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苏军战役法理论的发展·第二
作者：Г．C．伊谢尔松·苏联
出自————《大纵深战役理论》
出自————《西方军事著作》
译者按：本文原载苏联《军事历史杂志》1965年第1期、第3期，根据该刊全文译出。
作者格奥尔吉·萨莫伊洛维奇·伊谢尔松(1898－？)，教授，苏共党员(1919年起)。参加过国内战争。1924年毕业于工农红军军事学院(即后来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先后担任过指挥和参谋职务。曾任师长、总参谋部副处长、伏龙芝军事学院战役系主任。1936年起任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战役法教研室主任。1955年退入预备役。
伊谢尔松身居重要教学岗位，对创立和具体论述大纵深战役理论作出了贡献。他在1931年写的《战役法的演变》(1937年增补再版)和1933年写的《大纵深战役原则》两本著作中，系统研究了大纵深战役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此外，他还写了其他许多著作，其中主要有：《19世纪后半叶民族战争阶段的军事学术》(1933年)、《防御战役原则》(1938年)、《新斗争样式》(1940年)等。
在本文中，伊谢尔松根据自己的回忆，详细阐述了大纵深战斗和大纵深战役理论形成的曲折过程，分析了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他认为，大纵深战斗的战术基础在1930年就已经奠定。就实质而言，大纵深战术是进行战斗的新样式和新方法，应该在任何类型的进攻中得到使用。为了把大纵深战斗的基本方案应用到战役范畴，苏军从1931年秋季起就开始研究大纵深战役理论。30年代后半期大纵深战斗和大纵深战役新样式继续得到完善和发展。1937－1938年苏联军事理论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停滞不前和无所适从的情况，大纵深作战理论的研究遭受了挫折，但从1939年开始，又迈出了新的发展步伐。1939年9月爆发的德波战争，是新的大纵深作战样式第一次在实战中得到应用。
作者指出，图哈切夫斯基和特里安达菲洛夫“首次阐述了大纵深战斗的思想”；尔后在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等领导人及伏龙芝军事学院、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教学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研究和制定了大纵深战役理论，总参谋部及布柳赫尔、乌博列维奇、亚基尔领导的部队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实践性研究，使其尽可能切合战争实际。
苏联军事理论诞生于国内战争年代。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为基础，汲取以往军事实践的丰富经验，在1941年前的两个十年中走过了漫长的发展道路。
在这一发展中，30年代的军事理论观点引起了特别广泛的兴趣，我们就是带着这些观点参加了伟大卫国战争。如果说20年代我们的军事理论思想主要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为基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面向过去，那么从30年代起，它已开始面向未来，开始研究未来战争问题和进行未来战争的方法。
这一时期对发展我国军事理论具有特殊的意义。它展现了进行巨大研究工作、广泛的创造性思维和采取重要的原则性决策的灿烂图景。正是在这个年代制定了大纵深战斗和大纵深战役的原则，这些原则翻开了战役法理论中新的一页。
大纵深作战样式决定于苏联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和红军的改建。为了解决进行歼灭性战役、克服绵亘正面和在全战役纵深突破这种正面的问题，亦即达成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没有也不可能达成的目的，这些样式是必不可少的。
大纵深战斗的历史
为了维护历史真实性，应该提一提，大纵深战斗问题最早是由英国军事理论家富勒 [ 译者注：富勒(1878－1966)，英国军事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少将(1930)。1899年从军。参加过英布战争(1899－1902)和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曾任坦克军参谋长。战后在参谋学院当教官。1926年至1932年曾先后任陆军总参谋长助理、旅长。1933年退役。此后从事军事理论和军事历史研究，写过很多著作。鼓吹机械化军队理论，宣扬坦克是决定性的力量。对两次世界大战都进行过专门研究。 ] 在1918年底提出的。富勒在预测1919年将实施坚决进攻时(协约国不指望战争会在1918年胜利结束)，建议在对敌防御前沿实施坦克冲击的同时，对敌战术配置纵深组织快速坦克袭击。诚然，他当时还没有形成远战坦克群的概念，虽然在他提出的建议中，所有战术条件都已具备。
但是，富勒对大纵深战斗问题的理论观点就到此为止。资产阶级军队资本主义式的发展条件，迫使他转入小型职业化军队 [ 译者注：又称“小军”论。是主张以人数不多但装备精良的职业化军队赢得战争的一种理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起源于西方国家。富勒是此种理论的主要鼓吹者之一。 ] 理论的研究，对此种军队而言，进攻问题完全以另外的方式解决。这种反映资产阶级军事体系阶级性的理论，明显与现代战争的实际属性相矛盾。对富勒来说，大纵深战斗不是联合兵种的战斗。他写道，“坦克与步兵结合，如同拖拉机与役马一起拉车” [ 作者注：富勒：《机械化部队战役》(译自英文)，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33年版，第13页。 ] 。当然，那样的观点是我们完全不能接受的。
30年代，外国的条令根本没有提到大纵深战斗的含义是同时压制敌人全战术纵深。这一思想属于我国军事理论。
探讨我军大纵深作战样式最早概念的由来，不能不提到1928－1929年的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文件。
第一个文件是M．H．图哈切夫斯基关于改建红军和为其装备现代化新兵器特别是坦克和飞机的报告。 [ 作者注：工农红军司令部为数很少的工作人员知道这一报告。《同时代人回忆M．H．图哈切夫斯基》文章中对此讲得比较详细。见《军事历史杂志》1963年第4期。 ] 图哈切夫斯基在报告中详细阐述改装军队的宏伟计划后，在结尾中写道：依靠新的物质技术基础，可以摈弃过去那种单个夺取敌战斗队形每一个基点的、极其消耗体力的艰难作战样式，在同时压制敌配置全纵深的情况下，转而采取新的、更加有效的战斗样式和方法。
第二个文件是B．К．特里安达菲洛夫 [ 译者注：B．К．特里安达菲洛夫的生平见本书《现代集团军战役的特点》译者按。 ] 关于在进攻战斗中使用坦克的报告。该报告把这些坦克按行动距离编成二个成纵深梯次配置的坦克群，即直接支援步兵坦克群、远距离支援步兵坦克群和远战坦克群 [ 作者注：起初特里安达菲洛夫把后两个坦克群分别称为消灭机枪的坦克和消灭炮兵的坦克。 ] ，它们向不同的纵深突进，直抵敌人各炮兵阵地和司令部，从而与远战炮兵和航空兵协同，压制敌配置全战术纵深。这种使用坦克的方法，实际上已是图哈切夫斯基以下思想的具体化：新的现代兵器——坦克、远战炮兵、航空兵和空降兵，使军队有可能摈弃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次消灭敌人的陈旧而拖拉的方法，转而采取同时大纵深杀伤敌人的样式。于是，特里安达菲洛夫也通过自己的报告提出了新战斗样式的具体原则，并且展示了组织和实施战斗的基本方案。
这样，图哈切夫斯基和特里安达菲洛夫就在上述两个文件中首次阐述了大纵深战斗的思想，从而对我军的发展道路和我国军事理论原则性观点的确立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一思想早在前瞻性很强、在当时欧洲条令中首屈一指的1929年野战条令中就得到了反映。该条令第191条提出要派出几个专门的营，直接冲至敌第二防御地带。第207条对在冲击敌前沿的同时向防御纵深推进的远战坦克梯队，有十分准确的理解。这样，1929年野战条令对采取以联合兵种作战为基础的大纵深战术的首要前提，已经作了阐述。
图哈切夫斯基和特里安达菲洛夫在创立大纵深作战样式理论方面的功勋在于，他们没有落在已经变化的历史条件后面，而是在我军尚未装备新技术兵器和进行改建之时，预见到这些新兵器提供的可能性。
К．Б．卡利诺夫斯基(首任摩托机械化兵主任 [ 译者注：准确职务应是工农红军摩托化和机械化部副部长(1929年11月起)。其生平见本书《现代军队的摩托化和机械化问题》译者按。 ] )仔细研究过各种坦克群——直接支援步兵坦克群、远距离支援步兵坦克群和远战坦克群的战术，从而为大纵深战斗的整个构想找到了实践原则。因此可以认为，这一战术的基础在1930年就已经奠定。
