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的兵力及其内涵·第四

作者：德·鲁登道夫

出自————《总体战》

出自————《西方军事著作》

　　 如我前文所说，总体战的领导都力争尽快结束业已开始的战争，防止民族团结的涣散，防止在长期战争中人民和军事当局都难以忍受的经济困难危及战争的结局。鉴于此，就必须在战争开始之际，将由全民力量组成的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和编制合理的军队提供给军事当局，而不应留待开战后在各方面进行补救。

　　 在最初决战乃至任何一次决战中，交战双方从来都不会感到自己军队的战斗力太强，兵力过多。胜利属于兵力强大者，这是一条传统的作战经验。但在作战指挥中对这一经验常有分歧看法，使统帅意志难以贯彻，同时敌人也想方设法加以阻挠，期望其铸成大错。弱军也曾有过胜绩，但世界大战最终向人们揭示，还是我们的数量居优势的敌人取得了胜利。在战争中，数量常常起着决定性作用。忘记这一点就难免犯错，在处于劣势时要善于化弊为利。对数量的意义必须有深刻而坚定的认识，不允许有丝毫含糊。法国在世界大战前的所为，说明它当时已意识到总体战的实施要靠全国的支持。德国民族对自己所犯下的罪孽是何等深重！尽管我一再催促，普遍义务兵役制终未实行，应征者只占适合服兵役男人的54％，至使战争爆发时有五百五十万适于服役的人未接受训练，还有六十万受过训练的士兵未被征召。这一事实大概已逐渐为人们所认识。这一疏忽所造成的损失再也无法在战争进程中加以弥补。作为应急措施，1914年9月新组建四个军，1914年末至1915年初又组建四个军。部队编制不断变化，因此只能零打碎敲地投入战斗。如果战争爆发时再有八个军，便可稳操胜券。英国情况与德国类似。象现在一样，英国在世界大战前未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大战中才被迫实行。如果德国最高统帅部于8、 9两月在西线取得决定性胜利，那么即使英国实行义务兵役制，也无法挽回败局。实施总体战的全民自卫力量需在平时准备就绪，战争一经爆发便可投入战斗，这是在维护民族生存斗争中必不可少的要求。它渊源于总体战的本质。

　　 按总体战的要求，约满二十岁的有作战能力的男人均应应征入伍，接受军事训练，编入战斗部队或后备队，听从军事当局的随时调遣，直至最高年限 [ 作者注：各国对服役年龄的要求不一。譬如，德国的服役年限就高于法国，然而德国只能征召54％适合服役的人入伍。而法国则达82%。一个国家的军队不包括异族人。譬如，犹太血统的人不应属于北方民族的军队；白种人的军队不包括有色人种的部队，因为在这里他们并不是为其民族的生存而斗争。 ] 。平时和战时，经常有因工作需要而免服兵役的人，其数量相当可观。对这种人，我已经提到过。人民和军队要想生活，要想得到补给，不能没有他们，况且国家行政机构的工作不能有一日停息。

　　 世界大战前，在一些主要军事国家中，实行二年或三年兵役期制。这个时间对于将士兵训练成具有作战能力的人是够用了，甚至他们在退入预备役和卫国军后通过训练仍能开赴前线作战，即令他们年事已高，也完全能够作到。兵役期短于二至三年，能否保证达到这一水平，尚不得而知。今天，士兵所使用的武器和技术器材均有很大改进，且更加精良，士兵训练的难度因此加大了，年纪稍大的人便不易掌握。认识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战时的军队不仅由平时的常备军编成，其中也包括预备役部队和卫国军。

