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古代中国(夏、商、西周)
作者：史仲文 胡晓林
出自————《世界古代前期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1、夏朝中国古代文明的开始
(1)启建夏与甘之战
夏王朝的建立者为启，实际在启的父亲禹之时就已为他打下了立国的基础。禹早年率领民众治水有大功，提高了自己的声望，晚年则致力于王权的建立工作。其手段一是发动对三苗的战争并取得了胜利，接着，在淮水中游的塗山，大会夏、夷诸部众多邦国和部落的首领，史称“塗山之会”，即所谓“禹合诸侯于塗山，执玉帛者万国”，诸侯们皆对禹朝贡，行臣服的礼节。“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禹俨然如君主，原始平等关系基本消失了，凌驾于社会公职之上的王权已初步形成。再者，在权力的移交上，禹也采取了手段。传说禹晚年在部落联盟酋长议事会上，先后提出均曾担任过重要公职的皋陶和伯益作为自己的继任人，但皋陶先禹而死，伯益任职很短，威望尚不很高。禹同时培植自己儿子启的势力，多数的诸候、首领有大事找启而不找伯益相商。禹死后，启继立。伯益与启争夺王位而被杀，这就是《竹书纪年》中所说的“益干启位，启杀之”。
和“益干启位”差不多同时，由于传统的“禅让”观念尚有影响，夏西方的同姓(姒姓)诸侯有扈氏(今陕西户县)也起兵反对启继位，启亲率大军讨伐之，发生了著名的“甘之战”(一说户县西部有古甘水为证，另说甘在今洛阳西)。启声称有扈氏犯了“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大逆不道的罪行，他要“恭行天之罚”(即代天行事)，要“剿绝其命”。命令部属按照一定的作战位置努力战斗(“左攻于左，右攻于右，御其马之正。”)，并规定“用命，赏于祖”(认真执行战斗命令的，便在祖庙祭祀中给予奖赏)。否则，“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即在社坛前予以惩罚。经过启这番战前动员后，士气倍增，大败有扈氏于甘。有扈氏全体成员从此沦为“牧竖”(牧业奴隶)。有扈氏败亡的原因，是“为义而亡，知义而不知宜也”，即只知墨守旧“义”，而不能顺应时“宜”。
夏启杀伯益，灭有扈氏后，召集钧台(相传今河南禹县)大会，史称“钧台之享”，这是继“塗山之会”以后又一次重要的朝会，“所以示诸侯礼也，诸侯所由用命也”。
甘之战，是确立奴隶制王权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战。启排除了原始公社制度和坚持这种制度的守旧势力的干扰，从此，“大人世及以为礼”，开始了我国历史上的“家天下”的局面，巩固了王权，确定了世袭制度。
(2)后羿夺位与少康中兴之战
夏王朝建立之初，国家机器还不很完备，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也很激烈。启死后，子太康继立，夏王朝内部发生内讧，先有“五子”(启的五个儿子)争立，接着又有武观叛乱。这都引起人们对夏王朝的不满和怨愤。
东夷有穷氏的首领后羿，乘机“因夏民以代夏政”，攻入夏都，赶走太康，史称“太康失国”。
后羿当了国王。后羿残暴而听信谗言，治国无方。不久，被其亲信寒浞(音茁)杀死，寒浞取代之。
太康死，弟中康立。中康子相继位后，投靠同姓斟灌氏和斟寻氏，又为寒浞所攻杀。相之妻怀孕，从墙洞爬出，逃归母家有仍氏，生少康。
少康长大后，在有仍充当牧正之职。动荡的政治经历激起他从小立下复国之志。寒浞之子浇派人追捉少康，少康逃往舜后代有虞氏，有虞氏君主虞思很器重少康，用他为庖正，把两个姚姓的女子给他做妻，还封给分纶邑。少康在此,“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因。积极召纳夏的余众，作恢复夏王朝统治的准备。夏的贵族名叫靡的，密切配合少康，收集“二斟”的残存力量。最后，经过反复的斗争和较量，以少康为代表的夏王室，终于灭掉寒浞父子，赶走了东夷军队，由少康称王，重新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地位，史称“少康复国”，又称“少康中兴”。
“少康中兴”之战的历史意义远远超出了“复国”，更重要的是使初建的奴隶制得到巩固。作为原部落首领的后羿、寒浞和东夷人代表的是落后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他们入主夏土，给夏境新建的奴隶制秩序和社会生产力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少康中兴之战的胜利，制止了这种破坏的继续和蔓延，使中国古代文明在初建不久得以重新巩固下来，一直延续到今天。
(3)夏王朝的鼎盛与衰落
“少康中兴”以后，夏王朝的统治开始稳定下来。少康之子季杼继位后开始大规模地对东夷用兵，夏王朝的势力和影响已达黄河中下游大部分地区以至准河流域，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华夏族的形成，达到了夏王朝的鼎盛时期。
夏王朝到了帝孔甲时，开始衰落，因为他“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叛)之”。他的淫乱暴虐激起了民众的反抗，也引起了不少诸侯的叛离。“昔孔甲乱夏，四世而陨”。
孔甲三传到桀(履癸)。桀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民怨沸腾，咒骂夏桀“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你哪天完蛋啊?我们宁愿与你同归于尽!)。夏桀为转移视线，召集“有仍之会”，妄图加强对方国的控制，结果适得其反，有缗氏在会上就起兵反抗，夏桀发兵伐有缗，虽勉强压服有缗，但进一步陷入孤立，军力大衰，史称“桀克有缗，以丧其国”
正当夏桀残暴害民、危机四伏之时，东方的商部落悄然兴起。组成商部落的商族，子姓，到与夏桀同时的商汤，发展成为黄河下游的一个强大的方国，由夏的驯服属国变成了足以与之抗衡的强大对手，夏朝的灭亡指日可待了。
(4)夏朝中国奴隶制军事制度的发生期
