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职”·第十五
作者：艾伦·帕麦尔·英国
出自————《俾斯麦传》
出自————《战争通史》
假如俾斯麦也死于1888年3月，假如他有关陆军改革的讲话成为他的临终遗言，这对俾斯麦的威望来说也许倒要好一些。他虽然还留任两年，但形势的发展渐渐摆脱他的控制。在退出政治舞台以前，他考虑更多的是过去而不是现在。他说话一直还饶有风趣，故意失言，仍能给外交和内政带来危机。他在言行中越来越多考虑的是长子在首相府接班的问题。他丝毫不理解，过去多年对他忠心耿耿的官吏现在并不准备为那个粗野不逊、最不合适的赫伯特伯爵效劳。此外他也不考虑，现在的舆论普遍认为，霍亨索伦第一代皇帝之死将给德国开创一个新的时代。
这种情绪的变化当然不是突如其来的。腓特烈三世病入膏肓一事已无法再保密了。人们的焦虑使那年春天许多批评俾斯麦的人有所收敛。父亲死时，腓特烈三世还在圣雷莫休养。他本想在德国天气转暖之前一直留在地中海海滨。俾斯麦在帝国国会作了富有感情的讲话之后不到二十四小时，腓特烈三世乘专车返回柏林。俾斯麦在来比锡登上了他的火车。当他看到新君那付模样时感到很吃惊：一个过去十分魁梧的人如今瘦骨嶙峋，由于过于虚弱变得沉默寡言、神情冷漠。他不信这个人还能执政几周。事实上腓特烈三世把他的死期只是推迟了九十九天而已。赫伯特写道，俾斯麦对他的老对头的苦难悲剧深为震惊。诚然，他对改善自由党人在宫廷地位的任何企图继续保持警惕。首先使他感到不安的是某些谣言，说什么皇帝想建立摄政体制，把施政大权交给“英国公主”，而不是交给他的继承人。柏林传说，威廉亲王强调了级别和次序的意义并声明：霍亨索伦家族、普鲁士王国及德意志帝国是决不会让一个女人来统治的。俾斯麦肯定也不会这样做！
3月21日星期六，首相正式得到通知说，皇帝已邀请亚历山大·冯·巴登贝格亲王在下早期一到皇族住地夏洛滕堡去做客。俾斯麦心想，这次亚历山大将被授予高级勋章并作为将军进入德国军界了。此外，他认为即将宣布亚历山大和普鲁士维多利亚公主的婚姻。首相直截了当地对腓特烈三世说，这次访问将会被解释为“反俄示威以及改变我们迄今所执行的政策”。如果亚历山大到夏洛滕堡去，他就要辞职。威廉亲王促使他父母改变主意并打电报给亚历山大取消了预定的访问。固然，这次辞职危机历时只有数小时，然而它促使皇后决心去达到同巴登贝格联姻的目的，这是皇帝病危几周中她十分热衷的计划。
俾斯麦知道，目前俄国人对亚历山大·冯·巴登贝格根本不感兴趣。他们正忙于对付保加利亚新君费迪南德·冯·萨克森―科堡的野心，抽不出时间对“昔日的侯爵”表示不安。首相反对这种联姻的立场完全根据一种假设，认为联姻是“英国女王的主意”。俾斯麦认为，只要他竭力破坏联姻计划，就可以把亲英势力的魔影赶出宫廷，自1857年以来这一魔影一直在给他添麻烦。但维多利亚女王知道，亚历山大已迷恋上一个女演员，根本不急于要娶霍亨索伦家的孙女。4月13日，在担保决不泄密的情况下，英国大使悄悄把这一新闻透露给俾斯麦，同时还告诉他，维多利亚女王从佛罗伦萨休假回国途中将到柏林访问。
女王于4月22日准时到达柏林。她想探望她所特别喜欢的身患重病的女婿，此外还想宽慰女儿几句，澄清有关联姻计划的某些误解。英国女王十分明智地劝皇后不要坚持女儿订婚的事情，部分的原因是亚历山大朝三暮四，但部分也是为了缓和宫廷里的紧张局势，因为威廉亲王仍然坚持他反对“巴登贝格家族”的理由，维多利亚认为她的政策的一部分在于平息激动的情绪，为此也愿意接见俾斯麦。自三十多年前那次凡尔赛盛大舞会以来，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维多利亚自信有能力对付俾斯麦，而俾斯麦却掩饰不住他对这次接见精神上感到十分不愉快。其实他的担心是不必要的。一切都很顺利。联姻计划早已取消，所以谈话根本不提此事。俾斯麦告诉维多利亚女王，在此时设立摄政体制是“残酷的”，女王赞同他的意见。后来她对索尔斯伯里说，她感到首相风度慈祥而潇洒。据说，俾斯麦在那次短短的谈话后擦着前额惊奇地大声说：“何等样的女人啊！和她可以做买卖！”不是俾斯麦本人，而是洛塔尔·布赫尔后来对外交部官员们说：“在夏洛滕堡，外祖母的态度十分明智。”首相满意地谈到维多利亚这个“愉快的小个子”，使全家哈哈大笑。
