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宋辽金西夏兵学
作者:刘庆、毛元佑 著
出自————《中国宋辽金夏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五、宋辽金西夏兵学
中国古代兵学，在春秋战国时期进入第一个发展高潮。此后千余年间，历代兵学家只是在兵学体系和理论内容上做了一些丰富完善工作，兵学发展总的说来处于低谷。从北宋中期开始，中原士大夫痛感于亡国绝世的民族危机，纷纷潜心于兵学著述，而宋代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的发展，特别是武学的兴盛和雕版印刷的普及，进一步推动了兵学的繁荣;仰慕中原文化的契丹、女真和党项诸族将帅，在学习中原兵学精华的同时，创立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兵学理论和作战方法，又反过来积极促进了宋代兵学的进步，从而使中国古代兵学进入第二个发展高潮。
(一)兵学发展概况
宋辽金西夏兵学的繁荣，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兵学著述数量大，种类多;文人士大夫谈兵蔚然成风，壮大了兵学家队伍;兵学确立了自己的经书，象儒学一样成为官学中原传统兵学和边疆诸族兵学交流频繁，相互融合，共同发展。
1、兵学著述
兵书是兵学理论的主要载体。宋代兵书的数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根据史书的记载，《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兵书只有53家790卷，图43卷;《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兵书是133部512卷;而《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兵书则达347部1956卷之多。其中不仅有私人的著述，还出现了官修的兵书。宋仁宗在位时，就仿照历朝官修正史的形式，专门设立书局，由翰林学士承旨丁度和曾公亮等人，采撷历代兵学精华和本朝典制，分门别类撰成《武经总要》40卷。据记载，宋代还有《武经圣略》、《御前军器集模》等官修兵书，今已不存。此外，在边疆民族所建立的政权一一辽、金和西夏统治地区，不仅流传汉文兵书，还翻一一译刻了许多少数民族文字的兵书典籍，如西夏文和女真文的《孙子》、《六韬》、《三略》等，并有用汉文或本民族文字著述的兵书问世。
宋辽金西夏时期的兵书种类繁多，大体上可分为著、疏、辑、译4大类。
(1)著述兵书
宋代兵学著述内容不一，体例多样，如综合性兵学著作《虎钤经》;专门论述城邑防御的《守城录》、《襄阳守城录》;专门论述边防守备和兵要地理的《靖边备要》、《边防控扼形势图论》、《历代边防屯田便宜》、《边防龟鉴》;专门论述谋略战法的《百战奇法》;专门论述兵制的《历代兵制》、《补汉兵制》、《西汉兵制》、《汉南北军制》、《鲁军制》;专门论述军事历史人物的《何博士备论》、《百将传》、《宋朝南渡十将传》;专门记述行军制度的《行军须知》等。所涉及的兵学问题较之前代更为广泛，理论内容也更加深入。同时，金承安元年(1196年)，金国子监斋长张守愚著《平辽议》3篇。金末，奉圣马饵升著《北新子》10万言，“且日古人兵法非不尽，但未有如北新子五十里火雨耳”。西夏也刊印有西夏文的军事法典《贞观玉镜统》。这说明，随着边疆民族与中原汉族兵学上交流日益频繁，著述兵书已引起边疆民族政权的充分重视，而不仅仅限于宋朝兵学界了。
(2)注释兵书
中国古代兵书注释始于汉代，东汉末年曹操所撰《孙子略解》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兵书注本。其后注释兵书者代不乏人，但直至宋代才出现注释兵书的第一次高潮。如宋代注解《孙子》的就有10余家，其中成就较大者有《梅圣俞注孙子》、《张预注孙子》、郑友贤《孙子十注遗说》、《王晰注孙子》等。它们或于《孙子》本义多所发明，博而切要，或能纠谬补遗，或能从哲学高度言前人之所未言，从而促进了《孙子》研究的深入。而吕惠卿的《素书注》、《三略注》，张商英的《素书注》，吴章的《司马穰苴兵法注》、张载的《尉缭子注》等，也都在引用古代战例和兵学前贤言论的基础上，阐发自己的理论见解。宋朝兵书注释的一个最突出特点，是人们已不再满足于零散的单部兵书注释，而要对古代兵学的经典之作进行全面的研究和整理，或将前人兵书注释的成果汇集起来。其明显标志便是《十一家注孙子》和《施氏七书讲义》的问世。《十一家注孙子》所辑注家为东汉末曹操，梁孟氏，唐李荃、贾林、杜佑、杜牧、陈嗥，宋梅尧臣、王皙、何氏与张预，几乎囊括了宋及宋以前的重要《孙子》注家言论，有较高的理论价值。《施氏七书讲义》将官方颁布的《武经七书》作系统的注释，也很受后人的重视。
辽金兵家很重视兵书的注解。据郭沫若《管子集校》一书考证，辽人刘绩曾补订注释了《管子》这部重要典籍。其中《七法》、《兵法》、《地图》、《参患》、《制分》等篇多是兵学专论。刘注简明贯穿，多所发明，对兵书整理上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金代，全真教盛行于北方，《阴符经》这部论及兵法权谋的道家著作颇有人作注。如金刘处玄《阴符经注》1卷，侯善渊《黄帝阴符经注》1卷，唐淳《阴符经注》2卷，皆有明辑道藏本、明正统刊本存世。
(3)汇辑兵书
汇辑类兵书在宋代较为发过,无识别结果是到过的《十一家注孙子》、《武经七书》、《武经总要》、《虎钤经》外，还有《兵筹类要》等书。汇辑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完整地将几部定本古代兵书汇辑在一起，如朱服校定的几种兵法典籍，仅《孙子》用曹操注，《吴子》、《司马法》、《三略》、《六韬》皆为白文本。施子美注释讲解《武经七书》，仍保持原来各书的结构体例不变。二是自定体例，将前代兵书内容和军事资料分门别类辑录在一起。这种汇辑方法便利于读者系统了解古代兵学在某一具体问题上看法，一册在手，毋需旁鹜，其编纂体例在后世有很大影响。
(4)翻译兵书
译介中原军事典籍，是契丹、党项和女真民族吸收中国传统兵学精华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原与边疆各民族军事文化融合的明显标志。据史籍记载，辽初东丹王耶律倍十分钦慕中原文化，在收集大批汉文图籍的同时，曾译有《阴符经》一书。据《补元史·艺文志》记载，金代有女真字太公书、女真字伍子胥书、女真字孙膑书、女真字黄氏书数种兵书。太公书即《六韬》，亦有称《太公六韬》的;伍子胥书，《汉书·艺文志》录有《伍子胥十篇图一卷》，今已不存;孙膑书，《孙膑兵法》自汉代失传，但古人长期疑孙膑与孙武为一人，二人所著为一书，疑此即《孙子兵法》之讹;黄氏书，即《黄石公三略》。据文献与考古资料，西夏也刊印有西夏文《六韬》、西夏文《黄石公三略》(有注释)、西夏文《孙子兵法三注》(有曹操、李荃、杜牧注文)。而如此大规模地翻译介绍兵书，是汉唐千余年间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历史现象。
言兵者不止兵书。随着宋代文人士大夫们谈兵蔚成风气，在他们的大量奏疏、文集、札记里，出现了丰富的兵论篇章。范仲淹的《奏上时务书》、苏洵的《嘉佑集》、苏轼的嘉佑《进策》、李觏的《强兵策》、辛弃疾的《美芹十论》、陈亮的《酌古论》、《中兴五论》以及叶适的《习学纪言序目》、《水心别集》等，都是一时间脍炙人口的兵论佳作。此外，宋代编纂的大量史书、类书如《资治通鉴》、《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玉海》等书籍，也收录了众多的军事文献。译自汉籍简传的西夏文《类林》，同样包含有武将、弓手、武士方面的内容。
2、士大夫言兵之风盛行
尽管历史上不乏文人论兵之事，但总的说来兵学论坛还是被军事将帅们长期统治着。这中间一个重要原因是文人士大夫自觉缺少军旅阅历，于朴刀杆棒、军阵沙场之事不甚了了。所以，像孙武、吴起、曹操、诸葛亮这些统兵将帅的作品颇受后世兵家的器重。而士大夫们即使有所论述，也多托名于他人以抬高身价。如北宋陈师道在《后山谈丛》中曾认为，被列为《武经七书》之末的《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是宋人阮逸所著，托名唐人李靖。不管此说是否可靠，都足以说明当时伪托风气之盛。另一方面，自古兵儒不同道，儒家对兵家“使力行诈”所奉行的基本否定态度，长期影响着文人士大夫的思想观念，对所谓“卑俚通俗”的兵学著述通常是不屑一顾的。特别是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政权以后，总结了唐后期藩镇割据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巩固中央集权的措施，修文偃武，将兵书列为禁书。景德三年(1006年)，宋真宗下诏说:“天文兵法，私习有刑，著在律文，用妨奸伪。”加上宋辽合议，签订“澶渊之盟”，一派歌舞升平的虚假景象也麻痹了人们，致使“士大夫耻言兵”的现象日益严重。