夏代是中国以领土和财产为基础的奴隶制军事制度的发生期。夏代还带着浓厚的原始氏族社会的遗迹，由于以族为单位的血缘团体仍是社会组织的基本细胞，在军事上就体现为仍存在着为数较多的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氏族武装。这样夏代军队就由以领土财产为基础的奴隶制国家军队和以血缘团体为基础的族兵两部分组成。
夏朝的国家军队是平民兵。平民兵是征发夏族平民而组成的军队。这是当时军事力量的主干。这种平民兵制度，是由军事民主制时期氏族成员战时从戎的惯例发展而来的。平民有自己的土地，平时耕种,战时出征。《左传·哀公元年》记载:少康在观，“有田一成，有众一旅”，一成之田自当是分配给一旅之众的，表明这些“众”即平民是以耕种土地为生的，但又以“旅”的形式组织起来，则表明具有军队的职能。
由于血缘纽带的残留，当时的“族”的规模很大。这些族的族长同时又是夏王朝的命卿，他们往往凭借自己的雄厚人力、物力、自行组织军队，这就是族军。如太康失国后，其孙少康正是在同姓贵族斟寻氏、斟灌氏等宗族的帮助下，才得以复国的。这几个宗族的武力就是由宗族兵组成的。
此外，夏代还有夏王的护卫制。护卫兵制由军事民主制时代的扈从队制度发展而来。它的来源，主要是贵族子弟,还有少数是王的亲信。如《左传·哀公元年》记载后羿被其家众杀死，这些家众就是后羿的护卫兵。
在兵种组成上，夏代的兵种包括步兵和车兵两种。而这两种兵种多是采取协同作战的方式的。
《世本作篇》谓:“奚仲作车”，奚仲是夏时的人;《左传·定公元年》载:“薛之皇祖奚仲，居夏以为夏车正。”车是否由奚仲发明，难以断定，但从《左传》所载来看，至迟夏代已有车，并且设有“车正”一职来管理，表明当时车的产量已有一定规模。这些车，除用于贵族的乘驾、畋游之外，大部分当是用于军事方面的。
步兵是由来已久的兵种。在夏代，虽然战车已经出现，但很可能还存在步兵独立作战的情况。但在多数情况下，是采用车步兵结合的方式，这种作战方式较之单纯的徒兵作战，无疑战斗力大为提高，因而是一个进步。
作战中，兵车在前，徒兵紧随其后，即所谓“车驰、卒奔”。战车上一般乘坐甲士三人，《尚书·甘誓》:(启命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郑玄注”攻，善也”，“左，车左，右，车右。”车左，车右，再加上御手，恰好为三人。至于每辆战车配置多少徒兵以随其后，则无从得知。
关于夏代军队的编制，我们知道的也很少。根据在氏族制社会晚期，人们为了固定居民组织，往往取一整数作为居民编制的进制单位。各民族大多以十作为进制单位(这似乎是个普遍的现象)，夏代承袭氏族制而来，无疑仍保留着这种十进制的氏族组织，由于实行兵民合一的兵役制度，因而，这种编组方式也影响到军队的编制。只是限于史料，无法弄清具体情况。据“左传哀公元年》:少康“有众一旅”，表明“旅”是当时的一个军事编制单位，杜预注认为旅为五百人，是不对的，因为五进制是春秋以来才出现的。这一旅之众要平分一成之田，一成相当于十平方里。据此，估计旅的编制以千人为宜。
夏代军队组织“寓兵于农”的特点，表现在军队的各级将领身上，就是“寓将于卿”，文武不分职。贵族官僚在平时管理庶务，战时即兴兵典戎。《尚书·甘誓》说:“大战于甘，乃召六卿”中的“六卿”，即属此例。
军事的最高领导权操纵在王手中，而王也经常亲自出征。这主要由于军事民主制下部落首领的军事职能这一特点的残余的影响尚未消除。
夏代的军事制度，处于不完善的草创阶段，但已粗具规模。由于后来的商、西周时代的经济状况、社会结构等与此期相比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因而，这一时期军事制度的几个基本特点如车步兵结合、兵农合一、族兵制、十进制的建制单位、军赋制度、军队领导体制等，均被商、周所沿袭，并在此基础上得以发展和完善。
2、商朝一一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
(1)鸣条之战与商建国
商汤作为一代明主，任用著名贤臣伊尹和仲虺为左右相，积极作灭夏的准备。在政治上，针对夏桀的暴政，采取“以宽治民”的政策，争取民心，扩大影响，很快得到那些苦于夏桀奴役的小方国的拥护;经济上，努力发展农业和牧业，积极开展内外经济交流，增强实力。
军事上，商汤采取严密的步骤。为了察明夏桀的内部情况，商汤先后两次派伊尹打入夏朝内部，得知社会上流传着“上天弗恤，夏命其卒”的民谣，夏桀已处于天怒人怨的危机状态，便开始了伐夏的军事行动。
商汤首先采取逐个剪除夏桀羽翼，灭掉夏的与国、孤立夏桀的战略。第一个征服的是葛(今河南宁陵县北)。葛在商之西，是通往夏都的必经之路。为了争取它的归服，汤多次馈送粮食和牲畜给葛，并派人前去助耕，都被葛君拒绝。后来，汤以葛君杀害送饭的儿童为理由出兵灭葛，取得了攻夏的第一个胜利。接着又用重兵灭掉了夏在东方的与国一一韦(今河南滑县东)和顾(河南范县东)。这样，不仅大大增强了商的军事力量，还大大提高了汤的威望，四海之内都赞扬他的军队是正义之师，打仗非为掠夺财物，各地老百姓像“大旱之望雨”一样盼望商汤的军队，从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包括灭掉夏在东方最有实力的与国一昆吾(河南许昌)，打开了直接伐夏的道路。
为了准备直接灭夏的战争，商汤召集会盟，联络同盟军，又采纳伊尹的建议，用停止向夏桀纳贡的办法，试探夏桀的反应。夏桀此时尚能调动九夷之师，准备讨伐商汤，商汤见夏桀威势尚存,“谢罪请服，复入职贡”，暂表假意臣服。
为在举兵以前进一步察明夏的内情，伊尹再次赴夏都，了解到夏桀残暴诛杀关逢龙等忠臣及对众叛亲离的恐惧心理，立即回报于汤。汤再行停止对夏桀的贡奉。桀召集九夷之师讨汤，并召集诸侯在有仍会盟，结果，不仅“九夷之师不起”，而且有缗氏公开反夏。这时，汤认为伐桀的时机完全成熟，遂决心出师一举灭夏。
商汤出师时，举行誓师动员大会，宣布他是奉上天之命伐桀。要求部属尽心辅佐他，然后他大大地赏赐这样的部属，“朕不食言”;否则，“尔不从誓言，予则始孥戮汝，罔有攸赦”，即说如果你们不服从我的命令，我就要惩罚你们，或杀死你们，或让你们当奴隶，决不宽恕。
内部早已分崩离析的夏王朝统治者，得知商汤出兵，仓惶西逃至豫西地区。商汤率师渡过黄河，大兵压境，夏桀率师离开都城仓促在鸣条迎战，汤师勇猛冲突，桀师迅即溃败，桀逃往南巢败死。
