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台以后·第十六

作者：艾伦·帕麦尔·英国

出自————《俾斯麦传》

出自————《战争通史》

　　 俾斯麦回到弗里德里希斯鲁不久便埋怨说：“我不能象熊冬眠那样躺下休息。”他喜欢骑马、出游或在庄园里散步，女儿玛莉的孩子的恶作剧使他高兴，他关心手下人及其住在附近村子里的家属的生活。但由于他十分激怒、精力充沛，所以不能安心养老。他在任时曾象小学生逃学那么痛快地躲到弗里德里希斯鲁来，大使、部长和高官显爵都到萨克森森林来拜访他。过去，通往汉堡的铁路线旁这幢宽敞的三层楼房曾是欧洲政治的指挥中心。可是，现在时值1890年夏，没有任何政治家登门拜访他了。特别快车也不再应要求在弗里德里希斯鲁车站停车了。这使他有时感到极其无聊。

　　 若能外出旅行，也许会改变他这种心情。罗斯伯里勋爵邀请赫伯特去英国访问，希望他的父亲也能陪同前往。七十五岁高龄的老人已不想横渡北海了，于是赫伯特单独一人赴英。俾斯麦照常于8月去基辛根，依旧受到一般只有国王才能享有的尊敬，但他对访问新的地方或接触新鲜事物不感兴趣。他一心只想向“野心勃勃、昏庸无能的阴谋家”复仇。据他自己说，是这些人使君主对他的态度变坏了。

　　 从基辛根回来后，俾斯麦开始写回忆录。在他领导外交部的二十八年中担任顾问达二十二年之久的洛塔尔·布赫尔于9月来到弗里德里希斯鲁，在漫长的严冬帮助俾斯麦修改整理他的回忆录。他想改变俾斯麦的叙述风格。布赫尔对完成这项任务常常感到绝望，因为沉湎于回忆不能使这个受伤的灵魂安宁。俾斯麦一面向布赫尔口授一些段落，一面又在回忆中把老的怨恨同最新的事件混杂在一起。有时他一声不吭地在沙发上躺上半个钟头，回到他旧时的怨恨里去。布赫尔很难把俾斯麦的叙述同大量的文件统一起来，这些文件是首相辞职后十天之内从威廉街带回来的。俾斯麦不是故意篡改历史：他的记忆在作弄他；他把一些事件推迟了，或穿插在一起，使撰写者相信这一切都是他亲身经历过的，虽然有据可查，证明他当时并不在场。二十多年后，他已分不清事件的官方说法与事实真相之间的差别。有一次使布赫尔感到很尴尬，这位前首相否认曾在霍亨索伦候选人问题上采取过一次外交倡议，而这次行动是布赫尔自己执行的。布赫尔不得不使用他的全部机智和经验来防止象塔列兰 [ 译者注：塔列兰(1754―1838)，出身贵族，曾任主教，1797―1807年任法国外交部长。 ] 臭名昭著的回忆录那样歪曲事实(塔列兰的回忆录正巧在布赫尔帮助俾斯麦写回忆录的那几个月里出版)。

　　 即使布赫尔有心劝俾斯麦要尊重客观，他却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不得不接受这样的说法，德国统一是遵循着一个预定的伟大计划进行的。俾斯麦把宫廷的某些人当作仇敌。要减少他对这些人的怨恨，布赫尔也是无能为力的。有时忠心耿耿的布赫尔甚至对自己的任务望而生畏。“同一件事，他今天这么说，明天却又那么说，”布赫尔向莫里茨·布施埋怨并且又更明确地补充说，“他决不会承认参加过一件搞糟了的事情。”为了争取同他那热情奔放的主子相处，因而消耗了他过多的体力，在瓦尔青尤其如此。布赫尔对布施说，数月来“我室内的温度仅有摄氏十二度，这就要了我的命”。他才搞完全书的三分之一就身患重病。1892年10月他去世了；俾斯麦失去了写这部巨著的兴趣。虽然他十分仔细地审阅了《思考与回忆》，以便确信此书超越任何其他政治性自传而成为一部文学杰作，可他没有去找一个助手来接替布赫尔的下作。直到他去世的那个月，也还一直在反复摆弄那部稿子，调整章节次序，删减一些对个人的影射，指出愿望与可能之间的差别，以使自己的政治哲学更为人们所理解。但全书的基调仍然是个人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同时也反映了对现实的不满。过去，当可怜的布赫尔住在瓦尔青刮着穿堂风的阁楼上企图修改他的速记稿时也是这种基调。

