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险”号决定命运的航行·第四

作者：D．博廷·英国

出自————《海盗》

出自————《战争通史》

　　 威廉·基德曾经是东方海洋上的一名船长和航海家，是海军英雄和英国威廉三世国王的“最宠爱的”亲信，是纽约的一名商人和财主，是一位忠诚的丈夫和两个孩子的慈父，可现在却变成了一个受监禁的海盗和杀人犯。就在他被处死的前一天下午，新门监狱假装虔诚、惹人讨厌的忏悔牧师保罗·洛兰来看他。这位忙忙碌碌的牧师的今世谋生之路和来世得以超脱的希望都寄托在从判处死刑的犯人口中挤出一些忏悔，并根据这些引人入胜的内容编写出版一些说教式的小册子，拿到伦敦的咖啡馆中去兜售。

　　 面对着即将临头的死刑，那种滋味是不好受的，因此，一般地说，保罗·洛兰牧师想从他所看管的这些不幸的人那里榨取忏悔并不太难。但是基德船长却与众不同。洛兰抱怨地说：“我感到他很不愿意忏悔他所犯的罪行。”这事并不奇怪，因为五十六岁的基德一直不相信他是犯了罪的。不过，牧师也不轻易放过这种挑战。在临刑的那一天，牧师一早就来到基德的牢房，把基德拖到监狱的小教堂里，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我害怕基德船长的铁石心肠无法软化，”他回忆说，“所以我亲自对他做了特别的规劝。”这看来起了点作用。基德“是欣然同意了，他说，他诚心诚意地宽恕了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我很希望他真能这样。”

　　 但是这位牧师的希望落空了。就在下午三点钟，基德离开监狱的小教堂，经过各牢门走向刑场的这一段时间内，一些好心的人偷偷地给了他大量的烈性酒。当基德经新门监狱的大拱门出来的时候，他已经酩酊大醉，对于等在外面的群众对他的吼叫谩骂毫不在意。

　　 在威风凛凛的仪仗行列的最前面，有一辆敞篷四轮马车，车上坐着海军副元帅，他肩上扛着一把银质船桨，象征着海军的权威和力量。在他的后面是头戴假发、扑着粉的奇克元帅先生，他负责安排这次行刑并处理死者尸体。最后面，在二列警察的押解下，是一辆挂着黑布的死囚车，里面关着罪犯——基德和他的同船水手达比·马林斯以及另一名和他们的案子无关的海盗。整个队伍在伦敦群众的呼声中缓慢地前进着，马蹄拍打在锡伯塞得的鹅卵石路面上，队伍经过皇家交易所和奥尔德门水泵站，右边是高踞于黑黝黝的泰晤士河上的方形的伦敦塔城堡。这种庄严壮观的行列的目的，就是要向公民们灌输尊重法律的思想。然而在伦敦，却把行刑看作节日，届时，瓦滨刽子手集市，也借此庆祝一番，举行各式各样的狂欢活动。庞大而喧闹的人群尾随着基德涌向刑场。在那些年久失修的陋屋和低级小旅店之间的，散发着臭味的狭窄小街上，沿街站着一些下等妓女和泼妇，她们紧跟在行列队伍的后面，尖叫着，乞讨阿拉伯金首饰和珠宝以及金币——因为海盗们在赴刑场的路上，有时会把他们藏在身上的少数珍宝扔向人群——其它的人群则高声地唱出那首专门为此而作的叙事歌谣——“基德船长向大海告别”：

　　我是基德船长，当我航行的时候，当我航行的时候，

　　我作恶多端，甚至不惧上帝的惩罚，

　　当我航行的时候，当我航行的时候。

　　我从这个海峡游荡到那个海峡，发现了不少船只，

　　我把它们全部击沉或者烧毁，当我航行的时候。

　　我杀害了威廉·穆尔，弃他于血泊之中，

　　在离海岸不远的地方，当我航行的时候。

　　永别了，诸位老少，一切快乐、勇敢的水手，

　　欢迎你们来分取我的金银财宝，因为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永别了，卢农镇，这个到处是漂亮姑娘的地方。

　　我得不到宽恕，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永别了，因为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永别了，因为我要死了。

　　在那可怕、悲惨的永世，

　　我将长眠，我将长眠。

　　 整个行进的行列，用了两个小时声才到达了位于泰晤士河泥泞河滩上的瓦滨刑场。这里的绞刑架，平时在涨潮时它的下部都淹没在水中，今天直挺挺地竖立在河滩泥泞地上。在绞刑架旁边，站着的是保罗·洛兰牧师。他先一步来到这里迎接罪犯。但是当他把眼光落到基德身上时，他以难言的苦恼看到，这位船长是醉得面红耳赤了，“他已喝得神志失常，完全不能适应他现在应该做，但却永远做不到的一项未了之事了。”这位船长仍然不肯忏悔他的罪行，也不要求别人的宽恕。“他对离别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表示了极大的悲痛，”洛兰回忆说。的确，“想到他妻子的悲痛，勾起了他的悲伤，而不是他自己的可悲下场使他伤心。”警察把基德推向绞刑架，刽子手把绞索套在他的脖子上。四周的老百姓都等着，人声嘈杂，情绪兴奋。洛兰唱完忏悔诗后，作了简短的祷告，之后，刽子手就拉动绞索把这位顽固不化的醉鬼威廉·基德吊起来。

　　 如果说基德船长在一生中有什么突出的特点的话，那就是命运多乖，噩运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放过他。他刚被吊上绞刑架在空中摇晃了一会儿，绞绳经不住他的重量就啪的一声断了，把他摔在泥塘里，四周围观的老百姓一声惊叫。被摔得晕头转向的基德又被人拖上一架梯子，重新被套在绞刑架上。此时不知疲倦的洛兰又抓紧这个机会，随在基德的后面爬上梯子，就在这个站不稳脚的地方，又一次恳求这位可怜的老水手忏悔他的罪孽。这位老练的水手终于在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糊里糊涂的情况下，气吁吁地说了几句，牧师这才满意地从梯子上爬下来。然后事刽子手猛地抽掉梯子，这一场合法但不公正的死刑判决，总算执行完毕了。

　　 1701年他被处死的时候，以及后来的几代人中，基德船长一直被人们看成是一个凶残的海上强盗，被尊为海盗之神。但是任何人都不会毫无理由地承担恶名。在那个时代，没有哪一个海盗是杀人少，或者抢劫少的，虽然情况并不完全一样。如果说基德案件之所以成为轰动一时的案件，并不是因为他所犯罪行的重大，而是因为这是一桩政治阴谋。基德船长去东方海洋抢劫，这复杂故事的幕后，和大英王国最上层某几个贵族有着解不开的联系。而最后他们却出卖了他。