大纵深战斗构想首先在军事学院得到了承认。早在1930年初，伏龙芝军事学院 [ 译者注：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前身为1918年10月创办的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军事学院。该院于1921年改称工农红军军事学院，1925年11月为纪念刚去世的伏龙芝，又改称伏龙芝军事学院。1921年该院附设高级速成班，1931年成立战役系，负责训练集团军、方面军级指挥参谋人员。1936年苏军成立专门训练战役战略级人员的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后，该院负责训练战役战术级人员。 ] 就根据大纵深战斗的新原则进行了图上和现地战术作业，为在全军推广这些原则起了重大作用。当时在学院工作的P．Π．埃德曼(院长) [ 译者注：P．Π．埃德曼(1894－1937)，苏军指挥员，军级军衔(相当于后来的中将)(1935)。原为沙俄军队准尉。1918年参加红军。1918年5月起任红军师长。1920年起历任方面军后勤部长、集团军司令员、军区司令员等职。1925－1932年任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后曾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7年6月11日与图哈切夫斯基等因“叛国”罪受审，次日被杀害。 ] 、H．Я．科托夫、К．A．柴可夫斯基、Π．И．瓦库利奇、C．H．克拉西利尼科夫 [ 译者注：C．H．克拉西利尼科夫(1893－1971)，苏军军事理论家，中将(1944)，教授(1940)。1918年参加红军。十月革命前为沙俄军队大尉，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战争期间曾任旅、师参谋长和旅长。战后先后任营长、工农红军司令部处长、军事学院系主任、军参谋长。1930－1935年任伏龙芝军事学院系主任、教研室主任。1935年后曾在总参谋部等单位任一般职务。1946年起在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先后任主任教员、教研室副主任和顾问。1968年退役。有多部研究战役法和战略的著作。 ] 、Π．Г．波涅捷林、И．Π．基特－维坚科、P．C．齐费尔等人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苏联军事理论家们是这个舞台的先锋队，当时在西方甚至还没有人提过大纵深战斗战术。
30年代初，图哈切夫斯基根据大小演习的经验，在一个工作报告中写道：
现代压制兵器作为大规模使用的兵器，能保障同时冲击和消灭战术防御配置全纵深的敌人。
这些兵器，首先是坦克，能保障：
1、压制敌防御火力配系，使其大量火炮和机枪不可能参与抗击进攻的步兵和直接支援步兵的坦克实施的冲击及其向防御地带纵深的渗透；
2、破坏指挥体系，牵制和隔离敌预备队，以在战斗时节、在防御地带纵深各个击破敌战斗队形的不同梯队。
由于在此情况下步兵推进的成果取决于坦克推进的成果，所以，炮兵主力应用于支援坦克，只有在坦克进至其行动地域以后，才能在没有坦克支援的地段用于支援步兵。
因此，对步兵的支援由坦克承担，对坦克的支援由炮兵承担。
这样，图哈切夫斯基就十分明确地确定了大纵深战斗的任务。不过，这些任务并没有立即得到所有人的理解。在革命军事委员会一次全体会议上，К．E．伏罗希洛夫就对图哈切夫斯基表示反对。伏罗希洛夫的批评表明他显然不理解问题的实质：他把这一问题归结到一种战斗类型——对驻止敌人的进攻。
大纵深战术当然墓本上是为最复杂的战斗类型——对敌人防御的进攻制定的。但是，就实质而言，大纵深战术并不是一种战斗类型，而是进行战斗的新样式和新方法，它应该在任何类型的进攻中得到使用。
图哈切夫斯基在一份专门报告中耐心地给伏罗希洛大做了解释，以便消除指挥人员思想中就这一问题产生的分歧。 [ 作者注：1933年11月，图哈切夫斯基就此问题再次向伏罗希洛夫请示，并在一份工作报告中写道：“……您在革命军事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讲话后，许多人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尽管军队装备了新武器，战术应该照旧……全会以后，指挥员的思想十分活跃。有人在谈论抛弃新的战术样式，不再发展这些样式……”(见《图哈切夫斯基选集》，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64年版，第1卷第18页。)(译者说明：此段话引自比留佐夫为《图哈切夫斯基选集》写的序言，本书已选译)。 ] 高级指挥人员的代表И．Э．亚基尔 [ 译者注：И．Э．亚基尔(1896－1937)，苏军著名指挥员，一级集团军级(1935)。1918年参加红军。十月革命后曾任赤卫队队长、旅政委、集群司令员。1919年起历任师长、集团军司令员、军区司令员、军长等职。1924年任工农红军军事院校总局局长，1925年起任乌克兰军区(后为基辅军区)司令员。1930年起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7年6月11因“叛国”罪与图哈切夫斯基、乌博列维奇等人一起被杀害。 ] 、И．Π．乌博列维奇、C．C．加米涅夫对他表示支持，于是，对大纵深战术这种现代战斗的新样式和新方法的实质，终于确立了正确的理解。
关于大纵深战役的初始论点
确立大纵深战斗原则，事情只完成了一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借助于老的战斗方法，也能取得战术突破的成功。一切问题的实质在于：怎样以突破的战役性发展取得完全的战术胜利，并且从正面中打开的缺口向机动地区突进，在战役范围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这样，大纵深战斗思想就立即触及了战役法的最重要问题，并且由于采取新的解决方法而超越了这个问题。
战术工作者们兴高采烈，战役工作者们则开始冥思苦想，忧心忡忡。接着又发生了很大的不幸。1931年夏天，B．К．特里安达菲洛夫和К．Б．卡利诺夫斯基因飞机失事遇难。战役工作者家庭仿佛失去了双亲，战役思想起初竟找不到新的出路。
图哈切夫斯基当时对“我们的军事理论远远落后于国家胜利完成党的总路线的实际”感到忧虑，指出，“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不断发展，我们的军事理论思维不能停留在原有水平上，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坚决发展我们的军事理论思想”。
图哈切夫斯基在特里安达菲洛夫去世后继续加紧研究大纵深作战样式。1932年，他完成了视野开阔的著作《战争的新问题》第一部，其中研究了现代技术兵器对改变战斗与战役实施样式和方法的影响 [ 作者注：1936年，图哈切夫斯基考虑到法西斯德国在复活庞大的侵略军，对自己的著作《战争的新问题》第一部进行了相当大的修改。遗憾的是修改稿已丢失。 ] 。不过，这一著作的第一部主要写技术和战术问题。看来，图哈切夫斯基打算在著作的第二部、第三部阐述战役和战略问题，预定研究现代战争原则和反对帝国主义联盟的斗争。这一著作他已注定不能完成。
当时已经完全清楚，战术中发生的变化在战役法中也必然会反映出来。所有人都意识到必须在建立战役新理论的道路上迈出坚定的步伐。图哈切夫斯基在指出这一任务的重要性时写道，“经过改建的军队也呼唤新的战役法样式”。 [ 作者注：《图哈切夫斯基选集》，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64年版，第1卷第12页。 ] 真理的第一粒种子已经在大纵深战斗构想中成熟，新的战役思想已紧随其后引起人们的思考。我军已经发展到如此高的程度，具备了如此大的作战能力，这种能力理所当然地要求在大规模、决定性的地面和空中战役中以新的方式使用兵力兵器。
首先必须从完全变化了的条件出发，重新考虑战役法这门战役实施学说的一切基本问题。如此提出问题，为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研究开辟了广阔的舞台，引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有一切理由断言，我军战役法的主要任务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适应新军队的需要，在新的物质技术基础上，创造进行坚决的歼灭性战役的新样式和方法。
当然，不可能与解决战术问题完全一样，因为战斗(战术)与战役(战役法)之间存在本质的区别，这些区别是由空间大小和时间长短，以及军队战役布势与战术范畴的战斗队形不同(后者是统一的紧密相连的直接协同体系)决定的。在这方面，组织大纵深的战役性杀伤与组织大纵深战斗应当有本质的区别，前者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另外，在战役范畴，同时大纵深杀伤不可能那么直接地表现出来。
