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战争和现实战争·第二
作者：克劳塞维茨
出自————《西方军事著作》
战争计划总括全部军事行动，并使它成为具有唯一最终目的（一切个别目的都汇总在最终目的之中）的统一行动。如果人们不明白要使战争要达到什么及其在战争中要得到什么（前者是目的，后者是目标），那么就不能够进行战争，或者说就不应该进行战争。
这个主要思想制定了作战的一系列方针，明确了使用手段的范围和所需要使用力量的大小，并且一直关系到军事行动的最小环节。
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讲过，打败敌人是军事行动自然的目标，如果要坚持依概念作严密的推论，就不会得出其它的目标。
打败敌人的这种想法自然是作战双方都有的，因此，在军事行动中就不能够出现间歇，而且在作战双方中的一方确实被打败以前，是不会显露出平静状态的。
在讲述军事行动中的间歇的一章中，我们曾经指出。就敌对因素的体现者—人—和组成战争的所有情况来看，敌对因素是怎样受到战争机体内部原因的阻止和节制的。
但是，这种阻止和节制引发的变化，还远远不是战争从它的最初概念转变为处处可以看到的具体状态的原因。大部分战争就如双方只是在发怒一样，在发怒的情绪下拿起武器保卫自己和威胁对方，如果遇到机会，也会给对方以沉重的打击。因此，这些战争不是两个互相破坏的因素的正面接触，而彼此是隔开的。只在一些小的冲突中碰撞出火花的两个因素的紧张状态。
那么阻拦它们全面爆发的绝缘体是什么呢？为什么战争没有按照逻辑上规定的样式进行呢？这种绝缘体就是战争在国家生活中所碰到的很多的事物，力量和关系。在这些事物、力量和关系的多次的作用下，根据三两个前提直接得出逻辑的结论就成了不可实现的，逻辑的结论就会在它们的作用之中消亡。而且，人们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中，一般习惯于依据某些起决定作用的想法和感觉采取行动，而不是依据严密的逻辑结论采取行动的，因此对知道的情况不确切、自己的不坚决和不彻底完全是感觉不到的。
即使策划战争的人能够清晰地理解一切的情况，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目标，国内其他的有关人士也不见得都能做到这一点，因而就会出现阻力，就要求有一种力量来战胜人们的这种惰性，而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力量是不够的。这种不彻底性有时会存在于交战双方的这一方，有时又会存在于另一方，有时会存在于双方，它使战争成为一种按其概念来说不应该有的形态，使它成为或真或假的、缺少内在联系的东西。
这样的战争我们差不多到处都可以见到，假如我们不是亲眼看到，正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展现出具有绝对战争形态的现实战争，那么可能会引起有些人的怀疑，他们对战争所绝对具有的实质的这种看法有什么实际意义而产生怀疑。在法国革命作了简略的开场白以后，拿破仑毫无顾虑的快速地把战争推到这一点上。在拿破仑的指挥下，战争马不停蹄地进行着，直到对方失败为止，同时，还击也几乎象进攻一样同样是毫不停顿地进行。根据这些现象所得出的所有逻辑结论，使我们再回到战争的原始概念上来，这不是很自然和很合乎逻辑的吗？
可是，我们是不是只管考虑战争的原始概念，不考虑战争距离原始概念有多么远，对所有战争都按照这个原始概念来判断呢？是否需要按照这个原始概念推论出理论中的所有结论呢？
现在我们应该对这些问题作出确切的回答，因为，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确切地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战争只能是它原始概念所确定的那个样子，或者还可以有另外的什么样子，使我们对战争的计划问题就不能提出合理的看法。
如果我们以为战争只能是前面的那种样子，那么，我们的理论就能够在多个方面更加符合逻辑的必然性，更加明确和更加肯定。但是，从亚历山大直到拿破仑之前所发动的一切战争（罗马人的部分战局除外），我们又怎么解释呢？我们就只能把它们全部否定掉。可是，假如我们真的把它们否定掉了，那么我们可能就会为自己的狂妄感到羞愧。而更麻烦的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以后十年内也可能又会出现与我们的理论不相符合的战争。这样的理论虽然具有很强的逻辑性，但是在实际情况的压力下却显得软弱无力。因此，我们应该懂得，战争的形态不仅仅是由战争的纯概念决定的。它还包含和混杂着在战争中所有的其他因素，即每个部分的所有的自然惰性和阻力，是由人的不彻底性、考虑不完善和怯懦决定的。战争和战争所具有的形态是从当时起主导作用的思想、感情和各种关系中所产生出来的，我们一定抱这种看法。假如我们不想脱离现实，那么我们就一定要承认，甚至具有绝对形态的战争，就如拿破仑所进行的战争，也是这样的。
假如我们一定要象上面那样来看问题，并且必须承认，战争和战争所具有的态式并不是从它所接近的无数关系的总和中产生的，而是在当时起主要作用的一些关系中产生的，那么，一定会得出结论说，战争是以可能性、概然性、幸运和不幸运的赌博方式为基础的，严格的逻辑推理在这种赌博中往往会彻底不起作用，甚至对智力活动会成为无用而累赘的工具；另外，还能够进一步得出结论说，战争可能会成为一种有时很象战争有时又不很象战争的东西。
理论必须承认所有这一切，但是理论的任务是把战争的绝对形态放到首要的地位，同时把它当作考虑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使一些期望从理论中学到某些东西的人永远记住它，把它当作衡量自己一切希望和忧虑的基本尺度，以便在今后可能和必要的场合使战争更加接近于这种绝对形态。
作为我们思想和行动基础的这个主要观念，即便是最直接的决定性的因素是来自完全不同的范畴，也会给予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以一定的色调和特征，这好象是一个画家用他上底色的颜色以这种或那种色调赋予他自己的画一样。
现在看来，理论之所以能够有成效地做到这一点，应该归功于最近的几次战争。假如没有这些惊心动魄的实例来说明摆脱束缚的因素需要有相当大的破坏力，那么，理论就是喊哑喉咙也无济于事，任何人都不会相信目前人家所经历的事情是可能的。
如果一七九八年普鲁士预先想到它一旦失败就会遭受到非常猛烈的还击，使得欧洲原有的均势受到破坏，难道它还敢用七万军队去侵入法国吗？
假如一八零六年普鲁士能够考虑到第一颗枪弹会成为引起弹药库爆炸而招致自身灭亡的火星的话，难道它还会以十万大军向法国开战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