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战略定义和基本原理（下）
作者：[瑞士] A.H.若米尼 著
出自————《战争艺术概论》
出自————《西方军事著作》
第二十二节战略线
我们在第十九节和第二十一节中，已经提到主要不同于作战线的、机动的战略线。此外,给战略线下个定义，是不无益处的,因为有很多军人往往对战略线和作战线混淆不清。
从第十九节中可以看出，战略线通常有好几种。我们在此不拟着重研究由于其所处位置和与国家地理形势关系而属于一般性重要战略线和永久性重要战略线，如多瑙河和马斯河之线，以及阿尔卑斯山脉和巴尔千山脉。我们之所以不拟在此就这方面多说，是因为它们是属于我们前面已经谈过的战争区的决定点和防线的范围;根据自然地理来看，它们纯属研究欧洲军事地理应予详加解决的问题;再说，这样范围广大的地理描述，不可能同在这方面做出了光辉榜样的卡尔大公对南德意志的详尽描述完全一致。
“战略线”也可指所有由某一个要点到另一个要点之间的、一切最直和最有利的交通线，以及由我军的战略正面到所有各月标点之间的交通线。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看出，整个战争区都有许多这种路线交错。但是，真正有价值的路线，只是那些至少在某一时机为军队遂行某项任务所必须通过的路线。由此可见，在为整个战局所选择的主要作战线与战略线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战略线是暂时性的，是象军队的作战行动一样变化的。
最后，除物质战略线和地区战略线以外，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还有在配置和选择方面兼有上述两种战略线特点的一种战略线。这种战略线可以决定机动的各种不同类型，我们将其称为机动战略线。
假使一支军队以德国为它的总战区一总棋盘，那么它所选择的作战地区，可能是在阿尔卑斯山和多瑙河之间，或是在多瑙河和美因河之间，或是在弗兰肯和海之间。在所选择的作战地区中，这支军队也许会采取一条单独的作战线，或是最多采取两条向心作战线，而这些作战线，可能采取内线方向，也可能采取外线方向。这样，随着战役的发展，它也可能连续采取二十条不同的战略线。开始时，它的每翼可能采取一条通往总作战线的战略线;然后，假使是在多瑙河和阿尔卑斯山之间的地区作战，那么它就可能依当时发展的情况，而采用下述各种不同的战略线:由乌耳姆至多瑙佛特和雷根斯堡，或由乌耳姆至蒂罗尔，最后，或由乌耳姆至纽伦堡和美因茨。不论采用哪条战略线，这都将根据当时情况的发展来决定。
因此，只要不怕因混淆用词而受指责，就可以断言，在前节中给作战线所下的一切定义，对战略线也适用。应该指出，由这些定义所产生的规律也同样可应用于战略线。为了实施决定性突击，战略线应是向心的，而在胜利之后实施追击时，又应是离心的。战略线很少是单独一条的，因为一支军队很少只沿一条道路运动;不过当战略线采用二线，三线甚至四线的时候，假如敌我势均力敌，就应该采取内线的方向;假如我军势力远比敌人强大，就应该采取外线的方向。诚然，有时在敌我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也可不一定照此规律行动，而可派一个独立军采取外线的方向运动，不过采取这种方式作战要有个条件，就基要不必冒太大的危险，便可取得重大战果。然而，这不适用于主力大部队，而只适用于一些非主力部队。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单独阐述。当我军进攻方向是指向敌军作战正面的两端时，当然战略线就不可能采取内线的形式。
由此可见，前节所列有关作战线的规律没有必要在此重述。读者不会对我们避免重复提出指贵。显然，他们自己也会运用这些规律。
然而，我认为应该在此指出的，还有一条规律，即:在选择暂时性战略线时，一定要注意到，要使我方的作战线避免完企暴露，避免敌人攻击。不过有时为了要使我们脱离重大危险，或者想要取得巨大成功，偶然也可以不遵守这一规律。但是，这种冒险行动在时间上决不可以太久,同时还要准备好自救计划,其方法如以上所述，可以突然改变我军的作战线。
我们可以把这些不同的办法同历史教训加以对比。这是要理解这些办法的好办法。我们就用滑铁卢会战作为说明的第一个战例。普鲁士军队以莱茵河作为基地，其作战线是由科隆和科布伦茨通往卢森堡和那慕尔。惠灵顿的英军则以安特卫普为基地，其作战线是通往布鲁塞尔的最短路线。由于拿破仑向弗勒吕斯突然进攻，遂使布吕歇尔采取与英军基地平行的路线进行交战的决心，而没有采取与自己的基地平行的路线交战;对自己的基地他显然一点也没有感到不安。布吕歇尔采取这一方向是可以原谅的，因为这样他一方面在必要时，可以重新回到威塞尔，至少可以回到奈梅根，另一方面在迫不得已时，还可以在安特卫普求得庇护。但是，普鲁士军队假使没有强大的海军同盟而犯此类错误，那就可能全军覆没。
布吕歇尔在科尼被击败之后，开始退到让布卢，后又退到瓦夫勒。在瓦夫勒只能从三条战略线中选择一条。这三条战略线是:一条直通马斯特里赫特;一条略向北面通往芬洛;另一条可通往在蒙圣让的英军防线。布吕歇尔大胆地选择了最后这条战略线;由于采取战略内线作战，终于取得了胜利。对于拿破仑来说，这也许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忽视这样的战略线。事实上很容易看出来，从让布卢经瓦夫勒至蒙圣让这条线，既不是普军的作战线，也不是普军的战斗线，而恰恰是机动战略线;这是中心线或内线。布吕歇尔选择这样的机动战略线，可以说是相当大胆的，因为这样便使他的天然的作战线暴露在敌人面前，其目的是要从两军会合中求救。这一会合太重要了。因此，从实质上来看，他的决心是符合战争原理的。
内伊在登涅维茨的行动,可算是一个不成功的战例。他离开维滕堡向柏林方向前进中，向右面行动，以期达到联军的极左翼。但是，他这样的行动却使他一开始的退路就直接受到了在人数和素质上均占优势的敌军的威胁。的确，内伊的任务是要同企图经赫尔茨贝格或卢考，与他会合的拿破仑会合。但在这种情况下，这位元帅本应起码从行军第一天起，就采取一切为保障变换战略线所需的战术和勒务措施，并让部队了解这一情况。然而，不知是由于记性不好，或是由于甚至就厌恶退却的这种思想，这一切，他都未做。他在登涅维茨所受的惨痛损失，就是这一疏忽行为所造成的可悲后果。
拿破仑1796年通过布伦塔山口运动的那次战役，是更可以说明战略线各种问题的一次战役。他的主要作战线是从亚平宁山至维罗纳。他迫使乌尔姆泽向罗韦雷托败退，并在决心为实施追击而进入蒂罗尔后，沿阿迪杰河谷进抵特兰托河和拉维斯河。此时,他得知乌尔姆泽经布伦塔向弗留利挺进,妄图从背后对其实施突击。此时,拿破仑必须从三个决心中选择一个决心。这三个决心是:(一)冒着失败的危险，留在狭窄的阿迪杰河谷;(二)经维罗纳后退，去等待乌尔姆泽;(三)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行动，但却是冒险的，即随乌尔姆泽后面，进入布伦塔河谷;这个地区两边环抱陡峭的山峰，其两条出路都可能在奥军据守之中。
拿破仑面临这三条可以选择的路线时，丝毫没有犹豫不决，他把部将沃布瓦留在拉维斯河地区防卫特兰托，而自己则率领其余部队向巴萨诺前进。这一大胆行动的辉煌胜利是尽人皆知的。当然，由特兰托至巴萨诺的这条路线，根本不是拿破仑的作战线，而是他的机动战略线。他采取这条路线的机动，比布吕歇尔向瓦夫勒的机动更为大胆。不过，这一行动为时很短，仅有三、四天时间。过此以后，拿破仑将在巴萨诺不是取胜，就是被战败。假使他取胜，那么他就为自己打开了一条直通维罗纳和他的作战线的道路。反之，假使他被战败，他却可以最快的行军到特兰托，由特兰托与其部将沃布瓦会合，然后向维罗纳或佩斯杰拉退却。这个地区的地形险阻，一方面固然使拿破仑的机动困难，但另一方面也对他的机动有利，那就是即使乌尔姆泽在巴萨诺取胜,他也无法阻止拿破仑退往特兰托,因为在该方向上没有一条路可为乌尔姆泽用于先机制敌。当时奥国将领达维多维奇正在拉维斯河地区,只有他从特兰托赶走沃布瓦,才能使拿破仑陷于困境。但是，这位奥国将领刚在罗韦雷托被击败，对法军几天来的活动一无所知，早已成为惊弓之鸟，甚至根本就不曾考虑过在拿破仑于巴萨诺失败后卷土重来之前再转入进攻。假使达维多维奇追遇沃布瓦至罗韦雷托，那么他就可能在阿迪杰河的这个峡谷里受到法军两支大部队的夹击，从而遭到象旺达姆在库尔姆那样的命运。
就我这一事件不厌其详地说了这么多，其目的是要说明，假使对于时间和距离能够计算得准确，再加上有高度的积极性，那么有些似乎完全是冒险的行动，却往往可以获致很大的成功。由此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有时可以给一支军队规定一个会暴露作战线的短时间的运动方向，但是此时必须预先采取一切措施，预防敌军利用这一情况对我袭击。为达到这一目的，首先必须行动迅速，其次必须极力以佯动欺骗敌人，使敌人不了解真实情况。然而，这是一种最大胆的机动，只有在十分急需的情况下才可以采用。
我们认为，关于这种机动战略线的各种问题，我们已讲得非常清楚了。现在每个读者都可以据此来评价各种不同的机动战略线，评价在选择机动战略线时所必须遵循的规律。
第二十三节用临时基地或战略预备队保障作战线的方法
当攻入某一个敌国时，可以，甚至必须要建立一些临时基地。这种基地当然不会象在本国的基地那样坚强可靠，然而可作为短时间的基地使用。一切河川，凡是有桥头阵地的，其沿岸有一个或两个可免遭突然袭击的大城市的，有掩护良好可用于军队补给和预备队集中的广大场地的，都是最好的临时基地。
然而，假使敌人就在附近，足以威胁到由这一基地到本国边境内真正基地之间的作战线，那么这条线当然就不可以作为临时基地使用。例如，在1813年，假使奥国继续保持中立，那么拿破仑就可以用易北河来作为一个真正良好的基地。可是,由于奥国已经对他宣战，致使这条线陷于腹背受敌，只能当作一个短时的依托点使用。假使军队在该线受到强大突击，并且失利，那么要利用这条线就是很危险的。
由于在敌国境内被击败的任何一支军队，与本国边境的联系，总有被敌人切断的危险。所以一支军队若要在该国坚持下去，就必须承认，这些距离遥远的临时基地，只能当作一种临时性的依托点使用，而不能算是真正的基地，因而在某种意义匕说，这属于临时性防线的范畴。
无论如何，决不应指望在敌国境内总能找到安全位置，既可避免被突然袭击，又可用作建立临时基地的有利依托点。在此种情况下，可以用这个近代特别发明的战略预备队米代替临时基地。战略预备队的利弊值得单独详加探讨。
战略预备队
预备队在现代战争中有很大的作用。对于这一点，在过去几乎没有人能认识到。而现在，从筹备国民后备军的政府起，直至一个步兵排长，都想能有自己的预备队。
关于国民后备军，我们在战争政策那章中已经谈过，仅在紧急情况下才动用这种后备军。凡是英明的政府，除了这种国民后备军而外，都必须聚积精良的预备队，以补充作战军队。而指挥官则应善于使用自己所控制的预备队。一个国家,应有自己的预备队。一支军队，也要有自己的预备队。每个军、每个师,甚至每个支队，也都应保障有一支预备队。
一支军队通常可以有两种不同的预备队:(一)在战斗线上准备战斗的预备队;(二)用于补充军队的预备队，这种预备队在继续完善其组织的同时，可以在战争区占领要点，同时也可成为战略预备队。当然，在很多战争中，有的根本没有考虑过预备队，最后也取得了胜利。预备队的建立，不仅应根据兵力的大小决定。同时还应根据本国边境的天然地势，以及作战正而或作战目标至作战基地间的距离，来作决定。
但是,当一支军队一旦决定要入侵别国时,自然应想到有被迫转入防御的可能性。所以,假使能在基地与作战正面之间建立一支中间预备队，这支预备队就能同作战军队的预备队带来同样的益处，因为它可用于增援任何受敌威胁的地点，不会因此削弱正在作战的军队的力量。诚然，建立这样的预备队，必然要从作战军队的编成中抽出几个团的兵力，但是不能不看到，任何稍大规模的军队，都总会得到国内的支援，都必须训练新兵和动员来的民兵，都必须利用团补给站和归队人员。因此，若能为准备弹药和装备而组织中心补给站体系，使军队的来往过路支队在补给站聚集，并给补给站补加几个强营，以使其更加稳定，则可建成很有益处的预备队。
拿破仑在他的每次战争中，总不忘记组建这样的预备队。他甚至在1797年向诺里克阿尔卑斯山①的鲁葬的远征中，还在开始时,把在阿迪杰河上的茹贝尔军留作预备队,后来又把由罗马回来的维克托军留在维罗纳近郊作为预备军。1805年，内伊和奥热罗的两个军先后在蒂罗尔和巴伐利亚州起过这种预备队的作用，后来莫蒂埃和马尔蒙的两个军在维也纳也起过这种预备队的作用。
拿破仑于1806年进行的战争中，曾在莱茵河上.建立过这种预备队。莫蒂埃曾用这种预备队征服黑森大公国。同时，在美因兹建立了由克勒曼指挥的辅助预备队，用于在莫蒂埃被调往波美拉尼亚时，逐步占领莱茵河和易北河之间的几个国家。当拿破仑决定在这年末向维斯瓦河进军时，曾卧高气扬地命令集结易北河上的一个军团。该军团的兵力应达六万人，其目的是掩护汉堡对抗英军，并对奥地利施加压力，而奥地利军队的部署目标和它切身的利害关系都是显而易见的。
普军于1806年在哈雷也曾建立过这样的预备队，但对这一预备队配置不当。假使这种预备队是建立在易北河上的维腾堡或德绍，并在该地尽到自己的天职，那就有可能为霍恩洛厄亲王和布吕歇尔争取时间进抵柏林，或者至少进抵什切青，从而拯救普军。
当在一个具有双重作成正面的地区行动时，这种预备队特翔有利，可以遂行双重任务:一方而可以监视第二正而;另一方面，当敌军威胁到我军翼侧，或者我军主力因失利而向预备队方向撤退时，还可以根据需要协助主力作战。然而，自不待言，必须避免分散兵力，防止危险。所以每当不组建预备队时，总是要冒险的，或者至少只能动用兵站。显然，只有在进行远距离入侵时，或者是在受到入侵威胁的本国腹地作战时，这种预备队才有用;因为，假使我军作战地区离本国边境仅有五至六日行程的距离，目的是攻占一个毗邻的省份，那么这种预备队就将完全成为一支不必要的部队。当在本国作战时，往往可以不用这种预备队。只有当国家受到敌人严重入侵的威胁时，当需要动用每个临时征召的新兵时，才需要建立这种配置在营垒的预备队;而这种营垒应有作大兵站的要塞作为掩护。究竟能杏正确确定建立这种预备队的时机，这要由将领们的才智根据国家的状况、作战线的纵深、设防地点的特点和与敌国的距离来作决定。同时，将领们还应决定预备队的配置位置，应注意尽量不要削弱作战部队的力量;假使抽调精锐的师来组建预备队，那就必然减弱作战部队的力量。
①诺里克阿尔卑斯山，中欧的古地名，北至多瑶河，东至奥匈边界，西至瑞士东部的一大片土地。一译者
可能有人认为我没有必要说明:这种预备队必须在国境线上的真正基地和作战正面之间，或者在作战目标和这一基地之间,占领各个最重要的战略点。它们应守卫攻占的要塞，而对尚未攻占的要塞则应进行监视。假使没有任何工事可作为这种预备队的依托点，那么预备队就可以自行修建一些营垒或桥头工事，以便掩护军队的大兵站，并增强自己阵地的抵抗能力。
最后，凡是我们在第二十节所谈的关于防线和作战枢纽的理论，对于临时性基地和战略预备队，也都可以适用。战略预备队若有位置良好的枢纽地带，那就更具有双倍的优势。
第二十四节旧式阵地战体系和现代运动战体系
旧式战争体系是采取阵地战形式的。这种形式的作战是有条不素地进行的,军队驻在营寨里,补给品直接取自自己的仓库和面包房，交战时可以彼此看到，其作战目的是:有的部队围攻要塞，有的部队坚守要塞;有的部队要攻占一个小省份，有的部队则坚守一些所谓坚不可摧的要点，这种战争方式从中世纪起，一直沿用到法国大革命时代。
在这次大革命的过程中，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但是开始所出现的各种体系，在战争艺术上，并不都是先进的。1792年的战争方式和1762年的战争方式还是一样的:法军凭险固守要塞，而联军则安营扎寨实行围攻。直至1793年，当共和国发现自己在内外正面均处于被攻位置，面投入大量的人员和十四个军团对敌军作战时,由于需要,才采取了新的作战方法，这些军队在既无营帐，也无耕饷，更无仓库的情况下行军或宿营，它们的机动性增加了，结果这就变成了一个成功的因素。革命军队的战术也改变了。它们的指挥官让士兵成纵队作战，因为这样比成横队更便于指挥，同时还因为他们的作战地区被佛兰德和学日山脉所切割。指挥官们以一部兵力编成散兵线，以掩护主力纵队行动。
这种作战方式，完全是环境的产物，一开始就获得了惊人的成功，打乱了普奥两军及其将领们的传统的习惯作战方式。在这些将领中，马克更为突出，人们把科布尔格的胜利都归功于他，由于他颁发守则，要求延长线式战斗队形，以便用这样很薄的战斗队形来对付那些散兵，从而使他的名声大振!这个可怜的人并没有看到，这些散兵只是虚张声势，大型的纵队才是真正攻占他的阵地的主力!
