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话
译者：赖铭传 ·中国
出自————《大纵深战役理论》
出自————《西方军事著作》
大纵深战役理论是原苏联军界在20世纪30年代创立并一直引以为荣的先进军事理论，它在世界军事科学宝库中无疑应该占有一席地位。
读者看到的这本介绍大纵深战役理论的书有两个特点：第一，它并非由某个作者独自创作，而是从众多苏军领导人和专家、学者的著作中精选相关部分或全文汇集而成。第二，做此项工作的人并非苏军或俄军哪个领导或学者，而是一个比较熟悉苏联军事问题的中国将领。
我本来无心去做连苏联和俄罗斯同行都没有做的事。虽然我离开领导岗位后又重新做起了中断二十年的“译匠”工作，2004至2005两年中出版了三本新译著，但我认为以后再也不会接触我年轻时常接触的军事理论著作了。可是有一天，解放军出版社原军事编辑室主任谢钢同志突然来电话，问我苏军或俄军是否出版过专门研究大纵深战役理论的著作。我说没有看见过，大概别人也没见过，因为可能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书 [ 注：后来我问一个曾在俄罗斯当过多年武官、见多识广的朋友，他也说没有看见过那样的书。 ] ，苏军大纵深战役理论可能散见于《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图哈切夫斯基选集》等军事著作和苏联时期的《军事历史杂志》等期刊中。他说解放军出版社正在出版一套介绍外国著名军事著作的丛书，想请我“老将出马”，把散见于各处的著作和文章筛选、整理和翻译出来，形成一本比较系统和完整的向读者介绍苏军大纵深战役理论的专著。
这是何等困难的事啊！第一难要找到相关的俄文书刊；第二难要在普遍浏览的基础上从这些书刊中找到合适的有代表性的文章；第三难要把不同作者在几十年前写的理论性很强、典故很多的文字准确地翻译出来。我没有马上答应，可后来由于盛情难却，又感到向读者介绍这一有价值的军事理论，是很有意义的事，我最终同意试一试，前提是他能找到我要求找到的原始材料。除上面提到的书刊外，我还特别要求找到苏联军事学者在1965年和1970年编辑的《苏联军事著作中的战略和战役法问题(1917－1940)》、《苏联军事著作中的战术问题(1917－1940)》，因为仅从书名就能看到这两本书有多么重要。
我其实很怀疑他能找齐我开列的书刊，殊不知他很快就告诉我，我要的原始材料都已找到。当我拿到苏联几十年前的出版物时，我很钦佩他的执著和敬业精神，也意识到自己只能义无返顾地迎难而上了。
我浏览了找到的原著，觉得有把握编成一本大纵深战役(战斗)论文集了。确定全书由总论和分论两部分构成。总论部分选定三位苏联元帅和一位著名军事理论家回顾大纵深战役理论形成与发展的文章。分论部分起初选了20多篇、最后精选17篇从不同角度论述大纵深战役(战斗)的著作。选文原则是只选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即大纵深战役理论由形成到发展时期的权威著作。两部分文章的编排基本上按写作时间先后确定顺序，但是分论中论述合同战役和战斗的文章(共11篇)集中排在前面，论述军兵种使用的文章(共6篇)一起排在后面。不过，一个作者如有两篇以上著作，则不管后面各篇写于何时，都按成文先后顺序排在第一篇之后。为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各篇著作的内容实质，对每篇文章都加了译者按，介绍作者生平和文章的核心思想。
我不打算在此多谈编选、翻译14位作者内容不同、体裁不同、风格不同、文字水平也不同的文章的艰辛。但是想说明一点，就是书中所选大部分文章都写于七八十年以前，其理论观点和表达方式甚至所使用的军事术语，都带有当时的特色，加之作者的论述大多涉及战争历史，因此翻译难度特别大，读者要完全理解也会碰到困难。为了读者阅读方便，我在翻译过程中对诸多历史事件、人物、典故、术语等加了注释，总数有200条之多。
因此，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本书是唯一一部比较准确和全面反映苏军大纵深战役理论最权威观点的专著。从翻译角度讲，这是继20多年前我翻译的德国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后我最满意的一部译著。
由于这本书是我选编并翻译的，我觉得应该就以下几个问题向读者谈谈我的看法。
一、什么是大纵深战役
大纵深战役理论是关于准备与实施大纵深战役的理论。它是在大纵深战斗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研究大纵深战役必然会先接触大纵深战斗，因此，文章作者常常把二者结合起来说。由于大纵深战役理论本身涵盖了大纵深战斗理论，许多时候便只提前者。
研究大纵深战役理论首先要弄清什么是大纵深战役(战斗)。关于这点，H．B．奥加尔科夫元帅在《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中讲得很清楚：“大纵深战役(战斗)，是战役军团(兵团、部队)的作战样式。其实质是以杀伤兵器同时压制敌防御全纵深，在选定方向突破其战术地幅，尔后将发展胜利梯队(坦克、摩托化步兵、骑兵)投入交战，并为尽快达成预定目的机降空降兵，迅速将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
这实际上是对M．H．图哈切夫斯基、B．К．特里安达菲洛夫、A．И．叶戈罗夫等军事领导人和专家、学者的论述进行综合后得出的官方结论