这年夏天，宫廷里再也没有这样轻松愉快的时刻了。6月初，腓特烈乘船渡过哈弗尔河到达波茨坦，他希望在新宫度过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五十七年前他是在那里出生的。6月13日，他由皇后陪同最后一次接见俾斯麦。首相向他保证，决不忘记可怜的、担惊受怕的皇后是“我的女王”。两天后腓特烈三世逝世。俾斯麦没有参加他的葬礼。后来直到他感到权力正在从他手中消失时，他才急忙对皇太后作了一个善意的姿态。同情，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种考虑到自身利益时才使用的感情，而且象阿谀奉承那样尽量少用。威廉二世是四个月内德国的第三位皇帝，他登基时三十岁。俾斯麦可以说是一步步看着他长大的。俾斯麦的孩子们曾参加过他周岁生日的庆祝活动，而他们的父亲对这位年青人情况很了解，所以那一年秋天当他们在席间谈话时，俾斯麦风趣地说，他开创了新君主的家庭教师不得不揍小王子屁股的时代。他始终把威廉当作半大不小的、简直不想长大成人的波茨坦孩童，从而犯了过分低估威廉才智的错误。1886年，威廉一世曾让这位王子在外交部工作过几个月，结果证明王子虽有充分的直觉知识和敏锐的理解力，但很难专心致志地从事细节研究或对情况作逻辑分析。两次去彼得堡作正式访问时，王子举止傲慢，言行太出格了，可是，谁也不能对他生气。俾斯麦承认，威廉二世属于他不太理解的那一代人。因此，自1885年以来他就鼓励赫伯特与王子保持友谊。在未来的君主身边有一个第二代的俾斯麦，这不是坏事，有这样一个人就可以抵消瓦德西们以及威廉的亲密伙伴、较威廉年长十二岁的菲利浦·奥伊伦堡伯爵的影响。
威廉在青年时代很钦佩俾斯麦。他在波恩上学时虽然批评过召开柏林会议的决议，后来也反对过保护关税法，但他只不过是转达别人的意见，自己很快就都忘了。直至1887年底威廉王子和首相的意见还一直是很一致的；后来俾斯麦批评了威廉和瓦德西家庭及其保护人，排犹主义的路德教宫廷牧师阿道夫·施特克尔的关系，从此一致性就动摇了。本来微不足道的这件事可能给威廉留下了苦涩的回味。俾斯麦七十三岁生日时，威廉再过几周就要登基了，那天威廉亲自到首相府参加宴会并为“我们的伟大首相”干杯。王子说：“俾斯麦是德国四千六百万颗忠诚的心所向往的旗手。”接着又说：“首相应该领导我们。我们将跟着他走。愿他万寿无疆！”威廉的心里真是这样想的吗？和沙皇保罗的其他后裔一样，只要他愿意，他的戏可以演得很象。威廉登基才一个月，阿道夫·施特克尔私下传达了皇帝的“近日圣谕”：“我给那老人六个月的喘息时间，尔后我就亲自执政。”
“老人”在瓦尔青和弗里德里希斯鲁度过了这六个月的大部分时间。他没有把皇帝对他的态度放在心上，认为自己在这个季节里无需呆在首都，而且外交上也没有发生什么紧急危机。他满足于让赫伯特留意国际局势和威廉的行动。最初看来赫伯特的任务完成得很不错。夏天，他陪皇帝乘皇家游艇“霍亨索伦”号在十艘军舰护航下由波罗的海北上访问了彼得霍夫、斯德哥尔摩和哥本哈根；皇帝后来曾多次出访，这是第一次。10月，皇帝又出国访问，这次他乘坐由蓝金白三色的十二节车厢组成的皇家专列去维也纳和罗马。这次又随皇帝出访的赫伯特·冯·俾斯麦忠实地把情况报告弗里德里希斯鲁；他告诉父亲，威廉计划作一次新的海上旅行，到雅典去讨论他的妹妹和希腊王位继承人的婚姻问题。老人抱怨说：“皇上象只气球。不把线抓紧，就不知道过一会儿他会飞到哪里去。”但他避免对威廉的言行作任何批评。只有心怀叵测的霍尔施泰因认为威廉的成就使得俾斯麦情绪不断恶化。10月，霍尔施泰因在私人信件中写道：“他带着一个老情妇的苦闷心情从远处注视着年青皇帝的凯旋。”俾斯麦确实应付不了经常这样活跃的君主。
尽管如此，在新君登基后的“蜜月”期间，首相与君主之间并未发生冲突。两代皇帝的更迭缩短了国会会期，腓特烈逝世前夕通过的唯一的法律就是延长帝国国会的任期。以后帝国国会每隔五年而不是象过去那样每隔三年选举一次。固然帝国国会中的政治联盟能够确保俾斯麦在表决时获得多数，然而目前他还不急于要求帝国国会进一步实行改革。他一心考虑如何正确评价威廉二世以及年轻皇帝的谋士们。问题也不单纯是两个不同人物之间的政治冲突。威廉藐视行政礼仪的傲慢态度使俾斯麦父子深为不安。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典型事例：皇帝事先未向海军部长官冯·卡普里维将军打招呼，就坚持要和海军总设计师进行个人谈话，为此卡普里维于7月上旬辞职。威廉对建造军舰表现了永无止息的热情，倘若他把同样的热情用于外交方面，从而侵入俾斯麦家的禁脔，人们不禁要问：那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在威廉一世统治下，俾斯麦一心想在柏林和圣彼得堡之间保持良好关系；在威廉二世统治下他也是这样考虑的，因此他高兴地听到德国大使说，皇帝由海路作的彼得霍夫之行虽说有点炫耀，但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与罗曼诺夫皇朝至少保持良好关系，似乎说明威廉并不盲目追随瓦德西发动先发制人战争的计划。可是，俾斯麦父子很难理解威廉对英国人的感情，这是由钦佩、忌妒、蔑视混合而成的高度冲动的特殊感情。威廉在他整个执政时期以及后来的流亡中始终带着这种感情。他对法国的态度也使俾斯麦父子捉摸不定。布朗热将军虽然被贬到一个省去当司令，但于1888年仍然力图煽起民众热情去支持他的新波拿巴主义纲领。俾斯麦倾向于把布朗热主义当作神话，而不是把它当作威胁。相反，威廉二世过于重视和认真对待布朗热，也许因为布朗热将军同他一样也是个善于演戏的人物。现在俾斯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自己富有想象力的俘虏，1887年选举时他故意危言耸听地谈论布朗热主义，距威廉登基还有五个星期，他把威廉的注意力引到莱茵河彼岸布朗热主义的威胁上去，从而使威廉摆脱瓦德西和总参谋部里仇俄派的影响。因此，教威廉把法国当作德国的世仇的老师是谁，这是明确无疑的。