法兰西共和国的头一批将领，只能算是在战场作战的战士。主要领导指挥权都在卡尔诺和公安委员会手里。有时指挥得也不错，但是常常却是很糟的。然而必须承认，这次战争中，最好的一次战略行动是由卡尔诺指挥的。这是1793年末的一次机动，当时以一支精锐的预备队轮番增援敦刻尔克、莫伯日和朗道;这支为数不大的部队，运往前线后，在当地部队的支援下，终于肃清了法国领土上的敌人。
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说过，1794年的战局开始是不成功的。摩泽尔军团向桑布尔河战略机动，是由于当时情况的要求实施的，而不是按预定计划实施的。然而，这一机动却决定了在弗勒吕斯的胜利，也决定了攻占比利时的胜利。
1795年，法军犯了这样的大错，以致人们把这些错误认为是叛卖行为。比马克和科布尔格更卓越的克莱尔法特、夏特莱尔和施米特指挥的奥军表明，他们对于战略是很精通的。
尽人皆知，1796年卡尔大公曾以一次机动打败了茹尔当和莫罗，那次机动不过就是运用了内作战线而已。
在此之前，法军都是在宽大正面上展开，一方面因为这样便于找到补给的给养，另一方面还因为他们的将领们认为，把自己的各师成一线配置，使各师指挥官能按照自己的判断酌情指挥战斗，似乎是一种好的作战方法。他们在预备队里仅留一些小部队，一旦敌人击破任何一个师时，这些小部队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这便是当时的情况，直至拿破仑初次攻入意大利，这种局面才为之改观。他的军队所具有的高度机动性，使奥地利人和皮埃蒙特人不知所措。因为他使部队免除了一切不必要的物资负担，因而他在快速性上超过了所有现代的军队。这样，他用一连串的行军和战略行动，就征服了意大利半岛。
1797年他对维也纳的快速进军，似乎是鲁葬的，但事实表明，为了在莱茵河方面的增援到达之前，能够战胜卡尔大公，却必须这样行动。
1800年的战局更有特点，在制订战争计划和选择作战线方向的方面，都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我们在第十九节中所谈的，其目的至少是说明,俘获或歼灭敌军整个野战军的那些勇敢的军事行动，都是由此找到根据的。战斗队形的延伸距离已经缩短，军队编成几个大的军,每个军编有二至三个师,这种编制更加合理了。从这时起,现代战略体系便达到了顶点,因为1805年和1806年的战局，不过是1800年所解决的这一重大问题结出的硕果而已。
至于拿破仑认为那种完全确立了的纵队和散兵线战术，由于太适合于意大利的切割地形，致使他不得不在意大利加以采用。
现在就发生了一个严重而主要的问题:拿破仑的这种战争体系是否对任何人都适用，是否任何时候，对任何军队都适用，或者与此相反，有的政府和将领考虑到1800-1809年的事件后，会否重新采用有条不紊的阵地战体系呢?请读者把七年战争时的行军和野劳同这个“七周战争”①的行军和野营加以比较，或者同1805年由布洛涅营寨向摩拉瓦河平原出发后三个月的情况加以比较，然后再请判定，究竟是拿破仑的战争体系优越，还是旧的战争休系优越。
法国皇帝拿破仑的战争体系就是，每天行军四十公里，再作战，尔后宿营休息。他曾亲口告诉过我，除此以外，他就不知道再还有什么其他的指导战争的方法了。
也许有人会对此提出异议说，因为这位伟大的统帅具有一种冒险的天性，他所处的地位不同，法国全民的精神状况不同，所以才会使他敢于采取一种非常的作战体系，而这种体系是一般的世袭帝王,或其他普通将领所绝对不敢冒险采取的。如果这种说法是不容置疑的,那我就认为,在长距离入侵和阵地战这两种体系之间,总会有一个折复体系。所以我们不必模仿他的鲁莽行动，而可沿着他开辟的道路前进。阵地战体系可能被长期废除，或者至少也必须进行修正和改进。
当然，由于采取了运动战的体系，战争艺术得到了丰富，但是人类却从中得不偿失，因为大批军队迅速行军，到处宿营，并且就地征集给养，这同第四世纪至第十三世纪期间，游牧民族的进军给欧洲所造成的破坏简直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在短期内，这种作战方法却决不会被人类所摈弃，因为从拿破仑的战争中，我们认清了一个伟大的真理，那就是单靠国家幅员的广大已不再能保障国家对敌人侵略的抵抗了。一个国家要想获得安全的保障，必须要有良好的要塞体系和防线体系;必须要有完善的预备兵役制和军事制度;最后，还必须要有良好的收治制度。同时还要在全国处处都把居民组成民军，以供作战军队当作预备兵力使用。这样就可越来越有力地支援准备投入战斗的部队，使作战军队变得更加坚强有力。军队的数量越多，就愈需要行动神速和速决的作战体系。
①这是拿破仑给1806年战局定的名称。
假使以后社会秩序更加安定，各国人民不再为自身的生存进行斗争，而只为一些具有相对价值的利益，如为保卫边界的完整，为保持欧洲的均势，才起来打仗，那么到那时就可能有新的国际法，就可能做到仅在较低的水乎上保持力量的对比。到那时，在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中，可能再出现人数达八至十万人的军队;这些军队可能重新采用介乎拿破仑的猛烈袭击的体系和上一世纪强固阵地(starke positionen)的稳扎稳打的体系之间的一种混合体系。但是，直至这样的时代到来之前，我们还必须坚持能够创造辉煌战例的运动战体系，因为谁假使在强敌面前首先放弃这种作战体系，谁就可能成为牺牲品。
对于行军的学问，现在不应该仅理解为战争勒务的一些细节何题，如保障军队纵队的编成具有良好的秩序，精确计算纵队出发和到达目的地的时间，采取纵队运动时的预防和警卫措施，保持纵队与运动目标之间的通信联络，有关司令部职责重要部分的一切问题。因为除了这些具体细节问题而外，还有些属于战略的大规模行动的行军荷题。举例来说，拿破仑为攻击梅拉斯的交通线而经圣贝尔纳山口的行军，1805年为切断马克退路而经多瑙佛特的行军，以及1806年为包抄普军而经格拉的行军;还有苏沃洛夫为先麦克唐纳攻占特雷比亚河上的都灵而实施的行军，和俄军先向塔鲁季诺后向克拉斯诺耶的行军，这都不是关系到战争勤务，而是关系到具有战略决定意义的行动。
事实上，这些巧妙的行军，也就是以各种方法运用，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而现在在这里还要再加以发展的这条原理:实现出色的行军,也就是把我军主力投到决定点上去。正如我们在第十九节曾试图指出的那样，整个的军事科学就在于确定这个点。事实上，经圣贝尔纳山口的行军，假使不是采取指向敌人战略正面翼侧并由此指向敌人退路的作战线,那又是什么呢?在乌耳姆和耶拿的行军，假使不是这种机动，那又是什么呢?布吕歇尔向滑铁卢的行军，假使不是运用我们在第二十二节所说的战略内线，那又是什么呢?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切战略运动，只要它的目的是想把我军主力连续地投到敌人作战正面的不同点上，这都是巧妙的行军，因为它是应用主要原理，以主力各个击破敌人。法军1793年末从敦刻尔克至朗道的战役，拿破仑在1796、1809和1814年的行动，都可以算是这种行动的范例。
在行军的学问里，有一点是很重要的，那就是要善于安排纵队的运动，在使各纵队不处于暴露在敌人面前的情况下，而采取最大的战略正面，一直保持至这些纵队摆脱敌人所能控制的范围为止。用这种方法，可以欺骗敌人，使其无法判明我军当前行动的真正目的，而且可使我军的运动既便利，又迅速。其次,还可使我军便于获取给养。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善于在需要进行坚决突击时,预先采取保障集中兵力的措施,即集中主力的措施。这要交替运用离心和向心运动，这也是对一位伟大统帅的真正的考验。
所有这些问题，都无必要加以展开阐述，因为关于它们的应用，均已包括在我们前面所已阐述的基本原理之中。
另外，还有一种行军，叫做“侧敌行军”，我们必须加以研究。人们往往认为这种行军是胃险的机动，但却从未给以满意的解释。假使“侧敌行军”这个术语的含义，只是指的是在敌人战斗线前实施的战术运动，那毫无疑问，这种侧敌行军是很困难的，尽管有时也会获得成功。假使这个术语的应用，是属于一般战略性的范围，那么我就认为它并没有什么危险。当然，这也不能忽视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在一次战略运动中，敌人两支战斗部队之间的距离往往为两天的行军里程(包括敌人前卫与其纵队之间的距离)。在这种情况下，从这一位置向另一位置实施的战略转移，决不会有任何危险。
不过，在下述两种情况下，这种侧敌行军是绝对不可采用的。第一种情况，就是当我方所选择的一切作战线、战略线和作战正面，在整个战役中，对敌人来说也是侧敌的。对德累斯顿和拿破仑的二十五万人大军不予考虑而向莱比锡运动的著名计划就是如此。这一计划是1813年8月在特拉亨贝格制定的。假使不是因为我在容费尔泰尼茨向亚历山大一世提出的建议促使他改变了决心，那就可能成为不可挽回的错误。第二种情况,就是作战线太长，如同拿破仑在博罗季诺那样，而且只有一条退路。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侧敌运动，都有被包围的危险，都可能是严重的错误。
在有许多各种次要交通线的国家里，侧敌运动的危险较小，因为假使一旦受到敌人攻击失利，就可以根据需要变换一条作战线。部队人员的体力和精神状况，以及指挥官和部队的坚毅精神,这一切都对这种运动是否适当会有影响。
事实上，人们常常提到的向耶拿和乌耳姆的行军，如同越过基乌泽拉向米兰的机动，以及帕斯克维奇元帅为在奥谢茨克渡过维斯瓦河而采取的机动一样，都是真正的侧敌行军一-机动。众所周知，这些行军获得了多大的成功!