也有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宋代兵学论坛寥落的危害性，身体力行撰述兵书。如宋代早期较为著名的兵学著作《虎钤经》，就是由进士出身的许洞于咸平四年(1001年)至景德元年(1004年)撰成的。许洞(约公元976~约1017年)，字洞天(一作渊夫)，苏州吴县(今属江苏)人。历任雄武军推官、均州参军、乌江县主簿等官。他感到“孙子之法奥而精，使学者难于晓用”，“李荃所著太白阴经，论心术则秘而不言，谈阴阳又散而不备”，于是“上采孙子、李荃之要，明演其术下撮天时人事之变，备举其占”，遂著《虎钤经》20卷，于景德二年(1005年)进献朝廷。可惜他人微言轻，对满朝“尚文轻武”的风气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
仁宗在位时，辽与西夏对宋朝的严重威胁，逐渐引起朝廷乃至整个社会的重视。康定元年(1040年)，仁宗命修大型军事类书《武经总要》，庆历三年(1043年)建立武学，说明官方对兵学的态度已经改变。社会上研究兵书的人也日渐增多起来。《郡斋读书志》说:“元昊既叛，边将数败，朝廷颇访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生动地描述了当时文人士大夫由“耻言兵”到“人人言兵”的转变过程。
宋神宗继位以后，颇想有一番作为。在他的支持下所进行的“熙宁变法”，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改变”冗兵”之弊，培养素质较高的武官。为此，宋神宗于熙宁五年(1072年)再兴武学，选文武官知兵者为教授，教习诸家兵法，论说历代用兵得失成败。他还与王安石等人讨论李靖的阵法、队法及兵法思想渊源，令朱服、何去非等人校定《武经七书》，正式颁行为武学教科书。
这一时期所涌现出来的兵学家大体可分为两类人。一类人以研究《孙子》和其他兵学典籍为主。其代表人物包括梅尧臣(1002~1060年)、王晰、何延锡等民间《孙子》注家，李觏等《孙子》研究者，也包括宋朝武学教授朱服、何去非，官员曾公亮、丁度等人。朱服，字行中，湖州乌程(今浙江吴兴)人，熙宁进士。与苏轼等人关系密切。他任国子司业时，受诏校定《孙子》、《吴子》、《司马法》、《李卫公问对》、《三略》、《六韬》诸兵书，并为武学的负责人。何去非，字正通，浦城(今属福建)人。元丰五年(1082年)，因对策“词理优瞻，长于论兵”入仕，历任武学教授、武学博士。撰有军事人物和事件评论集《何博士备论》，并参与校勘《武经七书》，对《李卫公问对》、《六韬》的真伪问题进行过考辨。曾公亮(公元999~1078年)，字明仲，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人，天圣进士，官至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丁度(公元990~1053年)，字公雅，祥符(今河南开封)人，历任翰林学士、参知政事等官。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命他2人编修《武经总要》，“凡军旅之政，讨伐之事，经籍所载，史册所记，祖尚仁谊，次以钤略，至若本朝戡乱，边防御侮，计谋方略，咸用概举”。他们研究整理兵书典册的初衷，确实是为了振兴北宋自“澶渊之盟”以后，武备日见废弛，将帅不学无术的局面，但过于注重字词训诂和版本校勘，或求体系完备，资料丰瞻，对直接影响宋军战斗力和国防的许多尖锐问题反而语焉不详，更缺少有针对性的军事建策。
另一类人则以范仲淹、王安石、沈括为代表。他们身膺疆守重任或执掌枢机，直接面对党项的侵扰和军事改革的实际问题。因此，其兵论主旨不在于先朝兵书字词的锻炼和古人思想的阐发，大多缺少理论思辩色彩，更侧重于就事论事的现实对策。沈括(1031~1095年)，字存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嘉佑进士。历任河北西路察访使、廊延路经略使、知延州(今陕西延安)等。他自幼受舅父许洞的影响，文才武略双全。在守边期间，不仅针对党项骑兵的特点，提出种种防御战法，还十分注意科学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所著《梦溪笔谈》中记载了许多兵器制造及地图沙盘方面的知识。
宋代兵学的真正发展是在南宋时期，而“士大夫言兵”这一社会现象也恰于此时达到高潮。靖康年间(1126~1127年)，金军攻陷汴京，掳走徽、钦二帝，北宋灭亡。在这一连串亡国绝世的民族悲剧面前，更多的有爱国心的士大夫不满足于纸上谈兵，注释孙、吴之书，而投身于铁马金戈的战场厮杀中去。尤其是北宋末、南宋初被人们称之为，“将儒”的李纲、宗泽、陈规、辛弃疾等人，毅然冲破昔日笼罩朝野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氛围，渴望着挽救危局，建立军功。曾盛行于唐代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豪迈英武之气，一度重返绮丽靡奢、纸醉金迷的宋朝士大夫生活之中。陆游的“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活画出在国耻家恨双重刺激下，一些有志气的忧国忧民之士崭新的精神风貌。
出于宋金军事斗争的迫切需要，这一时期士大夫论兵的重点转向有针对性的现实对策。例如，陈规、汤璹等人撰写的《守城录》一书，就是在宋人守城抗金不利的情况下，集中阐述在火器已用于作战，攻城手段有新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守城和进行城防体制改革的著作。陈规(1072~1141年)，字元则，密州安丘(今属山东)人。历任安陆(今属湖北)县令、德安(今湖北安陆)和顺昌(今安徽阜阳)知府、庐州(今安徽合肥)知州兼淮西安抚使等职。北宋末年，他独守德安孤城多年，后又在顺昌储粮备战，积极配合刘镐取得顺昌大捷。他根据自己的守城实践，先后撰成《守城机要》、《《靖康朝野佥言〉后序》，与曾任德安府学教授汤璹撰写的《建炎德安守御录》合在一起，刊行于世，受到当时兵家将帅的广泛重视。辛弃疾撰写《美芹十论》的情形也与之大体相仿。辛弃疾(1140~1207年)，字幼安，号稼轩，山东历城(今济南)人。青年时聚众抗金，曾任义军耿京部掌书记。耿京被害后，率众南渡，任南宋地方官多年。他著《美芹十论》，目的就是反对当时朝廷内外的惧战言论，从宋金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诸方面进行考察，指出宋军变弱为强的可能性，以增强军民的必胜信心。他在孝宗朝曾上奏抗金之策，虽未被采纳，但他一片抗金爱国的拳拳之心，在当时也赢得人们的赞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以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南宋永嘉学派对兵学的重视。中国自先秦诸子论兵，百家争鸣以后，汉唐迄宋千余年间，一个学术派别将兵学放在如此重要的地位上，投入如此多的人力和精力研究兵书，撰写如此多的兵学著作和论兵篇章，恐怕还是第一次。永嘉学派的著名学者薛季宣(1134~1173年)，字士龙，一作士隆，号艮斋。南宋永嘉县(今浙江温州)人。其父亲和伯父辈皆是积极主张抗金的爱国官员，他本人也在武昌县，而识别结果令任内，动员当地民众抗击完颜亮(海陵)金军南侵。他喜爱兵法，曾考订《司马法》、《八阵图》诸兵学典籍，著有《汉兵制》一书。但在兵学方面的最重要贡献却是培养了陈傅良这样名重一时的学者，确立了裁减冗官冗兵，依靠民军防卫的基本态度。其大弟子陈傅良(1137~1203年)，字君举，号止斋先生。瑞安人。官至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他痛感南宋朝廷偏安江左，主弱兵骄，为总结历代军制是失经验，撰成《历代兵制》(初名《周汉以来兵制》)7卷,以喻当朝军制弊端。另一位影响很大的著名学者叶适(1150~1223年)，字正则，又称水心先生。瑞安人。曾任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在抗金保卫南京及长江下游一带地区的斗争中立有功勋。所著《水心别集》、《习学纪言序目》等广泛讨论了古代兵法与宋朝和战及军制问题。同属于这一学派的还有通晓行阵之法的徐谊(1144~1208年)，著有《补汉兵制》的钱文子(1147~1220年)，著有《孙子新略》的王自中(1140~1199年)，著有《将鉴论断》的戴溪(1141~1215年)，著有《开禧德安守城录》的王致远等。南宋进步思想家陈亮(1143~1194年)虽不属于这个学派，但他与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人往来密切，受永嘉学派的思想影响很大，在主张富国强兵，抗击敌人侵略方面是相当一致的。
3、兵学成为官学
中国古代文化教育事业起源很早，商周时代的“学在官府”，其教育科目已包括射、御等军事内容。春秋战国时繁荣于百家争鸣形势下的私学，更将兵学作为专门的知识予以传授。可惜直到宋代，才由官方设立专门学校培养军官，规定学员要学习诸家兵法、行军布阵等。为了适应武学及武举考试的需要，宋朝廷从浩如烟海的古代兵书中挑选出《孙子》、《吴子》、《司马法》、《六韬》、《尉缭子》、《黄石公三略》、《李卫公问对》7部兵书，命名为《武经七书》，刻版印刷，颁之武学，作为教材。