　　 布赫尔曾经常埋怨：“俾斯麦心里一直还在想着现在的事，希望对现实施加影响。”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1891年3月，俾斯麦给此时已失宠的瓦德西写信说：“一种爱好总是吞噬着另一种爱好。政治曾是我最大的爱好，它把其他的爱好吞掉了。现在我坐在这里不能搞政治了，心里十分难受。”卡普里维的政策在许多方面引起了他的批评，他指责卡普里维想讨好工人，在殖民地问题上向英国让步作为换取赫尔戈兰岛的条件，以及恶化对俄关系。俾斯麦已不可能再到帝国国会讲话了，于是他找到了发表自己观点的另一条途径。他接受《汉堡新闻》发行人和编辑的建议，定期对国内外的时事撰写评论。俾斯麦匆匆口授自己的文章，加工粗糙，因而读起来还不如他自己早年写的文章。他的文笔随着时光的流逝已变得迟钝和含糊不清，拙劣的重复经常出现。即使是他的文章已不象过去那样使人激动，但仍能使人心里高兴发痒，很想知道他下次将在他的专栏里透露什么秘密。不久慕尼黑和来比锡的报纸也登载了他的文章。外国报刊经常详细地引用他的话。同时，他在弗里德里希斯鲁、瓦尔青和基辛根接见友好的记者。法国《晨报》发表了他的答记者问，告诉法国人民他一贯坚决维护和平。他对英国《每日电讯报》的读者表示，德英战争是不可想象的，两国之间爆发严重冲突是根本不可能的。1891年3月，俾斯麦利用《汉堡新闻》攻击了曾经代表过他的伯蒂歇尔，从而使柏林的大臣们重又认为前首相是个强有力的人物。虽然俾斯麦始终竭力不对国君本人进行攻击，可是宣传攻势却使威廉二世十分恼火，因而于1891年决定每逢私人或国家节日时不再向俾斯麦致意。同年6月，威廉对年老的陆军将领们说，俾斯麦在系统地反对他。他提醒他们：“总有一天，侯爵的结局是进入施潘道 [ 译者注：柏林市区名。 ] 监狱。”将领们正在考虑将如何向自己的部队解释俾斯麦的被捕。“天啊！俾斯麦进施潘道！”他们中的一个私下说，“这等于是用鞭子抽德国人民的脸。”

　　 可是，难道俾斯麦真的还在威胁皇帝及大臣吗？1891年4月，他接受别人的劝说，在帝国国会补选中充当汉诺威格斯特明德选区的民族自由党候选人。他对参加竞选并不积极。当他得知自己的名字不足以使他在初选中获得绝对多数时，他十分生气。他不得不又在第二轮选举中充当候选人，而他的竞选对手是一家小雪茄烟厂的一名社会民主党工人。仅仅依靠当地中央党的支持，俾斯麦在这次选举中终于当选了。

　　 前首相将作为一个普通议员在国会露面，这件事使人们议论纷纷。几周过去了，他不准备动身去柏林，并且在以后的岁月中也是如此。最后，1892年秋天，他对一个法国记者解释为什么没有去参加会议：“我在柏林没有房子，讨厌旅馆和旅馆里的床。”这种解释并不十分令人信服。“在柏林，即使我只过一条马路，就不可能不引人注意……我每讲一句话都会招来评论，受到歪曲和利用。”他更坦率地继续说：“我过去的官职给我的权威如今已不复存在。别人把我当作普通一兵，也许甚至当作绊脚石。”