　　 威廉·基德一生中前四十五年的情况，很少为人所知。他是苏格兰人，可能于1645年出生在格里诺克。据推测，当他还是孩提的时候，就出海航行了，二十几岁时移居美洲。总之，到了十七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他已是纽约一位颇有财产的富人了。他有自己的商船，他作为一名武装民船的船长，在1689年为国王服役，在西印度群岛反对法国人的战斗中，屡建战功。回国后，他娶了一位可爱的英国女人萨拉·乌尔特为妻。萨拉·乌尔特嫁给基德时，虽然才二十几岁，但已经作了两次寡妇了。基德通过婚姻关系获得了纽约的房产，包括：珍珠街86－90号，119－121号，水街52－56号，松树街25－29号，这些房产终有一天会变成一笔巨大的财富。在短短的几年中，基德不仅变得富有，而且很受尊敬。他在华尔街三圣主教派教堂里有自己的专座，他对政治感兴趣，他自认是纽约总督本杰明·弗莱彻上校的亲信之一。

　　 到十七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随着托马斯·图和亨利·埃夫里的海盗行当取得巨大的成功，东方海洋成了海盗船的天下，莫卧儿帝国的船运费日益上涨，东印度公司的处境每况愈下，因为当地一些愤怒的土著首领都谴责公司中的英国经理们。最后，英国国王终于在1695年同意免去纽约总督弗莱彻的职务，因为他由于和图及其它海盗有勾结而声名狼藉。国王任命克尽职守的爱尔兰贵族贝洛蒙伯爵代替他出任纽约和新英格兰两地的总督，他的任务是，平定新泽西到缅因一带美洲沿海的海盗祸害。英政府同时还希望袭击活动在东方的海盗。但是，英国和法国还在打仗，能抽出来用于驱逐海盗的船只是很少的。就在这个时候，基德船长登场了。

　　 1695年夏天，基德从纽约出来跑完买卖后，驾驶他的“安德哥阿”号快船来到了伦敦。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罗伯德·利文斯顿上校，这是一位纽约的名人，他向基德介绍了一个既能消灭红海上的海盗，又可从中渔利的伟大计划。利文斯顿的打算是，派遣一艘特制的武装民船，由一名特别任命的民船船长指挥，并由一些名人组成的辛迪加作后盾，他们的投资连同利润，将来一并用缴获的海盗赃物偿还。就象一切都命中注定要失败的企业一样，这个联合企业后来一败涂地。这本来是一个值得称赞的维持国际秩序的行动，但实际上只不过是想借此大发横财，因为他们的真正目标不是海盗本身，而是估计可能从海盗船上捞到巨额财富。这样，一开始就态度暧昧，目的不明确，其结果必然是使那个被推到指挥职位上的人——威廉·基德遭受致命的打击。

　　 看来基德是这种冒险行动的理想人选。他是一名正直可靠的商船船长。同时他作为过去为国王服役的武装民船成员，又是一名熟悉海盗情况的水手。利文斯顿马上硬拉着基德到伦敦多佛大街贝洛蒙勋爵的府上去拜见这位新任的纽约总督，贝洛蒙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主意。他很快就介绍利文斯顿去同四位英国最有权势的人接头，这四个人都是国王最亲近的朋友，他们是：掌玺大臣，后来任大法官的约翰·萨默斯爵士，国务大臣施鲁斯伯里公爵，海军大臣，后来任奥福德领主的爱德华·拉塞尔爵士以及军械大臣罗姆尼伯爵。这几位大人乐于资助这次行动，但条件是他们的姓名绝对不能公开。就连国王，也曾答应出3千英镑，虽然到最后他并没出这份钱。

　　 1695年10月，利文斯顿、贝洛蒙和基德签了协议条款。贝洛蒙负责筹措全部费用五分之四的款子(合6千英镑)，这笔款子来自四位隐名的贵族赞助人。利文斯顿和基德则一起负责筹措那五分之一的余款。按惯例，每次掠获的赃物首先必须上交百分之十给国王。剩下的百分之九十分为三份——百分之六十一给贝洛蒙的幕后赞助人，百分之十五给基德和利文斯顿，留给船上水手的只有百分之二十五——按正常武装民船的契约规定水手应得百分之六十。在出海航行期间不能分赃物，只有等海事法庭判决后才能分。如果拿获不到赃物，赞助人出的钱就由基德和利文斯顿负责偿清。

　　 几个月后，基德拿到两份特别证书，使这种私人性质的冒险行径披上了官方的外衣。一份是捕拿特许证，授权基德可以截捕属于英国的敌人——法国的一切船只和货物。另一份是国王颁发的盖有英国国王御玺的委任书，授权基德捉拿海盗，特别指名包括托马斯·图在内的四名海盗，并查封他们的船只以及“一切商品、金钱、货物和器皿。”这份委任书称基德为“我们忠诚的、敬爱的威廉·基德船长”。但证书中也含有警告：“我们在此一致地责令你，希望你誓死遵照执行，不得以任何形式去攻击或骚扰我们的朋友或盟友以及他们的船只和臣民。”

　　 在这些安排中，没有一件对基德是特别有利可图的。为了筹措他所承担的股份，他把自己的船和二分之一的财产卖给伦敦一家投机商，而他将来能从中得到什么，却毫无把握，因为在东方海洋上法国人很少，海盗的行踪则捉摸不定，能捉到海盗的机会微乎其微。整个这笔交易都是含糊不清的。

　　 基德希望得到应得的权益，所以他从一开始就想尽一切办法摆脱约束，他懂得，武装民船和海盗之间的差别是很微妙的。他也懂得当他们搞不到什么东西时，武装民船的船员就会叛乱，转而成为海盗。他自己已经很富有了，无所追求，可是利文斯顿和贝洛蒙却给他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他们把他带到那些贵族赞助人豪华的家里，他们说，如果拒绝国王的委任就是不忠。当基德后来向一位赞助人抗议时，贝洛蒙“竟又在甜言蜜语的哄骗中加以威逼。”基德感到自己简直无力反抗这个有权有势的英国特权阶层。“我想，有了国王的委任书，还有那么多大人物的庇护，自己肯定是安全的，”基德后来写道，“我接受了。我想如果继续顽抗，贝洛蒙勋爵作为纽约总督，就有权来压制我。在出海前，我两次晋谒罗姆尼勋爵和拉塞尔海军大臣。他们两人都催促我赶快出海，并且许诺支持我。”

　　 基德船长的船“冒险”号于1695年12月在泰晤士河上的德特福下水。船上都是按照任务的要求装备的。这是一艘287吨的船，装有34尊大炮，安装了大量的风帆，还装上了23对大浆，以备无风时使用；船员是经过挑选的可靠的人，在遇到海盗和他们对峙时，这些人都不会叛变投靠海盗。先招募的70人差不多都是结过婚的，在英国有家的(其余80人待基德回家告别时在纽约征集)。可是基德这番苦心是白费劲。1696年3月1日，从伦敦起航那天，就发生了第一次，也许是最倒霉的一次挫折，以致使他们的航行自始至终从来没有顺当过。