根据具有权威性的论述，大纵深战役(战斗)的本质特征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对敌人防御配置实施全纵深突击。全纵深突击是大纵深战斗和战役的精髓。其要点是摈弃线式作战，在全纵深同时消灭、压制、牵制、合围和全歼敌主要集团。早在1928－1929年间，图哈切夫斯基在向伏罗希洛夫呈送的一个报告中就强调要依靠新的物质技术基础，“摈弃过去那种单个夺取敌战斗队形每一个基点的、极其消耗体力的艰难作战样式，在同时压制敌配置全纵深的情况下，转而采取新的、更加有效的战斗样式和方法”。特里安达菲洛夫则主张把坦克按行动距离编成直接支援步兵坦克群、远距离支援步兵坦克群和远战坦克群，要求它们向不同的纵深突进，“与远战炮兵和航空兵协同，压制敌配置全战术纵深”。1932年，叶戈罗夫在代表红军司令部提出的报告提纲中强调指出，现代杀伤兵器由于具有强大威力、快速性和远战性，“使军队能够同时在敌配置全纵深杀伤敌人”。他要求在战术上借助于快速坦克、歼击机、炮兵、步兵装甲输送车以及强击航空兵的行动，向敌防御地带全纵深(含炮兵阵地、战术预备队地域)突进；在战役法上以得到强大航空兵支援的大量骑兵和摩托机械化兵团大纵深前出到敌人后方。苏军1936年野战条令纲领性的第164条则明确指出：“敌人应在其配置全纵深遭到牵制、合围和消灭。”这些都十分清晰地提出了全纵深作战的任务。
第二、在突破战术地幅后立即投入发展胜利梯队。苏军理论界认为，在线式战略占统治地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术突破通常不能发展为战役突破，战役始终处于没有完成的状态，所以达不到预定目的。大纵深作战是在地面和空中保持集中、统一的协同情况下使用多种作战力量的复杂系统，在这种新作战样式中，必须建立由坦克、摩托化步兵、骑兵组成的发展胜利梯队，在突破敌人战术地幅后迅速投入交战。这在1935年《大纵深战斗守则》和1936年暂行野战条令都有明确规定。
30年代中期确立的大纵深战役理论则具体要求，为了对敌人实施强大的首次突击和迅速发展胜利，军队应采用纵深梯次战役布势，其中包括一个冲击梯队、一个发展突破梯队、各种预备队、航空兵和空降兵。冲击梯队由数个加强坦克和炮兵的步兵军编成，用以突破战术防御；发展突破梯队(亦称快速集群)由数个机械化军或骑兵军编成，用以将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通常在突破敌防御战术纵深之后投入发展突破梯队。这样，就有可能高速向大纵深发展进攻，使大纵深战役理论原则能够运用于方面军进攻战役。
1940年前后，对方面军实施大纵深战役又作出规定，要求方面军建立强大的战役第一梯队、一个快速集群，以及航空兵群和各种预备队。在方面军主要突击方向进攻的集团军(突击集团军)应建立由1－2个机械化军、1个骑兵军组成的集团军快速集群，在敌第二防御地带被突破后立即进入交战，向战役纵深发展突破。
上述构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实际运用。为了发展胜利，苏军各方面军和集团军都建立了强大的快速集群，用来向深远纵深高速发展进攻战役。其中方面军快速集群由1－2个坦克集团军编成，集团军快速集群由1－2个坦克军和机械化军编成。此外，还建立了统一指挥的骑兵机械化集群和骑兵坦克集群，它们通常由1个机械化军(坦克军)和1个骑兵军编成，用来遂行发展突破任务。
第三、必须将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这是与第二个特征紧密相连的特征。投入发展胜利梯队的根本目的，就是将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苏联军事理论家早在30年代初就指出，应该将大纵深战术行动发展为大纵深战役突破，如果不能在战役领域最终解决问题，即不能将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那么大纵深战术的一切成就都会变成可有可无的东西，因为打开的缺口不久就会被再次封闭，第一梯队的所有战术努力都变成徒劳，进攻正面会像鼓起的肚子，只能疲惫和消耗进攻力量。
由大纵深战斗向大纵深战役发展的实质，是促成突破的战役性发展，取得完全的战术胜利，并且从打开的缺口向战役纵深突进，在战役范围消灭敌人。叶戈罗夫在1932年汇报提纲中指出：“帝国主义战争中有过很多突破敌人防御地带的情况，但是这些突破只导致对正面的战术突破。没有出现过向纵深发展进攻以将战术胜利变成战役成果的事例。其原因在于没有能够发展突破、在行进中消灭开到的预备队、破坏指挥和补给系统等等的快速战役梯队。”
有鉴于此，大纵深战役理论规定大纵深战役须包括几个阶段：突破战术防御阶段、将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阶段、发展战役胜利(战役追击)阶段。其中突破战术防御阶段是主要阶段，由步兵、坦克、炮兵和航空兵共同实施；将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是达成全纵深突破的主要标志，实现途径是以大量坦克、摩托化步兵、机械化骑兵进入在防御中打开的缺口，出动远程航空兵和机降空降兵，以击溃敌预备队，摧毁敌战役防御；发展战役胜利阶段则要达到彻底击溃选定战役目标，为实施新战役占领有利的出发地位。为使大纵深战役从第一阶段向后面各阶段发展，必须在敌防御战役纵深投入快速军队，并出动远程航空兵和空降兵。
二、大纵深战役理论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
任何军事理论都离不开社会发展条件，它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经济政治制度的变革、武器装备的更新、编制体制的改革、战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前进。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苏联在社会经济发展、武器装备更新和战争经验的积累等方面，为大纵深战役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特别优越的条件，而苏维埃国家面临的国际威胁则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正如奥加尔科夫所指出，大纵深战役理论“鲜明地揭示了作战样式和方法对兵器的依赖。苏联社会经济的发展、苏联军事科学的先进性、苏军的技术装备更新和编制改革，以及战斗经验的积累，为制定这一理论提供了条件。”