《武经七书》的颁行，从表面上看是古代兵书由单行本向丛书方向发展。但从更深层次的文化意义上看，它标志着中国传统兵学的定型。先秦时代齐国兵学、南方兵学、秦晋兵学的差异，汉代权谋、形势、阴阳、技巧诸类的界限，以及儒家兵论、黄老道家兵论间的区别，至此逐渐趋向模糊。7部书中既有儒家色彩浓重的《吴子》、《司马法》，也有黄老道家兵学著作《黄石公三略》，法家特征突出的《尉缭子》，说明编选者抱着兼收并蓄的学术态度，并不以哪一派思想为归依。这7部书作为中国传统兵学的代表作被固定下来，成为南宋、明、清诸朝官方规定的武学生员和武科举子的必读书，对古代兵学的发展方向和价值取向都有深远的影响。
宋代是兵儒辩论最为激烈的时期之一，特别是在代表两家基本准则的“诈利”和“仁义”问题上，叶适、高似孙等儒家学者完全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标准，否定兵家的“诡道”和“见利而动”。还有一些人或千方百计贬黜孙子其人其书，或在注解兵书时涂抹上较浓厚的伦理色彩。但他们已无法否定兵学象儒学一样成为官学的正统地位，或象以往一样，对兵书持不屑一顾的轻视态度。越来越多的儒生以研究兵学而名重一时，不再认为它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象著有《施氏七书讲义》的施子美，“为儒家流，谈兵家事，为孙吴之学者多宗师之”(江伯虎《施氏七书讲义序》)。颇有一定的学术地位。而李觏等著名学者也能认识到军事斗争与一般的社会生活不能同日而语，诡诈是战争指导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实行“仁”，“仁者”要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在军事斗争中使用诡诈。
4、中原和边疆诸族兵学的交流融合
宋辽金西夏时期，兵学的交流十分频繁。据史籍载，元昊从少年时代起，就把《野战歌》一类兵书放在手边，经常钻研，可见当时传入党项地区的汉文兵学著述数量不少。辽初，东丹王耶律倍“令人赍金宝私入幽州市书，载以自随，凡数万卷”。其中也不乏兵书战策之属。金代冲破重重关禁流入的图书典籍也不少，象宋人施子美的《施氏七书讲义》，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版本即刻于金贞佑年间。宋朝官府因在军事上与党项、契丹、女真对峙，在边境榷场贸易中书禁极严。元佑八年(1093年)，礼部尚书苏轼更进一步提出要避免图书由高丽转口，形成宋、高丽、契丹的三角贸易，以情报或知识资敌。他指出:“文书积于高丽，而流于契丹，使敌人周知山川险要，边防利害，为患至大。”请求加以禁止。但实际上，禁令也制止不了图书外流。翰林学士苏辙出使辽国时发现，宋朝民间印行文字，多已在当地流行。同样，辽朝也规定严禁书籍流入中原，照样有书在宋朝境内出售。
战争本身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交流形式。文化一向不很发达的契丹、女真人在以战争手段掠夺财富的同时，也没忘记搜求中原文化典籍。辽灭后晋，“取晋国图书、礼器而北”。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攻辽中京之前，也诏令:“若克中京，所得礼乐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金将完颜希尹克北宋都城汴京后，也不是忙着掠夺府库珍异，而是独收宋朝图籍，捆载北归。宋朝藏于大内的秘阁黄本兵书170余册，很可能也在其中。除了阅读中原图籍，辽金西夏的统治者在破除狭隘的种族偏见后，还能极力网罗中原饱学之士，通过他们的传授来获取中原军事文化知识。统和十二年(公元994年)，圣宗“诏诸部所俘宋人有官吏、儒生抱器能者，诸道军有勇健者，俱以名闻”。金将完颜希尹在作战时，获儒士，必先礼之，访以古今成败。有见识的契丹、女真将帅还十分注重吸收中原的先进战法，弥补本族传统战法的不足。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先后接纳了汉人所建议的猛火油(石油)烧城和穴地攻城诸法，并且在攻打幽州(今北京)时将穴地攻城法用于实战。金将完颜宗弼在江南作战时，所部舟般遭宋将韩世忠海舟邀击，不得北归，“乃揭榜募人，献所以破海舟之策。有教其于舟中载士，以平板铺之，穴船板以棹桨，俟风息出江，有风则勿出。海舟无风不可动也，以火箭射其弱蓬，则不攻自破矣”。宗弼采纳了上述建议，顺利脱困撤兵。尽管中原兵学的丰富内容在短时间内还不会被完全消化理解，毕竟对其战争观念、军队建设和作战方法产生巨大、深远的影响，致使辽金西夏建国初年的兵学呈现出强烈的两重性和日益汉化、封建化的发展趋势。
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兵学的交流，并不仅仅是单向的。契丹、女真和党项人的军事观念和战法同样影响着宋人。女真起兵后不久，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接见宋朝使节时，曾对宋军军纪不严，将士遇战而逃的现象直接提出尖锐批评，认为应当依法治军，不避亲疏，“若不行法，何以使人?”并组织宋使观看金军作战时军纪严明的情景，给他们留下很深的印象。金军作战时骑兵的快速机动性能和较强的突破能力，也促使岳飞等抗金将领积极组建骑兵部队，易短为长。陈规等人名闻遐迩的守城专著《守城录》更是直接针对金军攻城用炮之法而撰述的。在战争中向自己的敌人学习，对一向为自己优秀军事文化而自豪的宋人来说是很痛苦的，但确实有益于战胜敌人，提高军队战斗力。可以说，宋辽金西夏时期兵学的频繁交流、相互融合和促进，是出现中国历史上兵学发展第二次高潮的重要原因。
(二)重要兵书简介
在宋辽金西夏众多的兵学著述中，影响最大又最能体现当时兵学理论水平的是以下几部兵书。
1、《虎钤经》
《虎钤经》是北宋前期著名的军事著作，全书共20卷，210篇。许洞撰。前10卷分天功、地利、人用、三才应变等113篇，基本上汇集了《孙子》等前代兵书论述，加上自己对前人兵学理论的心得，分类编排而成。其中也有一些有价值的思想观点，如主张“未战先谋”，强调“要在知变”，提倡“逆用古法”等。后10卷97篇，主要是阴阳八卦、望云占气等内容。今天看来，其中多属荒诞无稽之谈，在当时却是行军用兵必不可少的。与先秦兵书相比，它的理论色彩较弱，新鲜见解不多，但详细记载了古代各种军事知识，具有重要的军事学术价值和军事史料价值。该书撰成于咸平四年至景德元年(1001~1004年)，于景德二年进献朝廷，刊行于世。现有明嘉靖刊本及《范氏奇书》本、《四库全书》本、《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粤雅堂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
2、《武经总要》
《武经总要》是中国古代官修的第一部包括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等广泛内容的综合性兵书。由曾公亮、丁度等人组织编写。共40卷，前、后集各20卷。前集制度15卷，论述了选将料兵、教育训练、部队编成、行军宿营、古今阵法、通信侦察、军事地形、步骑应用、城邑攻防、水战火攻、武器装备等建军和用兵的基本理论、制度和常识。边防5卷，描述了边防各路州的方位四至、地理沿革、山川河流、道口关隘、军事要地等兵要地志方面的内容。后集故事15卷，依照兵法分类介绍历代战例，比较用兵得失，总结经验教训。还有5卷专讲阴阳占候方面的内容。它虽属汇辑前人思想之作，但许多内容反映了“庆历新政”时期“欲更天下弊事”的变法革新思想，直接针对宋代国防建设的现实，提倡加强军事训练，加强骑兵建设，重视武器装备等。其前集第10到第13卷中，以较大篇幅介绍了当时的武器战具、筑城技术和城战器械，还记载了中国最早配制成功的火药配方，最早用于战争的火器及其制造和使用方法。它附有的大量阵图，有关兵要地理的概况、军事条令等内容，也是其他兵书中所不多见的。该书首刊于庆历年间(1041~1048年)，绍定四年(1231年)重刻。今存有40卷本系统的明抄本，嘉靖刻本和清《四库全书》本;43卷本系统的明正统刻本、弘治刻本和万历刻本等。它所开创的兵书编纂体例，在后世有深远影响。如明朝赵本学、俞大猷所撰写的兵书，直接命名为《续武经总要》，唐顺之所著的《武编》、茅元仪所辑《武备志》，也都是仿效此书体例而成。
3、《何博士备论》
《何博士备论》是一部评论战国至五代兴废成败和军事人物用兵得失的著作。何去非撰。原有28篇，今存26篇。它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的人物和战争，但在内容上却紧紧结合宋朝消极避战，军纪松弛的现实，提出不能回避战争，“兵有所必用，虽虞舜大王之下欲，固当举之;有所必不用，虽蚩尤、秦皇之不厌，固当戢之”。其态度比那些一味要求息兵罢战，宣扬道德礼义的迂腐儒生要正确得多。它针对北宋兵多而缺乏战斗力的状况，提倡精兵，认为战争的胜负不在于兵力的多少，而要看其是否治理得当，军纪严明，士气旺盛。它还强调“智”的作用，认为势、勇、智三者中，智是最重要的。其可以役勇，可以造势，对夺取战争主动权，最终击败敌人有重要意义。该书于元祐五年(1090年)被奏荐朝廷而行之于世。今存明《穴研斋》抄本、《浦城遗书》、《指海》丛书本等。
4、《武经七书》