鸣条之战的胜利，意味着商代夏的开始，因此商汤和伊尹对此战非常重视，为了夺取此战的胜利作了长期的准备，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方针。他们善于争取和把握有利的战机，实行了争取民众和属国的正确政策，开展了战前的政治攻势，是中国军事史上决战速胜的最早战例，在军事史上也有很重要的地位。夏桀政治上暴虐、腐败，丧失了民众的拥护和属国的支持，内部分崩离析，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桀遭汤进攻时，不知利用都城坚壁疲敌，却仓促出城，迎强猛之敌于野外，犯了兵家之大忌，为汤军提供了速战速胜的条件。
(2)“武丁中兴”与商朝极盛
商汤灭夏建立商王朝后，国势获得迅速发展，周围小国纷纷臣服，尊商王为共主，形成“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的强盛局面。
到第十一王仲丁时，统治集团内部出现诸子弟争立的“九世之乱”，削弱了商王朝的统治。一些方国部落乘机摆脱控制，起兵扰商，商王朝出现混乱局面。
第二十五王盘庚继位后，为了解决内忧外患，振兴商朝统治，迁都于殷，“行汤之政”，从此，商王朝政治走向稳定，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商从此后又称为殷或殷商。
第二十三王武丁。相传他少时曾生活在民间，了解“稼穑之艰难”。即位后，任用奴隶出身的傅说为相，励精图治，使商朝各方面发展起来。
当时商朝努力巩固和发展奴隶制，与周围日益强盛起来的以掠夺战争为正常职业的方国部落的冲突必然激烈。其中地处西北，以羌人为主体的西戎诸部常侵入殷之西北，掠夺庄稼、牲畜和人口，尤其是收获季节，抢夺更加频繁。有时分别出动，扫荡邑落;有时结成联盟，合兵侵掠，使殷西北边境严重不安。还有一些小方国也乘机时服时叛，经常以各种借口拒绝职贡，甚至兴兵作乱。因此，武丁伐迫连续多年四方用兵。据甲骨文的记载，武丁征代的对象包括上百个方国部落，有时几条战线同时作战。其中以伐鬼方和舌方的战争最为重要与激烈。
鬼方大约在今陕北和内蒙一带，是诸部中势力比较强大的一支。“高宗(武丁)伐鬼方，三年克之”
伐舌方的战争是商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甲骨卜辞分析此战发生在武丁后期。甲骨文中有关舌方的占卜数量很多。据考证，其活动地区约在今晋陕北部和内蒙河套地区。舌方原臣服于殷，武丁时逐渐强大起来，雄据西北，成为一些游牧部落反殷联盟的首领，曾带领羊方、舌方并联合土方屡屡进犯。这种进犯虽一般规模不很大，却很频繁，不仅庄稼、人畜常被掳掠，而且往往造成边境地区的奴隶乘机逃亡或反抗，对殷构成很大威胁。因此，武丁伐舌方战争历时长，费力大。甲骨文中所载一次用兵一万三千人，就是伐舌方，这是前所未有的用兵规模，超过了对其它任何方国部落的用兵。
战争进程中，武丁始终十分重视敌情，不仅命令驻守西境的武官和地方行政长官严密监视舌方，还调集“多仆”和数千士兵专门负责守望。对具体作战方案，更是进行细致筹划，如舌方军队出动，是否由殷王亲自率师迎击，其遁走是否要乘胜追击，军队如何部署，将领怎样委派等都要经过反复的占卜，说明武丁对舌方用兵始终持以慎重求必胜的方针。这是武丁征伐舌方取胜的重要原因。战争断断续续进行多年，基本上解除了舌方对殷的威胁，到武丁子祖庚在位时，擒获了舌方首领，最终结束战争。
武丁对扰边的方国部落用兵作战，根据对作战对象取胜的难易程度，往往慎重选派军事统帅与将领。舌方是殷长期的劲敌，因此，武丁每每亲率大军伐鬃方，任用仓侯虎伐舌方，令妇好伐龙方，又征羌方，讨马方，克基方等等，互相密切有力配合。其中妇好是我国古代第一位著名的女将军，她是武丁的王妃之一，或独立作战，或协同将领会战，长期协助武丁征伐、镇守在边地。妇好墓中人殉和礼器很多，正是商王对她赫赫战功的褒奖。
武丁对秦岭以南江汉地区的荆楚、江淮一带的群舒和淮水下游、山东沿海一带的夷方，也曾用过兵。因为这些地区的方国部落在政治上也表现出比较强烈的离心倾向，所以，商王朝对这些地方也有时诉诸武力，进行征服。“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就是武丁时期比较重要的一次南征荆楚的战争，影响颇大，从此，商代对南方的统治力量，由沿长江一直深入到今湘赣一带。
武丁对四方的征伐战争解除了西北部的边患，扩大了商王朝的疆域和影响，使商王朝的发展进入极盛时期，成为当时世界范围内著名的奴隶制强大国家。武丁死后，其庙号冠以“武”字，被尊为“高宗”，受到殷人的极大崇敬，成为上古一代名君。
(3)征伐东夷与商朝灭亡
商朝末年，商王武乙、文丁、帝乙、帝辛(纣)相继在位。这四王都喜用兵作战，讲究武功。因此，前三王的庙号均冠以“武”字，如武乙称武祖乙，文丁称文武或文武丁，帝乙称文武帝或文武帝乙，即是明证。纣因是亡国之君，故无庙号，他在位期间，经常发动战争，其中最著名的是伐东夷之战。
东夷历来与中原王朝(夏、商)有接触，武丁时更“分迁淮、岱、渐居中士”，与商王朝经常发生正面冲突，至商乙、帝辛(纣)时终于发生了几场大规模战争。
纣征东夷的起因，相传是纣在黎举行军事演习，东夷拒绝参加，纣乃大怒，发兵讨伐。实际真正的原因，是当时商直辖的本土上阶级矛盾已十分激烈，“小民方兴，相为敌仇”，纣为转移视线，发动了对东夷的大战。纣伐东夷的具体情况，史无明确记载，但从俘虏了“亿兆”夷人的战果来看，规模是相当大的。
纣讨伐东夷这类战争，是企图巩固和扩大商王朝统治的战争，它对于保护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扩大中原先进文化的传播范围，加速各民族间的融合，客观上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此战带有很大的野蛮性和掠夺性，东夷人的财物、牲畜遭劫掠，纣对战争俘虏采取奴役和杀戮政策，加剧了与周围方国的对立和仇恨。这与商汤伐夏桀全然不同，既反映商后期国力兵力的强大，也反映了商后期政治上的反动腐朽，是纣在搞穷兵黩武，虽取胜但耗尽国力。
东夷的地形，交通不便，商军出征距离甚远，此战中产生了先遣队的战斗组织。先遣队为主力军进军开辟道路，扫除障碍，保障了主力军的顺利前进，这是军事史上的一个创举。商军又用“乘马服牛”作长途运输工具，由中原通往四方的道路也由此得到迅速开辟。
正当商纣王率精锐之师征伐东夷连取胜利、踌躇满志之时，周武王率领的联军突然出现在商郊牧野，商军一战即溃，纣王自焚身死，商朝随即灭亡，周朝建立，取而代之。
(4)商朝中国奴隶制军事制度的发展朝
