麦写道：“不久，我将看到站在我面前的是三位王位继承人。多么伟大的思想啊！”
威廉一世虽已不再受王宫前断头台梦魇的折磨，但仍然梦见国会里的可怕景象。至少有这么一次，他悄悄告诉俾斯麦说，他曾梦见议员们气势汹汹地决定在帝国国会不准再提君主的称呼。俾斯麦领会到君主的恐惧心理，因为正是他那天晚上刚向这位老人报告了他自己在帝国国会遇到的种种困难。这些困难虽不至于造成皇帝的梦魇，但毕竟是很不愉快的。1881年10月的选举实际上意味着俾斯麦的失败：各保守党及俾斯麦的自由党人把近九十个席位输给进步的自由党人、社会主义者和中央党。竞选期间，保守党人强调指出，俾斯麦主张烟草专利，以便保证国家从间接税中获得新的收入，可是遭到德国吸烟者的坚决反对。尽管如此，1882年夏天，俾斯麦仍然企图在帝国国会通过烟草专利法，这说明俾斯麦的特点。只要关系到国家收入，他绝对不考虑公众舆论。而中央党无论如何也不赞成草专利法。帝国国会以多数票否决了此项法案。俾斯麦心里很清楚，一个“格莱斯顿内阁”遇到这样毁灭性的失败必然要垮台，但德国宪法规定帝国国会无权把首相赶下台，即使他推行的主要政策遭到多数反对也不能把他赶下台。
此后六个月又出现新的困难。1883年1月，各反对党完全出人意外地攻击军事开支。十分恶劣的是温德霍斯特嘲笑快速骑兵团，而其他议员也把军乐队的预算额说得很可笑。进步党人欧根·里希特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他要求把服役期由三年减为两年以及取消被他称为“摆门面的军队”。皇帝听了火冒三丈，几乎心脏病发作。首相也发愁，没有任何事情会比国会攻击军事特权更迅速地使政治温度升高。
在罗恩时代，陆军大臣能把任何批评扼杀在萌芽之中，只要指出此事已超越帝国国会的权限，人们也就接受了。但罗恩早在1873年离任，他的后任冯·卡梅克将军并不具有罗恩的声望和权威。俾斯麦本来对卡梅克就不满，认为他过于倒向皇太子及其自由派的朋友。于是，解决问题的自然办法最好就是卡梅克辞职，任命一个更强有力的陆军大臣。皇帝赞成俾斯麦的这一意见，但俾斯麦又在何处能找到一个既使皇帝同意而又反对总参谋部对首相搞阴谋的将军呢？他过去同军方领导人冲突频繁。他和名义上还领导着总参谋部的八十二岁高龄的毛奇的关系早已疏远了；他从来不信任毛奇的副手、总后勤部长冯·瓦德西男爵和皇家军事内阁首领冯·阿尔贝迪尔将军。倘若俾斯麦要对付国会重新把陆军置于其控制之下的企图，他很明白必须同毛奇、瓦德西或阿尔贝迪尔合作。想到这点，他并不感到愉快；他度过了一系列不眠之夜。1883年2月初，霍尔施泰因相隔六周后第一次见到首相。他在日记中写道：“过去我还从未感到他竟然如此老态龙钟。”
鉴于阿尔贝迪尔个人野心不大，所以俾斯麦虽然踌躇了好久，终于同意和阿尔贝迪尔合作。在威廉的帮助下，他们迫使卡梅克辞职。阿尔贝迪尔却有他的要价。他坚持缩小陆军大臣的权限，使人事管理权单独隶属于皇帝的军事内阁，而军事内阁则是由阿尔贝迪尔自己领导的。同时，总参谋长在和平与战争时期都可以径直去见君主；根据这个新的特权，他可以超越陆军大臣和首相单独同皇帝讨论军事问题。这些改革旨在使陆军大臣取消帝国国会辩论军事制度细节问题的任何机会。这就使军队及其利益落于帝国国会的权限之外，只有军事预算每隔七年批准一次是个例外。这一改革对德国的政治前途具有重大意义。
从表面上看，阿尔贝迪尔加强了皇帝的最高指挥权；而实际上他加强的是作为帝国独立等级的军官团的权力，把普法战争最后几个月首相从军官那里夺走的那部分政治权力还给了军官团。阿尔贝迪尔为了进一步扩展他的胜利成果，排除阻力，又任命布龙萨特·冯·舍伦多夫为陆军大臣。舍伦多夫被认为是总参谋部里的“半个神明”，1870年出征时他是个上校，是一个严厉的批评者。使俾斯麦感到欣慰的只是，他不但推翻了卡梅克，而且把在1877年春阴谋反对过他而又没有成功的太子宠儿冯·施托施将军赶出了海军部。可能与自己争夺首相职位的一个对手虽然排除了，但又有两个对手在等待时机：总参谋长威信的提高有利于被内定为毛奇接班人的野心勃勃的瓦德西；倘若布龙萨特·冯·舍伦多夫有能力对付不听话的帝国国会，他也就有可能谋求首相职位。海军部冯·施托施的后任莱奥·冯·卡普里维伯爵是一个坐办公室的将军，还没有谁对他发生特殊兴趣。