　　 “冒险”号顺泰晤士河而下，经格林威治时，基德没有注意到要按习惯向守卫在那里的一艘海军轻型快艇致敬。海军快艇就向他们开了一炮，以示警告。基德的水手们正在桁端升帆，他们见此情景就冒冒失失地向海军做了一个无礼的动作，他们转过身来，拍拍自己的屁股以示嘲弄。一会儿，从一艘大军舰上来了一帮士兵，他们蜂拥上了“冒险”，号，强行把基德亲自精选的几乎所有水手都带走，到海军中服役，而海军送来替代他们的，却是一伙被海军剔除下来的乌合之众。

　　 这是一场完全不应该发生的灾难。首先，象基德那么一个老练的船长，不该发生对皇家海军进行这种毫无道理的无礼行为，除非他因为手上拿到了国王委任书，有了权而忘乎所以了。眼下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伙抓丁队后来受到了惩罚，因此我们可以说，这场事故的发生，典型地说明基德这个人是完全缺乏判断力的一个人，是个后半辈子时运不济的人。

　　 基德于7月到达纽约，一直到9月才离开那里。他在横渡大西洋的航程上截获了一条法国渔船，这是他合法的猎获物，他用卖掉这条渔船的钱，购置了长途跋涉去印度洋所需的给养。但是补足150名水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纽约一直还是海盗的温床——是海盗来来往往的起点和终点站。基德提出航行到东方海洋上去打击海盗的任务，对于那些本人或他们的朋友是海盗的水手们来说并不受欢迎。为了招引水手，基德在没有事先和他的那些赞助人商量的情况下，不得不把水手们原来对抢劫财富的分配额，从百分之二十五提高到百分之六十。基德终于在招募够了150名船员后起航了，这批船员中有一人是他的内弟塞缪尔·布富德利。但是他招来这帮人实际上是给自己找来了后悔其及的噩运。就连在贝洛蒙勋爵尚未到任之前仍任总督的弗莱彻上校，都对这帮人评价不高。“许多人都是从四面八方拼凑到他这儿来的，”弗莱彻上校在给英国商务部的报告中写道身。他们都是些生活窘迫无出路的人，都期望能发一笔横财。此间普遍认为，如果他丢了手中掌握的特殊委任书的话，他根本不可能驾驭这帮恶棍。”

　　 五个月后，“冒险”号抵达海盗岛马达加斯加。这次远航，看来并没有使基德身上因国王的特别委任书上的御玺而带来的傲慢气焰有所收敛。他在泰晤士河上已经和皇家海军较量过了。这次在好望角他又干了这么一次。1696年12月12日，在距开普敦大约100海里的地方，他和托马斯·沃伦海军准将指挥下的一个皇家海军中队相遇。他要求这位将军给他一些新的船帆，以补充他在横渡大西洋遇上风暴时丢失了的一些帆。将军毫不客气地拒绝了他的要求。基德于是告诉他说，他的特殊使命要求将军给予援助，如果海军拒绝，他将在以后遇到第一艘商船时，强行夺取该船的风帆。于是双方恶语相加，互骂了一阵。沃伦将军威胁说，他第二天早上将强行征募基德的30个人入伍。当天晚上夜深人静时，基德就用船上配备的船桨偷偷地把船划走了。向着东方大海驶去，也没有在开普敦停靠，因为如在那里停靠，他势必会被抓走。基德在和东印度公司打交道时，也效得很不策略。基德航行到约翰纳岛时，与一艘东印度公司挂着海军三角旗的船只相遇，基德命令这只船的船长把他船上的三角旗拿掉，因为只有基德身有钦命才有权挂海军旗。东印度公司的船员们对基德产生了怀疑，把船上的大炮对准他，警告他趁早离开港口，否则他们就要上船占领。基德还没有开始他的印度洋之行前就这样落了个被怀疑的名声。

　　 离开约翰纳岛后，基德前往附近科摩罗群岛的梅希拉岛，在那儿他把船维修了一下，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他手下50个人生病死亡了，不过，这种灾难对基德和幸存的水手们来说是海上生活习以为常的事。

　　 “冒险”号离开泰晤士河以来，已经一年多过去了。基德和他幸存的水手们连一分钱也没有捞到。船上吃的东西越来越少，从纽约征集来的那批船员，开始公开鼓吹当海盗。1697年4月27日，基德往北驶向红海。从这时开始，基德在无意中为自己设下的圈套愈来愈紧了。

　　 1697年7月，“冒险”号在红海狭窄海口内的丕林岛外抛锚。这里是海盗们的一个非常理想的伏击点，从这里可以伏击从也门主要的咖啡贸易港口穆哈开出来的阿拉伯和其他人的庞大船队，可以因此得到很丰富的抢劫物品。因此，这里对基德来说也是一个很合适的伏击海盗和法国敌人的隐蔽点。基德已经好几次派小船经海峡到穆哈去打探消息了。第三次派去的小船回来报告说，那里已有14或15条船准备起航了。可是基德为了等待这些船只的到来已在那儿停泊了三个星期。日复一日，天空总是万里无云，烈日当空，空气中的湿度已经达到了饱和，没有一丝凉爽的风吹来，只是压在波光刺眼的大海上令人窒息的一片寂静。

　　 基德必须一再重新考虑自己的抉择。他现在处在一种进退维谷的境地。他被派出来捉拿海盗，并且还掌握着截击法国船的一份捕拿特许证。但是那时代的船只，可以随时选挂他们认为方便的旗帜，这已成为一种风气，因此要识别一条船只的真正国籍并不容易。实际上，除非对方水手有时为了表示对自己国家的忠诚而表明身份时，才得分晓。如果他莫名其妙地追随一艘不明国籍的船，而那条船上的人如果起来抵御，结局将会怎样呢?假使他硬要把这件事情强行坚持下去，而这种行动结果导致人员丧亡，怎么办?再假如自己追击的那条船既非海盗的，又非法国人的，而是荷兰人的船，或者说不定更糟糕的是英国人的船，那又怎么办呢?

　　 另一方面，如果他采取稳当不冒险的办法，这样就得两手空空地回去，结局又该如何呢?他用什么去偿付合同上所规定的巨额债款?很清楚，他必须去进攻，去抢。可是，假使他碰不上海盗或法国人，又怎么办?

　　 如果他抢劫了摩尔人的船只，情况又会怎样呢?从法律上严格地讲，这就是海盗行为。不过，以前国内的有关当局对这种事件有时是睁一眼闭一眼的，并且，习惯上通常把摩尔人的船只看作是基督教人武装民船船长合理的抢劫对象。那么，武装民船和海盗行为的分界线究竟在哪儿呢?从基德本人来说，他根本反对海盗行为，可是他手下贪婪的水手们可不是这种态度，他们开始向基德施加强大的压力，要他去抢劫，不管是那个国家的都抢。而且，在这漫无边际的红海上，在这远离家乡和政府的世界的另一端，谁来管他干了什么?谁又会知道他干了什么呢?

