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内战时期的亚特兰大战役·第三

作者：乔治·赛勒斯·索普·美国

出自————《理论后勤学》

　　美国陆军的埃本·斯威夫特少校曾说过，某一个团的三十五名军官中，半数以上在美国内战(指1861年至1865年的美国内战)的头几个月内，便被任命为前线部队的将军，其中还有四人不久被提升为军长。他在谈到这个团时说： [ 注：美国埃本·斯威夫特少将：《步兵与骑兵学校以及参谋学院中军事艺术教程导言》，利文沃斯堡，1904年。 ]

　　 “这是一个出色的团，其军官是精心配备的。在某种程度上，它的经验是了不起的，因为它曾经在全国广大范围内追击印第安人，做了许多积极的工作。”

　　他在谈到这些被提升为将军的有经验的军官时说：

　　 “一旦到了要应用他们从前学到的知识去解决比他们上前线或者侦察印第安人更大的问题时，他们却发现自己缺乏经验，缺乏训练，没有先例可循。他们组织和指挥的部队能够真正出色地战斗，是在一年半之后，而财力、爱国主义精神和能力等等因素，自然也都起了作用。”

　　问题是我们的作战部队不是针对战争的要求而组织起来的。虽然南方长时期以来就已战云密布，但那些负责使作战机构跟上政治形势发展的政府官员们，甚至对形势的粗略分析也不曾作过，或者用现在通行的术语来说，他们压根儿就不曾作过“情况判断。”首先，他们没有认真估计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其次，他们也没有考虑：战争一旦发生时可能面对的任务，完成任务所能利用的人力和物力，以及使用这些资源去达到战争目的的种种具体问题。

　　懒散消极的作风几乎造成了致命的后果。内战头两年，叛乱(指美国南方各州的军事叛乱)的明显得逞就是证明。那时，欧洲军界的权威评论家们把我们的军队说成是“乌合之众”，把布尔仑(美国弗吉尼亚州东北部的一条小河名)和夏洛(在美国田纳西州哈定县境内)的两次战斗(后一次战斗是我们的将军们已有了一年经验之后打的)说成是“充满了错误的喜剧”。

　　如果联邦军(指美国北方林肯政府的军队)当初合理地搞好了后勤工作，叛乱就只会象一场骚动那样，能很快地被镇压下去。看来这是军事当局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得出的一个结论。旷日持久的战争带来的巨额费用和重大困难，这就是忽视后勤工作所付出的代价。如果能防范于未然，预先把后勤工作搞好，则后来的开支就会微不足道。

　　由于战争科学是对各种事项作出系统的安排，而战争艺术则是按照求实的原则用兵；因而，不言而喻的是：要使作战部队做好准备，能够适应任何可能发生的战争要求，实际工作的头一步应当是汇总和安排有关的重大事项。

　　如果这种准备工作未在作战部队迎战敌人之前做好，随后的战斗就不会是战争艺术的表现，而只能是一场混战(尤其是如果作战双方均非训练有素时)。美国内战大部分是许多次混战。但经验是一所好学校(尽管付出的学费昂贵)。南北两军都主要通过什么是非科学的打仗方法的实际学习，才获得了战争科学的某些知识。由于作战双方在掌握战争科学的知识方面，进步的速度大致相等，能够最终赢得战争的，自然就是资源较为雄厚的一方了。

　　联邦军本可从研究拿破仑1811-1812年征俄之战中汲取教训，从而能在1861年之前的某个时候建立一个良好的战争组织。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它从自己惨痛的经历中才获得了同样的教训，而且到1864年才加以应用。

　　谢尔曼将军(曾任联邦军密西西比河战区司令)深知后勤工作的重要。从他在攻占亚特兰大(在美国乔治亚州西北部)前后发布的许多命令来看，他所设想的后勤，是某种有助于而又不同于战略和战术的东西。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他经过精心筹划而在战区建立了铁路管理机构，并把主动权交给了铁路督察——一位上校兼副官。 [ 注：陆军勤务学校军事艺术部：《亚特兰大战役期间谢尔曼军队的补给》，利文沃斯堡，1911年，第29页及以后各页。 ] 在这个机构内，下属各单位职责分明，既有严格的分工，又有良好的协作。 [ 注：陆军勤务学校军事艺术部：《亚特兰大战役期间谢尔曼军队的补给》，利文沃斯堡，1911年，第37-39页。 ] 铁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也能保持畅通。游击队和南部同盟的袭击队破坏铁路的活动经常得手。1864年10月，胡德(南方叛军将领头目之一)将军成功地把他的全部军队投入铁路线上，除了杀害和抓走许多铁路职工之外，还彻底破坏了长达三十五英里半的路基和四百五十五英尺的桥梁。铁路管理机构工作得很主动，不愧是一个良好的组织，甚至在胡德手下那帮人离开破坏现场之前，修建队就着手铺轨了。胡德破坏了车站的物资供应，要铺轨就得把枕木和铁轨从亚特兰大以南的铁路或从纳什维尔运来(距离将近二百英里)。尽管有这些耽误，全线修复通车大约只用了七天时间。 [ 注：陆军勤务学校军事艺术部：《亚特兰大战役期间谢尔曼军队的补给》，利文沃斯堡，1911年，第48页。 ]

　　军需官、军粮监督官和其他参谋军官也同样有明确分工，都有很大的权限。 [ 注：陆军勤务学校军事艺术部：《亚特兰大战役期间谢尔曼军队的补给》，利文沃斯堡，1911年，第38-39页， ]

　　指挥官的命令因有清楚的概念为依据，提出的目标人人明了，每个部门的负责人都知道他自己的任务。

　　谢尔曼将军为了能有一个由他单独控制并同他合作共事的独立机构，遇到了很多困难。这一点有他在1864年4月和5月间同华盛顿当局的通信为证。看来他要阿伦将军充当他的军需主任，他写给阿伦说：