但是，若是面对着敌人，而在翼侧采取战术运动，那就完全不同了，内伊在登涅维茨，马尔蒙在萨拉曼卡，和腓特烈大帝在科林，都因采取这种战术运动而遭到了失败。
但是，作为光辉战例载于战争艺术史册的腓特烈大帝在莱登的机动，却是真正的在战术上的侧敌运动《见《论大规模军事行动》第六章)。不过，这次侧敌运动有大量的骑兵巧妙掩护，有高地可以隐蔽，面且是在敌军驻在营垒未动的情况下实施的。这次侧敌运动之所以能获巨大成功，是因为在突击时，真正受到攻击的是道恩军队的侧翼，而不是腓特烈军队的侧翼。此外，还必须承认,战斗中为避免整队时排需要向左或向右转进行展开,而采取旧体系的横队运动时,与敌人路线平行的运动，并不是侧敌行军，因为那时各纵队的翼侧实际上正是战斗线的正面。
欧根.萨瓦亲王为袭击法军营寨而迂回都灵所实施的卓越行军，比在莱登地域的行军更令人吃惊，而且其所获成功也不亚于后者。
我再重复一下，在所有上述交战中，这些运动都是战术运动，而不是战略运动。欧根亲王从曼图亚至都灵的行军，是本世纪最大规模的战略行动之一。但是，那是在交战前夕为迁回法军营寨而采取的运动。总之，这五天当中所取得的不同战果，再一次证明了战术是变化多端的。
至于行军中的勤务方面，虽然它们只是属于战争艺术的次要部分,但是它们对于大规模军事行动却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以至可以把它们看作是战争艺术的一个执行部分。所以我认为我应就勤务问题略予阐述。至于一般勤务问题的一些观点，我将在第四十一节阐述。
第二十五节补给仓库及其与行军的关系
与部队行军最有密切关系的问题，就是补给仓库的问题，因为要完成快速和远距离的行军，就必须要有给养供应，而要供养一支庞大的军队，尤其是在敌国，那真是一种最难的艺术。有位总军需官在这方面发表过专著，我们在此仅将其与战略有共同点的地方介绍给读者参考四。
古代的补给体系很少有人知道，因为韦格蒂乌斯所说的罗马人的军事经济问题，根本不足以向我们说明这一复杂领域里的各种问题。有一个现象将永远令人很难理解，就是大流士和薛西斯如何能够在色雷斯(鲁默里)供养他们那样庞大的军队，而现在我们想要在那里供养三万人都是非常困难的。在中世纪，希腊皇帝，野蛮人，以及后起的十字军，也都曾经在那里维持过相当大的部队。
①从首曾为快军总军需官的康克林伯爵的著作最值得注意，在补给艺术方面，如此令人满意的著作是不多的。
恺撒曾经说过，一定要以战养战，由此人们可以得出一个一般的结论，就是他总是依靠他所经过的地区来供养他的军队。
中世纪常有各种大规模的移民行动。象匈奴人、汪达尔人、哥特人和蒙古人都曾经到过欧洲;假使要知道他们的准确人数，以及他们在途中是如何维持生活的，那是一个极为有趣的问题。十字军的补给制度也很值得研究。但是，由于这个问题缺乏各种资料，所以只能靠推论和猜测来研究。
应该想到，在近代史的初期，法兰西斯一世的军队入侵富铙的意大利而越过阿尔卑斯山时，他们并没有携带多少补给品，因为当时他的军队不过只有四至五万人，在富饶的提契诺河和波河的河谷中，是不难得到补给的。
路易十四和腓特烈二世指挥的军队，人数更多，而且是在本国境内作战，其正规的补给，完全是依靠跟进的仓库和而包房。这给作战行动增加了很大困难，因为军队不能远离仓岸，而影响军队离仓库的距离的因素很多，如运输工具的状况，可能车运和携带的口粮的数量，车辆到仓库和返回兵营所需的天数，都有决定性影响。
到了法国大革命的时期，由于客观的需要，便不再重视补给仓库了。侵入比利时和德国的大军，往往用向居民摊派、强征和抢劫的方法来搜集各种物资，而自己并不带任何储备品。当军队在比利时、意大利、施瓦本，在富侥的菜茵河和多瑙河两岸时，特别是当军队成数路纵队运动，而且兵力不超过十至十二万人时，行军时要住在当地人民的家里，悬完全可以的。但是，这在别的国家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在俄国、瑞典、波兰和土耳其，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显而易见，当一支军队在运动中，若能让士兵没有别的负担，可充分发挥两条腿的作用时，那么这支军队的行动会多么迅猛!拿破仑就是用这种办法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他用这种办法用得太过份了，甚至在一些不可能使用这种办法的敌国，他也使用了这种办法。
军队的统帅，应善于利用其所入侵的国家的一切资源，以保障其军事行动。假使当地的行政机构依然存在，就应利用它们以分摊的办法征收供给品，或用合法的办法，尽量给予补偿的办法来征收供给品。假使当地没有这种行政机构，就应该利用当地的显要人物，建立临时政权，使它具有相当的权力，以为我方服务。所有搜集得来的补给物资，都应该集中在根据作战线原则，最有利于军队运动的可靠地点。为了节省给养的消耗，还应把更多的部队尽量安置在城市和乡村，不过应向居民付住宿费。军队除征集食品和饲料外，还应征用居民的辅助车辆，以便向军队驻地运送给养。
如果要为谨慎行事、不预先建立补给仓库来确立一套规则，那是困难的。同样，要在可能建立与不可能建立这种仓库之间划出一条明显的界线，也是困难的。国家的状况、季节、兵力和当地人民的精神，这一切都是有影响的重要因素。然而，仍可归纳出以下十条一般规律:
(一)在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居民又无敌对情绪的国家里，对一支十至十二万人的入侵军队来说，为了能不冒险便可占领一个相当大的地区而向远离自己的敌人挺进时，可在整个作战期间，都依靠当地资源保障运动。但因首次战役总不会持续一个月以上;在这段时间里，主力部队都是在运动中，所以依靠原有的储备品，完全可以满足军队的临时需要，特别是可以满足停留在一个地方的部队的需要。例如，拿破仑的军队，当要围攻马克，而一半兵力包围乌耳姆时，在攻下该城前，都是靠面包干维持作战的。假使当时没有面包干，是可能不会取胜的。
(二)在这一段时间里，应采用一切手段，利用当地所能提供的一切物资，组成补给品仓库，以便在军队完成第一阶段作战任务后，满足休整或遂行新任务的需要。
(三)不论用购买的物资或征收的物资所建的仓库，都应该以梯次形式，尽量配置在三条不同的交通线上。因为这样，一方面，可使军队每翼都能得到供应;另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扩大征收地区;其次，假使不是对所有的仓库，至少对一部分仓库，也是一种最好的掩护方法。为了达到最后面的这个目的，设好应把这些在军队两翼的补给仓库，配覺在通向一般位于中央的主要作战线的道路上。这种配置具有两个主要的优点:第一，由于这样配置仓库，距离敌人较远，所以能更好地保障仓库免遭敌人突然袭击;第二，当敌人在主动权方面暂时取得优势时，便于我军采取向心方式后退，以便在作战线的某一个点上会合，尔后转入进攻，向敌人袭击，恢复主动权。
(四)在人口稀少，物产贫乏的国家中，入侵军队可能很难找到一切最需要的物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军队的行动应该谨慎，不应离开补给仓库过远，而且一定要携带足够的补给品，以保障受挫时可以退回到设有大仓库的作战基地。
(五)在民族性战争中，以及在象西班牙、葡萄牙、俄国和十耳其等国的战争中，当地居民往往逃走一空，而且把所有物资都全部毁光。在这种情况下，假使没有移动补给点，没有靠近作战正面的可靠的补给基地，军队就无法前进，因而入侵战争就会十分困难。这是不能不提到的问题。
(六)不仅需要收集大量物资，而且还要护送这些物资，跟随部队之后前进，这也许是一个最困难的问题，尤其在迅速行军和神速作战时，更是难上加难。为了使补给点便于移动起见，首先应该尽量用便于携带的食品，如饼干、大米等，作为储备口粮;其次，军车应轻便坚实，能够通过各种崎岖的道路。我们已经谈到，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尽量多从当地居民中征用车辆，不过对这些车辆的车主和驾驶人员应由部队妥善掩护，并好好地给予优待。最好把这些车辆组成梯次车队，但应使随车人员不要离开他们的固定住所过远，应保障能逐次分段利用这些车辆进行运输。最后，应使士兵们习惯于自己携带一些够几天吃的饼干、大米，甚至在没有其他食品时，携带一些面粉。
(七)与海洋接近，会大大地便于军队物资的运输。一支握有制海权的军队，似乎从不会缺少什么供应。但是，对一支庞大的陆军来说，这种优势也有它的不足之处，因为要想保持我军与物资供应基地之间的交通联络起见，我军就可能要沿海岸作战。假使敌人迅速调集主力，向我军面对着海洋的翼侧进攻①，我军就有被击溃的极大危险。若是军队行动距离海岸过远，那么它的交逦线就会受到威胁，或被切断，而随着与海岸距离的增加，各种物质器材的储备品也就需要增加。
(八)凡想利用海洋运输补给品的陆上军队，都不应忽视在大陆上建立自己的主要作战基地，并且还要有一部分不依赖船只运输的补给物资储备品。此外，还应该在面对着海洋的战略正面的那个顶端，准备一条退路。
(九)有些大的河川和能通航的河流，若同为军队作战线服务的道路几乎平行，就可象运河一样，极有利于运输补给品。尽管通过这些河川和运河所运的补给品，不能同通过海上交通线送到的补给品相比。然而，这却是很重要的，很有价值的。由此我们可以有充分根据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与河流平行的作战线是最有利的，尤其是当这些作战线便于输送补给品，可以减少影响军队机动的车辆的数量时，更是如此。但是，正如我们所说，不仅大河本身远非真正的作战线，面且必须要使部队的大部与河流保持相当远距离，以防敌人对我军在河对面一端的部队进行攻击，从而使其陷入如同被赶到海边一样的绝境。
①当然，我这里所说的只悬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这些因家都善于实弟机动。假使对亚洲或土耳其的游收都落作战，就可不必遵守这些原则，因为在野战中不能顾娄其他，他们在军事训练上素质差，又无足够军队来利用我们在作战中所犯的错误对我们造成危害。
还必须注意到，在敌国内很少有可能利用大河运输补给物资，这一方面是因为敌人将破坏可用的船只，另一方面是因为敌人只要用极少数的兵力就可袭击我方的船只，阻止我方的航行。为了保护航运的安全，我军必须在沿河两岸配置部队，这又可能遭到象莫蒂耶在迪尔恩施泰因所遇到的危险。不过，在一个友邦和同盟国中，情况却完全不同，大河的优势却比较现实。
(十)当缺乏面包和饼千时，军队为了急需，也可以靠牲口充饥;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里，总可以找到一些牲口，使军队维持几天的生活。不过，靠此维持生活也不能长久，而且性质近于抢劫。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应该尽量采取一切办法来调整对牲畜的征收，可能时，应按价付款，尤其是当要从军队运动地带以外的地区购买许多犍牛时，更应该如此。
在结束本节讨论的时候，我认为还必须提到拿破仑的一次谈话;这次谈话似乎有些奇怪，令人不易理解，但却也有它好的一面。我曾亲自听他说过，在他头几次作战的时候，发现敌军拥有充足的补给品，面他的军队却补给非常困难，于是他没有办法，只好攻入敌人的后方，以便从那里取得丰富的供应。假使把这一原理视为一个体系的基础，那当然可能是荒唐的。但是，这个原理却可以说明，为什么许多大胆的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同时还可以说明，真正的战争与过分谨慎的计算之间有多大的差异。
第二十六节边境及其靠要塞和筑垒线的防御围攻战
要塞有两个主要用途:一、掩护我方边境;二、支援我军在战场作战。
边境靠要塞进行防御，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毫无疑问，正如我们在防线一节中所谈的那样，有的国家四周都有巨大的关然障碍物，其中只有少数出口，可以工兵技术加以设防。但在一个四面都是开阔地的国家，这就困难得多了。阿尔卑斯山脉，比利牛斯山脉以及比较低一些的喀尔巴阡山脉、厉森山脉、埃尔茨山脉(克鲁什内山脉)，黑森林、波希米亚森林，孚日山，汝拉山一一这都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组织良好的要塞体系(高加索山虽与大阿尔卑斯山同高，但我这里不谈高加索山，因为该山永远不会成为大规模战略行动的战场)。
在上述边境当中，具有最好防护的，是法国与皮埃蒙特之间的边境。斯图拉河和苏萨河河谷，阿让特伊通道，热内夫勒山口，蒙塞尼山口一一这些唯一可以通行的地方，都筑有石炮台加_以掩护。此外，在从谷地通向皮埃蒙特平原的出口设有大的要塞。显然，这是非常难以克服的障碍。
然而，必须承认，这种靠工兵技术筑成的优良防御，永远也不能完全阻止敌军通过。这是因为:第一，在峡谷里修筑的不大的工事，仍可被敌人攻占;第二，勇敢的敌军总是可以找到通路的，有些地区本来被认为是无法通过的，但经敌人进行一些作业，就可以开辟出一条通路。法兰西斯一世越过阿尔卑斯山的作战，曾由加亚尔作了很好的描述。拿破仑越过圣贝尔纳山口的行军，以及向斯普吕根的远征，也曾由马蒂厄.迪马作过同样精辟的描述。这些都可证明拿破仑曾对这位将军说过的一句至理名言。他说:“只要一个人能涉足的地方，军队就可以通过。”这个原理可能多少有些言过其实，但却能充分反映这位伟大统帅的特性;他自己运用这一原理获得了不少成功。以后，谈到山地战时，我们将再作些阐述。
其他国家也有一些可用于掩护的大河，尽管这些大河不是直接位于边界上，而是离边界一定距离，即不是在第一道防线上，也不是在第二道防线上。不过，奇怪的是，这些大河虽能把两个国家分开，但并不妨碍它们之间的贸易和交通，没有一处可称为真正的国界。因此，当土耳其人还控制着摩尔达维亚的时候，就决不能说多璃河一线是比萨拉比亚和奥斯曼帝国的边界。同理，莱茵河从来不曾是法国和德国之间的真正界线，因为法国长期在该河右岸设有许多要塞，而德国则在该河左岸控制美因兹、卢森堡，并设有曼海姆及威塞尔两个桥头阵地。