但是，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为了独立的战役使用而分别组建的航空兵、空降兵、机械化和摩托化兵团，其远程杀伤距离可达敌战役纵深，距离约为50－60公里，也就是说，可直达敌战役预备队、前方机场和集团军司令部配置线。这样，就不仅要看到现代远战和快速机动兵器提供了大纵深杀伤敌人的可能，而且必须果断解决战役突破的问题，而如果不能杀伤整个战役纵深的敌人，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必须把大纵深战斗的基本方案应用到战役范畴。为此首先需要在编制装备上能够完成独立战役任务的摩托机械化兵团；其次须要解决如何将这些兵团的力量转移到敌战役纵深的问题。这样，组织大纵深战役的主要问题实际上就归结为以下问题的解决：如何将战术突破变成战役突破，亦即如何利用在战术防御中打开的缺口，将负有独立行动使命的摩托机械化兵团投入突破。
以上就是大纵深战役理论的初始论点。但这些论点当时只是一般的推论，须要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须要进行理论上的论证和实践上的完善。从1931－1932年起，这方面的巨大工作与伏龙芝军事学院战役系的组建密切相关，因为该系对我军战役法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伏龙芝军事学院战役系
组建该系本身就意味着在突破条条框框的战役法理论研究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当时须要对组织实施现代战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此外，高级司令部也迫切需要训练有素、眼界开阔的战役工作者。奉命完成这些任务的伏龙芝军事学院战役系从1931年秋季开始进行此项工作。它为重新研究战役法原则打下了基础，为提出和解决一系列新问题展开了大规模的科学研究工作。采取大纵深战役样式成为主导思想。现在这些样式开始得到理论上的论证和实践上的完善了。
在战役系工作的是由精明强干的教员组成的集体，其中也有老军事专家，他们深深理解必须改变自己对现代战役性质的认识，充满了大纵深作战样式新思想。当时战役系集体有教员A．B．费多托大(我在系里的副手)、C．H．克拉西利尼科夫、E．H．谢尔盖耶夫、A．M．佩列梅托夫；各专业的技术领导人A．H．拉普钦斯基 [ 译者注：A．H．拉普钦斯基的生平见本书《空降兵的组织和使用》译者按。 ] 、Д．M．卡尔贝舍夫 [ 译者注：Д．M．卡尔贝舍夫(1880－1945)，苏军著名军事专家，工程兵中将(1940)，教授，博士，苏联英雄(1946年追授)。1918年参加红军。国内战争中任集团军、方面军工程兵主任。1926年起任伏龙芝军事学院教研室主任，1936年起任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教研室副主任。著有百余部军事工程和军事史著作。1941年在前线被俘，拒绝为德国服务，被关进灭绝营，后被拷打至死。 ] 、И．И．特鲁特科、Б．К．列昂纳尔多夫(来自军事医学科学院)。拉普钦斯基研究航空兵在战役中的使用问题。卡尔贝舍夫对敌方现代防御的组织进行了从深度和详尽程度来说都十分出色的研究，使人们有可能周密探讨实施大纵深突破的条件。特鲁特科领导后勤问题研究，列昂纳尔多夫则领导卫生救护研究。后者科学地论证了现代战役中可能的损失计算及对医院和后送工具的需求，创新性地拟制了大纵深战役中卫生救护的完整方案。遗憾的是，上述系领导成员中，很多人已经不在人世。A．H．拉普钦斯基早在1938年就已去世；Д．M．卡尔贝舍夫已在法西斯集中营英勇牺牲；费多托夫、谢尔盖耶夫和佩列梅托夫则在斯大林个人迷信年代成为不法行为的牺牲品。
必须指出，院长P．Π．埃德曼为战役系的工作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他善于珍视和尊重进行创造性工作的年轻干部，爱护和帮助他们。
M．H．图哈切夫斯基和A．И．谢佳金 [ 译者注：A．И．谢佳金(1893－1938)，苏军著名指挥员，二级集团军级(1935)。1918年参加红军。1914年服兵役，后升至上尉工程兵主任。国内战争期间先后任装甲列车车长、步兵团长、旅长、集团军副司令员、师长。1921－1932历任集团军属集群司令员、集团军司令员、军区司令员、军事技术学院院长兼政委等职。1933－1936年任工农红军副参谋长。1938年任防空部长，同年7月任巴库防空司令员，7月29日在肃反运动中被杀害。 ] (当时任军训部部长)所作的一系列指示，对于战役系的工作方向具有重大的不可估量的意义。图哈切夫斯基广阔的战役思维和谢佳金善于思索的头脑，引导人们去思索很多问题，指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
A．И．叶戈罗夫 [ 译者注：A．И．叶戈罗夫生平见本书《新阶段工农红军的战术和战役法》一文译者按。 ] (当时任工农红军参谋长)对于现代战役新特点也坚持先进的观点。他爱好和支持任何新思想。早在1931年，他就在军事学院作了关于“大空间战役”的著名报告(当时他称大纵深战役为“大空间战役”)。报告配上了由军事学院教员B．И．米库林绘制的活动示意图。当然，“大空间战役”这一术语是不准确的，因为任何空间在一个面上都有二维，即正面和纵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役已把正面扩大到极限。未来战争中发展战役样式的一个特点，是战役纵深加大。因此，大纵深战役这一术语能最恰当、最真实地表现出现代战役与以往战役的区别。苏联军事理论确定了对这种战役的定义，随后这一定义被所有资产阶级军事文献套用。
战役系得到了身居军队领导岗位的图哈切夫斯基、谢佳金和叶戈罗夫最广泛的支持，这是特别宝贵的，因为众所周知，要开辟一条新的小路，并在已经陈旧、而学院许多老军事专家却紧紧抱着的观点中打开一个缺口是多么困难。人们记得，他们起初是如何以怀疑和冷嘲热讽的见解对待战役系的研究的。这当然会影响工作，但不可能阻挡军事理论的发展。有些老专家对这一研究干脆袖手旁观。但是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不久就理解了大纵深战役思想的全部先进性，坚定地走上了新的道路，对我军战役法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他们之中有：H．E．瓦尔福洛梅耶夫 [ 译者注：H．E．瓦尔福洛梅耶夫生平见本书《突击集团军》一文译者按。 ] 、E．A．希洛夫斯基 [ 译者注：E．A．希洛夫斯基生平见本书《实施战役突破的原则》一文译者按。 ] 、H．H．施瓦茨、Φ．Π．沙法洛维奇、A．И．戈托夫采夫，等等。就连A．A．斯韦钦 [ 译者注：A．A．斯韦钦(1878－1938)，俄国和苏联军事理论家，1918年参加红军。参加过日俄战争(1904－1905)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俄军曾任团长、师长、集团军参谋长、方面军参谋长，1916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参加红军后，1918年8月起曾任全俄总司令部参谋长三个月，同年11月起任总参谋部军事学院(伏龙芝军事学院)教授。有多部军事历史和战略、战术领域的著作。在教学和研究中常常成为主流思想的对立面。1938年7月29日在肃反运动中被杀害。 ] 最后也赞同转向新的作战样式是不可避免的，表示支持大纵深战役构想，不过他仍然认为它属于疲惫战略的范畴。
系里的工作并非一帆风顺，新思想也远远不是立即得到了承认。
就是在工农红军司令部，对于现代战役新特点问题的认识起初也没有完全统一。作战部的一些工作人员(C．A．梅热尼诺夫、Π．C．奥贝索夫)不支持大纵深战役的基本原则。他们特别反对在正面前和突破口纵深脱离诸兵种合成兵团，独立使用摩托机械化部队。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战役系得到了工农红军参谋长叶戈罗夫元帅的完全支持。
大纵深战役理论的制定
大纵深战役理论的全部研究工作都在战役范围进行。至于军事战略问题，即进行整个战争范畴的武装斗争问题，当时我们还没有能力去研究。
压制敌战役纵深无疑要触及武装斗争的战略领域，但是首先要求解决摩托机械化兵团的使用及其与航空兵和空降兵协同的实践问题，这些问题局限在战役范畴。
30年代初，我们总共有三个机械化军，要联合成更大的担负方面军使命的集群(或集团军)还为数不足。因此，对它们的使用最初设想为：以个别军与若干摩托化师和骑兵在集团军范围内共同行动。这样，早期大纵深战役理论研究的级别，是作为突击集团军战役的集团军战役。
研究这一理论时通常设想两种可能的情况：一是敌人处于自由机动的开进阶段；二是敌人采取有组织的防御配置，建立了紧密的抵抗正面。
在第一种情况中，由于双方之间有间隔，一般认为可以通过得到航空兵支援的快速军队集群(摩托机械化兵和骑兵)前出，在选定的方向组织大纵深杀伤。该集群应与航空兵和在敌人后方机降的空降兵协同实施冲击，并从敌人即将形成的正面中撕掉其战役布势的某一部分，在其中形成导致翼侧暴露的缺口，使敌军心动摇。主要任务是不让敌人建立紧密的正面和构筑地下工事。还要摧毁敌人赖以建立和保持绵亘正面的支柱。在正面前行动的集群被称为前卫梯队。
编成主要梯队的开进中的诸兵种合成兵团，可用于进攻已经形成的翼侧和实施带有坚决目的的冲击。此时，自己的战役纵深不能没有防护，因为它也可能遭到敌方同样程度的大纵深突破。所以，通常认为必须在主要梯队之后2－3个行程 [ 译者注：行程指一昼夜内行进的距离，其大小取决于行军速度和行军种类。1931年特里安达菲洛夫在其重要著作《现代集团军战役的特点》中提出，步兵行程约为15－20公里，某些情况下可达25－30公里。20世纪70年代末出版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认为，步兵行军速度通常为每小时4－5公里，其行程一般为30－40公里(以行军7－8小时计)。摩托化步兵一般每小时行进15－25公里，行程可达120－200公里。强行军时行程可增加一半。 ] 处建立被称为预备梯队的集团军预备队群。