《武经七书》是宋代官方校刊颁行的中国古代兵法丛书，也是中国第一部军事教科书。它是宋神宗在元丰三年(1080年)四月下诏命朱服等人校定，于元丰六年至八年间刊行。包括《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唐李问对》7部兵书，共25卷，统称《武经七书》，供武举和武学教育使用。该书现存最早为南宋孝宗或光宗时刻本，原为陆心源丽宋楼藏书，后被日本岩崎氏购去，藏日本静嘉堂。此外还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本、清影宋抄本等。
5、《十一家注孙子》
《十一家注孙子》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孙子》以辑注形式传世的重要刊本之一。分上、中、下3卷。关于其作者，《宋史艺文志》载有吉天保辑《十家孙子会注》，有人怀疑与《十一家注孙子》是同一书。所辑注家有三国曹操、梁孟氏、唐李筌、贾林、杜佑、杜牧、陈嗥，宋梅尧臣、王晰、何氏与张预。其中曹注重伦理，也重应用，惟过于简略，孟注偏好文字训诂，李筌依违于遁甲奇门，杜牧尤切兵法戎机，陈嗥、贾林亦颇有发明，梅尧臣能纠缪补遗，张预简练精切，皆是汉宋之际《孙子》注疏的文字精华。该书刊于孝宗年间(1163~1189年)，明、清传本颇多，以清孙星衍校本《孙子十家注》刊印和翻刻最广。国外则有日本宽文年间刊本和朝鲜枫山官库活字本等。
6、《百战奇法》
《百战奇法》是以《武经七书》等古代兵法为理论依据，以五代以前的战争战例为基础，分条论述各种战法的兵书。其作者已不可详考。全书10卷，每卷10战，合为百战，围绕着战争谋略与治军备战问题，提出了很多有益的思想观点。并对攻守、主客、先后、进退、奇正、虚实、分合等兵学范畴进行了深入研究，反映了作者企图由此入手，重新概括古代兵学原理的意向。该书现有明弘治、嘉靖、万历刻本及多种清刻本存世。清雍正后还为更名为《百战奇略》，伪托为明人刘基的著作。
7、《守城录》
《守城录》是宋代专论城守作战的兵书。陈规、汤璹撰。4卷，包括陈规所著的《守城机要》、《(靖康朝野佥言)后序》和汤璹所著《建炎德安守御录》3部分。该书实践性很强，作者基于抗金守城作战的经验，及时总结了守城作战与城防体制改革的新思想和新观点，尤其是在火器已用于攻守城作战，金军攻城手段有新发展的情况下，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防御方法。还记载了世界上最早的管形火器一一长竹竿火枪的制造和使用方法。该书现有清《四库全书》本、乾隆抄本和嘉庆、道光刻一本。
8、《历代兵制》
《历代兵制》(又名《周汉以来兵制》)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军制通史专著。陈傅良撰。8卷。其中第八卷内容与王钰《枢廷备检序》相同，可能是由门人或刊刻者录入。该书按历史顺序，综合文献资料，叙述两周至北宋历朝的统驭军兵、将帅职权、军队编制、兵种划分、组织管理、武器装备、兵员征募、武官拣选、训练教阅、部伍调发，宿卫番上、戍边屯守、纪律号令、功过赏罚、服饰饷章、马政厩库、供给军需等各项军事制度的演变因素，评论其优劣得失，尤为推崇“寓兵于农”的上古军制，赞成兵无专主、将无重权和居重驭轻的统兵体制。该书现存明怡颜堂抄本和清《墨海金壶》丛书本等多种刻本。
9、《施氏七书讲义》
《施氏七书讲义》是现存最早的《武经七书》注解本。注解者施子美。全书42卷，注文详明条理，对孙、吴诸书本义有所发明。特别是在著述体例上，开后世兵书标题讲章之风气，在中国兵学史上颇有影响。该书现存最早刻本为金宣宗时刻本，后流入日本，有庆长、元和、宽永、元禄和文久年间刊本。1927年又由中国自强书局石印出版。
(三)对战争问题的看法
契丹、女真和党项等边疆民族，建立政权以前，大部处于比较低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思维能力有限，神力天佑的战争观念比较流行。他们认为，决定战争与和平，战争的胜负和勇士生死的，是具有超验意志的神灵。因为当时人们对日月星辰，风雨雷电所产生的异常现象无法做出科学的解释，以为周围世界栖满了鬼神，正是它们控制了人的命运。所以在其国君主出生时，都有许多诡谲的传说。如耶律阿保机之“母梦日坠怀中，有娠”。“及生，室有神光异香。体如三岁儿，即能匍匐。三月能行，啐而能言，知未然事。自谓左右若有神人翼卫。”又如完颜阿骨打生前传说也有“五色云气屡出东方，大若二千斛困仓之状”。都是企图以之说明他们后来所从事的开国战争符合冥冥神灵的旨意。梦兆、天兆还直接制约了早期军事统帅的决策结果。据记载，金世祖“每战未尝被甲，先以梦兆候其胜负”。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师次唐括带斡甲之地，诸军禳射，介而立，有光如烈火，起于人足及戈矛之上，人以为兵祥”。斡沦泺战前，他领兵夜宿，“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日:‘神明警我也。’即鸣鼓举燧而行”。在上述观念支配下诸族民众普遍抱着生死皆由天定的信条，保持勇悍坚忍的战斗作风。更有甚者，当时处于较低文明水平的黄头女真竟“戆朴勇鸷,不能辨生死”。所以“女真每出战，皆被以重铠，令前驱为硬军”。
建立政权以后，传统的神力天佑信念虽然顽强地存留下来，但也渗透进来许多中原兵学的思想内容。神册二年(公元917年)，耶律阿保机领兵围攻幽州城，“望城中有气如烟火状。上日:‘未可攻也’。以大暑霖潦，班师”。看来，导致撤兵的不仅是云气征兆，更重要的还是炎然的气候。后来，辽太宗耶律德光对伐晋战争失败原因的分析，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对反辽战争胜负原因的预测，已与天意神兆无涉，而是归结到民族政策、军事实力和士兵斗志等问题上。但另一方面，以掳掠为目的的战争行为在辽金西夏对中原用兵的过程中畸形发展起来。辽灭后晋时，赵延寿请求供给后晋降卒粮草，辽人以“吾国无此法”为由，“纵胡骑四出，以牧马为名，分番剽掠。谓之‘打草谷’”。辽军的掳掠行为也反映在其早期军队编制上。其正军1名，配有“打草谷家丁”1名，日遣其四处抄掠以供养正军。女真虽不闻有“打草谷家丁”之设，但其“犯中原，有掳掠，无战斗，计其从军之费，及回日，所获数倍”。党项人同样以掠夺边界居民和掩杀行旅商队为常事。然而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特别是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这种
队内部的厌战情绪逐渐滋生。金人“自立刘豫后，南犯淮，西犯蜀，生还者少，而得不偿费，人始患之”。南宋初年，女真欲出师南下，“时有夜宿太原府祁县女真千户斜也孛堇之营，见斜也将行，与其家下泣别,杀一豕，以斜也之衣裹之，并作小弓箭挂豕身而埋之于后营。家人祝之日:‘斜也已阵亡，葬之矣。’此女真怯战之迹，如江南焚替代之类”。从“勇悍不畏死”到“人始患之”，清晰说明了他们战争观念的变化轨迹。
辽金西夏后期，随着其汉化、封建化程度加深，中原传统兵学的战争观念开始占据统治地位。昔日贵族子弟以南征北战，搏取烈烈武功为荣的观念已消失殆尽，崇尚王道、厌恶兵事的思想极为流行。金世宗之孙完颜璟甚至赋诗说:“孟津休道浊于泾，若遇承平也敢清。河朔几时桑柘底，只谈王道不谈兵。”在富国与强兵的关系上，辽金西夏君臣将帅与中原兵学界已无分歧。如辽末大臣萧韩家奴指出，欲加强国防，唯有“节盘游，简驿传，薄赋敛，戒奢侈。期以数年，则困者可苏，贫者可富矣。盖民者国之本，兵者国之卫。兵不调则旷军役，调之则损国本”。“欲为长久之便，莫若使远戍疲兵还于故乡，薄其徭役，使人人给足,则补役之道可以复故也。”从农牧业经济对战争、国防的影响来认识问题，显示了边疆民族在战争观念认识上的深化。
中原传统兵学早在先秦时期，对战争的起源、战争的性质、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就有了深刻的认识。宋代兵学继承前人观点，在一些方面也有自身的发展和贡献。
以掠夺为目的的战争政策难以实行下去，迫使统治者不得不改弦更张。辽军在火后晋战争中的残酷剥夺行为，引起中原人民的激烈反抗，立足不住，被迫北归时，辽太宗耶律德光所总结的三条教训，其中两条是纵兵掠刍粟和括民私财。至辽、金、西夏中期，骚扰掳掠的战争目的已经淡化，作战后勤保障制度也建立健全起来，据说，海陵曾命人在描写南宋临安的湖山城郭图上绘出自己策马吴山绝顶的形象。并题诗说:“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俨然以统一战争的发动者自居。同时，沉重的战争伤亡也使其军队内部的厌战情绪逐渐滋生。金人“自立刘豫后，南犯淮，西犯蜀，生还者少，而得不偿费，人始患之”。南宋初年，女真欲出师南下，“时有夜宿太原府祁县女真千户斜也孛堇之营，见斜也将行，与其家下泣别,杀一豕，以斜也之衣裹之，并作小弓箭挂豕身而埋之于后营。家人祝之日:‘斜也已阵亡，葬之矣。’此女真怯战之迹，如江南焚替代之类”。从“勇悍不畏死”到“人始患之”，清晰说明了他们战争观念的变化轨迹。
辽金西夏后期，随着其汉化、封建化程度加深，中原传统兵学的战争观念开始占据统治地位。昔日贵族子弟以南征北战，搏取烈烈武功为荣的观念已消失殆尽，崇尚王道、厌恶兵事的思想极为流行。金世宗之孙完颜璟甚至赋诗说:“孟津休道浊于泾，若遇承平也敢清。河朔几时桑柘底，只谈王道不谈兵。”在富国与强兵的关系上，辽金西夏君臣将帅与中原兵学界已无分歧。如辽末大臣萧韩家奴指出，欲加强国防，唯有“节盘游，简驿传，薄赋敛，戒奢侈。期以数年，则困者可苏，贫者可富矣。盖民者国之本，兵者国之卫。兵不调则旷军役，调之则损国本”。“欲为长久之便，莫若使远戍疲兵还于故乡，薄其徭役，使人人给足,则补役之道可以复故也。”从农牧业经济对战争、国防的影响来认识问题，显示了边疆民族在战争观念认识上的深化。