商王朝在国家结构上实行内、外服制。概言之，内服是王朝直辖的地区，外服是诸侯的领地。《尚书·酒诰》中提到的侯、甸、男、卫、邦伯，都属于外服的诸侯。内外服制的国家结构影响到军事制度上，商朝存在王国军与方国军两类军队，王国军是中央部队，方国军是地方部队。而方国军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常对王国叛服。于是商朝的军队组织也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存在以地域组织为基础，以“师旅”为单位的编制系族另一方面，又存在着以血族团体为基础，以“族”为单位的军事组织。
①军队的构成。商朝有平民兵、族兵和王的护卫兵。
平民兵即王国军，是由平民即“众”、“众人”组成的队伍，是当时的主要军事力量。卜辞中经常提到的“师”、“族”即是指平民兵而言。
族兵即方国军。卜辞中常见“王族”、“多子族”以及“三族”、“五族”等出征的记载，他们自然都属于族军的范畴。区别在于:王族由商王的族人组成，多子族由子姓(即与商王同姓)贵族的族人组成，而“三族”、“五族”等泛称，很可能是指一般异姓贵族的族军。这些贵族建有各方国，以其族兵为方国军队，具有很大的独立性。
商代可能还存有王的护卫兵，他们可能是从贵族子弟的精良者中入选的。但卜辞中没有直接记载。
<2军队编制。关于族军的编制，没有明确的材料。现仅就王国军即平民兵的情况作一介绍。
据卜辞，知当时有“师”、“族”等编制单位。如:
A王乍(作)三白(师):右、中、左。
B王其令右旅界左旅省见方。
由卜辞A得知，师通常分为右、中、左三组;卜辞B提到右旅、左旅，则似当有中旅。这种三分法主要是为了适应战阵的需要，因而不是进制单位。
旅应是师的下一级编制，这在卜辞中没有明确证据。但《诗小雅黍苗》有“我师我旅”之句，则师是高于旅的，这首诗反映的是西周时的情况。由于西周军制是承袭殷商而来，故据周制上推，可知殷商军制亦如此。
师的长官称为“师长”，或称“师氏”。旅的长官，名称不详，有人认为是《尚书牧誓》中的“亚旅”，但似嫌没有充足证据。
那么，师、旅所辖人数为多少呢?《牧誓》中依次提及“师氏、千夫长、百夫长”，而当时的编制是以十为进制单位的，则师当为万人，旅级很可能是千人，千夫长也很可能就是旅的长官官名;此外，百夫长之下当有以十人为组的建制十之下，可能有“伍”的组织。
综上所述，商代的军队编制可图示如下:
师一旅一百夫一十夫一伍(?)
(万人)(千人)(百人)(十人)(五人)
③兵种。殷商时期的兵种较夏代而言，没有太大变化，仍以战车、步卒为主。《论语卫灵公》载孔子语:“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孔子将三代各自典型的东西列举出来，表明殷人制车(辂)的技术水平极高，甚至连周人都望尘莫及。此外，甲骨文中有许多“车”字的象形字，从中也可以略见当时战车的风采。战车的质量、数量的提高，无疑是车战规模扩大的主要标志。
步兵，人数最多，是军队的基础力量。一般情况下，是车步兵配合作战,但卜辞中有不少“步伐”、“步”(作动词用)的记录，据此，则当时尚保有步兵独立作战的方式。应该指出，商代的这种步兵，与春秋时兴起的建制步兵在本质上有所不同，春秋时的步兵是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而从车步兵配合作战的方式中分化而出的，商代的步兵，应是氏族制时代的步兵兵种的子遗。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传统的步兵独立作战方式的影响;二是战车数量不够配备全部的步卒。
战车的编制，一般是五辆为一组，一辆领头，其余四辆排成方阵。殷墟宗庙遗址出土的五辆战车，即如此排列。这种五车一组的编制形式似乎与夏代不同。每辆战车一般配置三名武士，其中一人驾车，一人执戈，一人执弓矢，其后跟从步卒十五人，殷墟宗庙遗址出土的一辆战车，有十五人陪葬，他们生前当是跟从此车的徒兵。
车徒步结合，决定了当时作战只能采用战阵的方式。因而，两军对垒，就要选择开阔平坦的原野，作为角逐的战场，《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载宋襄公语:“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即不据守险要。商代的情况正是如此。
商代可能已出现了骑兵。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第十三次殷墟发掘中，发现一座人马合葬墓(M164)，包括一人一马，一套兵器，据此，有人认为死者生前系骑士”。如果真的如此，则骑兵之制不是始自战国。但考虑到当时的社会条件、自然条件，骑兵的规模不会很大。
④军事训练。由于平民兵是靠兵农合一的方式组建起来的，因而不可能像后世常备军那样进行长期的、专门化的军事训练，而只能是在农闲时节举行不定期的军事训练。卜辞中有“振旅”的记载，即指军事训练。《左传》中曾提到春葸、夏苗、秋猕、冬狩的军训制度，这是晚出的、且较规范化的制度。但在商代，尚没有明确的四季划分，当时只是将一年分为春年、秋两季，至西周时仍然如此。因而，当时的军训，大概亦即以两季举行。
军训的方式，仍保留较原始的特征，即通过狩猎来进行军训。《左传》所说的嵬、苗、猕、狩、名称虽异，就实质而言，都是围绕畋猎进行的。《左传·昭公四年》:“商纣为黎之菟，东夷叛之”，则商代当有“菟”的名称。卜辞中没有直接的关于军训的资料，但有关畋猎的资料却不在少数，这些畋猎自当含有军事训练的用意。
族兵由于隶属于方国宗族，因而，有可能作一些经常性的军训，不过其训练方式，大概同平民兵一样，都以畋猎的手段进行。
王的护卫兵属于常备兵，最为精良，采取经常性的训练方式。卜辞中有“序教”的记载，其对象即是王的卫士。
⑤军队领导体制。殷商时期的国家结构带有明显的部落联盟的色彩，王国维认为商王不过是“诸侯之长”而已。因而，在军队领导体制上，当时的军队领导权是分散的。除了王国军，非但畿外诸侯的军队，商王操纵不得，即便是畿内贵族的族军也有很大的独立性，商王只能以族为单位征调他们，而不能自行对他们重新编组。
当时的王权还残留有部首领的特点，即以军事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能。卜辞中常见商王亲征的事例，再就是派太子或后妃率军出征。后妃中，妇好即是最有名的一个。商王这样做的目的，无疑是为了加强王权。此外，大多数情况下是命将出征，出征前要举行授将以“册”的仪式，以表明将的权力得到了王的认可。