这样，集团军在对开进中的敌人实施进攻时，其整个战役布势便由三个梯队——前卫梯队、主要梯队和预备梯队编成，纵深可达200公里或更多。在这样的布势中，战役的大纵深样式已经得到充分体现。
面对采取防御态势之敌业已建立的正面实施大纵深战役的问题，解决起来会更加复杂。
为了达到大纵深突破战役的目的，要实际解决四个问题：
1、应该采取何种战役布势和对各兵种(主要是摩托机械化部队、诸兵种合成部队、航空兵、空降兵)进行何种战役使用；
2、须要和能够将战役力量投送到多大的战役纵深(要考虑到它们的保障程度。这一问题主要涉及摩托机械化集群脱离诸兵种合成兵团推进的可容许纵深)。
3、如何组织突破的战役性发展，以使对正面的战术突破直接扩大为贯穿整个战役纵深的战役突破并完全消灭敌人；
4、如何在敌战役纵深分割其正被突破的正面，以阻止敌人集中能够阻碍突破的战役性发展的新锐预备队，不让其恢复已被突破的正面。
对于这些问题，在图上用许多实例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研究，从而得出了奠定大纵深战役初期构想基础的以下结论：
1、用于突破的集团军的战役布势应由两个梯队编成：冲击梯队，由加强炮兵和坦克的诸兵种合成兵团编成，用于突破战术防御；发展突破梯队，由机械化、摩托化和骑兵快速兵团编成，用于从打开的战术突破口向防御的战役纵深发展突破；
2、发展突破梯队应于第一防御地带在宽达6－8公里地段被突破后立即进入交战，情况有利时也可提前进入。在此情况下，该梯队应自行压制敌防御战术纵深的最后抵抗。无论如何要在敌人退至第二防御地带或以其预备队占领该地带之前，夺占第二防御地带；
3、在集团军范围，突破的战役性发展纵深为60－100公里，即到达敌人各先头仓库和集团军司令部配置线；
4、集团军航空兵(轻型轰炸航空兵和强击航空兵)使用在准备突破之时和尔后用于与发展突破梯队进行战役协同，以剥夺敌预备队在纵深行动和进行抵抗的可能。
5、方面军航空兵(远程轰炸航空兵)用于完全切断敌人正被突破的正面与其战略纵深的联系，以及制止其战略预备队开进。
6、空降兵在敌人各先头仓库和集团军司令部配置纵深着陆，以在战役纵深与发展突破梯队协同。
大纵深战役最早的基本方案大致就是这样，军事学院在1932年已实际采用，并在此基础上编写了题为《突击集团军大纵深进攻战役》的第一个图上战役想定。该想定印出后，发给了其他学院和各军区司令部。
1932年，战役系开始上大纵深战斗战术课。由特里安达菲洛夫奠定基础的构想在讲义中得到深化。学院印发了这些讲义。同年，又开设了关于现代大纵深战役新问题的课程。起初，该课程是理论性的，但到1933年就有了比较固定的包含计算的框架。在军事学院印发的《大纵深战役原则》著作中，已经开始阐述大纵深战役实施样式和方法的应用理论，以及这种战役在取得决定性结局之前向纵深的发展。该著作有几章论述集团军司令部工作和大纵深战役在每个发展阶段的指挥，这几章具有重大意义。
遵照当时担任副国防人民委员的图哈切夫斯基的指示，由A．И．叶戈罗夫任主席的工农红军司令部委员会负责审查这一著作。该委员会认为必须把著作下发所有学院和军区司令部作为非正式参考材料。《大纵深战役原则》于是由伏龙芝军事学院印了100本，它在那几年成为战役法教学指南，对于我国军事理论观点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作用。 [ 作者注：遗憾的是这部著作现在连一本都没有留下——在个人迷信时期已全部销毁。 ] 在这部著作中，大纵深战役理论第一次有了具体的表达方式，并得到了应用性的阐述。1936年，它还被刚成立的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当成参考教材使用。
当然，《大纵深战役原则》写于我军技术改建还处于初始阶段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作为这一领域的第一部著作，它远没有完整论述、更没有解决组织和实施大纵深战役的所有复杂问题。但是，初步的原则基础已经奠定。在以后的年代，大纵深战役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理论发展，而在伟大卫国战争的许多光辉战役中，这一理论得到了一系列重大修正。
1933年，战役系进行了大规模的双方战役性军事导演。这次导演暴露了对大纵深战役若干原则问题的观点分歧。争论主要围绕摩托机械化集群能否在正面前及在敌战役纵深脱离诸兵种合成兵团独立行动。
在导演中扮演集团军司令员角色的那个学员受工农红军司令部作战部几个到场指挥员的影响，拒绝派自己的摩托机械化集群到正面前对开进的敌人实施目的坚决的冲击。这就要求果断干预方面军首长角色的指挥，使战事进程保持有利于达成导演目的的方向。
叶戈罗夫元帅在持续三天的导演中一直在场。他仔细注视着演习进程，不断用启发性问题支持大胆、主动使用摩托机械化集群去完成独立的战役任务。元帅在讲评总结中指出，大纵深战役问题在我军第一次通过军事导演得到了如此全面和开拓性的研究。他的总结是对我军在发展战役法新原则中取得重要成果的肯定。
军队的实践工作
但是，创立军事理论任何时候都不能仅仅依靠理论上的探讨。它诞生于和平时期军队的训练实践和战争时期军队的作战过程之中。因此，如果认为大纵深战役理论只是在军事学院战役系封闭的集体里萌芽和诞生，那是完全错误的。
大纵深作战样式随着新式兵器的出现而如此呼之欲出，以致这一理论在部队中也因众多军事活动家的倡议而同时有了萌芽。除战役系外，其他军事学院，特别是装甲兵学院、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 [ 译者注：前身为1919年根据俄国动力学家茹科夫斯基建议成立的莫斯科航空技术学校，原是培养工程技术干部和指挥干部的综合学院。1940年以该院指挥系、战役系、领航系和首长进修班为基础组建指挥员和领航员学院后，改为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专门培养空军工程师。(分出的指挥员和领航员学院于1946年改为空军学院，1968年以世界第一个航天员加加林的名字命名，称为加加林空军学院。) ] 和防化学兵学院，以及一些军区，特别是白俄罗斯军区、乌克兰军区，还有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也有人研究大纵深战役理论。И．Π．乌博列维奇(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И．Э．亚基尔(乌克兰军区司令员)和他们的参谋长博布罗夫、Д．A．库钦斯基 [ 译者注：Д．A．库钦斯基(军衔为师级，相当于后来的少将)在1936年由基辅军区参谋长岗位调任新成立的总参谋部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1937年离任。1938年在肃反运动中被杀害。 ] ，以及装甲坦克兵副主任И．К．格里亚兹诺夫 [ 译者注：И．К．格里亚兹诺夫(1897－1938)，苏军指挥员，军级(相当于后来的中将)(1935)。1918年参加红军。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战争期间曾任团长、旅长、师长。战后至1930年任军长。1931年任摩托化和机械化部副部长。1933年起历任集群、军区司令员。1938年7月29日在肃反运动中被杀害。 ] 、装甲兵学院院长M．Я．盖尔马诺维奇、化学兵主任Я．M．费什曼和装甲兵学院、炮兵学院的其他同志，为大纵深战役理论增加了许多新的原则，补充和发展了这一理论。
乌博列维奇、亚基尔和格里亚兹诺夫进行的带坦克和空降兵的实验性演习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30年代的实兵大演习和各军区的军事导演成为这方面的大学校，提出了许多宝贵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结论。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乌博列维奇和他的司令部研究了摩托机械化集群进入突破口时的战斗队形和它在战役纵深的行动。乌博列维奇还创造性地解决了加强坦克的前卫在主力到达前进行战斗的问题。亚基尔和他的司令部专门研究了摩托机械化集群在战役纵深与空降兵协同的问题。B．К．布柳赫尔 [ 译者注：B．К．布柳赫尔(1890－1938)，苏军著名领导人，1935年首次被授予苏联元帅的五位军事领导人之一。1910年因罢工被捕，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被送到前线当列兵。1918年参加红军。国内战争中任师长、集团军副司令员等职。1921年任远东共和国军事部长兼人民革命军总司令。1924－1927年到中国广州任革命政府总军事顾问(化名加伦)，参加了北伐。以后历任乌克兰军区副司员令、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员、远东方面军司令员等职。1938年11月9日在肃反运动中被杀害。 ] 、И．Φ．费季科 [ 译者注：И．Φ．费季科(1897－1939)，苏军著名指挥员，一级集团军级(1935)。1916年参加沙俄军队，1918年参加红军。1918－1919年先后任纵队长、集团军司令员、北高加索军队总司令、师长等职。国内战争后历任师长、军长、军区参谋长、集团军司令员、军区司令员、远东特别集团军副司令员(布柳赫尔的副手)。1937－1938年任基辅军区司令员。1938年任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1939年2月26日在肃反运动中被杀害。 ] 、M．B．桑古尔斯基根据远东的条件，实地研究了大纵深战斗问题。在格里亚兹诺夫领导下，在后贝加尔地区举行了多次坦克演习。各部队进行了大量工作，丰富和深化了我们的军事理论。