　　 他下台后，再也没有进过帝国国会大厦，这使威廉二世松了一口气。他在朝时曾经常蔑视那些老奸巨猾、随机应变的议员，而现在他不参加会议，也许是为了避免受他们的耻笑。想起格斯特明德的选举失利，更坚定了他的决心。1892年春天，一场关于新学校法的持久争辩削弱了卡普里维在帝国国会和全国的地位。同时，他也失去了他与将领们(特别是瓦德西)以及反对他社会政策的有势力的实业家的紧密联系。现在正是瓦德西与这些实业家企图使皇帝和俾斯麦言归于好。1892年5月4日，报纸公布了赫伯特·冯·俾斯麦与玛加丽特·霍约丝伯爵夫人订婚的消息。霍约丝是居住在阜姆的一家匈牙利贵族的女儿。随着首相的下台，赫伯特也离开了外交部，此后威廉二世再也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可是在赫伯特订婚时却立即发出一封热情洋溢的贺电。德国和奥地利的报纸预言，威廉想利用赫伯特的婚礼同在弗里德里希斯鲁的那头“受伤的狮子”和解。但皇帝坚持要俾斯麦走第一步。月底，他派冯·施图姆男爵到弗里德里希斯鲁去劝说俾斯麦作出和解姿态。施图姆未能完成这项使命。施图姆一走，俾斯麦就对未过门的媳妇说：“他建议我自己屈辱自己。”两周后，皇帝的专车从柏林路经俾斯麦庄园：他没有在弗里德里希斯鲁停车。

　　 1892年6月21日，赫伯特不在较偏僻的阜姆而在维也纳公开举行婚礼。婚礼未能使他的父亲与威廉二世和解，相反却使他们的争执进入新的高潮。威廉得知婚礼将要在奥地利首都举行时，立即亲自给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写了一封信，要求不要接见他那位“不顺从的臣民”俾斯麦；卡普里维也指示驻维也纳使馆的人员不准接受参加婚礼的邀请。有消息透露了这一心胸狭窄的做法，于是俾斯麦和《汉堡新闻》就利用此事大做文章。维也纳的大多数舆论都同情俾斯麦父子。这位前首相每到一处，人们都向他欢呼鼓掌表示敬意，似乎谁也不去想那场兄弟阋墙的悲剧了。

　　 俾斯麦不仅在维也纳获得居民的爱戴。他经慕尼黑和奥格斯堡去基辛根，向集合在月台上的人群作即兴演说。他身穿黑礼服，系白色领带，从这套便服上很难认出这就是当年的铁血宰相。这位老人现在发表简短的爱国声明。他在基辛根疗养后经耶拿去申豪森。他在那古老的市中心广场上主要向受人尊敬的耶拿大学的教授、大学毕业生及学生作演讲。他说，由于他贯彻了君主立宪制，这就过于加强了王权，从而“削弱了帝国国会的影响”，他对此感到遗憾。“民意代表机关的职责仍然是批评、监督……甚至领导政府。人们不要以为自己服从了一个高官就是服从了上帝。”一个过去一贯担心可能出现一个“格莱斯顿内阁”的人晚年却鼓吹议会主权，真叫人难以理解。过去，他从未在全国各地作过这类为民请命的演说。

　　 俾斯麦掌握通俗易懂的讲话艺术。这种为时已晚的发现对俾斯麦并无多大帮助，然而却使公众怀有更大的兴趣去阅读他在报上发表的文章，吸引大批朝圣者从汉堡到弗里德里希斯鲁去；它使卡普里维难堪，使威廉二世相们迟早要去堵住俾斯麦的嘴，或者满足他的虚荣心——但是让他官复原职是决不可能的。很久以前，俾斯麦曾对拿破仑三世说过，在普鲁士是国王们搞革命，现在他也亲自体会到这句话的实际意义了。不管他对专制制度多么表示遗憾，但毕竟是他自己建立了这个制度，而这个制度是不允许反对党的主要领袖有任何立足之地的。