　　 8月14日傍晚，那批船队驶出了穆哈港，基德于是在那致命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他尾随着船队。第二天早晨发生的事就一下子乱了套了。这个船队既不是海盗船，也不是法国人的船，其中有的船只挂的是英国或荷兰旗，他们向基德开炮。基德毫无疑问地也开炮还击。可是基德的意图打算是什么，却始终没有明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艘装备精良的护卫舰“王权”号船长爱德华·巴洛通过观察基德的行动，作出了他自己的结论。

　　 起初，巴洛并没有注意到基德，直到有人向他报告说整个船队中多了一艘船时，他才注意。这时候，“冒险”号正夹在船队中间。“他没有悬挂表明国籍的旗帜，”巴洛在他的航海日记中写道，“只挂着一面大的不带十字的红色三角旗。”“王权”号船长马上就明白这是个标记，表示命令投降，否则绝不宽恕。基德看来是选中了一条大的摩尔人的商船作为攻击的目标。“王权”号上的巴洛摸清基德的意图，就让基德驶近些，当他快要与自己并行时，在他升起英国国旗之前，向“冒险”号开了两三炮。这时候，“冒险”号正靠在摩尔人的大船旁边，基德调平舷炮，击中了那条船的船身、船帆和帆索。“王权”号马上追上去，“冒险”号帆橹并用急忙退却。据巴洛记载，第二天早晨，“冒险”号早已不见踪影，此后再也未见。

　　 基德在红海上既未截获战利品，也未抢到东西，他在手下人的眼中威信越来越低。周围难于经受的压力使他逐步地让步了。到8月底，当他离开印度果阿北部的马拉巴尔沿海时，“冒险”号遇上了一艘摩尔人的小帆船，船长是一名叫帕克的英国人，船上还有一名葡萄牙大副。从法律上讲，摩尔人的小船不是合法的抢劫对象。但是，基德上次向“王权”号护卫的摩尔人船只开炮就已经证明，他是一个犹豫不定的国王代表。这一次声他允许他的水手抢登小船，他们从船上带回来一包胡椒和一麻袋咖啡，基德让他们把这些东西留在自己的伙食上用。基德自己则强行要求那位英国船长跟他当领航员，那位葡萄牙大副当“语言家”或翻译——他们是在这陌生的大海上进行奇怪航行中的宝贵人物。

　　 人们也许会想，在浩瀚无垠的印度洋上，一艘船做什么事都不会被人发觉。可是别忘了，可以为船只补充给养的港口却是很少的，这些港口中的航海居民经常在海上进进出出，可以传播各种新闻。9月中旬，当基德停靠卡利卡特和果阿之间马拉巴尔海岸的卡尔瓦尔港口补给木材和淡水时，关于他的一些活动就已在人们中传开了。东印度公司贸易行的两位官员登上“冒险”号，要求释放帕克和那位葡萄牙人。基德把他们锁在船舱里，断然否认船上有这么两个人，于是两个官员走了。可是基德的两名水手因为不满意这种事情，就在这时逃离船只，不久他们就到了东印度公司在孟买的贸易站作证指出，基德正在“策划一次很坏的海盗行动。”

　　 东印度公司一位主要代理人从卡尔瓦尔写信说，基德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他对他手下的人是异乎寻常的严酷，他们对他望而生畏，因为他有国王的特别委任书，他总是威吓他手下的人说，谁不听话就用手枪托砸出他们的脑浆来。“这是一个散漫的，意见分歧的团体，”这位代理人继续写道，“他们之间经常吵架斗殴，看起来他们不久也许会互相残杀或者饿死，船上吃的东西只能维持在海上呆一个多月。”

　　 当那支穆哈商船护送队的爱德华·巴洛于10月15日抵达卡尔瓦尔港时，整个沿海区都在谈论追捕海盗的人变成了海盗的事。巴洛在他的航海日记中写道，在卡利卡特，当地东印度公司的经理彭宁拒绝给基德补充木材和淡水——就是基德告诉他“他是英国国王派遣来的”也不行。可以说，就是基德当初那个含糊不清的合同和他的赞助人及水手对他施加的相互矛盾的压力，使基德在个性上产生了分裂——他自己真心诚意地认为他仍然是皇上的忠实奴仆，而在外表的表现上却又给别人一种迥然不同的印象。

　　 航行还是继续下去，基德在广阔的海洋上漫游。最后在11月初，他追上了一艘沿海岸向北行驶的货船。“冒险”号上的人大为兴奋，以为这下子可以有大买卖了，可是当他们靠近货船时，基德看到船上飘扬的是英国国旗。船上炮手长威廉·穆尔建议照旧上去抢劫。基德拒绝考虑。他说：“我可不敢这么干。”

　　 “那我们干，”穆尔喊起来了，“我们早已变成要饭的了。”

　　 这艘英国船是“忠实的船长”号，从马德拉斯开往苏拉特。船上所有的证件都验证无误，基德就把它放走了。这下子可把水手们惹火了，少数人竟亮出了轻武器，基德目光炯炯地瞪着他们，把他们压下去了。他到这儿来不是对付英国船只或合法的商人的。“如果你们离弃我的船只，”基德对他们说，“那你们以后永远就别想再上船，我将把你们强行带到孟买，带到当地的市政会去处理。”

　　 一场骚乱总算平息下去了。可是大家的怨气却是越积越深了。1697年10月30日，基德船长和穆尔炮长之间的冲突终于爆发了。据十几岁的舱面水手休·帕罗特讲，那天生病的穆尔正在甲板上磨一把凿子。当船长出现时，穆尔就冲着他大声叫嚷：

　　 “船长，像你这样驾船法，我也可以干，而且干得不会比你差。”

　　 据帕罗特回忆说，这句话使基德“大发雷霆”——吓得这位少年跑到甲板底下躲了起来。其它的船员还在甲板上呆着，穆尔继续指责船长。

　　 “你把我们给毁了，我们已是孤独无援，”他责骂道。

　　 “我把你们毁了?”基德叫喊道。“我没做一件毁你们的坏事，混蛋才讲这种话。”

　　 据一名叫帕尔默的水手回忆说，基德当时没说“混蛋”，而是说“无赖”。穆尔大叫大嚷地回答说：“如果我是一个无赖，那也是你教的！”

　　 后来发生的事，大家都看见了。船长怒不可遏地喊道：“你这个家伙，是我毁了你吗?”他一边喊着，一边就抄起一只外面包有铁条的水桶(价值当时英国钱8便士，这是他后来的起诉人指出的)向穆尔的头扔去，打在了右耳上面一点的地方。