第一、苏联社会经济成就为军事理论的创新奠定了物质基础。经济是军事的基础。它不仅决定国防建设的性质和方向，而且决定军队建设的规模和质量，还决定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法，当然也决定军事科学的发展。图哈切夫斯基1928年在《战争——武装斗争的一个问题》中引述恩格斯关于“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的著名论断后指出：“战争样式的发展完全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这说明苏联军事理论家们充分认识这一真理，努力推动作战方法的变革。
苏联在1928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为苏联逐步实现工业化提供了条件。这个计划在1932年提前完成后，苏联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3倍，建成了2400新企业，兴建了汽车和拖拉机制造业、飞机制造业、人造橡胶工业、人造纤维工业等一系列原来没有的工业部门。电力、石油、煤炭的产量大幅度增长，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达到70％，60％以上的农户加入了集体农庄(这有利于未来解决兵员问题)。1937年提前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后，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已超过法国、英国、德国，居世界第二位。当时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已达93％。
随着经济的发展，苏共中央于1929年年中通过了《关于我国国防状况》的决议，要求在改进现有武器装备的同时，在最短时间内研制出新式武器。按照这个决议拟制了武装力量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从而大大加速了国防工业的发展。根据М．B．扎哈罗夫元帅列举的数据，苏联在1930－1931年平均每年还只生产860架飞机，740辆坦克，到1932－1933年，二者的年产量已分别达到约2600架和3770辆。在此期间，火炮数量从1911门增至3778门，步枪从174000枝增至256000枝。这些十分突出的增长指标使苏军的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到第二个五年计划临近结束时，苏联工业已能生产质量不比资本主义国家逊色的现代技术兵器。到1938年，工业部门向军队提供的飞机达5469架，火炮达12687门，机枪约75000挺，步枪约120万枝。
装备的大大改善，为苏联军事科学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也促进了军事理论的创新。正如扎哈罗夫在论述大纵深战役理论时所指出，“苏联武装力量的技术改装根本改变了有关战斗和战役的旧观念，对苏联军事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它在不久后制定了大纵深战役原则和大纵深战斗战术。”奥加尔科夫讲得更直接：“苏联制定大纵深战斗理论，以军队获得新的物质技术装备(远战火炮、坦克、装甲车、作战飞机)为基础，也由于出现了新的兵种(坦克兵、机械化兵、空降兵)，使军队有可能摈弃原来那种实质上是缓慢和逐次克服敌人一道道防御阵地的作战方法，转而采取更有效的机动作战样式。”
第二、苏军进行重大体制编制改革为采取新作战样式提供了条件。新作战样式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武装力量体制编制，而后者的改革又能促进前者的发展。另一方面，苏联武装力量装备水平的明显提高，也使改革体制编制日益具有紧迫性。
1930年1月，图哈切夫斯基在向陆海军人民委员提交的关于整编武装力量的报告中写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给我们严肃地提出了改建武装力量的任务，此种改建要考虑到全部最新的技术因素和大规模军事技术生产能力，以及农村出现的进步……各兵种数量和质量的发展，要求确定新的比例和新的结构上的变化……经过改建的军队也呼唤新的战役法样式。”
根据苏联军事领导机关的决定，对军队体制编制进行了逐步而目标明确的改革。
步兵体制编制改革的主要方向是增强突击力、火力，实行摩托化和机械化。
炮兵在20年代末已经按炮兵战斗条令要求建立了直接支援步兵炮兵群和远战炮兵群。前者以师属炮兵为基础，每群支援一个步兵团，团属炮兵通常只作为随伴火炮。后者由步兵军属炮兵组成，用于对付敌人炮兵和预备队，可按师的数量分成若干分群。统帅部预备队炮兵配属各步兵军、师，可编进两种炮兵群。进入30年代后，又根据大纵深战斗和战役的需要对编制结构进行完善，重点是增强射击威力，使炮兵能够对各兵种、首先是步兵和坦克进行全纵深保障，即能够实施冲击的炮火准备、冲击的炮火支援和对纵深战斗实施炮火护送。