可是，1889年1月，俾斯麦匆匆回威廉街倒不是因为皇帝的活动所致。赫伯特正当其父企图跟伦敦改善接触之时笨拙地在德英关系中制造了紧张。12月14日赫伯特在帝国国会的一次讲话中以纡尊降贵的语气评论了英国政府想与德国政府合作防止在东非出现冲突的善意。两天后，赫伯特给他的朋友罗斯伯里用英文写道：“当我夸奖古老的英国时，我获得了响亮的掌声。”可是，这一姿态的积极效果不久就被赫伯特在圣诞节前夕公诸于世的一次不寻常的争吵抵消了。他重复过去对英国驻彼得堡大使罗伯特·莫里埃勋爵的指责说，1870年8月莫里埃在达姆施塔特任外交官时利用他在伦敦的外交渠道泄露了德国对付巴赞元帅的军队调动情况，这个情报使法国人组织了那次在马尔斯拉图尔的进攻，赫伯特当时身负重伤。莫里埃在去俄国之前曾在柏林使馆任职多年，俾斯麦对他及其妻子对腓特烈三世所施加的影响是很猜疑的。但现在既然是威廉二世坐在皇位上，因此同莫里埃发生争论是毫无好处的。九个月前，赫伯特·冯·俾斯麦在私下里先已有了上述指责。这一指责十分荒谬，以致索尔斯伯里和德国首相都不得不使此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类指责没有损害莫里埃的名誉，反倒给那个被索尔斯伯里称为“可恶的赫伯特”的人带来恶评。这件事促进了柏林人私下早已存在的看法，即首相的儿子不能胜任父亲赋予他的重任。这件事也没有使伦敦对俾斯麦父子领导德国外交的方式表示更多敬意。在这特定的时刻，这对首相是不利的。
俾斯麦在离开弗里德里希斯鲁前曾与德国驻伦敦大使作了一次较长时间的谈话。他让大使带着使索尔斯伯里放心的保证返任。两年前，俾斯麦希望把英国与三帝同盟间接地联在一起，为此曾要求意大利和奥匈帝国政府同索尔斯伯里缔结一项“地中海协定”。而现在，1889年1月，面临布朗热分子进攻的明显威胁，他提议英德正式结盟。现在他要求缔结一项公开的而不是秘密的协定。1月底俾斯麦也象六周前他儿子那样在帝国国会的一次讲话中赞扬了英国。“我把英国当作与我们无利害冲突的传统的老盟友，”他说，“……，我也希望在殖民问题上能巩固我们一百五十多年来同英国的关系。”(这次帝国国会会议文件记录了左派议员的欢呼声。)首相很少这样热情谈论过另一个大国。
索尔斯伯里对俾斯麦的建议考虑了两个月。他明白，俾斯麦希望公开宣布英德结盟不仅是给英国议会吃一颗定心丸，此外，人们可以明智地认为，只要法国知道英德联盟，就不敢在军事上干任何蠢事。1889年2月布朗热主义的危险(假若它真的存在过)已不严重了，因为布朗热将军的威信逐渐消失。赫伯特·俾斯麦3月去伦敦访问，看到索尔斯伯里对德国充满善意，愿意同德国的盟友在地中海“携手”合作。但英国政府拒绝正式结盟。索尔斯伯里对赫伯特说，由于他估计这个条约在议会中不会获得多数的支持，所以他不能提出这一建议。这个计划的破产对德国首相的个人地位是一个打击。公开宣布德英结盟会给俾斯麦王朝正在消失的威望增加新的光彩，使法国沙文主义者丧胆。首相急于在1889年春天获得一次胜利。新政权的“蜜月”已过，柏林的政敌开始着手推翻他。政敌之一阿道夫·施特克尔的敌对行为已明目张胆，以致俾斯麦有理由可以正式禁止这位牧师的政治活动。可是他低估了施特克尔在柏林社会中的影响。他似乎也认为，继毛奇之后出任总参谋长的瓦德西已放弃1887年曾使他十分恼怒的建立军队外事系统的意图。但威廉二世的登基助长了瓦德西的野心，首相的呵责决不能使他止步不前。自1889年春以来，瓦德西不断向皇帝提供驻外武官所获得的情报，其内容与外交部提供的情报适得其反。瓦德西向驻罗马的武官说：“我可以随时向陛下提供政治情报。”但是他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来自东方的情报上。他在同威廉二世的谈话中一再指出，俄国正在迅速重整军备，从法国购买武器，并在波兰沿着德国最易受攻击的边界建立新的军事基地。瓦德西可以很容易使皇帝相信，对俄国采取友好政策是不现实的，而首相还在准备早在二十年前就已进行并且已取胜的战役。
俾斯麦的晚年讲话喜欢回忆六十年代，甚至更早的岁月，这点似乎证明瓦德西的看法是正确的。这年4月在柏林受到皇帝接见的德国驻土耳其大使发觉威廉对俄国的不信任与日俱增。“如果俾斯麦不愿和我们一起反对俄国人，”皇帝说，“我们就只好分道扬镳了。”