　　 在以后的十二个月里，反对卡普里维的呼声越来越高，但反对者并不都是支持俾斯麦的。1893年8月，当俾斯麦去基辛根时，途中他第一次无可奈何地感到丢官已成定局。1893年8月6日，他对在基辛根疗养的另一个客人伦道夫·丘吉尔勋爵作礼节性拜访；不久前丘吉尔的长子作为骑兵军官候补生来到桑赫斯特。第二天，伦道夫勋爵及夫人与俾斯麦一家共进午餐，前首相的思想很活跃，这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伦道夫勋爵发现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双方都反对格莱斯顿的议会活动。伦道夫夫人很欣赏俾斯麦向女人所献的老式殷勤——他欣赏她美丽的眼睛——，但察觉到俾斯麦夫人十分谨慎，身体很虚弱。俾斯麦的健康状况也欠佳。他去基辛根时正患带状疱疹，施文宁格担心他得肺炎。直至他的病无直接危险时，才于9月3日向报纸披露他生病的消息，威廉二世打电报向俾斯麦表示慰问，并表示愿意提供一座王宫供他休养之用。俾斯麦也作了彬彬有礼的答复；由于申豪森、瓦尔青和弗里德里希斯鲁都可供他休养，因而皇上的慷慨几乎是多余的。这一礼尚往来的事立即公布了，从而使报纸猜测他们又要言归于好了。

　　 威廉二世虽说缺少政治嗅觉，但是他十分注意公众舆论，而俾斯麦的病使公众的情绪发生了有利于他的变化。皇帝想通过把俾斯麦当作德国年迈的伟人对待这样一种姿态来提高自己的威信。特别是由于被他任命为俾斯麦接班人的首相不受人爱戴，这样做就显得更有必要了。1894年1月18日，赫伯特·冯·俾斯麦自父亲引退后第一次又被邀请参加宫廷庆祝活动。四天后，一位副官把一瓶“施泰因贝格内阁牌”酒送到弗里德里希斯鲁，同时转交一份参加周末皇帝生日庆祝活动的请帖。俾斯麦对皇宫方面的这种接近企图持怀疑态度。他说健康状况不允许他参加公开活动，但他愿意乘此机会对皇帝的关心表示感谢。这样，他就可以避免作为许多忠实臣民之一去首都庆祝君主的生日。假若他真要去柏林，那是为了去受人尊敬，而不是去尊敬别人。威廉表示亲切友好，邀请俾斯麦于1月26日在他生日前夕到首都并使这次访问变成一次盛大事件。列车到达勒尔特车站时，普鲁士海因里希亲王象对待国王那样迎接前首相，一队近卫军一直护送他到皇宫。他由两个儿子赫伯特和比尔陪同。俾斯麦父子在宫里时，皇宫外的群众不断高唱爱国歌曲，而宫里的谈话却平淡无味，彬彬有礼，浮于表面，不触及政治。下午皇帝骑马外出，受到空前热烈的欢呼。当俾斯麦父子返回车站时，群众向他们热情送别。三周后，皇帝的列车终于也在弗里德里希斯鲁停下来。两人继续会谈，约翰娜把他们的会谈称作“舞会上的交谈”。俾斯麦知道和解只是表面现象，但他希望和解会减轻赫伯特的困难。象梅特涅自己在一生最后的八年里所做的那样，他自己只想当个“高尚的政治家”和皇帝宝座后边受人尊敬的力量。但这并不符合威廉的意图。“这样，他们可以在维也纳和慕尼黑为他建立光荣牌坊了，”威廉在前首相访问柏林后说，“我始终比他棋高一着。”