装甲坦克兵取得了特别大的发展。1929年底，苏军成立摩托化和机械化部(1934年改称汽车装甲坦克兵部)。建于国内战争的装甲兵自1930年起改称摩托机械化兵，1934年又改称汽车装甲坦克兵 [ 注：此后又于1942年改称装甲坦克和机械化兵，1954年改称装甲坦克兵，1960年改称坦克兵。 ] 。1930年，组建了第一个机械化旅，1932年又将该旅扩编为世界上第一个机械化军，并继续组建坦克团(后扩编为旅)。30年代中期，步兵师内开始编入独立坦克营(45辆坦克)，骑兵师内则编入了机械化团。到1937年底，汽车装甲坦克兵已具有相当完整的体制编制，其中包括：步兵师和骑兵师属部队(坦克营和机械化团)、统帅部预备队属坦克兵团(中型和重型坦克旅)、独立机械化旅和摩托装甲旅、机械化军。1938年，机械化团、机械化旅、机械化军分别被改编为坦克团、坦克旅(31个)和坦克军(4个)。
骑兵按照减少数量、增强火力和突击力的发展方向进行改革，其主要措施是1935年在骑兵师的编成内增加了一个机械化团、一个火力团和一个骑炮营。
空降兵在1929年首次实施了15人的空降后得到了迅速发展。1930年在列宁格勒军区组建了第一个试验性航空摩托化空降兵支队。1932年，又在该军区组建了第一个空降兵旅，在其他军区组建了空降兵支队(后来也相继扩编为旅)。在1935年基辅大演习中，苏军在世界上第一次伞降了一个团(1188人)，机降了2500人。
航空兵装备新型飞机后，编制结构大大改善。1927年起开始组建航空兵旅，1933年组建了遂行独立战役任务的重型轰炸机军，1936年建立了第一个重型轰炸机战役军团——特种使命集团军(到1939年已有3个)。
工程兵、化学兵和通信兵编成营、连、排，编入步兵兵团和部队或统帅部预备队。
这样，经过改建的军队既“呼唤新的战役法样式”，也保障了这一样式和相关理论的可行性。叶戈罗夫在1932年汇报提纲中的两段话可以作为这个问题的总结：“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采纳的空军和摩托机械化部队建设计划，最近一至两年内在步兵和骑兵部队、兵团实行机械化和摩托化，不仅将根本改变工农红军的组织结构，而且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战略和战役战术问题。”“1933年我们将拥有航空兵军和机械化军这类强大的兵团。就压制兵器而言，我们能够以大量补加袭击兵器(飞机、坦克、火炮等)保障各军突击集群和若干突击集团军，这些兵器使人们能够按新思维提出关于战斗和战役性质的问题。”
第三、高度的忧患意识增大了制定新军事理论的紧迫性。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和当时惟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时刻感受到世界帝国主义体系把她从地球上抹去的威胁。1930年举行的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强调，帝国主义正在加紧准备侵略苏联的战争，国家遭到军事袭击的威胁越来越大。这一切，要求在科学总结以往战争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国内战争经验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加强军事理论研究。图哈切夫斯基作为深孚众望的军事理论家，1930年曾就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著文说：“我们当然不能满足于我们军事理论思想原有的水平……我们不能不考虑到五年计划中红军的军事理论，不能不通过相应改变军事理论原则作出反应。” [ 注：见图哈切夫斯基：《从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看现代战争特点》。共产主义学院《论丛》，1930年第1卷第20页。 ] 苏联军事理论当时所依据的方针，后来在1936年野战条令中写得很清楚：“对工人和农民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任何袭击，都将被苏联武装力量全力击退，同时军事行动将被转移到发动进攻的敌人领土。红军的战斗行动将是歼灭性的。夺取最后胜利和彻底消灭敌人，是我军在强加给苏联的战争中的基本目标。”
苏联军事思想认为，未来战争是数百万人进行的武装斗争，参战双方追求的最后目标都是彻底消灭敌人。战争将具有极大的规模，且极度紧张。它不可能是闪电性的，即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哪怕这是规模巨大的战略性战役。武装斗争将由一系列连续实施的突击构成，而这些突击又形成连续实施的战略性战役体系。这点，图哈切夫斯基在1928年写的《战争——武装斗争的一个问题》中讲得很透彻：“现代战争中使用的作战兵器和辅助兵器的发展，急剧改变了进行战争的条件。现在我们不能期望那样的交战，它们能够导致以一次突击就消灭敌人全部作战军队的结果。正面的宽度、铁路网的高效率和战区的大纵深不允许达到那样的结局。战争是由一系列连续战役构成的，这些战役最后会导致彻底消灭或击溃敌军，夺取其支撑战争的经济目标和领土。”特里安达菲洛夫在1929年写的《现代集团军战役的特点》中也作了明确的论述：“如果给予军队的任务不是具有局部意义，而是要达到坚决的目的……那就应该规定大纵深楔入敌人配置，紧随第一次突击实施第二次、第三次和随后多次突击，以使敌人被完全消灭。最理想的是在计划本国武装力量的行动时，要使其通过一系列进行到底的毁灭性突击，使敌人被完全消灭，彻底投降。”