　　 “请为我起草一个计划，有了它，陆军部可能发布命令，使阁下出任我的军需主任，你将有权自行(或派检查员)视察我管辖的各个部门，指导补给品的储集和周转，运输工具的分配以及所有纯属于你执掌范围之内的各项具体工作，我必须要有工作上同我协调配合的军需官……。” [ 注：陆军勤务学校军事艺术部：《亚特兰大战役期间谢尔曼军队的补给》，利文沃斯堡，1911年，第22页。 ]

　　显然，美国政府没有批准上述要求，因为谢尔曼在1864年5月3日致梅格斯将军的一封信中又说：

　　 “……我相信斯坦顿部长(美国陆军部长)拒绝我得到阿伦将军的工作支持，是犯了一个错误。他(斯坦顿)通过整个陆军部的全面监督，比起他亲自审查一百万张各类发票和开支凭证，能为国库节省更多的钱。同样，如果一个军需官能够非常及时地提供运输手段，而且能够按照当时情况要求的那样(情况的变化并不总是我们事先能预料到的)提供运输手段，他就会起到促进作战成功的作用。……你常常爱找部队指挥官们的岔子，说他们未同有经验的军需官商量。我倒是很想同军需官们商量，但军需官们有的在路易斯维尔，有的在纳什维尔，还有的是在这里，他们虽都归我指挥，但各人都受条件的限制，使我无法去打扰他们。我知道这是不对头的。一位将军这样指挥军队，那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 注：陆军勤务学校军事艺术部：《亚特兰大战役期间谢尔曼军队的补给》，利文沃斯堡，1911年，第24页。 ]

　　他在1864年4月6日写给军粮总监的一封信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论点：

　　 “我身边应当有一位贵部的军官，他同我一样也要拥有相应的权力。他可以同我交谈，了解我的(作战)计划和我所属各部队的实力、行军路线、补给的特点以及其他一切事项；他还可以全盘地指导业务协调工作。而现在我却不得不同四位军粮监督官打交道，他们中间没有一个公认的头头。” [ 注：陆军勤务学校军事艺术部：《亚特兰大战役期间谢尔曼军队的补给》，利文沃斯堡，1911年，第24页。 ]

　　对这次战役全部情况进行的研究清楚地表明：虽然照谢尔曼将军估计，他的军队只有十万人，马匹三万五千头(外加交通巡逻队)，但他的后勤机构如不是建立在强有力的原则基础上，也就是说，如果后勤各部门的头头不被授予相当之大的权力，他就肯定维持不住他的部队。

　　这里，战略和战术的问题，同后勤方面提出的问题相比，都成了小问题。看来谢尔曼将军是他自己的总后勤官。由于他的军队人数不多，还由于在战略和战术方面没有受到很大的压力，尤其是因为他的后勤组织良好，各个部门为他提供了出色的服务，他才能够担负起后勤的监督工作。

　　毫不奇怪的是，正是由于后勤方面的协作配合良好，指挥官下达的命令才能成为言简意赅(既简短，又扼要)的模范。在命令中，再也用不着连篇累牍地叙述指挥官肯定心中有数(通过对他的机构的了解)的各种细节的具体问题。

　　 “全军必须准备好在5月23日出发，轻装上阵，但要带足二十天用的弹药和给养。”

　　这是他在战地所发命令中典型的一段。

　　我们有理由认为，以宪兵司令为代表的宪兵部门，在战役进行之前和之初，不象补给和运输部门组织得那么好。1864年6月4日发布的第17号战地特别命令中指出的一些问题，本来无需总指挥官亲自过问。对犯罪行为本应防患于未然，或者至少不应任其发展到命令所指出的程度。以下所说，即是一例：

　　 “……在危急时刻发生开小差、躲藏、掉队这类非常可憎的犯罪行为，如果不是总指挥官亲自发现，以及有人报告(有些士兵躲在船舱内，逃往后方，远至金斯敦)，后果是很难设想的。这类无赖唯一应得的下场是作为他们那一行的同僚和国家的共同敌人而被枪毙。奉派拘捕他们的官兵如稍遇顶撞或抵抗，可对他们格杀勿论。他们游荡到后方，就是背弃了那些名垂青史、献身于战斗的同伴。他们理应受到逮捕，而无权作为优秀的士兵调动岗位。每一个军官如发现这种开小差分子，都有责任将其扭送到纠察队。这类分子不论原来属于什么兵种，都要充当奴仆或服修路、挖渠等等苦役。军官如开小差，一经发现，将受到与士兵一样的惩罚，也就是立即处死或者服最重的苦役或受其他处理。” [ 注：陆军勤务学校军事艺术部：《亚特兰大战役期间谢尔曼军队的补给》，利文沃斯堡，1911年，第40页。 ]

　　总之，我们可以说，谢尔曼的组织是后勤工作的一大进步；他的后勤组织大部分是在战役准备阶段而不是在战斗打响之后建立起来的。谢尔曼给予他的主要后勤军官们以较大的权力，并使他们密切配合，满足作战可能提出的种种需要，从而保证了主动精神和协作精神的充分发挥。但是，如果他的后勤组织能建立得更早一些，又如果它能得到陆军部中组织得同样之好的后勤工作的支持，付出的代价肯定会少得多。因为，据说衡量某一方法的标准，并不是看“它的代价会有多大”，而要看它“能否完成，至于代价多大，可以不论”。

　　后勤工作中这个事例，与前述(拿破仑)征俄之战的后勤工作相比，是大大前进了一步。下面有必要再对另一更大的进步，简要地作一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