不过，假使说多瑙河、莱茵河、罗讷河、易北河、奥得河、维斯瓦河、波河和阿迪杰河，也都不能在任何地方构成真正的国界线，那我们也决不可认为它们不是永久的防线，也决不可认为它们在构成足以掩护作战正面的防御体系中的各点上不能加固设防。
因河可作为这种边界线的一个例子。该河介子巴伐利亚和奥地利之间，其南岸为蒂罗尔山脉，北岸则以波希米亚山和多瑙河为界。它的不宽正面有帕绍，布劳瑙和萨尔茨堡几个要塞作为掩护。劳埃德曾富有诗意地把这条边界线比作具有三个漂亮要塞作为屏障，一条湍急大河作为防壕的铜墙铁壁。但是，他对这条边界的真正优势却有些夸大了，因为1800、1805和1809年的流血战争三次否定了他所用的“不可接近的”这个形容词。
欧洲大部分国家，都不仅没有象阿尔卑斯山和因河那样大的边界,而且多为平原开阀的国家,其山地也都有很多地方便于通过。由于我们的任务不包括介绍欧洲兵要地志，所以在这里只限于阐述一些适用于所有国家的一般原理。
当一国的边境是开阔的地形时，就不要想在那里建立太多的要塞，以构成一条真正完整的防线，因为这种防线需要很多兵力防守，而且最后还是不能阻止敌军侵入国境。所以最好还是只建筑几个位于要冲地带的要塞，其目的不是完全为了阻止敌人侵入国境，而是为了增加敌人在前进中的障碍，同时保障我军运动，支援我军作战，击退敌人。
的确，要想以要塞本身的力量，绝对阻止敌军前进，是很不容易的。不过，要塞可以给敌军增加困难，迫使敌人分散兵力，迁囤运动。另一方面，对拥有要塞的作战军队来说，要塞还有以下优点:可以保障军队实施机动,如果要塞位于一条河边,还有利于部队渡河，掩护军队的仓库、侧翼和运动,必要时,要塞还可供部队用作掩护。
由此可见，要塞对于军事行动是有相当重大影响的。但是，由于要塞的构筑艺术，以及要塞的攻防，都与专业工程兵技术有关，而要详细讨论这些问题就超出了本课题的范围，所以下而我们就准备只研究与战略有关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选择适于修筑要塞的位置。第二个问题，是查明情况，确定哪个要塞可以不必围攻即可通过，哪个要塞是非围攻不可的。第三个问题，是要塞围攻战与掩护要塞的野战部队之间的关系。
要塞的位置若是适当，则有助于军事行动;反之，要塞的位置若是没有选在重要方向上，则会对军事行动造成危害，会成为军队的枷锁，迫使军队分兵驻守,削弱军队的力量;同时也会成为国家的一个枷锁，使国家耗费人力和金钱，造成国家损失。我敢说，在欧洲大陆上可以找到不少这样的要塞。
假使想在国家所有的边界上建立很密集的要塞，那是有害的。把这种体系归咎沃邦是错误的，因为沃邦不仅不赞成这种体系，而且还曾同鲁瓦一一这位想修筑大量无益要塞的大臣，就这一问题进行过争论。关于战争艺术的这一部分，我们可以归纳以下几条原理:
(一)一个国家从边境到首都之间，应设三道梯次配置的要塞线，作为掩护①。在第一道线上应设三个要塞，在第二道线上也应设三个要塞，而在第三道线上，即在靠近国家实力中心的地方，则应设一个大军事要塞。这样也就可使国家边境的每一部分都构成一个接近完整的防御体系。假使一个国家有这样的四个正面，那就需要有二十四至三十个要塞。
①值得记忆的1829年的土耳其战局，再次正明了这一真理。假使奥斯曼帝国在巴尔于隘道上有良好的石头工事，在法基附近有个大要塞，那么俄军就可能难以到达安德里诺博尔。此次军事事件就可能变得更为复杂。
也许有人会对此提出异议说，这个数字太大，而且奥地利也没有这么多要塞。但是，也应该看到，法国仅在其三分之一的边境上(从贝桑松至敦刻尔克)即有四十多个要塞;尽管如此，在第三线即在其靠近首都的实力中心，设防还嫌不足。为对这些要塞做出估价而于几年前成立的一个委员会，曾做出结论说，要塞的数量还应该再增加。这并不是说，要塞的数量不够，而是说，在第一线的要塞太密集，但在要点上却没有要塞。这些密集的要塞之所以需要加以维护，只是因为它们已经修建起来。应该考虑到，法国在敦刻尔克至巴勒之间，有两个正面，一个是从巴勒至萨瓦，另一个是从萨瓦至尼斯。此外，还必须保卫沿着比利牛斯山的一条孤立线和沿着大洋两岸的滨海线。这样，就应该有六个正面需要掩护;为此，就需要四十至五十个要塞。任何一个军人都会同意，这个数字是够用了，因为在瑞士那个方而的正面和沿大西洋两岸的正面，其所需要的要塞，要比法国东北部边境上所需要的要塞要少，为使各个要塞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则必须按照巧妙思考的体系来确定各个要塞的位置。假使说，奥地利的要塞也比较少，那是因为它的周围都是日耳曼帝国的一些小国，这些小国不仅不会使它受到进攻的威胁，反而，还会把自己的要塞提供给它使用。
此外，只有具有四个几乎等长的正面的国家，其所需要的要塞的数量,才可以同上述数字相同。普鲁士帝国由于从柯尼斯堡至梅斯构成了一个大楔子，所以就不可能按照象法国、西班牙或奥地利的那种体系设防。因此，有些国家，由于地理位置不同，或者由于边界线过长，其所需要的要塞，可以根据各自的情况增减，尤其是当需要增设海岸要塞时，更可增加。
(二)要塞的位置一定要设在战略要点上，即设在本书第十九节所谈到的那些要点上。在战术方面，最主要的，就是要求在要塞周围没有能控制它的地形，它本身便于进出，不易受敌人封锁。
(三)从本身的防御和支援友军作战的观点来看，最有利的，是位置在大河两岸并能控制大河的要塞。美因兹、科布伦茨、斯特拉斯堡和克尔等要塞，都是这类要塞的典型。
除承认这是正确的而外，还必须承认，一个要塞若位于两条大河流的汇合处，可以控制三个作战正面，那就更显得重要了(莫德林要塞就是这种要塞的范例)。美因兹在美因河左岸有古斯塔夫斯堡筑垒工事，在右岸有卡塞尔，因此，便成了欧洲最大的一个军事要塞。但由于它需要守军达二万五千人之名，所以这种要塞决不可以多设。
(四)人口众多和商业繁荣的城市的大要塞，能为军队提供大量资源。这种大要塞，要比小要塞更为有利，尤其是当地居民能够协助防守时，就更是如此。梅斯曾经抵挡了查理五世的全部大军。里尔曾经阻止欧根.萨瓦和马尔波罗的行动达一年之久。而斯特拉斯堡则多次成为法军的堡垒。在最近几次战争中，这些要塞之所以能被敌人克服,那是因为整个武装起来的欧洲,都向法国发起了猛攻。但是，假使只有十五万人的德军来向拥有十万人的法军进攻，难道德军忽视这些补给良好的要塞，而不付出重大代价，就能进抵塞纳河吗?这一点我不作肯定。
(五)在过去，作战凭借的是要塞、营寨和阵地。最近却改变了，主要是靠有组织的武装力量，而不是天然障碍物和人工障碍物。对于这两种办法，不论把哪一种办法绝对化，也同样是错误的。进行战争的真正科学，就应在这两个极端之间采取折衷的办法。
当然，最重要的目的，还是打垮和歼灭敌人在战场上作战的有组织的主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有时只是应该绕过要塞。不过，假使作战只获得了部分成功，那么这时最好就不要毫无限制地侵入太深。这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一切都要根据双方军队的位置、兵力对比和居民的精神状况，来作最后的决定。
单独对法国作战的奥地利，不可能重复1814年大联军所采取的行动。同样,五万人的法军也未必敢象拿破仑①在1797年那样，臂险深入诺里克阿尔卑斯山脉，以侵入奥地利帝国的心脏。这类事件都是由一些巧合的，而对一般规律来说，是例外的情况所决定的。
(六)由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虽然要塞可作为重要的屏障，但若使用不当，反而有害无益，因为使用不当，不仅不会加强军队，反而会使军队兵力分散，受到削弱;(2)一支军队当要消灭敌人的野战军时，最好是从要塞之间穿过，以达目的，但应留下一定兵力监视敌军要塞;(3)一支军队若想渡过一条大河，如多瑶河、莱茵河，或易北河，去入侵一个敌国，那么首先至少应从敌人在河上的要塞中攻占一个要塞，以保障自己的退路。控制了攻占的要塞后，可以向前继续进攻，同时应以围攻部队逐次围攻其他要塞。我军的进攻发展越远，越便于这些围攻部队顺利完成其围攻其他要塞的任务。
(七)虽然大要塞比小要塞有利，但当居民的态度友好时，也应同时承认小要塞也自有其重要性;它们的用处，不是阻止极易被它们挡住的敌军前进，而是支援野战军作战。在1813年，刻尼格斯泰恩小要塞同德累斯顿大要塞一样，对法军都同样有利，因为它为法军在易北河上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桥头堡。
在山地国家中，一个小型的碉堡，若是位置适当，其价值决不会亚于一些大的要塞，因为这样的小碉堡仅限于用来阻住通路，而不是作为一支军队的掩蔽部。在1800年，巴尔德的那个小碉堡就差点挡住了波拿巴军队在奥斯塔谷地的通行。
①我不指责拿破仑在弗留尔的进攻行动。他当时对之作战的，是三万五千人的奥军，这支奥军还等待从莱茵河方面再来握军两万人。但在援军未能开到之前，法军统师即开始对卡尔大公发起攻击，并迅速发展了战果，因为在他面前没有任何戚胁。他是根搬当时的情况和敌我农方商势，按照战争艺术的规律行动的。
(八)所以在每边的国境，都应有一至二个大要塞，以供部队作掩护之用;另外还应有一些次级要塞和小据点，以配合野战军作战。甚至在腹地的城市，若有城墙和护城河，那也很有用处，因为这种城市可用于配置仓库、兵站、医院及其他设施，足可抵御企图攻击这种城市的敌军小股部队。假使这种城市可由当地民团守卫，而不削弱我军作战部队，那就更为有利了。
(九)假使大要塞的位置是在战略方向以外，那么对于国家和军队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不幸。
(十)滨海要塞，只是对海战，对配置补给仓库有重要价值。但对一支陆军来说，却很可能导致覆灭，因为这种要塞对陆军可能造成一种假象，使其误以为可用作可靠的依托。贝尼格森于1807年因考虑到从柯尼斯堡易于得到给养补给，就把柯尼斯堡作为基地，结果几乎把全部俄军断送在那里。假使俄军于1812年不是集中于斯摩棱斯克，而是依托德文斯克和里加，那就有被赶到海边，失去与基地的联系，遭到獲灭的危险。
至于对要塞的围攻与军队的行动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两类。
假使入侵军可以不围攻要塞，而只需绕过要塞时，那就必须对要塞进行封锁，或者至少进行监视，当有数个要塞相互的距离很近时，则需要留下一个整军的兵力，在同一个指挥官统一指撵下，或者对这些要塞进行围攻，或者根据情况只是进行监视。
当入侵军决定要攻击某个要塞时，必须专门派出一个相当强大的军，进行有力的制攻。而其余军队则可继续前进，或者占领阵地，掩护围攻。
过去一直采用以一支军队的全力去合围一个要塞的错误作法。采用这种做法，军队要进入封锁壕线和对壕线。这要甚至象围攻一样地需要经费和人力。我们只要回顾一下1706年在都灵阵地上的著名事件，就可以彻底驳倒这种混合体系的作战方式。当时，欧根，萨瓦亲王虽然只有四万人，但却打败了拥有七万八千人的法军，其原因就是因为法军虽挖有很好的战壕，但却要警卫长达二十四公里的筑垒工事，造成全线兵力分散，受到削弱。
因此，不管人们对恺撒为封锁阿莱西亚所修筑的绝佳工事多么赞赏，不管吉沙尔对此是如何说的，现在没有一个将军会仿效这个战例①。但在批评这种封锁壕线时，仍应当承认，对于实施围攻的军队来说，为加强自己的阵地，必须修筑独立的筑垒工事，控制要塞出口，以防要塞的守卫部队和辅助部队对围攻部队造成威胁。拿破仑在曼图亚和俄军在瓦尔纳就是采取这种方式围攻的。不管怎样，经验总是表明，要掩护围攻的最好方法，就是能够击败威胁围攻的敌军部队，并尽远地对其实施追击。只要不因兵力薄弱受到阻碍，就一定应该采取这种方法。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占据能掩护一切接近路的战略位置，以防敌人增援部队沿这些接近路增援。当敌军援兵到达时，我军围攻部队应与监视部队合力发起猛攻，力求在实施一次强大的突击后，能够确定是否继续围攻。
波拿巴1796年对曼图亚的围攻，提供了一个只有监视军可以采用的最周密和巧妙的战例。所以我们在此向读者介绍一些法国大革命战争史上关于这一方面的资料。
筑垒线
除上述封锁壕线和对壕线以外，还有一种更长、更象永久筑城工事的筑垒线，而这种筑垒线的用途是掩护某一部分国境线。
为临时掩护军队而修筑的要塞或营垒越有利，越说明这种筑垒线体系是荒唐的。
当然，这里所谈的不是指那些用于阻止故军进入隘路或!山口的短筑垒线。这种筑垒属于我们已说过的如菲森或沙尔尼茨那样
①这里所指的只是端直不断的包围线。至于对在围攻阵地上构筑的独立筑垒工事剜不应忽视。
的堡垒体系。这里所谈的，是长达数古法里、用于封闭整段边境的筑垒线。维森堡筑垒线就是此类筑垒线，其正面有劳特尔河作为掩护，右面依托莱茵河，左面依托孚日山脉，似乎达到了可确保阻敌攻破的要求;然而，当敌人对其攻击时，却无不为敌人所破。
莱茵河右岸的施托尔霍芬筑垒线，曾起过如莱茵河左岸的维森堡筑垒线所起过的相同作用。前者不曾比后者更为幸运。奎斯河筑垒线和金齐希河筑垒线也都遇到了与此同样的命运。
1706年的都灵筑垒线，和1795年的美因兹筑垒线，虽然都是用作封锁壕线，但是，除所使用的兵力而外，它们的规模和命运，都与可能设置的一切筑垒线完全相似。
不管这种筑垒线如何有天然障碍物作为掩护，但由于距离长，会麻痹自己的士兵，几乎总是可以被敌人绕过。这样把军队隐蔽在筑垒线的战壕里，虽然可以保障防止敌入从翼侧迂回，但因这些战壕可能被人包围、迁回，甚至从正而突破，所以这是一种极愚蠢的行为，希望今后不再有人采取此种做法。
无论如何，在战术一节(第三十五节)中，我们将就此类筑垒工事的攻防问题，再作一些阐述。