总而言之，如果说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战役系，大纵深作战样式问题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具有较多理论性的话，那么在各军区，这一理论问题越来越具体化，而且得到了实践性研究。
从30年代起，我们的军事理论就是这样不断发展和丰富的，在随后年代，随着军队改建的完成和军队装备更现代化的新式武器，这一理论已成为战术和战役法领域大纵深作战样式的完美构想。
除了已经提到的人外，还有很多同志参加了这一工作。其中必须提到C．H．博戈米亚科夫、B．Д．格连达利、A．B．基尔皮奇尼科夫、B．К．莫尔德维诺夫、Π．Д．科尔科季诺夫、Б．Π．捷普林斯基，等等。这些人当时基本上是年轻干部，他们充满了巨大热情和对苏联军事理论发展必定成功的信心。
就在那几年，军队开始以实施战斗的新原则为基础重新进行训练。早在1931年，乌博列维奇就印发了第一本非正式的大纵深战斗守则。1933年，颁发了由A．И．谢佳金拟定的工农红军司令部正式守则。
1929年野战条令当时已经显得陈旧，于是在图哈切夫斯基领导下制定了新的1936年野战条令，它第一次完整反映了大纵深战术原则。
条令纲领性的一条指出：“敌人应在其配置全纵深遭到牵制、合围和消灭。”(第164条)
那些年还出版了第一批论述战略、战役法及独立使用摩托机械化兵团、航空兵和空降兵的重要科研成果。 [ 注：在当时出版的学术著作中，应该列出以下几部：H．E．瓦尔福洛梅耶夫：《突击集团军》；M．P．加拉克季奥诺夫：《战役的速度》；B．A．梅利科夫：《战略展开问题》；Я．M．日古尔：《现代战役》(这部著作没有正式出版，手稿也已遗失)；还有A．M．拉普钦斯基等人的著作。 ]
1932年，Г．C．伊谢尔松写的小册子《战役法的演变》出了第一版(增补的第二版于1937年问世)。该书研究了现代战争中武装斗争样式和方法的发展，对大纵深战役理论进行了论述。书中强调，我们已经站在军事学术新时代的前沿，应该从线式战略转到大纵深战略。
1932年12月，在中央红军之家为该书举行了书评会。军训部长A．И．谢佳金作了主要报告，指出“该书很有教益，为战役思维提供了有益的创造性的范例和正确的方向。”
谢佳金在报告结尾指出，“总的说来，这部著作略做修改后，能很正确地阐明战役法问题”，“看来是对这一伟大事业的第一个和极其宝贵的贡献”。 [ 原编者注：见《战争与革命》，1933年第1、2期合刊第113－118页。 ]
如今我们在回顾上次战争中苏军进行的许多光辉的大纵深战役时，应该记住我们研究的30年代。正是在那时第一次研究并确定了大纵深战役的原则。当然，这只是开头，大纵深战役的初期构想远不是完美的，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但是，已经有了开头，它为今后进一步发展我军战役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已经是30年代后半期的事，当时我国已处于1937年事件和伟大卫国战争前夕的紧张局势之中。
30年代后半期，苏联军事理论在战争威胁日益临近、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爆发一系列战事的形势下发展着。这一阶段就其内容而言是复杂、矛盾、多变的。使红军经受艰难考验的个人迷信对这一阶段造成了消极影响。但是，即便是在这几年，我国军事理论也在继续完善和深化。
1936年，红军的改建和换装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当然，由于技术不断发展，得到改进的新式武器不断出现，永远不能认为这一进程已经完结。
大纵深战斗和大纵深战役新样式继续得到完善和发展。30年代事件的一个特点是欧洲大陆的武装力量剧增。随着事件的发展，这些样式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承认和肯定。现在，西方资产阶级军事理论思想堂而皇之地从我军搬用这一构想，开始在其正式出版物中公开谈论它、发展它。法西斯德军统帅部关于使用坦克兵团和对战斗队形实行纵深梯次配置的已经非常具体的观点，从对它的一般论述中破壳而出。
1936年，法西斯坦克战理论家古德里安 [ 译者注：古德里安(1888－1954)，德军上将(1940)，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犯。1907年毕业于候补军官学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骑兵服役。战后在坦克部队任职，开始研究坦克作战问题。1935－1939年历任坦克师长、坦克军长等职。1940年任坦克第2集群(后为坦克集团军)司令。1941年12月因在莫斯科战败被解职，编入预备军。1944年出任陆军总参谋长，次年又因对苏作战失败被革职，并退出现役。著有许多著作。主张通过坦克闪击战夺取胜利。 ] 将军提出了进攻中使用坦克兵团的以下方法：第一梯队直接通过防御的战术纵深，对防御预备队实施冲击(这如同我发展突破梯队)；第二梯队进攻敌炮兵(这如同我远战群)；第三梯队在防御的战术纵深冲击步兵(这如同我直接支援步兵群和远距离支援步兵群)。按照古德里安的意见，在此情况下，使用装甲师特别有效的时机是：防御已在某一地段被打开，坦克在此刻突然出现，将使这些装甲师能够立即贯穿防御地带，进至机动地区。此种冲击的全部方法，与我军早在1932－1933年就已采用的大纵深战斗基本方案雷同，只在冲击顺序上有所变化。
于是，战役的大纵深布势和确定战役纵深，越来越被认为是现代条件下具有特色的问题。不过，我们已经从这些基本原则上升到掌握大纵深战役实施艺术的高级阶段。这一任务要求建立专门学院，以深入研究战役法和培养有学问的高级司令部指挥员。就此而言，伏龙芝军事学院战役系的范围已显得狭小，因此到1936年初就提出了开设特别的军事学院作为最高战役教育机关的问题。1936年秋季，这所学院正式成立，被命名为总参谋部军事学院。这对于进一步发展战役法理论具有重大意义。我军指挥干部训练发展到更高的水平，并进入了新的阶段。
总参谋部军事学院
对大纵深战役理论的研究在新的军事学院取得了进一步发展，但是仍局限在战役范围，学院训练计划追求的目的也还是培养组织与实施现代战役的能手。这实际上把学院变成了为高级司令部培养干部的技术学校。从军队实际需要的角度看，这样做在确立新战役样式时期是正确的。但是，那样狭窄地提出任务，也隐藏着消极的一面。大纵深战役理论到1936年已经达到那样的发展水平，在此水平上运用这一理论已不能排除战略成分，而只有战略尺度和整个战区的情况，能够使它具备可以理解的、在现有条件下有说服力的指导性意义。
在战役系这个研究新战役样式的第一级机构，大纵深战役研究还局限于大纵深战役本身，即脱离总的战略情况。但是在制定大纵深战役基本方案后，已需要另外一种研究方法。在总参谋部军事学院，需要将大纵深战役作为完成一定战略任务的手段来研究，并根据它在该战区可能进行和发展的情况，赋予具体的方向。换言之，为了将大纵深战役既定方案变成实际，需要给它设置某种战略背景，使其具有战略内容。
当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开始工作后，这一切就十分清楚了。但是，关于必须在学院以某种形式开设战略课程作为战役法基础的些微暗示，却遭到了上面的反对。当这一问题被提到开学前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时，总参谋长叶戈罗夫元帅有些生气地质问学院代表：“你们在战略上能做些什么呢？拟制战争计划？研究战略展开？或者进行战争？谁都不会让你们干这些，因为这是总参谋部的事！”
对于这样提出问题，当然无法表示异议。院长Д．A．库钦斯基是一个头脑灵活而又实际的人，也是出色的组织者，他赞同元帅的意见，拒绝在学院开设战略课。但是，问题当然不是要在学院研究属于总参谋部职权范围的战略性实践问题，而是要使战役法课程贴近现实的军事政治形势，这种形势是由于法西斯德国庞大的侵略军在欧洲中心展开而形成的。为此，必须判断我国西部边境新的兵力对比和部署；必须分析和研究发生战争的可能情况和战争初期的特点。这一切，使战役法课程正在贴近战略范畴和战略问题，要求在这方面做大量的研究工作。