中原传统兵学早在先秦时期，对战争的起源、战争的性质、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就有了深刻的认识。宋代兵学继承前人观点，在一些方面也有自身的发展和贡献。
宋人在同辽夏金元的长期战争中，始终存在着主战反和与避战求和两种对立的观点。从宋太宗晚期开始，避战求和的思想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反映在战争观上，则是对战争持消极态度，把“安人止战”、“屈己爱民”作为善策，强调兵不得轻举，谋不得妄发，主张安靖和平，息师结盟，认为只要忍一时之辱，便可图万事之利。与此相反，主战反和者则认为:“兵之于国也”，“有以用而危，亦有以不用而殆”。敌人入侵是非正义战争，故与之和议决不可行。反抗入侵的战争则属于正义战争，这种战争决不可不用。在战争与人的关系上，许洞在《虎钤经》中把人放在“地”与“天”之前。认为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即使得到天时地利，仍然不能取得战争胜利。因为“人者，天地之心也。苟心不正，虽有其表，将焉用乎?”但即使不占天时地利，只要充分发挥人的作用，最终仍能取胜。还有一些人朴素地看到了人民群众在反侵略战争中的巨大作用，相信依靠“匹夫匹妇”、“草茅贱士”，就能取得抗金的胜利。如两宋之交，山东、河朔各地的农民，纷纷拿起武器，结寨举义。宗泽、李纲、岳飞等人，积极主张将他们组织起来，配合官军作战，收复失地。南宋思想家叶适不仅呼吁政府必须坚决支持民众保家卫国的政治热情和自发的抗金活动，用其豪杰，借其声势，还主张重视对民众的政治动员，“使吾之国人晓然自知其必胜”。而如果忽视这一点，就会“内则吾之国人未知其必胜，外则敌人不知我为必胜，若此者谓之危兵，危兵难用!”但宋朝的主和派们，惧民军尤甚于惧金军，唯恐农民武装在抗金战争中壮大起来，威胁他们的统治，因此不但不予支持，反而极力排斥打击，终将可以利用的民心丧失殆尽。
(四)建军治军思想
宋朝统治者为了防止从唐中叶至五代时期出现的藩镇割据，大权旁落的历史重演，力主兵权高度集中，以军事行政权归枢密院，军事指挥权归“三司”、“三帅”，互相制约，集权于皇帝。从而造成中央与地方武装的人员素质上“强干弱枝”，统兵机构设置上“互相维制”，军队部置上“内外相制”的局面。兵权的高度集中有利于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但也容易造成兵将互不相习的弊端，束缚将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削弱部队的战斗力。宋初由皇帝亲制阵图，并派出排阵使监督将帅战守的做法违背了因情应变的基本原则，曾受到人们的非议。以后授阵图之风虽有改变，“将从中御”的思想仍延续下来。在兵役问题上，宋朝统治者奉行募兵制，其思想宗旨就是在灾区大量招兵，以达到“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变生，有叛兵而无叛民”的目的”。在建军治军问题上，宋朝统治者为防止武夫拥兵割据的种种措施虽不乏积极作用，也给军队带来兵将分离、教育训练差、管理不严、军纪废弛等消极现象。
针对宋朝军队建设的弊端，人们提出许多有针对性的观点主张，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强调精兵。宋代冗兵耗食，已成为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为此,陈傅良、叶适、何去非等人认为兵要少而精。“师不必众也，而效命者克;士无皆勇也，而致死者胜。”而要做到兵员少质量高，关键是要废除弊病丛生的募兵制，恢复过去寓兵于农的征兵制。陈傅良说，寓兵于农制度由成周垂范，汉唐继统，普遍出兵，更劳均逸，故“民有常兵而无常征之劳，国有常备而无聚食之费”，兵制之善，莫出于此。范仲淹在推行“庆历新政”时，更直接主张革除募兵之弊，仿唐府兵制，使兵农合一，寓兵于农，一岁中三时耕稼，一时习武，以减省军费，多辟后备兵源。而“王安石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以“保甲制”的乡兵组织形式，恢复三代以来“兵农结合”的传统，对全国壮丁分期教阅，使与正兵“相参”，实行“以礼乐奖养”政策，使其在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的基础上逐步正规化，进而在较长时期内陆续以保丁取代正规军，最后完成由募兵制度向兵农合一体制的过渡。
二是反对宋朝传统的“将从中御”和“将无重权”。何去非呼吁君主要知人善任，君主将帅要和谐不疑，应赋予将帅以机断指挥之权。并举例说，孙武、司马穰苴、周亚夫、诸葛亮、王猛等历代名将贤相就是因为“深得于君”，权不中御，才会“武事可立，而战功可收”，李觏曾生动地指出:“用兵之法，一步百变，见可则进，知难而退”，若事事都要请示王命再行动，那就如同“白大人而救火也，未及返命而煨烬久矣”。所以他主张要慎选将吏，选定后即予以充分的信任，使其能“独行”、“自恣”，以适应多变的情况，发挥各人才智，取得战争的胜利。还有一些学者，借注释《孙子》“将能而君不御”一句，对当朝军政提出看法。如梅尧臣批评“君徒知制其将，不能用其人而乃同其政”的现象。何延锡也指出，“御能将而责平猾虏者，如绊韩卢而获狡兔者又何异焉?”2
三是主张加强军事训练。《武经总要》认为，军队以治则胜，以乱则负。所谓治，就是训练。只有平时刻苦训练的军队，才是“取胜之卒”。教育训练要循序渐进、教习并举，并以“贵约弃繁，舍迂求要”为指导思想。岳飞更从实践的角度显示了严格训练对提高战斗力的重要意义。他领导的岳家军即使在“止兵休舍”时，也“辄课其艺”，不忘训练,“视无事时如有事时”。
四是坚持以法治军。针对宋军纪律松弛的状况，许多兵学家强调要严明军纪，以法治军。许洞指出，军纪严明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他将违犯军纪划分为悖、慢、懈等10余种情形，凡触犯者皆严惩不贷。《武经总要》中也规定有“赏格”、“罚条”、“行军约束”和“教条”等项，对战场纪律、行军纪律、训练纪律皆有详尽的说明。岳飞在“有功者重赏，无功者峻罚”的思想指导下，对军队进行严格的管理和执行严明的纪律,其军中盛传的口号是“冻死不拆屋，饿死不虏掠”,堪称古代治军名言。
建国以前的契丹、女真和党项民族多处于军事民主制的历史发展阶段。史载，隋“开皇末，(契丹)部落渐众，遂北徙，逐水草，当辽西正北二百里，依纥臣水而居。东西距五百里，南北三百里，分为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余。逐寒暑，随水草畜牧。有征战，则酋帅相与议之;兴兵动众，(则)合符契”。党项人亦是“每姓别自为部落…相统一”。同样，担任生女真部落联盟长的完颜女真领袖，也很长时间没有权力决定攻伐大事，他们每次出征前都要召集官属会议或人民大会共同做出决策。军事民主制度的存在决定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兴兵合议”被视为天经地义之举。建国前夕，耶律阿保机夺取契丹八部轮流传递的旗鼓，完颜阿骨打建议取消各部信牌，“擅置牌号者置于法”，皆是为了确立集权式的军事指挥原则所做出的初步努力。
辽金西夏政权建立以后，在作战方略的谋划上仍保留了昔日遗风。“全国凡用师征伐，上自大元帅，中自万户，下自百户，饮酒会食，略不间列，与父子兄弟等。所以上下情通，无闭塞之患。国有大事，适野环坐，画灰而议。自卑者始，议毕，即漫灭之不闻人声。军将行，大会而饮，使人献策，主帅听而择焉。其合者，即为特将，任其事。”西夏也有相似情形。元昊“每举兵必率部长与猎，有获则下马环坐饮，割鲜而食，各问所见，择取其长”。但在建立常备军，取消“兴兵合议”制度，建立中央集权的武装力量体制上，其统治者都做出了很大努力。契丹、党项政权都建立枢密院，以掌管兵机、武铨、群牧之政。女真政权也建立起猛安谋克和勃极烈制度，以皇位继承人谙版勃极烈担任都元帅，总统女真兵马。这些做法的目的，不外是将兵权紧紧抓在最高统治者手里。在治军方面，他们继承了昔日严格治军的优良传统。天赞二年(公元923年)，辽太祖率军北归，晋王尾追其后，“见其野宿之所，布藁于地，回环方正，皆如编翦，虽去，无一枝乱者。叹日:‘契丹法严，乃能如是，中国所不及也’”。金军“队伍之法，什、伍、百皆有长。伍长击柝，什长执旗，百长挟鼓，千长则旗帜、金鼓悉备。伍长战死，四人皆斩。什长战死，伍长皆斩。百长战死，什长皆斩。负战斗之尸以归者，则得其家赀之半”。倚仗如此酷烈的军纪，他们“骑者骑，步者步，回顾者斩，所以每战必胜也”。值得指出的是，辽金西夏军队实行从严治军，也是他们总结他人军纪涣散，战斗力衰败的经验教训的结果。比如辽金战争时期，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针对当时辽、宋军队“战则有死而无功，退则有生而无罪”的荒唐现象，曾质问宋使马扩说:“契丹疆土我得十九矣，止燕京数州之地，留于汝家。我以大军三面掩之，令汝家俯拾亦不能取。初闻南军到燕，我心亦喜。纵令汝家取之，我亦将敛兵归国。近却闻刘延庆一夜烧营而遁，乃至此耶?似此丧师，有何诛赏?”他还明确表示:“若不行法，何以使人?一两日到关，汝观我家用兵有走者否?”