　　 八个月后，卡普里维辞职，威廉二世任命比俾斯麦仅小四岁的霍恩洛厄侯爵为首相，霍恩洛厄出任首相时曾去弗里德里希斯鲁，但他没有要求俾斯麦父子合作，也没有免去他们的私仇伯蒂歇尔、霍恩洛厄男爵以及冯·比贝尔施泰因元帅(他接替赫伯特在外交部任职)的官职。霍恩洛厄比依靠任何他人更多地依靠伯蒂歇尔和冯·比贝尔施泰因元帅。霍尔施泰因对提名他为首相候选人起了很大作用。只要这些人在威廉街是不可缺少的，那就不会有俾斯麦家人的立足之地。

　　 这位老人即使失望也不会面露声色。不久，他家遭遇巨大不幸。数月来约翰娜一直生病，受哮喘病的折磨，讲话越来越含糊不清、颠三倒四。她于1894年11月27日在瓦尔青的睡眠中死去。俾斯麦象孩子般哭泣，五十年前当玛莉·冯·塔登夭折时，他也曾这样哭过。约翰娜既不十分美丽也不聪慧，但为人可靠。固然，她很难跟上丈夫飞黄腾达的步伐，然而当丈夫的发展出现摇晃不定阶段时她总是丈夫的支柱。她死后第二天，他从献给约翰娜的花圈上摘下一朵白玫瑰，从图书馆的书架上找出一本书，开始研究德国历史。他感到读书是解脱痛苦的唯一办法。此后不久，他就永远离开了瓦尔青。他在弗里德里希斯鲁度过了自己一生最后三年半的大部分时间。现在来的客人比卡普里维时期要多了，但有时他感到孤独而自我怜悯。他的旧友中只有少数人还活着。凯蒂·奥洛夫死于1875年，两年后约翰·莫特利去世。他的同窗布兰肯堡死于1888年；他在格廷根上大学时期的颇有天赋的同伴亚历山大·冯·凯泽林死于1891年，他自己的哥哥伯恩哈德的逝世略早于约翰娜。现在和他在一起的只有她的妹妹玛尔维妮和他的儿孙。他以十分感人的方式劝说玛尔维妮的丈夫奥斯卡·冯·阿尼姆前来做客。“他们俩曾一起在腓特烈希大街上中学，他在信里回忆他们在学校里怎样偷偷地喝啤酒，对六十五年前往事的回忆未能感动“红色的奥斯卡”。前首相和阿尼姆集团之间的关系仍然很紧张，以至不可能恢复过去的友情。俾斯麦只好满足于玛尔维妮的忠诚以及对外甥女和他十分喜欢的媳妇的赞赏。曾到弗里德里希斯鲁去谈话几小时或过夜的另一些人有这样的印象：他喜欢家里养的那条大狗甚于客人。他们也许是对的。

　　 俾斯麦八十寿辰前夕，皇帝宣布要到弗里德里希斯鲁拜访他。这一次他带来一列骑兵中队挥舞佩刀以隆重的仪式向陆军大元帅致敬。老人再次穿上军装，但不得不放弃骑马的希望，支着结实的手杖向皇帝的卫队致意。他身边的大黑狗就象皇帝的卫队一样直挺挺地恭顺地蹲在那里。

　　 长久以来对威廉二世感到失望的瓦德西曾想继俾斯麦之后出任首相，现在却以玩世不恭的冷静态度观察着皇帝与俾斯麦的会晤。“双方都很冷淡，”他在日记中写道，“他们相互演出喜剧，只谈最愉快的事情，皇上执礼甚恭，使不了解内情或没有成见的人很感动，实际上这一切都是做给别人看的。”威廉二世把俾斯麦只当作政治上微不足道的传奇人物。因此，1896年10月，皇帝读到这位不知改悔的老人在给《汉堡新闻》写的一篇文章中披露确实存在的1887―1890年德俄再保险条约时，感到愕然和恼火。威廉生气地说：这是叛国行为。但他也明白，反对这位倒了台的巨人的任何打算将会大大损害自己的威信。皇帝周围有一些人认为，俾斯麦应该为帝国的每一项活动祝福。蒂尔皮茨海军上将想争取俾斯麦支持他建立一支远洋舰队，但俾斯麦对他的计划仅仅表示惊讶而已，认为这会削弱陆军的力量。俾斯麦决不可能认识到德国需要比荷兰更强大的海军；在他看来，建造海军舰艇的庞大计划是过分的奢侈；对于蒂尔皮茨提出的理由他只是摇头而已。