图哈切夫斯基指出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他认为，要回答整个未来战争将有什么特点是不可能的，因为战争在发展过程中会不断改变自己的方式、特点而无法预见。但是他指出：“对于战争第一阶段，应该在和平时期就正确预见，在和平时期就正确判断，并且需要正确准备应对。” [ 作者注：《图哈切夫斯基选集》，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64年版，第1卷第261页。 ] 遗憾的是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没有做这一工作。这就是我们的军事思想不能在战前对军事行动在我边境地区爆发的可能和条件进行正确、灵活的战略分析的原因之一。高级指挥机关的代表也不愿在学院就战略问题讲一讲课，只有图哈切夫斯基在1937年初就现代战争的一般问题讲过一课。不过应当指出，军区司令员И．Э．亚基尔和И．Π．乌博列维奇在学院就大纵深战斗和摩托机械化部队使用问题作过报告，并与教员一起进行了军事导演。旅级 [ 译者注：1935年苏军实行军衔制时，只设了苏联元帅和校官、尉官，不设将军(认为将军是资产阶级的官阶)。上校至苏联元帅之间的军衔设旅级、师级、军级、二级集团军级、一级集团军级。政治干部则相应设旅政委级、师政委级、军政委级等。1940年5月改革军衔制时决定增设将军——少将、中将、上将、大将，分别代替原来的师级、军级、二级集团军级、一级集团军级。由此可见，这里的旅级相当于一些国家的准将(苏军从未设大校)。 ] Г．Π．索夫罗诺夫，当时的空降兵使用问题研究小组组长，和学员一起做了作业，给教员介绍了这一新问题。
因此，1936年组建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没有在战略领域给我国高等军事教育系统带来任何变化。这种状况的真正根源是个人迷信，那时，研究政治和战略问题被认为是最高政治和军事领导的特权。其消极后果在1941年战争初期就暴露出来了，当时许多高级指挥员(方面军和集团军级)必须独立分析大范围的情况和定下战略性的重大决心。明显的张皇失措，不能控制全局的复杂情况，不能在大范围定下适当的决心和控制整个战事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是战略级指挥员战略素养差和未受过战略思维训练的结果。1941年，我们因为对干部训练任务持狭隘观点，因为军事理论思想在战略领域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而付出了惨重代价。
学院主要教研室(战役法教研室和高级兵团教研室)理解战略问题对于保持教研室工作方向的意义。各教研室主任在1936年冬季请求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讲解一系列战略性质的问题。与图哈切夫斯基的交谈触及了现代战争、现代战争初期及进行现代战役的样式和方法等重要问题。 [ 作者注：《同时代人回忆M．H．图哈切夫斯基》文章中对此次谈话讲得比较详细。见《军事历史杂志》1963年第4期。 ] 这次谈话对组织学院战役法教学具有重大意义，它明确了对许多重要问题的理解，指出了我国军事理论思想的发展方向。当然，学院的教学计划是由总参谋部训令规定的，但是图哈切夫斯基对一系列战役问题的提出起了很大作用。
战役法教研室编写了战役想定，这些想定已经以当时可能发生的战争初期的具体情况为基础。当然，这些设想与1941年发生、当时还无法预见的情况相距甚远。虽然仔细研究了主要敌国法西斯德国及其可能盟国的兵力，但是，对于战争初期的战略条件和在我国西部边境的战役展开样式研究得远远不够。
当时设想在初期战略展开中会形成需要进行突破的绵亘正面，它必然导致正面突击。从兵力和战区容量计算的角度看，这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当时没有考虑到，摩托机械化部队已经能够在对方组织和建立起防御正面之前穿透这一正面，从而导致它在某一方向出现大纵深的不稳定。
对战役机动过程的发展当然也进行了研究，但基本上是研究突破正面后的机动。战役纵深的机动应该得到最广泛的发展和坚决的结局。但是，为了具备这种可能性，当时认为首先必须突破正面。于是主要注意力便集中在完成这一比较困难的任务上。
按照叶戈罗夫元帅坚持的当时流行的观点，战争初期要以空中和地面的积极行动，突人敌人靠近边界的领土，破坏其动员和集中，以此保障自己主力的展开。在最重要的战役方向，这些任务应由若干突人集群完成，这些集群由得到强大航空兵支援的摩托机械化兵团、骑兵兵团和驻在边界附近的军队编成。这样，这些突人集群的行动就表现为主力展开之前进行的若干独立战役。这些战役从其性质来说，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军集团为攻占列日 [ 译者注：列日(Liege)为比利时列日省省会。创建于6世纪。1886年建成军事要塞，由间距为6－7公里的12个环城坚固炮台构成。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军第1集团军假道比利时进攻法国，从1914年8月5日起，以10万人在380毫米和420毫米重炮支援下进攻列日要塞，遭守卫者顽强抵抗，直到8月16日才以伤亡25000人，被阻12天的代价攻占所有炮台。 ] 而入侵比利时领土时采取的旧行动方法。
这就是最早的观点。图哈切夫斯基理由充分地反对这一观点。按照他的权威性看法，在边界有工事构筑、敌边防部队兵力强大又做好高度准备的情况下，突人集群的独立行动不可能成功，而且会导致巨大损失。早在1934年，图哈切夫斯基在他的一份工作报告中就写道，“用旧方法，即采用过去的战略展开样式进行战争是不可能的”，“沿铁路向边界集中大量军队及进行大规模边境交战的旧的、传统的设想，已经不能适应现实条件”。 [ 作者注：《图哈切夫斯基选集》，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64年版，第1卷第24页。 ] 图哈切夫斯基预见到边境战区最容易遭敌航空兵突击，认为当时通行的动员和集中大量军队的整个方案已经过时，须要进行根本改变。图哈切夫斯基建议在边境地带部署若干编成强大的先头集团军，作为主力的第一战役梯队。按照他的看法，这些集团军要在出现战争威胁时隐蔽集中到以下地区，这些地区要尽量处于敌人最可能展开军事行动的那些方向的翼侧。
图哈切夫斯基认为在边境构筑的筑垒地域具有很大意义。按照他的想法，这些筑垒地域应该成为承受敌人进攻的盾牌，而隐蔽集中的各先头集团军则是向敌人实施翼侧突击的重锤。不过，绝对不能让筑垒地域起消极防御的作用。照图哈切夫斯基看来，筑垒地域是与野战集团军的积极行动保持有机联系的战役成分，是这些集团军在整个进攻战役中实施机动的依托。
这就是关于战争初期行动性质的基本理论观点。遗憾的是，由于我们在1941年6月遇到了完全不同的政治战略形势，我们来能采用这些观点。
从当时看来很有道理的这些观点出发，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在1936年开始研究我军军事理论的发展和高级指挥人员的训练。学院的基本战役想定研究的是集团军大纵深战役在白俄罗斯－波兰战区的逐次发展。这一想定此后在学院连续研究了两三年。战役法教研室整个集体和临时调教研室工作的学员M．B．扎哈罗夫(现在的苏联元帅) [ 译者注：M．B．扎哈罗夫生平见本书《关于大纵深战役理论》一文译者按。 ] 参加了这一想定的研究。
大纵深战役问题得到了比较扎实和多方面的研究。当时预设了三种发展突破梯队投入方案：
第一方案：当敌人占领的防御薄弱又缺乏强大预备队时，发展突破梯队从冲击一开始或敌防御战术纵深被完全突破之前就进入交战。在此情况下，发展突破梯队应自己在防御中打开突破口并向防御纵深突进。这种方案当然能够保障进攻取得最大速度的进展，但是只能对弱敌采取。
第二方案：被认为是最常用的方案。发展突破梯队在防御的战术纵深被突破和防御中出现突破口以后进入。预计在突破中等兵力的防御和拥有足够的进攻兵器时，战斗第一日日终时即可达到这一目的。
第三方案：是最复杂的一种，必须突破坚固筑垒地带，突破防御的战术纵深本身可能导致多日艰苦的战斗。在此情况下，不排除投入发展突破梯队去增强纵深的战术突击，并与进攻的军队协同，完全突破防御。这种使用发展突破梯队的方案被认为是最不理想的一种，因为它在开始完成战役纵深的基本任务之前就消耗了自己的力量。但是在突破经长期构筑工事的地带时，不能排除这一方案。
当时还研究了发展突破梯队在战役纵深行动的几种方案。
第一种是所谓短距离方案。当敌人没有什么可观的预备队时，以编成较小的发展突破梯队在夺取第二防御地带后，立即进攻防御后方，以同实施正面冲击的军队协同，合围和消灭守敌。在此情况下，仅向大约50公里的战役纵深派出摩托化先遣支队和侦察兵力。
第二种是所谓大纵深方案。以编成强大的发展突破梯队立即进攻敌战役预备队，以同航空兵和在深远后方着陆的空降兵协同，冲击和消灭这些预备队。在此情况下，整个突击的纵深可达100公里，在仍然防守正面的守敌后方，则留下一些摩托化步兵封锁支队。
最后一种是联合方案。即以发展突破梯队与友邻集团军投入的发展突破梯队协同行动。在此情况下，从不同方向对进的两支发展突破梯队应封闭在敌强大集团周围形成的合围圈，将该集团消灭。
在伟大卫国战争中，所有这些方案都得到了某种形式的运用。
随后，进攻战役的整个课题因使用方面军首长指挥的骑兵机械化兵集团军而有所扩展。 [ 作者注：该想定由A．B．基尔皮奇尼科夫(现为退役中将)编写。 ] 这样，大纵深战役研究就开始具有战略性质。但是，由于当时只求达到研究骑兵机械化兵集团军的目的(该集团军由得到航空兵和空降兵支援的数个机械化军、骑兵军和摩托化师编成)，所以还远远没有达到战略性战役的范围。
不管怎样，大纵深战役在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得到了进一步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对我国军事理论思想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1936－1937年是军事理论思想在这一领域实现新的飞跃和欣欣向荣的两年。遗憾的是这种发展势头持续时间不长。