卜辞中习见的武职有:马、亚、大亚、马小臣、走马、射、簸亚等。其中马和亚(大亚)的职位最重，马类似于周代的司马。
由于当时官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文武不分职，因此，这些武职在平时亦负责其它方面的庶务。同样，有些偏重文职的职官在战时也有从戎的义务。
3、西周中国古代奴隶制文明的鼎盛
(1)牧野之战与周朝建立
周也是个历史悠久的部族，姬姓。他们最早的活动地区，是在宜于农耕的陕西黄土高原。其始祖后稷和稍后的公刘，都重视农业，经济迅速发展。九世传到古公亶父，率领族人由豳(今陕西枸邑)迁到周原(今陕西岐山)，从此进入有“城郭宫室”的阶级社会，更加强大起来，他被尊为“太王”。
与商纣王同时在位的是周文王姬昌。商处末期而腐朽，周新兴而崛起，形成鲜明对比。
商纣是个恃才狂傲的君主，他“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但他和夏桀一样，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凭藉武力对内进行残酷的压迫，敲骨吸髓地剥削奴隶和平民，“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以满足他的穷奢极欲。他又大兴土木，南从朝歌(今河南淇县)，北到邯郸，建了很多“离宫别馆”，还建“酒池”、“肉林”，痛饮狂欢，过着腐朽糜烂的生活。这时，商与周围各方国的矛盾也不断加剧。对东夷的连年战争，虽然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把人力物力消耗殆尽，加深了内部的阶级矛盾，“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叛)者”，“小民方兴，相为敌仇”，社会动荡不安，“咨女(汝)殷商，如蜩如螗”，到处是哀怨和愤怒声，像开了锅一样。统治集团中有人惊恐万状地哀叹“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但商纣王却一意孤行，他宠爱妲己，又滥用“炮烙”等酷刑，其王叔比干强谏被杀，箕子被囚，庶兄微子啓出走。商纣已陷入众叛亲离的境地。
周却是一派兴旺发达景象。文王在位五十年，始终把灭商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他吸取前辈的教训，注意在形式上臣服于商，在暗地里积极积蓄力量，招揽四方人士，扩大周的影响。对内，他制定了“有亡荒阅”的法令，即定期大规模清查逃亡的奴隶，得到各级奴隶主贵族的拥护，对外，常帮助解决邻近小国的纠纷和领土争端，进一步赢得诸侯国的信赖，出现了“诸侯多叛纣而归西伯(文王)”的局面，这些都表明周在内政和外交方面都优胜于商。
周文王的战略意图被商纣王的亲信崇侯虎所觉察，他向纣王指出周对商的威胁，纣囚禁文王于姜里(今河南汤阴)，文王的谋臣们向纣进献美女和宝物，终于使文王得赦归国。之后，文王采取由近及远、先弱后强地逐个征服周围的敌国，消灭商的一些邻近属国，又及时联合西方诸侯讨伐崇侯虎，拔除了东进路上最后一个拦路虎，基本上形成了对商的钳形夹击的态势。文王晚年，周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面。
文王死后，子发继立，是为武王。此时商王朝内外交困，周取代商的形势已形成。武王继承父志，在沣水东岸建镐京，将军事政治中心东移，继续积极作灭商准备。武王九年，联合各路诸侯东向观兵至孟津(今河南孟县西南)，有八百诸侯参加，史称“孟津之誓”，这是一次“诸侯所由用命”的重要盟会。从此，众多的诸侯都听从周王的指挥，灭商已有充分的把握。
过了不到两年，灭商的条件完全成熟了。周武王兴兵讨伐。他亲率戎车三百乘，虎贲(勇猛的战士、亲军)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还有由各地来会的诸侯军和庸、蜀、羌、鬃、栌、彭、濮等众多南方部落国军队，当时东北的肃慎族也进贡“梏矢石弩”(箭镞)来助战。大军从孟津渡河，沿河向东进军，于周武王十一年正月甲子日到达殷郊牧野(约在今河南汲县境)。周武王在此举行了大战前隆重的誓师,作著名的战前动员(见《尚书牧誓》)。商纣闻讯，率十七万大军与周军对战。
周军以姜尚为前锋，冲入商军阵中，商纣的军队虽多，“皆无战心，心欲武王亟入”，希望周军赶快胜利入城。于是，临阵都调转戈头，发动阵前起义，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前徒倒戈”。商军顷刻间土崩瓦解，商纣见大势已去，登鹿台，“自燔于火而死”。周军乘胜占领商陪都朝歌(纣常居此享乐)和殷都，商王朝迅即灭亡。
牧野之战是我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最早战例。它是周商长期政治、军事优劣较量的结果。其特点是周君臣从战争准备到进行，始终把政治攻势和军事攻势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充分发挥了政治攻势的影响和作用;此战还开创了联军合力作战，具有崇高威信的盟军统帅统一指挥作战的先例和经验。这说明早在三千多年前我国的军事家驾驭战争的能力已颇高超。
(2)周公东征
周武王攻克殷都后，又分兵四出，暂时控制了商王朝统治的主要地区。同年四月，胜利班师，回到镐京，正式建立了周王朝，周武王成为天下的共主了。
克殷后两年，武王病死，子诵继立，是为成王。成王年幼，武王弟周公旦摄政。管叔、蔡叔等人无端怀疑周公有夺取王位的意图并散布流言蜚语。这被武庚利用，便互相勾结，又联合东方的徐、奄、薄姑等部，起兵反周，发动叛乱，局势一时变得极为严重，刚建起的周王朝面临复辟被颠覆的危险。
周公采取果断措施，兴师讨伐叛军，史称“周公东征”。
为了迅速组成东征军平叛，周公首先专门发布了平叛文告，即后来收在《尚书》中的《大诰》。周公在文告中分析当时的形势内外不稳，周王朝面临“天降大祸”。经过占卜，结果是武力平叛吉利。他决心执行上帝的旨意，继续文、武的大业，藉助他们的余威，动员大多数诸侯和臣属，迅速组织起东征大军，他亲任统帅。