威廉二世登基后不久，反俾斯麦集团中的保守派决定不在皇帝面前直接攻击首相。他们认为比较明智的做法是，采取一种使俾斯麦生气的政策，以此逼他自动提出辞职。1889年3月中旬，他们初次使用这一排挤俾斯麦的策略。外交部的霍尔施泰因和总参谋部的瓦德西对此阴谋都了如指掌，但人们既没有选择军事问题，也没有选择外交问题，而是选择社会问题作为爆发冲突的导火线。这年春天，一场矿工罢工使威斯特伐利亚工业区的矿山面临停产的威胁。那里的劳动条件几乎同四十年前的英国矿井那样落后艰苦。
俾斯麦虽然对劳动保险发表了一些开明的观点，但在劳动条件和劳动时间这类有争执的问题上，他的立场是十分陈旧的。他的理由是，缩短劳动时间与限制女工童工将会减少工人及其家庭的每周收入。此外，俾斯麦认为对雇主作监护是不足取的。但矿工罢工却是为了争取最基本的人权。当时并没有工会组织作他们的后盾，但他们的领袖却得到十五万至二十万人的支持。俾斯麦个人也受到这次罢工的打击，因为海贝尼亚矿井本来就是他的银行家布莱希勒德投资的，而且过去七年是购买他庄园木材的主要主顾。因此他倾向于一笔抹杀鲁尔区罢工的政治意义，他认为，只要矿井老板硬顶到底，饥饿和贫困就会迫使罢工工人屈服。
威廉二世却另有想法。他在青年时代曾多次参观过鲁尔区的厂矿；大多数参观都由他的老师、一个土生土长的威斯特伐利亚人格奥尔格·欣茨佩特陪同。他登基后也继续征求他的老师的意见。欣茨佩特是个严格的加尔文派教徒，赞成阿道夫·施特克尔的“基督社会”观点，很少同情俾斯麦，更不同情布莱希勒德。5月14日，威廉突然打断了由俾斯麦主持的普鲁士内阁会议，这样做也许是他自己的主张，也许是接受了欣茨佩特的建议。这次皇帝以普鲁士国王身份出现，指示大臣们采取措施立即平息鲁尔区的罢工，必要时迫使矿山老板满足罢工工人的要求。讲话后，皇帝走出会议厅，把俾斯麦留在那里。俾斯麦公开抱怨说，他的君主是一个激烈得危险的年轻人，想给普鲁士制定专制条文，好象他就是腓特烈·威廉一世。几天后矿工的罢工就结束了。
俾斯麦对威廉无视宪法规定极为恼火。但他对这个阴谋不上钩，谈不上什么辞职。5月底他退居弗里德里希斯鲁，在这以后五个月里在首都以外度过了大部分时间。但他并非无所事事。他组织汉堡几家有影响的报纸发表许多文章攻击瓦德西。《北德意志总汇报》7月7日的文章是这场攻击的高潮。这样做并不能使瓦德西和俾斯麦取得和解，可是至少使这位总参谋长直到年底态度变得谨慎一些了。同时首相开始对帝国国会内的政治形势作出估计，以便确定他在1890年2月举行的下届国会选举前的态度。他是否应该支持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的联盟，希望它们再次取得1887年那样的胜利并在帝国国会支持他呢？或者他是否应该把今后的政策建立在其他的政治组合上，例如建立在温和保守派和中央党的联盟之上？皇帝早已多次暗示，他要把政府建立在原来的政治联盟之上。瓦德西虽然不象他主子那样倾向于公开宣布自己的观点，但在私下谈话中向政党领袖们保证他也支持这个联盟。可是对俾斯麦来说本来就没有必要去搞清楚谁是他政治上的盟友，而是应搞清楚谁是他在德国国内的敌人——过去曾是天主教教会，是工人阶级、总参谋部，而最新的考虑是否是皇室呢？这几个早期在弗里德里希斯鲁和瓦尔青，他有许多事情需要思考，需要好好想一想。
首相自5月底以后不呆在柏林的决定是一个策略上的错误。 [ 原注：这一决定鼓励开展一次关于外交政策的讨论。讨论进行得如此认真，从而揭露了通过电报局治理国家的荒谬做法。 ]
4月，一个名叫沃尔格穆特的德国探长被瑞士当局逮捕。他十分笨拙地想收集德国流亡者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活动的情报。俾斯麦向瑞士提出责难，并指示德国驻圣彼得堡大使建议在伯尔尼设立俄德联合代办处，以便促使瑞士取缔一切所谓策划在其本国发动革命的团体。由于俾斯麦不在柏林，所以在这次同瑞士的争执中外交部官员对形势失去了控制。边境上新的关税措施已生效，至少一个关口已完全关闭。过去和瑞士邻邦关系一直良好的南德意志人对此很愤懑。巴登、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的贸易遭受很大的损失。弗里德里希·冯·巴登大公是新皇帝的表舅，长久以来一直很佩服俾斯麦的政策。但沃尔格穆特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同瑞士进行的神经战使这种钦佩突然化为乌有。大公深受威廉二世器重，大公在柏林的私人代表冯·比贝尔施泰因元帅是个非常能干的人。俾斯麦是不能把大公这样一个在宫廷有巨大影响的人树为敌人的。