　　 良好的军事训练包括体魄和意志的锻炼，加之精良的装备，可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并给其以安全感和优势感，当然维护民族生存的战斗意志是一切的前提。尽管所有国家都比过去更加注重军事训练和优质装备，但总体战领导仍可进行优于敌人的训练，以求略胜敌人一筹。1914年战争爆发时，我军的训练和装备尤其是重型火炮，质量尚优，某些方面当然还可以更好些，只是弹药短缺。但这在最初几场会战中尚未对作战造成不利影响。德国最高统帅部不顾其当时所处的严重境遇，企图以其西线的精锐部队一举将法军击溃，摧毁其军队和人民的意志。为此，有计划地动员了部分预备役部队开赴前线，参加最初几场决战。最高统帅部的这一措施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会战迟迟不决，战争被迫延长，由于预备队已投入决战，人们开始感到预备队的不足，于是纷纷谴责最高统帅部所采取的措施。如果靠预备役部队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这类谴责是绝不会出现的。西线的失利是因最高统帅部的计划受挫，这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其责任在指挥而不在部队。对这个问题，我不想在这里详述。训练素质优于敌人的德国陆军未能在西线取胜。战争还在延续，它迫使各国奋起直追，弥补和平时期所贻误的时间。各国军队都十分注重提高战斗力的训练，相比之下，德国军队的训练优势日渐消失。在此情况下，我们要想在数周数月就训练出可以作战，并具备一种超越敌人的优越感的士兵是不可能的。军队的数量成了人们关注的重大问题。况且，德国军队的弹药和其他装备开始出现严重不足。在这个问题上，拥有全世界军备工业的敌人，处境要比我们好得多，他们能够日益成功地利用其军队数量和装备的优势。这首先表现在阵地战中。敌军比德军可以更经常地得到休整；不仅如此，位于前沿的德军还处在敌人最强大的火力之下。同此，在数量上居劣势的我军需要比敌军付出更大的力量。

　　 自古以来，军队中除能发挥力量的人之外，就属技术。刀、盾、箭、弓、战车、投石器、石筑胸墙，都是“技术辅助器材”。技术常此以往，而器材——进攻器材和防御器材——却不断完善，出现了前送部队和兵器的必不可少的铁路、运输车、军舰和飞机，以及其他器材。没有这些“技术”辅助器材，军队及其运用简直无法想象。

　　 在世界大战中，军队仍由士兵和各种技术辅助器材构成。作战器材，从消耗大量弹药、射程达数公里的大口径火炮，到近距离投掷的手榴弹，多种多样。机动方面，除铁路运输外，又出现了汽车运输。海上，有装甲战舰游弋；水下，有潜艇航行；空中，有飞机翱翔。然而，世界大战前，军事技术还不象大战中和现在这样完善。军事技术的意义在世界大战中逐渐为人们所认识，战争时间越长，人们对它的意义认识得越加清楚。战场上，力争以强大火力消灭敌人，同时保护自己，这就要求部队不断增加新式装备。于是，除了轻机枪之外又出现了重机枪，研制出不同口径的迫击炮，制造了速射枪，增加了各种口径的火炮，弹药数量大增，还出现了装备机枪和轻型火炮的装甲车，小部队利用汽车和摩托车进行转移更是屡见不鲜，根据不同任务制造了种类各异的飞机，由飞机投掷的炸弹、爆破弹和燃烧弹也设计得日臻完善。而人的地位似乎不断下降。自我到最高统帅部任职之时起，我便开始着手在最前沿尽量以“机械”代替人的工作，也就是说，增加诸如机枪等兵器的数量，以增大火力，并将只装备步枪的步兵从最前沿调回。为消灭敌人并保存自己，我三令五申要求增加弹药数量。在这方面，敌人已经走到了我们的前面，为应付世界大战的技术装备会战，我们不得不奋起直追，以弥补过去的损失 [ 作者注：当我到最高统帅部赴职时，德国军队的装备状况极差。迫击炮、机枪和弹药大量短缺。解决途径只有大量生产，后来也确有增加。但此前已损耗大量人力，这一巨大损失是无法挽回的。 ] 。但是，最终还是要看掌握技术辅助器材的人。技术和人，或者更确切地说，人和技术这两个因素构成了军队的实力。然而人总是处在第一位的。虽然是没有生命的装备将人运往前线，但装备却是由人来操纵的，并由人赋予它以消灭敌人的力量。