　　 炮长的同伴们赶忙把穆尔抬到下面去，船长在他们后面大喊：“该死的家伙！他是个恶棍！”

　　 第二天，穆尔因颅骨折裂而死亡。

　　 可怜的“冒险”号船上笼罩着一种不知所措的肃静气氛。几个星期过去了，到11月底，在离卡利卡特十二、三海里的地方，他们发现了一艘帆船，基德把船迎上前去，并命令把法国旗升起来——这是一种引诱对方也把法国旗升起来的狡诈做法。果然，那艘船也升起了法国旗。这艘船是“少女”号，正驶向苏拉特，船上装有棉花、被褥、糖和两匹马。船上船长和两名副官是荷兰人，水手都是摩尔人。荷兰船长向基德解释说，他的船是摩尔人的船，并且出示了法国的通行证——说明这只船是在法国人的保护下航行的。基德自然明白，这张法国通行证正好表明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抢劫这只船。“老天爷，我可把你们逮住了!”基德喊叫道。“你们正是英国要找的目标！”

　　 基德把摩尔人撵到长舢板上，在荷兰人的默许下，他把小船上的货物运到岸上变卖成了现款和黄金。然后他把这些钱分给他手下的人——这一行动直接违背了他以前所签订的合同。他把掳到的这只船改名为“十一月”号，带着俘虏和船员一起走了。

　　 这是“冒险”号的水手在离开伦敦后将近两年来第一次分到的钱，但是这不是他们应得的钱。诚然，荷兰船长是交给了基德一张法国通行证，可是这张通行证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当时所有的船主按惯例必须取得每个海域管辖国家的通行证。那位荷兰船长手上还掌握着一些其它遥行证。“十一月”号实际上是属印度人所有，虽然当时武装民船往往用一些站不住脚的借口去抢劫船只，但是从严格的法律上说，基德已经犯了海盗罪了。

　　 在这段航行时期里，可能有某种思想恰好符合基德受折磨的头脑。看起来他终于认识到，和他一起在这条破船上同舟共济的下层人，要比远在天边的他所效忠的那几个英国政府中的头脑人物，更具有威胁性。所以他虽然是被迫做错了事，但是在道义上他还是对的。于是，他的海盗罪也就一犯再犯了。

　　 1697年圣诞节后三天，基德又在马拉巴尔海岸附近抓住了一条摩尔人的双桅船，截获了几桶糖果和一口袋咖啡。十二天后，他又抢劫了一艘葡萄牙船，船上装的大部分是东印度公司的货物以及一些火药、鸦片、大米、生铁、蜂腊和黄油等。至此，基德抢来的东西已经比一个一般的印度商店的东西还多了。1698年1月30日，他又进行了一次事关重大的抢劫。“奎达商贾”号是一艘500吨的亚美尼亚人的商船，由一名叫赖特的英国船长指挥，这艘船由孟加拉开往苏拉特，船上装满了丝绸、印度纱、糖、生铁、硝石、枪支和金币。当这艘船被“冒险”号从了望台发现时，它正在离印度海岸三十海里的科钦以北的海域遇到了坏天气。基德满帆疾驶，追了四个小时。当他追上它时，他就用船首炮轰击，并升起了法国旗。基德命令该商船船长上“冒险”号上来，但是来人并不是赖特船长，而是一位年老的法国人炮长冒充船长。使法国人大吃一惊的是，基德此时竟升起了英国旗，并声称这条船已是他的战利品。

　　 开始，老炮长交给他一张通行证，是两星期前由孟加拉的皇家法国东印度公司总经理签署的。情况就象“十一月”号一样，“奎达商贾”号带着一张法国通行证，并不说明它就是法国船。船主亚美尼亚人也在船上，他愿出将近3千英镑赎回这只船，可是基德对这个数字根本不屑一顾，认为太少。他不要赎金，而是把一部分货物运到岸上卖了一万英镑，然后给水手们分了。他带着“十一月”号和“奎达商贾”号作为战利品又起航向马达加斯加驶去。在航行了五、六天后，“奎达商贾”号的真船长才露面。赖特船长被带到基德面前，基德吓了一跳，发觉自己无意中已经违反了他自己定的规矩，抓到的竟是一个英国船的船长。也许就在这时，他才明白他已经把自己带上了歧途。他马上召集船上的所有水手，站在前甲板上向他们宣布：

　　 “抢劫这条船会在英国引起轩然大波，”他告诉大家。他建议将“奎达商贾”号交还给赖特船长，但是水手们不同意，因此，这三条船只好继续前进。

　　 1698年4月愚人节，这支小小的船队到达马达加斯加。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们停靠的港口竟是海盗的天堂一一圣·玛丽岛。在海上巡游了两年的海盗追捕者，第一次遇上了一艘真正的海盗船。

　　 停在圣·玛丽岛的是“莫查快艇”号，一艘被虏获的东印度船只，船长是罗伯恃，卡利福德，他是从武装民船上转为海盗的。基德直到这时还在使命和命运之间受着精神上的折磨，虽然他已经当上了海盗，但是他仍然梦想着追捕海盗。他催促他手下的人去捉拿“莫查”号，可他们发出嘲弄的狂笑。他们告诉他说，他们宁愿向他开十枪，也不愿向海盗开一枪，他们并且开始瓜分“奎达商贾”号上抢来的东西。奇怪的是，这次分赃是按武装民船的规矩分的，基德分到了整整四十份，而不是按海盗的规矩给船长只分两份。分完后，除了十三人外，其他水平都离开基德去投靠卡利福德，其中有罗伯特·布雷汀汉姆和约瑟夫·帕尔默。这两人后来在审判基德时曾检举作证，决定了基德的可怕下场。他们把“十一月”号洗劫一空后放火把它烧了，接着他们又爬上基德的其它两条船，见什么抢什么，枪、小武器、火药、子弹、铁锚、缆绳、手术箱，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要。他们把基德的航海日志也烧了，好几次威胁要把他杀死，后来，若不是他把自己的船长室紧紧地锁住的话，基德完全会陷入困境，最后他只得妥协了。

　　 基德在船长室中呆了多久，没有记载。但是人们知道，在圣·玛丽岛上度过的闷热的日子中的某一天，他向海盗船长卡利福德投降了。他最后发誓说：“假如我有害你的心，就让我下地狱火海。”

　　 基德的投降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他和他的内弟(15个月前就染上了传染病病倒了)以及其他几个一直忠于他的人都被饶恕，免于一死。“奎达商贾”号被允许带着尚剩的财物留下来。卡利福德的“莫查”号现在已有130名水手，它的大炮经基德给它补充后，已有足足40门。6月中，“莫查”号起航驶入印度洋，基德则开始准备返回英国。