7月，赫伯特·冯·俾斯麦对大公坦白承认对父亲的态度感到不可理解。沃尔格穆特事件糟透了。在事情尚未了结的时候，抨击首相的人又找到了新的攻击话题。俄国政府竭力想在德国交易所出售公债以便为在波兰和乌克兰修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铁路网筹款。这笔生意的主要代理人就是长期以来专做俄国买卖的布莱希勒德。瓦德西听到这情况后立即向皇帝告状。皇帝对德国银行和私人拥有人量俄国债券本来就很不放心。
威廉给弗里德里希斯鲁写了好几封信，要求俾斯麦提醒德国公众不要购买俄国债券，同时设法使布莱希勒德退出这项买卖。但俾斯麦却说，俄国人会把这种经济压力当作敌对行动，从而转向法国谋求财政援助，这样就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给法俄联盟铺平道路。威廉寸步不让。俾斯麦在和布莱希勒德谈话后告诉皇帝说，虽然他无法阻止俄国债券在德国交易所的兑换，可是他可以发动一场非正式的报刊宣传活动，叫德国投资人不要购买俄国债券。威廉满意了。他感到在首相面前站住脚跟了，而且这次是在瓦德西和总参谋部看法截然相反的问题上站住了脚跟。皇帝对粉碎“犹太”银行家的阴谋感到特别高兴。这件事使他对布莱希勒德及其活动产生极大的不信任。
首相和皇帝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新的意见分歧。巴伐利亚宗教当局要求允许文化斗争高潮中与耶稣会士一起被赶出德国的赎罪派教团重新回到德国。首相对此原则上不表示异议。他对赫伯特提到教皇在波兰问题上提供支持的可能性，并希望作出一个会受南德意志人欢迎的姿态，以便使人们忘记沃尔格穆特事件留下的不良影响。想到赎罪派不仅要回到巴伐利亚，而且要回到普鲁士的罗马天主教区，这唤醒了威廉二世对新教的热忱。他在欣茨佩特的怂恿下竭力反对此项建议，其理由是：倘若向赎罪派让步，首先回来的却是耶稣会会士。在威廉看来，在帝国国会中需要依靠政治联盟的首相居然对天主教徒让步是不合情理的，除非他打算放弃现存的联盟。威廉知道自己站在哪一边：10月2日，《帝国新闻》发表公告说，皇帝陛下毫无保留地支持联盟。三天后，内阁(虽然其主席经常不在柏林)开会，决定不让赎罪派回德国。
使人感到可笑的是，面对这种形势俾斯麦依然留在他的庄园里，直到10月上旬，他终于重新在首都露面。但促使他回去的并非出于内政上的考虑。10月11日，沙皇开始对柏林作为期三天的访问。俄国人很明白：以瓦德西为首的集团多么敌视他们，所以俾斯麦一定要安慰俄国人。幸而威廉二世发扬了他的优点。他在祝酒辞中祝愿罗曼诺夫和霍亨索伦两大皇族之间数百年来的友谊万古长青。由于瓦德西在秋季军事演习时讨好皇帝，让皇帝在比赛中取胜了，所以这时威廉情绪很高。尤其使他高兴的是，亚历山大三世邀请他明年去俄国参观沙皇军队的军事演习。俾斯麦对这次访问的经过不怎么满意。他注意到柏林市民对俄国客人态度冷淡。他并不很欣赏瓦格纳的音乐，可是又很想给沙皇留下一个好印象，所以二十年来第一次光临歌剧院观看歌剧《莱茵的黄金》的隆重演出。他终于打消了沙皇对瓦德西的好战态度及对威廉二世11月即将去君士坦丁堡作国事访问一事的极度忧虑。但亚历山大及其随行人员对俾斯麦是否真正有力量驾驭事态的发展已缺乏信心。他们注意到俾斯麦衰老得很快。俾斯麦年迈体衰，以致亚历山大接见他时让他坐在椅子上而自己却站着。沙皇开门见山地问俾斯麦下一年他能否继续当首相。这是一个令人难堪的提问。但俾斯麦明确表示，他准备忠于职守，死而后已，但还不会很快就死。回答时俾斯麦想到的是自己的健康，可是沙皇更多考虑的似乎不是他的健康。。
亚历山大于10月13日离柏林回国。五天后，威廉在赫伯特陪同下动身去雅典和君士坦丁堡访问。翌日凌晨，首相匆匆赶回弗里德里希斯鲁。在威廉街耽搁了一个半星期对他已够腻味了。这一年的其他日子他都不在首都。党派领袖们和外国使节要找他谈话都不得不坐快车到汉堡，然后作为首相的客人在弗里德里希斯鲁住上几天。卡尔诺基任奥地利外交大臣已有九年了，可是当他11月想和俾斯麦讨论三帝同盟现状时，也要求他到北方去。首相在施政作风上从来没有象下台前这几个月里如此深居简出。
在柏林，谁也不怀疑这位不知改悔的魔术师肯定又在想什么新花招了。十二年前他制造了“战争在望的危机”，1887年他又如法炮制了法国的威胁。1890年的选举看来要按1878年的模式举行了。首相想扮演第二个他心爱的角色，即充当教会与家庭的保护人，反对赤色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1889年5月矿工罢工期间，他曾请求帝国国会批准国家给予工人养老金补助；夏天，虽有许多人投弃权票，但联盟的多数还是投票支持他的最后一项社会福利法案。俾斯麦的一贯做法是一手搞福利，一手搞镇压。10月他提出了一个反社会主义者法令草案，想使过去每隔三年更新一次的1878年“非常法”成为永久性制度。此项法令的内容有一条规定是驱逐社会主义鼓动者。政府联盟中的民族自由党人反对这一条，而保守党和中央党则赞成，其条件是首相在宗教问题上作让步。在皇帝访问君士坦丁堡期间，首相答应中央党领袖说，他支持一项使所有教士免服兵役的立法。他花了许多时间并使尽各种手段威胁普鲁士同僚，要求他们同意这项措施。尽管他多次表明要维护联盟，可是相信他的人却不多。岁末，众所周知，联盟是“皇帝的联盟”，而不是俾斯麦的联盟。