这一切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推翻俾斯麦吗？或者标志着在他死后争夺他的职位的开始？1883年夏天确有迹象表明首相似乎要死于老皇之前了。他的夫人一直迁就他过量的食欲，从而使他的体重远远超过一百公斤，剧烈的腿痛和神经疼折磨着他。他的夫人忧心忡忡。医生暗示他得了肝癌和胃瘤。约翰娜坚持要另请医生来诊治。两年前，首相次子比尔得了关节炎和肥胖症，曾请恩斯特·施文宁格医生治疗。施文宁格是个三十出头的犹太医生，在家乡巴伐利亚的医学会里吃不开，于是跑到柏林开了一家现代化的诊所。施文宁格给她儿子治病疗效显著。所以，1883年11月的第一周，她说服丈夫去施文宁格那里治病。这位医生和他的病人一样表现得专横跋扈。他给俾斯麦规定了饮食，主要让他吃鲱鱼，禁止他喝烈酒，还要他精神上放松，这样他的睡眠开始好转。疗效令人惊奇，这年圣诞节前后，俾斯麦的体重开始下降。他告诉去探望他的客人，他已不再感到疼痛，又可作长时间散步了。圣诞节前夕，他照例写信给威廉皇帝表示节日的祝贺，并告诉皇帝他“昨天同两个儿子在树林里骑了好几个钟头的马”，这对于一个几乎十年没有跨上马鞍的人来说确实是了不起的事。四个月内，俾斯麦的体重减少了近五十磅。他恢复了往昔的精力和韧性；他的生命或许因此而延长了十四、五年。施文宁格成了俾斯麦一家受欢迎的客人。同时谣传纷至沓来，有人恶意中伤说医生用刺激剂削弱了老人的心脏。这一切都是不足为奇的。两张相片，一张是1883年春德高望重、留着胡子的巨人，另一张是两年后胡子刮得精光，精神矍铄的七旬老人，相比之下，差别令人吃惊。不论施文宁格在神秘的治疗中用了什么药，但其疗效是无可争辩的。
俾斯麦健康状况好转带来了新的工作精力。他又让帝国国会和政府感到是谁在牵着缰绳。霍尔施泰因十分妒忌施文宁格医生，埋怨俾斯麦性格的缺陷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加剧，说他“不能容忍任何反对意见”，“他的虚荣心增加了，而他的才华消失了”。可是，其他的观察家却表示钦佩。一年前还缺乏的东西，现在表现得很清楚了：从一切迹象来看，首相的行动是有计划的，目标明确的。
首相以极大的热忱投身于过去未曾过问的事情。他一直认为殖民地是昂贵的奢侈品而加以反对，对于德国这个陆上强国，殖民地是毫无意义的。1873年夏天，他曾告诉威廉皇帝，他的政策是要坚决排除在欧洲以外去谋求领土，因为“对德国来说，有了这种财产不是意味着强大，而是一种虚弱的源泉”。他虽然欢迎汉堡与不来梅商人从事海外贸易，但他对1882年由法兰克福市长创立的殖民协会的宣传不予重视。因此，当1884年春首相宣布改变初衷支持殖民主义时，报刊和公众都感到十分意外。一年内，德国仅在非洲取得的殖民地就达一百多万平方英里。俾斯麦的态度有了剧烈的变化，殖民政策已不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它成了德意志爱国主义的核心，为此专门在柏林召开了一次殖民地问题的会议。它甚至有助于同莱茵河彼岸的宿敌取得妥协。但到了1886年2月，首相对殖民地的兴趣又消失了。后来，1889年1月，俾斯麦在帝国国会宣称自己从来不是“殖民者”。但只要俾斯麦对海外怀着帝国主义的野心，这对德国国内政策和欧洲政策说来都具有重大意义。
至于是什么动机激发起俾斯麦对殖民地的一时的热情，同时代人和后来的历史学家都没有能搞清楚。这背后有三个相关的社会经济原因：1882年和1883年的歉收在德国引起一场慢性的农业危机和工业停滞的危险，要求国家给予资助；殖民协会的鼓动使年青一代热衷于殖民主义；最后，首相要在非洲维持他的“门户开放区”的理想日趋困难，因为其他列强的帝国主义争夺与日惧增，威胁到德国在那里的利益。这三个原因相互补充，每一个都影响着俾斯麦的殖民政策。柏林支持法国在非洲的利益，必然会缓和德法在欧洲的紧张关系，此外，此时此刻俾斯麦正求之不得和格莱斯顿发生争执，因为一位坚持自由主义原则的英国首相对他来说是一种梦魇。最后，他想找到一个办法使太子周围的亲英派政客名誉扫地，首先消除太子妃的影响。德国对非洲表示积极的兴趣助长着俾斯麦的反英偏见。
1884年初，俾斯麦对英国政策的敌视达到了高峰。前一年，俾斯麦私下对不来梅和汉堡商界保证，他将保护不来梅商人阿道夫·吕德里茨在西南非英国的小领地沃尔菲施巴依和好望角殖民地边境之间建立的商栈。1883年2月的第一周，俾斯麦询问格莱斯顿政府对安格腊―贝奎那地区 [ 原注：不久，安格腊―贝奎那改名为吕德里茨，这是为了纪念在那儿建立商栈的那位商人。今天的地图上吕德里茨是西南非洲的主要港口。西南非洲如今是联合国经常有争议的问题。 ] 是否有领土要求。英国外交大臣格兰维尔认为对此不必急于答复；同样，英国驻柏林大使和德国驻伦敦大使也是同样意见。俾斯麦被告知，英国政府应先征求好望角殖民地政府的意见。九个月之后，俾斯麦终于从格兰维尔那里得到回音。英国人对整个南非沿海地区提出了他们所谓合法的要求，即要占有安哥拉和好望角之间约一千公里长的地带。俾斯麦发怒是正确的，答复为何拖得这么久？提出领土要求的理由究竟是什么？1883年除夕他给格兰维尔发出正式抗议照会，要求对方作出解释。通知回复说：伦敦先要和开普敦商榷。俾斯麦同柏林一些银行(布莱希勒德的柏林贸易公司和达维德·汉德曼的贴现公司)有密切的关系。在1884年头几个月里，俾斯麦处在北德商业城市和这些银行的强大压力之下。因此，4月24日他电令德国驻开普敦总领事通知英国殖民当局：安格腊―贝奎那已处于德意志帝国的保护之下。同一天，他向法国大使建议德法两国和其他中立国联合起来反对英国海军令人气愤的侵略行径。首相对英国政府的敌对态度使大使感到意外。“英国倘若要欧洲对它保持信任，”据大使记录俾斯麦这样说，“最好撤掉格莱斯顿先生这个在一切事务上都碌碌无能的人。”他显然表示遗憾地扩充说，“但这样的话是不允许说出来的。”
