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1929年野战条令·第六

作者：M．H．图哈切夫斯基·苏联

　　 译者按：本文原载于苏联1929年7月18日《红星报》。译自苏联国防部军事出版社1970年出版的《苏联军事著作中的战术问题(1917－1940)》。原编者删去了后面部分内容。

　　此文虽然主要谈政治工作、指挥和协同问题，但其中已体现了某些大纵深战斗的成分。

　　经人民委员 [ 译者注：即陆海军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 ] 批准的工农红军1929年野战条令已经颁发。它是最近几年我军战术工作的汇总，并以1927年步兵战斗条令和1927年炮兵战斗条令阐述的原则，以及我军诸兵种合同训练经验和人民委员的相应命令为依据。

　　条令的整个结构和内容都反映了红军的阶级属性。我军部队的战术，是在高度精神政治素质、灵活机动、英勇顽强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起来的。我党进行的阶级教育的力量，是强大的力量，也是红军才具有的力量：“保持自己部队的战斗团结和政治坚定性，破坏(瓦解)敌人的战斗力，使敌军中的工农群众和战区的劳动人民站到无产阶级革命一边，是战胜敌人的最重要条件。”

　　红军的精神力量是组织现代战斗的决定性因素。战斗的复杂性、浓厚的技术成分和紧张性，要求最小的部队和单兵具有必需和最大的主动精神，表现出英雄气概。没有这些条件，即便是经过最好训练的冲击也会失败。这对防御也是一样。集团战斗队形要求步兵每个班都发扬主动精神。在突破敌人防御地带时节，这特别显而易见。只有善于在进攻炮兵打击下残存或暂时被打哑的敌火力点之间独立穿插，才能顺利突破其整个战斗队形。这对于在遭遇战斗中冲击敌人、对敌防御翼侧实施突击和迂回，等等，也同样适用。现代战斗的特点要求具有明显的分割能力，而这种状况又要求军队具有高度精神素质。在这方面，我们与资产阶级军队相比具有巨大的优势。无产阶级国家的阶级选择、军队教育的阶级原则和战争的阶级目标，使红军在精神政治方面拥有无比的力量。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我们的资产阶级敌人尽管在这一道路上面临许多障碍，仍然能够不仅向我们宣战，而且能够派出有战斗力的人数众多的军队，并为此使用其国家机构的全部力量及社会变节政党、改良主义工会的报刊和虚假宣传，等等。

　　在战争进程中，资产阶级军队的态势将会恶化。帝国主义战争将会变成国内战争。虽然谁都无法预言这种发展曲线的曲率，但是那样的曲线是不可避免的，红军可以使它更加弯曲，所采取的方法是：第一，使敌人遭到惨重失败；第二，我们党通过军队进行系统的鼓动和宣传。必须同时记住，军队取得胜利之日，就是其战斗能力和精神政治素质最高之时。战术可以使打败敌人更加容易，可以保障自己军队的战士具有高度战斗能力和英勇顽强精神。

　　必须指出，坚决瓦解敌人和在敌官兵中进行最有效的阶级宣传的时机，通常是在敌人遭到一连串惨重失败之后。

　　为什么需要稳定的指挥？对它的需要，亦即对稳定的、有条理的、计划性强的指挥的需要，随着技术兵器的增长而增长。技术兵器的增长，一方面急剧提高了现代军队的防御能力，另一方面无论对各级部队或各兵种的协同都提出了多很多倍的要求。如果我们看看过去的条令，那就会看到，那时主要关注与友邻的协同。各兵种的协同被提到了，但是没有得到编组战斗队形的完整体系和理论的保障。那场帝国主义战争已经使多支军队为这个“没有做完的事”付出了代价。现在，如同上面所说，对各兵种战术协同的要求已经提高，而且提高了很多倍。情况变成这样：军队防御能力的提高，要求进攻一方使自己的军事技术发挥它能够发挥的最大效能。任何降低效能的举动都可能产生防御对进攻占优势的威胁。效能的发挥，除了要求最优的火力效果外，还要求各兵种进行不间断的协同，要求他们在恰恰需要的地点和时间互相进行战斗支援。此时，节省弹药具有首要意义(这在后面还要谈到)。不言而喻，只有计划性、条理性和稳定的指挥能够保证达到这些条件。

　　现代机动和协同的困难增大，还因为战斗过程在时间上大大延长，在空间上加大了纵深。如果说，1914年的冲击基本上归结为突破敌人防线，那么，现在的冲击是要突破纵深不少于3公里、由于有机枪而坚固10－20倍的防御地带。这一方面说明，在这样大的纵深组织协同，要求进行最认真的训练，另一方面说明，战斗发展的纵深、紧张性和机动的不平衡性，极大地增加了有计划的协同和战斗指挥的困难。

　　上面已经谈到，这种矛盾要求最小的部队和单兵具有积极性、顽强性和进行大胆独立行动的能力。但是，问题不能片面地解决。在战斗发展过程中，两个要求实际上是互相联系的。这完全无可争议，因为即便是最有能力、最英勇的步兵，也不可能完全成功地突破、啃开敌防御地带，只要这个防御地带的机枪骨干基本上没有被炮兵或坦克摧毁。而这需要组织、计划性和指挥。

　　在此必须理解，不仅须要压制敌人，而且须要在最有效地使用弹药的情况下压制敌人。当然，战斗要求在完成必须完成的任务时不吝啬炮弹，但是要根据实际需要去使用。如果脱离战役发展的纵深去看待战斗，那么可以作出“倾泻敌阵的炮弹可不计数量，但要打赢战斗”的结论。如果从战役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待战斗的意义，那么即便不考虑战争经济利益，也要想到我们还会碰到前送的巨大困难，想到战斗可能在经常决定战役结局的战役纵深失利。实施战斗时无限制地消耗弹药，无疑能够在战术上解决战斗的问题，但是，这样做有时、甚至通常会在大纵深和决定性战役的整个范围产生无法克服的困难。这一情况要求部队具有高度技术和战术素养、最完美的协同艺术。实际上，兵种协同要达到的目的，是步兵向炮兵(坦克)指示当时或间隔一段时间后影响其推进的那些目标(但不是一般的敌人)，以使炮兵与步兵的协同(联络、观察)有利于立即实现步兵的要求，使炮兵即时消耗的炮弹和耗去的时间，恰恰符合动摇敌抵抗目标的要求和步兵为实施机动允许的消耗数量，而这种机动的目的是使步兵沿着炮火压制的“热痕”主动、无畏和迅猛地用刺刀和手榴弹杀伤敌人，迅速发展尔后突击和追击。

　　军队的行动越接近实现这些要求，对敌人造成的损失就越大，自己的人员损失和弹药消耗就越小，战斗就结束得越快。从大纵深歼灭性战役发展的观点看，所有这些要求都具有决定性意义。持续作战和实现战役企图的可能性，取决于战斗的一连串复杂环节的发展速度和敌人被击溃的程度。上面已经说过在取得杀敌必需效能条件下节省弹药的意义。在此还应谈到战役全过程中为部队补充人员时遇到的那些困难。且不说无谓的损失造成的精神政治影响，但应该考虑在“行进间”进行补充的最大问题。

　　 1929年野战条令考虑到了所有这些原则，并为在相应组织中和实施战斗时解决战斗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寻找途径。计划性强的组织和领导应当依靠整个军队机制的主动性和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