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四年(公元809年)三月，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按照惯例，河溯三镇是父死子继，其子王承宗袭其父位，自为留后，等待朝廷下诏追认。但宪宗藉平定三镇之威，以为河北亦可平定，欲革河北诸藩世袭之弊。翰林学士李绛分析说:“成德自武俊以来，父子相继四十余年，人情贯习，不以为非。况承宗已总军务，一旦易之，恐未必奉诏。又范阳、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传，与成德同体，彼闻成德除人，必内不自安，阴相党助，虽茂昭有请，亦恐非诚。今国家除人代承宗，彼邻道劝成，进退有利。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则自以为功;若诏令有所不行，彼因潛交结;在于国体，岂可遽休!须兴师四面攻讨，彼将帅则加官爵，士卒则给衣粮，按兵玩寇，坐观胜负，而劳费之病尽归国家矣。今江、淮水，公私困竭，军旅之事，殆未可轻议也。””李绛的建议中，一方面说明了河北有其特殊性，一方面又指出不易成功的条件。第一，是进讨将帅按兵玩寇，坐观胜负而不会全力进讨，第二，当时财政困难，无力供应军需。乍一看来，似乎李绛根本不同意用兵，不仅不同意用兵河北，对其它藩镇也不主张用兵，因为后两条理由是用兵藩镇的普遍情况，不仅用兵河北会如此。七月，卢龙节度使刘济、魏博节度使田秀安都有病，又面临他们死去，其继任者如何处理，宪宗再次提出“今刘济、田秀安皆有疾，若其物故，岂可尽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时当平!”李绛则进一步分析说:“群臣见陛下西取蜀，东取吴，易于反掌，故谄谀躁进之人争献策画，劝开河北，不为国家深谋远虑，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势与二方异。何则?西川、浙西皆非反侧之地，其四邻皆国家臂指之臣。刘關、李锖独生狂谋，其下皆莫之与，關、锖徒以货财陷之，大军一临，则涣然离耳。故臣等当时亦劝陛下诛之，以其万全故也。成德则不然，内则胶固岁深，外则蔓连势广，其将士百姓怀其累代煦妪之恩，不知君臣道顺之理，谕之不从，威之不服，将为朝廷羞。又，邻道平居或相猜恨，及闻代易，必合为一心，盖各为子孙之谋，亦虑他日及此故也。万一余道或相表里，兵连祸结，财尽力竭，西戎、北狄乘间窥窬，其为忧患可胜道哉!济、秀安与承宗事体不殊，若物故之际，有间可乘，当临事图之，于今用兵，则恐未可。太平之业，非朝夕可致，愿陛下审处之。”当时正好淮西吴少诚病重，李绛认为:“少诚病必不起，淮西事体与河北不同，四旁皆国家州县，不与贼邻，无党援相助，朝廷命帅，今正其时，万一不从，可议征讨。臣愿舍恒冀难攻之策，就甲蔡易成之谋。脱或恒冀连兵，事未如意，蔡州有釁，势可兴师，南北之役俱兴，财力之用不足。倘事不得已，须赦承宗，则恩德虚施，威令顿废。不如早赐处分，以收镇冀之心，坐待机宜，必获申葵之利。”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李绛并非反对用兵，而是鉴于河北的特殊情况，不同意用兵河北。他主张要对藩镇区别对待，反对用兵河北，却鼓励宪宗用兵淮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