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战的本质·第一
作者：德·鲁登道夫
出自————《总体战》
出自————《西方军事著作》
我并不想撰写一本战争理论的书。战争理论对我是陌生的。我早已多次说过，我是一切理论的敌人。战争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是一个民族生活中最为严肃的现实。我要讲的正是这个问题，但并不准备重复那些众所周知的东西；此书是写给人民和人民中的每一个成员的，因此我将深入论述在这个问题上人民所不熟悉的方方面面。人民必须了解民族生存斗争的本质。他们得到这些知识，并不需要借助浩瀚的战争教科书，而是要通过简明易懂的解说。我在这方面所讲述的东西，是我个人的、最为重要的战争经验，并非象国外可能臆断的那样，是什么官方言论。
大约一百年前，战争理论大师冯·克劳塞维茨根据弗里德里希大帝 [ 译者注：旧译腓特烈大帝。 ] 和拿破仑时代的战争经验，写成了《战争论》一书。书中认为，战争是一个国家迫使另一个国家屈从于自己意志的暴力行为。这是完全正确的。在研究为达此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时。他只考虑了通过会战和战斗歼灭敌人的武装力量。这成了进行战争的毋庸置疑的原则，也成了总体战领导者的首要任务。由此，克劳塞维茨关于在战场上歼灭敌人的思想，将永远具有深远的意义。冯·施利芬伯爵将军在1905年《战争论》再版前言中，对克劳塞维茨的这一思想作了中肯贴切的阐述。对此，我只能表示赞同。但从另一方面说，这部著作是过去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已远远落后于今天，甚至可以说，克劳塞维茨的研究成果会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将人们引入歧途。
克劳塞维茨所描述的关于“战争的多种多样性”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关于“战争的多种多样性”，他写道：
“战争的动机越大、越强，战争同整个民族生存的关系越大，战前的局势越紧张，战争就越接近它的抽象形态，一切就越是为了打垮敌人，政治目的和战争目标就越加一致，战争看来就越是纯军事的，而不是政治的。反之，战争的动机越弱，局势越不紧张，政治规定的方向同战争要素（即暴力）的自然趋向就越不一致，因而战争离开它的自然趋向就越远，政治目的同抽象战争的目标之间的差别就越大，战争看来就越是政治的。”
紧接着，克劳塞维茨又进一步分析了形成战争新的特性的原因：
“的确，战争本身在本质上和形式上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已经使战争更接近其绝对形态，但是，这些变化并不是因为法国政府已摆脱了政治的羁绊而产生的，而是因为法国革命在法国和全欧洲引起了政治的改变而产生的。改变了的政治提供了不同的手段和不同的力量，而使战争产生了在其他情况下难以想象的威力。在克劳塞维茨那个时代，国家首脑不顾人民的意愿而发动的所谓“内阁战争”，也就是政府以其军队进行的战争，已经不复存在了，当时所谓人民参与战事，一般只是交纳税款，或是由于军队的行军、宿营和作战而直接受到伤害。法国革命把完全有别于过去的一种力量，即人民力量置于战场之上，但当时的战争还没有从根本上形成如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抽象的”或“纯粹的”形态。1866年和1870－1871年的战争，尽管在甘必大 [ 译者注：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第二帝国时期共和派左翼领袖，1870年9月革命后任“国防政府”内政部长，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甘必大领导有民众参加的所谓新军进行军事抵抗，击溃了包围巴黎的普军。 ] 领导下，在法国呈现出一派活力，并得到全民族的同情，但仍没有阐明战争的本质。而这种战争形式对我们来说还是陌生的。我不能不说，1870－1871年战争的德国领导者对于当时在法国出现的这种新现象茫然不知所措。在德国，战争始终只是军队的事。此时的战争还没有超出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本性的学说。世界大战 [ 译者注：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下同。 ] 与近一百五十年的所有战争相比，表现出完全另一种特征。不仅各参战国的军队在相互厮杀，竭力毁灭对方，而且人民也在为战争效力。于是，战争矛头也指向人民，也使人民遭受深重灾难。对这场战争，我在《我的战争回忆》一书中作了这样的描述：
“尽管武装力量和作战兵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了，但陆军和海军的作战仍一如既往。然而另一方面， 人民倾其全力作军队的后盾，给军队以鼓舞和支持，这一特点在近年的所有战争都表现得更为明显……
“在当前的战争中，哪些属陆海军的范围，哪些属人民的范围，已难以区分。军队和人民已融为一体。人民战争真正体现出它的字面涵义。世界强国正以这种汇集起来的力量相互对垒。在宽大战场和海域与敌军作战的同时，也需对敌国人民的精神和肉体施以攻击，以达瓦解其精神，瘫痪其生命的目的。”