东征的第一步是讨伐武庚。周对殷民并无暴虐之举，武庚叛乱不得人心，背信忘恩，周军一到，“殷大震溃”，武庚被杀死(一说逃走了)。同时，周公分兵一路直取管叔的封地，迅即占领之，杀掉了作恶多端的管叔。周军接着攻占了蔡叔封地，活捉并流放了他。霍叔就范归附。武庚和“三叔”的复辟与叛乱很快被平息下去，东征之战决定性的第一步胜利结束了。
当时周对整个东方和东南方的统治尚不稳定，以徐为首的东南“九夷”也参加了叛乱。徐等“九夷”地处淮河下游，地势低洼，河湖较多，周军车兵行动不如殷地方便，人马对水土也不服。经过旷日连续作战，徐等“九夷”终被征服。“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推九邑。”征服了徐等“九夷”诸小国后，周公乘胜北上挥师灭奄。
奄是东方一个较强大的诸侯国，随武庚叛乱后，成为周在东方的一个劲敌。周军占领奄西、南两面邻国后，奄已处孤立无援之势，周军以连续胜利之余威，进迫奄都(今山东曲阜一带)，奄君只好被迫投降了。
奄投降后，薄姑等山东北部和东部诸国也相继投降。这样，周的统治势力扩大到了渤海黄海边上。历时三年的周公东征胜利结束了。
周公旦曾随武王征战，参与国家军政大事的决策，对国家形势了如指掌。周公东征是反击复辟势力、平定武装叛乱之战，而且当时周灭商不久，周把人民从商的残酷统治下解脱出来，因此得到人民的拥护。周公所作决策及时，措施果断正确，战略步骤恰当。平叛中，“擒贼先擒王”，在摧毁首恶势力后，采取先攻小而易之敌，后攻大而难之敌的方针;在取得连续攻战胜利后，又采取主要以军事胜利相威慑，辅以政治攻势迫敌投降的正确方针。这都是周公东征取胜的原因。周公旦不但是西周初年著名的政治家，也是杰出的军事家。
(3)昭王南征和穆王西征
立国于汉水之南的楚国是苹(音米)姓诸侯国，周初，楚对周表示臣服，定期向周王室进贡“包茅”等物，但周对楚“以蛮夷视之”，楚君遭冷遇，祭祀时只能被分配去看守祭神的火堆。因而，楚君怨恨，在诸侯中第一个称起王来。成、康之后，楚渐强大，与周王室的冲突不断加剧。
周昭王十六年，第一次由昭王亲自领兵伐楚。昭王以统帅自炫，排场十足，出发前就派人去南方准备行宫，给沿途小国增加了负担。虽终于取得了胜利，王师振旅凯旋而归，但却埋下了祸根。
又过不到四年，昭王第二次出征。这次出征，昭王颇为轻敌，沿途疏于防范。在渡汉水时，昭王坐上了用胶粘结的船只，船到中流解体，昭王落水淹死，周军大部丧亡。(另一说是由船只联结起来的浮桥倾覆，昭王落水溺死)。这成了后来管仲说齐桓公讨伐楚国即以“昭王南征而不复”的事实根据。周经过了这次南征的严重挫败，失去了控制“南土”的力量，楚国便在江汉地区不断发展起来。
周昭公死后，他的儿子姬满即位，是为著名的穆王，这时，居处西北方的犬戎势力强大起来，有时侵扰到宗周附近。周穆王亲自领兵西征一向被列为“荒服”和以前常来宗周朝贡的犬戎。大臣祭公谋父曾劝阻穆王，要持慎重态度，穆王不听。西征犬戎的结果，只取得四白狼、四白鹿作为战利品，也算胜利而归。根据《古本·竹本纪年》载，穆王战胜犬戎后，又继续西行，经青鸟(今敦煌)一直抵达昆仑，与母系部落首领西王母在瑶池相会。这作为西征的副产物，对了解中国及西域的地理风土人情，促进各族交流和发展相互关系，是很有益处的。因而，周穆王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游历家而著称。
昭、穆二王南征和西征时，西周的国势尚强大，但是征伐之后，国力大损，从此，西周王朝由盛转衰。
(4)“宣王中兴”与周势渐衰
周穆王死后，西周王朝进入中期。共、懿、孝、夷四王相继嗣位。西周国势日趋衰落，外来戎狄侵扰日甚。懿王曾被犬戎一度赶出镐京，可见严重。夷王曾率大军讨伐抗命的南淮夷，虽暂时镇压下去，但由于周王室对南淮夷、淮夷加紧盘剥压榨，这些“夷”族不久又联合起来抗周。
夷王死，子厉王立，西周处于西北来的戎族和东南来的淮夷两面夹击之势。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说:“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厉王的暴政更招致外患入内。《后汉书·东夷传》说:“厉王无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这次淮夷大举入寇，进逼宗周，局面几至不可收拾。据《禹鼎》铭文厉王最后动用“西六师、殷八师”等两系精锐部队以及卫武公的军队全力对付，才渡过难关。但还有“戎狄寇掠，乃入大丘，杀秦仲之族”(《后汉书·西羌传》)，东南和西北，淮夷戎狄相继肆虐，宗周面临危机。接着在公元前841年，镐京又发生“国人暴动”，他被赶跑在外十四年后死去。西周王朝岌岌可危。
厉王子宣王继位后，西周内外四方处于“大纵不静”的严重局面，对周边各部族和一些地方势力更难加以控制。
当时，对西周危胁最大的，是黄土高原上群狄(狄又作“翟”)部落中的a狁。从西周中期以来，呂狁就不断南下侵扰宗周，直接危胁到镐京。他们掠取财物，杀害人民，给渭泾一带的人民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靡室靡家，丐狁之故”，“岂不戒日，己狁孔棘”，可见狁侵扰带来的破坏的严重性。
面对如此严重的局势，颇有雄才的周宣王不得不集中力量对付。他一方面派南仲驻兵朔方，加强防守力量;同时派大将尹吉甫领兵北伐，深入到太原，取得了较大的胜利。铜器铭文和《诗经》对此均有描写叙述。狁受到打击，向北逃去，周王室所受的威胁暂时解除了。但散在西北的其他各部，周王室仍无法有力控制，中小规模的侵扰活动时有发生。
周宣王在战胜俨狁后，又派方叔带兵南征荆楚，也取得一些胜利。派尹吉甫用武力压服南淮夷进献贡物，暂时控制了东南地区。在宗周以西，以秦仲为大夫，命他西征西戎，结果为西戎所杀。宣王又召秦仲之子庄公等兄弟五人，给了他们七千人的兵力，再讨西戎，才勉强取得胜利。
周宣王用武力取得上述重大胜利，暂时稳定了边境，被后来的史学家誉为“宣王中兴”。但这种暂时的“稳定”很不牢固，因西周王朝的统治早已江河日下，如同回光返照。这些胜利虽暂时缓和一些社会与民族矛盾，但也暴露了周王室统治力量的虚弱。到后来，除了战胜一次申戎外，伐太原戎、条戎和奔戎，都遭到了失败。特别是在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年)伐姜氏之戎，周军大败于千亩(今山西介休县南)，他调去的“南国之师”，全军覆没。周宣王下令“料(搜寻)民于太原”，力图补充兵源再战，结果没能“料”到多少民，战争无法进行下去。甚至象征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的“藉田”仪式，宣王也此后多年不加举行，史称“不藉于亩”。从此，西周王朝更加呈衰败景象。