　　 “技术对抗技术”，自古至今都是如此。在世界大战中，往往是有了某种进攻器材，就出现一种防御器材与之对抗。由于军舰有了装甲，人们便研制了能摧毁这种装甲的火炮。由于敌舰航速的提高和我舰航速的随之提高，以及由此带来的命中精度的困难，人们设计了自动测量仪和瞄准具。在其他领域，因有坦克而有轻型火炮或大口径机枪；因有飞机而有高炮，以及精确的瞄准设备和作用距离很远的探照灯。可以说，技术辅助器材间的相互斗争，逐渐使攻防手段趋于平衡，或者促使人们另辟蹊径，巧妙与敌对抗，譬如设置各种障碍物和器材，阻滞摩托化纵队的行进。

　　 这并不是说，一种新的技术器材的发明不能暂时对战争的结局产生巨大作用。但尽管如此，在一场欧洲战争中，士兵始终处在第一位。殖民战争会呈现另外一种景象，因为在这种战争中是装备精良的部队与手无寸铁的部族作战。总体政治的义务就是将有作战能力的人征召入伍，赴敌作战。同时，还要使部队装备保持最佳状态，平时就要装备各种用于战胜敌人、保存自己和保护人民的技术器材。战时制造和维修技术器材均需耗费时间。这是技术装备的弱点所在。为弥补这一弱点，平时就要为装备的制造和维修采取多种措施。但是这会给训练带来困难。习惯于完全依赖技术器材作战的士兵，在战争中是离不开军事装备的 [ 作者注：一支数百万人大军所需要的装备数量是常人难以想象的。1914年，由于装备不足，德国陆军行政管理机构不得不使用1870年后生产的装备，以解燃眉之急。今天如果有人认为，世界大战后敌人剥夺了我们的武器是一件好事，以为我们现在的武器全部是新制的，那是欺人之谈。 ] 。

　　 现代战争所投入的作战物资，以及精良、速射的轻武器、机枪、迫击炮和各型火炮所使用的弹药数量之巨，令人生畏。这使在敌人射界内和前沿的部队，不得不以前所未有的疏开队形作战，并进而发展为各自为战。当我还是年轻军官时，在训练场上进行的还是以建制营实施最后决战的训练，这在当时就已经是不适宜的了。今天在陆战中，每个士兵都是各自为战，冒着枪林弹雨和生命危险去夺取胜利。在这个人胆寒的时刻里，他们必须战胜自我保全的念头，最后以手榴弹和刺刀与顽敌拼搏。这是总体战向每一个士兵提出的巨大要求。为能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引用《我的战争回忆》一书中一段关于德国士兵在堑壕战中，为民族生存独立艰苦作战的描述。这段描述也适于任何其他作战行动，因为来来战斗所使用的武器弹药都大体相仿：

　　 “（1917年）10月22日，在佛兰德开始了第五次攻击行动。各种弹药以前所未闻的数量向躲在泥泞的弹坑中以苟活的人体倾泻。弹坑遍野的恐怖景象与凡尔登一役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不是生活，这是无以言状的灾祸。密集的进攻者在一片泥泞中甸甸前进，速度虽慢，但不停顿。在前沿，在我们的密集火力下，敌人往往成群成群地倒下，而那些躲在弹坑里的单个士兵却能偷生。接着，进攻者蜂拥而上，步枪、机枪为泥泞所掩埋，人与人扭打成一团……”

　　 总体战中，这种战斗的本质要求极大地增强士兵在独立行动中的精神力量。当我到统帅部任职后，我便令军队采用一种新式的疏开队形，并增加装备数量。这一措施在1917年就收到极佳效果，1918年当部队开始失去精神支柱时，便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起初，我们的士兵并不畏惧敌人的坦克，把它摧毁了。后来，由于革命的影响和负担过重，丧失了精神活力，情况就大非昔比了，敌人的坦克成了巨大威胁，要想取得原来的战果已是不可能的。

