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的免役制度，除规定男子56岁即可免役外，还有“复身”和“复家”制度。“复身”即免除本人的兵役劳役，西汉规定:凡县、乡之三老，高祖刘邦的元从亲随将士，孝悌力田者，身有残疾、疾病者，博士弟子或精通一经者，以及向国家绢纳车马、奴婢、粮草及钱资买得高级爵位者，均可“复其身”。“复家”即免除全家的兵役和劳役，规定:皇族、贵族、功臣之家及其子孙之家，高祖刘邦故乡丰沛的居民，曾从刘邦入蜀的二千石吏，爵位在五大夫以上的军吏(汉初有爵即复其家，后改)，因战乱逃离家园还归者，家有90以上高龄老人的民户，正在生育或居丧的民户，为国家牧养马匹的牧户，徙边屯垦的民户，均可短时期或永久性地“复其家”。

        西汉除实行郡县征兵制外，还采用“谪发”及征调内附的少数民族之兵的办法，以补充正卒的不足。

        “谪发”，即征发刑徒罪犯为兵，起于秦代。秦有“七科谪”，谪发官吏有罪者、亡命者、赘婿、贾人、曾有市籍者、父母曾有市籍者以及大父母(祖父母)曾有市籍者等7类人为兵。此7类人中，仅前2类是刑徒罪犯后5类人属社会低下者，视同罪犯。秦始皇在征百越、击匈奴、戍五岭时，都曾大量谪发刑徒、奴隶及商贾等。秦二世正是以几十万修骊山陵的刑徒应急，才打败了攻入关中的陈胜部将周市，使秦王朝得以短暂的苟且。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后，继续实行这一做法。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反叛，刘邦除“征诸侯兵”外，还“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从军”最后击败英布。武帝时，随着对外战争的频繁以及对内镇压各种势力的需要，愈加广泛地采取这种谪发罪徒补兵及七科谪的形式，且规模越来越大。如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余万骑”出击匈奴，其中就有大量的刑徒罪犯从征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王相吕嘉反，杀汉使者及其王、王太后”，被派去前往镇压的汉军中也有大量的“罪人”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朝鲜王攻杀辽东都尉，乃募天下死罪击朝鲜”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益州、昆明反，赦京师亡命令从军，遣拔胡将军郭昌将以击之”;太初年间(公元前104年~前101年)，曾发“恶少年数万人”并“赦囚徒扦寇盗”，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击大宛夺取“善马”;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发天下七科谪，及勇敢士”出击匈奴等等。武帝以后诸帝也经常以罪徒充军，如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武都氐人反，遣执金吾马适建、龙额侯韩增、大鸿胪广明将三辅、太常徒，皆免刑击之”又如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西羌反，发三辅、中都官徒弛刑”等击之。尽管西汉时曾大量、频繁地实行“谪发”，征调罪徒补兵，但并未形成制度，只是一种为了迅速组军和弥补正卒不足的权宜之计。这种作法，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兵源，同时也减轻了普通百姓的兵役负担。由于被谪发的罪徒、奴隶有望在战后获得自由，那些商贾、恶少也大都是些任侠好武、重利轻生的亡命之徒，故在战争中往往勇猛剽悍，常打胜仗，这也是西汉统治者谪发罪徒、恶少充军征伐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