(5)犬戎攻进镐京，西周灭亡
周宣王死后，子宫涅继位，是为幽王。周幽王是个昏庸而又暴虐的君主，加之时乖运蹇，其在位的十一年中，西周王朝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二百五十多年的西周王朝终于灭亡在他之手。
幽王继位的第二年，关中发生大地震，灾情很严重。本已动荡不安的社会就更加人心惶惶，当时就有人惊呼“周将亡矣!”。幽王对严重的震灾不加认真有效的抚恤，对尖锐的社会矛盾不加以缓和，却火上加油，任用“善谀好利”的虢石父为卿士(相当于后世的宰相)，一味地行搜刮掠夺之能事，早就“诸侯多畔(叛)王命”，这时更引起国人的极大怨愤。
幽王又宠爱褒姒，废申后和太子宜臼，改立褒姒为王后，立褒姒所生的伯服为太子。这种“废长立幼”的谬举，违背了宗法制的极重要原则，且并非废愚立贤，只因母贵子荣，这将造成王位继承上的混乱。舆论立即哗然，引起了朝政混乱，人心叛离。
幽王不仅在内外政策上失尽人心，而且行为又极荒唐，留下千古笑柄。他为了引逗宠爱的褒姒一笑，随意发烽火报警，调诸侯兵赶赴镐京，愚蠢地“导演”了一场“烽火戏诸侯”的闹剧。申后之父申侯联合犬戎兵真的兵临城下时，幽王的烽火警报便失灵了，再无诸侯兵“勤王”保驾了。镐京城内空虚。犬戎兵如狼似虎冲进镐京。幽王仓惶逃走，被犬戎兵追杀于骊山之下。周王室积蓄数百年的财宝全被犬戎官兵抢掠一空，西周王朝遂即灭亡。
幽王死后，申侯串通郑武公、卫共伯、秦襄公等保护宜臼，立为天子，是为周平王。由于都城镐京已残破不堪，又处在犬戎的控制之下，平王乃于西周灭亡的第二年即公元前770年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西)为都，史称“东周”
(6)西周中国奴隶制军事制度的完备期
周朝在国家统治方式上实行分封制，周在灭商及东征平叛之后，分封了大批同姓、异姓诸侯。“以藩屡周”。这种分封在以后也一直没有中断。分封的结果就是在地方造就了众多的诸侯国，这些诸侯国与商代的方国不同，后者大多是自然成长起来的部族，而前者则是经过中央的认可的。这就加强了王室对诸侯的控制。所以王国维说:西周时“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
政治结构上的这一变化，自然会影响到军事制度。随着王室、诸侯间等级关系的确立，军队的数额、规模也要相应地加以确定。《公羊传·隐公五年》解诂:“天子六师，方伯二师，诸侯一师。”方伯是一方诸侯之长，故可备二师。这种标准的划分，也在于保证王室的绝对军事优势。为此，周王室建立了庞大的直辖武装，从《小臣速簋》、《禹鼎》、《小克鼎》等铭文知道当时王室拥有“西六师”、“殷八师”、“成国八师”等武装。此外，周王室有权调动诸侯国军队从征。因此周天子有能力做到“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形成“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局面。
西周处于中国奴隶社会的上升期，在军事上体现为军权不断向天子手中集中。在西周时代，只有周天子才有权“作师”(即组建军队)、“帅师”(即统帅军队)，一般诸侯无权参与。诸侯想组建军队，必须“承天子”听从天子准许，才能按天子规定的军队数量组建军队。天子成为全国军队的最高统帅。
但是由于西周时期疆土的扩大以及官制的进一步发展，周王亲征的事例已不像商代那样多见了。王的僚属中，师氏的军权最大。师氏又称“师”，与保傅并为“三公”，地位极高，他本是王的师佐，负有教诲，扶佐王或太子的职责。由于当时职官具有文武不分的特点，因而，师在战时，即是军队的统帅。师氏以下有司徒(金文作司土)、司马、司空(金文作司工)，即铭文中的“三有司”。这三司，平时皆非军职，如司徒，其主要职责是管理土地和农业生产。但由于实行“寓兵于农”的兵役制度，兵源来自六乡的国人，因此，战时国人即由司徒率领，司徒以下的各级乡官也是如此，如《周礼》乡师之职:若有军旅，即“正治其徒役与其輦辇，戮其犯命者。”此外，如司马、司空分别负责养马与土木工程，因与战事有关，故也以武职身份从戎，像司马，后来地位还日渐提高，至春秋时，师氏的名称消失，司马取代了它的位置。
①军队构成。在军队构成上，西周有平民兵、族兵，王的护卫兵和夷隶兵组成。
平民兵，即以平民(国人)为兵源的武装。前面提到的西六师，成周八师，殷八师即属此类。其中，成周八师与殷八师可能是同事异称，则当时共有十四师。
族兵是由贵族的族人组成。西周金文中经常可以见到族兵出征的记载，其战斗力很强。族兵在很大程度上要受王室的间接指挥，如《毛公鼎》铭文:王命毛公:“以乃族干吾(捍御)王身。”《明公毁》铭文:“唯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
王的护卫兵在文献中称为“虎贲”，取其勇武之意。金文中提到的“王行”，当应指此。这支军队由贵族子弟即“国子”组成，受过良好的训练，远较平民兵精良，因而往往成为作战的中坚，如牧野之战，周人即以虎贲三千作为先导，但平时，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护卫周王。诸侯国中也有这类武装，但名称稍异，称为“旅贲”，负责护卫国君。
夷隶兵是一支较特殊的武装。它由被俘获的周边民族人组成，这些人的身份属于官奴。《周礼·师氏》之职:“使其属帅四夷之隶，各以其服守王之门外;且跸;朝在野外，则守内则。”《师酉簋》铭文提到西门夷、秦夷、京夷等，表明《师氏》所载是有所本的。从《师氏》看，夷隶兵的主要任务是充当王室警察的角色。这种现象初看起来颇为奇特，但有关材料表明，由奴隶(特别是异族奴隶)充当警察，在古代世界是很普遍的现象，如古希腊、罗马就是如此。
②军队编制。西周的军队编制是沿袭殷制而来，包括师、旅等级别，以十为进制单位。《周礼》所载的军事编制体系，是以五为基本进制单位，反映的是春秋以来的情况，因而不能据以论述西周的制度。所以，有关西周军事编制的材料很少。最主要的就是《尚书·牧誓》，我们在论述殷商军事编制时已使用过这段材料。因为殷、西周的军制带有继承性，所以，这里不再详细探讨西周的情况，简而言之，西周时的军事编制由大到小为:师、旅、百夫、什、(伍?)。师、旅各为万人、千人。另外，《周礼·司马》中提到的卒、两，与什、伍相通，可能是沿袭西周的旧制，如果这样，那么百夫之下即为卒、两。