俾斯麦到底想干什么？面对这个问题，英国思想上一片混乱。除了关于安格腊―贝奎那保护地外，又有消息说：德国在喀麦隆设立贸易使团，在斐济移民；还有上述两家银行在澳大利亚组成财团以发展德国对新几内亚及其周围岛屿(年底改名为俾斯麦群岛)的贸易引起巨大轰动。当时英国政府正在忙于处理埃及的许多财政与行政管理问题，并且与法国因刚果河口的领土发生争执。伦敦并不希望此时再与德国发生争吵。俾斯麦派他的长子赫伯特到伦敦去向英国人解释他的态度。赫伯特已经当了十四个月卡尔顿大厦街德国大使馆的一等秘书，后又调任德国驻海牙大使。赫伯特·冯·俾斯麦到达伦敦一周内就从格兰维尔那里听说，英国人承认德国对西南非洲行使保护权，并且准备就德国对喀麦隆、多哥、斐济和其他地区的领土要求进行谈判。德国大使明斯特伯爵倘若能得到具体指示，格兰维尔倒更愿意同大使解决整个事情。后来，桂冠却落到三十四岁的赫伯特头上。
俾斯麦夸耀他儿子的成就，首先在威廉皇帝面前夸耀赫伯特的贡献。而英国的让步根本不合他的心意；他是想搞一次大叫大嚷，即使是虚假的争吵。自5月初以来，他所控制的报纸即那些御用报刊对殖民主义大肆宣扬，使之成为在选举中反对进步自由党人和激进党人(在“德意志自由党”名义下联合成的一个政党)以及中央党的题目。那年夏天，俾斯麦的同僚们心里明白，不管俾斯麦在帝国国会如何激烈主张帝国主义，然而他首先想到的是积极的殖民政策在即将举行的大选中将带来的利益。7月底，他对卢齐乌斯·冯·巴尔豪森说，他希望自己对殖民地的热情关注会给保守的民族自由党带来选票，让那些被他坚持称为“太子党”的德意志自由党人蒙受损失；他在同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会见时直言不讳地承认，德国殖民政策的唯一目标是在皇太子和英国之间打入楔子。 [ 原注：参见W·冯·施魏尼茨的《通信集》第193页。 ]
沙皇既不喜欢英国，也不喜欢德国皇太子，可是俾斯麦这种过于简单的说法却给亚历山大三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俾斯麦的“虚张声势”并无效果。格莱斯顿和格兰维尔心里明白：“他利用我们仅仅是为了拉选票”，而英国自由党人对充当替罪羊的角色并不感兴趣。
时值色当战役十四周年纪念日，威廉一世皇帝授予俾斯麦最高军事勋章“功勋勋章”，以表彰他“在两次战争中的功绩”；但同一天当俾斯麦得知格莱斯顿的一次讲话的消息后，他的高兴顿时烟消云散，因为格莱斯顿在他的苏格兰选区并没有攻击汉堡和不来梅商人的殖民野心，反而“对德国在这些不毛之地的扩张活动表示满意、欢迎和高兴”。人们很难把一个挨打后善于巧妙地又伸出另一面颊去让人打的人当作革命魔鬼来吓唬人。
德国报刊攻击英国在尼日尔河口和喀麦隆的殖民主义，俾斯麦强调要在非洲问题上和法国紧密合作，希望以此挑起伦敦的敌对立场。1884年10月15日，距帝国国会选举只有两周，俾斯麦宣布在西南非洲、多哥和喀麦隆建立德国殖民地。报刊发表了几篇措辞激烈的评论，但英国政府却逆来顺受，并无明显的恼怒，英国已被埃及问题、苏丹问题和爱尔兰问题纠缠得再也无法脱身去干预德国的选举了。
反英的选举策略没有给俾斯麦带来预期的效果。10月28日德国举行选举，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以牺牲“太子党”为代价得到某些好处，但社会主义者在帝国国会中的席位却增加了一倍。中央党仍然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城市居民对殖民地毫无兴趣，俾斯麦的反英爱国主义对他们是无所谓的。选举表明，天主教徒激烈反对文化斗争的残余，而德国工人阶级则坚决抵制反社会主义者法令。俾斯麦推行殖民政策的第二个观点即与法国和解似乎取得了更大的成就。1884年6月底，首相在帝国国会的一次讲活中摆出一副关心的态度给法国人讲了一些鼓励的话。他赞赏茹尔·费里政府的明智态度并强调指出：只要法国放弃恢复“路易十四时代的不自然状态”，德法友谊的道路就会畅通无阻。四个月后，他对法国大使说：”1871年以来我总希望法国能原谅色当，就象它原谅了滑铁卢一样。”但法国人所希望的不仅仅是漂亮的辞藻和历史的借喻。茹尔·费里是激进的帝国主义者，他在1883年2月出任法国总理兼外交部长。现在他采取观望的态度。11月15日在柏林开幕的西非问题会议历时三个月，会议期间法国与英德的态度不同，它要求减少在刚果盆地的贸易竞争自由。俾斯麦开始抱怨说，要取得法国的友谊是多么困难啊！他又气馁地说，法国人不准备忘却往事。