有一点，尽管是属于我们在后面将予阐述的问题，但在此指出还是有益的。那就是:在现在挖掘绵亘不断的筑垒线是可笑的;但是，为了加强围攻部队，提高某一阵地的安全性，或者防守隘路，如果竟然忽视独立的筑垒工事，那也同样是荒唐的。
第二十七节营垒和桥头堡与战略的关系
在此不宜细谈有关一般营垒的位置、前卫的掩护措施，以及野战筑城对防守据点所能提供的资源等问题。因为单独的营垒可为-支军队构成临时依托点，所以它是属于大战术甚至战略的问题。
例如，大家可以看到，1761年曾救了腓特烈的本采尔维茨营垒，相1796年在克尔和杜塞尔多夫修筑的营垒，都是例证，都证明这种掩蔽部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克赖将军于1800年利用在乌耳姆的营垒，把在多瑙河上的莫罗的军队，整整阻止了一个月。众所周知，惠灵顿由于在托雷斯-维德拉斯设有訾垒，土耳其人防守多瑙河至巴尔干山脉之间的地区时，由于在舒姆拉设有背垒，都曾获得巨大利益。
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得出的一条主要规律，就是营垒的位置，必须在战略的要点上，也同时是在战术的要点上。在德里萨的营垒，于1812年之所以对俄军无益，就是因为它的位置是在俄军防御体系的真正方向以外，而俄军的防御体系应以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为轴心。因此，俄军进入该营垒几天后，便被迫撤走。
凡是我们所提出的，关于如何选定大的战略决定点的规律，都适用于选定所有营垒的位置，因为营垒也必须设在这些要点上。这些营垒的作用可能各有不同。有的可作为进攻的出发点，有的是强渡大江河时的桥头阵地，在的是冬营的依托点，有的是战败军队的掩蔽部。
但是，可以断言，一个背垒，除非它处于象托雷斯-维德拉斯营垒(在背海的半岛上，其任务是掩护岛上部队上船)那样有利的位置，否则，不论处于如何有利的位置，都是很难找到可以保障不被敌人迂回的战略点。而这样的营垒一旦被敌人从左面或右面绕过，其守军必将被迫撇出，否则即有被敌人包围的危险。在1813年，德累斯顿附近的营垒，曾被拿破仑用作重要依托点达两个月之久。但是，当这个营垒一旦被联军大部队绕过之后，它就连一个普通要塞都不如了，不如一个普通要塞有利了，因为由于它的面积太大，造成了两个军的牺牲，这两个军由于缺乏给养，不几天后，即被迫向联军投降。
尽管有这些事实，仍应该承认，假使这种营垒仅供防御军队作临时依托点之用，那么，即使在战略上被敌人绕过，它也还是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关键在于，要使这种营垒不会被敌人从背后攻破，也流是说，要使这种营垒四面都有同样的防护能力，可以免遭敌人突然攻击。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这些营垒的位置应靠近要塞，这不仅是为了要保障在该处的仓库的安全，而且还为了要使该要塞能掩护营垒离退却路线最近的那一部分或那个正面。
一般说来，这种营垒，若位于对面有大桥头阵地的河上，并靠近象美因兹和斯特拉斯堡那样的大筑垒城市，那总能保障军队得到不可争辩的益处。但是，无论如何，这种营垒仍只能用于暂时掩护部队，争取时间，以及集中增援兵力。当要驱逐敌人时，总还是要离开工事，到开阔地去同敌人进行野战。
关于这种工事我们可以提出的第二条规律就是:当我军在本国境内，或在作战基地附近作战时，这种营垒特别有利。假使法军进入易北河的一个营垒，只要莱茵河及易北河之间的地区被敌军占领，那么这个工事也不能挽救法军的覆灭。但是，假使法军暂时被围困在斯特拉斯堡附近的营垒里，那么只需不大的兵力支援便能恢复原有的优势和作战能力。而被法军合围在营垒内的敌军，由于是在法国腹地作战无识别结果增援部队和营垒里的部队的夹击，一定很难再退过莱茵河去。
我们完全是从战略观点来研究这种营垒的。但是，有许多德国将军却断言说，设营垒的目的，是为了掩护要塞，或是为了阻止敌军围攻要塞。然而，我认为这是诡辩。毫无疑问，当我军驻在要塞城下的营垒时，即当这些营垒和要塞可以相互支援时，敌人要围攻要塞，就一定会更加困难。不过按照我的看法，营垒的真正的和主要的作用总是:为军队提供临时掩蔽部，或提供一个进攻出发伉置，以便前出至位于河对岸的某个决定点。假使为了达到迟滞围攻这个唯一的目的，而让军队沿要塞四周进入地下工事，使其面临敌人迁回和丧失自己交通线的危险，那我就认为，这是愚蠢的。可能有人会举出乌尔姆泽的例子，说他对曼图亚抵抗了长达数月之久。难道他的军队没有在那里覆灭吗?难道这种牺牲是真正有益的吗?我不认为如此，既然这个要塞曾有一次得到解救和补给，围城的后勤组织曾落入奥军之手，敌入的攻击被迫转为封锁，整个要塞只因饥饿就会陷落，那么乌尔姆泽就应尽早放弃这个要塞，而不应有任何迟疑。
的确，奥军1795年在美因兹前修筑营垒的企图是，一旦法军渡过莱茵河企图围攻该城时，阻止敌人的围攻。但是茹尔当轻视这个工事，出兵拉昂，而莫罗则出兵黑森林，结果由于自己为了防御而不得不撤离并放弃了这个要塞。所以，只有当要塞的位置极其特殊，不攻占它就不能越过它的时候，才可以在那里修筑营垒，执行阻击的特殊使命。但是，在欧洲有哪个要塞能算是占有这样的位置呢?
我决不同意德国作家们的这种思想。与此相反，我认为，要借助沿河要塞附近的野战筑城来构筑营垒，有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如何,就看能否定下一个较好的决心。这个决心就是要决定，究竟是把营垒与要塞设在同一个岸上，还是设在要塞的对岸?假使不可能在两岸都设要塞，而又必须从这两个可能的方案中选择一个方案时，那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第二个方案。
实际上，营垒要起到掩护军队或支援渡河的作用，就应该设在敌占河岸的对岸。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发生的一种主要危险就是，敌人在离它数里远的地方渡河时，从背后对它进行攻击。假使要塞与营垒位于同岸，要塞对于营垒就无益处。反之，假使要塞位于营垒对岸，营垒就几乎可以避免来自背后的攻击。举例来说,1812年俄军在德里萨营垒防御时,坚持了还不到二十四小时;假使它的要塞是在德维纳河右岸,可以掩护营垒的背后,那么它就可能长时间地顶住敌人。同样，莫罗对卡尔大公的进攻，却抵抗了整整三个月之久;假使不是因为在对岸有斯特拉斯堡，他的营垒就会很容易被渡过河的敌军迂回。
的确，最理想的是，营垒能在自己所在的一岸得到掩护，而在这方面位于两岸的要塞能很好地完成双重使命。不久前修筑的科布伦茨要塞，似乎构成了一个新体系的时代。这种由普鲁士人采用的体系集中了营垒和永久要塞的全部优点，很值得深刻地研究。不过，即使这一大型工事还有某些不足，我们在此仍可完全断定，它对于在莱茵河上作战的军队来说，仍有极大的价值。
实际上，关于设在大河沿岸的营垒的不利之处，我们在前而已经指出。只有设在河对岸的营垒，才会有利。但是，设在河对岸时，由于桥梁遭到毁坏，会有种种危险，会使军队陷入象拿破仑在埃斯灵所陷入的那种困境。另外，还会使军队因为完全缺乏弹药和给养而被迫投降;还会使军队有遭敌生动力量直接攻击的危险，而这种危险是临时营垒永远不能保障避免的。象在科布伦茨所采用的那种独立的永久性筑垒工事，其优点在于:能消除上述危险，能掩护设在与军队同岸的城市里的供应站，并保障军队免遭敌人袭击，至少在桥梁修复前是这样。假使城市是在莱茵河右岸，而在左岸仅设有临时工事的营垒，那么情况就会相反，不论对供应站或对军队本身来说，都不会有什么保障。
同样，假使科布伦茨是一个没有独立堡垒的一般的好要塞，那么一支庞大的军队就不可能在那里轻易找到掩护，尤其是更不便于在有敌人情况下渡河。不管怎样,假使科布伦茨是一个令人生畏的要塞工事，那么人们就可能对负责在右岸掩护科布伦茨的埃伦布莱施泰那个小要塞提出指责，认为由于该地难以接近，易于敌入对其进行封锁，因而大部队渡河时便会引起激烈争夺。
近来对马克西米里安大公所采用的新体系说法很多。他为加强林茨营垒而采取了塔堡的新体系。关于这个问题，我只是从传说中，和从阿拉尔大尉在《军事观察员》上发表的文章中知道了一些，所以我还不能对这个问题作出恰当的评价。据我在热那亚所见，精明的安德烈伊斯上校所采用的这种塔堡体系显然是可用的，完善的;这位大公成功地运用了这种体系。我已相信，在林茨修筑的塔堡，由于有峡谷的封闭和斜坡的掩护，具有这样的优点能对敌人进行直接射击和集中射击，能防止敌人用火炮直接命中自己。这种侧防良好并有胸墙联结的塔堡，对于营垒有很多益处,但是却又往往因设置封闭线而有许多不便。假使设在间隙中的塔堡，能用战争开始时可建的临时工事加以隔离和周密掩护，那么毫无疑问，这种塔堡就比只有钝角堡或普通多面堡掩护的营垒更为有利。显然它们不可能具有象科布伦茨各大型独立堡垒所具备的那些优点。在那里，这种塔堡约有三十二个或者三十六个，其中八个位于左岸，并配有方形堡垒，可控制佩林贝格①。设在右岸的二十四个塔堡中，有七至八个是半塔堡。该线的周界约为十九公里五百米或二十公里。塔堡之间的距离接近五百米;战时，各塔堡之间还可修筑道路，各条道路又都有铁丝障碍物加以掩护。这些塔堡是用石头砌成的，分三层，有一个平台，可构成主要的防护，因为二十四门火炮中有十一门是配置在平台上的。此外，还有两门榴弹炮配置在上层。这些塔堡均建筑在深宽的壕沟内，壕沟的两缘均为高的斜坡，据说可使塔堡防止敌军炮弹直接命中，不过我对此很难相信。
还据说，这个巨大工程的价值，约为整个棱堡群的四分之三，而这个棱堡群曾把林茨变为一个头等的要塞。另有人说，这个工程的造价不超过一个棱堡群的四分之，而且它的用途与这个校堡群完全不同。当然，如果有人把它们当成抵抗正规的围攻的工事,那么这些工事还远不够完善。但是，作为背垒，这些工事完全能为一支大部队提供掩护，并保障这支部队渡过多瑙河，所以在象1809年的那样的战争中，它们的作用还是极其重要的。假使在1809年就有这种工事，首都便可能得救。
为了完成这个巨大的防御体系，最好能围绕林茨修筑一条配置得当的棱堡线，然后在要塞的东凸角和特劳恩河之间，修筑一条含有七至八个塔堡的直线(长约三千九百米)防线，以便把多瑙河在林茨和特劳恩河之间形成的大弧形作为营垒加以保留。这样，将具有一个头等要塞和一个由散兵壕掩护的营垒所具有的双重利益。尽管这个工程也并不算太大。但是也足供一支大军队使用，尤其假使在河的左岸能保留八个塔堡和佩林贝格堡垒，那就更是如此。
①在我过去所见的图上，比在阿拉尔上剿的图」约多二至三个塔堡。
我不拟谈论这个营垒的缺陷，因为否则就必需有一个准确的多瑙河两岸地形图，而我虽曾多次到过林茨，但却不能对林茨周围的地形记得很清楚，不能对其作出正确的评论。只有一点使我感到惊奇，就是一旦营垒被敌攻陷，林茨周围连支援部队退却的多面堡也没有。对此可能有人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任何军队都不能通过这些塔堡，甚至当这些塔堡中有的塔堡的火力遭到压制时，也是如此。但是，对此可以这样回答。在此种情况下，友邻塔堡，很不容易对在这样一个狭窄地区交战的两军进行射击，因为有对我军造成与敌人同样伤亡的危险。不过，我很清楚，不可能用炮兵连对营垒内部进行射击。因此，在三至七号这四个塔堡的火力瘫痪后，一支大的主力部队能够突至林茨。天晓得，假使同苏沃洛夫或内伊那样的人物，以及同伊思迈尔或弗里德兰德的士兵交锋，那会出现一场什么样的战争。
我同样不理解为什么要有九个(二十一至二十九号)背向多瑙河的塔堡。是怕敌人从十万人的中央乘船登陆吗?为了对设在左岸的敌军野战炮进行射击，是否还需要这样呢?有象多瑙河这样河流的保障，单用为监视敌军的需要而修建的地面炮台就足够了。
再说，阿拉尔上尉关于这些塔堡的那篇有趣文章一再说明，这些塔堡的设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着眼点是，要用为数不多的炮兵(尽管文中所引用的材料有误)，对敌人所有可能攻击的外围，构成最强大的火力。在象热那亚那样的山地要塞中(该地按另一种方式最早采用了这种塔堡)，在贝桑松、格勒诺布尔、里昂、贝耳福、布里昂松、维罗纳、布拉格、萨尔茨堡，以及在掩护山口的一些堡垒中，这种塔堡都可能是非常有价值的。至于营垒的轮廓似乎有点过大，其范围约为九千至一万都阿斯①(约九公里五百米)。假使要用成一线的部队及预备队占领整个这个空间，那可能至少需要一百五十个营的兵力。但是，同时在多瑙河两岸防卫这样长的地方的必要性，可能是很少有的。仅在特劳恳河口至上多瑙河这段长为四千都阿斯(七千八百米)的地方真正需要防御。因此,有八十个营即足可防卫这个营垒。甚至在缺乏部队的情况下，这个营垒也总还需要不少于五千人来占领全部塔堡。但是，这些人若要编成三十二个小支队，分散配置，就会大大削弱出击能力。
归根到底,假使维也纳还能控制旧的围墙,而其守备部队又能善于利用之，那么敌人要冒险对该地的两个设施发动攻击，要无视该首都力量而沿多瑙河河谷运动，那就必须更加考虑，遨慎行事。除非在把法军象在乌耳姆、耶拿和滑铁卢那样彻底击败，或者赶入林茨营垒以后，能够利用通往卡林西亚的那条道路，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点。
桥头堡
在所有野战筑城工事中,桥头堡是最重要的T事。越渡江河的困难，特别是越渡敌人面前的大江河的困难，可以充分明显地证明，桥头堡具有不可估量的利益。事实上，宁可没有营垒，也不能没有桥头堡，因为只要能保障桥梁免遭突然袭击，就能保障自己在被迫向河岸退却时避免任何灾难。
当这种桥头堡用作较大营垒的内堡时，会有双倍的利益。若使桥头堡延及与营垒相对的河岸，还可能有三倍的利益，因为那样一来，这两个桥头堡可以相互支援，河的两岸可以得到同样的保障。有一点可能不需赘述，就是在敌国，和在没有能代替桥
①原文切tojio，为法国旧长度单位，一都阿斯相当于1.949米。一译者。