根据这些情况，苏联军事思想得出结论：需要采取那样一种武装斗争样式和方法，它能使军队克服绵亘正面的强大火力，迅速消灭敌战役集团，夺取战略性胜利。当时的工农红军参谋长叶戈罗夫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一次重要讲话中指出：“现代军事学术主要和基本的任务是不让敌人建立绵亘的防御正面，使战役和战斗具有毁灭性突击力和很高的速度。” [ 注：叶戈罗夫：《现代军事学术的任务》，转引自《苏联军事著作中的战略和战役法问题(1917－1940)》，莫斯科1965年版第385页。 ] 这就要求武装斗争具有高度机动性，力避阵地战。苏联军事思想认为，完成这一任务的最有效方法是对敌军防御战役布势全纵深实施具有巨大穿透力的突击。那样的突击，只有纵深梯次配置的大量互相协同的步兵、坦克和炮兵在航空兵支援下才有可能实施。这种作战样式和方法被称为大纵深战役，必须根据形势需要和现代战争要求，制定一种全新的、能够保障胜利的进攻战役理论。这一理论就是大纵深战役理论。
三、谁是大纵深战役理论的创立者
对于这个问题，苏联军界显然有过争论，或者说有过不同意见。扎哈罗夫1970年指出：“战后年代，常可看到有人在报刊上说某人是这一武装斗争样式理论的创始人或先行者。我认为，寻找这一理论的具体作者是徒劳的。”他认为大纵深战役和大纵深战斗理论“是生活本身提出来的。大批学者、军事实践家和红军领导人员，其中包括工农红军司令部和总参谋部的上述人员，参加了这一理论的科学论证和各种原则的检验。”
这一论断从本质上说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任何一种被国家采纳的军事理论，都离不开集体的劳动。
不过，在C．C．比留佐夫元帅1964年写的文章中，我们可看到另外一种说法。比留佐夫明确指出是图哈切夫斯基“制定了大纵深战斗理论，并为在军队教育和训练实践中贯彻这一理论做了大量工作。”他还引用著名军事领导人的话来证明这一说法：
1933年，红军摩托化和机械化部部长И．A．哈列普斯基在给图哈切夫斯基的信中说：“我在研究自己的课题时，以您拟定的‘大纵深战斗’提纲为基础。我能让您高兴的是，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 [ 注：图哈切夫斯基的名和父名。 ] ，您的理论研究，您的实际上经过战斗实践检验的提纲，基本上完全被证明是正确的。”
1934年，曾任红军总司令的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副陆海军人民委员C．C．加米涅夫在革命军事委员会一次会议上发言时说：“大纵深战斗不是方法，而是战斗样式。它是由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提出来的。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所提的建议，把同时或接近同时向前沿、向敌炮兵部队和深远纵深实施突击作为自己的任务。”
两位苏联元帅在不同时间写的文章说法不一，可能与不同时期的政治气候有关。我们似可从他们的观点中找到一种“折衷”的观点。
第一、图哈切夫斯基最早提出了大纵深作战思想，并在理论上进行了初步阐述。图哈切夫斯基是苏军首屈一指的军事理论家，他25岁就担任集团军司令员，27岁升任方面军司令员，成为国内战争中最年轻的青年统帅。战后历任军事学院院长、西方面军司令员、工农红军参谋长助理、副参谋长。1925年11月－1928年5月任工农红军参谋长(即以后的总参谋长)。后辞职调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1931年任副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工农红军装备部长。后来还担任过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兼军训部长。
如此显赫的高级指挥员履历使他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和高度的军事学术水平。加上他年富力强，勤奋学习，善于思考，努力进行军事学术研究，所以他能够在作战样式和方法上提出新思维。据一些文章介绍，他是向高级指挥员讲授列宁主义军事原则的第一位司令员，还经常与指挥和参谋人员一起研究以往的战役，并在本集团军成立参谋长和指挥员高级训练班，亲自讲课，他的著名讲稿《民族战略和阶级战略》就是这样整理出来的。后来他又写过很多论述战略、战役法和战术的著作。他的身份和他的学识使他的思想和观点具有较大的权威性 [ 注：朱可夫在《回忆与思考》中谈到，他第一次听图哈切夫斯基谈战争新问题的观点时，“听得都入迷了”。(参见解放军出版社：《朱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2003年版第112页) ] ，而他占据的领导岗位，又使他提出的思想和理论原则较易于推行 [ 注：朱可夫在谈到图哈切夫斯基等人的作用时指出：陆海军人民委员(后为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在红军指战员中享有威望，但他还不算是一位军事行家。“所以，在国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工作中，在武装力量建设事业中，在军事科学领域，他首先要依靠自己的亲密助手，诸如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加米涅夫、特里安达菲洛夫、亚基尔、乌博列维奇等大军事活动家和其他大军事行家。”(参见解放军出版社：《朱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2003年版第110页) ] 。
事实上，单从本书所选的图哈切夫斯基著作看，他在1928年就提出了大纵深作战思想(前面已述)。在1929年的文章中明确提出了“大纵深歼灭性战役”的概念。在1931年写的《战争的新问题》中，则通篇贯穿着大纵深作战思想。遍读能够看到的涉及大纵深战役理论的专著和介绍文章，没有发现哪个人比图哈切夫斯基更早提出这样的思想和原则。加米涅夫在最高军事领导机构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上都明确说大纵深战斗样式是由图哈切夫斯基提出来的，也是一条明证。