　　 “冒险”号的第一次航行竟成了最后一次航行。现在船体内几乎灌满了水，搁浅在海滩的沙坝上，再也不能航行了，基德把它都拆光，用火烧了船体，把剩下的铁架拿走。然后他开始装备又笨又大的“奎达商贾”号，准备乘它返回英国。他在岛上流离失所的海员中招募返回英国的水手，这个任务比较困难。不过他现在有充裕的时间，因为他必须等五个月之后，借助东北季候风的风力绕过好望角。1698年11月15日，“奎达商贾”号在圣·玛丽港抛锚停泊。基德看上去对决定返回英国一事并不感到不安。他的家属在等待着他，他还要去照顾料理他的财产，他确信他现在仍然有足够的货物、珠宝、金银可以用来和他的有权有势的赞助人结账。

　　 当基德船长起航离开圣·玛丽港三天后，东印度公司在苏拉特的总部就给伦敦法院的大法官们写了一封信，激烈控告基德的一系列海盗罪行。这些非难很快地传到基德的那些身居高位的后台老板们耳朵里——萨默斯勋爵，现任英国的大法官；还有海军大臣奥福特勋爵；首席法官施鲁斯伯里勋爵；枢密院顾问官罗姆尼勋爵——长期来他们一直感到这次干的投机冒险行动，实在是件提心吊胆的事。海盗活动事故没有减少，而关于基德，除了一些贬抑的传闻外，一点消息也没有。现在看来他们最怕发生的事终于得到证实了。

　　 大法官们的反应是积极、及时的。他们马上命令正要开赴印度洋的一支海军舰队去捕拿基德。与此同时，海军都又给美洲各殖民地的总督们发出了一个通缉令，命令他们逮捕基德，以便“对他及其同伙以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最后，为了孤立基德，还宣布除基德和另外两名船长——其中一人是亨利，埃夫里——以外，好望角以东的所有海盗都可得到赦免。

　　 这个消息像烟云一样传遍了整个英国。当保守党在野政客们追究到派遣基德率“冒险”号出海的民权党的四位勋爵时，一场头等的政治丑闻揭露出来了。威廉·基德一下子变成了这桩不可言喻的罪行的罪魁祸首。在政府的眼里，在东印度公司，舆论界和广大群众的眼里，认为在基德登陆前，甚至不能容他分说，就应判定他有罪。

　　 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基德于1699年4月初到达了背风群岛的安圭拉，他派了一艘小船上岸，回来时带来了灾难性的消息。在殖民地的每个港口，实际上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里，都已宣告基德和他的水手们是海盗，只要看见就抓。

　　 “奎达商贾”号在那里抛锚停泊了足足四个钟头。船上一些人主张将船触礁沉没，然后大家分散隐蔽起来，这总比开进英国控制下的港口要强。但是基德不愿逃跑，他离家已有很长时间了，他的年纪也经受不了这种逃避法律流窜在外的生活。他还要看看事态的发展。他在伦敦和纽约都有一些有权势的朋友，他手上还掌握有从那两只船上缴获来的两张法国通行证，可以证明他不是海盗——至少他认为不是海盗。他决定前往纽约，在那里他相信可以得到新总督贝洛蒙勋爵的保护，他是“冒险”号航行的第一批支持者之一。

　　 基德既然决定向北航行，显然必须换船，因为“奎达商贾”号太大，很显眼，容易被发现，它由于受海水的长期侵蚀，已经破旧不堪，无法逃脱追捕。在伊斯帕尼奥拉岛东南方的莫纳海峡，他们遇上了一艘因无风而行驶不动的商船“安东尼奥”号，这艘船样子灵巧，轻快，而且无国籍。基德于是花了3千西班牙银币从船主兼船长手中买下了这条船，然后把“奎达商贾”号小心翼翼地停泊在伊斯帕尼奥拉岛的希几河河口。他把“奎达商贾”号上的许多战利品以及他个人的财物如金条、碎金子、银盘子、宝石、丝绸等都搬上“安东尼奥”号。然后带着12名水手大胆地开向纽约去了，其余的水手都情愿留在原地。

　　 6月10日，“安东尼奥”号绕过长岛，停泊在奥伊斯特湾。基德离家远航已近三年，总共航程4万2千海里，比绕地球一周还多。他航行过的那艘船已成为热带孤岛上一只仅剩残骸的庞然大物，他手下部分人或死去，或转变成了东方海洋上的海盗，他自己则成了一个亡命之徒。基德这场为生命和自由而进行的令人绝望的赌博，现在已到了最紧要的关头。一切都决定于能否赢得贝洛蒙勋爵的支持，要做到这一点，基德又把希望寄托在他的两张法国通行证上，因此基德从奥伊斯特湾给他的一位老朋友，也是他在纽约的邻居写了一封信，此人是一位律师，名叫詹姆斯·埃莫特，基德请他到船上来一趟。埃莫特在一两天后来到了船上，和基德谈话后马上回到波士顿，贝洛蒙的总部就在波士顿。埃莫特于6月13日的深夜见到了贝洛蒙，他建议贝洛蒙赦免基德，并向他提交了那两张通行证。

　　 贝洛蒙由于已经接到逮捕基德的明确命令，此时处境困难。但他要从自己的前程去衡量得失，他不敢轻举妄动以防基德跑掉。6月19日，他通过基德的朋友波士顿邮局局长邓肯·坎贝尔给基德送去一封信，他在信中玩弄两面派的手法，花言巧语诱骗这位船长进港。

　　 “我已通知国王陛下的枢密院，并给他们看了这封信，”贝洛蒙写道，“他们的意见是，如果你确实是象你(或者象你的朋友埃莫特)所说的那样清白，那末你就该到这里来。我肯定可以从国王处为你求得赦免，也为你手下的那几个人求得赦免。我知道，这些人对你一直是忠心耿耿的，他们也和你一样，无辱于你从英国接受的任务。我以我的名誉向你保证，我将尽力做到我向你许诺的一切。”

　　 贝洛蒙在给伦敦的另一封信中却暴露了他的真实用心：“用威胁手段不能把他引过来，不如哄骗。”

　　 基德可能由于和贝洛蒙交换信件后过于自信，他这次表现实在不够漂亮。他本来理应将他的全部货物拿到海事法庭去听候处理，可是他却把这些东西视为已有。他很不明智地给贝洛蒙夫人送了一份“礼物”，是许多小玩意儿，其中有一只十分华丽的珐琅宝盒，上面用金子镶嵌着四颗钻石。他到处送东西，慷慨大方，希望讨好所有的人。不过他还没有傻到完全失去警惕的程度。他驾着船到处奔波，把部分财物交给他的朋友们妥为保管。最后他在长岛东部顶端，加德纳先生在岛上的果园内，把他大部分的珍宝埋藏起来，其中有一只装满珍宝的箱子和一盒金子，并从该地业主约翰·加德纳处拿了一张收条。至此，基德船长狡猾地把他全部的财宝都分散窝藏起来了。万一他获得自由，他以后就可以把它们取出来。如果他被监禁，他就可以用它们作为讨价还价的本钱。