实际上费里迫切需要的是德国能在阿尔萨斯―洛林问题上让步，至少能作出一个和解的姿态。不然，他的政府就无法对付克列孟梭那样激进爱国主义者的指责。可是，俾斯麦不准备就西欧问题进行对话，他完全拒绝谈及“丢失了的省份”。1885年3月底，法国在东京(即今天的越南)遭到惨败，费里因而垮台，他的殖民政策遭到鄙弃。俾斯麦有数月之久争取和费里的后任费雷西讷合作，但这只是一厢情愿，对法国来说，重要的不是尼罗河或刚果河，而是莱茵河。面临法国夏季的大选，没有一个法国政治家想要得到俾斯麦的宠爱。
帝国国会选举结束后，德英两国在殖民政策上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俾斯麦倾向于利用殖民问题达到次要目标。格莱斯顿政府发表了关于非洲形势正式文件蓝皮书。1885年3月2日，俾斯麦在帝国国会大发雷霆，攻击格兰维尔的施政方针并反击其在上院发表的对德批评。这纯系人为地制造危机，其原因也许是俾斯麦想为他的长子创造晋升的机会。赫伯特再次前往伦敦施展他的“绝招”。他住在老友罗斯伯里伯爵的府上，不久前罗斯伯里刚以掌玺大臣的身份参加格莱斯顿内阁。赫伯特会谈五天后回到柏林。他解决了全部问题并带回英国对德国的非洲和新几内亚政策所表示的谅解。数月后，皇帝批准任命赫伯特为副国务秘书。代理国务秘书哈茨菲尔德在外交界任职近二十五年，他的职位看来是不值得令人羡慕的。霍尔施泰因尖刻而又一针见血地评论说：“一个处在俾斯麦父子之间的人既可笑又可悲。”
谁也不怀疑赫伯特即将接替哈茨菲尔德的职位。 [ 原注：1886年5月，赫伯特被正式任命为外交部国务秘书。政策当然由他的父亲外交大臣制定。 ] 看来父亲正在为儿子继承首相职位作准备。倘若赫伯特具有父亲的才能，而且十分懂得1870年以后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的心理，那他首相也就当成了。可是，赫伯特单纯效法其父亲的刻薄性格而不具备这位老人往往使对方感到意外的那种迷人魅力。在私人交往中，那些令人失望的事情使赫伯特的缺陷和弱点更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当赫伯特想要和离了婚的卡罗拉―博伊滕伯爵夫人结婚的时候，他的父亲竭力表示反对，甚至还以自杀作威胁。赫伯特终于屈服于他父亲的意志。此后，他也象他妹夫兰曹伯爵那样借酒浇愁。兰曹伯爵于1878年与俾斯麦的女儿玛莉结婚。首相的儿子和女婿酒醉后用小口径步枪向外交部窗户射击，曾经轰动一时。外交界人士看到这位副国务秘书“晚上醉醺醺”，“早晨酒后多少显得懒洋洋”，“中午饭后把报纸放在膝盖上瞌睡养神”时往往感到很反感。“赫伯特不得人心。”太子妃私下说过，她希望有人找到一个办法把赫伯特打发到中国去。她对维多利亚女王说，赫伯特“心胸狭窄、粗暴、爱报复”，而且她后来也一直坚持这个看法，因为她是不轻易改变自己意见的。回过头来看，赫伯特·冯·俾斯麦着实引起我们的怜悯。倘若真能到中国去一段时期，也许对他倒有好处。作为首相继承人，他已经不年轻了。他想取得同其父亲一样的成就。“赫伯特，别瞎说！”作父亲的看到儿子在会议桌上擅自发表自己意见时总是这么说。这样，他就很难为他的爱子在反对他利用职权的外交部属员中树立威信。首相竭力为儿子的前程开道，招来了对俾斯麦全家的非议。人们议论说，“首长”的判断力衰退了；他的生命取决于他的银行家布莱希勒德和他的私人医生施文宁格，而在他们两人的影响下，他已成了贪婪和狂妄自大的人，对别人的抱负怀有病态的猜疑心理。
俾斯麦的传奇仍然使他的多数僚属慑服。可是，在庆祝他七十大寿后不久就让人开始清醒了。为了庆祝首相寿辰，居民们献了一百二十万马克，让他按自己的意见把这笔钱用于公共事业。俾斯麦用一部分钱建立了“申豪森基金会”以资助那些报考高级师资的人；他把剩下的钱用来赎回和租佃在困难的四十年代他家卖掉的申豪森周围的土地。由于他已经是享有减税特权的大地产主，所以人们感到这笔钱本应该全部用于慈善事业，不应该用来使俾斯麦家族进一步发财致富。赫伯特飞黄腾达前，霍尔斯泰因是真心实意崇拜俾斯麦的，十八个月后的圣诞节他又成为俾斯麦家的座上客。他忧心忡忡地在日记中写道：“他看事物仍然很清楚，但他比以往更多着眼于自私的考虑和自身的利益。”虽然太子夫妇对他抱着刻骨的敌意，仍有流言蜚语说俾斯麦希望赫伯特和皇帝的一个孙女结婚。