第二、其他军事领导人和专家、学者对大纵深战斗和大纵深战役理论进行了补充完善。起初，大纵深作战思想并没有立即得到所有人的支持。不仅一些从沙皇军队中留用的老军事专家反对，而且军队某些领导人、工农红军司令部的负责干部和军事学院学员也曾表示不理解。在一次演习中甚至曾出现过扮演集团军司令员角色的学员拒绝按大纵深作战原则行动的事例。这说明，要使这一理论成为全军指战员都接受的作战理论，还需要做很多诠释、论证和推广工作。在这方面，特里安达菲洛夫和叶戈罗夫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特里安达菲洛夫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红军中由连长逐级升至旅长，1923年毕业于工农红军军事学院后，历任工农红军司令部作战部长、军长兼政委、工农红军副参谋长，是具有丰富指挥和参谋工作经验的著名军事理论家。他曾在图哈切夫斯基领导下工作，热情支持图哈切夫斯基的大纵深作战思想，并在实践中落实、贯彻。1929年，他以工农红军副参谋长的身份写了关于在进攻战斗中使用坦克的报告，提出按行动距离将坦克编成三个成纵深梯次配置的坦克群的设想(前面已述)。这种使用坦克的方法，实际上是图哈切夫斯基关于借助坦克、远战炮兵、航空兵和空降兵对敌人实施同时大纵深杀伤思想的具体化。这个报告与前面说过的图哈切夫斯基在1928年写的报告一起，被视为最早阐述大纵深战斗思想的两个文件。1929年，特里安达菲洛夫在著名的专著《现代集团军战役的特点》中强调，使用各种坦克群(坦克梯队)、强击航空兵和远战炮兵对全战术纵深实施突击，是组织和实施现代战斗的崭新形式，也是达成战争目的的最坚决的战略手段；正确解决战役法发展问题，要求充分利用一切可能性，向各种条件“所能容许的最大纵深发展决定性的突击”。该书对大纵深战役理论的创立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31年，特里安达菲洛夫在因飞机失事遇难前几个月，又向工农红军司令部呈送了《军队改建后战术和战役法基本问题》，再次以提纲形式阐述了关于大纵深战斗和战役特点的基本观点。特里安达菲洛夫如此执著地坚持大纵深理论，理所当然地被称为大纵深战役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叶戈罗夫1901年参加沙俄军队，逐级升至上校团长。1918年参加红军后历任集团军司令员、方面军司令员、军区司令员等要职。1931－1937年一直担任工农红军参谋长和总参谋长。1935年与К．E．伏罗希洛夫、M．H．图哈切夫斯基、B．К．布柳赫尔、C．M．布琼尼等五人被首批授予苏联元帅军衔。作为中央指挥机关的主要领导人，叶戈罗夫积极支持大纵深作战思想，具体负责有关学术讨论、教材修改和各种演习。他本人也就这一理论发表了许多见解，1931年曾在军事学院作了关于“大空间战役”的报告(当时他称大纵深战役为“大空间战役”)。他的最重要贡献是在1932年代表红军司令部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阶段工农红军的战术和战役法》报告提纲。该提纲论述了30年代苏联军事学术若干最重要问题，并使大纵深作战思想和原则首次成为官方观点。他在对战术和战役法的重要问题进行阐述后得出结论：“当代基本问题是同时向大纵深展开战斗行动。这一问题无论在战术上还是在战役法上都是中心问题。”不久，以该提纲为基础制订了《关于组织大纵深战斗的临时指示》，于1933年2月作为守则下发部队贯彻。
伏龙芝军事学院和以后的总参谋部军事学院的领导和教研人员对研究和推广这一理论也作出了很大贡献。大纵深战斗构想正是在伏龙芝军事学院首先得到了承认。早在1930年初，该院就根据大纵深战斗新原则进行了图上和现地战术作业。该院战役系和以后的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战役法教研室的诸多学者，特别是担任这两个单位负责人的Г．C．伊谢尔松，对大纵深战役理论教学和研究做了很多工作。
伊谢尔松1924年毕业于工农红军军事学院，曾任师长、总参谋部副处长、伏龙芝军事学院战役系主任，1936年起任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战役法教研室主任。由于身居重要教学岗位，他对创立和具体论述大纵深战役理论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在1931年写的《战役法的演变》和1933年写的《大纵深战役原则》两本著作中，系统研究了大纵深战役的理论和实践问题。1932年，军训部长A．И．谢佳金给予《战役法的演变》高度评价，认为“该书很有教益，为战役思维提供了有益的创造性的范例和正确的方向”，“是对这一伟大事业的第一个和极其宝贵的贡献”图哈切夫斯基1936年也给了肯定的评价，认为书中阐述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就连德国杂志《军事周刊》也在1935年发表文章，认为伊谢尔松在《战役法的演变》一书中阐述的思想具有创新性。
在对大纵深战斗和战役进行过理论阐述的“功劳簿”上留下姓名的学者还有C．H．克拉西利尼科夫、E．H．谢尔盖耶夫、A．M．佩列梅托夫、A．H．拉普钦斯基、Д．M．卡尔贝舍夫、И．И．特鲁特科、H．E．瓦尔福洛梅耶夫、E．A．希洛夫斯基、H．H．施瓦茨、Φ．Π．沙法洛维奇、A．И．戈托夫采夫、C．H．阿莫索夫、C．M．别利茨基，等等。军训部长A．И．谢佳金和工农红军摩托化和机械化部副部长К．Б．卡利诺夫斯基作为领导干部也著文进行了阐述。其他军事学院，特别是装甲兵学院、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和防化学兵学院，以及一些军区，也对研究大纵深战役理论作出了贡献。