③兵种。西周的兵种仍以车兵、步兵为主。这两个兵种在作战中是相互配合的。这与商代并无不同，但在具体的人员配备上，可能有所变化。如《牧誓》载牧野之战中，周军的阵容是“甲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而《史记·周本纪》载此事则谓:“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即增加了“甲士四万五千人”一句，司马迁当是有所本的，很明显，虎贲是独立作战的，不需配置战车，则这三百乘战车自当由四万五千名甲士配置，《牧誓》以战车为整体的作战单位，故而只言车数，而省略了甲士，从这一点来看，与殷制是完全相同的。而《禹鼎》铭文载:“武公乃遣禹，率公戎车百乘，厮驭二百，徒千”，据此，则每辆战车跟从十名徒兵，此外，还有两名厮驭，即后勤人员，加在一起，共十二人，与《牧誓》不合。按《禹鼎》是周厉王时之器，临近西周末年，所以，可能在枝节问题上有所更动。
前面提到虎贲，它属于独立的步兵，不必配置战车，但由于它的主要任务是护卫周王。因而，单独派虎贲出战的情况是没有的，一般是在车徒兵配合作战的情况下，由虎贲作为先导，在阵前开路，车徒兵紧随其后。
④军赋制度。周人在征服战争中，将被征服的异族人迁至郊野，使其世代务农，称为“野人”;而本族人则居于“国”(即城)中，称为“国人”。这就是国野制的主要内容。周人为了独擅武装力量，不允许野人当兵。因而，兵源全部出自“国人”。
金文中的“西六师”、“殷八师”和“成周八师”，均属于平民兵，因而其兵源皆来自周族平民。“六师”之名也见于《诗经》，它与金文中的“西
六师”是一回事，属于王室直辖的军队，其兵源则来自王畿内六乡的国人。关于殷八师，有人认为是周人征服殷人后，将归降的部分殷人改编为八师。这种看法有餑于常理，难以想象，征服者会把自己的死敌武装起来。因此，殷八师即是成周八师，二者名异而实同。殷八师或成周八师，驻扎在成周，处于原殷人统治的中心地区，因此，建立此军的用意就很明白了，即主要是为了镇抚殷遗民和东方部族。那么，成周八师的兵源从何而来呢?原来，周人命殷后，武王即命周公负责在洛邑建置成周，据《逸周书·作雒》知，成周有国野(乡遂)之制，因为成周是以东都的规模出现的，周公又曾一度居洛，分陕而治，故此处的乡遂制度与王畿的六乡六遂不会相差太远。所以，由成周的诸乡提供八师的兵源还是可以办得到的，只是每乡所出当不限于一师，否则就凑不足八师之数
王畿六乡征兵之法，《周礼》中有记载。《周礼》成书虽晚，但尚保存许多古制，像征兵之法就是其一，《小司徒》:“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唯田(畋)与追胥竭作。”即每家只出一人，其他人称为“羡”(意为“余”)，只有举行畋猎或追捕盗贼时才全部征发。所以这是一种正卒、羡卒并行的兵役制。
关于服兵役的年限也有记载，《乡大夫》:“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辨其可任者，国中自七尺及六十.皆征之。其舍者，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贾疏:“七尺谓年二十”，贾公彦是据《韩诗外传》立说，基本可信。据此，则六乡国人服兵役的年限为二十岁至六十岁之间。但有些人可以豁免兵役，如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等等。
成周和各诸侯国的征兵之法，从原则上来讲，与王畿六乡当是相同的。
国人除服兵役外，还要承担一定的军赋负担，即《孟子·滕文公》所说的“国中什一使自赋”;野人因不服兵役，所以其赋额要高，一般为九一税。并且要进献兵甲车马等武备。武器平时藏于官府，如《周礼》中有司甲、司兵、司戈盾、司弓矢等职，金文中还有司簸(箭袋)等。战时则授兵甲于七卒，如《左传·隐公十一年》:“郑伯将伐许，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宫”,大宫即祖庙，则授兵的仪式是很庄重的。
⑤军事训练。就平民兵而言，由于兵农合一，因而不可能进行专门化的军事训练，只能以类似春秋时的“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的方式来进行，同时，军训的方式也承袭军事民主制时代的特点，带有较原始的色彩，即通过败猎的方式进行，如《左传》所说的春菟、夏苗、秋猕、冬狩;《周礼·司马》之职:“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茇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阅”。这些名目虽不相同，但总的方式却是一样的，只是训练的侧重点各有差异。
应该指出，《左传》、《周礼》等书记载的春、夏、秋、冬四季军训的名目，在西周时是不齐备的，因为，直到西周末，四季的划分法和相应的名称均未出现。由此可知，《左传》、《周礼》所反映的是春秋时的情况。还有前面提到的“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无疑亦是后起的制度。但即便如此，这只是名目、频率上的差别，就算西周每年以春、秋两次举行军训，与春秋时代的四季军训在方式上也没有什么差别，况且实际上春秋时代很少有一年四季均举行军训的范例，《左传》、《周礼》所记的只是一种整齐化的制度。
这种军事训练，尚带有炫耀武力的用意，《逸周书·世俘》记载武王伐纣，在战争过程中却举行了一次大嵬(即畋猎)，获猎物甚多。此外，整顿军纪、发布文告等，也都在军训中进行。
贵族的族兵的训练方式多也采用畋猎的方式，不过，他们训练的机会要多一些，因为他们一般不受农时的约束。
周王的护卫军虎贲属于常备兵。因而也另有一套文武结合的训练方式。
如《周礼·保氏》之职:“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日五礼，二日六乐，三日五射，四日五驭，五日六书，六日九数”。“国子”即贵族子弟，是虎贲的来源;所谓礼、乐、射、驭、书、数，是国子学习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