总体战不单单是军队的事，它直接涉及到参战国每个人的生活和精神。总体战的出现不仅仅是由于政治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犹太民族和罗马教廷日渐突出的争霸斗争，以及削弱各民族和镇压反抗者的勃勃野心而且还由于人口不断增长而实行的普遍义务兵役制，以及使用杀伤力日益增强的武器装备。战争的多种多样性时代已成为过去，而总体战却随着技术手段的改善广泛深入人们的生活：由于飞机性能的改善和数量的增加，不但可投掷各种炸弹，而且可向居民散布传单和其他宣传品；由于无线电设备性能的改善和数量的增加，可向敌方进行宣传。此类变化多种多样，不一而足。世界大战中，敌军作战区域纵深的正面已扩展到数百公里宽，致使这些地区的居民全部被卷入战争。因此，今天的所谓战场就其实际意义而言，已经扩展到了作战国的全部领域。不仅军队，而且人民都程度不同地直接承受着战争行动的苦痛，而且受着粮食禁运和宣传等活动的间接影响，尤如战史中所描述的被围要塞的居民，最后由于战争的折磨和生活所迫，不得不弃城归降。因此说，总体战不仅是针对军队的，也是直接针对人民的。这是无情的和确凿的现实，而且必将使用各种作战手段为这一现实服务。“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一谚语，用在总体战中是再合适不过了。这就给总体战所有参战国的人民造成巨大的精神负担 [ 作者注：所有裁军会议都是违反神圣的民族自卫准则的，势必毫无成果。清除犹太和罗马帝国主义，唤起民族觉醒 ，有利于和平的取得。 ] 。只有当整个民族的生存真正受到威胁，全民决心投入战争时，总体战才能付诸实施。这一特性是由总体战本质所决定的。统治者不顾人民的意愿，以及为达到有限的政治目的而发动的战争，已经成为过去。这种战争与其说同总体战一样是维护民族生存的道义之争，倒不如说纯属强盗行为。在“殖民战争”中，侵略者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一个民族或部族消灭，于是被侵略者便为其生存奋起而战。对于那个民族或部族来说，这种战争便具有总体战的性质，他们是出于道义上的理由而战。
除去这一点之外，可以说这种战争是最不道德的行为，根本不能冠之以“战争”这个崇高、庄重的称呼。这种战争完全出于利欲，而不是为维护民族生存而发起的 [ 作者注：在世界大战中，美国在欧洲领土上对德国人民所进行的战争，便具有殖民战争的特性。他们认为金钱可以拯救世界资本家。 ] 。
自克劳塞维茨至今的一百多年，战争的本质已发生变化，政治和战争的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而政治本身想必是首先发生了变化。结合上述《战争论》的引文，我已经 指出，克劳塞维茨在他那个时代是如何看待政治与战争的关系的。当时，他只看到了处理国家相互关系、宣战和媾和的所谓对外政策，而对另外一种“政治”却根本未加考虑。他把这种对外政策的意义看得远比战争的意义重要。他认为战争和战争指挥是紧密依赖于对外政策的，尽管他对战争指挥即统帅也给予了一定评价。
为了更好地理解克劳塞维茨的思路，我再从他的《战争论》一书中引述下面这段话：
“由此可见，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特殊手段而已。军事艺术可以在总的方面要求政治方针和政治意图不同这一手段发生矛盾，统帅在具体场合也可以这样要求，而且作这样的要求确实不是无关紧要的。不过,无论这样的要求在某种情况下对政治意图的影响有多么大，仍然只能把它看作是对政治意图的修改而已，因为政治意图是目的，战争是手段，没有目的的手段永远是不可想象的。”
在另一段，克劳塞维茨说：
“我们再重复一遍。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战争必不可免地具有政治的特性，它必须用政治的尺度来加以衡量。因此，战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就是政治本身，政治在这里以剑代笔，但并不因此就不再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思考了。”也许克劳塞维茨自己也对这种过分注重外交政策的观点产生怀疑。克劳塞维茨在另一处认为这不仅关系到外交政策，而且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全部政策，仅管他没有触及事情的本质。他写道：
“这种情况（即政治期待从某些战争手段和措施中得到同它们的性质不相符合因而不可能得到的效果）经常不断地发生，于是人们就感觉到进行政治交往时必须对军事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进行政治交往”不仅要了解战争本质以使对外政策符合作战的需要，而且首先要了解由战争本质派生出哪些与民族生存各个领域有关的任务，留待全民族的领导者即政治去完成。重要的一点是，对这个问题，不仅政治家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而且要作为全民族的共同财富加以精心维护，使之代代相传。