　　 前面我所列举的都是步兵战斗的例子，因为它最能说明问题。其他兵种也是如此，当他们在战斗中履行其庄严义务时，在冒着生命危险消灭敌人时；或是在执行某项特殊任务时，在敌人火力下都需要独立行动和个人的精神力量。即使在敌火力下操持复杂的军用机械，也需要坚定的精神。譬如，在敌人毁灭性的火力下，镇定自如地排除机枪的装填故障；再譬如，当敌我舰队遭遇，军舰被敌破甲弹击中起火或敌人施放毒气时，射手仍需坚守岗位，沉着对敌。

　　 总体战及其没有生命的技术辅助器材，向士兵提出前所未有的要求。这一点怎么强调都是不过分的。它不仅取决于训练的深化，而且尤其需要通过增强精神力量来加强军纪。关于这一点，在《我的战争回忆》一书中有一段我任团长时的记载：

　　 “我认为，在依靠军纪加强的军队中，重要的是要训练士兵的独立作战能力和责任感。军纪不应扼杀个性，而应发展个性。军纪应当引导大家摈弃自我私念，整齐划一，向一个目标迈进。这个目标就是胜利。”

　　 军纪要求对士兵进行上述这样的严格训练，使他们能在生命受到威胁的危急时刻，即在与其保全自我的斗争中更“机械”一些，这是战争对他们的作战能力提出的无情要求。惟有如此，他们才能将生命置之度外，奋勇杀敌。一个处在群体之中的士兵，是随集体一起行动的，他会感到他处在众目睽睽之下，感到集体的庇护，集体也给他以精神支持。他作为集体的一员，在集体所处的心理状态下行动。但当他孤独一人时，需要自己作出判断，自己定下决心，在空旷的战场上单独完成任务，此时情况就迥然不同了。他失去了依靠，他必须具备能克服偷生的精神力量。这个时候，军纪将给他以帮助。然而，军纪并不仅是“严肃紧张”和纯熟的作战技能——这两点，平时在胆小鬼和“不满分子”身上都能得到体现。为欺世惑众，他们常常会这样表现的——军纪更重要的目的在于增强精神力量，培养在紧张战斗中承受巨大负担，坚忍不拔、果敢无畏的能力，这些都是随总体战的出现而提出的要求。它根植于种族和民族意识以及对民族和祖国的爱，根植于两者的紧密结合之中，并以民族精神的表现和为民族的永存奉献个人短暂生命的认识为基础。我们种族遗产的精神特性要求自觉性，即行动的自主性，德国的宗教意识赋予每一个人以维护民族生存的重大义务。对种族遗产以及与其相适应的宗教生活和宗教意识的尊重，正是战斗向军人提出的要求，是使部队坚不可摧的真正的军纪的基础。是军纪而不是誓言将军队凝聚为一个整体。1918年11月9日和10日在德国国防军中发生的事件 [ 译者注：指11月革命。由于德国军事上的失利，经济崩溃和生活必需品的严重短缺，人民对现政权极端不满。1918年10月29日和11月3日，威廉港和基尔的水兵相继哗变，违抗德国军事当局在战争无望的情况下下达的出海作战命令。11月7日慕尼黑也爆发革命并蔓延到柏林， 11月9日首相马克斯亲王被迫辞职，11月10日威廉二世皇帝退位，逃往荷兰， 11月9日成立“德意志共和国”，君主政体宣告结束。 ] ，或许能消除人们对宣誓作用的信赖，打消人们对给国防军以一种全新的支柱的必要性的怀疑。德国的宗教意识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总体战所要求的民族团结和军纪都建筑在德国宗教意识之上。战争中，我曾写道：