　　 基德的妻子萨拉以及他的两个女儿也从布洛岛登上了“安东尼奥”号船。他的两个姑娘在他离开家时一个才三岁，另一个四岁，她们童年时代的几乎一半时间都没有爸爸。长期分离后又团圆重逢，这是激动人心的，但是在眼下这种危难的环境中重逢又带有几分辛酸。萨拉·基德几个月来一直忍受着痛苦，天天好象听见有人在喊叫声中追捕她的丈夫，她很难分享她丈夫对前途的乐观情绪。在开往波士顿的整个航行中，基德全家都一直在船上。在永别之前，他们仅仅团聚了两个星期。

　　 基德全家于1699年7月2日在波士顿上岸，并住进了一家小旅店。基德又轻率地给总督的妻子贝洛蒙夫人送去一笔贿赂，这回是价值一千英镑的金条，缝在一个绿色丝绸包中送去的。可是夫人马上叫人把它们退回来了。第二天，贝洛蒙在市政厅询问了基德。人们很冷淡地要求他详细叙述他离开英国后的所作所为。基德粗暴地回答说，他的水手销毁了他的航海日志。于是总督和市政会议就命令他下去准备一份报告交上来。基德既不能也不愿准备这份报告。最后到了7月6日，市政会不能再等待了，投票决定马上逮捕基德。警察四处搜寻，结果在贝洛蒙家的正门外找到了他。他拔出剑，冲出重围，跑进房子去。他被抓住，并当着此次航行的主要唆使人——国王陛下统治下的马萨诸塞海湾各省的将军兼首席总督暨纽约总督理查得·贝洛蒙伯爵阁下的面被捆绑起来。

　　 贝洛蒙马上把基德投入石头监狱，单独关在一间牢房里并加上16磅重的脚镣手铐。自他被监禁时起，他就被人当野兽般地对待。贝洛蒙向萨默斯勋爵描述这位老船长时，就称他为“恶魔”。英国公司因为名誉受到玷污，而对基德施加了残酷的报复。

　　 对基德的财宝开始了疯狂的搜索。他的家被抄，里面的一切东西，包括他的农服和他妻子的东西在内，都被打包带走。他赠送朋友的礼品都被收了回来。帮他运过货的船只也都被追回来，在加德纳岛上埋藏的财宝也都被挖掘出来。他被捕后三星期，他窝藏的财物的清单就已开出来了：1,111盎司黄金，2,253盎司白银，1磅多重的宝石，57口袋糖，41捆杂货。全部财物在严密的监护下用船运回英同，收入国库。

　　 夏天过去了，秋天也过去了。当冬天乍到时，波士顿市议会担心基德和他的同伙罪犯在石头监狱中冻死，就允许给他们送一些保暖的衣服。十八世纪第一个新年到来，英王陛下的船带来诏书，要求把囚犯带到英国审讯。1700年2月6日，基德被带上一艘船，锁在舱底的一间屋子里，其它犯人都关在炮房里。4月11日，在泰晤士河河口，基德被从海军舰只上转押到皇家游艇“卡德琳”号上，然后开进格林威治。船上有一个班的滑膛枪手准备把他押解到海军司令部。但是当4月14日星期日的一早打开他的舱门时，人们发现他不适于出庭受审。他正生着病，精神处于错乱状态；这位基德船长已经开始从炼狱走向地狱了。他要求人们给他一把刀，好让他自杀。他手中举着一块黄金，要求送给他的妻子。他哀求把他枪毙，不要绞死。

　　 新门监狱是伦敦城的主要监狱，已有五百年的历史。这个地方即使按当时的标准来说，也是一个令人作呕的地方，狱里拥挤不堪，犯人两三人睡一张床，非常肮脏，害虫孳生，脚下满是虱子在咬人，正如一个同屋的犯人所说的，“虱子如同花园中铺地的贝壳那样多。”狱中粪便的恶臭和潮湿的腐霉味冲天，探监的人常常要带一大把鲜花捂着鼻子才能进来，犯人都要用醋好好洗一洗之后才能带到法庭上去。令人不能置信的是，这座监狱的管理竟象私人买卖一样，犯人竟要为自己的牢房付房租，看守人对一切事物都要敲诈勒索。

　　 在这昏暗、散发着恶臭的、喧闹的和残缺破烂的牢房里，威廉·基德被监禁了一年多。1700年5月，监狱看守向海军部报告：“基德船长的头剧痛，四肢颤抖，迫切希望要他的衣服。”在新年之前，不允许他在监狱中锻炼，同时除了他的一个上了年纪的叔叔和婶母外，其他人一律不许探监。不允许他给自己的妻子写信，也不允许他和任何人谈论自己的案子和准备为自己辩护。他完全与世隔绝，衰老多病。

　　 到1701年3月底，基德突然被召到下议院。一个犯人突如其来地被从监狱转到议会，就是在最好的条件下要他对付审讯也是有困难的。基德在议院的审理中对答得很不好，虽然下议院有些议员赞赏他的勇气，但是大多数的议员都认为他粗鲁野蛮，有一位议员还以为他是喝醉酒了。其实，下议院想要了解的并不是基德本人的案情，而是在背后支持基德的民权党的几个勋爵所组织的辛迪加所应承担的罪行。如果他把发起这次远航的民权党的几个政府官员牵连进去，把他们说成是一帮恶棍，而把自己说成是他们的牺牲品的话，他或许会赢得保守党人的宽恕。可是基德对政治上的勾心斗角一窍不通，他看不到这一点，反而一味申诉自己的无辜，因此也等于为民权党的人臣们作了申辩。“我原以为他只不过是一个恶棍，”一个下以院的议员这样评论道，“现在我明白了，他还是一个十足的傻瓜。”第二天，下议院建议他的案子“根据法律应予以起诉。”对他的审讯定在5月8日。

　　 当基德在伦敦法庭的被告席上露面时，他已经在监狱里被关了近两年。仅就这一点说，就很不公正。但还不止这些，还有两件对他不公正的事。首先，那些对他来说是性命攸关的辩护依据——他交给贝洛蒙的法同通行证——已被扣留没有还给他。更令人忧伤的是，直到开庭审讯前的一、两个小时，基德还没有辩护律师。海军部曾拨出50英镑作为他的辩护费，但是那个把法国通行证弄丢的人，直到5月7日晚上还没有把那50英镑交给基德的两位法律顾问，顾问在没有拿到钱之前不能开始工作。于是期待审讯期待了两年之久的基德，只在审讯开始的那天早上才匆匆忙忙地和他的辩护律师简单地交谈了几句。