第三、部队通过各种演习对大纵深战役理论各项原则进行了全面的实际检验。军事理论的创立不能仅仅依靠理论上的探讨。它来源于军队作战和训练实践，又要在这些实践中受到检验。演习是检验理论原则的最有效形式。
30年代的实兵大演习和各军区的军事导演对这一理论的主要原则进行了系统化和检验，提出了许多宝贵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结论。特别是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И．Π．乌博列维奇、乌克兰军区司令员И．Э．亚基尔、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员B．К．布柳赫尔和副司令员И．Φ．费季科，以及装甲坦克兵副主任И．К．格里亚兹诺夫等通过演习进行了实践性研究，为大纵深战役理论增加了许多新的原则。乌博列维奇及其司令部研究了摩托机械化集群进入突破口时的战斗队形和它在战役纵深的行动，以及加强坦克的前卫在主力到达前进行战斗的问题(乌博列维奇还在1931年印发了第一本非正式的大纵深战斗守则)；亚基尔和他的司令部专门研究了摩托机械化集群在战役纵深与空降兵协同的问题；布柳赫尔和费季科实地研究了大纵深战斗问题；格里亚兹诺夫在后贝加尔地区组织了多次坦克演习。各部队进行了大量其他工作，丰富和深化了这一理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比较“超脱”地得出以下结论：大纵深战役理论是集体劳动的结果。首创者是图哈切夫斯基；特里安达菲洛夫、叶戈罗夫等领导人及总参谋部、军事院校的专家、学者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布柳赫尔、乌博列维奇、亚基尔等领导部队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实践性研究，使其尽可能切合战争实际。
四、大纵深战役理论经历了怎样的发展道路
浏览本书选译的著作，可以大致勾画大纵深战役理论的发展轨迹：
1928年，图哈切夫斯基向伏罗希洛夫呈送关于改建红军和为其装备现代化新兵器特别是坦克和飞机的报告。它是在业已公布的文件、材料中最早提到大纵深作战思想。
1929年苏联实行改建武装力量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后，着手制订更有效的、适应时代要求的武装斗争方法。这些重要的任务由工农红军司令部，首先是作战部承担。
同年，特里安达菲洛夫在其呈送的报告中，提出把坦克编成三种坦克群，用来压制敌配置全战术纵深。1929年野战条令反映了特里安达菲洛夫对坦克使用的观点。工农红军摩托化和机械化部副部长К．Б．卡利诺夫斯基也仔细研究了各种坦克群的战术。这实际上奠定了以诸兵种合同作战为基础的大纵深战术的首要前提。特里安达菲洛夫在这一年还出版了专著《现代集团军战役的特点》，该书对大纵深战役理论的创立具有重要意义。
1930年初，伏龙芝军事学院根据大纵深战斗的新原则进行了图上和现地战术作业，为在全军推广这些原则起了重大作用。
1931年，特里安达菲洛夫向工农红军司令部呈送了阐述大纵深战斗和战役基本观点的《军队改建后战术和战役法基本问题》。在高级指挥人员范围曾对此报告进行广泛讨论。
1932年4月20日和5月20日，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听取了叶戈罗夫题为《新阶段工农红军的战术和战役法》的报告提纲。不久，以报告提出的原则及来自部队的反映和意见为基础，撰写了《关于组织大纵深战斗的临时指示》，经陆海军人民委员批准后作为正式守则，于1933年2月下发部队。
1932年，伏龙芝军事学院战役系开始上大纵深战斗战术课。学院印发了讲义。大纵深战斗理论初步形成。由于这一理论已触及苏军战役法一系列基本问题，该系在1931年秋季开始对大纵深战役理论进行同步研究，并在1932年开设了关于现代大纵深战役新问题的课程，编写了题为《突击集团军大纵深进攻战役》的第一个图上战役想定，分发其他学院和各军区司令部。在该院印发的《大纵深战役原则》著作中，开始阐述大纵深战役实施样式和方法的应用理论。
1933年，伏龙芝军事学院战役系进行了大规模战役性军事导演，并就大纵深战役若干原则问题产生了争论，主要焦点是摩托机械化集群能否在敌正面前及在敌战役纵深脱离诸兵种合成兵团独立行动。
1934年12月，新成立的国防人民委员部所属军事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确定大纵深战斗不是作战类型，而是进行各种战斗行动的新样式、新方法。伏罗希洛夫在致闭幕词时指出，“任何战斗都称为大纵深战斗……现代战斗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大纵深战斗。”工农红军司令部根据此次会议决议，制定了《大纵深战斗守则》，于1935年3月9日由苏联国防人民委员批准颁发。
1936年，颁布新野战条令(《暂行野战条令－36》)，该条令充分反映了大纵深战斗和大纵深战役的基本原则，被认为是制定大纵深战斗和大纵深战役理论的最后步骤。在当时的苏联军事著作中，大纵深战役被视为在主要突击方向作战的突击集团军进行的战役。