不管人们对他的私德抨击有多么激烈，但仍没有迹象表明他的政治家手腕有所减弱。三帝同盟在初建的头三年里坚如磐石，于1884年3日又延长了三年。六个月后，俾斯麦陪同威廉一世到俄属波兰的斯凯尔涅维策去同亚历山大三世和弗朗茨·约瑟夫会晤。这是中欧和东欧君主的最后一次会晤。这类会晤是在共同讨伐拿破仑一世时期1813年始于特普利茨。当时，梅特涅用豪言壮语巧妙地掩盖了列强之间的重大分歧，把奥俄普三国联合在一起。七十一年过去了，在斯凯尔涅维策俾斯麦又想采用类似的策略，虽然他丝毫不想透露，三国观点一致的问题寥寥无几。从特普利茨会议以来唯一活着的人只有威廉一世一人了，也只有他才对这次会晤抱有幻想。他乐观地指出，至少对外亚历山大是愿意和德国合作的。吉尔斯和卡尔诺基心里明白，同盟之所以仍然存在，主要是因为巴尔干至今尚未爆发新的动乱形成对它的威胁。俾斯麦自己则担心不久会重提保加利亚问题，不是由“同盟伙伴”之一来提，就是由1879年列强在保加利亚侯国扶植起来的国君亚历山大·冯·巴登贝格来提。
亚历山大·冯·巴登贝格是当今爱丁堡公爵的伯父，是俾斯麦长久以来视为眼中钉的那个德意志王朝的成员。他父亲黑森―达姆施塔特的亚历山大亲王曾于1859年任奥地利将领，在索尔菲里诺打过仗：后来于1866年指挥过一支反普鲁士的南德意志军队。亚历山大·冯·巴登贝格本人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结婚时由女方带来的侄子。1877年，他和俄国人一起同土耳其打过仗。鉴于他与德俄奥三国都有联系，所以1879年4月这位二十二岁的青年在沙皇庇护下被任命为保加利亚国君，当然也就处在俄国的保护之下。俾斯麦在这个年轻人动身去保加利亚前夕曾接见过他，向他声明德国在他的侯国不谋求任何特殊利益。他劝年轻人严格遵守柏林协定，不要去重建泛斯拉夫主义者的“大保加利亚”。维多利亚女王是亚历山大的积极代言人，她喜欢巴登贝格一家漂亮的外貌和温文尔雅的风度。巴登贝格给他的表兄俄国亚历山大三世并未留下良好印象。从1882年起他开始擅自行动，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使俾斯麦感到不安。只要亚历山大呆在索非亚，那么他给人的烦恼虽是潜在的，但还是遥远的。可是到了1884年4月，俾斯麦发现，亚历山大·冯·巴登贝格于十二个月前已悄悄和普鲁士的维多利亚公主订婚了，而在这以前，据说俾斯麦曾把太子的这个十八岁女儿看作赫伯特的理想夫人。太子妃竭力主张霍亨索伦家族与巴登贝格家族联姻，她的丈夫倒没有那么积极；她的长子坚决拒绝巴登贝格，因为他是黑森―达姆施塔特的亚历山大同一个门第不当的波兰伯爵夫人结合所生的。俾斯麦的反对纯粹是政治性质的：他认为亲王在保加利亚的宝座是极不牢固的，不希望普鲁士王室卷入俄国同奥匈正在争夺的地区。1884年5月12日，他和亚历山大·冯·巴登贝格亲王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他警告亲王说，德国政府不得不反对亲王与一位普鲁士公主正式宣布订婚。俾斯麦劝亲王与一位“家资百万信奉正教的女人”结婚，这会使他在保加利亚的地位得到巩固并给他带来充裕的钱财用于贿赂，他在“近东”的统治主要靠的是这方面的钱。亚历山大亲王对这些话不以为然。
1885年初，维多利亚女王的小女儿、普鲁士太子妃的妹妹比阿特丽斯公主与亚历山大的弟弟海因里希·冯·巴登贝格订婚。王室间最近这次联姻使俾斯麦情绪大大恶化。他抱怨说，巴登贝格一家逐渐变成英国人了；柏林的联姻计划是温莎 [ 译者注：温莎，英国城名，是对英国王室的称呼。 ] 寡妇和太子妃的一个阴谋，想加强英国对德国宫廷的影响。对此俾斯麦十分担忧；3月，他请求威廉一世对亚历山大亲王说明，同维多利亚公主的婚姻是违背霍亨索伦家族传统的联姻计划被放弃了，重提这项计划的可能性看来没有了，除非在维多利亚或亚历山大与他人另结姻缘前威廉一世去世而其子即位。这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因为这年春天威廉一世时常因虚弱而晕倒。
1885年9月，对俾斯麦来说已成为王朝问题的亚历山大亲王一夜间成了国际政局的风云人物。在土耳其的所谓东鲁米里亚省，保加利亚民族主义者推翻了苏丹，主张把该省并入保加利亚受亚历山大的统治。本来对亲王就十分恼怒的沙皇把这种行为斥之为破坏柏林协定，奥匈帝国、德国以及土耳其都支持俄国。俾斯麦主要担心亚历山大亲王的举动会把欧洲推向战争边缘，因此他拼命消除三帝同盟内部的分歧。而在这个问题上，恰恰是他所不信任的巴登贝格的英国亲戚帮了他的忙。1885年夏天上台的索尔斯伯里保守党内阁全力支持亚历山大致力于独立，从而把俄国本来针对奥匈帝国的仇恨大部分吸引到自己身上。1885年冬，三帝同盟保住了，可是对俾斯麦这个调解人的压力却大大增加了。