头堡的永久性工事的所有正面，桥头堡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还要提请注意，在营垒体系和桥头堡体系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当背垒体系为独立的闭合式工事,而桥头堡为绵亘的敞开式工事时，前者比后者好。假使营垒是绵亘配置的，那就必须要有相当大的兵力才能防守,因为需要在营垒的全线占领工事。但是，假使营垒是由掩盖工事组成的,那么只有一个军即足以使之免遭突然袭击。
由于这些工事是属于营垒的范围，其攻防更属战术问题，我们将在第四章第三十五节阐述，所以我在此只强调一下它们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就够了。
第二十八节山地的战略行动①
在对战略在山地战中的意义尚未做出概述之前，我们不拟全面提出战略。我们决不想在此分析那些被认为是几乎不可攻克的据点和工事;它们是战术的浪漫主义部分。我们只拟尽力指出山地国家同本章所探讨的各种问题的关系。
我们认为，在战争中，一个山地的国家，可能出现四种完全不同的情况。第一，它可能是整个的战争区;第二，它可能是战争区中的一个作战地区;第三，它可能全部是群山起伏;第四，它可能只是一线山地，敌军只要越过这线山地，就进入了一片广大而富饶的平原。
除了瑞士，蒂罗尔，诺里克诸省②，土耳其和匈牙利的几个省，以及加泰罗尼亚和葡萄牙以外，所有其他欧洲国家都不过只有一条单独的山脉而已③。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隘路时，才相当困难。因此，这只是一种暂时性障碍;这种障碍一旦被越过之后，非但无害，反而有益。事实上，当通过这一障碍之后，战争便转入平原地带，我军便可把越过的这一山脉当作临时基地，必要时还可向该地退却，把该地当作临时掩蔽部。但必须注意，当我军被迫撤退时，决不可让敌人抢先占领该地。
①本节最早是为大部队撰写的，但是由于一些特珠的原因，我决定把它改在第五章(三十六节)阐述，因为它所涉及的已是一些积极，混合的行动问题。
②现认为诺里克诸省包括卡林西亚、施蒂里亚，卡尔尼奥继亚及伊利里亚。
③我在此不列举高加索，因为对这个曾为连续小规模作战战区的国家深入研究不够。高加索一向被认为悬帝国火规模式装冲突中的次要战区，将永不可能成为进行大规横战路性战役的战区。
甚至在法意两国之间的阿尔卑斯山那一部分也不例外，而地势虽然稍低但却延伸深远的比利牛斯山也属于这种性质。只有在加杂罗尼亚，比利牛斯山脉遍布埃布罗河流域的整个空间;假使战争仅限于在该国进行，那么由于整个战区都是山脉，就必须把它区别于只有一条山脉的国家，而另作别论。
在这方面，匈牙利同伦巴第和卡斯蒂利亚的区别不大，因为即使喀尔巴阡山脉在其东部和北部能构成几乎同比利牛斯山那样高的地带，也必须承认这只是一个临时性障碍，军队越过它之后，可以前出至瓦格河、尼特拉河或蒂萨河流域，或进入蒙加奇地区。越过它的军队，将在多瑙河和蒂萨河之间的广阔平原上解决其重大的问题。唯一的区别是道路不同,在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道路虽少，但状况良好，而在匈牙利却或者根本没有道路,或者有道路也不易通过①。
在匈牙利的喀尔巴阡山脉，其北部可能较低，但问腹地处伸较远，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是纯属山地战区。但是，由于山地仅构成整个战区的一个部分，在蒂萨河或瓦格河谷地决战的结果可能被迫撤出，所以可以将其当作临时性障碍。归根到底，不可否认，对该国政府至关重要的问题，必须从战略上加倍进行研究。
波希米亚山、孚日山和黑森林虽然小得多，但是也可属于山地地带的范围。
当一个国家完全是山地(如蒂罗尔和瑞士)，并且只是整个战区中的一个作战地区时，这些山地的重要性就是相对的了。在此种情况下，可把这些山地当作要塞，用以进行掩护，以便转入谷地决战。假使这种山地国家就是整个的战区，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①我说的是该国1810年的情况，我不知道甸牙利是否参加了在奥地利曾掀起的改普道路和悔建大的战略交通线的大规模运动。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怀疑，到底是山控制谷地呢?还是谷地控制山呢?卡尔大公，这位聪明而合格的裁判员，倾向于谷地控制山，并一再证明，多瑙河谷地是南德意志地区的锁钥。然而，必须看到，在这些问题上，一切都决定于双方兵力的对比，决定于政府和人民的态度。假使为数六万人的法军向巴伐利亚进军，当面之敌为兵力相等的奥军，但奥军把三万人投向蒂罗尔，以期到达因河后由援军予以代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法军要到达这一线就非常困难，因为它要在翼侧留下类似的兵力，以控制沙尔尼茨森林、菲森、库夫斯泰因及洛弗尔的出口。但是，假使这支法军能有十二万人，并能取得相当大的胜利，保障比对抗的敌人占有优势，那么它就肯定能组成强大的支队来掩护蒂罗尔出口，并象莫罗在1800年那样，继续向林茨行军。
以上所说的，都是把山地国家当作一个次要作战地区;如果把这些山地国家当作一个主要地区，那么所有的问题都多少会有变化，而战略问题将更为复杂。1799年和1800年的战局，在战争艺术的这一领域里，都有着同样丰富而引人注目的教训。在我所发表的著作中，总是竭力以历史事件来证明这些教训。我认为必须向读者们作这样的介绍。
假使人们想起我对法国督政府轻率入侵瑞士的结果，以及对山于增大战区范围、把泰瑟尔至那不勒斯的空间联为一个战区而给这次入侵造成的致命影响所作的论断，就不能对促使维也纳内阁和巴黎内阁签订保证瑞士中立达三个世纪之久的和约的天才过于赞赏。任何入都会相信这个真理，只要他认真阅读有关1799年卡尔大公、苏沃洛夫和马塞纳，以及1800年拿破仑和莫罗对引人注目的战局所做的记述。在这些战局中，前者是在全部山地战区作战的范例，后者是为决定山地国家命运而在谷地作战的范例。
根据对这一经验进行的批判研究，我想在此简述几条我所得出的真理。
当一个山脉纵横的国家将成为两军作战的主要战区时，一切战略上的安排，都不能以平原作战的原则为依据。
事实上，在那里要对敌人作战正面的翼侧实施机动是很困难的，甚至往往完全不可能。在此种山地国家里，一支相当大的兵力往往只能在少数谷地中行动，而敌人可能预先在这些谷地派出足够兵力的前卫，长时间迟滞我军行动，以便调集兵力挫败我军的行动。由于在切割谷地的山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小路，不能保障大军运动，因此，任何沿横向行军都必须使用轻装部队。
重要的天然战略要点，是在几个大谷地的汇合处，或在谷里流出的河川汇合点;这种要点真是太明显了，只有瞎子才看不出来。同时，由于这种要点为数不多，所以当守军以主力防守时，入侵军为了要击退守军主力，就往往不得不以生动力量直接强攻。
在这些地方，大规模战略运动虽然很少，也很困难。但其重要性却未减低。恰恰相反，假使进攻的一方能在敌人的退路上攻占一个位于大谷地的交通枢纽，那么守军的覆没就比在平原地带作战时更加无疑了。因为在这一线，只要控制一两条难以接近的離路，往往就可使敌人全军覆没。
此外，攻击军在山地作战时会有要克服的困难，而守军也同样会有不少的困难。这是因为,守军要掩护一切要道，否则敌人会乘虚而入，派大部队到战略决定点上;当某一点受到威胁而需迅速调集兵力时，很难沿横向运动。为了对上述有关沿横向运动及在山地指挥的困难等问题作些补充，我想回顾一下拿破仑于1805年为切断马克与乌耳姆的联系而实施的机动。一方面，假使说在各个方向通过施瓦本的上百条道路，促进了这次机动行军的成功(这在山地国家本来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横贯路可用于从多瑙佛特经奥格斯堡向梅明根实施大迂回)，那么还必须承认，正是由于有这上百条道路，所以马克也才有可能比在瑞士和蒂罗尔谷地被迂回时，更容易退却，因为他在瑞士和蒂罗尔都只能各找到一条道路。
列一方面，在平原国家中，一个被迫进行防御的统帅，可能将其大部兵力集中在一处，因为假使敌军分散兵力，企图切断守军的每条退路，那么守军就可以毫不困难地把多支孤立的敌军各个击破。但是，在山地国家中，一支军队通常只有一两条主要通路，而且在散占地区的方向上往往有数条谷地通到这一两条通路上，所以要集中兵力是非常困难的;假使军队对这些重要谷地中的任何一条谷地不予重视、不加设防，那都会造成严重后果。
事实上，在山地作战，不仅不能定出一些规律来，甚至要给受领山地战略防御任务的统帅提出一些建议来也是不可能的。这就说明了山地的战略防御是如何的困难。毫无疑问，假使所要防守的只是一个不过大的作战正面,这个正面是由四、五条汇合于一个中心交点的谷地构成的，而这个中心交点到山顶的距离，只不过有两三天的行军路程，那么这个问题就不会特别困难。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在每个半径的隘路点上能建立一个难以迁回的良好要塞，便可发挥很大的作用。有了这些要塞的掩护，便可部署几个步兵旅来掩护接近路，而把一半部队留在谷地中心交点一一会合处作为预备队，以便用于支援受威胁最大的方向上的前卫，或当攻击军企图走出隘路时，或当守军可集中各纵队迎击攻击军时，用于全力向攻击军发动猛攻。有了这样的战斗部署，还需有好的战斗细则，既要能给前线指挥官指出当难免陂敌人突破的警戒线一旦被敌人真正突破时的集结点，还要能为前线指挥官规定出继续在山地威胁敌军翼侧的时机。这样，守军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因为地形对攻击军造成的困难实在太多了。但是，假使在这样一个作战正面的左、右两边又各有一个同样的正面，那么就必须三面设防，否则在敌人首次袭击时即可能遭到失败。这一情况与前一情况全然不同，但却往往为人忽视。防线越长，防御的困难就越大。于是，瞥戒线体系会出现各种危险，而要采用别的体系又很困难。
当想起马塞纳1799年在瑞士的阵地后，未必能更相信这一真理。茹尔当在斯托卡赫之战失败后,马塞纳控制了从巴勒经沙夫豪森和莱茵涅克至圣哥达和由圣哥达经富尔卡至勃朗峰的这一广大地区。他面对的敌人是在巴勒、瓦尔德斯胡特、沙夫豪森、费尔德基尔希及库尔。贝勒加尔德的那个军威胁着圣哥达。意大利军团威胁着辛普朗和圣贝尔纳。如何防卫这一圆周呢?怎么才能冒着丧失一切的危险，而让一个大谷没有掩护呢?由莱茵费尔斯至汝拉，向索勒尔行军只需两日不到的行程;那里正是法军位于这个圈的咽喉。因此，这也就是防御枢纽。但是，怎么能不防守沙夫豪森呢?怎么能放弃莱茵涅克和圣哥达呢?怎么能保住整个赫尔维蒂不让联军占领而打开瓦莱和伯尔尼的通路呢?假使马塞纳想处处设防,即使是用几个旅也罢,那么他哪里还有军队去同敌军主力决战呢?把全部兵力集中在谷中，这是一种自然的行动方法，但若集中在很难通行的地形上，这可能意味着把国家的锁钥交给了敌人;这样，就会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集中的军队在数量上弱于敌人，便可能无处不受到损失。
马塞纳被迫撤离莱茵和苏黎世一线后，汝拉一线似乎是他应坚守的唯一的战略点。他鲁莽地留守阿尔比斯一线，而该线比菜茵一线短，但却有很长的一段受到奥军的突击。假使贝勒加尔德奉命不经瓦尔捷林向伦巴第推进，面向伯尔尼挺进，或与卡尔大公会合，那么马塞纳就可能全军覆没。因此可以说，高山国家有利于战术防御，但却不利于战略防御，因为这会分散自己的兵力;要补救这个缺点，只有使自己的部队有更大的机动性，并多采取攻势。
与此相反,其逻辑往往是错误的克劳塞维茨将军却认为,运动是山地战中最困难的一部分，所以守方应尽量避免运动，以防丧失在当地防御的优势。不过，他自己最后又说，消极的防御迟早还是抵挡不住积极的攻击的。这足以说明，在山地作战，同在谷地和平原作战一样，主动性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假使在这点上有疑问的话，那么看看马塞纳的作战行动，就可使这种疑点烟消云散了。因为马塞纳之所以能在瑞士坚持住，只是由于他一有机会，就向敌人发动攻击，尽管他为此不得不到达格利姆泽尔和圣哥达。拿破仑于1796年在蒂罗尔对乌尔姆泽和阿尔温齐作战中，也采取了同样的战法，也同样取得了胜利。
至于战略运动的细节问题，只要读一读关于苏沃洛夫经圣哥达向穆滕塔尔的远征中所发生的那些不可推测的事件的记述，就可以得出明确的概念。在热烈赞扬根据这位俄国元帅命令为攻占雷乌斯河谷的莱古尔布而实施的机动行军的时候，大家不禁对他的军队所具有的士气、积极性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也非常赞赏，因为正是由于具有这种士气、积极性和顽强精神,才拯救了这位统帅和他的部队。嗣后，我们可以看到苏沃洛夫在沙亨塔尔和穆滕塔尔的情况，同列古尔布所处的情况完全一样。他也用同样的灵活性摆脱了这一处境。莫利托尔将军所进行的出色的十天战局，也同样令人感到惊讶。他仅有四千人，被三万多入的联军围困于格拉利斯州，但他却出奇地进行了四次交战，仍然守住了林特河。只有研究这些事件，才能看出细节理论的虚假，从而坚信，特别是在山地战中，顽强英勇的意志比任何理论更有价值。难道在领会了这种教训之后，我不能说，山地战的一条主要规律，就是在未控制高地前不要到各地去冒险吗?这条规律是极其简单的，甚至连每一个步兵连长都应该知道。难道我还不能说，在这种战争中，比在其他战争中，军队的行动更需要指向敌人的交通线吗?最后，难道我还不能说，把临时基地或防线设在大谷的会合点上，再用具有高度机动性并能频频发动攻势的战略预备队进行掩护，这就是防守这个地区的最好方法吗?