威廉二世从土耳其回国后立即以无比的热情投入政治活动。他提出一项有关工矿企业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的法案，其主要内容是保护妇女和儿童。内务部国务秘书海因里希·冯·伯蒂歇尔对皇帝突然热中于劳工保护法深感意外。由于他名义上隶属于首相，所以感到有责任到弗里德里希斯鲁去向俾斯麦汇报。此后发生一个叫人有些看不透的插曲，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也许是在弗里德里希斯鲁的那个人的无能和胡涂，而俾斯麦却把责任推到国务秘书身上。首相的私人秘书要求伯蒂歇尔不要去，因为首相病了。这倒是事实；当时俾斯麦给他的妹妹写信就说他有气喘、神经痛和关节炎。但伯蒂歇尔送往弗里德里希斯鲁有关社会问题的备忘录为什么没有呈交首相，这一点始终无法解释。赫伯特不断把外交和军事问题的情况报告送给他的父亲。他显然低估了皇帝这一最新想法的意义。
1890年1月7日，伯蒂歇尔终于到弗里德里希斯鲁去了。这时俾斯麦才了解到威廉对劳动保护法有多么关心，但这对他没有产生多大印象。他对伯蒂歇尔说，这种“胡涂的人道观点”只会使群众更加不满。等他回到柏林，就要说服皇帝不要胡来，但目前他还不想回去。赫伯特告诉过他没有必要呆在那里。当赫伯特下一周去看望父亲时，他再次劝说父亲留在乡下。
威廉二世沉不住气了。他虽然不需要俾斯麦呆在柏林(俾斯麦在柏林也许要和帝国国会里的反对党领袖勾结)，可是他决心在2月选举前通过他的劳工保护法。于是，他在1月23日星期三早晨往弗里德里希斯鲁发了一个电报，急切要求俾斯麦参加第二天晚上六点钟的御前会议。皇帝打算在俾斯麦还没有机会重新操纵议员之前就向御前会议提出自己的建议。
首相准备应战。他精神抖擞地于星期四下午很早就到达威廉街。大臣们中间照常出现“一想到朱庇特 [ 译者注：古罗马神话中的主神，这里指俾斯麦。 ] 将要到来就异常紧张的情绪”(这一恰当的比喻出自奥伊伦堡之口)。首相立即召集会议，一致认为要在御前会议上支持威廉提出的任何建议，但最后的决定要拖到一切细节都澄清后才作出。大臣们毕恭毕敬地跟着朱庇特到皇宫去。
御前会议召开的情况并不象威廉二世所想象的那样。他滔滔不绝地主张改进工厂企业的劳动条件，特别要求在选举前公布一项谕旨，告示他的臣民，君主“十分关心工人的福利，愿意帮助他们，但要求他们奉公守法，惩办暴力行为”。接着向御前会议宣读了一个改革纲领，要求限制星期日劳动、女工及童工的劳动。俾斯麦最初说话很谨慎，要求给时间进一步研究这些建议。可是，当威廉敦促迅速作出决定时，俾斯麦生气了。他十分明确地说，如果在大选前引起工人骚动，就要面临种种危险。伯蒂歇尔就这点问道，帝国国会何时解散。威廉对次日解散国会精神上早有准备，他曾经希望在这以前结束反社会主义者法令的三读。皇帝认为应该从法令中删掉驱逐鼓动者这一有争议的条款，以促使民族自由党和保守党继续留在联盟里。但俾斯麦依然表示决不动摇：不妥协，不让步，不“降旗”。反社会主义者法令内容保持原样不动。倘若帝国国会拒绝通过这项法令，那么选举后俾斯麦将向新的帝国国会建议采取更严厉的措施迫使那些倔强的工人俯首贴耳。这样皇帝不是被迫对革命的社会主义进行长期斗争，就是必须物色另一位行相。
威廉暂居下风。这时他还不愿接受俾斯麦的辞呈，但也不愿“用工人的鲜血染红他执政的最初年月”。他拼命要求参加御前会议的大臣们给予支持。可是每个大臣照旧支持俾斯麦。大臣中最有心眼的观察家卢齐乌斯·冯·巴尔豪森在日记中写道：“散会时分歧没有解决，人们感到首相和君主之间已产生不可弥合的裂缝。陛下虽尽力对侯爵表示友善，可是内心却十分恼火。总而言之，他具有很大的克制力。”
以后四周这种破裂加深了。威廉的最初反应就是物色一名俾斯麦的接班人。他认为瓦德西过于野心勃勃，政治上过于反动。御前会议后五天，巴登大公从他的公使冯·比贝尔施泰因元帅处听到消息：冯·卡普里维将军将成为下一届帝国首相。2月1日，卡普里维真的从汉诺威被召进宫去接受圣谕：陛下考虑由他接任帝国首相的职位。皇帝没有选错对象。卡普里维是个品德高尚的人，既受到俾斯麦那派人的尊敬，也受到军方领导人的器重。1888年，他曾因在行政问题上意见分歧而辞职。这件事向威廉表明，卡普里维不是独裁军人，而是忠于宪法原则的大臣。虽然卡普里维本人根本不同意当首相的候选人，但威廉认为，俾斯麦倘若再要以辞职相威胁，皇帝就可以随时要求他说到做到。