　　 “精神创造胜利。”

　　 今天，我看到各国对军队及其训练和装备的关注，我应将上面这句话改为：

　　 “坚强的精神创造胜利，同时还需要健壮的体魄。德国的宗教意识能造就坚强的精神，铸造健壮的体魄。”

　　 军事教育必须具有种族特色，唤发民族精神，能继续家庭和学校的教育。如果家庭和学校尽到了所应尽的义务，那么士兵的民族教育完全会自发地进行。这样，他们就懂得了种族遗产及其精神特性，懂得了不朽的民族精神，懂得了自己对个人、对民族所肩负的责任。这种教育在多数国家中尚未实行。许多国家只是对男青年进行一定的集体军事训练，它适于被基督教义肢解的民族，它可以使青年具备民族集体生活的情感，认识到对民族、对国家所负的义务。如果我们的青年人具有健壮的体魄，饱满的精神，能得到自由发展，扎根于民族和国家，并按德国宗教意识的要求，既了解民族的敌人，又知晓本种族的缺陷，那么他们入伍后在完成任务的能力上，大都比那些受过集体训练并被剥夺个性的年轻人胜过一筹，后者比前者具有更强的自主行动的能力。试图以牺牲年轻人的纯朴天性而进行的军事训练是不可取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让他们进行机械的学习，都将一事无成。只有精神力量才能使他们将来出人头地，作出异乎寻常的成绩。

　　 今天当我想到，在旧军队中是如何忽视对年轻士兵进行强化民族感情的教育；当退伍士兵加入预备役和后备军后又是如何听任民族敌人的破坏而漠然处之，并以何等拙劣手段对士兵进行爱国教育时，我惊叹不已的是，在前所未闻的贫困、紧张、无止无休的战斗、生命和健康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他们竟能如此长时间地抵制了“不满分子”的诱惑。这是民族精神在士兵身上何等强烈的体现啊！我深信，在德国士兵乃至全体德国人中，唤起深沉的民族情感，使其奉献个人生命以捍卫不朽民族的生命，并非难事。每个国家在对青年进行军纪教育时，都要注意唤发本民族宗教生活中的民族精神，激扬人民，尤其是士兵——现役士兵和退役士兵的民族精神。

　　 军队没有等级和服从，也就无军纪可言。这是常理，无需我强调。

　　 在总体战中，军纪将受到最严峻的考验。军纪应按总体战的要求，在军队尤其是后备军中加以精心维护。使人感到不解的是，在战场上军官竟不了解维护军纪的意义，也未为此采取有力措施。停泊在国内海港而无所事事的舰队以及后备队，在分裂分子影响下，军纪日渐松弛。究其原因，这里既有缺乏对军纪意义的认识，也有“不满分子”的活动；而后备队教官的选择不慎是一个重要原因。在总体战中，不仅战斗部队，就是远离敌人的部队也要加强军纪，抵制“不满分子”的影响。战时，军纪比平时更为重要。在维护民族生存的斗争中，依据特殊法规对那些违反军纪者给以迅速、严厉、无情的制裁，是十分必要的 [ 作者注：乍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而喻的要求，实则不然。世界大战中，军纪松弛，逃兵日增，而1918年的德国军事法庭却对此不闻不问。军事法庭对逃兵施以监禁，不处以死刑。而一年前，法国军事法庭就已宣布，为履行拯救民族的义务，对逃兵判处死刑。 ] 。

　　 军纪将整个军队凝聚为一体，惟有如此，军队才能发挥效力，同时才能保证军队有统一意志的行动。军纪将单个人组合为一个整体。我在上文所说的独立自主的行动，是在极度紧张的条件下进行的，尽管是一种特殊情况，但它赋予了今天的军纪以现代特性。当然，军纪不仅要求“无名小卒”遵守，他们的上级直至统帅麾下的著名将军们也应当遵守。虽然他们更需具备独立行动和迅速决断的能力，但必须在同样的军纪，同样的隶属关系中行动。隶属关系中的军纪与独立行动中的军纪之间的协调也必须由他们去处理。关于此点，下文再予论及。