政府、官员和人民乃至许多军官，在世界大战前和大战中囿于克劳塞维茨的学说，对这个重要现实知之甚少。政府及其官员不懂得已经给他们即政治提出了全新的任务，人民也不懂得战争正向和将向他们提出什么要求。世界大战中，政治本应至少促进人民活力的充分施展，为人民的生活形态服务。而人民也必须团结一致，为军队竭尽全力，甚至献出生命。我在我的战争回忆录中，阐述了人民的这种生活形态和这种政治所依据的基础。我认为，应特别强调民族的精神力量, 它是战争必不可少的因素，而这一点在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中却丝毫没有论及。关于这一点，我在吕蒂希作战的头几天就感受颇深：
“这场世界大战和人民战争向我们德国人提出了非同寻常的要求，给德国人造成沉重负担。想要赢得这场战争，每个人都必须不遗余力，奉献全部身心。我们必须理解世界大战和人民战争这个词汇的真正涵义，必须将生活的困苦和敌人向我们发动的表面不易觉察、但实际却具有巨大威力的宣传攻势置之度外，战斗和工作到流尽最后一滴血汗，永远保持高昂的战斗意志和必胜信念。这是一个严酷、然而又是绝对必要的要求。
“陆军和海军，如同德国土地上的橡树一样，扎根于祖国。他们靠国土生存，从中汲取力量。他们能够得到，但不能生产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只有依靠家乡给予的精神和物质力量以及人员补充才能战斗。陆军和海军正是靠着这支力量的支持，在战争的千辛万苦中去争取胜利，去英勇献身，去忘我奋战。有这样的军队就能够保障德国的最后胜利。祖国正是依靠这支军队，进行着这场对整个世界的巨大战争。至于盟国的援助，以及根据陆战法对被占领土地的资源科用，皆属次要因素。
“陆军和海军必须不断从祖国获取新的精神活力、人员和作战物资，并藉此保持其战斗力。
“国内的精神状态和战斗意志必须坚不可摧。如若遭受损伤，必将大祸临头!战争时间越长，这种危险就越大，困难也就越多，同时对增强陆、海军的精神和道德力量的要求也就显得越发急迫。
“祖国必须在人员和物质力量上为作战提供最大限度的保障(今天，我认为还要增加精神力量）。
“这对后方来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后方不仅是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国防力量的生存根基——不允许出现任何裂痕；而且是纯洁丰盈的力量源泉——必须保持久盛不衰。惟有如此，才能使陆、海军的精神坚如钢铁始终保持旺盛的战斗力。人民内部需要强大，仅这一点就能给军队以源源不断的力量。人民的力量和军队的力量已水乳交融，无法分开。军队在前线的战斗力完全取决于国内人民的战斗力。在国内出现了一种为战争而工作和生活的局面，而这种局面史无前例，闻所未闻。政府和首相必须对这种生活和工作加以指导。使之永葆勃勃生机……没有任何一届政府象今天这样强烈地要求德国人民戮力同心，去为德皇夺取胜利……因此，政府的工作和行动对战争的胜负具有决定性作用……唯一的结论是：战斗力渊源于国内，表现于阵前。”
如此艰巨的任务，政治、政府及人民本应在世界大战的严峻时刻完成。当人民被作战行动、敌人的粮食禁运和宣传拖入痛苦深渊之后，完成这些任务就势必要困难许多。未来战争会在精神、体力和物质力量上，向人民提出完全有别于世界大战的要求。将来，军队对人民，尤其对人民精神团结的依赖性，肯定不会减弱，相反却会远远超过1914－1918年世界大战时的程度。世界大战时，敌国自始至终都在竭力摧毁德国人民的精神团结。同样道理，在未来战争中，敌人除消灭我武装力量外，也必将以瓦解我人民的精神团结为目标。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我在我的战争回忆录中写道：
“这种强有力的作战手段（攻击敌人的后方战线 [ 译者注：纳粹用语。泛指战争年代后方人民为战争服务的全部活动。 ] ）的威力，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亲身领受，为什么德国就不能利用呢？敌人成功地动摇了我国民族的精神团结．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去动摇敌国人民的精神团结呢？这一斗争应首先由国内展开，经中立国直达前线。诚然，德国缺少一个强有力的宣传武器：对敌国居民进行粮食禁运。”
总体战的本质需要民族的总体力量，因为总体战的目标是针对整个民族的。在不容更改的既成事实的影响下，战争本质已发生变化。我认为，按照规律政治的任务范围必将因之扩展，政治本身也必将发生变化，它必将象总体战那样，具备总体的特性。为发挥一个民族在总体战中的最大力量，政治必须提出维护民族生存的理论，而且要对人民为其生存在各个生活领域——自然包括精神领域——的需求，给予足够重视。战争对一个民族的生存是最大的负担。因此，总体政治必须在平时就为战时民族生存的斗争作好充分准备，加强这种斗争的基础，使其坚如磐石，稳如泰山，不会在战争的严峻时刻发生动摇，出现裂痕或被敌人摧毁。
战争的本质发生了变化，政治的本质发生了变化，政治与战争的关系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克劳塞维茨的全部理论应被推翻。战争和政治服务于民族的生存，但战争是民族生存意志的最高体现。因此，政治应为作战服务。
人民越是有强烈的种族意识，人民的种族意识越是受到激励，人民对其生存条件越是有清楚全面的认识，并且对那些超国家势力，犹太人和罗马教廷的摧残人民的作为，以及置人民于不顾而争夺强权的野心及其政治手段的洞察力越是敏锐，就越会从自身产生一种谋求民族生存和理解总体战需要的政治。这种政治将直接成为种族政治并自愿为作战服务，因为两者具有同一目标：维护民族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