俾斯麦对于由卡普里维出任首相的建议还蒙在鼓里。最初，事态发展符合他的安排。1月25日，帝国国会拒绝通过反社会主义者法令。威廉解散了国会并宣布2月20日举行新的选举，可是，1月31日发生了一件令人奇怪的事。皇帝突然中断了内阁会议(犹如矿工罢工时那种情况)，想要知道俾斯麦在工人问题上是否能接受他的要求。首相答应亲自监督皇帝所要求的那两个圣谕的准备工作。但他忘记补充一句，他将象处理埃姆斯急电那样随心所欲地改动这两份圣谕。《帝国新闻》2月4日刊登了皇帝的谕旨；皇帝在一份圣谕中谈到他希望实行劳工保险立法，对一份圣谕邀请欧洲各国政府派遣代表于3月到柏林参加一次讨论社会问题的国际会议。
帝国自成立以来发表圣谕必须附上首相签字，可是上述圣谕却无首相副署。普鲁士政府以外谁也不知道圣谕犀利而激进的语气完全出自俾斯麦之手，而不是皇帝写的。奇怪的是，皇帝似乎既不反对以那样形式公布圣谕，也不反对未曾附署首相的签字。
尽管威廉支持联盟的政策，然而联盟在帝国国会选举中还是失败了。中央党是单独存在的最大政党，而社会民主党获选票最多。皇帝的劳工保险法令进一步提高了社会主义的“威望”，虽然选区是这么划分的，使得社会民主党尽管获得一百五十万张选票，却只取得三十五个席位。俾斯麦并不认为选举结果是他个人的失败。他本来想建立保守党和中央党的联盟，选举结果推动了他实施这一计划的决心。可是皇帝不同意向天主教让步。选举后五天，威廉二世和俾斯麦就新选出的帝国国会将来的立法纲领作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双方都产生了误解，俾斯麦以为皇帝担心社会主义的威胁所以赞成采取镇压措施和增加军事开支，条件是他必须支持皇帝的社会福利政策，而威廉则认为，首相同意了他的社会改革和扩充军队这两项主要要求。两人都声称社会主义正在得势。俾斯麦这么说，是因为他打算禁止任何社会主义的宣传；皇帝这么说，是由于他确信工人生活水平提高了就能摧毁革命理论的吸引力。
皇帝与首相的和解只持续了短短几天。威廉发觉俾斯麦在对他搞阴谋。选举前夕，当首相参见太后时，威廉显得不但不生气，反而嘲弄地感到很有兴味，虽然他很清楚他们不会讲他什么好话。可是，首相拙劣地企图使国际工人会议 [ 译者注：此系威廉二世提出召开的讨论工人立法等社会问题的国际会议，参见本页293页。 ] 成为泡影，这真把皇帝激怒了。皇帝发现俾斯麦要求有关国家驻柏林大使建议本国政府拒绝威廉的邀请并致以歉意说，它们早已答应到瑞士去参加一个同样性质的会议了。为了粉碎俾斯麦的阴谋，皇帝派奥伊伦堡到瑞士驻柏林公使馆去要求瑞士取消有关会议。瑞士人让步了，奥伊伦堡保证皇帝对他们将永志难忘，不然，在柏林就开不成什么工人会议了(奥伊伦堡：《五十年中的片断》第231―232页)。不仅如此，就在他们似乎和解的那天，俾斯麦写了一份奏摺，坚决要求在3月底会议闭幕前不再提有关劳工保险的建议。威廉也许是从伯蒂歇尔处终于听说，俾斯麦在3月2日告诫普鲁士政府官员要按腓特烈·威廉四世1852年颁布的内阁法令行事，即只有在首相知道的情况下才能向君主呈递报告。两天后，皇帝给俾斯麦下了一道简短的圣谕：禁止实施任何反社会主义者法令。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俾斯麦突然让步了。威廉同首相打交道虽然经验有限，但心里明白，首相必然另有打算，不然决不会如此心甘情愿地实现皇帝的要求。
现在，俾斯麦的两个儿子都对父亲的策略深感不安。小儿子比尔已不信皇帝和首相有和解的可能了。3月2日他对霍尔施泰因说：“我日益担心我的想法会变成事实，夏天过后他们俩不会再站在一起了。”在此期间，赫伯特企图领导德国外交，尤其想解决俄国突然在2月27日从柏林召回大使所表露的奇特情绪。此外他们想把一大笔公债券存放到巴黎去。赫伯特的健康状况太糟，几乎象他父亲那样依赖于施文宁格大夫的治疗。他对本职工作的劳累已厌烦；他不象父亲那样具有强烈的权力欲，也没有他那种罕见的超人精力。
2月5日，赫伯特给他的妹夫兰曹伯爵写了一封内容沮丧的信。也许是为了躲过仆人好奇的目光，他用英语写道：“我们正在全面退却，因为想克服那些该死的目前水已成舟的错误是没有意、义的。”
他的父亲也悄悄开始考虑自己的前途。3月8日至9日的那个周末，俾斯麦同他的银行家布莱希勒德有过几次密谈。下一周头四天，布莱希勒德抛售了一大笔俾斯麦的德国公债，按有利的价格购进埃及国家有价证券。但首相还未放弃斗争。他通过这位银行家的牵线与中央党的领袖取得联系。3月12日，俾斯麦在他的官邸接见温德霍斯特，试图建立保守党和中央党的联盟。可是，温德霍斯特要求给罗马天主教会特权，这点即使在目前的气氛下俾斯麦也是不愿意接受的。这次会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事后温德霍斯特说：“我是从一个伟人的政治灵床边上来的。”皇帝听说这次会见后大发雷霆。而使他生气的事又何止这一件呢！首相对国际工人会议表示毫无商量余地。3月13日，他批准由陆军部起草的把社会主义鼓动家投入军事监狱的指示及使用军队对付社会主义起义的应急计划。威廉认为国际工人会议开会期间有人想挑起工人革命并非绝对不可能。国际工人会议定于3月15日星期六在举行过著名的柏林会议的那个会议大厅开幕。皇帝不愿意让俾斯麦把自己说成是傻瓜。星期五晚上，皇帝派人给俾斯麦送去一张便条，通知他星期六早晨皇帝要到首相府亲自同他谈话。