(五)战略思想
宋朝自建立以后，就处于军事对峙的战略格局中。其敌国先是辽、西夏，后来又是金和蒙古。而从宋太宗第二次北伐失败，一直到南宋灭亡，总的说来是贯彻“专力而守”，“以战求和”的消极防御战略。
针对上述战略方针，宋代不少人提出了新的思想观点。特别是在西夏频繁攻掠，金军灭亡北宋，紧逼江南的危急形势下，他们极力推崇“先出兵以战人之地”的兵家上策。当然，他们所提出的进攻战略也并不是希图侥幸的盲动，而是在加强战备，积蓄力量，巧施谋略基础上的积极行动。例如，为了恢复汉唐旧境，王安石强调要对西夏和辽“兼制”,并提出了“凡经略边夷，当从事于易”的战略方针，认为要制服契丹，当先制服西夏，断契丹右臂。为此，应在战略上树立必胜信心，在策略上重视敌人，静重待敌，争取时间修整武备。同时在兵力投入上有主有次，在军事外交上有擒有纵，对“强形”之敌不可“示弱”，对易得之敌相机攻取。在宋金战争中，岳飞提出的战略反攻计划是以襄阳6郡为基础，积蓄力量，连结河朔抗金义军，伺机直捣中原，恢复故疆。其后，陈亮所提出的进攻战略是移都建康(今南京)以控江淮，联络东西，开辟荆襄，夺取三秦、东齐之地为左右臂，尔后北向夺取中原。可惜，这些呕心沥血的正确主张多被目光短浅的当权者打入冷宫，难以付诸实施。
宋代的防御战略中也有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例如，范仲淹在宋夏军事斗争中，根据“用守则必图其久而民力不匮”的宗旨，提出严戒边城，充实关内，敌大至则坚壁清野以困之，小至则扼险设伏以待之，敌退则持重勿逐以振兵威，无事则经营获利及置营田以助边费的边防战略。后来的斗争实践证明，这个战略设想是颇切合实际的。
宋代最成功的防御战略，是在宋元战争中依靠江河湖泊、崇山峻岭、高城深池实施的大规模防御战略。它的基本特点是:(1)实行分区的总体防御。早在宋金长期战争和军事对峙过程中，南宋已经逐渐建设起两淮、荆湖、四川三大战区。韩世忠长期经营两淮，岳飞经营荆湖，吴琰兄弟经营四川，使其形成较强的实力与独立作战能力。南宋后期，宋朝统治者在三大战区设有制置使，加强统一的作战指挥，并根据各自的地理环境，进一步加强战场建设。在平原湖汉的两淮地区，大修沟渠，限制蒙古骑兵的奔袭。在丘陵起伏的荆湖地区，修筑高大城池，垦土屯田，形成多重防线。在崇山峻岭的四川地区，沿江两岩修筑10余座山城，互通声气，互相救援。这就给惯于野战阵斗，长驱直入的蒙古骑兵的行动造成重重困难。(2)坚守大邑巨城，实行持久防御。宋朝在每个战区都选择了若干战略要地，如两淮的扬州、庐州，荆湖的襄阳、江陵，四川的重庆、合州等，派驻重兵，屯积粮草，修缮城垣，使之成为可以长期坚守的依托要塞、稳定整个战区防御的支柱。(3)发挥水军之长，利用长江、淮河、汉水、嘉陵江等水道灵活机动，四出救援，将三大战区联成一个有机防御整体。在蒙宋战争中，每当四川或荆湖形势危急之际，都是派两淮之兵溯江而上，大举增援，才扭转了战局，恢复了原来防御态势。只是到了后来，权臣当道，迫害抗战将领，坐视襄阳被困而不救。才使蒙军占领襄阳、鄂州，控制长江中游，突破了整个防线。
相对而言，契丹、女真、党项等北方民族早期的战略大都具有积极进攻性质，反映了初兴之兵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辽军在与北宋的战争中，善于发挥自身骑兵行动迅速的优势，或远道增援，或长途奔袭，总是能在战场上适时集结起强大的重兵集团，打击疲惫的宋军。在宋辽高梁河之战中，宋军主力围攻幽州城，辽朝以增援北汉的耶律沙和率领五院精骑的耶律休哥往援，变被动为主动，给宋军以沉重打击。在宋辽歧沟关之战中，宋军再攻幽州，辽朝一面派耶律休哥沿途阻击袭扰，一面由辽圣宗和承天太后肖绰领兵增援，大败宋军，并进而掌握战争主动权，不断对宋军发动攻势。西夏军在对宋战争中，更多地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战略方针，利用沙漠旷野无人烟水草的有利条件，诱宋军大举深入，遣轻兵邀击前后，“利则进，不利则走”。见宋军兵势强大，则远走而不与接战，陷宋军于“欲进则人马乏食，欲守则地无坚垒”的被动境地。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元丰四年(1081年)宋军围攻灵州时，西夏一位老谋深算的将帅献策说:“坚壁清野，纵其深入，聚劲兵于灵、夏，而遣轻骑抄绝其馈运，大兵无食，可不战而困也。”西夏统治者采纳其策，果真使宋军溃败而归。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西夏军也不放弃集中使用兵力，全歼敌人。宋神宗时宇文之邵《上皇帝书》中曾说:“今贼(指西夏)常以合兵击我散兵，而我常以不敌之众当其锋，此庆历之失。”正确地总结了西夏军在庆历年间3次获胜的战略缘由。金军在灭辽和灭亡北宋的战争中，大都能贯彻扬长避短，集中兵力，以“政略佐战功”的战略指导方针，频频发动攻势行动，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故能在短期内取得辉煌战果，灭掉两个强大的国家。
辽金西夏后期，国防上一般采取筑墙置戍的防御战略。但除了西夏对蒙古军的强大攻势采取凭城固守的战争指导方针外，辽人对其主要作战对象过于轻视，不是利用自身的城垒工事和擅长的城守战法消耗敌人有生力量，而是冒然发动进攻，寄希望于一两次野外会战就全歼敌军。辽军在护不答岗战败后，实力消耗殆尽，才转而以五京为核心，组织战区防御。各战区间又缺乏有效配合，各自为战，终于被金军逐个击破。
金军在抗击蒙古军时，成吉思汗的蒙古骑兵的战斗力已大大超过金军，尤其擅长进行机动性较强的野外攻击战。其短处在于以剽掠为征战目的，不重视占领疆土，且缺乏有效的攻坚手段，难以攻克防守严密的大中型城邑。金朝承平日久，政治腐败，阶级和民族矛盾极为尖锐，将士不耐劳苦，不利野战。但若采取凭城固守，辅以轻兵袭扰，待蒙军师老人疲，击其堕归的战略方针，未始不能有效地打击蒙军。可惜金人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客观形势，依然迷恋祖先“马上取天下”的辉煌业绩，幻想通过一两次主力野外会战就可以战胜对手，殊不知恰好是以己之短攻敌之长。大安三年(1211年)，成吉思汗领兵突袭金朝边防重地乌沙堡和乌月营。金军统帅完颜承裕领兵数十万迎击，会河川一役，全军覆没，仅完颜承裕一人逃回。金军有生力量遭受重创。宣宗迁汴后，调整了金军战略，组织重兵“阻长淮，拒大河，扼潼关以自固”。又于河朔地区封建九公，保聚险阻，各守一方。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抵挡住蒙军所向披靡的攻势，使战局暂时稳定下来。蒙军统帅木华黎遭到金军激烈抵抗，围攻延安、凤翔诸城不克，情绪相当低落，甚至预言自己的性命也不久长。但从根本上说，金朝统治者缺乏长期苦守、徐图强弱易势的坚定信念，依然把赌注下在与蒙军野外决一死战上面。正大八年(1231年)，蒙军遵照成吉思汗的临终嘱咐，假道于宋，兵下唐、邓二州，对金都汴京实施战略大迂回。金枢密院官员向哀宗建议说，蒙军“冒万里之险，历二年之久，方入武休，其劳苦已极。为吾计者，以兵屯睢、郑、昌武、归德及京畿诸县，以大将守洛阳、潼关、怀、孟等处，严兵备之。京师积粮数百万斤，令河南州郡坚壁清野，百姓不能入城者聚保山寨。彼深入之师，欲攻不能，欲战不得，师老粮尽，不击自归矣”。这段话尽管带有一些消极味道，却是10多年来抗蒙战争的经验之谈。而在战略上避强敌锐气，发挥自身擅长守城的优势与之周旋，等待强弱易势，也是无可非议的。若动员各地军民给予蒙军以普遍袭扰，效果会更佳。可惜金哀宗不听劝告，断然派主力前往迎战，20余万大军辗转跋涉于冰天雪地之中，人疲粮乏，士无斗志，终于在三峰山遭蒙军主力攻击而土崩瓦解。其后，金军因主力消耗殆尽，连组织象样的京城防御都很困难，更谈不上战略防御和进攻了。