后来，事态突然急转直下，这是由俄国军方造成的。保加利亚人拥戴亚历山大亲王，主要因为1885年11月斯利尼夫查战役中保加利亚军队战胜了入侵的塞尔维亚军队。可是，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也存在反对亚历山大的势力。俄国对亲王的极端不信任促使其武官发动一场阴谋暴动，暴动分子冲进王宫逮捕了亚历山大。巴尔干半岛混乱了三个星期。亲王被绑架后被迫发表退位声明。他回到索非亚重新掌权，表面上与俄国人合作，这在保加利亚居民中却树立了许多敌人。最后亚历山大对整个事情已感到十分厌烦，终于签署了退位声明，并于9月9日永远离开了保加利亚。看来俄国人现在要向南推进占领那个国家了。奥匈帝国对此将采取何种态度呢？
匈牙利首相蒂萨在布达佩斯对议会说，任何政府都“无权对巴尔干半岛擅自进行军事干涉或建立保护国”。圣彼得堡和柏林都把这些话解释为三帝同盟寿终正寝的时刻已经来临。只有俾斯麦不肯承认1881年的三帝同盟已瓦解。他在圣诞节前夕强调说：“只要还有一根线，我们就要把三帝同盟织下去。”他的僚属没有一个敢于向他直言，绕线杆已经空了。对俾斯麦来说幸而圣彼得堡有一派力量竭力主张采取传统的合作政策。吉尔斯及七十年代东方危机时与俾斯麦建立了良好关系的舒瓦格夫仍然希望与德国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1887年1月，彼得·舒瓦洛夫又一次来到柏林，他的弟弟保罗正在那里当大使。舒瓦格夫兄弟和俾斯麦讨论用俄德两国结盟来代替三帝同盟。但这一预备性会谈后来没有继续进行，因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不希望同德国签订协定。直到吉尔斯危言耸听地谈到俄国即将孤立时，沙皇才授权保罗·舒瓦洛夫同俾斯麦继续会谈，但又指示他决不让步。
即使按沙皇的条件同俄国取得谅解，这也比柏林和圣彼得堡之间决裂要好得多。这种谅解至少可以给俾斯麦提供一种政治选择，而这类选择对俾斯麦的全部政策曾经起过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俾斯麦准备接受保罗·舒瓦洛夫提出的全部要求。6月初，他们草拟了一项协定，为1887年6月18日签订的声名狼藉的再保险条约奠定了基础。这是一项秘密协定，最初有效期为三年。遇到较大规模战争时，德俄双方保证相互保持中立，除非俄国进攻奥匈帝国或德国进攻法国。 [ 原注：德国历史书的记述多数是相反的，倘若俄国受到奥地利的进攻或德国受到法国的进攻则保持中立。 ]
德国承认俄国在保加利亚的霸权并保证决不支持重新起用巴登贝格亲王。此外，德国人支持战时对外国军舰封锁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原则。九年后，当俾斯麦感到不需要再受缄默保证的约束时，他就神乎其神地说，再保险条约是恢复德国在欧洲外交方面各种主张的杰作。可是，再保险条约并不是什么杰作，和六年前建立的三帝同盟相比，该条约大大限制了俾斯麦的行动自由。它仅仅推迟了各种决定，并没有解决问题，但在1887年却正是俾斯麦所需要的东西。这项条约虽然不能消除欧洲的紧张局势，但毕竟保证德俄关系稳定了三年，不管将来柏林的新国君执行何种政策。
改换国君的阴影笼罩着1886―1887年的德国政治生活。威廉一世的健康状况明显恶化，周围弥漫着不安和变化的气氛。想到太子登基后可能立即组织一个“格莱斯顿内阁”，始终使俾斯麦感到忧心如焚。1886年9月，亚历山大·冯·巴登贝格被赶出保加利亚，使首相旧愁添新愁。俾斯麦的许多同胞认为亚历山大是受人爱戴的人物、斯利尼夫查战役的胜利者、一个被俄国人和奥地利人赶出来的模范德国人。太子妃热情地在信中提到他，也热情地给他写信。现在他和保加利亚的事态毫无关系了，她又把他当作女儿维多利亚合适的求婚者。在温莎她的一个姐妹甚至对维多利亚女王说：“桑德罗 [ 译者注：亚历山大的爱称。 ] ·冯·巴登贝格使我想起爸爸。”这是对阿伯特亲王的爱子再好不过的推荐了。俾斯麦对宫廷出现的这股赞扬巴登贝格的热潮很生气，同时对亲王普遍受到宠爱深为不安，所以他在1886年10月初会见威廉一世时就数落了亚历山大的错误和缺点。他告诉皇帝，亚历山大政治上是危险的、软弱的和不负责任的。如果他定居在德国，他将成为帝国国内各反对党即进步自由党、社会民主党和天主教死硬派的首相候选人。他就以这种重磅炮弹使这位亲王失去宠信。只要威廉一世还活着，俾斯麦的意见还是得到了贯彻：在婚姻问题上不让步，使亚历山大在德国宫廷和军队里无立足之地。