然而在结束本节之前，我必须指出，在山地国家中，当战争具有民族战争的性质，人民为神圣事业而奋起英勇抵抗的时候，
对于防御就特别有利。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进攻者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不过要想使斗争获得最后的成功，人民群众总需要人数众多、纪律严明的正规军的支援，否则，即使是再勇敢的人民群众，也会象施坦莰和蒂罗尔的英雄们那样被敌人战败。
对山地国家的进攻也有两种情况:(一)进攻的战区只有一线山脉，越过这线山脉就是广阔的平原;(二)进攻的整个战区全部是山地。
对在第一种情况下的进攻，只能提出一条规律，即:在边境全线实施佯动，迫使敌人在宽大正面组织防御，然后向可取得最大战果的决定点实施突破。这里所谈的是指对瞥戒线的突破。这种警戒线从兵力上看是弱的，但从地形的特点上看却是强的;其一点被突破后，全线也就会随之崩溃。只要读一读1800年瓦尔德筑垒地域的历史，或读一读内伊1805年攻占莱塔什和沙尔尼茨的历史(当时内伊率兵一万四千人冲入有三万人的奥军因斯布鲁克中心，巧妙地攻占了这个中心，迫使奥军全线退却)，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精良的步兵，在果敢指挥官的指挥下，总可越过这些著名的山脉。
法兰西斯一世为绕过在苏萨河等待他的敌人，而越过了蒙塞尼和奎拉斯谷地之间的陡山。这一战例足可证明:“这些难以逾越的障碍总是可以被逾越的。”可能会有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用警戒线体系来反对我的这种意见。但是，关于采取这种体系能取得什么结果，我们已经说过了。瑞士军队和意大利军队进入了同一谷地，它们在苏萨河的阵地并不比警戒线好，甚至还不如警戒线，因为这样的阵地把军队都关进了一个隘口，而对翼侧的谷地却没有设防。按照战略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应派出轻装部队至翼侧谷地为通路而战，主力部队则应配置在都灵或卡里尼亚诺。
由于看到山地作战在战术上有很大的困难,而对守方却有很大的便利,所以有人认为,若是集中相当的兵力，从一条谷道中突入，那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最好还是根据便于通行的道路的数量，把军队编成几个纵队，分路前进。照我的看法，这才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想法。只要回忆一下在法索诺交战中尚皮奥内纵队的命运，就可对此确信无疑了。当在受入侵威胁的正面上有五、六条便于通行的道路时，对这些道路均予重视是必要的，但是要越过山脉的兵力编成却不得超过两路。此外，在这种情况下，预定要通过的谷道还必须不在离心的方向上。否则,即使敌入在出口稍事准备迎战，就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拿破仑通过圣贝尔纳益路的计划显然是个最佳方案;他把最强大的主力集团放在中央一线，面向左右两翼各派出一个师分别通过蒙塞尼和辛普朗，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从侧翼保障机动行军。
假使要对其入侵的国家，不仅边境为山脉环抱，而且腹地也群山遍布，那么这种入侵就要比在平原可以决战的入侵，持续更长的时间，遇到更大的困难。这是因为在山地几乎没有适于展开大规模兵力的战场，整个战争会变成一系列的小规模局部战斗。此时不宜于仅在点上渗入狭窄的深谷,因为敌人可能封锁该谷，从而使入侵军陷入严重境地;但是可以从翼侧分两三路突入，不过这要求各路的出口相距不得过远，各路部队要同时到达谷口会合点，并且一定要从所有能分割入侵军队的筑垒工事中把敌人赶走。在全部是山地的国家中，毫无疑问，瑞士是最便于采取战术防御的国家，假使它的民军都能一心一德，同心协力的话。因为在这样的民军协助下，纪律严明的正规军可以抵抗三倍强大之敌的进攻。
假使要对在那些复杂情况下的行动做出固定不变的规定来，那是荒谬的，因为随着地形、工事、居民和军队的状况的不同，那些复杂的情况是变化莫测的。只有历史，但必须是经过推理的、写得很好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山战战的学校。卡尔大公对1799年战局的记述，我在《法国大革命战争批判史》中对这些战局的记述，塞居尔和马蒂厄。迪马对格里宗战役的记述，圣西尔和叙舍对加泰岁尼亚战役的记述，罗昂公爵在瓦尔捷林进行的战局，加亚尔越过阿尔卑斯山的历史(《法兰西斯一世史》)，这些都是学习山地战的良好指南。
第二十九节略论大规模入侵和远征战略
对于在遥远战区的战争和入侵，由于我们在前面已从国家政策方面谈过，所以这里就只从军事方面进行扼要的探讨。当我们想在这本《概论》中给予它们真正应有的地位时，我们却遇到了一些困难，因为假使从一方面来看，它们属于史诗般的虚构，不属于战略的范畴，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在这种远征中，除作战距离远，可能增加困难和危险而外，其作战行动仍可能与其他战争中所采取的作战行动相同。事实上，这种远征均有其独特的交战、战斗、围攻，甚至作战线，均在某种程度上属于本书所研究的战争艺术的各个不同领域。不过，我们在此仅作一般性的研究。鉴于特别是从作战线方面来看，它们不同于其他战争，所以我们把它们放在说明作战线的那章的后面来进行研究。
远征可分为五大类。第一类是穿越大陆的一种辅助性的远征我们在第五节关于千涉性战争中已经谈到。第二类是一种大规模的大陆入侵战争，这要经过许多辽阔的国家一友好的，中立的，态度暖昧的或敌对的国家来实施。第三类是同样性质的入侵战争，不过一部分是在陆上实施，而另一部分则靠舰队在海上实施。第四类是为寻找、防守或攻击遥远的殖民地而进行的海外远征。第五类是大规模登陆作战，其所经过的距离并不太远，但所攻击的对象却是一个强大的国家。
关于根据防御条约或同盟条约而被派出援助远国的辅助军队可能遇到的一些不利之处,我们在第五节中已经指出。毫无疑问,从战略观点来看，假使俄军开往莱茵河或意大利是为了同日耳曼诸国协同作战,那么它的处境一定要比经过敌对国家或中立国家去作战有利得多,稳定得多。它将和盟军共用一些基地、作战线和临时性据点。它可从盟军的防线中得到掩蔽部，从盟军的军需库中得到补给，从盟军的武器库中得到弹药。否则，它就必须从维斯瓦河或涅曼河去取得所有物品，这就可能重蹈许多大规模入侵的覆辙了。
然而，尽管这种辅助作战比单独远征有重大的区别，有很大的便利，但是仍然必须看到，这种辅助军队也有它的危险，而作为起辅助作用的国家代表担任总指挥也有他的困难。1805年的战局有力地证实了这一论断。库图佐夫率领三万俄军进抵因河，到达巴伐利亚边境。他本应与之会合的马克的军队，除由金迈尔率往多瑙佛特的一万八千人外，全军覆没。于是,拥有不足五万兵力的这位将军遭到了拥有十五万之众的拿破仑军队的猛攻。除此灾难而外，库图佐夫还远离本国边境达一千二百公电之远。假使没有另一支五万人的军队开到奥尔米茨去掩护他，他的这种处境就完全无望了。奥斯特利茨会战-一由于魏罗特尔参谋长的错误结-果，使俄军重陷远离基地的困境。这样，俄军由于远离基地而险乎成为联盟的牺牲品，只是因为签订了一项和约，才得以幸存回国。
苏沃洛夫在诺维获胜后的命运，特别是在远征瑞士期间的命运，以及赫尔曼军在荷兰贝尔根的命运，这都是教训。每个担任远征任务的长官，都必须认真加以思考。贝尼格森将军1807年的处境就不那么困难了，因为他是在维斯瓦河和涅曼河之间交战，也就是说，他是依靠自己的基地作战，而丝毫不依靠盟国。还可回忆一下法军1742年在波希米亚和巴伐利亚的遭遇;那时腓特烈大帝单独媾和后，对他们置之不顾。诚然，法军是作为盟军而不是作为辅助军队进行战争的，但是，在后一种情况下，政治关系决不可能如此密切，以致不会引起损害作战行动的分歧。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第十九节中谈到作战的政治目标时，已经谈过。
至于通过辽阔大陆所进行的远距离入侵，则只有向历史请教。
当欧洲有一半土地是森林和草地的时期，当只需马和剑即可把整个整个的民族从欧洲一端迁移至另一端的时期，哥特人、西哥特人、匈奴人、汪达尔人、阿兰人、瓦兰人、法兰克人、诺曼人、阿拉伯人和鞑靼人，都曾竞相侵袭蹂躏过各个帝国。不过，自从发明火药和火炮，建立起大规模的常备军后，特别是自从文明和政治使得各国大为接近，认识到必须相互支援以后，这种事件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了。
不论民族大迁移如何，中世纪还是以不明显的军事远征而闻名的。查理大帝的几次远征，奥列格和伊戈尔几乎在查理大帝进行远征的同时对康士坦丁堡大门所进行的入侵，以及阿拉伯人对卢瓦尔河两岸的侵装袭，都使九世纪和十世纪的这个时代具有一种特殊的性质。但是，因为这些事件的年代已经久远，我们对当时构成军队和国家的种种因素无从了解，而且在这些事件中，精神教益比战略教训还多，所以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将在本书末尾就此作一简要概述。
自从发明火药以来，可属于远距离入侵的只有查理八世对那不勒斯的入侵和查理十二对乌克兰的入侵，因为西班牙人在佛兰德的战局和瑞典人在德国的战局都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行动。前者属于国内战争，后者只是属于新教徒战的一种辅助手段。此外，所有这些远征都是由不大的部队进行的。
因此，在近代史上，只有拿破仑一人敢于把半个欧洲的正规军从莱茵河岸投向伏尔加河两岸。但肯定不会很快有人向他学习。需婴出现能同大流士匪帮作战的一个新的亚历山大和一些新的马共顿人，这种行动才能取得成功。诚然，由于现代社会对豪华和掌乐依恋，可以找到象大流士集团那样的军队，但是到什么地方能找到亚历山大和他的方阵呢?