　　 和平时期，军队成员不断更新，退役一批，征召一批，而士官和军官却继续留在军队里，他们以军事为职业，维系着军队新旧人员的衔接。他们平时为部队教官，战时为部队指挥官。虽然，各国军队的士官和军官都有因休假而带来的离队和归队问题，但这丝毫没有改变士官和军官的上述职责。军官和士官这一职务在常备军中异常重要，而培养军官和士官也成了有关部门的重要任务。军官和士官应当成为性格突出的表率，具备出众的武德，过着模范的生活。当第一枪打响之后，士兵的目光都集中到他们身上。下级对他们的信任程度，是检验他们是否正确理解士兵心理而给以正确指导，是否将下级疾苦置于个人利益之前，是否进行正常训练和公正严肃地执行军纪的试金石。而信任又是这些因素的重要基础。

　　 除此之外，士官作为人和军人必须在各个方面诚实可靠，这是士官所应具备的突出特征。它可以赢得与他们朝夕相处的下级的尊重。

　　 军官的任务在一定程度上较士官为易，因为他们与士兵距离较远。但另一方面，他们的责任要比士官重大，这完全是由其地位决定的。他们要实施广泛的监督，贯彻士兵和部队训练教育的基本原则，加强部队的内部团结。这些职权随部队级别的提高而增大。在人民军队 [ 译者注：德文为“Volksheer”。是指以普遍义务兵役制为基础，区别于职业军队的军队。最早出现于1793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期。法文为“levee en masse”，即全民征召。 ] 和总体战的时代，军官只有明了民族团结和军纪的基础及其意义，扎根于民族之中并了解士兵和民族心理的本质，才能胜任其所肩负的任务。旧军官团缺少的正是这些，他们对民族生活茫然不知。这种不了解民族思想只知道国家和君主的状况，是由时代决定的。但世界大战的进程说明，军官在这些方面仍缺乏足够认识。对于军官来说，不存在一种由着军服而产生的特殊的等级荣誉。荣誉只有一种，那就是作为民族一分子的荣誉—一男人如此，女人也如此——就是在维护民族生存的斗争中作同胞的表率、教育者和领导者的荣誉。他们的义务就是自愿地、而不是为追逐“功名利禄”去完成这些令人自豪的任务，这样他们才无愧于军官的职称。

　　 只有如此，他们才不仅能对士兵进行所谓强迫命令，而且能理解他们的心理，成为名符其实的领导者。否则，部队将无法坚持长期的总体战。对功名利禄的追求，在和平时期就会损害军官团和军队的道德基础。

　　 这里就军队士官和军官所讲的一切，同样适用于军队特殊兵种的士官和军官，如管理炮兵器材或其他技术器材的部队，或是舰队中管理舰上机械、保障其运行的士官和军官。它还适用于担负保障全体军人健康和伤病员康复这一重要职责的医务士官和军官，同时也适用干部队财政管理机构和指挥机构中负责行政管理的官员。战斗中，虽然通常没有军人接受他们的领导，但由于他们担负着补给和生活福利工作，责任重大，对部队战斗力的消长和军纪的执行有着直接的影响。

　　 譬如，一个医务军官在医治伤员，在处理痊愈者重返前线，或新兵体格检查时，不认真负责，会招致什么结果呢？再譬如，一个行政官员，在部队补给工作上或采购货物时漫不经心，又会造成什么损失呢？军队不是机器，而是一个保持生命力和健康的有机组织，一旦有病，呈现衰老迹象，就会对民族的精神团结造成破坏性影响。

　　 军队数量、训练和装备是一支军队的外表，只有精神的和道德的内涵才能赋予军队以力量，使其坚持旷日持久的总体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