对亚历山大·冯·巴登贝格的恶意攻击暴露了俾斯麦的最大缺点：妒忌，自私，心胸狭窄，疑神疑鬼地深怕宫廷搞阴谋。过去他也是带着这种心情同阿尼姆争吵的。但他同时又以他的机智力图把新皇统治下的第一届帝国国会完全争取到自己一边来。1886年秋天，他在对议员特别敏感的一条宪法条文上故意向议员们提出挑战。他提前十二个月公布了关于今后“七年”的军事预算草案，要求帝国国会批准增加陆军预算，以对付法国日益增长的军备挑战。他向议员们提出这些建议，正是人们真有理由担心法国可能发动复仇战争的时候。1886年1月，弗雷西讷任命乔治·布朗热为国防部长。如果没有煽起法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布朗热这个人，那么俾斯麦也必然会人为地制造出这样一个人来。但这里真出现了一个骑着高头大马的将军，利用7月14日攻打巴士底狱纪念日举行传统阅兵式发出挑衅叫嚣。自色当以来，人们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类叫嚣。在德国，甚至帝国国会里的反对派都不得不承认，只要法国人民热烈欢呼布朗热这样一个新波拿巴主义的急先锋，任何爱国者都无法拒绝俾斯麦提出的今后七年加强陆军的议案。
虽然中央党和自由党准备同意扩军，但不愿现在就为今后七年开空白支票。因此，帝国国会中的反对党建议用三年一期来代替七年的限期。1887年1月11日，首相在帝国国会作了一次重要发言。他在讲话中企图向议员介绍国际形势是安定的，只有莱茵河沿岸地区是个例外。他问：“今天同法国的边境战争时期已绝对结束，还是尚未结束呢？”他忧心忡忡地自己回答道：“你们和我一样知之甚少。我只能谈谈自己的猜测；这一时期尚未结束，除非法国的整个性格和法国边界状况发生变化。”俾斯麦竭力唤醒德国人士对付所谓来自沙文主义法国的威胁，此后两天他又作了几次讲话。甚至八十八岁高龄的毛奇也身穿陆军元帅服出席帝国国会会议并对议员说，议案不通过，“战争肯定要爆发”。可是，议员们不为所动。他们只同意批准三年的经费，绝不同意批准三年以上的经费。接着俾斯麦登上讲台，宣读一项事先由威廉一世签署的命令：解散帝国国会。新的选举订于2月第四周初举行，那时将选出十六年来的第六届帝国国会。
在整个竞选过程中，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自始至终强调德国西部边境界那边布朗热分子威胁的严重性。1875年4月，柏林《邮报》曾以《战争在望？》那篇文章震惊了欧洲，1月31日又想以题为《决定关头》的社论制造新的耸人听闻的消息。这次欧洲对此毫无反应，但德国选民重新团结在俾斯麦周围，这真是他梦寐以求而在1884年用反英殖民政策所未曾实现的愿望。在1887年2月的选举中，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在帝国国会的三百九十七席中占了二百二十席；两党联合组成的这个政治联盟，六年来第一次保证俾斯麦获得多数的支持。3月中旬，帝国国会开幕，就立即通过了关于今后七年加强陆军的提案。在选举中，中央党只丧失一席，太子党即德意志自由党却遭受重大损失，其一半以上的成员没有能再进入帝国国会。布朗热的战争威胁在政治上给俾斯麦带来了重大胜利。
然而首相这一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不全面的。1887年3月，宫廷都知道太子病重。近十八个月来，他急骤衰老，声带水肿，讲话很困难。5月，医生确诊为癌症并建议作气管切开术，这几乎等于宣判他的死亡。俾斯麦与九十高龄的威廉一世和太子妃商谈此事时反对动手术，但赞成由苏格兰专家莫雷尔·麦肯齐爵士给病人治疗。太子感到健康好转，7月去伦敦参加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五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尔后他被自己的希望去圣雷莫休养。撇开腓特烈·威廉病重不说，俾斯麦开始考虑过去他是否过于夸大了太子对他的威胁。对他的体制的真正威胁并不来自竞相取宠于皇位继承人的老派自由党人，而是来自蔑视谨慎、主张民族自大的年青一代。太子的儿子威廉亲王的身上集中反映了他那一代人的道德和恶习。俾斯麦并不喜欢威廉亲王的那种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