　　 至少有六位法官对基德船长进行了审讯，分别在5月8日和9日按六项起诉对他进行了四次单独审讯。法官们都是些非常有才智的法律专家，严厉的伦敦陪审团的成员们提了合理而又贴切的问题。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看，这次法庭对他的审讯是公平合理的。

　　 可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一些做法，对受控者来说是非常不公正的。基德既不能进入证人席为自己辩护作证，也不能在关于海盗一事的审讯中由他手下的水手来替他作证。对于国王指定的两个证人，即以前在马达加斯加背离基德的帕尔默和布雷汀汉姆两人的歪曲的证词，没人进行尖锐的反驳，只有盘问。而法庭程序又规定，基德的辩护律师不能进行盘问，只能由基德自己进行盘问，于是这位老海员只好自己笨拙地为自己辩护。

　　 而这些对最后的结局关系不大。零碎的起诉内容竟根本不是关于海盗行为的，而是关于谋杀的：即关于“冒险”号上炮长威廉·穆尔的死亡问题。基德以挑衅作为答辩，“我没打算杀他，”他抗辩说。“这不是预谋的，而是当时我太动感情，我对此从内心感到对不起他。”但是基德为自己辩护时又犯了大错误，辩护得很糟糕，陪审团几乎为此花了一个小时之后，他们才作出裁决，认为基德有罪。

　　 第二天，关于海盗一事的审讯完全是走过场。基德在5月9日一天中，又出庭三次，和其它九个被告一起站在被告席上，就海盗行为的单独审讯进行答辩。人们控告他犯了海盗行为罪，抢劫了“奎达商贾”号、“少女”号即后来改名“十一月”号的船只以及其它三艘无名的船只，两艘摩尔人的，一艘葡萄牙人的。检举人指责基德“是头号海盗，他凶残，无论在陆地还是海上的人都惧怕他，憎恨他。当今没有一个人象他这样做过那么多那么坏的事，也没有那个人比他更能制造混乱和不和，简直集残暴和诈骗之大成。”那两个国王的证人——也是这次起诉的唯一证人——不厌其烦地重复着那一套经过篡改的假话。基德的盘问软弱无力，根本削弱不了证人所制造的印象。他声称，“奎达商贾”号和“少女”号是合法的战利品，因为他们有法国的通行证，其它的船只是因为叛变的水手胁迫他去抢的。然而，他没有任何物证作证明，也没有法国的通行证作证明。基德最后终于明白自己已处于绝望的境地。

　　 “这个人讲的有许多地方是自相矛盾的，”基德在布雷汀汉姆作证时提出了申诉。“他是彻头彻尾在撒谎。”

　　 “你还向他提什么问题吗?”副检察长问道。

　　 “没有了，”基德船长回答道，“他都已经发了誓了，我们的话和起誓还会有什么人听！”

　　 “你还向他提什么问题吗?”法庭秘书又重复问一遍。

　　 “不提了，提了也没什么意思，”基德咕哝道。当审讯将结束时，他插话问道：

　　 “布雷汀汉姆先生，你这不是在用我的死命换你的活命吗?”

　　 陪审团休庭大约半个小时，他们随后宣布基德和其它六个同案犯被告是有罪的。其它三人被宣判为无罪释放。

　　 “你本人还有什么可说的，”法庭秘书问基德，“你还有什么理由不依法律判处死刑？”

　　 “我没什么可说的，”基德回答道，“我是受了恶人作伪证的陷害。”

　　 “你是受国家法律的审判，”秘书继续说道。“现在没什么事了，就等着根据法律判刑。法律判决如下：从这里把你带走，带到你来的地方，然后再从那里把你带到刑场，在刑场上用绞索套上你的脖子，直到死。上帝到时候会来拯救你的灵魂的。”

　　 “我的上帝呵，”基德说，“这个刑罚太重了，我是最无辜的人，我是被作伪证的人给咒死了。”

　　 当基德船长在瓦品第二次被捆绑吊起来时，这根绳子没有断。由于他身体较重，很可能断气快一点。当他停止挣扎时，行刑者就把他放下来，按照海事法庭法律的规定用铁链把他的尸体绑在一个柱子上，让泰晤士河潮水一起一落地冲刷他三次。然后将尸体捞起来，涂上沥青，再用铁条捆好，尸体的头则用一个金属的铠套套起来，这样，当肌肉腐烂后，骨骼和头颅仍然保持原状。然后把尸体吊在一个用了10英镑特制的绞架上，绞架位于泰晤士河口的梯伯里，让所有进出泰晤士河的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其目的就象海事法庭关于威廉·基德船长的最后判决书上写的那样，“可以当作对将要去犯罪的人的一个恐吓性的警告。”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涂了油的基德尸体在那里究竟挂了多长时间。据一些记录说，几年后还有人看见过它。日晒、雨淋、霜冻，使它腐烂消融。海鸥啄掉了它的眼睛。随着时间的流逝，轰动一时的基德案件已在人们记忆中逐渐忘却，和这一案件有联系的登场人物也已各得共所。

　　 和基德一起宣判有罪的六个人中，只有一个人被处绞刑。其它五人被判缓刑。就在基德处死后不久，他们中有两人，尼古拉斯·邱吉尔和詹姆斯·豪，每人给了新门监狱的监狱长315英镑，以后就被释放了。他们驾船路过基德的绞刑架，前往宾夕法尼亚，在那里，他们从地里挖出了价值2300英镑的阿拉伯黄金，这是他们第一次和已故船长到达此地时埋藏起来的。国王的证人帕尔默和布雷汀汉姆在基德死后三天得到了完全的赦免。卡利福德船长，即基德的水手早先在马达加斯加投靠的那位海盗，也与基德同一天在伦敦法庭受审，但是由于他是早先在国王特赦令的感召下自首的，因此一年后他被释放了。

　　 基德的家属经受了他坐牢和死亡的痛苦之后，侥幸地活下来了。在他被捕后的两年中，他们在纽约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但在他被处死后十八个月，他的遗孀又嫁给了一位有名望的政客，他在新泽西过了四十三年舒适的生活。他的女儿们都长大结婚了，而且都有了自己的孩子。至于贝洛蒙勋爵，这个第一个用奸计陷害基德船长的人，在基德被处死之前大约三个月就死了。“他耗尽了他的精力，”贝洛蒙的遗孀在给伦敦的一封信中诉苦说，“他为国王效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基德早先交给贝洛蒙的法国通行证，后来在伦敦档案局找到了。从“奎达商贾”号上没收的黄金、白银、珠宝、丝绸和印度纱都交给了王国政府，经拍卖，卖了6472英镑。现在格林威治的国家海洋博物馆的一栋楼，就是用基德的钱买的。虽然许多人都在寻找基德船长埋藏的财宝，但是没有一个人找到这些东西，因为本来就没有什么东西留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