　　 在他一生的最后几年，有许多事情使他吃惊，1896年6月，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家李鸿章在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后，在归国途中到弗里德里希斯鲁向俾斯麦请教中华帝国的现代化问题。俾斯麦丝毫未曾考虑过这个问题。他对李鸿章说：“我无法判断如此遥远的事。”他的唯一建议是建立一支“少而精”的军队。李鸿章对这个含糊不清的建议甚至还表示感谢。他以中国人传统的礼貌向俾斯麦说：“君将满意地回顾一生。”可是俾斯麦很悲观。他回答说：“这里和中国一样证实了一句古希腊的谚语：‘一切皆流，无物常住。’”

　　 悲观的情绪笼罩最后几个月。1897年12月，他在弗里德里希斯鲁最店一次接待威廉二世。威廉希望他们谈得愉快，彬彬有礼，符合圣诞节的气氛。皇帝的随行人员感到俾斯麦好象有什么严肃的事要谈，但每当他想使话题转向正经的事情时，都被威廉引向轻松的轨道。在场的客人中也有冯·毛奇将军，后来于1914年当上了总参谋长，他是那个“伟大的军人” [ 译者注：指1891年去世的总参谋长老毛奇。 ] 的侄子。皇帝用开玩笑的方式把俾斯麦要谈的严肃话题岔开，这伤了他的感情。“真讨厌，”他轻轻地对旁边的蒂尔比茨说。但是俾斯麦不让把话题岔开。“陛下，”他终于说，“只要您掌握了军官团，您就可以为所欲为，如果情况不再如此，那末就会是完全另一个样子。”这是俾斯麦提出的最后一次警告。他所能做的事已经不多了。现在他几乎离不开他的轮椅，只有用深度的眼镜才能看到自己庄园的田地和森林。1898年盛夏，他患肺炎；施文宁格几乎须臾不离。俾斯麦向疾病作了几周的斗争后，仿佛又开始恢复，但7月30日病又复发。全家因在他的床边，想听清他低声细语的遗嘱。那是个炎热的夜晚，他口很渴。突然他使出全身力气，用手抓住一杯饮料，一饮而尽，高呼“前进”，然而重新躺到枕头上。晚十一点过后不到几分钟，他的女儿发现他已停止呼吸。

　　 莫里茨·布施立即向报刊公布了俾斯麦1890年辞呈全文。辞呈指责威廉二世篡改德国外交政策和破坏对俄友谊，而这种友谊是普鲁士在德国摆脱对奥地利的依赖，在欧洲摆脱对法国的依赖的最重要条件。辞呈要求年轻的皇帝承担维护帝国的责任。布施的做法似乎要重新煽起朝廷同俾斯麦之间的仇恨。由于继续争吵并不符合赫伯特的利益，所以他阻止再发表他父亲谈到君主的其他文件或回忆。

　　 俾斯麦逝世的消息传来时，威廉二世正乘着皇家游艇在挪威海边游览。他立即命令游艇驶向基尔港，并拍电报至弗里德里希斯鲁，建议在柏林举行国葬。他英明地决定对布施的揭露不予理会；他要尽可能利用俾斯麦这位传奇人物的影响给自己脸上贴金，因此最好对1890年的事件保持沉默。8月2日，威廉到达弗里德里希斯鲁车站，热情地向俾斯麦的两个儿子致意，然后和他们一起进入屋内。灵柩停放在俾斯麦的卧室。室内鲜花和花圈堆积如山。布莱希勒德银行献的花圈大得需要专门用一辆马车才能送来。皇帝在灵柩旁献了一个特大花圈。一位路德教的牧师做了简短的礼拜。皇帝想动员赫伯特同意在柏林举行国葬，但是俾斯麦生前早已计划好要把自己的墓地设在针叶林间一片空地上。赫伯特终于说服了皇帝尊重他父亲要把遗体留在弗里德里希斯鲁的遗愿。皇帝失望了，他认为，由于德国强国地位的要求，俾斯麦的葬礼应与九个星期前在英国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为格莱斯顿举行的葬礼那样具有同等隆重的规模。半小时后，皇帝就向俾斯麦家属告别回柏林去了。