当帝国国会正在热烈争论关于今后七年加强陆军的议案时，二十八岁的亲王给他的朋友写信说：“但愿掷弹兵用刺刀和战鼓清扫这个地方的日子即将到来。”也许俾斯麦年青时自己也会谈出这类不负责任的话来，可是1887年首相既不欢迎建立一个格莱斯顿内阁，也不想搞一次军事政变来反对国会，认为这太冒风险。外交上的紧张局势未曾缓和。虽然布朗热危机在德国选举中达到了本身的目的，但选举后危机依然存在。此外，俾斯麦越来越难于把德国对盟友奥地利的忠诚同关于对保加利亚政策的德俄秘密协定统一起来。而且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在同帝国国会的冲突中，为了取得毛奇的支持，俾斯麦允许军队扩大其政治影响。已被确定为毛奇将来退休后的接班人的冯·瓦德西将军是个厉害的阴谋家。由于他喜欢刺探政治生活的内幕，所以有些大不敬的同僚称他为“獾”。俾斯麦满腔狐疑地注视着威廉亲王与瓦德西及其美国妻子的友情。
瓦德西想改变德国主要驻外使馆武官的职能，使他们成为独立的外事机构，完全隶属于总参谋长，而总参谋长则直接向皇帝负责。这是对首相外交大权的挑战。1887年底，当军事当局预料俄法即将结盟，希望与奥地利共同制定在东欧发动一场先发制人战争的计划时，这一挑战引起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俾斯麦坚决反对跟俄国人打仗。他急切要求德国驻维也纳大使劝阻奥地利人并毫不含糊地告诉他们，1879年的联盟是防御性的，奥匈帝国倘若因巴尔干问题得不到解决而对俄发动战争，德国不承担支援奥匈帝国的义务。首相听到瓦德西通知奥地利大使说德国参谋部主张同俄国打仗时十分气愤。后来他又大发雷霆，因为他听到德国驻维也纳武官同弗朗茨·约瑟夫和奥地利总参谋长讨论了在东方调动军队的可能性以及柏林和维也纳加强军事联系的方法，似乎真的在准备一场进攻俄国的战争。总参谋部过去还从来没有这样胆大妄为地干预过俾斯麦的对外政策。
俾斯麦的反应迅速而激烈。12月7日，他指责了瓦德西。他极坦率地对毛奇、阿尔贝迪尔及布龙萨特·冯·舍伦多夫说(此时正面临帝位交迭而军事首脑又正在争取延长服兵役的期限)，德国决不能冒风险去发动战争。例霉的驻维也纳武官挨了批评。奥地利外交部得到通知说，向君主作政治建议的特权是多么的重要，而不是把这种特权转交给总参谋部。最后。俾斯麦使用了一种会给“獾”本人争光的策略来对付瓦德西主要情报来源之一。《北德意志展望报》写了一篇洋洋大文，批评了威廉亲王去瓦德西家赴宴，席间还曾谈论了创立一种新的新教政治运动的事。俾斯麦至少暂时使瓦德西的野心有所收敛。并招呼年轻的亲王及时回头。
假若俾斯麦反对陆军改革，他在这时能否也象1883年那样驾驭形势发展是很成问题的。1887年12月16日，瓦德西危机正达到高潮，俾斯麦向帝国国会提出一项军事议案，议案规定在改变预备役服役期的情况下，遇到战争动员时军队需要增加七十万人。议会政治联盟中的多数人认为这项议案是不会遭到反对的。可是处于俾斯麦影响下的报刊在国会二读这个法案期间过于夸人了辩论的意义，把辩论说成是对首相的外交政策坚决地投了信任票，1888年2月6日，俾斯麦在辩论时的发言很有说服力，而且也只有他才具备这样的说服力。例如他说，德国希望和平，希望与俄国保持和平，也希望与法国保持和平。只有外国记者不负责任的谩骂才威胁和平。“我们可以被爱和善意轻易地收买……可是用威胁肯定不会奏效！我们德国人只怕上帝，此外在世界上别无所惧；而怕上帝这点就使我们热爱和维护和平。”在讲话结束时的热烈欢呼声中，毛奇向首相走去表示祝贺，泪珠滚下首相的面颊。那天晚上，拥护首相的人群从帝国国会伴随俾斯麦的马车回到威廉街，直至深夜他们还在首相府的窗外大声呼喊，表示对首相的忠诚。
两天后，军队改革法通过了。但人们只把他的讲话记在脑海里，忘却了促使他讲话的那件事情。
一个月后，1888年3月9日星期五，帝国国会大厦升起半旗。清晨，威廉一世因肺炎逝世；再过十六天就是他的九十一岁诞辰。伦敦《泰晤士报》驻柏林记者写道，刚过正午“议员们各就其位，走廊里站满观众，宽敞的大厅一片肃穆。人们沉浸在哀思中，或向旁边的人看上一眼来猜度对力的悲哀”。俾斯麦身穿将军服，佩带功勋勋章。与赫伯特走进国会。他宣布威廉一世皇帝已于早晨八点半驾崩，把普鲁士王冠及皇帝尊号传给腓特烈三世陛下，他又讲了些话，但谁也没有听进去。他泣不成声，两脚颤动，跌跌撞撞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当时的旁观者认为首相的哀伤“是比任何墓前演说印象更深的悼词”。同时，这又是不祥的预感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