艰难时期
1937年春发生了从根本上动摇红军的事件。由斯大林个人迷信引起的专横和非法行为殃及大批高级和上级指挥人员。许多功勋卓著、经验丰富的干部成了这些行为的牺牲品，军队实际上失去了领导。这些干部长期领导军队教育和指挥干部的战役训练，推动苏联军事理论前进，并指出了它的发展道路。现在他们却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他们创立的关于战斗和战役新样式的军事理论学说遭到怀疑，并险些被说成有害的东西。受迫害作者写的所有参考材料和正式、非正式军事文献都被禁止，一时竟不知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作为军事理论的指导原则。就是在总参谋部军事学院，也开始对大纵深战役基本问题研究发出了终止警报，反对摩托机械化兵团在正面前行动，反对把它们用于向纵深发展突破。而这一切，是在1939年秋季德波战局 [ 译者注：战局是苏军中介于战争与战役之间的概念，指根据总的企图而进行的一系列战略性战役和其他军事行动。是战争的一个阶段，通常以年度、季节和地名表示。 ] 中机动战役完全显露新的特点之前一年发生的。
对承认新思想起了消极作用的，还有被错误理解和总结的西班牙战争 [ 译者注：指1936年至1939年西班牙人民反对国内武装叛乱、保卫共和国的革命战争。1936年2月，人民阵线在国会选举中获胜，成立联合政府。7月，佛朗哥为首的军队在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军队支持下发动叛乱，苏联等54个国家的4万多名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力量编入国际纵队，支持西班牙政府。德、意等国向西班牙派出30万军队帮助佛朗哥。英法等西方国家也对西班牙实行封锁，最后公开支持佛朗哥。1939年3月，共和国政府失败。 ] 经验。当时从这一经验中引出了十分错误的、历史性短视的结论：新兵器只保障实施现代冲击的可能性，而对于冲击的性质和样式，则没有任何改变。
在西班牙战争及我国向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实施解放进军之后，红军甚至解散了机械化军这种大纵深战役的地面主要突击力量，停止发展轰炸航空兵这种空中主要突击力量。这些错误举措使大纵深战役丧失了赖以发展的基本物质基础。解散机械化兵团给军队带来了巨大危害。
上述种种情况不可能不影响我军理论观点的发展。创造性的主动精神暂时受到了严重制约。在军事思想中播下了怀疑的种子，对于已经叩击历史之门的大纵深战役理论，不是进行深化和发展，而是开始悄悄地加以否定。
这当然不能不在年轻指挥人员的思想中引起明显的分歧。他们在1937年后被提拔到高级领导岗位，要在1941年承受法西斯德军统帅部恰恰按照大纵深战役样式实施的头几次突击。这些年轻、忠诚、勇敢的指挥员在战争初期突然被卷进战争旋涡，他们之所以不能在其中正确行动，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充分理解他们不得不应付的大纵深战役的新特点。
总而言之，1937－1938年我国军事理论发展明显偏离了正确路线，这种偏离导致这一领域出现明显的停滞不前和无所适从的情况。虽然这一反复也留下了严重后果，但是它只是暂时的现象。
新的高潮
个人迷信不可能阻挡苏联军事理论总的发展进程。早在1939年，军事理论思想就在考虑现实军事事件经验的同时，迈出了新的发展步伐。诚然，西方“奇怪的战争” [ 译者注：指1939年9月3日－1940年5月10日英国和法国与法西斯德国消极作战阶段。德国1939年9月1日对波兰发动突然袭击后，根据条约负有援助波兰义务的英法两国虽然占有兵力兵器优势，却不愿对德军采取积极行动，其中法军刚取得一点进展即退回马奇诺防线防守。孤立无援的波兰被打败后，战场出现暂时的沉寂。尔后德军集中力量，于1940年5月击溃了英法同盟。 ] 和1939年冬季的苏芬战争暂时掩盖了大规模现代战争的真正样式，甚至可能把人们引入歧途。马奇诺防线仍然是神圣的，而且不可避免地决定了战争的阵地战性质。芬兰的战争似乎再次肯定了这点。
因此，大纵深战役样式实际上仍然没有被采用。1939年9月爆发的德波战争，是新的大纵深作战样式第一次在实战中得到应用。当然，这只是一个独立的战局，从其中引出的结论不可能具有终极意义。 [ 作者注：1939年德波战局中具有很多有利于实施大纵深战役的特殊条件。德军展开一开始就对波兰形成了包围态势；波兰战区没有进行工事构筑，从而为机动提供了充分的自由；正面不是绵亘的；德军在兵力和技术兵器上占很大优势，而且完全掌握制空权。 ] 但是半年以后，西方战事开始剧烈，这些战事完全显示了大规模现代欧洲战争的高水平大纵深战役的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波兰和法国的头几次战事就已表明，苏联军事理论思想走过的道路是正确的，它对现代战役大纵深样式的研究也是正确的。不过，这些战事鲜明体现的机动性和前所未见的大纵深，超出了所有最乐观的估计。1939年的波兰战局和1940年的法国战局展现了现代战争初期的新特点。这些战局表明，军事行动以事先集中的武装力量主力入侵为开端。这就使战争初期具有突然爆发的大规模战略性战役的景象，要求从战略观点角度去研究这些战役。在此条件下，战役法不仅与战略紧密相连，而且与其有机地融为一体。
但是，我军战役法在很大程度上囿于自己的圈子，而战争的战略领域，很遗憾，基本上游离于军事理论研究之外。没有对研究战争初期问题给予应有的重视，对我西部战区没有做出必不可少的全部理论性结论。这是我国军事理论不可否认的缺陷，它自然在1941年战争初期产生了影响。
战前的最后几年，总参谋部军事学院继续对战役样式和方法进行研究，并且基本上是在战役范畴，脱离战争初期可能出现的战略情况。不过，在当时战事的影响下，军事理论思想研究也有一些进展。第一，对机动战役的研究占据了比原先大得多的位置。第二，战役防御问题引起了普遍的重视。毕业后留在学院工作的年轻指挥员给创造性的工作带来了新气象。他们组成了教员队伍的基本骨干。其中有：И．X．巴格拉米扬 [ 译者注：И．X．巴格拉米扬(1897－1982)，苏军重要领导人，苏联元帅(1955)，苏联英雄(1944)。亚美尼亚族。1915年参加沙俄军队，1920年参加红军，1936年前任骑兵团长、师参谋长。后在总参谋部军事学院任主任教员。1940年经朱可夫大将(高级骑兵学校的同学)推荐到集团军任上校作战处长，后历任方面军作战部长、方面军参谋长、集团军司令员、方面军司令员等职。战后历任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总参军事学院院长、总后勤部长等职。1968年起任国防部总监察组总监。 ] (现为苏联元帅)、Φ．Π．伊萨耶夫、B．E．克利莫夫斯基赫、H．B．科尔涅耶夫、A．B．苏霍姆林、H．И．特鲁别茨科伊、A．M．希莫纳耶夫、Π．Г．亚尔切夫斯基，等等。在这几年中，年长一代专家A．И．戈托夫采夫、A．B．基尔皮奇尼科夫、C．H．克拉西利尼科夫、Φ．Π．沙法洛维奇、H．H．施瓦茨、E．A．希洛夫斯基等也为解决新问题贡献了自己丰富的经验和知识。
防御战役理论
1938年，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成立以来首次提出了防御战役问题。在学院范围内没有公开谈论这样做的原因。但是每个战役工作人员都明白，一旦与强大的法西斯德国侵略军发生冲突，在一定正面地段和一定时间内进行防御是合乎规律的，在某些条件下，防御是为了阻止强敌猛攻和疲惫敌人的不可避免的行动方法。况且，战役范畴的防御也是研究最少的问题。伏龙芝军事学院和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建立以来，对《集团军防御》这个课题还一次都没有研究过。战术防御我们研究得很好，它在所有野战条令中都占有与其重要性相适应的地位。但是在战役范畴谈论战区重要地段的集团军防御，被认为是某种不体面和差不多与我军进攻学说相矛盾的事。当时没有考虑到，进攻学说并不排斥防御战役这种军事行动类型和方法。可以坚持进攻学说，同时能进行在理论上经过很好研究的防御。相反，也可以实际上坚持防御学说，同时又忽视对战役防御问题的认真研究，就像法国人那样。这就是这一问题的辩证法。很遗憾，我们没有很好地搞清这个问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尽管防御在工程构筑和战术上发展异常迅速，但它并没有得到战役上的运用。一切只归结为扼守防御的战术地幅。预备队的使命只是通过反冲击和反突击完成这一任务。一旦战术地幅被突破，防御就后移，在新地区组织抵抗。如果战术地幅失陷，防御的全部战役能力就随着丧失，于是要求集中新锐预备队，它们或者在可能情况下恢复原有态势，或者建立新的防御正面。
现在则必须按新方式解决防御和防御样式问题。为适应进攻方法，战役防御应具有大纵深性质，能够在敌坦克兵团突至防御纵深时坚守住。为达此目的，设想在集团军范围组织由两道防御地带构成的防御战术地幅，而这两道防御地带又由一条防坦克斜切地区相连接，在集团军防御地带掩护的集团军后方，要把每个居民地和每个地貌适宜的地段变成防坦克“要塞”。集团军防御地域纵深可达75－100公里。其主旨是：敌坦克集群突破防御战术地幅后，就在战役纵深落人布满防坦克地域(“要塞”)的“迷宫”，它会被打得落花流水。防御阵地的编成，要迫使敌人在纵深不是按照他们的预想，而是按照所构筑地区和防坦克“要塞”组成的整个体系预先规定的方式发展进攻。防御正是应该在这方面迫使敌人服从自己的意志，并在大纵深地区实施，显示完整的战役体系。