1937年发生了肃反扩大化事件，殃及军队大批高级指挥人员。对创立大纵深战役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布柳赫尔、亚基尔、乌博列维奇、谢佳金、格里亚兹诺夫等将帅相继被杀害(叶戈罗夫殁于狱中)，这一理论遭到怀疑，他们写的所有作品都被禁阅。总参谋部军事学院也停止了对大纵深战役基本问题的研究，有的原则，如摩托机械化兵团在正面前行动和向纵深发展突破，遭到否定。在西班牙战争及苏联出兵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之后，苏军甚至解散了机械化军这种大纵深战役的地面主要突击力量，停止发展轰炸航空兵这种空中主要突击力量。总之，1937－1938年苏联军事理论出现了无所适从的情况，对大纵深战斗和大纵深战役的研究遭受了严重挫折。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由于德波战争实际上就是一种大纵深作战样式，特别是半年以后，西欧战事显示了高水平大纵深战役的特点，苏联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开始意识到，苏军对现代战役大纵深样式的研究是正确的。于是，对大纵深战役理论的研究又迈出了新的步伐。同年编写的新野战条令草案在运用近期经验的基础上，对1936年条令进行了修改，明显扩大了对大纵深战斗的理解。
1940年12月，苏联召开总军事委员会会议，讨论了1939年及1940年夏季战事的总结，听取了关于现代战役特点的重要报告，决定重新组建摩托机械化军。
1941年春，对1939年野战条令草案进行了修改，大纵深战斗的概念被确定为“诸兵种合同战斗”。
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特别是从1942年起，苏军按照大纵深战役理论基本原则，展开了一系列具有空前战略规模的大纵深战役，这一理论也得到进一步发展。正如奥加尔科夫所指出，大纵深战役(战斗)理论“基本原则的生命力，在伟大卫国战争的进攻战役和进攻战斗中已明显表现出来。在战争进程中，这一理论随着苏军装备日益精良的技术兵器和武器，随着苏军组织编制和敌军防御性质相继改变而不断完善。”突破敌坚固的纵深梯次配置防御的问题得到了顺利解决。突破的速度急剧提高。军队的战役布势和战斗队形根据条件而不断变化。炮兵、坦克和自行火炮、航空兵的战斗使用日趋合理。快速集群的编组、大量集中兵力兵器和合围敌人重兵集团的艺术不断提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纵深战役(战斗)理论的基本原则在更先进的技术基础上继续发展，同时打击敌人配置全纵深、高速突破敌人防御和迅猛发展胜利的能力大大提高。
从60年代起，“大纵深战役(战斗)”这一术语在苏军正式文件中不再使用。但是，苏军对这一理论的研究并没有停止。特别是从70年代末起，随着现代军事技术的长足发展和苏美军备竞赛的加剧，苏军掀起了研究作战思想和理论的高潮，其中包括再次对大纵深战役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探讨。当时的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等军事领导人和权威学者相继发表论著，认为未来战争的基本战役样式是各军兵种联合进行的大规模战区战略性战役；“传统的大纵深战役越来越具有大纵深、立体的性质”，“现代战役的规模不仅要以正面和纵深来计算，而且要以高度来衡量”。为了增强对敌人纵深的突击力，苏军针对北约“前沿防御”战略，参照卫国战争中广泛使用的快速集群，组建了编成更大、独立作战能力更强、目的更坚决的战役机动集群。80年代初，美国陆军正是针对苏军上述作战理论发展，提出了与之相抗衡的“空地一体作战”理论。
作为本书的编者和译者，我想在结束本文前就大纵深战役理论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说几点看法。
大纵深战役理论是由线式战略过渡到大纵深战略时代的先进理论，它翻开了苏军战役法理论中新的一页，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苏联军事理论思想的最大成就。正如苏联军事理论家所说，苏军带着这一理论参加了卫国战争，并且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战后，这一理论又得到了新的发展。因此，它在苏联(俄罗斯)军事学术史上无疑占有很高的地位。
大纵深战役理论的许多原则对俄罗斯军事学术的发展仍然具有很大意义。在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迅速发展的条件下，俄罗斯有一些激进的军事理论家对未来战争和进行战争的方法提出了过分超前和基本否定传统战法的观点。例如，有人认为，未来战争中“必须停止使用陆军集团及其兵力兵器”，“战术、战役甚至战略地区和翼侧将会消失”，“诸如‘正面’、‘后方’、‘前沿’这样的军事术语也将失去其传统的涵义，被‘必须消灭’或‘没有必要消灭’所代替。”这些论述使人们很自然地回想起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苏联领导人强调“核毁灭、核威慑”、贬低常规兵力特别是陆军作用的言论。对此，俄当代最负盛名的军事理论家加列耶大大将颇不以为然。他曾专门著文谈了以下观点：未来战争主要是局部战争，但不一定都是高技术战争，由于各国实力不同，常规战争仍然是常见的基本样式；高技术武器将大显身手，空天部队等将占据未来战场的主导地位，但20世纪的一些传统战法和现代军队最基本的军种陆军决非可有可无。这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无异于表明，包括大纵深战役在内的先进的传统战法，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被采用。当然，对这种战法必须根据新的物质技术条件不断进行创新。
大纵深战役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本身，可以为人们进行战略、战役和战术思维提供启迪。我军读者在阅读本书所选的苏军将帅和军事理论家几十年前的论著时，也许会产生某种亲切感和共鸣。
赖铭传
2006年10月30日
于北京西山