(六)战术思想
1、宋军战术
北宋初年，事先制定阵图，遥控前方指挥，拘泥于古兵法战法的现象曾兴盛一时，由此而带来的战术呆板和战斗失利屡见不鲜。宋代兵学界对此发表了许多正确的意见。许洞认为，用兵要讲变通和创新，“用兵之术，知变为大”，“穷则变，变则通”，“兵贵以变”。同时又指出，学习古法但不能拘泥于古法，而应当加以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如果率以古法为用，就与胶柱鼓瑟没有什么两样了。陈亮很讲究用兵方法的多样性和针对性，认为“用兵之道，不可以常律论”，主张“随机设变”，“随机立权”，“攻守之间，必有奇变”，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抗金名将岳飞也认为阵图乃定局，“古今异宜，夷险异地”，不能照搬。“兵家之要，在于出奇，不可测识，始能取胜。”他的名言“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反映了人们求通求变的愿望。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特别是基于当时军事斗争和火器发展的需要，创造出一些新的战法和战术。下面分野战、城寨攻防和水战几方面分别叙述。
(1)野战战术
宋朝《武经总要》诸书关于阵法、阵图方面的内容不少，但或承袭前人故说，或并无多大实用价值，徒美观瞻，故弄玄虚者居多。素以知兵自命的宋太宗，在深宫之内制定的阵图，纯系闭门造车的产物，实际用起来往往误事。宋辽满城之战中，宋将赵延进冒违诏改阵之罪，将按图布成，兵力分散的八阵变为两阵，才避免被辽军铁骑围裹溃败。
宋金战争中，广大抗金将士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创造出不少抗击骑兵集团进攻的新战法。郾城(今属河南)之战中，宋将岳飞先命其子岳云率骑兵冲击，分割打乱金军阵势。接着针对金军“三骑为连”特点，以步卒持麻札刀、提刀、大斧从侧翼冲进，上砍人，下砍马，与金军骑兵格斗。金军“一马仆，二马不能行”，将其杀伤甚众。秦州(今甘肃天水)之战中，宋将吴瑞布置“叠阵”，以持不同兵器的步兵多层配置，以骑兵居于侧后。金军骑兵进攻时，阵中弓弩手轮番发射，连续打退金军数十次攻击，乘其退却，派骑兵追击，杀金军数千人。吴琰等人还创造一种“以分队制骑兵”的战法，即利用西北地区沟壑纵横，不利于骑兵展开和集团冲击的特点，控制要隘，分别派遣部队从不同方向，灵活机动地袭扰敌人骑兵，迫使其四处分兵，接应不暇，然后宋军伺机反击，消灭敌人骑兵。还有一种称之为“番休迭战”(又叫“更战迭休”)的战法，针对金军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特点，选派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之士不停地袭扰敌军营栅，拦截其粮道，尽量疲惫消耗敌人，使其不得安宁，从而为大规模出击创造条件
(2)城塞攻防战术
城塞攻防是古代战争中最重要的作战样式之一。宋代所面临的主要是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的进攻，而在冷兵器时代，由于武器装备的限制，守御完备的城池是很难被攻克的。所以，筑城修垒，以步兵守长垣就成为抵御敌人骑兵冲击的良策。宋代城守作战不仅次数多，规模大，也比前代更具有持久性，往往长达数月，甚至数十年之久。此外一个特点，就是随着各种防御手段和技术装备的发展，出现了较为完善的城防体系，火器也被大量运用于守城作战，从而增加了防御的稳定性。
最能代表宋代城守战术水平的，莫过于陈规的《守城录》一书。该书不仅对城防体制做了较大改革。而且在城守战法上也创造了许多新的内容。面对攻势猛烈的金军进攻，陈规首先强调守城者要有充分信心，“强者复弱，弱者复强，强弱之势自古无定，唯在用兵之人何如耳。”他还指出，守城要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所以要“守中有攻”，多设暗门、突门，以方便多路出击，主动消灭敌人。只守不攻则是“自闭生路”。同时，要想方设法增加城垣上的杀敌力量，在敌人进攻时，尽可能从多个方向集中击敌，并把自己的大炮从配置在城头改为暗设在城里，由城上守军指示目标，即可有效地摧毁敌炮、敌军。最后，扩大防御纵深，建立起重城重壕的防御体系。于大城之内，再修筑一道里城、里壕，城门由一重改为三重，以利于相互支援，或与敌逐城争夺，长期坚守。
上述战法主要适用于平原城城守作战。而在宋蒙钓鱼城之战中，抗战将士们还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山城防御战法。与《守城录》相比，其战法的特点:一是于要隘处筑城寨为防御要点，城寨之间交相掩蔽，前后支援，以水道沟通联系，以点控线，从而形成完整的纵深防御体系。二是或筑城于大山深谷之间，或修寨于激流险滩之旁，战场狭窄，不利于蒙古骑兵集结和展开。宋军阵地多设于易守难攻的形胜之地，便于步兵掩蔽自己，发挥近战搏杀的特长，而使蒙古骑兵陷于冒险仰攻，被动挨打的境地。三是守军均以长期坚守为目标，屯兵聚粮、坚壁清野，并辅以阻击、伏击、袭击等积极手段，抗击蒙军达36年之久，连蒙哥汗也毙命城下。这说明，宋代的城塞防御战术，较之前代确实有重大进步。
(3)水战战术
由于宋朝特别是南宋地理环境的关系，水战成为宋代最重要的作战样式之一。而随着火器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爆炸性火器火箭、铁火炮、霹雳炮应用于水战，从而使水战不仅限于接舷跳帮和冲角等近战手段，在中远距离上也可以发起有效攻击了。
宋代水战的基本战法，是火攻、接舷和冲角。传统火攻通常是将易燃物质浇以油脂，放置松香、艾草之类，点燃后施放出去，在顺风、顺流的条件下，可以烧毁敌方停靠在一起的木质舰群。宋人在继承这些传统战法的基础上，大量采用新式火器，使火攻的效果更为明显。接舷战，即靠帮后进行肉搏战。它利用拍竿拍击敌船，或以钩拒勾住敌船，为壮士跳上敌船以短兵击刺创造条件。冲角就是以坚利的船首快速撞击敌舰。它本以顺风、顺流为先决条件，但宋代车船大量出现后，逆风逆流，车船照样运转迅捷，因而使冲角战术的运用更加广泛。另外，宋代创制的“铁壁铧觜”战舰，舰首尖利，且为金属结构，更增加了冲角战术的威力。
2、辽金西夏军队战术
契丹、女真、党项民族素以弓马见长，骑兵的快速机动性能使其具有较强的正面冲击和侧翼迂回能力，与中原步兵野战时屡屡奏功。其最初的骑兵战术只是昔日与野兽搏斗方法的进一步发展。以反映契丹围猎生活内容的腊仪为例，辽制:十二月辰日，“皇帝、皇后焚香拜日毕，设围，命猎夫张左右翼”，及逐渐收拢，方乘马入围射猎。据宋朝使节所记录的女真围猎方法:金太祖阿骨打与诸将至，“各取所别箭一只，掷占远近。各随所占左右上马，放部军马单行。每骑相去五、七步，接继不绝，两头相望，常及一二十里。候放围尽，阿骨打上马去后队一二里，立认旗行。两翼骑兵视旗进趋，凡野兽自内起外者，四周得迎射;自外起内者，须主酋先射。凡围如箕掌徐进约三四十里近可宿之处，即四稍合围渐促，须臾作二三十匝，野兽进走或射或击，尽毙之”。这种围猎方法与金初威震一时的骑兵两翼包抄战术十分相似。当时宋朝使节也发觉了这一点，说:“其行军布阵，大概出此。”