俾斯麦就寝前，那张便条还没有送到。所以当皇帝第二天一清早到达首相府时，他还在睡觉。他匆匆忙忙起床穿衣，情绪越来越坏。威廉的情绪也不见得好一些。皇帝要求俾斯麦说明，他有什么权利事前未经他同意就擅自接见温德霍斯特，为什么首相同“犹太人和耶稣会会士”打交道，为什么首相散布1852年内阁法令？皇帝说，这项法令必须立即收回，“由于您一年之内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弗里德里希斯鲁”，所以君主必须有权随时与大臣们讨论一切重要问题。这时俾斯麦想把放在写字桌上的几份文件藏起来。威廉要求阅读这些文件，俾斯麦拒绝。于是威廉亲自拿了一张看：这是来自彼得堡的一份机密报告，一篇符合俾斯麦要求的沙皇关于威廉的评论《他是一个缺乏教养的恶少》。这位缺乏教养的不可靠的少年回宫去了，临走前留下圣渝，要求取消1852年的内阁法令。
当天下午皇帝接见了瓦德西。总参谋长抱怨首相坚持对俄国让步的政策。威廉要求瓦德西就这个问题详细地谈谈自己的看法，瓦德西猛烈攻击俾斯麦，说首相没有充分支持军界领导人，最后瓦德西十分坦率地对皇帝说，不罢首相的官是没有道理的。翌日，皇帝研究了德国驻基辅领事关于乌克兰俄军调动情况的报告。看来这些报告证实了瓦德西的意见，因而皇帝给首相发了急件，指责他没有提请皇帝注意“这一迫在眉睫的危险”。同一天，皇帝派他一名随从副官去俾斯麦那里探问，1852年的内阁法令是否已经取消。俾斯麦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威，说他在这点上是不会让步的。星期一早晨，副官又来说：俾斯麦要么收回内阁法令，要么提出辞呈。皇帝没有得到俾斯麦的答复，晚上又派他的文官内阁长官去问，为什么辞呈还未送进宫里。俾斯麦终于在3月18日星期二向皇帝正式提出辞呈。这份措辞严谨的奏摺没有谈反社会主义者法令，没有谈他有权随意接见温德霍斯特和他对工人问题的看法。辞呈强调尊重宪法规定的重要意义(例如他遵守了1852年的内阁法令，尤其强调必须维护欧洲和平，不要让好战的总参谋部牵着鼻子走采取冒失措施。两天后，俾斯麦的辞呈正式批准了。3月20日星期四晚上，德国和全世界从官方报纸了解到这件事；报纸还刊登了威廉二世恩宠的信，说他“怀着不安和沉重的心情”获悉首相辞职的决定。报纸未刊登俾斯麦辞呈的原文。
此后九天是政治上的空位时期。普鲁士贸易大臣按其职守主持在拉齐维尔宫舞厅举行的国际工人会议。但人们的注意力都放在另一件事情上。在外交舞台上称霸二十八年之久的俾斯麦还得演出几场小戏；他怀着庄严振奋的复杂心情履行这一义务。他最后一次到夏洛滕堡去，向威廉一世墓献上三朵玫瑰花；对腓特烈三世的遗孀作礼节性拜访，以便取得她的同情，卡普里维将军就职时，俾斯麦示威般地走进宫去。威廉二世封他为劳恩堡公爵(俾斯麦说：“我使用这头衔至多是为了化名出外旅行。”)，并把他提升为陆军元帅衔上将。赫伯特给罗斯伯里写信说：“我父亲说，很奇怪，皇帝把他最优秀的将军任命为首相，却把他最优秀的首相任命为陆军大元帅。”连续几天，首相府源源不断地收到慰问电、名片和花束。俾斯麦不禁把这比喻成一级国葬。来客太多，以致他应接不暇。不是所有来客都是得到盛情接待的。一个老是把“爱你的敌人”的说教挂在口上的路德教牧师，被约翰娜以一种也许只有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有幸才比得上的对宗教的自信态度给打发走了。德国的小邦君主、政党领袖和各国大使都受到倍加尊敬的接待，还有两个来自英国的不速之客也受到同样的接待：威尔士亲王及其次子(即未来的爱德华七世和乔治五世)。他们当时正在柏林访问。撰写威尔士亲王传记的官方作者认为，“巨大的好奇心”驱使亲王去拜会那个被赶下台的首相。他仔细地观察到，首相尽量克制自己对威廉的怒气，喜欢谈论德国和欧洲没有他的领导将会遇到的种种灾难。但乔治亲王没有注意听这些细节；他在日记中评论俾斯麦的唯一一句话就是，“他讲一口地道的英语。”
3月29日星期六，俾斯麦终于同他的官邸告别，乘车穿过欢呼的人群，到达勒尔特车站。仪仗队和他的警卫团军乐队已在车站等候。当火车开动时，许多高官显爵杂入人群，向站在车厢窗口的首相致敬。皇帝当然没有去送行。但俾斯麦却不能轻易忘记他的年轻的君主。“下星期二是他七十五岁生日。为了庆祝他的生日，当地乐队在弗里德里希斯鲁举行演出。柏林皇宫也送来了礼物，俾斯麦得到一幅皇帝的巨幅画像作为对他被迫辞别的安慰。这次真是使他哭笑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