①即西班牙战局。译者
有些空想家认为，假使拿破仑能以一个新穆罕默德的身份出现，率领一支具有政治信条的军队，并能以穆斯林最高领袖的身份，向民众许诺甜美的自由的话，他就能够达到目的。尽管自山在讲演和书木甩是那么漂亮，但实行起来却颇为困难，因为它与散漫之间仅差一步之远。尽管也可以认为，政治信条的支持有时也可成为得力的助手，这在信念战争一节中已有叙述。但是决不应忘记，现在单靠可兰经是不能攻占任何地方的，因为这需要火炮、炸弹、炮弹、火药和枪。在使用这些工具的情况下，距离在谋略中占重要地位，而象游牧民族那样到处迁移已经不合时宜。
从自己的基地出发，经八百公里进行侵略，这在当今是非常困难的行动。拿破仑对德国的入侵之所以不靠教义而能获得成功，那是因为他的入侵所指向的是些毗邻强国，并以大自然屏障菜茵河为基地的;他的入侵在第一线所遇到的是些相互很少联系的次等国家，而这些国家都投到了他的磨下。这样一来，他的基地忽然从莱茵河转到了因河。在向普鲁士入侵中，拿破仑利用了乌耳姆、奥斯特利茨事件之后德国没有防护的有利条件，利用了申布伦和约，因而使柏林完全处于他的强大的压力之下。至于可以列为远距离入侵的在波兰的第一次战争，我们在别的地方已经谈过。拿破仑应把自己的胜利主要归功于敌人的犹豫不决，而不应归功于自己的计谋，尽管他的行动也是巧妙的和勇敢的。
拿破仑对西班牙和俄国的入侵，更无成就。但是，那些入侵之所以失败，并不是因为他没有漂亮的政治诺言。关于这一点，拿破仑1808年对马德里代表团所作的著名讲话，和他对俄国人民所作的宣言，均可作为证明。
至于德国，尽管它对新建的政治秩序满怀信心，但它仍为不致动摇这种社会秩序而讨好人民;它最后之所以失去人民的信赖，那是因为大规模战争中所不可避免的毁坏，和因为大陆计划所要求的牺牲，而不是因为他对那些激进的学说有反感。
对于法国来说，由于1815年的教训使它深知，依靠政治理论作为取得成功不可缺少的一个因素，是危险的。因为如果这些理论能用于掀起风暴,那也并不能控制这些风暴的后果。它的那些白由主义的说教并不能激起人民群众的有益激情，而结果只能为空想理论家和夸夸其谈者提供武器来打倒自己，其证明就是，热朗内和拉斐特及其所出版的刊物，对它的垮台所起的作用，并不比敌人的刺刀小。
可能有人会指责拿破仑，说他没有适当地满足民众的要求。但是他饱经风霜，不会不知道，政治偏见往往会导致混乱和无政府状态，而鼓吹放纵的理论迟早会导致这种偏见的产生。他认为，为了不使已经失去控制能力的国家政权这艘大船任凭狂风巨浪冲击，在确保民主利益方面，已经做得不少了。从这一观点考虑，人们可能不责怪他做得太少，而可能有更多的理由说，他象红衣主教黎塞留那样，对不敢在自己国内使用的危险武器，在邻国也不敢使用了。但是，在这里我们已离题太远，让我们还是回到有关入侵他国的军事问题上吧。
总之，除了因距离远所产生的影响不同而外，只要军队一到达战区，一切入侵战就同其他形式的作战没有区别了。由于主要困难就在于距离远，所以我们就必须了解关于深远作战线、战略预备队和临时基地的规律。这些规律是唯一有益的，甚至在这种情况下是必须运用的，尽管运用这些规律并不一定能消除一切危险。
1812年战局，对拿破仑虽是如此不幸，但仍不失为远征战的范例。拿破仑当时把施瓦岑贝格亲王和雷尼耶留在布格河上，让麦克唐納、乌迪诺和弗雷德守卫德维纳河，贝吕纳据守斯縻棱斯克，而奥热罗则留守在奥得河和维斯瓦河之间。由此可以证明,拿破仑对他的基地安全，早已有了预防措施。但是由此也可以证明，最伟大的军事行动有时会遭到失败，其原因恰恰是由干为保障成功而采取的准备措施规模过大。
假使说拿破仑在这一巨大的斗争中也犯了错误的话，那么他的错误主要是由于忽视政治预防措施造成的;他在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上的军队没有统一的指挥;他不应该在维尔诺停留十天之久;他决不应该把他的右翼部队交给自己不能胜任的兄弟指挥;他不应该信任施瓦岑贝格亲王，因为他是个奥国人，在执行作战任务时，他不会象法国将军那样忠诚可靠。至于在莫斯科大火之后他还留在莫斯科的错误，那就更不必提了。虽然当时的灾难已经不可避免，但是假若在莫斯科大火之后能够立即撤退，那么损失就可以小一些。有人指责拿破仑，说他太忽视远征距离、各种困难和人员情况，以至采取愚蠢行动，深入到了克里姆林宫。要对他做出有罪或无过的判决，这要很好地了解他为什么没有按他原来所宣布的那样留在斯摩棱斯克过冬，而是越过了斯摩棱斯克的真正原因。最后，必须看到，在把强大的俄军击败之前，他是很难在斯摩棱斯克和维捷布斯克之间立足的。
我决不想攫取在这样大的诉讼案件中的判决权。我认为甚至掌握这种判决权的人也不一定能够胜任这一任务，因为他们没有为完成这个任务所必需的资料。在这件事上有一情况是唯一准确的，那就是拿破仑完全忘记了奥地利、普鲁士和瑞典对他的敌意;他以为在维尔纳和德维纳河之间一定能击溃俄军。他虽对俄军的勇敢精神有正确的估计，但对俄国的民族精神和人民的毅力却估计错误。最后，也是主要的，他没有预先取得一个军事大国的真诚无私的援助，没有利用这个大国的邻国作为向他要征服的这个庞然大物进攻的可靠基地，而是把他这一伟大事业的基础完全建立在依靠人民的协助和支持上面;这些人民虽然勇敢热情，但却不够坚定，这就失去了使国家强大的基础。另外，他也未能从这种瞬息即逝的激情中汲取有益的一切因素，反而因为迟疑，致使这种激情受到了挫伤。
这些远征作战的失败命运，事实上，不仅向我们说明了获得成功的主要条件，甚至还向我们表明了人们所能发挥的最大效力。正如我们在第一章第六节所说，在战场附近若是找不到一个相当强大的同盟国，以在边境上为我军提供一个合适的基地时，那就应该绝对地放弃这种远征作战的企图。因为只有这种基地，才可以事先集中各种军需物资，才可以使我军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从而立于不败之地。
至于有人企图从战略格言中找到有关领导艺术的规则而不考虑上述政治预防措施，那就未免过于轻率了，因为这样行动本身便是对一切战略规律的公然背叛。归根结底在第二十一节和第二十二节中，为深远作战线的保障及中间基地的建立所指出的各种预防措施，是唯一能减少危险的作战方法。除此还应该考虑到距离、障碍、季节、国家特点等等。总而言之，判断和计算要精确，行动要适当，即在取得一定胜利后要善于适可而止。
另外，要拟定出几条能保障远征入侵成功的规律，那实在是太困难了。在四千年的历史上，只有五六次远征入侵获得成功。其余的上百次远征入侵都成了人民和军队的灾难。
陆上远征入侵的主要情况差不多已经讲完之后，我们可以就半陆半海的远征入侵提出一些意见。这种远征属于我们曾指出的第三类远征。
自从发明火炮以后，这类远征就很少了。我认为，十字军远征可能就是这类远征的最后战例。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制海权曾经一再易手，最后从两三个次等的强国手里落入一个强大的岛国手中;这个岛国虽有很多舰船，但却没有要进行此类远征所必需的陆军。
不管怎样，从这两个共同起作用的原因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就是过去薛西斯经陆路去攻希腊时，随其后面跟进的有各种舰船四千只;而亚历山大大帝由马其顿出发，经小亚细亚，到达蒂尔时，他的舰队则是沿海岸前进，这种时代对我们来说，已经永远成为历史了。
虽然我们不曾再见过这类的远征，但是假使进行陆上远征时能有像军舰和运输船队这种辅助器材的协助，军舰和运输船队还是有很大利益的刀。
不过决不可单靠舰船，因为风力莫测，有时风暴能把人们对其寄予全部希望的船队吹散，甚至吹翻沉海。依次输送尽管并不总是可靠的方法，但却危险性较小。
我认为没有必要在此提及象拿破仑入侵奥地利和西班牙那样的对邻国的入侵。这是一般战争，只是距离远一些，但无任何特点，而是按本书前面几节中已充分指出的意见进行的。
当地居民敌对情绪的轻重，作战线深度的大小，以及主要作战目标的远近，这都是可能要求改变一般作战体系的唯一多变的因素。
事实上，虽然对邻国入侵比远距离作战危险较小，但是也还是不乏失败的战例。例如，一支以进攻加的斯为目的的法军，甚至在比利牛斯山拥有良好的基地，在埃布罗河和塔霍河有中间阵地，也未免在瓜达尔基维尔河遭到覆没。1809年的情况也是如此。当法国的其他军队在巴尔塞劳奈特和波尔图之间交战之际，在匈牙利中心围攻科马诺的法军，却在进抵别列津纳河以前，即被歼于瓦格拉姆平原。以往的战争，现有的兵力，过去的胜利，以及国家的状况，所有这一切都可能影响作战的规模。将帅的伟大天才是要根据兵力和情况来表现的。至于可能对入侵邻国产生影响的政治，虽然说它不象对远距离作战那么需要，但是仍不应忘记我们在第六节所说的那条规律，就是敌人不论多么弱小，当它加入一个联盟时，总是对它有用的。萨瓦亲王1706年改变政策对当时一些事件所产生的影响，以及莫里茨于1551年在萨克森和1813年在已伐利亚所发表的告民众书，都充分证明，对邻近战区的各个国家，即使不能争取它们合作，也应争取它们严守中立，这是非常重要的。
①可能会有人说，我一方面否定那些便军队以能为甚地的统帅，一方面我现在似乎自己也向人们推荐这种行动。但是，我这里所说的是通过陆军可能拥有的中间基地逐次输送给养的工具，而决不是说的作战行动向海岸的转移。
关于海外远征作战，还有一点必须提及，就是装船和卸船与其说是战略行动，毋宁说是勤务和战术行动。纯属登陆的问题，我们将在第四十节阐述。
战略概要
在一般构成作战计划的所有战略计谋方面，我刚刚谈完了自己的意见，因此我认为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我给自己提出的任务。
然而，正如我们在本章前面的定义中所说，战争中大部分的作战行动，往往同时既属战略问题，又属战术问题，前者是从作战方向的观点考虑的，后者是从如何进行战斗本身考虑的。所以在谈这些既可属于战略又可属于战术的行动之前，必须在此谈谈大战术和交战的问题，谈谈可用以实现作战基本原则的规律。用这种方法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半战略半战术行动的统一关系。不过我在此仅拟总结一下我们刚刚所谈的有关战略的这章的内容。
根据本章所刚述的内容，我认为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在所有战区运用作战主要原理的方法如下:
(一)应根据第十八节所谈的有关与敌人基地垂直的路线的原则，善于利用交战双方作战基地的相对方向所能提供的有利条件。
(二)通常在战略上，一个战场总有三个地带，应从这三个地带中选择出一个主要作战地带，而这个地带应能保障给敌人以最致命的打击，而使自己冒最小的危险。
(三)应巧妙建立作战线，并正确为作战线确定方向。在采取守势时，应学习卡尔大公1796年和拿破仑1814年所采用的方法，他们都选择了向心的作战线;或者应向苏尔特元帅学习，象他1844年那样选择作战线，以备沿着与边界线平行的路线退却。
在取攻势的时候，则相反，我们应学习拿破仑在1800年、1805年和1808年获胜的作战方法，即将其兵力指向敌人战略正面的一端。或者也可学习他在1796年、1809年和1814年获胜的作战方法，即将其兵力直指敌人战略正面的中心。所有这些作法，都应根据双方军队所占的相对位置及第二十一节所述规律来决定。
(四)正确选择临时战略机动线,并为其确定适宜的方向,以便保障我军随时可以集中较大部队作战，同时又能阻止敌军集中部队或相互支援。
(五)根据统一和集中的同样精神，很好地布置各个战略阵地，并巧妙地协调所有用于包围敌人重要战略点的大部队的行动。
(六)最后，要使部队保持有最大的活力和最大的机动性，以便能将其逐次轮番用在实施突击的要点上，从而达到主要目的:以优势兵力各个击败敌人。
神速的行军，可以加强我军的行动，同时，也可抵销敌人的大部兵力。当单靠这种神速的行军即可保障胜利时，如果行军再能有灵活的方向，那么这种行军的功效就会百倍地增大。换言之，要取得巨大的战果，必须把这种努力指向战略的决定点上，以便能予敌人以最致命的打击。
然面，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选择这样一个决定点，因为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对一切其他点置之不顾。所以有时也可限于达成整个战役目的的一部分;为此,必须善于既迅速并逐次地使用所有兵力去进攻敌军各部。这样，敌军也就必然会被各个击破。若能把神速用兵和正确选择运动方向所得到的优势结合起来，便可获得胜利，取得重大战果。
最能证明这些真理的战役，就是经常被引证的1809年和1814年的战役，以及1793年的卡尔诺战役。关于这一点，已在第二十四节提及，其细节可见我所著的《法国大革命战争史》第四卷。当时，从敦刻尔克逐次运至梅嫩、莫伯日和朗道的四十个营的兵力，加强了这些地方的军队，取得了四次胜利，从而拯救了法国。如果在这一计谋中,还能再加上在战争区正确运用战略决定点的长处，那么机动行军的全部科学，就可能都包含在这次英明的战役之中了。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因为当时奥军和联军的主力，在向科隆退却时，法军必须把自己最强大的突击指向马斯河。公安委员会消除了最直接的危险。但是，我的评论丝毫没有贬低这次机动的功绩。这次机动反映了战略原理的一半，而战略原理的另一半则恰恰在于给此种行军选择了具有最决定意义的方向,就象拿破仑在乌耳姆、耶拿和雷根斯堡那样，所有战略性作战艺术都包含在这四次不同的运用之中。我如此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些战例，其原因前面已经说过，我想大家会原谅我。
当在国内作战时，要给军队准备一个最有利的战区，以保障军队占有真正的优势，这是战略的伟大目的之一。关于这一点，我认为不一定需要再加补充。在具有决定意义的大方向上，要塞、营垒和桥头堡的配置，以及交通线的修筑，也是这一科学中有趣味的一个部分。我们已经指出了所有特征,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确定这种固定的和临时的交通线及决定点。拿破仑曾用经辛普朗和蒙塞尼斯修筑公路的方法，给我们上了这一课。奥地利人从1815年起，便巧妙地运用了拿破仑的这些经验，修筑了由蒂罗尔通往伦巴第、圣哥达和斯普吕根的几条道路，并且还设计或修建了几个要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