宋金战争中，金军惯用的骑兵两翼包抄战术逐渐完善起来。宋人称金军凡“遇我师，必布围圆阵当锋，次张两翼，左右夹攻，故谓之三生阵”。具体使用时，因轻重甲骑兵编成不同，冲击速度和防护能力也有差异。一种全系轻甲骑兵，以高速冲击见长。天会四年(1126年)，17名金军骑兵经由磁川，被守将李侃率领的2000名步兵拦截。“十七骑者分为三，以七骑居前，各分五骑为左右而稍近后。前七骑驰进，官军少却，左右翼乘机掩之，且驰且射，官军奔乱，死者几半。”然而轻甲骑兵不顾一切的冲锋，用来击溃军心不稳，立足不定的步兵或许奏效，面对精明强干的弓箭兵齐射不免抵敌不住。故金军常常排出抵御敌人强弩重矢的轻重骑兵混编的战斗队形:“每五十人为一队，前二十人全装重甲，持棍枪。后三十人轻甲操弓矢。每遇敌必有一二人跃马而出，先观阵之虚实，或向其左右前后结队而驰击之。”有时，金军也使用由重甲全装骑兵组成的“拐子马”。西夏军也使用重甲骑兵掠阵，但通常与步兵结合起来使用。史称其“用兵多立虚砦，设伏兵包敌，以铁骑为前军，乘善马重甲，刺斫不入用钩索绞联，虽死马上不坠。遇战则先出铁骑突阵，阵乱则冲击之;步兵挟骑以进”。在对付行动迟缓的步兵方阵时，上述战法无疑具有较大优势。
在对付守城据垒的宋军时，北方民族骑兵战术的威力大为减弱。辽述律后为了弥补辽军攻城能力弱的缺点，曾建议使用掠其四旁，长困久围战法。其后辽军面对防守坚固的城邑，大多都采取分兵截抄之法，使各处州城隔绝不通，孤立无援。金军也专门组建号日“铁浮图”的攻城队，“被两重铁兜牟，周匝皆缀长檐，其下乃有毡枕。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后用‘拒马子。’人进一步，移马子一步，示不反顾”。惟上述战法或见效迟缓，或伤亡太重，且“分掠四旁”使自己身后留下众多敌军据点，易被切断补给线与退路，是很危险的。
为此，北方民族大都十分重视吸收中原先进的攻城战法。神册二年(公元917年)，耶律阿保机进围幽州，采纳卢文进所授“穴地攻城”法，“为地道，昼夜四面俱进，城中穴地燃膏以邀之。又为土山以临城，城中熔铁汁以洒之，日死千计而攻城不止”。金军同样采取了择善而从的积极态度。早在辽金战争后期，当辽军采取依靠城池从事防御的策略后，他们已迫切感觉到学习新的攻城战法的重要性。金军围攻辽西京时，“制攻具，以三木骈榱为洞垣，右长廊，使士卒行其下，以塞隍堑。又作楼车，巩之以革，施四轮其上，出陴堞以阚敌”。宋金战争爆发后，金军在一望无垠的华北平原上大规模使用骑兵，相对于以步兵为主的北宋军队来说，占据优势。但宋军善守城，迫使金军不得不迅速提高其攻城战法的水平。天会四年(1126年)，金军第二次围攻北宋都城汴京时，攻城的云梯、火梯、对楼、洞子样样齐备，皆披以皮铁，可耐石击火焚。尤其是当时最具威力的攻城器一一炮，种类繁多，攻坚力强。金军每攻城，先以洞子遮护士卒，运土运柴填塞壕沟，然后“广列垒石炮座，寻碑石，磨盘石、羊虎为炮”。“所列炮座百余，飞石如雨”，待城头楼橹被击坍塌，守堞士卒立足不住时，“推对楼使登城。每对楼上载兵八十人，一对楼接城，则引众兵上”。面对如此完善熟练的攻城法，一向善于守城的宋军也感到难以对付。
与迅速发展的攻城战法成鲜明对照的，是北方民族在城邑防御及水战战法上的停滞不前。元昊在建国初年虽然在边界地区修建有堡砦300余处，但其将士仍以飘忽驰骋见长。辽、金军队在开国战争中多处于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也毋庸虑及城邑防御问题。这种重进攻、轻防御的普遍心理，在当时甚至固化为不易变更的思想传统，成为后来城守战法发展的障碍。皇统七年(1147年)，陕西金军将领欲稳定疆界，防止宋军进攻，建议修缮沿边城郭。行台尚书右丞相刘等大加反对，说金军“利车骑而不利城守，今城之，则劳民而结怨”，以宋金结盟，不可妄动为由，将此动议轻易否定了事。
建立水军和学习水战战法，对辽与西夏军队并无实际意义，但却是金军深入江南湖沼水泽地区与南宋军队作战的必要条件。中国自古就有“南船北马”之说，盖因“江湖岛诸之间，骑士驰射，不可驱逐”。天会间，宗弼领兵穷追宋高宗，就因不善水战，兵将损失惨重，但并没有吸取教训，对水战战法给予应有的重视。天会十二年(1134年)，刘豫曾献战船模型，熙宗令人在蔚州伐木造战船，不久因故中缀。正隆二年(1157年)，海陵为南侵做准备，仿中原兵学“制战阵之法十有余条，因大傩耀兵，有飞龙、滕蛇、吼虎、鱼丽之变”，主要用于陆上作战。其由海路夹攻苏、杭之金军将士多不谙水战，遇风不得进，遂蚁集岸边。宋朝水军将领李宝乘机火攻，艨艟巨舰转眼间灰飞烟灭，教训是极为深刻的。金军没有象后来的蒙军那样完成统一中国的战争，不善水战恐怕是一条重要原因。
辽金西夏晚期，注重城守是其兵学的一个共同特点，也是单纯的游牧狩猎经济向农耕经济转化的必然结果。辽自圣宗以来，原先“未有城郭、沟池、宫室之固，毡车为营，硬寨为宫”的情形逐渐发生根本的改变。惯于流动作战的契丹人不仅改建了旧的汉城，在草原深处兴版筑，建起防御设施一如中原的坚固城堡，还把城守战术普遍用于边防，在西北边境兴建边防城备御蒙古，在东北边境修堡屯兵抵挡高丽。他们所创造的在中心城堡周围修筑卫星城，形成互为依托的城防体系，是对古代守城战法的一个贡献。西夏自崇宁元年(1102年)也开始在沿边地区大事兴筑城砦，到西夏末年，连他们自己都承认定居于土筑城池之中。但就其城守战法而言，史籍上却没有什么特殊的记载。从金灭辽，蒙古灭西夏的战争过程来看，他们的城守战法的运用并不是成功的。
金朝自世宗继位后，将“保境安民”奉为一项基本国策，城守问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特别是北方游牧民族一一蒙古频频南下，严重威胁着金朝北部边疆的安全。开壕堑、修边堡、置戌守，遂成为朝野普遍赞同的国防设施。承安元年(1196年)，章宗召集六品以上官员在尚书省集议边事，绝大多数人主张坚守或且攻且守。其中枢密使兼平章政事完颜襄认为，修城筑堡固然会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今兹之费，虽百万贯，然功一成则边防固而戍兵可减半，岁省三百万贯，且宽民转输之力，实为永利”。这种意见是很有代表性的。
在新的思想观念支配下，金朝筑起了金长城(又称“界壕”)，修缮和新筑了各种军事城堡。更重要的是，城守战法也随着城邑设施的变化有新的进步。其特点:一是寓守于攻，积极防御。金军在抵抗蒙古军的猛烈进攻时，并不以死守城头为得计，常连夜发动反击，焚敌攻城器械或营寨，杀敌士兵。正大九年(1232年)，保卫汴京作战中，金军派壮士千人，乘夜从地道出城渡壕，毁掉蒙军炮座。次年守归德，又命军中准备战具火枪，夜里突入敌营，焚烧营栅，击溃围城军。二是凭城用炮，大量杀伤攻城敌军的有生力量。金军积极采用当时最先进的军事技术，制造出令人生畏的火炮及飞火枪，或歼蒙军攻城士兵于城垣壕堑之间，或焚烧敌人攻城器械，破坏其有效进攻。三是坚守核心阵地，巷战争夺，长期抵抗。在大安三年(1211年)及次年中都保卫战中，蒙军曾一度攻破外城，金军依靠坚固的内城城防工事和曲折狭隘的街巷甬道，节节抵抗，消耗敌人。蒙军先用堆积木材的办法，后直接倚梯爬城，均被击退。兴定二年(1218年)夏，蒙军包围太原，也曾攻破壕垣，金军植栅据守。旋蒙军又破城西北角，金军联车塞路拒战，3次打退蒙军进攻。在金末抗蒙战争中，由于金军城守作战十分顽强，多次迫使蒙军攻城行动半途而废，无功北返，推迟了蒙古灭金的战争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