　　 翌日，《帝国新闻》写道，皇帝陛下亲临弗里德里希斯鲁，对“上帝为实现德国的统一和伟大这一不朽思想而创造的工具——俾斯麦”表示哀悼。这种经过仔细推敲的提法是一位把自己当作上帝总副官的君主的典型做法。而俾斯麦生前尖锐的回答也是典型的，因为他曾指示过，在他的墓上不准出现威廉二世授予他的称号或头衔。墓地落成时，人们看到十分简朴的碑文：冯·俾斯麦侯爵……威廉一世皇帝忠实的德国仆人。

　　 赫伯特成了新的俾斯麦侯爵。他曾期望父亲逝世后能在德国的政治生活中重新发挥积极作用，可是他失望了。谁也没有把他当作高级职位的候补对象。他被选入帝国国会。有好几年之久，他在议会谈论外交政策，强调德俄两国保持密切关系。他酗酒，意志消沉，因而要在帝国国会得到更多支持是根本没有希望的。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死于1904年，终年五十四岁。他的长子生于老首相在世的最后一年，是按祖父的名字命名的，第三帝国时期在驻罗马和伦敦大使馆当外交官，今年 [ 译者注：即1976年。 ] 才去世；次子在7月20日阴谋 [ 译者注：指1944年7月20日一批德国军官行刺希特勒未遂之事。 ] 败露后被捕，关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一直活到战后。

　　 施文宁格的积极治疗未能治愈过于肥胖的比尔·俾斯麦的宿疾。比尔比父亲仅仅多活了三年。俾斯麦三个孩子中身体最强壮者玛莉·冯·兰曹伯爵夫人在她父亲缔造的帝国覆亡后还活在人世，她死于1926年，终年七十八岁。俾斯麦家庭成员中活得最长的是比尔的遗孀茜比勒，她是俾斯麦的妹妹玛尔维妮的女儿。魏玛共和国和纳粹时期她住在申豪森。1945年4月，当她听说红军从东面接近易北河时，为了免遭俄国人的扣留，八十一岁的伯爵夫人开枪自杀了。她死后数小时，进攻的部队把铁血宰相的诞生地烧成灰烬。

　　 俄国人毁灭申豪森从军事上看是毫无意义的，但这一做法具有象征性意义。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德意志帝国遭到毁灭，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普鲁士本身就不复存在了。霍亨索伦加冕之城成了苏联的加里宁格勒，旧省名从地图上消失了；不久，柏林被分割了，其情况比俾斯麦青年时代整个德国的分裂更为严重。容克的地产被摧毁了，其中许多庄园如瓦尔青和克尼普霍夫现都划归波兰。俾斯麦逝世后五十年过去了，在发祥地普鲁士他的业绩已荡然无存。他留给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遗产也并不更多：荷尔斯泰因和南石勒苏益格的上空飘扬着黑红金三色旗，巴伐利亚和独立的奥地利之间有了永久的边界；政府管理社会福利事业的传统，以及弗里德里希斯鲁的几处树丛。黎塞留、拿破仑一世以至拿破仑三世在法国留下的影响都比俾斯麦在德国留下的影响更为深刻。许多同时代人认为，他是天上的北斗星，给第二帝国指明了方向，其实并非如此。他只是闪亮片刻的彗星，然后变成不成形的铁块落到地球上。人们想到的是彗星的闪光，而彗星本身并不留下光芒，即刻被黑暗所吞噬。