战役防御理论在学院出版的《防御战役原则》中作了阐述。学院还编写了大规模的图上想定，题为《集团军带反突击的防御》。创新性的防御战役研究无疑丰富了苏联军事理论，它对于防御样式的发展，如同大纵深战役对于进攻样式的发展一样，具有重要意义。
战争前夕
这样，在战前最后几年，战役问题的范围就显著扩大了。这对活跃我国军事理论思想有明显的影响。
1940年12月举行的最高军事委员会 [ 译者注：正确名称为总军事委员会。1938年3月成立，隶属国防人民委员部，负责指导军事建设。1941年6月撤消。 ] 会议，对于战争前夕苏联军事理论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这次会议讨论了1939年及1940年夏季战事的总结，听取了关于现代战役特点的重要报告，并决定重新组建摩托机械化军。
30年代末，曾为编写新的守则、条令和教令做了大量工作。1939年编写的新野战条令草案在运用近期经验的基础上，对1936年条令进行了修改，明显扩大了对大纵深战斗的理解。例如，条令草案中增加了关于发展突破的新条(第294条)，其中指出了发展突破梯队的部队通过被突破的防御时，诸兵种合成兵团承担的任务。1939年条令草案中还有“关于战斗中军队指挥原则”一章是新加的，该章叙述了定下战役决心及实施决心的原则问题。这一条令草案在鲜明地反映进攻思想的同时，对防御也给予了很大关注，并且特别指出必须采取纵深梯次配置防御。
1941年春进行了修改的1939年野战条令草案是战前的最后一个条令。它终结了宏伟的制订条令的工作，这一工作反映了我国军事理论思想的蓬勃发展。从1925年至1940年，先后颁发了四个野战条令(1925年、1929年、1936年和1939年野战条令)。这些条令越来越全面地阐述了大纵深战斗样式，对我国军事理论发展的某一阶段进行了总结，从而鲜明地反映了军事理论发展的全部特点。
编写战役实施教材
编写关于战役实施的教材要复杂得多。之所以必需编写过去没有的教材，是因为大纵深战役具有新的特点，这种战役，是在地面和空中保持集中、统一的协同情况下使用多种作战力量的复杂系统。1934年，A．B．费多托夫根据叶戈罗夫元帅的指示，编写了战役实施教材草案，但是该草案未被总参谋部采纳。1936年夏末，又根据叶戈罗夫的要求编写了新的教材草案。任务很艰巨，但这一任务的合理性遭到了质疑。大纵深战役理论还处于发展过程，它还没有完善到可以作出定论的程度。此外，战役实施教材要以一定的战略构想、至少是战争初期的战略构想，以及对战役尔后发展基本方向的预测为基础。但是，这种复杂的、高层次的战略领域我们研究得很少。因此，教材草案仅对进行战役的技巧、战役保障和战役指挥进行了阐述。于是，写好的草案在1936年整个冬季都压在叶戈罗夫那里，随后更由于1937年事件放进了他的保险柜。
编写教材的工作有助于再次思考大纵深战役的所有基本原则，并对其进行较清晰的阐述和细致的编辑。在教材草案中，这些原则得到了比较成熟、明确和有根据的表述。该草案给了总参谋部军事学院一册，它成为学院战役法教学的基础。印发了它的一些章节，用作非正式教材，题为《战役实施原则》。
此后再也没有尝试过在战前颁发战役实施教材。结果，我们在战前便没有什么战役教令或正式的战役法教材。任何一支欧洲军队，包括德军，也都没有那样的教材。人们普遍怀疑，在进行武装斗争的样式和方法发生巨变的时期，有关战役实施的正式通用教材能否起好的作用。比这重要得多的是继续对战役法在尔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全面研究，使广大战役工作者具有大纵深作战的新思想。总参谋部军事学院也在执行这一任务，其学员直接受到大纵深战役精神的训练和教育，大纵深战役构想成为他们军事思维的基础。在伟大卫国战争中，许多卓越的统帅和成功的大纵深战役的组织者从这些学员中脱颖而出。
高级指挥人员还从上级指示及各军区举行的大型军事导演和大演习中了解了我军战役法的基本原则。因此，尽管没有正式的战役教令，高级指挥人员也熟悉战役法原则，这对苏军在度过艰苦的战争初期后转为实施坚决的进攻战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这里，正是战前进行的创造性军事理论工作显示了巨大作用。不过，在战争初期，由于当时形成的条件，这一理论未能有效运用。
结论
为什么我们的军事理论对未来战役的特点进行了如此众多和正确的研究，却不能在战争初期形成的艰难情况中发挥积极作用？假如不提出和解释这个问题，那么对苏联军事理论思想发展史的研究就会是不完全的，也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应该从这里引出严肃的结论。
尽管我们对一系列战役战略问题，其中包括战争初期问题，没有进行研究，战争前夕我们仍然拥有就基本原则而言堪称先进的军事理论。这一理论的基础首先是对未来战争进行了正确的预测：它是资本主义国家联盟对苏联的袭击，同它们进行的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我国军事理论研究了这一斗争的顽强性和长期性，它要求高度集中国家全部精神和物质力量。图哈切夫斯基写道：“我们应该考虑到，我们将面临艰苦的长期战争，我们应该善于区别各战争阶段，善于逐次和各个消灭资本主义联盟。” [ 作者注：《图哈切夫斯基选集》，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64年版，第1卷第261页。 ] 正是这样的出发点，要求我国军事理论妥善解决逐次进行带有最坚决目的(直至将敌人消灭在其国土上)的进攻战役的问题，并使我国军事学说具有鲜明的进攻性质。但是，由于考虑到战争的长期、紧张和千变万化的进程，我国军事理论研究了一系列具有多种战役战略特点和内容的、逐次展开的战争阶段和战局。
我们绝不认为可以通过一次闪电性突击结束战争。而正是这一切合实际的观点和其他许多观点，使我国军事理论不同于法西斯的总体闪击战冒险战略。伟大卫国战争的整个进程显示了我们观点的正确性，并且以其由开始到结束的具体发展，充分证明了这种正确性。
在战役法领域，我国军事理论认为实施战役要立足于大纵深杀伤敌人，其方法是协同使用各个兵种和各种武器，根据具体情况和现有兵器，每个兵种、每种武器都发挥大小不同的作用。可靠杀伤全战役纵深的敌人，反映了我军战役法理论的主要思想。
我军理论认为进攻战役是基本战役类型。但是，纵深梯次配置的防御在这一理论中也占有自己的地位，并在1939年野战条令草案中得到了完整的阐述。总的说来，军事理论研究为实施各种类型的战役——突破、机动、包围、合围、战役纵深内的行动、各种类型的防御、突围，提供了足够的依据。集团军和方面军首长为定下适当决心和在最复杂的条件下组织行动，能够在我军战役法理论中找到足够的依据。
另一个问题是：应该选择哪一类型的战役及哪种行动样式和方法。这要取决于具体情况，并要求正确了解情况和进行不带任何教条的灵活思考。不过，正是在这方面，我们的战役训练体系没有达到足够的高度。
我们曾经被某些宣言性的论点所束缚，这些论点奢谈要以进攻手段进行战争：说我军将是最具有进攻性的军队，说我们要将军事行动转移到敌人国土，等等，等等。这些论点是作为不可违反的、涉及我国军事政策和战略的训令，自上而下传达的，它们是指挥人员全部军事思维的基础。在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它们具有法律意义，在理论上不容讨论。结果，整个军事理论界都认为战争不是别的，战争就是立即转入进攻。战略情况的任何另类可能性都被排除，而且不能在理论上进行研究。
就连1939年在波兰、1940年在芬兰发生的战事，都没有改变和动摇这些占统治地位的官方观点。不过，总参谋部的高级军官们心里明白，战争初期的情况可能完全是另一种样子。在总参谋部和总参谋部军事学院的某些范围，人们甚至对此讲得十分具体，还掌握了相应的计算资料。但是，这些议论只能悄悄进行，不超出办公室范围。
因此，1941年6月伟大卫国战争爆发时的情况，是我军统帅部坚持的整个片面战略和军事理论方针没有预料到的，这就导致了一定程度的惊慌失措，使指挥员不能判明和驾驭已经发生的事件，不能掌握主动权。多年来用以教育我军指挥人员的军事理论方针，依旧对军事观点产生影响，尽管这一方针早就与我国西部边境形成的战略现实相悖，至少与1940年秋季以后，即希特勒开始在波兰西部和东普鲁士集中兵力以后的战略现实相悖。
伟大卫国战争初期形成的情况要求采取完全不同的战略方针。但是，对于已经与进攻之敌进行殊死搏斗的军事指挥人员思想情绪的迅速变化，却没有以灵活的思想教育去解决——这种思想不受任何宣言的约束，允许自主定下他们认为在当时条件下应该定下的战役决心。这正是高级兵团指挥员在战争初期未能从我们的先进军事理论中得到好处的原因，而它本来是可以带来好处的。
况且，创立苏联军事理论并且能够以高超艺术贯彻这一理论的老一代经验丰富的军事首长已经消失，而在战争初期，受过战役训练的指挥员又明显不足。因此，1941年夏季发生的悲剧有深刻的、与个人迷信密切相关的政治和战略上的原因。其后果极其严重，造成了巨大牺牲和惨重损失。
但是，由伟大的共产党领导的英雄的苏联人民能够消除战争第一阶段的严重后果。在消除这些后果后，苏军展开了一系列具有前所未见的战略规模的、光辉的大纵深战役。这些战役之所以能够出色地实施，除了有其他决定性因素外，还因为苏联先进军事理论早在战前就制定了这些战役的基本原则。这些战役丰富了军事理论，为它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并建立了苏联军事学术的丰富宝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