　　 把俾斯麦描绘成十八世纪内阁外交的最后一个代表，一位致力于欧洲和平的政治家，这种做法风行一时。但他并不是这样的人。梅特涅、卡斯尔雷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理想家，他们虽然受到不同方面的启示，但都相信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建立有秩序的均势社会是值得欢迎的。而俾斯麦却与这个传统决裂。对他来说，政治决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更不是一门合乎逻辑的科学；政治是一种艺术，他不受意识形态的约束运用这种艺术。他能掌握事物的细枝末节，又善于抓住和创造有利时机，所以他能在短短九年之内建立了一个放大了的普鲁士并称之为德国。其次，他能够维持一个复杂的联盟体系，为古典外交家所谋求而又没有找到的均势和平奠定了基础。

　　 在德国国内，首先俾斯麦有一点是失败的：他从来不想建立稳定的政府形式。再加上他没有物色一个接班人(除了他儿子以外)，他未把领导国家时可能做到的和不可能做到的事告诉过任何人，这是由于俾斯麦的个性造成的。诚然，青年时期他虽然表面上主张容克主义，但从未热烈拥护过任何一种政治信仰。他早年政治生涯的动力是为了取得权力，以单独决定国家事务的进程。他上台后为个人继续生存以及为建立理想秩序而操心；他在担任首相的最后几年里经常想到的是俾斯麦王朝，很少考虑德国和欧洲。宪法靠他的威信才得以维持，而他人为建立的制度也以此宪法为基础。他强迫德国选民接受一场没有把根子自然地扎在传统上的革命。虽然1871年以后，他企图每隔三年重新操纵一次选民，但他创建的帝国国会充其量也不过是舆论的安全阀门而已。议员们可以嘲笑、提问或批评，可是永远不会有机会掌权。军队是保持本身独立传统的唯一机构。

　　 在德意志帝国诞生前很久，军人就已控制了普鲁士，而帝国最后恰恰不得不求救于军人，这是俾斯麦业绩的欠缺之处。保罗·冯·兴登堡陆军元帅是参加过柯尼希格莱茨战役的老兵和坦能堡之战的胜利者，不到半世纪后便成了普鲁士骑士的榜样。固然，俾斯麦也经常头戴尖顶盔，身穿将军服出现在公开场合，但他从来不如兴登堡那么神气。正是这个旧军官团的主帅在1918年把霍亨索伦皇族赶走，并在十五年后和希特勒携手共事。与兴登堡相比，罗恩在挑选首相时更能慧眼识英雄。

　　 俾斯麦的巧妙的实力政策和纳粹时期蛊惑人心的征服世界的要求，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因果联系。为俾斯麦辩护的后代历史学家们强调指出，希特勒的做法和俾斯麦的部署在很大程度上是背道而驰的。他们正确指出，俾斯麦所体现的德国野心是有限的，俾斯麦蔑视民族狂热，反对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为驾驭总参谋部而不断斗争。1944年7月20日的前三周，反希特勒密谋分子头目之一乌尔里希·冯·哈塞尔访问了弗里德里希斯鲁。他在日记中写道：“可是，一切都淡漠了，剩下的是对伟人的怀念……想起被摧毁的业绩，我就不禁潸然泪下。”俾斯麦后来虽然成了反希特勒保守派的英雄象征，但人们不能因此就说，二十世纪外交的无政府状况的急剧上升和俾斯麦无关。他操纵报刊，故意把小事夸大成为严重的危机，天才地使用违背他的责任的作战计谋，半真半假，慷慨激昂，虚声恫吓——俾斯麦体制的这一切成了那些平庸人物搞外交的惯用伎俩，但一旦需要避免战争时，他们就一筹莫展。俾斯麦的治国艺术的精华在于认识到：不要使政策在执行时超越危险的界限，要为体面的退却和改组留有选择余地，这始终是重要的。思想上具有这种适应能力的政治家无论在德国或其他国家都是寥寥无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